第二章 我在上海的学校生活

1939年我上初中了

1937年七七事变抗日战争爆发后，8·13上海抗战开始，以后日寇占领了钱塘江以北的杭州一带，眼看绍兴也危在旦夕。1937年底，母亲带着我和二哥随着亲戚一起自绍兴坐木船到宁波，然后坐海轮出海到上海租界。我们坐的是四等舱，就在船舱下层的货舱里，没有座位抢个空地挤着就地坐下。半夜上的船，没见到什么大海，只是听到烦人的轮机声。我靠着母亲睡着了，等到早上船靠上海十六铺码头时，我才醒了。母亲和其他大人实际上一夜都未合眼，因为提心吊胆地生怕一路上碰上日本兵。

上海租界里一切都是正常的，远离战争，当时称为“孤岛”。租界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公共租界，实际上是英国人在管理，又叫英租界，一个是法租界是法国人管理，除都有驻军外，还分别雇佣他们的殖民地的印度人和越南人（当时叫安南人）当警察。租界四周用铁丝网和日军占领的沦陷区隔开。租界里安全，但住房很贵，父亲在天潼路租了一间弄堂房子的“客堂间”，安了家。1938年初我就在竞立小学插入五年级上学了。

这时听到的战争，一是四行孤军谢晋元团长率带八百壮士在苏州河畔的四行仓库里坚守阵地，一名勇敢的女学生不怕枪林弹雨给他们送去一面国旗；二是陆续从远房亲戚那里逃进租界的人嘴中听到的战争惨相；一家在南京的亲戚幸好早已逃离，但住房全被烧了；一家在无锡的亲戚，有两个大姑娘被日军抓住送给当官的强奸，其中一人试图从内河轮船上逃跑，淹死了；三是从报章杂志上看到日军残杀中国人民的照片，提着军刀拎着人头哈哈大笑的……

1939年夏，我小学毕业后，就考入育德中学。学校离家比较远，当时大哥听说那是政府秘密在租界新办的三所中学之一，教育比较正统些，就让我去了。上下学都要走半个多小时，所以中饭不能回家吃，只能在学校附近买碗面条吃，还要利用路上走的时间，背课文。

1939年，我们家迎来了我的小妹妹，她降生了，比我整整小了12岁，都属兔，成为我们家里的老四，而且是女孩，大家都很高兴。父亲为她起乳名叫惠生，纪念父亲在惠中旅舍工作10年多了，惠字也带有一些女性味。我们兄弟三个都有乳名，大哥叫庚生，二哥叫癸生，我叫幸生，大概1927年我出生前父亲从绍兴到了上海这大城市感到了幸福吧，平时习惯都叫我阿幸。很可惜惠生几个月即得病亡故了，有病当然找医生，那是一家私人西医诊所，打针吃药，治不好，父母也就认命。现在我分析，小妹妹得的是脑膜炎，头颈强直，那时家里没有常识，医生的水平也低，如果经济条件好，送大医院，也许她不至于夭折。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一口小棺材和母亲的抽泣。

1941年底，日军偷袭珍珠港，太平洋战争爆发了。上海租界则是一夜之间被日军占领了，英、法驻军没怎么抵抗就投降了。我去学校上课，正像过去学过的法国人写的《最后一课》那样，老师含着泪给我们上最后一课，以后，不少老师和一些高中同学，纷纷秘密离开学校到内地去了，学校也由育德中学改名为博文中学，其中细节，我也没有弄清楚。

我们家也起了大变化。大哥在上海商务印书馆的中共地下党支部遭到了破坏，日军把经常来我家的姓姜的支部书记抓走了（后来在狱中牺牲了），大哥是支委，当天即撤离上海，秘密转移去苏南。后来才知道中共商务印书馆地下党支部是个历史悠久的工人运动战斗团体，1927年前后大革命时期支部书记是陈云同志。大哥逃走后，留下不少进步书籍和他主编出版过的刊物资料，由父亲和二哥整理后送到父亲单位的暖气锅炉里烧掉。二哥的学校上海苏州工业学校也停课了，让毕业班提前毕业，父母让17岁的二哥非常仓促地随一个亲戚逃离已经沦陷的上海租界，去了浙西内地暂时工作，免遭迫害。由于大哥的事，父母在家日夜提心吊胆，晚上听到楼梯响，都会惊醒。幸好这位老姜宁死不屈，没有出卖组织和同志，但我们当时是不知道的。

1942年夏，我（后排左6）初中毕业于上海育德中学

我们中学开始有了日文课。虽然没谈政治，老师还是位年轻的女教师，但是同学们总是有当亡国奴的感觉，很反感，只是对付着学。苏州河桥头等要害地方，都有矮个子的日本兵端着上了刺刀的长枪站岗，还有沙袋和铁丝网，走过那里都觉得阴风惨惨。

生活每况愈下了。一方面市面经济萎缩，物价飞涨，父亲在旅馆做小职员的工薪相对越来越少；另一方面在日寇统治下控制越来越紧，如粮食按户口配给，叫户口米，质量不好不说，还常常缺货，一来了米，就要排长长的队去买，而且硬性搭配上海人不喜欢吃的面粉，老百姓叫苦连天，后来电也限制用，每户每月几度，我常常只能在小油灯下做功课。每学期学校要交学费，父亲负担不起，就让我到社会上打听申请助学金来交，记得常去申请的有《申报》助学金、绍兴同乡会助学金等，我硬着头皮怯生生地自己去奔走，总算一个学期一个学期地过来了。

后来博文中学维持不下去停办了，我转到住家附近的正中中学上学，那已是高中了。在高中我遇到了一位书教得很好的数学、物理老师，叫施汉章。他是浙江大学土木系的毕业生，江苏人，没找到对口的工作，就在学校里当老师。在他的影响下，我的数学和物理成绩在班上均名列前茅，打下了我以后有机会上大学时学工科的基础。

这时我家早已搬到北海路的荣寿里的一幢弄堂房子里，住的是间在亭子间上层的晒台搭出来的房子，用层板隔成两小间，中间过堂没有门。楼下各家生煤球炉子，木柴烟气全往我家跑。这幢二楼二底的石库门房子里大约住着10家住户，原来的灶间早租给人住了，炉子都放在走廊里，所以也没有新鲜空气可言，只是烟更呛人，我们就在门框上挂个草席挡一挡。有一个星期天，一个同学来找我，在满是柴烟中憋着呼吸，跑楼梯上来，掀开草席找到我家，他的脸憋得通红，我的脸也一下子全红了。贾谊的《过秦论》有句“陈涉瓮牖绳枢之子，氓隶之人”，我特别理解，陈涉家的门没有轴用绳子系着，恐怕是木柴门，我们虽然在上海大城市里却连木柴门也没有。抗日战争胜利后，父母才出钱请人用层板做了一个没有油漆的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