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母亲
我的母亲本名董玉兰，后改为董毓兰，新中国成立后参加工作时正式改名为董敏。
父亲多次对我说过，策划他的婚事时他提出了两点要求：一个是他要看一下本人，就是说要目测一下；一个是此人必须上学。后来就在沧县第二中学，他看了一眼，接受了这项婚事。我的外祖父就是二中的校医嘛。媒人是一个老文人，名叫王季湘。在我上小学以后，王老先生来过我家，我母亲说他做错了这件事，害了她一生。
母亲个子不高，不大的眼睛极有神采，她常常不能控制自己的表情，转眼珠想主意，或者突然现出笑容或怒容。
她是解放脚，即缠足后再放开。母亲上过大学预科，新中国成立后曾长期做小学教师，她出生于一九一二年，一九六七年退休，是养老金领取者，她善于辞令，敢说话，敢冲敢闯，虽然常常用词不当，如祝贺一个人的成就时说你真侥幸——原意是说你很幸运。
我想她也过过短暂的快乐的日子，我上小学以前，她曾每周定期到北京的一个庙会点西城的护国寺学唱京剧。很巧，现在护国寺也是专用的京剧剧场人民剧场所在地，还是梅兰芳故居所在地。我很小就听她唱苏三起解的西皮流水。
此后，她曾与她的姐姐董芝兰（后名董效，后在户口上的用名是董学文），两个人共谋一项事由（职业）：北京女一中图书仪器管理员。有两个女生与她们二人交往，一名白艺，一名柏淑清。她们四人一起学唱《天涯歌女》《四季歌》和《卖杂货》，这三首周璇唱红了的歌曲，也是我与姐姐王洒最早学会的三首流行歌曲。
母亲也读书，冰心、巴金、张恨水、徐志摩她都读过。她知道了许多“五四”带来的新思想，她直到很老了还多次说过，越懂得一点新思想，她就越是痛恨痛惜痛苦，她恨得咬牙切齿，为什么人家就能过那样的人生，而她的人生是这样倒够了血霉，她的人生只有痛苦、屈辱、恶劣……
她不喝牛奶（老年后喝了），不吃奶油，不喝茶，当然，不吸烟也不喝酒，不吃馆子。所有上述享受她都认为太浪费，与父亲的习惯完全不同。
她喜欢听河北梆子，一说起《大蝴蝶杯》就来情绪。我以为大喊大叫的地方戏曲是一种对她的精神麻醉。
此外她的生活尤其是精神相当紧张，一个是一直经济困难，无保证。一个是她感觉她常常被人攥（骗）了。父亲对于家庭的财政支撑有时是灵感式、即兴式的，他声称给过家里不少的钱，但他也会无视家庭的固定需要而在毫无计算计划的情况下一高兴就把刚领到的月薪花掉一半去请客。父亲适合过富裕的生活，为此他习惯于借钱与赊账，有时是不负责任的赖皮式的赊账。我见过他怎样地对付来要账的小伙计，令人汗颜。而只要他富裕，他就优雅绅士，微笑快活，吃馆子，吃西餐，结交名流，请客，遇事慷慨解囊。他对俗务和他最缺少的银钱一万个瞧不起。他说过只要他的潜力发挥出来了，钱算得了什么？他说过自己适合当老板，不适合当雇员，适合有钱，不适合没钱。就是说，如果他当了有钱的老板，他会很宽厚，很仁德，说话行事都极漂亮。而作为一个贫穷的雇员，他简直就是一无可取，白白浪费嚼裹（消费品）。他极喜欢花钱，却拒绝考虑如何挣钱与还债，更不要说节约与储蓄。
然而，他面对的是一个常常吃了上顿没有下顿的妻儿与亲戚。这并不是戏剧场面。我的记忆里不止一次，到了吃晚饭的时候，母亲、姥姥、姨坐在一块发愁：“面（粉）呢？没面了。米呢？没米了。钱呢？没钱了……”可以说是弹尽粮绝，只能断炊。然后挖掘潜力，巧妇专为无米之炊，找出一只手表、一件棉袄或是一顶呢帽，当掉或者卖掉，买二斤杂面（含绿豆粉的混合面粉）条，混过肚子一关。
这样母亲就对父亲极端不满意。她的精神紧张的更主要的原因是她无法与王锦第相处，不能信任她的丈夫。她同时渐渐发现了父亲的外遇，至少是父亲希望能有机会结识更多的年轻貌美新派洋派的女性。尤其是在父亲的校长职位被炒，我的外祖母董于氏（新中国成立后报户口时起名于静贞）、姨妈董效到来之后，她们三个人经常做的一件事就是聚在一起，同仇敌忾地研究防范和对付父亲的办法。
我当然无法做出判断，究竟是谁更加伤害了谁。我只记得从小他们就互相碾轧，互为石碾子。他们互相只能给予伤害和痛苦，而且殚精竭虑地有所作为——怎样能够多往要害处给对方一点伤害，以求得多一点胜利的喜悦。你伤我一分，我伤你十分，当然是我胜了。父亲曾经给过母亲他已经登记作废了的旧图章，做一切收入由母亲做主状，母亲立即喜笑颜开，如同苍天降福。而等到母亲去领薪的时候，才知道是上当受骗。
母亲下了狠招，她的一个直捅死穴的做法是搜集父亲交往的学界教育界人士乃至名流的名单名片，然后她一个个地突击拜访，宣称父亲如何地不负责任，如何使妻儿老小陷入饥饿，如何行为不端。
这时候我们已从大翔凤搬至西城的南魏儿胡同14号。最可怕的事情似乎发生在这个院子里。父亲住在北屋，墙上挂着郑板桥的字（拓印）“难得糊涂”。这幅字几十年后我在德国汉学家傅吾康的汉堡家中发现了，当然是父亲送给他的。我相信，父亲没有少向傅教授借钱。
有许多发生在这所住房的场面至今令我毛骨悚然。父亲下午醉醺醺地回来。父亲几天没有回家，母亲锁住了他住的北屋，父亲回来后进不了房间，大怒，发力，将一扇门拉倒，进了房间。父亲去厕所，母亲闪电般地进入北屋，对父亲的衣服搜查，拿出全部——似乎也很有限——钱财。父亲与母亲吵闹，大打出手，姨妈（我们通常称为二姨）顺手拿起了煤球炉上坐着的一锅沸腾着的绿豆汤，向父亲泼去……而另一回当三个女人一起向父亲冲去的时候，父亲的最后一招是真正南皮潞灌龙堂的土特产：脱下裤子……
河南作家张宇有一句名言，你想找农民吗？不一定非得去农村，你所在的大学、研究所、领导机关、外事俱乐部……哪里不是农民？哪个教授，哪个艺人，哪个长官，哪个老板不是农民？信哉斯言！
写下这些我无地自容。也许这是王蒙的白痴，也许这是忤逆，是弥天的罪，是胡作非为，哪有一个人能这样人五人六地书写自己的父母，完全背弃了避讳的准则。是的，书写面对的是真相，必须说出的是真相，负责的也是真相到底真不真。我爱我的父亲，我爱我的母亲，我必须说到他们过着的是什么样的生活，我必须说到从旧中国到新世纪，中国人过的是什么样的生活。不论我个人背负着怎样的罪孽，怎样的羞耻和苦痛，我必须诚实和庄严地面对与说出。我愿承担一切此岸的与彼岸的，人间的与道义的，阴间的与历史的责任。如果说出这些会五雷轰顶，就轰我一个人吧。
南魏儿胡同14号，父亲住北屋，姥姥和二姨住东屋，我、姐姐和母亲住南屋，院子里有一座大藤萝架，春天开着紫花，香气扑鼻，藤萝花可以和到面团里加上白糖做蒸饼。花开了结成大荚，那样雄壮和辉煌的大荚却没有用场。我小时候常常计划长大以后研究和开发藤萝荚。
有什么办法呢？在各种可怕的事件发生的同时，我保存着对于藤萝小院的欣赏，保持着开发藤荚的幻想。这才是王某。
高商校长之后，父亲到北师大与北大任讲师。后来此职也被炒。我们搬到了附近的受壁胡同18号。父亲后来离开了北京。在兖州、徐州短期任教，后来到了青岛，任李庄师范学校校长。可叹的是在倒霉的时候，父亲在家里的表现好多了，说话和气，点头哈腰，作揖打躬，唯唯诺诺。母亲、二姨、姥姥，都庆幸父亲的“改邪归正”，还用了些“浪子回头金不换”的熟语以资鼓励。乡亲们也说是岁数再大一点自然就会好了……而只要他的情况好起来，他与家属的矛盾就进入白热化的阶段。原来，人的各种问题各种麻烦的出现，恰恰是自身的处境改善了好多了的表现，岂不悲哉？
正是在中国，人们常常会把修身、齐家、治国与平天下视为一体一揽子，也只有在汉语中，国家——古代更多的是叫家国——一词中，既包含着国的意思也包含着家的含义。我就是从自己的家中知道了什么叫旧社会，什么叫封建，什么叫青黄不接的社会转型，知道了历史的过渡要人们付出多少代价，承受多少痛苦。以为不必革命，只要好好地念《三字经》《弟子规》就能秩序井然地过太平日子，这样的人是太白痴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