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字学的功用

文字学这门课程，在一般人的脑子里都会以为它是顶枯燥的或不合时代的东西。这不但一般普通人会作如此想，就是大学里喜欢文学的学生，也会有此想法的。他会把文字学这门课程，当作语言组的必修课，只能让一部分人去推敲寻求，而自命不凡，风流潇洒。

其实这种想法是全不对头的。文字是一个民族构成的主要条件，一个民族的历史文物以及它发展或失败的事迹，全靠文字把它记录下来，而借以记录的符号文字，代有衍变，我们如果要深切地了解过去或创造未来，对于文字的形体、声音、涵义的衍变便不能忽略或妄加蔑视。

文字学在古代，不过是小学课程的一种。《周礼·地官·司徒·保氏》：“掌谏王恶，而养国子以道，乃教之六艺：一曰五礼，二曰六乐，三曰五射，四曰五驭，五曰六书，六曰九数。”《礼记·内则》：“六年教之数与方名。十年出就外傅，居宿于外，学书记。十有三年，学乐、诵诗、舞勺。”《汉书·食货志》：“八岁入小学，学六甲五方书计之事。”这里所谓“六书”、“书记”、“书计”，便是现在的文字学。周代的学童，一入小学，便教他文字的构造方法，所以后来就叫文字学为小学。现在却适得其反，六书的条例，也即文字的构造方法，往往到了大学才开始学习。这便因为我们汉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汉字的形体、声音、义训代有衍变，错综复杂，不是三言两语所能说得清楚的，更非初入学的儿童即能得从事，而是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了。

这门专门的学科，是一切学科的基础，是一切汉学的钥匙。我们现在研究甲骨文、钟鼎文（或称金文）、小篆、隶书，决不是拿它当作纯艺术的欣赏，更不是拿它炫奇夸博，当作古董看待。清代有一位学者江艮庭（声），他毕生研治《说文》和《尚书》，著有《六书说》、《尚书集注音疏》等书，因为他研治《说文》，所以他平日和朋友通讯或读书做笔记，都用篆书。有一次他用小篆开了一张药方到药铺子里去买药，把药铺子里的伙计弄得莫所措手足，无法处理，这种应用不得当而引起的纠纷，决不是我们研究文字学的目的。

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书证篇》里说：“学者不观《说文》，则冥冥不知一点一画，有何意焉。”这却一语道破文字学这门课程的意义和功用。不过近代的文字学，已不是《说文》一书所能限制。清代三百年，若段玉裁、若钱坫、若桂馥、若朱骏声、若王筠，对于《说文》的研究，可以说是已经登峰造极，无以复加。但自吴大澂著《说文古籀补》，以古器习见的形体，来订正许书所载的古籀，对乾、嘉以来文字学上定一尊于《说文》的学风，起了一次大革命。至1889年（清光绪二十五年），河南安阳发现大批龟甲和兽骨，瑞安孙诒让据之著《契文举例》和《名原》，上虞罗振玉据之著《殷商贞卜文字考》，这可说是文字学上第二次的大革命。文字学经过这两次的大革命以后，领域渐渐地扩大了。学者研究的对象和方法既和以前不同，它的收获自然比以前也就丰富得多了。

我们现在说到文字学的功用，大约可分做四项来讲：

一、古书的校读。因时代的变迁、地理的隔阂，一个字的形体、声音、意义往往随之而异。在文字学里，它可以告诉你文字是怎样起源的，由古文而小篆而隶书而真书、草书、行书的嬗变之迹是怎样的，它会使你明白周、秦、两汉、魏晋、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清以迄现代的音变是怎样的，它更会使你知道一个字的本义是怎样的，它的引申义又是怎样的。以文字学做基础去了解古书的涵义，这是汉、唐以及清代学者一脉相承的治学方法。顾亭林《答李子德书》说：“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便是揭发这个道理。如果我们背离这条道路，冒昧地去讲读古书，往往句读不通，臆解横生。甚至会造成许多笑话。像唐玄宗读《尚书·洪范》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句读不通，便怀疑“颇”字有错误。开元十三年，他下了一道敕文说：“朕听政之暇，乙夜观书，复读《尚书·洪范》至‘无偏无颇，遵王之义’，三复兹句，常有所疑，据其下文，并皆协韵。惟‘颇’一字，实则不伦。”他便把“颇”字改为“陂”字，和“义”字协韵。其实“义”字从我从羊，古音读“义”若“我”（五可切），和“颇”（滂禾切）为韵，同在歌部。《易·象传》：“鼎耳草，失其义也；覆公，信如何也。”“义”和“何”为韵。《礼记·表记》：“仁者右也，道者左也。仁者人也，道者义也。”“义”和“左”为韵。这是古书上“义”读若“我”的例子。况且司马迁《史记》引此作“颇”。熹平石经亦作“颇”。陆德明《经典释文》说：“旧本作‘颇’。”可见“颇”字本没错误，玄宗不懂古音，妄作聪明，改“颇”为“陂”，可谓多事。至于文字形体的奇侅，更容易引起误读。《吕氏春秋·慎行论·察传》载着这样一个故事：

子夏之晋过卫，有读史记者曰：“晋师三豕涉河。”子夏曰：“非也，是己亥也。”夫己与三相近，亥与豕相似。至于晋而问之，则曰：“晋师己亥涉河也。”

“己”和“三”，“豕”和“亥”，从现行的楷书来看，决不会读错。可是以现在甲骨文及金文来看，就大有混淆的危险。按甲骨文“己亥”直作“三”、“”，和“三豕”形极相似（见容庚《殷契卜辞》）。金文“三”作“”（颂鼎），“己”作“己”（分仲鼎），“亥”作“”（乙亥簋），“豕”作“”（戊辰簋），形亦易。子夏是孔门弟子中对文学最有研究的，他注意到文字的形体，断定“三豕”必为“己亥”之误，改正读史记者的谬误。这故事在当时想当为一般人所称颂，所以一直流传到现在还为我们校雠学上的美谈。宋人说经，空言义理。解释经文，往往不探求文字本源，妄生臆解。朴学家看不起理学家，也便是这原因。如果没有陈季立（第）、顾亭林（炎武）等人出来探求《诗》、《骚》的本韵，也许我们现在还是被叶韵之说所蒙蔽。如果没有钱竹汀（大昕）告诉我们古无轻唇、舌上二音，也许我们还会把“伏羲”和“庖犧”、“申枨”和“申棠”都当作两个人看待呢。这岂不是笑话。所以要读古书，便得先要从文字学入手，文字学上的问题解决了，其他问题便可迎刃而解。

二、古史的探讨。我国从前考订古史的，大都是根据古书上所记载的材料。譬如司马迁做《史记》，也不过采辑《世本》、《春秋左氏传》、《国语》、《战国策》、《楚汉春秋》诸书加以剪裁罢了。不过单靠这些材料，往往不够，有时且难征信。所以研究古史的不得不扩大其目光，注意到古代遗留下来的实物上去。如钟鼎、甲骨，等等。而于这些实物上所刻的文字里面，往往会发现奇迹，得以证明古代社会的真实情况。关于钟鼎的出土，虽然每代都有，却以宋代为最盛。宋代政府方面如太常秘阁，专做收罗古器物的工作。同时士大夫方面如刘原父（敞）、欧阳永叔（修）、杨南仲（登）辈，锐意搜求，对文字的考释，也有凿空之功。但此风至元、明，便渐渐衰替。到了清代初年，乾隆、康熙诸帝政治上得到相对的稳定，文化事业才又中兴起来。甲骨的出土，到现在才不过四十多年的历史（1899—1942年）。最初是由当地土人和古董商人零碎的发掘，后来经中央研究院作大规模有计划的发掘，甲骨出土的数目才与时俱进。近几十年来根据金文、甲骨文去重新估定古史而成绩最显著的，我们可以举出两个人做代表：一为王国维，一为郭沫若。王氏在《殷墟文字类编序》里说：“书契文字之学，自孙比部（诒让）、而罗参事（振玉）、而余所得发明者，不过十之二三。而文字之外，若人名、若地理、若礼制，有待于考究者尤多。故在此新出之史料，在在与旧史料相需，故古文字古器物之学与经史之学，实相表里。惟能达观二者之际，不屈旧以就新，亦不绌新以从旧，然后能得古文之真，而其言乃可信。”王国维以这种平凡审慎的态度去考订古史，当然能够得到比较可靠的结果。他在1917年（民国六年）撰《殷卜辞中所见先公先王考》，证明了《世本》、《史记》之为实录。又撰《续考》，证明了商先王世数以《史记·殷本纪》所记为近似，《三代世表》及《汉书·古今人表》为非（见《观堂集林》卷九）。他在《殷周制度论》里，根据卜辞，说明商代没有“为人后者为之子”的制度，和周代“兄终弟及，即为其后”是不同的。商人祭法，遍祀先公先王，和周人庙祭不同。殷人于帝王之妣和母皆以日名，和周之著姓者不同（见同上）。其他如《鬼方昆夷狁考》，证明三名而同为一族，为我国商周之际的一个大敌。在《殷礼征文》里，更说明殷人以日为名的由来。凡此，都由于古文字学的研究而导致古史学上的创获。

至于郭沫若的研究契文和金文，目的几乎完全是为了探索古代社会的真相。他在《甲骨文字研究序》里说：“余之研究卜辞，志在探讨中国社会之起源，本非拘拘于文字史地之学，然识字乃一切探讨之第一步，故于此亦不能不有所注意，且文字乃社会文化之一要征，于社会之生产状况与组织关系，略有所得，欲进而追求其文化之大凡，尤非此而莫由。”这已经很清楚地说明古文字学的研究对探讨古史的密切关系。1929年9月，他写了《卜辞中之古代社会》（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文。他利用卜辞首先证明商代的产业自中叶以后，已由牧畜时代渐渐进展到农业时代。次以卜辞证明殷人的社会尚为氏族组织，一旦有战争则整个氏族出征，国亡则整族下降为奴隶。另一方面私有财产、阶级制度也渐渐萌芽了。他在《周金中的社会史观》（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一文中，指出历来史家以周代社会为封建制度的错误。他认为这与社会发展的程序不符，因为在氏族制度崩溃以后，必定还有一个奴隶制度的阶段，即国家发展的阶段，然后才能进展到封建社会。他又根据殷周彝器，证明周代上半期是奴隶制度，同时也指明它并非封建制度的反证（见《中国古代社会研究》）。其他如由彝铭考见周代的传统思想为后来儒家思想的导源（见《金文丛考第一》），推明谥法不起于周初，以证《逸周书·谥法解》之为伪托（见《金文丛考第五》），这些都是以补旧史之不足，开拓了古史学的新领域。因此，一尊一罍的考释，一字一辞的审辨，对于历史都发生莫大的关系。而考释审辨的功夫，又不得不以文字学做它的桥梁。

三、文辞的活用。《文心雕龙·章句篇》说：“因字而生句，积句而成章，积章而成篇。篇之彪炳，章无疵也。章之明靡，句无玷也。句之清英，字不妄也。”可见识字是做文章的初步。用字的得当与否，即可以决定文章艺术性的好坏。汉代文人大都兼为小学家，如司马相如、扬雄、班固等，在文学史上固为一代之雄，在小学方面，也各有独造。我们现在读汉赋，觉得他们用字艰深阻奥，这在当时却是平易明白的。《文心雕龙·练字篇》说：“前汉小学，率多玮字，非独制异，亦共晓难也。”这真是最通达的话。晋代以后，文人对于小学的功夫慢慢地疏忽起来，文学家和小学家逐渐分家，各自发展。譬如沈约在梁朝不能不推为当时文坛的领袖，他那时已经感觉到汉代大赋的板滞难读，所以他对文章就提出“三易”的口号：一，易见事；二，易识字；三，易诵读。第二第三两项可以说完全是针对文字学功夫粗疏的人着想的。其实文章是跟着时代而嬗变，每一时代有每一时代的文章风貌。古代的文章，在当时人读起来，决没有我们今天读它那样的困难。《尚书·盘庚》三篇只是当时政府迁都告全国民众的书。如果像我们现在读《尚书》那样的屈佶聱牙，当时的民众怎能被感动呢？它不是完全失了作用吗？所以诗骚、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各代表一个时代的文学，在文学史上各有千秋，它的价值并没有高低之分，只是我们现在去读它，有的容易些，有的困难些。这是时代造成的，无可奈何的。如果对文字学没有一点知识，不但读诗骚、汉赋会发生困难，就是看现代的白话文，有时也会发生迷惑，这里我可以引一段事实来证明。

上梁文必言“儿郎伟”，或以为“唯诺”之“唯”，或以为“奇伟”之“伟”，皆未安。在勅局时，见元丰中获盗推赏刑部例，皆即元案，不改俗语。有陈棘云：“我部领你懑厮逐去深州边。”吉云：“我随你懑去。”“懑”本音“闷”，俗音“门”，犹言“辈”也。独秦州李德一案云：“自家伟不如今夜去。”余笑曰：“得之矣。”所谓“儿郎伟”者，犹言“儿郎懑”，盖呼而告之。此关中方言也。

——楼大防《攻媿集·姜氏上梁文跋》

楼大防深懂音韵学，他用比较语言的方法，证明了“儿郎伟”即“儿郎懑”，也就是我们现在的“儿郎们”。“伟”、“懑”、“们”三字一声之转，意义相同。由这个道理推衍起来，我们就可懂得现代白话诗中所常用的“呀”字，就是元曲中的“呵”字，也就是《诗·伐檀》“河水清且涟猗”的“猗”字，也就是屈原《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的“兮”字。现代白话文里所常用的“什么”一辞，就是宋人语录中的“甚么”，也就是南北朝时人所用的“何物”，也就是《孟子·许行章》“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的“舍”字。如果我们把《离骚》里的“兮”都翻译为“呀”字，把《孟子》里的“舍”字翻译为“什么”二字，看起来或者读起来岂不明白显畅吗？自唐以后，文人对于小学，往往不注意。所以韩昌黎出来提倡古文运动的时候，一方面在文风上要革除八代靡丽之辞，另一方面，他要求一般文人从认识文字入手。“凡为文辞，宜略识字。”这是针对时弊的警句。因为识字不多，对写文章的人来说，便发生两种困难：一，误用字义；二，新的意境，不能表现。如《论语》“必也正名乎？”的“正名”二字，郑玄说：“正名谓正书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现在一般人引用此句，往往把“正名”的“名”当作“名号”之“名”来解释，而把它的本义忘却了。又如“富而可求也，虽执鞭之士，我亦为之”的“士”字，《说文》：“士，事也。”《盐铁论》引《论语》正作“事”字。现在人引用此句，往往将“士”字解释为“士大夫”之“士”，这便是郢书燕说，很难说得过去。如果我们所认识的字非常少，或者那字的涵义知道得很少，也会发生同样的弊病。随便举一个例子来说吧，譬如一个“扇”字，倘使我们刚知道它是一个名词，是扇子的扇。那陶渊明的“日暮天无云，风春扇微和”的“扇”字，便不易领会了。又如“将”字，如果我们只知道它当作“将来”的“将”字解，那王鹏运的《鹊踏枝》“似雪杨花吹又散，东风无力将春恨”的“将”字，便无法解释。而且碰到这种境界的时候，也无法运用这等惟妙惟肖的字眼。所以文词的遣使，文学的创作，也须借用文字学的修养。

四、文字的正伪。关于文字的正伪，可分两方面来谈。一为字形的误写，一为字音的误读。我们现在所通行的楷书，大部分是秦李斯统一文字以后的小篆衍变过来的。在小篆以前，中国文字的形体，非常复杂。许慎《说文解字序》说：“七国时，言语异声，文字异形。”其实在七国以前，殷周文字的变化更多，我们看殷墟甲骨文字和商周彝器文字，一个字的形体往往多至数十种写法的，孰正孰伪，实在很难决定。就我们现在来说，字体的正与伪，也只能拿《说文解字》来做标准。因为《说文》是保存汉以前文字比较最完备的一部字书，我们拿它来做字体正俗或是非的衡量器，也无非是截断众流的办法。其实写错字是每个时代都有的。像汉代可说是对文字最注意的时代，《汉书·艺文志》说：“汉兴，萧何草律，亦著其法曰：太史试学童，能讽书九千字以上，乃得为史。又以六体试之，课最者以为尚书御史、史书令史。吏民上书，字或不正，辄举劾。”当时以认识文字的多少和书法的好坏来决定官吏的黜陟，可见政府对于提倡文字的苦心。《汉书·万石君传》又载：“长子建为郎中令，奏事下，建读之，惊恐曰：书马者与尾而五，今乃四，不足一，获谴死矣。”这虽说明石建为人的谨慎，但也可证明汉代一般人对于书写文字的正伪是何等的重视。然而尽管政府与人民怎样注意文字的书写，错字依然流行。许慎撰《说文解字》，就是鉴于当时的“俗儒鄙夫”，不通文字的构造条例，误以隶书为仓颉时代的文字，“人用己私，是非无正”。他才毅然出来担当正文字的责任。《说文序》的末段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征，稽撰其说，将以理群类，解谬误，晓学者，达神恉。”诚然，我们依据《说文》所录的篆文，上可以推寻殷周古文衍变之迹，下可以证明后世楷隶传写之伪。《说文》所以被历代学者奉为字书的圭臬，这也是一个很大的原因。魏晋以下，俗体字流行渐广，颜之推对此曾慨乎言之。他说：“乱旁为舌，揖下无耳，鼋鼍从龟，奋夺从雚，席中加带，恶上安西，鼓外设皮，凿头生毁，离则配禹，壑乃施豁，巫混经旁，皋分泽片，腊化为獦，宠变成，业左益片，灵底著器，率字自有律音，强改为别，单字自有善音，辄析成异，如此之类，不可不治。吾昔初看《说文》，蚩薄世字，从正则惧人不识，随俗则意嫌其非。”（见《颜氏家训·书证篇》）可见南北朝时，正字俗字已混乱得使人莫所适从。到了唐代，伪字流行，更为广泛。所以颜元孙撰《干禄字书》的时候，便把当时的文字分为“俗”、“通”、“正”三类。所谓“正”，就是完全依据小篆笔画写的。著述文章对策碑碣，应用正字。所谓“通”，就是历代相承下来的一些简体字。在表、奏、笺、牍、判状上都可以用。所谓“俗”，就是违背小篆笔画的一些变体字。帐籍文案券契药方上最通用。其实“通”和“俗”都是后起的字，因社会上一般人以讹传讹，久而久之，便通行了。抗战前三年，曾有人提倡简体字，政府也曾予以支持。那些简体字大部分是吸取社会上最流行的俗体字、通借字或草书而成的。如以“观”代“觀”，以“听”代“聽”，以“义”代“義”，以“当”代“當”，等等，国民政府教育部也曾明令发表过一批，后来又明令停止使用。关于这些字应该提倡与否，现在姑且不谈。我们目前所要正的，倒是这些字以外的那些错字。在报章杂志上，在学生的文卷里，在墙壁的标语上，我们经常会发现许多错字。如“膏肓”作“盲”，“白皙”作“晳”，“鄙人”作“敝”，“委靡”作“萎”。其他如“侯”“候”不分，“叚”“段”莫别，那更不足为奇了。宋郭忠恕的《佩觹》以及今人吴契宁的《实用文字学》对于文字形误的例子，已经举得很多，并且分析得比较详细，初学的倒可以拿来做参考。至于字音的误读，也是很普遍的现象，一个字的读音固然有古今音的不同，也有方音的歧异。假如我们不是有意地去构拟古读，只要求一般人都能了解，便不能不有一个较为标准的念法。现在我们对于文字的音读，大致都是依据《广韵》的反切。因为《广韵》是承袭陆法言的《切韵》以及唐代许多韵书编成的，是现存韵书最早的一部，真是“酌古沿今，无以加也”。我们根据《广韵》做字音的标准，和根据《说文》做字体的标准，是一个意思（当然，现代人说话，还是以北京音为标准）。譬如“刚愎自用”的“愎”字，《广韵》“符逼切”，却有人把它念作刚“复”自用。秦少游的“郴江幸自绕郴山，为谁流下潇湘去”的“郴”字，《广韵》“丑林切”，音琛，是现在湖南的一个县名，却有人把它念作“彬”字。其他如把“鬼鬼祟祟”念成“鬼鬼崇崇”，把“躐等而进”念成“腊等而进”，把“别墅”念成“别野”，把“床笫”念成“床第”的，在朋友们的嘴里是时常听到的。关于音读的正误，宋王雰的《字书误读》、释适之的《金壶字考》以及今人罗常培的《误读字的分析》（见《国文月刊》第4期）一文都已注意到这方面的问题。

以上已经把文字学的功用说了一个大概。我们推求现在一般人对于这方面忽略的原因，也有它时代的背景。清朝末季，一般革新有识之士都认为清代衰亡的原因为时文小楷。大家都集中诟骂这两样东西是误人子弟的毒药。所以从开始接受西方文化之后，八股文固在推倒之列，小楷也同遭唾弃。辛亥革命以后，流风所及，愈演愈烈。政府既不像汉代以此作为登庸学士的条件，学习者更没有像石建那样“小心翼翼”的傻子。因此，学生在学校里练习的文卷，满纸涂鸦，也没有人认真地去改正它。报章杂志以及各种书刊上伪字流行，也恬不为怪，真是可怕的现象。本来纠正文字的音伪形误，是文字学最起码的初步的应用，如果连这点都没有做到，那对古书的校读、古史的探讨更谈不上了。曾经有过一次文官考试的国文题目是出在《孟子》里，“入则无法家拂士，出则无敌国外患者，国恒亡。”叫应考的学生阐明这几句话的道理。那时许多应考者对题目里的“拂士”二字，都没有确切的了解，因此写得愈长，离题愈远，录取的希望自然便成为泡影。按“拂士”就是“辅弼之士”，古无轻唇音，所以“拂”“弼”相通。那些读《孟子》的既不留意赵岐的注释，又不知道钱大昕告诉我们古今音变的条例（见《十驾斋养新录》）。对古书的真正意义自然不可能理解，怎样做到古为今用，那就更不可能。总之，文字学这门课程是汉语言文学的基础课，我们不能忽略它，更不能藐视它。近代章太炎先生在《小学略说》里说：

盖小学者，国故之本，王教之端，上以推校先典，下以宜民便俗，岂专引笔画篆、缴绕文字而已。

这几句话，把文字学的功用已经说得非常恺切明白，我们就拿它当作结论吧！

（此文曾在抗日战争期间发表于重庆《读书通讯》第六十一期。现在重抄一遍，在字句上作了少数改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