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五章 穿军衣，读大学
海鸥翱翔波涛涌，
军旅学业命双重。
风光美景无暇赏，
大连送我进京城。
1．高考遇变故，投笔从戎
在鞍山一中读高中是一件苦差事，特别是在念高三的时候，由于要准备高考，老师给学生层层加码，搞题海战术，学生非常理解老师的一片苦心，也愿意这样做，谁不想考上一所理想的大学呢？记得当时有一本流行的参考书，好像叫《升学指南》，很畅销，记不得是多少钱了，反正大家都争着买，我何尝不想得到这本书？但因家境贫寒买不起。穷孩子自有穷办法，买不起书，可以找要好的同学借书看，也获益不小。由于参考书不是自己的，因而对借来的“宝贝”更加珍惜。他人之书，为我所用，确实也解决了不少问题。
当时的高考制度和现在不一样，共分三个科，即理工科、农医科和文科。我准备报考农医类，考试课程有：语文、数学、化学和达尔文主义基础（属于生物课程）。我记得，1955年5月，高三年级的同学就停课了，开始总复习，学生们找一个僻静的环境，专心地看书学习，老师不定期地做集中辅导，解决疑难问题。这一招很厉害，也特别管用，同学们谁也不想错过这个难得的好机会，一到辅导的时间，大教室都挤得满满的，即使站着听老师讲解、辅导、解析难题，也甘心情愿。老师的苦心，同学的苦读，收获了丰硕的果实。1955年鞍山一中高三毕业的同学全部考上了高等院校。
入伍第一天
2．保送进军校，感恩共产党
正当同学们紧张而又专心地复习功课的时候，一个解放军高等院校的工作组来到鞍山一中，他们是来自大连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俄专的教师，奉命免试招收应届高中毕业生。在鞍山一中大概招收30名同学。当时我对这件事没太留意，仍然按部就班地复习功课，准备高考。我并不知道，这时很多同学都动起来了，热火朝天，纷纷报名，应征入伍，都想当一名解放军大学生，那多神气呀！
在报名日期截止前的第二天，我的好同学周从家突然找到我说，他已经报名并被批准入学参军了。我听了大吃一惊，他本来是想报考北京大学新闻系的，怎么又改了呢？而且他还劝我赶快去报名，不然就来不及了。
一个可以让人穿军衣、拿真枪念大学的军校太有诱惑力了。我当时很纠结，去吧，就得彻底改变原来选择的志愿；不去吧，又不甘心放弃当一名解放军军人的心愿，更不想驳好同学周从家的面子。还有一条很重要，那就是我从初中开始，一直享受国家助学金，现在国家保送上大学，公费读书，绝好的机会不经意地来了，哪能错过呢？经再三考虑，权衡利弊，再征得班主任肖景贵老师的同意，我毅然决定报名，当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学生，很快得到招生工作组的批准。心想，又可以和好同学周从家在同一所大学读书了。
3．入学即入伍，既是学生又是兵
1955年6月中旬的一天，我们30多个应征入伍（即入学）的同学，乘上南下的列车，向大连驶去。在飞奔的列车上，在工作组的带领下，同学们喜笑颜开，又说又唱，若有所思，暗暗勾画着自己未来发展的蓝图。沉静下来以后，我在想，这所大学究竟是什么样子？学生们又是怎样学习和生活？学员的吃、穿、住的条件如何？跟解放军战士一样吗？这许许多多的问号，在我的脑子里转来转去，我不停地思索着、想象着……经过5个小时的颠簸，列车到了大连火车站。迎接我们的是一排排穿着浅黄色军装，头戴解放帽，胸前佩戴着印有“中国人民解放军”字样胸章的老兵，他们一边鼓掌，一边喊着口号，欢迎新战友的到来。简短的仪式后，我们登上一辆大卡车，直奔学校，也就走了一刻钟的时间就到达了校园。我的第一印象是：校园还不错，宽敞的操场，整洁的校舍，宽大的教学区被高高的铁丝网围挡着，真有一种独立门户的感觉，藏在我心中的问号明晰了。
到校后的第一项任务是新兵入伍教育，按常规，学校政委严文祥同志做动员报告，他对国际与国内形势做了深刻的分析和讲解，而后，很快把话题转向中苏关系。由于当时中苏两国亲如兄弟，并肩战斗，严政委顺势大谈中苏关系的伟大意义和同学们将来担当俄语翻译的重大历史责任。（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军委决定，1958年撤销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俄专，可巧的是，严文祥政委和我同时被分配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也就是后来的航天部。严文祥在一个研究所当政委，后来晋升为国防部五院三分院的政委。我当上了一名名副其实的翻译。）
转折
入伍教育大会上，新兵提出的问题既简单又幼稚：“俄语好学吗？俄语语言美吗？当翻译困难吗？”这一连串的提问，都由任教多年的老师做出了恰如其分的回答。记得，有一位老师在回答“俄语语言到底美不美”的问题的时候，说了这样一段话，令我至今难忘：“人们都说，英语最有力量，用的地方也最多；法语语言最美，也最浪漫。我可以坦率地告诉同学们，俄语具有英语和法语的双重语言特点，既有力量，用得广，又很浪漫！”话音刚落，同学们都满足地大笑起来，顿时礼堂里响起一片热烈的掌声。这是多么生动的一堂入伍教育课啊！
4．摸底“摸”什么
为了检验同学们原有的俄语水平，入学后学校组织了一次俄语基本知识摸底考试，命题比较浅显，难度不大，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我轻松地过关了，成绩不错，受到老师的称赞。编班时，我被编到四连三排九班（班长岳书璠，学员有：肖明振、李振茂、丛德昌、宋世玉、杜有生、王幼君、宋广礼），每班八个人，三个班为一个排，排长由班主任老师兼任（记得我们的排长叫黄耿召，后来改为学生兼任排长，排长是岳书璠）。我有一个要好的老乡，营口市人，名叫于国华，他担任八班班长。毕业后，我们一起被分配到国防部五院二分院工作，他是一位优秀的笔译人才。中苏关系破裂以后，于国华改学英语，同样是出类拔萃的佼佼者，是一位资深的译审。直到今天，我们还保持着密切的联系。
在解放军军事俄专学习期间，一个排24位同学在一个教室里上课，每人一张课桌，比较宽敞。学习的课程不是很多，除了主科俄语外，还有汉语、苏联文学、政治、军事技术、武器操作、军事体育、野外作业、实弹射击以及选修课逻辑学、修辞学、翻译技巧等。
5．“开小差”为哪般
当时军事院校的管理制度基本上是学习苏联那一套，每天听号音按时作息，就连吃饭也得跟着号声走，学员们最不习惯的是出早操，不论春夏秋冬，每天五点钟起床，五分钟内着装完毕，办好“私事”，迅速到操场集合，按照教官的口令，整齐排队，跑步五千米，再回到训练场地做早操。早操很奇特，完全是学习苏联士兵的操练方法，每一节操有16个动作，一共八节，节节都很较劲，连续地跪倒爬起，一套早操下来，弄得浑身是土，满头大汗。有两位同学实在受不住了，索性溜之大吉。
在一个平常的清晨，当同学们早起出操的时候，突然发现两个同学不见了，他们的床上，整齐地摆放着学校发的军服、军帽、军鞋等。同学们猜测，八成是“开小差”了。分析得不错，他们以这样的方式不辞而别，偷偷地回家了，这可不算小事。事情惊动了学校领导，怎么处理呢？经过慎重考虑，校方认为，跑掉的同学没有带走学校发的军用品，当时又是军训期，没有进行入伍宣誓，就没有当“开小差”处理，没再追究，只是在全校大会上通报一下，引以为戒。遗憾的是，“开小差”的两人当中有一位是鞍山一中的，作为校友我真有点没面子。
6．剃光头，戴“船形帽”
对于刚刚入伍的“新兵”来说，有两个门槛儿比较难迈：一个是正式入伍以后，同学们都要剃光头；另一个是，穿军装时都要戴“船形帽”。其实大家心里都很明白，这完全是效仿苏联士兵的军规，没有结合中国的实际，生搬硬套。这些效仿苏联的东西，对于原本读高中的学生们来说，有些想不通，有的同学甚至采取了一些不够理性的做法。平静下来以后，同学们提出了具体的建议，改变一下完全照抄苏联的做法。出于对年轻人自尊心的考虑，又结合中国的国情，取得中央军委的同意，最后采取了比较切合实际的方案：“船形帽”改为解放帽，佩戴“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胸徽，剃光头改为理短发（限长度），小小的风波就这样解决了。后来，大家又扛上了军校学员肩章。
解放帽，配胸章
7．“学生—党员—排长—留学”启示录
前面提到，在入学编队时，我被编到四连三排九班，班长是岳书璠，他不但学习优秀，政治上也很积极，入学后不久就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我们排唯一一名学生党员，后来又被提升为三排兼职排长，同学们感到理所当然，一点也不意外，特别拥护他。岳书璠对我个人的帮助很大，特别是在思想进步方面，费了不少心思，他是我的入团介绍人。要知道，当时入团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经过了一波三折，才得以加入共青团。在第一次团支部大会上，有一位团员提出一个非常幼稚的问题：“你爱人都是团员了，你为什么还没有入团？”问题太简单了，但我却无言以对，也不好解释，在场的团员都默不做声。可以理解，在那个年代，又都是军人，谁愿意在这种场合多嘴呢？最后团支部大会决定，暂停讨论。我的入团问题就这样搁浅了。两周以后，再次讨论，由于岳书璠等同学会后做了大量的工作，准备充分，会议开得比较顺利，我成为一名光荣的共青团员。那天是1956年4月7日，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一天。回过头来看，这是一件多么可笑、多么不可思议的事啊！毕业时，由于岳书璠同学各方面表现都很优秀，荣获“一等优秀学员”称号。
出国前留个影（右为岳书璠）
岳书璠的优异表现，得到了国家的认可，1958年他被派往苏联留学，学习土耳其语，后来成为我国优秀的军事情报人才。岳书璠留苏期间，我们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他在苏联学习，对国内情况不太了解，我就给他写信，报告国家各方面的发展和进步情况；由于当时消息闭塞，我对苏联的情况了解甚少，他就把苏联社会方方面面的信息告诉我。苏联优越的社会制度、富庶的生活、美丽的环境着实令人羡慕和向往。我清楚地记得，当时的中国人曾经喊出这样的口号：“苏联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现在看，错了。
在与岳书璠的长期通信中，他一直抱怨自己的俄语水平提高太慢，不能用俄语与我通信交流，成为憾事。后来，我坦白地告诉他，用中文交流挺好的，既方便，又明白，更亲切，中国人就应该进行中国式的通信交流，他高兴地默认了。此后，我们一直保持着中文通信联系。他学成后回国，分配到总参的一个情报部门工作，由于保密的限制，我们的联系反而少了。听朋友说，他被授予大校军衔，业务能力很强，已成为权威专家。
8．指导员和他的气枪
解放军军事俄专的教学单位是按照连队的建制编排的，设有连长和指导员两个领导岗位。毕业时，我们的指导员叫金公香，上尉军衔，他曾经在苏联留学，回国后到解放军军事俄专任教，后来改做政治工作，当我们连的指导员。同学们都很喜欢他，原因很简单，一方面由于他做思想工作耐心细致，同学们有思想问题都愿意找他谈心，求得解决，心情舒畅地学习和操练。年轻人喜欢他，还有另外一层原因：金公香从苏联回国时，带回一支气枪，同学们都想试着玩一把，金公香毫不在意，有求必应。说来事正逢时，当时正是“大跃进”的年代，“除四害”打麻雀成了年轻人乐于参与的活动，名正言顺地向指导员借鸟枪用用，当然不算过分。结果那几天，同学们排着队向指导员借枪打鸟，直到把子弹（实际是铅做的颗粒）打完为止，这样的好时机我自然不会错过，要知道，我还是我们连队的射击高手呢！我曾经荣获优秀射击手的光荣称号。
我们的连长叫谢文元，是个大好人，官兵关系融洽和谐，他从来不训斥部下，有问题时总是以理服人，商量解决，不以势压人，平时生活中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没有隔阂，因此大家都很喜欢他，愿意和他谈心，交流思想。但是在训练时他绝不含糊，要求特别严格，如果哪个同学动作做得不够规范，他会严厉地批评，甚至“动手”，不客气地纠正你的动作。记得有一次在军训时，大家集合排队，同学们没太在意，有些散漫，队伍稀稀拉拉，很不整齐，谢连长以他的方式发火了：“看看你们的队，排得多直啊！跟棍儿一样，但是枣木的！”同学们很不好意思，理解了连长的幽默批评，马上紧张起来，队伍立刻整齐如棍儿，但已不是枣木的了。
9．解放军军事俄专培养了曹刚川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一共产生了11位国防部部长，他们是：彭德怀、林彪、叶剑英、徐向前、耿飚、张爱萍、秦基伟、迟浩田、曹刚川、梁光烈和常万全。其中第九位曹刚川是解放军军事俄专培养的国防生。他是河南舞钢人，生于1935年12月；1956年到解放军军事俄专留苏预备班学习；1957年9月前往苏联炮兵军事工程学院学习，1963年10月毕业回国，进步神速，1992年晋升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此后出任国防科委主任、总装备部部长，为我国国防建设和国防科技发展做出了应有的贡献；1998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出任中央军委委员；2002年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副主席；2007年10月担任国务委员兼国防部部长。当时曹刚川身居高位，不便交往。有一次，在中央军委“八一大楼”召开的一次会议上我有机会见到了他，他穿着整洁的军装，佩戴上将军衔，已近70岁的曹刚川显得沉稳庄重、平易近人。见面时，我们热情握手，亲切交谈，毫无陌生的感觉。他问及了学校领导和同学们的情况，我根据自己所知，做了最简捷的回答。接着我开了一个玩笑：“在我们同学当中，你的‘官’最大呀。”他听后，稍作思索，拍了一下我的肩膀，机敏而幽默地“反驳”说：“不，你的‘官’比我大，无冕之王呀！”逗得在场的同志哈哈大笑。这次交谈是简短的、愉快的，我感到很亲热、很平和，没有距离感，曹刚川还是那个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俄专平凡的国防生。
我参加的那次会议是“全国国防教育系列活动”组委会、评委会成立大会，曹刚川担任主任，我是委员。曹刚川代表国务院、中央军委对本次国防教育活动表示热烈祝贺，要求“教育活动，要以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不断充实和完善国防教育内容，创新教育方法，增强时代感，使国防教育工作更扎实、更有成效。”那次活动搞得确实很红火，很成功，有八千多万人参加，八千多人获奖。活动如此成功，国防科普委员会主任、本次活动的副秘书长林仁华同志功不可没，他的无私奉献、任劳任怨和敬业精神受到军内外领导和同志们的一致好评。
10．夜行军：“丢盔卸甲”，“丑态”百出
在学校过军事生活，紧急集合和夜行军是常有的事，但在惯例中，时而也有意外情况发生。记得有一次，严厉的教官把学员们领到楼顶，让我们观察远处一棵高高的大树，并且要求大家记住那是什么地方，我们这些刚入伍的“傻”兵们不以为意。熄灯号声响过，各自睡觉去了。大约半夜时分，紧急集合号声突然响起来，正在熟睡的同学们赶快起床，全副武装，到操场集合。教官一声令下：“夜行军开始，目标——白天看到的那棵大树，限定30分钟之内，全体学员到大树旁边集合，要各自为战，单兵间保持距离，不准相互联系和通话，更不能惊动村庄的百姓。”演习开始，全连100多名同学一个个分头放行，间隔5秒钟。这看来似乎很简单的演练，但进行过程中，却演绎出了不少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有人路过村庄时，被农家饲养的狗追着叫咬，吓得四处躲藏，不敢作声；有的人为了赶时间，慌不择路，不小心掉进粪池里；有的人走错了路，找不到方向，越走越远；也有的人虽然找到了目标，但已丢盔卸甲，原来成套的全副武装，现已缺三少四，我属于这种人。30分钟时间到了，高高的树上，亮起了照明灯，清点一下人数，按时到达者不到80％。其中完全合格的只有50％。再看看那些迷失了方向或者遭遇了不测的“战士”，猛然发现山包上那棵大树上的探照灯，赶紧向这边前进，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总算聚集在由策划者预先设定好的高地上。此刻，距离开拔时间，整整是一个小时。教官讲评说，演习比较成功，因为这是第一次，出点问题是难免的，打一仗，进一步嘛！教官说得很对，在后来的几次演习中，同学们都百分之百地完成了任务。
11．手持空枪站岗，啥感觉
军校也是军队。站岗、放哨、值班那是必须的，但它和野战部队也有不同的地方，管理比较宽松。站岗、放哨，首先要配备枪支、弹药，学会使用方法，还要进行安全纪律教育。我们这些学员入伍宣誓以后，每个人授予一支苏式步枪，之所以叫它“苏式”，是因为它是仿照苏联的产品。这种步枪的口径为7.62毫米，射程多远，记不得了。年轻的同学们领到心爱的步枪，心里高兴极了，扛在肩上，显得十分神气。
教官在每周两节的军事课上，向学员们讲解步枪的工作原理、武器性能、使用方法以及维护和保管它们的纪律要求。为了让学员们熟练地掌握步枪的使用规程，在课堂上，教官要求每个学员必须学会手中枪支的分解、结合，而且有时间限制，在规定时间内必须完成，后来发展到“盲拆、盲装”，不到一分钟就能拆装完毕。
但谁也不会想到，就是这样平常的操练，居然也出现过危险。有一天，同学们正在摆弄手中的步枪，突然听到一声枪响，子弹打中了教官的小腿，意外情况发生了，真可怕呀！后来调查发现，不知道什么时候、什么人把实弹当作“空炮弹”带进了课堂，发给了学员，装进了子弹夹。一声枪响，打中了正在授课的教官，这是多么大的责任事故啊！最后责任人受到了严厉查处，弹药库的管理也更加严格、规范。幸运的是，这次险情没有发生在我们班，但教训非常深刻，在以后的训练中，每个人都谨小慎微，循规蹈矩，不敢轻举妄动。
也许是“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缘故，后来我们在执行站岗、放哨任务的时候，一律不准持装有实弹的步枪。拿着空枪站岗，我们心里挺不踏实的，但慢慢地大家也就习惯了，心想，外边的人谁知道啊！
除了在军营区站岗、放哨以外，我们还有在宿舍里值夜班的要求，两个人轮岗，各四个小时，有一张办公桌，可以坐着看书。我们学校的好政委严文祥同志，几乎每天夜里都到宿舍查铺，察看同学们的睡眠情况，给睡觉不安稳的同学盖盖被，整理一下衣物，还叮嘱值班的同学，好好关照熟睡的同学们。每逢轮到我值班，觉得这是一个学习的好机会。我为了学好俄语，身边一直放着一本原版俄语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值夜班正是安静读书的好机会，一年多下来，尽管碰到不少难题，但我基本上还是通读了一遍这本俄语原版小说，收获不小。既记住了不少俄语单词，也学会了许多地道的俄语表述方法，这对于我参加工作以后，能够很快胜任俄语口译起了不小的作用。但遗憾的是，在“反修”和“文化大革命”期间，谁敢保留俄语小说呀？我心中的“宝书”无辜地被毁了，这是一件令人伤心的不堪回首的往事。
12．“宠儿班”与“校花连”
解放军军事俄专有两个特殊的“支队”，一个是留苏预备班，另一个是号称“校园花”的女生连。留苏预备班在学校被戏称为“宠儿班”，这个班的学员基本上都是从部队抽调来的不同级别的干部，学习一段时间后留学苏联，为我国国防建设培养高端的军事人才。这批人员中，从准尉到大尉（20世纪50年代，学习苏联的军衔等级，配有这两种军衔），各种军衔都有，也有少量的校级军官。记得其中有一位30岁左右的少校军官，着实让我们这些扛着学员肩牌的年轻人打心眼儿里羡慕，期盼着有朝一日也尝尝当校官的滋味。这个愿望不少人实现了，有的同学甚至被授予上将军衔，当上了国防部长，书中提到的曹刚川同志就是这个留苏预备班的学员，其他被授予校级军衔的军官的也不在少数，可惜我晋升到上尉军衔时，就因国家的战略需要，部队集体转业了（即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集体转为国家第七机械工业部），但我并不遗憾，不穿军装，照样可以追逐伟大的航天梦想。
解放军军事俄专的女生连被同学们风趣地称作“校园花”，这拨年轻的女兵，朝气蓬勃，魅力十足，只要她们一出现在演练场上，立刻会牵动男兵的眼球。然而，军校的纪律是非常严明的，男女生之间禁止有任何交往，说话、打招呼都成了禁忌，即使是男老师，也只是教课而已，不准有非分之想。这些女同学更为朴实、纯真，看不到她们有任何个人行动，埋头学习是她们唯一的神圣职责。在那个年代，在这块土地上，男女生之间没有互动、没有爱情，只能各自为战，走又红又专的道路。严格的纪律确实见到了“成效”，一直到女生连毕业，同学们都“清白”地走出了校门，没有溅上任何“污点”。而留给大家的是一个美丽的笑话：在女生连毕业的时候，学校召开了一次盛大的欢送会，学校政治部主任赵栋，宣读了热情洋溢的欢送词，赢得了热烈的掌声。欢送会结束时，赵主任又特意补充了一句话，这一席话，令在座的所有同志都印象极为深刻。他说：“为了欢送各位女同学高兴地离校，晚上为大家放映匈牙利电影《不称心的女婿》。弄得全场哄堂大笑，成为解放军俄专的传世美谈。
13．年轻教授猝死，校园一片哭声
在解放军军事俄专，有一位年轻的教授，叫楼湘江，40多岁，教学经验非常丰富，善于改装俄语的各种句型，可以用特别灵活的方式，把表达同一内容的俄语句形，变换成不同的句子形式，大大减轻了同学们为记住某一个较长的句子而费尽心机的劳苦。他经常教育引导学生说：“学俄语不能死背硬记，要正确理解一个单词或词组的基本意思，学会同义单词之间的对等互换，同样的内容可以运用不同的表述方法，不必为记住某一个单字而绞尽脑汁，这样学习俄语就活起来了。”楼湘江教授的教学方法在全国也是比较有名的，当时有一本杂志叫《俄语学习》，经常刊登楼教授的关于俄语教学方法的文章，同学们总是抢着看，当然，我也是它的忠实读者。同学们都很敬重楼湘江教授，打心眼里喜欢他、敬佩他、爱戴他。
就在同学们努力学习楼教授教学方法的时候，一件不幸的事情发生了。那天我们的连长显得格外郁闷和痛惜，他实在不愿意告诉同学们，大家拥戴的楼湘江教授去世了。事情太突然，老师们难以接受，同学们更是悲痛万分，上课的心都没有了。事后，指导员讲述了事情的真相：那天上午，老师们正在会议室开讨论会，楼湘江教授用钢笔不停地记录着，一不小心，手中的钢笔滚落到地板上，楼教授顺手屈体低头去拣，刹那间悲剧发生了，楼教授身不由己地晕倒在地板上，不省人事，在场的老师们赶紧叫救护车，去医院抢救，但无济于事，是突发的脑出血夺走了老师的生命。这令人悲伤的意外惊愕了全校师生，校园里到处是惋惜声。在追悼会上，哭声一片，会场淹没在悲戚的哭声中，告别仪式结束了，可是老师们、同学们、战友们久久不肯离去。楼湘江将永远活在我的记忆中。50年前的情景，我至今难以忘怀。
14．可敬的苏联女教师——维拉
为了进一步提高俄语的教学水平，更好地掌握地道的俄语发音规律，解放军俄专特聘了一位苏联籍女老师，她是大连造船厂外请的苏联专家的夫人，名叫维拉·瓦西里耶夫娜·涅兹娜诺娃，时年30多岁，莫斯科人，长得很漂亮，说一口流利而标准的俄语，中文也说得不错，她很喜欢跟中国人交流，练就了俄语同中文混着说的本事。受到了同学们的热捧，经常围着她团团转，只要有空闲时间，总不会放过跟她多说上几句俄语的机会。同学们都知道，要想学到地道的俄语，必须多和他们打交道，一时间，维拉成了解放军军事俄专的大忙人。
敬爱的维拉老师
中国的老师们也常常找她，研究、解决教学中的一些疑难问题，维拉从来不推迟，她总是尽自己所能，与中国老师一起探讨俄语教学的方法。慢慢地，大家都混熟了，同学们就请她教唱俄语歌曲，她痛快地答应了。这可是她的长项，维拉有一副好嗓子，唱起歌来，不但发音标准，而且歌声优美动听，很有磁性，吸引着很多二十几岁的年轻人。同学们既学会了唱歌，又学到了标准的俄语。我们当时跟她学唱的俄语歌曲《莫斯科郊外的晚上》《莫斯科——北京》《苏联红军进行曲》《干杯》《喀秋莎》《火光》《红莓花儿开》《歌唱祖国》等，我今天还能唱上几段。
15．“平时计分”，这是哪家的规矩
在20世纪50年代，每个学生都有一本沉甸甸的计分手册，采用5分制，记录学生的学习成绩和个人表现，解放军军事俄专也不例外。1958年夏天，总复习开始了。即将毕业的同学们面临大考，十几门课程要在一周内考完，时间非常紧迫，但对我这个向来不惧怕考试的学生来说，却习以为常，胸有成竹，早已做好了上“战场”的准备。考试开始了，笔试、口试、俄译汉、汉译俄、政治理论、军事技术，等等，轮流上阵，是煎熬，也是展示，气氛倒也平静。
没过几天，结果出来了。不出所料，十几门课程，我的考试成绩全都是5分。心想，拿一等优秀学员，肯定没问题了，这是我憋了多年的梦想，我看重的不是物质奖励，而是这份荣誉。但出乎我的预料，在我的计分册上，在“政治理论”一栏里，却明白地印上了“4”分，我失望了。
老师解释说：“政治课是要有‘平时表现’计分的，你是‘4’分，和笔试加起来，你的政治课平均分数是4分。”我恍然大悟，我多年的梦想瞬间破灭，只能无条件地接受“二等”优秀学员的称号，因为我知道，学校明确规定，一等优秀学员必须所有课程全部5分。话说到这儿，我在想，我的平时表现，究竟哪里被扣掉一分呢？后来听要好的同学说：“大概是因为你平时不太过问政治，看报太少，关心国家大事不够……”我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正如政治课老师经常教导我们的，学习政治理论的目的，就是“学习理论，提高认识，联系实际，改造思想”，说起来，还真有几分道理呢！
16．反“右”派害了不少好人
20世纪50年代末，全国掀起了反“右派”斗争，解放军军事俄专也不例外。老师、学生们都经受了这场政治运动的严峻考验，不少特别有才华的老师和学习成绩很优秀的同学，被加上许多莫须有的罪名，打成“右派”，送往东北黑龙江省一个农场进行劳动改造，经受20多年的煎熬和磨难，内心的苦楚可想而知，人的一生能有几个20年呀！
我们三排有三位同学被划成“右派”，真是天大的冤枉啊。有一位同学就是因为他炫耀过其祖父在清朝时期戴过的官员帽，被批判为有“复古思想”，妄图为旧制度翻案，是封建社会的孝子贤孙，结果被划成“右派”，这样的冤枉事太多了。
在反“右派”的时候，我也曾经说过一些“不恰当”的话，写过一些批评领导的大字报，比如，说过“大跃进的产品质量不高”“向苏联学习不能太教条”“大炼钢铁不应该把老百姓家里的铁器给收了”等。好在在运动后期，对“右派”进行定性时，指导员高抬贵手，认为我只是说了一些“错话”，构不成“右派”，我逃过一劫。我要感谢指导员金公香。
在残酷的反“右派”的政治斗争中，很多人的思想都是麻木的、唯命是从的，了解实情的人也都选择了沉默，好多不为人知的事都是后来知情人在无关大局的情况下告诉我的。
17．毕业的纠结，向哪里去
1957年，接到中央军委命令，1958年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俄专，自然，校方事先已经知道上级的精神。在正式宣布中央军委的命令时，同学们感到很突然，一时思想比较混乱，不知所措，好在那时的年轻人思想比较简单，当兵的人就是要“哪里需要哪里去，哪里艰苦哪安家”。其实，学校领导早有准备，给同学们选了三个方向：一是正常上课，按时毕业；二是报考军内的其他高等院校；三是转业到地方，直接参加工作。
三种选择对我来说是艰难的，一时拿不定主意。转业参加地方工作，确实很现实，可以赚钱养家，解决眼下的家庭生活困难，好心的同学们也都劝说我，选择第三条道路。我很为难，放弃学习俄语是很残酷的，两年多的时间就白白地葬送了，实在可惜，况且自己觉得，俄语学得还不错，舍不得就这样丢掉它。第二条道路，我不敢去想，它要从头再上一次大学，再学四五年，我的家庭条件是绝对不允许的，自然放弃了。
权衡利弊，征得领导和家里的同意，我选择了第一条道路，留校继续学习到1958年，我们毕业了，学校也解散了。我选择第一条道路，指导员金公香起了关键性作用。他对我的家境非常了解，觉得我念书也不错，多读一年书，保留军籍，毕业以后，收入可能更宽裕些，对于照顾家庭是比较有利的。后来的实践证明，指导员的预判是完全正确的，我要真诚地感谢他。顺便说说，我的好同学、中学时的球友周从家，他选择了第二条道路，考进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军医大学，1962年毕业，成为一名优秀的军人医生。
大学毕业班（前排居中者为维拉，后排左四为作者）
我还有一位好同学，叫宋世玉，他走的是第三条道路，转业到地方，在沈阳八一中学从事教学工作，教政治课。记得我们第一次在他任教的学校见面时，大家都笑得合不拢嘴，谁会想到，在解放军军事俄专一向不问政治的学员，居然也能讲政治课，但这是事实。解放军军事俄专不愧为一所培养全面人才的大学校。
若干年以后，陆玉洁利用出差机会，专程到八一中学看望宋世玉时，在场的老师都悲痛地说，他已经离开人世了，但谁也说不出是什么原因。我听到陆玉洁的述说后，十分伤感。我绝不会忘记，在我最需要的时候，是宋世玉同学在沈阳为我购买了俄语版的《火箭技术导论》一书，它对于我后来的专业学习和翻译工作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至今我仍然精心地保存着这本书，还有那封他写给我的充满友爱且热情洋溢的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