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从文：我对这个世界无话可说

沈从文写道：“一切爱不是极其愚蠢，就是极其下流，故她把这些爱看得一钱不值了。真没有一个稍稍可爱的男子。她厌倦了那些成为公式的男子，与成为公式的爱情。”张爱玲写道：“他不过是一个自私的男子，她不过是一个自私的女人。在这兵荒马乱的时代，个人主义者是无处容身的，可是总有地方容得下一对平凡的夫妻。”爱的匮乏就是生命力的匮乏，沈从文与张爱玲恰是一体两面。只是沈从文是平视而悲悯，他为此忧伤，为此茫然，而张爱玲是冷眼旁观，波澜不惊。

很多年前，在南边漂泊，我只带着这两个人的集子。张爱玲的小说是随手抽出来读两段，句句惊艳，而沈从文是要感受全篇的氛围。在读《如蕤》的时候，我仿佛听得到他轻轻的叹息。“民族衰老了，为本能推动而作成的野蛮事，也不会再发生了。都市中所流行的，只是为小小利益而出的造谣中伤，与为稍大利益而出的暗杀诱捕。恋爱则只是一群阉鸡似的男子，各处扮演着丑角喜剧。”沈从文借这个完美的高贵的知性女子点明真正的爱情。“固执的热情，疯狂的爱，火焰燃烧了自己后还把另外一个也烧死，这爱情方是爱情！”这是如蕤所向往的爱情，也是沈从文所向往的爱情。但是在这个模式化的世界里，所有的人都已死掉，他为此焦虑，也为此忧戚。

都市里的人似被阉割了般，不如乡下人还保有自然的生命力。沈从文在这篇都市小说里只轻轻一点，并没有像劳伦斯《查泰莱夫人的情人》那样长篇巨制自然生命力所带来的蛮暴的热情。

一个贞静的女人，拒绝了所有向她献媚输诚的一群青年绅士，逃到一个小乡村后，却坦然尽一个粗卤的农夫，在冒昧中吻了她的嘴唇同手足。骄傲的妇人厌倦轻视了一切柔情，却能在强暴中得到快感。

“火焰燃烧了自己后还把另外一个也烧死”，如蕤终于遇上一个同她一样骄傲的男子，她“看他的骄傲，如何消失到温柔雅致体贴亲切的友谊应对里”，然后离去了。

眼里写了爱情，额上便刻了奴隶

有人说沈从文没有胡兰成聪明，他本可以凭着自己的清秀斯文和文坛名气，以教师为名去接近骄傲的对他看不上眼的张兆和，一边显示自己的渊博一边微笑着倾听，装出一副“懂得”来。女神张兆和也会像张爱玲一样“低到尘埃里去”。但是沈从文不是从情场历练过来的，他拥有一片赤子之心，他自我沉浸，所享受的也是这种燃烧的过程吧。只是，他烧死了自己，却始终没能点燃张兆和。

沈从文是乡下人，没读过几年书，当过土匪，当过兵，做过书记员，二十岁只身到北京，怀揣着一个文学梦，如打不死的小强坚韧地扎根在这势利的京城。他将住处命名为“窄而霉小斋”，有一次，郁达夫去看他，在寒冷的冬天，他因没有棉衣、棉被正裹着毯子坐在小斋里写作，手都冻僵了，肚子更是饿得咕咕叫。郁达夫流着泪把自己的羊毛围脖摘下来围在沈从文的肩上，再请他去吃饭，付了饭钱，又把余下的钱都给了他。

后来经过郁达夫、徐志摩的推荐，沈从文终于在胡适为校长的大学里谋了个教书的职位。这个“乡下人”第一次上课的情景至今还被传为趣谈：

第一次登台上课，沈从文既兴奋又紧张，准备的资料既充分又认真，足够他讲一个小时了。但是他抬眼望去，黑压压一片人头让他顿然慌了神，之前成竹在胸的讲义一扫而空，脑中一片空白，就这样呆呆地站了十分钟。

之后他又用十分钟讲完了本来要讲一个小时的课，再次陷入窘迫。最终，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道：“我第一次上课，见你们人多，怕了。”

学生们哄堂大笑……

而这堂课上恰有他的学生张兆和。

那么张兆和呢？

她出身富商之家，曾祖父张树声历任两广总督和代理直隶总督，父亲张吉友拥有良田万顷，还结交了蔡元培这样的教育界名流，投资教育事业，创办了乐益女中。张氏四姐妹更是个个争艳，知书达理。大小姐张元和嫁给昆曲小生顾传玠，后旅居美国；二小姐张允和，是著名语言文字学家周有光的夫人；四小姐张充和是美国耶鲁大学汉学家傅汉思教授的夫人。而三小姐就是张兆和了。四姐妹两黑两白，张兆和在学校里被人称为“黑牡丹”。

在学校里，聪明美丽的张兆和有很多追求者，那些追求者被编成“青蛙一号”“青蛙二号”“青蛙三号”……二姐张允和曾取笑说沈从文大约只能排为“癞蛤蟆第十三号”。

沈从文是从文的，追求女生自然拿出他的长项，就是写情书。他的情书文字优美，感情真挚，可是哪里打动得了张兆和这位女神？

我曾做过可笑的努力，极力去和别的人要好，等到别人崇拜我，愿意做我的奴隶时我才明白，我不是一个首领，用不着别的女人用奴隶的心来服侍我，但我却愿意做奴隶，献上自己的心，给我爱的人。我说我很顽固地爱你，这种话到现在还不能用别的话来代替，就因为这是我的奴性。

爱情把沈从文变成了奴隶，所谓情热的人大抵如此，他将一颗赤子之心全然奉上。不玩心机，毫无保留，甚至不知进退，难怪张充和为他写挽联“星斗其文，赤子其人”。

艺术家需要激情，而爱情是迸发激情最好的泉源。他的文字恰来源于他的热情，过于冷静、过于理智、全然站在边沿上不敢投入的人是不会成为诗人的，也写不出真正的文学作品来。表面上看是沈从文在投入，谁又知道他其实也在索取，从他的幻想对象中源源不断地摄取灵感。他的好多小说主人公的原型都是张兆和，比如翠翠，比如三三。

之后很多年，沈从文都称张兆和为“三三”。他说：“我这一辈子，走过许多地方的路，行过许多地方的桥，看过许多次数的云，喝过许多种类的酒，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

在爱情中，沈从文成了诗人。

却只爱过一个正当年龄的人

我见到你笑了，还找不出你的泪来。当我从一面篱笆前过身，见到那些嫩紫色牵牛花上负着的露珠，便想：倘若是她有什么不快事缠上了心，泪珠不是正同这露珠一样美丽，在凉月下会起虹彩吗？

我是那么想着，最后便把那朵牵牛花上的露珠用舌舔干了。

怎么这人哪，不将我泪珠穿起？你必不会这样来怪我，我实在没有这种本领。我头发白的太多了，纵使我能，也找不到穿它的东西！

病渴的人，每日里身上疼痛，心中悲哀，你当真愿意不愿给渴了的人一点甘露喝？

这如像做好事的善人一样，可怜路人的渴涸，济以茶汤。

恩惠将附在这路人心上，做好事的人将蒙福至于永远。

我日里要做工，没有空闲。在夜里得了休息时，便沿着山涧去找你。我不怕虎狼，也不怕伸着两把钳子来吓我的蝎子，只想在月下见你一面。

他是被感情紧紧地扼住了。张兆和曾在日记中写道：“他对莲说，如果得到使他失败的消息，他只有两条路可走，一条是刻苦自己，使自己向上，这是一条积极的路，但多半是不走这条的。另一条有两条分支，一是自杀，一是，他说，说得含含糊糊，‘我不是说恐吓话……我总是的，总会出一口气的！’出什么气呢？要闹得我和他同归于尽吗？那简直是小孩子的气量了！我想了想，我不怕！”

有一次，他找张兆和的同室好友王华莲交谈，希望能获得其帮助。王华莲却并不同情他，可能是觉得沈从文简直是痴心妄想，便给他泼了一盆冷水：“成百上千的优秀男士在追求张兆和，她有时一连收到几十封求爱信，照例都不回信；如果都要回信，她就没时间念书了。她很烦别人老写信给她……”沈从文像个孩子一样痛哭，也于事无补。

后来他又找到“爱情大使”胡适，胡适在做媒方面一向自负，便欣然答应帮沈从文解决难题。恰好张兆和也投诉到胡适这里来。

老师沈从文一封封情书寄来，学生张兆和不堪其扰，终于告到校长胡适这里来了。她把信拿出来给胡适看，还特别指出其中一句有猥亵之感，“我不但想得到你的灵魂，还想得到你的身体”。胡校长认真地看了沈从文的信，接下来就做媒：“他说他非常顽固地爱你。”胡适的话让张兆和大吃一惊，随即回了一句：“我非常顽固地不爱他。”胡校长苦口婆心地讲起沈从文的好处来：“沈从文是个天才，是中国小说家里最有希望的……社会上有了这样的天才，人人应该帮助他，使他有发展的机会！”似乎他是天才我就得爱他，似乎他是天才，我就有义务帮助他，这讲的什么道理？张兆和觉得简直受了侮辱，冷硬地回击校长：“这样的人太多了，如果一一去应付，简直没有读书的机会了。”弄得胡适也无话可说了。

或许是因为碰了一鼻子灰，接下来胡适给沈从文的信中写得很尖锐：“这个女子不能了解你，更不能了解你的爱，你错用情了……爱情不过是人生的一件事（说爱是人生唯一的事，乃是妄人之言），我们要经得起成功，更要经得起失败。你千万要挣扎，不要让一个小女子夸口说她曾碎了沈从文的心……此人太年轻，生活经验太少，故把一切对她表示过爱情的人都看作‘他们’一类，故能拒人自喜。你也不过是‘各个人’之一个而已。”

胡适眼中的大才在“小女子”那里成了倒霉的“各个人”之一，他很是不忿，把张兆和贬为“拒人自喜”的浅薄女子。但是沈从文哪里肯听校长大人的话，他仍旧青鸟传书，频频轰炸。

慢慢地，张兆和的心动摇了，“我虽不觉得他可爱，但这一片心肠总是可怜可敬的了。”

沈从文卖了一本书的版权，得了版税立刻买了几本精装的俄文小说去苏州拜访张兆和，她却恰好去了图书馆。沈从文以为她是避而不见，十分沮丧地回到旅馆。张兆和回来后，姐妹中最有主见的张允和怂恿她叫沈从文来家里一趟，但张兆和不知找什么理由。张允和就教了她一句说：“我们家小弟弟多，很好玩，你来玩吧。”张兆和见了沈从文就真的只说了这一句话，两个人其实是没话说的。张兆和对沈从文是从同情开始的，所以他们的感情是不对等的，至死，二人都不能投契。她解不了他内心的孤寂。

沈从文写文章很聪明，在爱情上却如他文章中的角色，懵懂，只是迷迷茫茫存着一片向往之情。他寻找外在的女神，却不是灵魂的知己，注定是悲剧。

沈从文离开苏州时叮嘱一句：“如爸爸同意，就早点让我知道，让我这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张允和帮着沈从文向爸爸提亲，得到同意，她立即发电报，电报文只一个“允”字，既是同意，又是发电报人的名字，一语双关，可见张允和的聪慧和顽皮。而张兆和却怕这个乡下人看不懂姐姐的慧语，又偷偷地发了一封电报：“乡下人喝杯甜酒吧！”她是怕他着急，她对他并非无动于衷了，即使是同情，即使是对一个小兄弟的怜爱。

二人刚刚结婚，沈从文就要回湘西老家一趟。

他在老家给她写信：“我原以为我是个受得了寂寞的人。现在方明白我们自从在一起后，我就变成一个不能同你离开的人了。三三，想起你，我就忍受不了目前的一切。我想打东西，骂粗话，让冷气吹冻自己全身。我明白我同你离开越远反而越相近。但不成，我得同你在一起，这心才能安静，事也才能做好！”

而张兆和也在蜜月的温情中，她亲昵地称他为二哥，还在信中担忧地说：“长沙的风是不是也会这么不怜悯地吼，把我二哥的身子吹成一块冰？”

可是，现实问题接踵而来。

北京沦陷，南逃的沈从文多次写信让留在北京的张兆和南下，但张兆和以照顾孩子为由坚持留在北京，沈从文最终写信质问她：“你到底是爱我给你写的信，还是爱我这个人？”

二人虽然最终团聚，但是因为出身、性格、趣味不同，摩擦也不断。沈从文为了收藏古董不惜花大价钱，还对朋友仗义疏财，张兆和却要为家计发愁，不由得气恼。

张兆和是务实的性子，安家过日子，尽妻子的本分，而沈从文诗人的心性却需要激情，需要浪漫，需要灵魂上的相知相惜。爱情是诗意的，而亲情终归流于平淡。

张兆和不能欣赏沈从文的才气，沈从文也不了解张兆和的本心。她不爱他，而他，爱的只是自己心中的一个幻影。

所以，他的心开始往婚外寻找安慰。

相爱莫如相知

诗人高青子出现在他的世界里。

高青子可以跟他谈论文学、谈论小说，又是他的粉丝——既满足了男人被崇拜的心理，又获得了相知的快感，沈从文能不欣悦？高青子是个极其聪慧的女子，有一次她特意穿了件绿地小黄花绸子夹衫，还在衣角袖口染了一点紫。沈从文见了不由飘飘然，如在梦中，因为这正是他如梦幻般的小说里的女主角的打扮。他看破了她的刻意，她也看破他看破了，虽然有些尴尬，但瞬间心领神会，两人越走越近。

他向妻子坦言，张兆和一气之下回了娘家。

他落着眼泪进了梁思成家，向好友林徽因倾诉，他认为爱自己的妻子与再对另一个爱慕自己的女子好并没有冲突，想“找个聪明的人帮忙整理一下他的苦恼或是‘横溢的情感’，设法把它安排妥帖一点”，林徽因让他慧剑斩情丝。他却并没有斩断这份情缘，而是和高青子先后到了昆明，以致引起了浮言。沈从文的小说《看虹录》写的大概就是这段情缘。

小说写得非常隐晦，有弗洛伊德的心理分析，有多处隐喻，但隐约见出他与高青子的动向。一个男作家深夜会情人，窗外冰雪清凉，窗内炉火温馨，此情此景，两个心意相通的人放纵了自己。

后来，高青子退出，嫁给一名工程师。

但是，半个多世纪以后，张兆和还对此耿耿于怀。虽然没有离婚，这一事件却加深了二人之间的裂痕。沈从文创作的小说《主妇》是写给妻子的忏悔书，但是两个人始终没有温暖相对。据二姐张允和回忆：“1969年，沈从文下放前夕，站在乱糟糟的房间里，他从鼓鼓囊囊的口袋中掏出一封皱巴巴的信，又像哭又像笑地对我说：‘这是她（张兆和，此时已下放湖北咸宁）给我的第一封信。’他把信举起来，面色十分羞涩而温柔……接着就哭起来，快七十岁的老头儿哭得像个小孩子一样又伤心又快乐。”

沈从文越来越寂寞。

新时代里的人们越来越狂热，而沈从文还抱着他的理想主义不放，静静地独自审美，跟不上时代的步伐。大学生贴他的大字报，老朋友们也把他孤立起来，甚至他的家人，也不理解他。妻子张兆和很顺应时代，后来还当上了《人民文学》的编辑。两个人的分歧越来越大，因此更懒得沟通。沈从文不在家里住了，他每天到张兆和那里吃晚饭，然后带上第二天的早饭和中饭回到自己的住处。在那些寒冷又漫长的冬天，沈从文一个人吃着冷馒头、凉菜，埋头研究学术。

难道她真的是只爱他写的信？不管怎样，在那些灰暗的日子里，沈从文依旧给张兆和写信，或许只是为了倾诉。他那“酝酿在心中十分混乱的感情”需要一个出口，给她写信就成了出口，不管她看不看，懂不懂，他只要一吐为快。他写道：“小妈妈，你不用来信，我可有可无，凡事都这样，因为明白生命不过如此，一切和我都已游离。”多么令人心痛的字句，“我可有可无”，像一个游离的单细胞，在呜呜的寒风中碎散。在社会中、在家庭中，他都没了地位、没了凭借。他对张兆和是卑微的，不用回信，只是仍旧作为他的一个“接收者”，他就满足了。

他的儿子也说：“（当时）我们觉得他的苦闷没道理，整个社会都在欢天喜地迎接一个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你生什么病不好，你得个神经病，神经病就是思想问题！”而思想问题是最严重的问题，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要被批斗、被隔离的。沈从文是被下放到五七干校扫厕所去了。

文革结束后，谈起这段经历，沈从文像个无所适从的孩子一样哭起来。

直到沈从文去世，张兆和整理他的遗稿时，她才后悔莫及，她说：“太晚了！为什么在他有生之年，不能发掘他、理解他，从各方面去帮助他，反而有那么多的矛盾得不到解决！悔之晚矣。”人生大抵如此，免不了龃龉，免不了矛盾，如果重新来过，也不过如此。或许，真是，爱不如懂。

沈从文说：“一切过去的种种，它的结局皆在把我推到你的身边和心边，你的一切过去也皆把我拉近你的身边和心边。我还要说的话不想让烛光听到，我将吹熄了这支蜡烛，在暗中向空虚去说！”他这一生果然是向空虚去说了，她从未听懂他对她的絮絮情语。

他的寂寞无人懂

沈从文是一位天分极高的作家，野性而天然。他的精神底蕴是自由主义加浪漫主义，骨子里固执，不愿跟风，所以与“新时代的红色文学风”不符。他又是矛盾的，外表谦和，内里坚硬，自卑又自负。晚年与人讲起文学创作，他说：“至于文学方面我没有资格，事实上没有发言权。我的书呢，五三年就烧掉了，再加上这多少年的变化，我在文学方面是绝对没有发言权的，绝对没有发言权……大家都称我为作家的时候，我实际自己惭愧得很，我从来没有想当过作家，从来没感到过我是作家……我对文坛是完全隔膜的……”可是在早期，他给张兆和的信中又常常自夸：“我看了一下自己的文章，说句公平话，我实在是比某些时下的所谓的作家高一筹的。我的工作行将超越一切而上。我的作品会比这些人的作品更传得久、播得远。我没有办法拒绝。”“《月下小景》不坏，用字顶得体，发展也好，铺叙也好。尤其是对话。人那么聪明！二十多岁写的，同《龙朱》一样全因为有你！”

或许是因为形势所迫，或许是骨子里有着对当下的蔑视，你们怎么读得懂我的小说？！你们读不懂，所以我不再写了。沈从文封笔，不仅仅出于形势所迫吧。

他只是觉得悲哀。

一向锐利的钱钟书对沈从文的评价可谓精准：“你不要看沈从文那么善良、温和，他不想做的事你用刀子架到脖子上他也不会做。”他与这个世界是不协调的，他与政治场里的一股股“风”更是不协调。

想当年，沈从文与郭沫若都是20世纪中国文坛的重要人物。沈从文远离政治，拒绝进入任何团体，他说：“我一生从不相信权力，只相信智慧。”而郭沫若则热衷政治，是左翼文人。两个人互相看不上。沈从文在《论郭沫若》中说：“让我们把郭沫若的名字置在英雄上、诗人上、煽动者或任何名分上，加以尊敬和同情。在小说方面，他应该放弃他那地位，因为那不是他发展天才的处所。”他认为郭沫若写的小说一无是处。

沈从文的认真为自己招来了祸患。1948年，左派文人领袖郭沫若在香港刊物上发表《论反动文艺》，严厉地指责沈从文是“桃红色作家”，是反动文人，“存心不良，意在蛊惑读者，软化人们斗争情绪”。在特殊时代，这么大的帽子扣在沈从文的头上，他如何还能翻身。

沈从文在一个条幅上写下“封笔试纸”，从此，他与自己所热爱的文学绝缘了。这还没完，他任教的北大校园迅速贴出了“打倒沈从文”的标语。1949年1月，沈从文喃喃地说：“我应当休息了，神经已发展到一个我能适应的最高点上。我不毁也会疯去。”沈从文曾两度自杀未遂，人虽活着，艺术生命却从此枯竭了。后来张兆和在接受采访时说：“当时他压力很大，受刺激，心里紧张，觉得没有大希望。他想用保险刀片自杀，割脖子上的血管……当时，我们觉得他落后，拖后腿，一家人乱糟糟的。现在想来不太理解他的痛苦心情……”

沈从文提出离开北大，他被安排到中国历史博物馆。靠近郭沫若的文物局长王冶秋以为他只是来避避风，没有对他做安排，馆里有些人还说他是“鸳鸯蝴蝶派”，处处排挤他。他连自己的办公室也没有，就在午门楼上待了十年。零下10度的冬天，又不许烤火，他在上面转来转去地学习《为人民服务》，以极大的耐心和持久热情。可见，沈从文骨子里那股倔劲转换成了韧性，人生莫不如此，坚持！所以他说：“我呢，觉得十分自然平常。”

他在馆里鉴定、收藏文物，“一旦碰到具体的文物工作，沈从文就仿佛变了一个人。看见好东西，沈先生就想办法买回来。自己先垫钱，再交给馆里”。

展览会上自愿当解说员，尽管内心凄苦，他还是非常热情地向观众讲解文物的历史等知识，有时候连小脚老太太来参观，也是他义务讲解。

他的学生汪曾祺曾感叹说：“从一个大学教授到当讲解员，沈先生不觉有什么‘丢份’。他那样子不但是自得其乐，简直是得其所哉。只是熟人看见他在讲解，心里总不免有些凄然。”

老友萧乾也曾感叹过这种凄然：“有一回我陪外宾去故宫参观，恰好是他在解说，拿一根讲解棍，非常认真。我看了很伤心，觉得这是一个青年人干的事，怎么让他干？我怕影响他，也怕伤害他，躲得远远的，没有上前跟他打招呼。”

一个天才艺术家在那样的时代如何煎熬度日？即使在之前，也是内心孤寂，他曾说：“我时常觉得异常寂寞。我需要几个朋友，那些老朋友却不同我谈话，我要的是个听我陈述一份酝酿在心中十分混乱的感情。”

他没有这样的朋友，之前是把张兆和当成一个出口，不停地写信；之后，他像个游魂一样在历史博物馆午门楼上的穿堂风里游荡。

我在这里每天上班下班，从早七时到下六时共十一小时。从公务员而言，只是个越来越平庸的公务员，别的事通说不上。生活可怕的平板，不足念。

每天虽和一些人同在一起，其实许多就不相熟。自以为熟习我的，必然是极不理解我的。一听到大家的笑声，我似乎和梦里一样。生命浮在这类不相干的笑声中，越说越远。关门时，独自站在午门城上，看看暮色四合的北京城风景……

现实生活的笑声对他如此遥远，他已经不在其间了，现实世界只是他的梦，而他的生活又在哪里？日子变得漫长，风景也变得伤感。

据说年老后的沈从文常常一个人盯着电视发呆，一坐就是大半天，不言不语，与人无涉。

忽然有一天，他突然冒出一句话：“我对这个世界没什么好说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