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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望历史，总是有一种沉重感挥之不去，但，你还得写下去，直至完成这些文字，为了纪念过去，更为了希望未来。

现在，文中两位酷爱人文艺术的收藏家，他们本身已经被历史收藏了。既然这两个素昧平生的人鬼使神差地在这篇文字中站在一起，就难免会被我们比较一番。

王懿荣，生为人杰，死亦鬼雄，其学术成就之卓越、品格操守之清廉、气节之忠贞，使他完全可以列入本民族的先贤伟人之列。惜乎这位人格伟大者，将殉国赴难的一腔热血，献给的两位圣上之一，竟然是那个他在甲午战争期间曾经连上三奏、冒死劝谏在国家危难之际请缓办寿典而得罪过的慈禧太后，那个可以一己之私残毒天下苍生的老太婆。王懿荣绝命书中的一句“主忧臣辱，主辱臣死”，今天读来，只有化那无名的悲愤于一声长叹了。

诚然，去苛责受时空所困的百年前的古人难免不尽公平，王懿荣在绝命书中引用宋朝名臣魏了翁“主忧臣辱，主辱臣死”这句话，是因为，中国士大夫虽然以天下苍生为己任，但他们只能依附于家天下的君主专制体系，国一日不可无君，否则天下就会争战不已，致生灵涂炭。因此，在朕即国家的年代，忠君即忠于吾国吾民。在百年前王懿荣和克拉克的时代，部分人类社会已经走出君主专制的历史峡区，迎来一片广阔的发展之路，而晚清中国的士大夫精英们，虽然还在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而自勉，以为往圣继绝学作为文章事业，然而，他们为万世开太平的理想，简直就成了梦呓。王懿荣们作为士大夫典范的人格依然崇高，只不过，他们固守的文明核心理念已经落伍了。

我本将心向明月，奈何明月照沟渠。

晚清以降，一个又一个人格伟大的中国人死在井里，湖中、路边、牢房、刑场、战场、广场，他们成了我们的精神偶像，又鼓励后来人中出现效尤者去继续殉道，以使我们这个古老民族不至于沉沦。历史循环不已，城头王旗变幻，然而我们这片多难土地上的文明，百年来在本质上真的进步过吗？这些烈士英雄的身影，让我们无法不想起希腊神话中的西绪弗斯，他被罚推石上山，巨石会因为神咒而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令他前功尽弃，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在推动那块巨石。他是没有任何选择的：他的唯一的选择就是那块石头与那座高山。我们是也一样，我们的故国，我们的巨石与高山，那是我们唯一的选择。

但西绪弗斯们的存在对于我们这个古老社会是必要的，因为我们政治文明制度的殿堂早在两千多年前就已经按照设计图做好了，百代都行秦治，殿堂完成得早，难免处处坏朽，我们只能奉上绝好精纯的钢钉，去钉牢那腐朽欲坠的大殿，断了，就再钉上。王懿荣和他追随的前辈忠臣烈士，就像那一枚枚稀世钢钉，然而那断裂的，竟是英雄头颅，流下的，却是千古碧血。我们这个文明古国付出的代价，是不是过于高昂了？

确实，在我旅居欧洲和北美这些人类发达社会的岁月里，我不无惊奇地发现，他们的历史中，真的没有像我们这么多的忠臣烈士、道德楷模，在他们的国度，在相对完善的文明制度下，没有众生竞相去践踏破坏底线，也就不需要英雄常常力挽狂澜于危时。那么，一个时时都在呼唤道德英雄问世的社会，是不是有什么难言之隐？有多高的山，就有多深的渊，我们智慧的祖先早就发现这个世界的阴阳平衡，莫非我们真的要燃烧起如此之多的英雄之躯作为火炬，以驱赶这块土地上无处不在的黑暗？

一九八三年，一个来自王懿荣家乡山东烟台的乡党，在北京费尽周折后找到了王懿荣殉难的家院，锡拉胡同21号，却被眼前的景象惊呆了：他面对的是一个正在拆迁的工地。据史载，王懿荣殉难后，光绪皇帝下诏，王懿荣谥号“文敏”，并将其住所东院辟为“福山王文敏公家祠”，祠内立碑，碑文为光绪皇帝所写的祭文，和两江总督樊增祥撰写的祠堂记，院内井上建亭刻石：“福山王文敏殉难处”。现在，一切都被夷为平地后再起盖了宅楼。还算幸运的是，这位乡党抢在那口水井被毁掉前，捡到两块井砖，从北京背回烟台。于是，我们在大陆能够凭吊王懿荣的遗物，就只有这两块曾经感受过他渐凉体温的砖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