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 难忘学友情

第四章 难忘学友情

1.球友轶事,爱子得名

周从家是我的铁杆好同学,我们不仅是亲密的好学友,还是篮球场上配合默契的好伙伴。球友当中还有一位要好的同学,他叫苏德元(高中毕业后,他考入中国医科大学,此后再无联系),三个人加在一起,自称“忠实的朋友”(源自于当时一部热播的苏联电影《忠实的朋友》)。三个人的球技虽然都不是很高,但共同的心愿把我们紧密地连在一起。我们自己做球衣,凑钱买篮球,不断扩大队伍,还给球队起了一个很有文化品位的名字,叫“艺枫”篮球队,这个小小的“娃娃”组合,在学校自然当不了校队,但却常常出现在“站前公园”的篮球场上,与不同组合的球队打“野球”。虽然球友们都不够专业,但都严格地遵守着打“野球”的规矩。比赛采取淘汰制,先输掉五个球者,自觉下台,等候的球队接替上场,跟赢者继续战斗,这样轮番上阵,很是紧张激烈,围观的群众很多,不时响起热烈的掌声和欢呼声,为队员们叫好、喝彩。

球友(前排右一为苏德元,后排右一为徐大仕,左一为周从家)

我们的“艺枫”篮球队,比赛中赢多输少,在这块场地上小有名气。由于打“野球”都是利用放学后的时间,太阳一落山,球场没有灯光,战斗也就结束了。这样的打“野球”活动,我们一直坚持到高中三年级。有趣的是,1955年4月21日,我们的儿子出生了,起个什么名字好呢?我一时拿不定主意,一位队友听到消息后,稍作思考,提出一个特别有创意的建议:“就随着我们球队名走吧,叫‘艺枫’好了。”后来,家里人听了,觉得挺新鲜,很有创意,高兴地采纳了队友的高见。儿子长大了,觉得“宋艺枫”这个名字很有品位,就不改了,一直叫到今天。

2.两个馒头惹风波

在鞍山二中、鞍山一中读书期间,我一直享受国家助学金,虽然钱数不多,但对于一个中学生来说,还是够用的。既然享受了助学金,花钱就不那么“自由”了,要十分谨慎,稍有闪失,就很可能被同学质疑。有一天中午,因为我没有带午饭(每天带的午餐基本上都是高粱米饭加咸菜),就到小卖部买了两个馒头吃,无意中被同班的同学看到,这可惹了大麻烦。在班会上,受到了几个较真儿的同学的严厉谴责,那架势真有点像“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大批判会,不分青红皂白,不讲情面,火药味儿十足,难听的话多极了:“拿着助学金还吃馒头呀”“吃得起馒头的人不该拿助学金啊”“助学金不应该发给这样的同学呀”等,有的人甚至主张,干脆把我的助学金给停了。当时,十几双不肯原谅我的眼睛恶狠狠地看着我,好吓人呐!我真的有点害怕了。正当大家七嘴八舌,步步进逼的时候,有一位女同学勇敢地站起来,力排众议,说了几句公道话:“享受助学金就得一辈子吃高粱米饭?吃一次馒头就得停发助学金?我觉得不应该这样对待宋广礼同学,再说了,那天他确实没带饭,又到哪里去买高粱米饭呢?总不能饿着肚子上课呀!”班会上又争论了一阵子,平静下来,最后班主任老师拍板,采纳了这位女同学的意见,我继续享受助学金。从此,我在各个方面都更加检点,谨慎做事,专心读书,不让人家“抓辫子”,一直到高中毕业、参军都平安无事。

这位女同学的名字叫魏若莲,是我们班上学习成绩拔尖的好学生,我将永远记住她,多谢这位敢于说公道话的好同学。1993年,鞍山一中校庆70周年集会时,本想能够见到魏若莲同学,和她叙叙旧,聊聊38年前的往事,真诚地谢谢这个“小大人”为我说的公道话,也要“评评”那些不懂事的孩子们的举动,他们太“天真”、太“幼稚”,太会为国家“着想”了。但是令人失望的是,那次集会我没有见到魏若莲同学,遗憾地错过了面谢的好机会。

3.好同学亲如兄长

在鞍山一中读书时,还有一位好同学不能忘记,他是我们班的班长,大我一岁,不要小看这一岁,他因此当上了我的好哥哥,处处关心我、照顾我。他了解我的家境,节假日就带我到他家去住,他的父母对我很好,安排好住宿,给我们做好吃的,节假日过得很快乐。

这位好同学名叫齐祥元,由于身体原因,他高中毕业后没有考大学,分配到一个建筑单位工作。对齐祥元来说,虽然没考大学,但他个人的艰苦努力和顽强拼搏精神令我钦佩。参加工作不久,齐祥元就走上了领导岗位。2002年我们有幸在哈尔滨再次会面时,他已经晋升为黑龙江省公路建设局总工程师。

亲密的学兄齐祥元(左)

年岁大了,见面喜欢回忆往事和年轻时的同学。齐祥元第一个说起的是黑龙江省海林市科委主任张铁籓,老同学见面心切,随即动身,驱车200多千米,来到优美宜居的城市海林,受到好学友张铁藩、刘振琴的热情接待。我们愉快地畅游镜泊湖,参观名胜古迹和自然景观,十分惬意,仿佛回到了中学时代。老同学相见,虽然我们都年过花甲,但朝气不减当年,感觉分外亲热,简直像一群中学生,又“闹”在一起了。同学们忆往事,品当下,望明天,无所不谈。在鞍山一中时的一件件往事自然成了我们聊天的主题。在好同学张铁藩和刘振琴的陪同下,我们整整玩了三天,但仍然游兴未尽。当我们不得不离别时,老同学难舍难分,盼望着有机会再相见。

做客同学家(后排左起:刘振琴、张铁藩、作者、齐祥元)

回程,在开往哈尔滨的高速公路上,我们乘坐的吉普车飞快而平稳地行驶着,当路过一座漂亮的公路大桥时,齐祥元有意识地让车停下来,他缓慢地走出车门,让我观赏一下这座漂亮的公路大桥。聪明的司机明白了“首长”的用意,不等齐祥元开口,就笑眯眯地告诉我:“这座大桥可是黑龙江省有名的建筑项目,它是我们齐总主持设计、建造的。”我明白了,原来如此,赶快在桥前合影留念。

4.驯鸽、养鱼高手——我亲密的伙伴

我和夏桐生是解放军军事俄专的同学,到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以后,我们又一起被分配到二分院一支队,而且同为导弹地面电源设备专家的翻译,我们相处得非常融洽,配合默契,不分彼此,互相帮助,不经意地轮流为苏联专家做翻译。碰到问题,商量解决,从未出现过任何差错。

好搭档夏桐生(右一)

1959年,夏桐生分工陪同的苏联专家萨斯拉夫斯基,由于苏联方面的原因,提前撤离中国,夏桐生的工作也有所调整。从此,我开始单枪匹马,孤军奋战,完成我的后续任务。但是,我跟夏桐生的交往并没有因此而中断。由于我们各自工作岗位的不同,因而谈话和交流的内容更加丰富多彩,形式更加灵活多样,来自四面八方的信息丰富充实了我们单一的军事生活。

夏桐生为人忠厚,心态平和,交友广泛,我是他家的常客,他的父母和兄长对我都很亲热,从不把我当外人,在他们家逗留毫无拘束之感。夏桐生喜欢饲养和平鸽和金鱼,饲养水平相当高,小生灵被他驯得活泼可爱,着实惹人喜爱。他们家的这两款“心肝宝贝”,在街坊邻居中颇有名气,常常吸引着孩子到这里逗它们玩,寻找乐趣。我喜欢和平鸽和金鱼,更亲近我的密友夏桐生,这也是我经常到他家里做客的主要原因。

在我们的同学当中,夏桐生是晚婚的典范。他三十来岁才结婚,这在当时并不多见。“好饭不怕晚”,他很幸福,等来了一位漂亮而贤惠的小媳妇陈文荣,家庭美满和睦,同学们都很羡慕他。陈文荣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光荣的一员,而夏桐生却变成了一位地道的脱掉军装的“军哥”。

5.赵纯伟的遭遇,女儿鸣不平

我在鞍山实验小学读书时,感觉好极了。老师知道我是孤儿,对我格外关照,同学间互相关心,互相帮助,关系很融洽。我有一位好同学,叫赵纯伟,他经常约我到他家去住宿,他母亲是一位十分慈祥、善良的女性,了解到我的身世以后,对我非常疼爱,细心照料,安排住宿,给我们做好吃的,讲《三国演义》《水浒传》等故事,像对待亲儿子一样照顾我,我永远不会忘记这位不是妈妈但又胜似妈妈的亲人。我和赵纯伟一直同学到高中毕业,享受着和他同样的母爱。

初中学友(前排右二为赵纯伟,后排左二为作者)

我的好同学赵纯伟一生坎坷,大学期间学的是古汉语专业,成绩优秀,是名副其实的高才生。不幸的是,读大学时他被打成“右派”,劳动改造若干年,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才平反。分配到鞍山师范学院任教,教古汉语,经多年周折,60多岁时才被评为教授。1993年,在我们母校鞍山一中庆祝建校70周年时,我们有幸见面,亲热极了,有说不完的话、讲不完的故事。在偌大的鞍山体育场的看台上,说呀,说呀,忘记了我应该坐到主席台的席位,更没听到大会主持人呼喊我就位的声音,遗憾地错过了与鞍山市主要领导见面的机会,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我深信,没有什么比孩童时期的诚挚友情更珍贵的了。为这件事,尽管我落了很多亲友的埋怨,但我觉得很值得。

赵纯伟在劳动改造期间,一位同情他的好姑娘爱上了他,帮助他,关心他,照顾他,最后走进了婚姻的殿堂,家庭生活美满,其乐融融,婚后他们生下一个女儿。漂亮的女儿18岁的时候,到北京来进修外语,曾住在我们家。讲起家事,女儿感慨万千,言谈中,她总是为爸爸愤愤不平,对妈妈赞美有加。女儿怎么也不理解,那么好的爸爸,怎么会蒙受这么大的不白之冤。这是一幕不该发生的社会悲剧,它不会重演了。在女儿的心目中,爸爸永远是最好的。

去年,从同学会那里得知,赵纯伟夫妇因病已经双双离开人世,听到这个消息,我很伤感,往事历历在目。怀念之余,写了这段文字,也算是“为了忘却的纪念”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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