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在我病休一周里,接连观看的两个电视纪录片中,偶然引出的中美两位艺术收藏家的故事,似乎应该结束了。王懿荣与克拉克,前者殉难于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入侵的北京,后者游历探险于一九零八年的陕甘,他们完全没有可能相遇。我突发奇想:假如王懿荣不死,耶鲁毕业的美国青年克拉克在游历中国时,如果遇到这位学识巨渊博的中国学者,会是怎样的一幅情景呢?或许,他后来创立的艺术中心就会有一大批来自中国的人文艺术藏品?不管怎样,这两个人如果相遇,王懿荣一定比克拉克遇到的那些晚清中国官员要生动有趣得多。在《穿越陕甘》一书中,克拉克笔下一位榆林府的镇台将军,在这些外国探险考察者前往拜访时的表现是,“他当时胸闷不适,严重得连鸦片都吸不动了”,这实在是一种另类的有趣了。

我意犹未尽地继续搜索,想知道为什么克拉克会突然对中国发生兴趣,在一九零八年花大钱组织一支科学探险队去穿越中国的陕甘。那时《穿越陕甘》一书还未寄到,我就查找了维基百科上有关克拉克的英文词条,却不料一个发现让我万分震惊:一九零零年,克拉克曾作为美国军人参加过八国联军对义和团的战争!

原来,这两个艺术收藏家的人生轨迹,确实在中国近代史上一个极惨烈的时空瞬间擦肩而过。

究竟这两个人在庚子年的北京那个浴血的夏天,曾经接近到怎样的距离呢?由于网上与克拉克有关的中英文资讯里,没有找到他个人在一九零零年八国联军侵华战争中的经历,只有英文资料简单显示,他曾以少尉身份随美军参加了攻陷天津和北京的战斗。我转而寻找八国联军中的美军参与攻打北京城的经过:

一九零零年夏天,在慈禧太后的默许下,京师的义和团运动愈演愈烈。在扶清灭洋的口号下,义和团在前门外点火焚烧老德记洋货铺和屈臣氏洋药店,结果烈火乘风势迅速蔓延,烧掉了附近的铺户、民居数千间。一时京城上空的浓烟遮天蔽日,前门的箭楼也被火星点着,从窗里冒出了滚滚的浓烟,整个建筑都被烧毁。

6月20日,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前往总理衙门的途中被杀,在京的外国人全都躲入了被清军和义和团重重包围的英国公使馆,急盼天津的八国联军前来解围。

从天津出发时,八国联军的总兵力约在两万人左右,其中美军两千人。由于德、奥、意的大部队尚未到达,加上法军在前往北京的路途上消耗人数过半,所以谁先攻进北京城,实际上成了日、俄、英、美四国部队之间的角逐。

按照八国联军事先约定,四国军队准备在8月14日同时向北京城发起攻击。俄军被指派攻打东直门,日军攻打朝阳门,而美军和英军则分别攻打东便门和广渠门。谁知俄军提前一天夜间对他们认为防守薄弱的东便门发起了猛攻。俄军抢先打响战斗之后,联军协同作战的计划被打乱,其余各国军队次日仓促上阵。由于被俄军抢了先,美军不得不另外寻找攻击地点。美国兵发现在东便门与广渠门之间的一段城墙有裂缝,于是,第九步兵队一些人带着星条旗沿着裂缝攀越而上,爬上城墙,成了最先攻入外城的军队。在占领城墙的顶部后,迅即向北面的东便门推进,东便门就此失陷。

那么,王懿荣在城破之日的情形如何呢?

他以一介文官被朝廷匆匆任命为京师团练大臣,恰好负责督守后来被克拉克所在美军攻陷的东便门。王懿荣早已明白危厦将倾,独木难支,自己为国捐躯的时候已经到了。8月14日中午,英、美军乘虚攻入东便门、广渠门。14日晚,日、俄军也攻入北京。洋兵已攻入京城,清军和义和团溃散,充斥街巷。王懿荣仍然率团勇转往东直门抗敌,由于败兵塞途,人心惶乱,团勇终于也溃不成军。王懿荣知大势已去,但还是在城破坚持后,组织部分团勇“以巷为战,拒不投降”,直到晚上方才退回城内锡拉胡同家中。

夜半时分,王懿荣在家中庭院徘徊,抬头望天,焚城战火烧红的京城夜空,恐怖如血光地狱,炮声轰鸣,如阵阵丧钟动地而来。他对家人惨然而言:“吾身渥受国恩,又膺备卫之责,今城破,义不可苟生。”次日,即8月15日早晨,得知慈禧太后率光绪及王公亲贵已于早些时候成功西逃。上午10时,他语转平静地对夫人讲:“吾可以死矣!”并以楷书体在纸上一丝不乱地写下绝命词:

主忧臣辱,

主辱臣死。

于止之其所止,

此为近之。

署名是“京师团练大臣,国子监祭酒,南书房翰林王懿荣”。

绝命书现存台湾故宫博物院。

绝命书写毕,他先吞金与铜钱,却两次自杀未果,接着饮药服毒,仍未绝,于是从容投入庭院的那口早已令人挖深淘净的老井中,终于壮烈殉国,殁年56岁。谢夫人率长媳张氏相从入井而死。

屋外大街上,一队美军官兵搜索而过,有人匆匆来报:又发现有一家清朝官员自杀了。这些美国人相互望望,诧异的眼神中又有几分敬畏。他们没有停步,而是继续在这陌生和充满敌视的异国都城里,那迷宫一样的街巷中搜寻着远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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