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梦想之城 —
自由的憧憬
东京市中心的一家高层酒店中。
这家酒店的大堂十分敞亮，穹顶高耸，就像剧院一样。大堂里的椅子沙发上坐满了客人，却十分安静，全然不觉得吵闹，大概是因为厚厚的地毯吸走了周围的杂音。
大堂里，外国客人几乎占了一半，他们和看起来像是在接待他们的日本男女谈笑风生。大概今天是个好日子，有几个盛装身着和服的贵妇人，为这里增添了不少华丽的色彩。环顾周围，这里的日本人看起来都十分富裕，充满了活力。
杉崎祐二郎身穿一件双排扣大衣，领子时髦地微微立起来，手里提着的黑色公文包上金色的扣子闪闪发光，格外耀眼。他的头发十分有型，鼻梁英挺，仪表堂堂，身形瘦削。
西式的名片上，印着彩色的公司标志，旁边还有一些“XXX Company”“XXX Office”等外文的头衔。无论是他的穿着打扮、行为做派还是手中时髦的外文名片，都与这间酒店大堂的氛围极为融洽。任谁打量他一番，都会认为他是一个供职于外资企业、生活节奏繁忙又为人冷漠的商业精英。
但是，只要和这个四十岁的男人交谈几句，他外表给人留下的印象就会烟消云散。透过这个生活在企业社会中的城里人的面具，我们能够看到一个从北国严酷的风雪中一步步走出来的乡下人粗犷的面容。
他的故乡，在一个远离海岸的大山深处的寒村。在那个远远能看到鸟海山的山沟里，零零散散地分布着几户人家。
“我们村口有一座吊桥，那是村子和外界联系的唯一通道，只有过了桥才能进村。过了村子再往前走就进了山，山里一户人家都没有。我上小学的时候，村里连公共汽车都不通，全村只有小学里有一部电话，是个典型的偏远山村。不走上十几公里山路去邻村，就连个像样的商店都没有。”
那时，村子里的居民八成都靠烧炭为生。祐二郎的父亲，也是村里的烧炭翁之一。
“我们兄弟七个，只有我从小学开始成绩就不错，那时候我每年都当学生代表，开学典礼、毕业典礼上代表发言的也全都是我。那时候，全村上下一个高中生都没出过。我父母说，哪怕是砸锅卖铁也要供祐二郎上高中。我自己也想高中毕业之后去东京工作。但是谁能想到……”
当时的日本，因朝鲜战争发了美国军需的战争财，并以此为跳板一举跨越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的战后复兴期，开始进入了经济增长期。那时，家电制品已经开始逐渐进入一般家庭，市场对木炭的需求不断减少，祐二郎家的日子过得比原先更加困难。雪上加霜的是，他的父母忽然病倒，根本没有能力再供他上学。
在父亲的劝说下，祐二郎中学毕业后，也不得不过上了烧炭挣钱的日子。每天早上五点起床之后，要走上两个小时的山路。弟弟砍树，把树干锯成一段一段的，哥哥去炭窑把锯好的木头烧成炭。烧好的炭，每十五公斤捆成一大捆，然后每个人背四捆下山。年纪才十五岁的少年本来身体就不壮实，要背负六十公斤的木炭下山，其中辛苦，可想而知。每走两三百米，就要靠在石头上休息一次，喘过气来后再走两三百米……如此循环往复。
下山的路上，有一处能看到山下村子的地方。那里有一棵松树。站在松树旁，可以看到远处的庄内平原。庄内平原远处，是一片沙丘。沙丘的远处，是一片蓝色的大海。天气好的时候，可以看到米粒大的白色船只。
“我经常在那棵松树下面歇脚。歇着的时候，经常跟我哥念叨说：‘大哥！我不甘心，我还是想上高中啊！’我大哥可好了，说：‘哥也没钱，要是你肯白天干活挣钱，晚上上夜校，哥也帮你跟爹说说去。’”
祐二郎生长的地方，是一个典型的山沟里的村落。哪怕是抬头仰望，视野也会被周边的群山阻挡，天空都变成了狭窄的一条。
“没错，就是因为在这么闭塞的地方才会没有活路。我一定要走出这里，去见识更宽广的世界，才能找到出路。”
不知不觉，山那边的世界就成了少年祐二郎心中向往的桃花源。
从山沟沟到东京闹市
“说出来不怕你笑话，我们那连大米都吃不上，主食只有土豆。给小孩子带饭盒，里面的配菜是从野地里摘的款冬腌成的咸菜。别说肉了，就连鱼和鸡蛋都吃不上……当时过的就是这种日子。不骗你，当时城里都已经开始进入经济高速增长期了，我们村里过的还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时的日子。要说当时我们烧炭的日子……”
祐二郎中学毕业之后为了给父母治病，和哥哥一起烧炭养家。这样的日子过了一年之后，在大哥的帮助下，他终于如愿以偿上了高中。他吃住在一个离家三十多公里外的农场，白天给人家干活，晚上去夜校的机械专业上课。
“在我的家乡，穷人家的孩子中学一毕业，就会被打发到大户农家去干活。别人的报酬都是每年几担米，而我的报酬则是雇主家每年给我出两千六百日元的学费，还答应让我白天干活，晚上上学。”
祐二郎管那时的雇主叫“老爷”。早晨四点起床之后他马上下地干活，七点半吃饭，早饭后就迎来了一整天的体力活。夜里十点从学校回来后，在脑门几乎要撞上天花板的阁楼里像死人一样睡过去……
“那家的老爷是个特别絮叨的人。平时我就没少挨骂，有一天还捅了大娄子……”
那户农家的耕地，都集中在最上川的河堤下面，所以需要一前一后两个人翻过河堤，用手推车把粪肥运到田里。那天，老爷在粪车前面，祐二郎在车后面，两人一个人推一个人拉，把满满一车肥推上了河堤。接下来，要把肥料从河堤上运到下面的田里。
祐二郎攥紧拴在推车上的绳子，却不小心搞错了老爷的指令，放开了手里的绳子。这下可坏了大事，手推车顺着河堤咕噜咕噜地溜了下去。
“老爷急忙在前面想撑住粪车。就在这时，车轮好像是压到了什么障碍物，一下就停了。车停了不要紧，车上的粪桶带着惯性，咣的一下就朝前倒了下去。粪肥哗的往老爷的脑袋上就泼了过去。哎呀……这下可见识到什么叫臭气熏天了。我赶忙上去道歉，下河给老爷洗干净身子……”
后来，祐二郎还是没在这户农家干太久，就换到了镇里的一家不大的面包厂工作。面包厂的工作也得早晨四点起床，在做完面包之后，祐二郎还得骑着自行车挨家挨户把刚出炉的面包送货上门。祐二郎的财商在面包厂第一次放出了光芒。
“做面包的时候，我偷偷把我负责送的那批豆馅面包里的馅儿增加好几倍，果酱面包也是一个道理，单独烤一炉。我拿着这些特制面包出去卖，不光每次都能卖光，就连本来是竞争对手的面包厂，也纷纷来找我们厂加盟……”
历经多年苦学从夜校毕业后，借着亲戚的人脉，他终于实现了东京梦。那年是昭和三十八年（1963），日本正开始步入如日中天的经济高速增长期。
刚来到东京的祐二郎在东京商业区一家布包作坊借宿做工。他们设计出女人和小孩用的布袋、手包之类的，外包给外面的服装厂制作，然后出货给批发商。也许是天赋惊人，这个乡下小子一上来就干了一票大的。
“我设计了一个小狗形状的挎包，专门卖给小孩。小狗的耳朵耷拉下来，特别可爱。那个挎包刚上市就卖疯了。每天早晨刚一上班，批发商来订货的电话就响个不停。卖得太好了，根本来不及做。那时我每个月的工资是八千日元，多亏了这个挎包，在上班之后第一次回家探亲的时候，老板给我塞了足足十万日元。到家给了老妈两万日元，又给了大哥两万日元，从来没这么阔气过。”
第二年，他把母亲接到东京来旅游。看着满面笑容的母亲，他心里得意极了。
“公司给我开小灶，吃的东西都跟别人不一样。老板还一个劲地要把女儿嫁给我。当时真是鼻孔都朝天开了。”
公司决定，当年冬季上市的新款商品也由祐二郎设计，而且一上来就足足备了三倍的库存。
但这时，祐二郎的“梦想”已经开始走上了下坡路。
不眠不休
祐二郎的小狗挎包开了个好头，就连老板都想要把宝贝女儿许给他。但他的好运，却像昙花一现般转瞬即逝。公司用三倍的库存押注他设计的女包，销路却惨淡至极。库房里堆满了滞销的产品。
公司对祐二郎的态度，可以说翻脸不认人。
“公司给发的午饭规格一下就掉下来了。我心里也很是尴尬，又说不出口。正在发愁呢，我一个开出租车的哥们就找上门来，问我愿不愿意去他那里干……”
祐二郎离开了原来的公司，在外面租了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便宜房子，自己开火做饭，并很快取得了驾照，开始了开出租车的生活。
“我一到东京，就进了包吃包住的公司，不光没去过什么咖啡厅，出租车更是一次都没坐过，也根本不认路。但就算这样，也只能硬着头皮上……”
那家出租车公司每天用现金给司机支付报酬。以前日本的出租车司机，都是早晨上班，一直开到当天半夜，小睡一下之后回家休息，如此往复。而祐二郎连休息时间都在跑活儿，玩命挣钱。
干了两年出租车司机之后的一天，一个同事找到祐二郎，问他愿不愿意做保险销售员。
“就算你现在出租车开得再好，将来总有一天身体会累垮的，根本没有未来。还是卖保险好啊。只要你的业绩好，就能当上支部长。支部长啊，可了不起了，跟银行的分行行长同级别啊。给的钱可多了，要住租金十万日元的房子也不在话下。”
来劝祐二郎当保险销售员的这个人在一家人寿保险公司工作，头衔是“组织主任”。不光自己销售保险，还负责在外面发展保险销售员并培养他们。与此同时，他还在外面开出租车，正可谓“身兼数职”。
据说他拿保单的手法十分诡谲。昭和四十年代（1965—1974）中期，有很多找工作的人都还只有初中学历。比方说，他看中一个卖荞麦面的面馆，想给店老板推销保险，他会这样做：
首先找到一个认识的出租车司机，劝他去干保险销售，然后用他的名额去拿推广费。同时找到面馆的老板说：“您那特别缺年轻人对吧？我这有一个哥们，推荐给您。”然后找到出租车司机，告诉他：“你去那家面馆干几天活，几天就行。”
“有年轻力壮的来干活，面馆老板当然高兴。然后不知不觉中让面馆老板买下保险，都是按年签的合同。等合同签得差不多了，这个‘假伙计’就悄然离开……”
“他们说，保险合同不好签，上轨道之前可以不用专职干，一边当司机、一边卖保险也可以。所以我决定，跟他一起同时干两份工作。这大概就是我的命运转折点，就是从那时开始，我心里就像着了魔一样，哪怕不惜一切代价，也要当上那个什么支部长……”
月薪四十万日元，奖金一百八十万日元，公司有租房补贴，只花一点钱就能住市面上房租十万日元的房子。想买房，随手就能掏出一千万日元……大概在被灌了迷魂汤的祐二郎看来，从跑外围的销售开始干，只要能够在销售中脱颖而出，就一定能抓住这一梦想中的职位。
“我就是一个山沟里出来的烧炭的贫民，现在是个只有夜校学历的出租车司机。如果有这样一个出人头地的机会，又怎么舍得放手呢……当时我就是这么想的。”
半夜，开完一天的出租车，把车停到公司车库，祐二郎找上其他累得不行的司机，帮他们洗车，让他们买保险……就这样，他还在试用期内就卖出了五份保险，成了正式员工。
“最后，在出租车公司的那段时间，我一年卖出去三十多份保险，保险公司问我要不要试着当一把组织所长……”
祐二郎朝着支部长的宝座，似乎又迈上了一个台阶……
穷人和穷人的缘分
“那时每天才睡三个小时，一天到晚眼睛都是通红通红的。但我这个山沟出来的烧炭娃，穷日子早就过够了，为了挣钱，累点又算得上什么事！”
祐二郎一边开出租车，一边卖保险，保险不光卖给了同事，还卖给了乘客。
“当时保险公司人手长期不足，招了好多我这样的司机，还有夜总会的女招待之类的人。有一次我在公司休息，睡着睡着就觉得像是鬼上身了一样喘不过气来，睁眼一看，一个胖得像皮球一样的中年女招待趴在我身上，嘴唇已经亲到了我的嘴上……哎呀，真是什么稀奇事都有……”
酒色赌博，祐二郎一样都不沾，不分白天黑夜，一门心思工作挣钱。开始卖保险后的不到一年时间他就存下来一百五十万日元。
那时他常去一家小饭馆吃饭，在老板夫妇的热心劝说下，他成了一个新兴宗教的信徒。然后，在老板夫妇的介绍下，他认识了同为信徒、在东京商业区一家小饭店当服务员的登志子。
登志子和祐二郎一样，家在北陆地方的一个小山村里。中学刚毕业，她就去家附近旅游区的饭店工作了，然后又一个人漂泊来到东京工作。
没多久，两个人就结婚了。然后，祐二郎和登志子一起，来到了登志子父母家。
下了火车后，两个人来到那个大山深处的村落时，已经是黄昏时分。
“当时为了撑门面，我们下火车之后坐出租车去她村子。她手指着山下面的房子说，就是那儿。我顺着她手指的方向一看，就见山崖下面孤零零的一个亮点。附近什么都没有，就她家一户。进去一看，哎呀……要说我们家就已经够穷的了，看到她家那简直……不光小，地也不平，地上铺的榻榻米破破烂烂的，真是穷得让人难以置信。难怪她不愿意带我去，简直是太可怜了……桃花盛开的那天，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一个是东北山村烧炭翁的二儿子，另一个是北陆农家八口之家的女儿。两个背负着贫穷宿命的人，就这样结合在了一起。虽然两家都十分贫穷，但新婚旅行毕竟是一辈子的回忆，祐二郎仗着口袋里满满的存款，提议坐飞机去北海道旅行。
“现在大家肯定都选出国旅游了。但当时，就以我一个出租车司机的身份，坐飞机是一件不得了的事情啊。羽田机场，晚上七点二十起飞。当时一起开出租车的同事，有十来辆车来给我送行，他们捧我，说我是他们的英雄……”
婚后不久，祐二郎就决定不再开出租车，专心干保险。祐二郎的销售业绩在公司内很受好评，进入公司不到一年的时间，就得到了组织所长的头衔，可以说是破格提拔了。
所谓的组织所长，主要负责在外面招聘并培养合格的保险销售员，帮助他们培养固定的客户群，同时自己也要做保险销售业务。组织所长是通向祐二郎内心憧憬的支部长宝座的第一道关卡，所以刚刚结婚的他便加倍努力地投入到了工作之中。
但是，难题接二连三地降临到了他的头上。
“销售员流动性太大了，人才很难留住。其实原因很简单，大家从事保险销售，一开始都靠着人情，找些亲戚朋友来销售，但你想想，这种资源短说两三个月，最长不到半年就会消耗殆尽。卖不出去，人家自然就不在这待了。虽然再招聘新的销售也不容易，但最让人头疼的是，销售离职之后，他们拉来的客户也都很快会来要求退保。留不住客户，到头来还是组织所长受批评。”
为了维持自己的业绩，他只好自掏腰包替客户交保险金来维持订单量。
多了这么一笔预料之外的支出，祐二郎的存款不久就见底了。
“本以为爬到支部长的位置之前忍忍就行了，结果……”
阴影再度笼罩了祐二郎的人生。
自掏腰包的赔本买卖
为了从公司拿工资而工作的上班族，反而为了工作自掏腰包——这在旁人看来是离奇得无法想象的行为，可这在祐二郎工作的寿险销售行业却早已经见怪不怪了。
据祐二郎说，他们在很多情况下都要自掏腰包。
比如，如果签约不到一年的客户想要退保的话，自己在公司的业绩就会受到影响，这时就要替客户继续支付保险金来维持虚假繁荣的业绩。或者，自己手下销售员的客户不交保险金，也需要自己先代为填补。
除此之外，各个层级的销售目标——也就是“指标”——如果没有完成，就要去借别人的名字来签假合同，保险金自然需要自己来付……
“不光如此，手下的销售员有时候会来要拉拢客户用的招待费，一分钱不给总归是过意不去，所以也要我自己花钱。还有，有时候销售员来问我说，客户说如果能免两个月的保费就签约，该怎么办……这两个月的保费也得我来掏。同行好多公司都推出了签约当场就给现金返现，我们的优惠力度肯定不能落后，否则根本拿不来订单。”
除此之外，组织所长的另一项重要工作是招聘销售员，为了完成这一目标，也有很多开销。
“当时都流传，从销售员干到支部长自己最少得花上五百万日元，这个说法绝非空穴来风。那些从庆应大学、早稻田大学毕业的高才生，娶的媳妇也都是门当户对的有钱人家的女儿，自己花上五百万日元去升官，也就当作前期投资了。但是我们家两口子全都是贫民出身，亲戚朋友都烦透了我们，说我见了人不是推销保险就是要借钱……”
尽管祐二郎起早贪黑地在外面拼搏，但他自掏腰包的赔本买卖不可能永远持续下去。开出租车攒下来的一百五十万日元眨眼间就花得一干二净。
祐二郎艰苦拼搏的昭和四十八年（1973），大学本科应届毕业生中，男性就业后的平均工资是每月五万七千日元，而日本全国所有行业所有劳动者的年平均收入是一百四十七万日元。通过这组数字可以看出，失去一百五十万日元的存款对于祐二郎来说是多么沉重的打击。
终于，所有能借的亲朋好友都被他借了个遍，他只有从当时还不多见的小微贷借钱来维持业绩的表面繁荣。
“当时我不停地对自己说，现在稍微吃点苦没关系，这都是为了将来当上支部长……到头来，还是我自己债台高筑。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了，只好含着眼泪，辞掉了组织所长的职务，又干回了最底层的销售，而且为了还债，只好重操旧业，开始开出租车……”
为了还债，祐二郎的生活变得比《摩登时代》里的卓别林还要忙碌。
早晨七点，他开着自己的私车去出租车公司，换上蓝色的司机制服开早会，完成车辆分配和例行检查后便开着点亮空车指示灯的出租车返回自己家。将出租车停在自己家，换上西装后再乘电车到保险公司，参加保险公司九点半的早会后出门卖保险。
傍晚，他先回一趟保险公司，报告当天的销售业绩，将当天的销售额存入公司后，急忙回到自己家。匆忙吃过晚饭后，换回出租车司机的制服，跳上出租车，一直开到凌晨四点。收车后，回到出租车公司，洗过车之后，再开自己的私车回家睡上两三个小时。上夜班的第二天不用开出租车，所以早晨起床后直接去保险公司上班……
“两边的公司都不知道我同时干两份工作。上一家出租车公司的同事都觉得我在保险公司升官发财了，所以我开出租车的时候最怕碰到他们。在路口等红灯的时候，如果附近有上一家出租车公司的车，我都低着头假装记账，生怕他们认出我来。那段时间因为严重疲劳和睡眠不足，整张脸都爆皮了，只好使劲抹药膏……唉！”
在夹缝中生存
“我最喜欢下雨天了。外面一下雨，车窗就模糊了。晚上一下雨，我就放心了。不下雨的时候，我要么戴口罩，要么戴太阳镜，为了不让人认出来，费了不少心思。”
祐二郎同时在保险公司和出租车公司上班，不分昼夜地工作，在极度疲劳下害了胃病，体力几乎透支。屋漏偏逢连夜雨，就在这个最要命的时候，他被卷入了一场事故之中。
傍晚，他从保险公司下班之后匆忙赶回家中，发动出租车上街拉活。晚上八点左右，他拉着乘客沿甲州街道向八王子方向行驶，在一个路口等红灯的时候，被后面驶来的一辆由大学生驾驶的汽车追尾，最后酿成了四辆汽车连环相撞的事故。
“好死不死的，我出事的那个路口就在保险公司旁边。那个时间，正好赶上加班的人下班后成群结队往车站走时。我满脑子只想着别被人发现，拼命低着头伏在方向盘上，结果被人当成了重伤员，直接把我搬上了急救车……”
祐二郎的车被一辆刹车失灵的汽车从后面剧烈追尾，他的颈部受了伤。虽然有幸免于住院，但自此出租车公司便不让他开车，而是让他白天去公司干一些轻活。无论是怎样的轻活，都不可能同时干两份工作。
“虽然我在街上拉活的时间只有其他司机的一半，但业绩还是挺好的，每个月大概能入账十五万到二十万日元。所以说实话，我还想再多干一段时间……”
祐二郎告别了出租车公司，再次专心干起了保险销售。他的工作再次受到领导的好评，又重新回到了组织所长的位置。
“因为上次借了好多钱，所以本来想着再也不干组织所长的活儿了，就算干一辈子销售，也不想再升官了。结果，当时的领导一个劲儿地做我的思想工作，还使劲捧我，结果害我又做起了当支部长的美梦……”
当上组织所长的祐二郎，工作又继续受到赞赏，只花两年时间，就晋升到了普通人拼上五六年才能提升到的职位。
这个职位仅次于祐二郎梦想中的支部长。如果运气好，当上支部长之后升到销售部长、分公司副总经理也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祐二郎再次做起了平步青云的美梦。
但是，对于保险销售来说，成果就是一切。每个月的销售指标完成率是唯一的工作考核标准。每个销售员的业绩都被张榜公布，每月两次的分公司支部长会议的座次都是按照销售业绩来排序的。
“我们干销售的，有一个行话叫‘零蛋’，意思是说赶上某个月，一单都没卖出去的人。谁卖了多少，上面都看得一清二楚。如果业绩不好，就会被领导叫去狠狠地批一顿：‘你这个月的效率太差！下个月给我彻底避免零蛋！’但我要是直接这么对部下说的话，特别是女的，就给你回一句：‘卖保险又不是去摘苹果，有苹果在树上等着你去摘。就算你这么说我，我也没办法啊。反正我家又不指望我养家糊口，明天我就不来了。’部下一辞职，这回领导又该责怪我手下的人离职率太高、缺乏指导能力……”
每个月的销售成绩到了月末都会被汇总上来。所以每到月末，祐二郎都在领导和部下的夹缝中提心吊胆、寝食难安。半夜，他守在电话旁边等着在外面的销售员报告业绩。
“结果一个个打来电话，都是说‘哎呀不好意思，客户没定下来啊’‘下个月再说啊’‘对不起啊’之类的。我没办法，只好去支部长那道歉。结果支部长也只会跟我吼：‘混账！都怪你太缺乏计划性了！你让我会上拿什么去报告！给我出去，不惜一切代价也得把业绩做出来！’支部长吼完后，就甩手走了。那我还有什么办法啊？只好使出绝招……”
他只好挨家去找几个比较可靠的男销售，让他们明早去公司附近的咖啡厅集合……
打高尔夫球也是自掏腰包
祐二郎一大早就在公司附近的咖啡厅和昨晚找的销售员碰了面。几个人就着咖啡匆匆吃了几口店里特价早餐提供的烤吐司，马上切入正题。
“你那还有没有能帮忙凑数的人？你不是有个弟弟吗？”
“咱上个月不是已经用他的名字签过合同了吗？”
“我也是，亲戚朋友能用的全用过了啊。现在一个都不剩了。你总该有个朋友什么的吧？到时候业绩算你的，你去问问吧。”
他们挨个给能借名字凑数的人打电话，被拒了还要打给下一个……好不容易找到一个愿意借名字的人，赶紧去附近的文具店买个便宜的印章来，造一份假合同。
但是，就算是找来凑数的假合同，也需要被保人去体检确认身体状况是否符合保险条件，否则合同也是无效的。
“为了让对方抽空去体检，我们就差跟他磕头下跪了。比方说如果我们打听到对方喜欢威士忌的话，三得利红标这种便宜酒太没档次，怎么也得买瓶三得利陈年才行。这种促销用的杂费当然得我们自己掏。还有，签了保险合同，最少也得替他交十三个月的保险金。我们不光到处求爷爷告奶奶，钱还都得自己拿。”
除了每个月必须完成总公司和分公司摊派下来的销售指标，还要举办各种开发新客户的营销活动。这些活动也是让祐二郎他们公司中层领导挠头的事情之一。
“比如，我们招待竹村健一
或是植村直己之类的名人演讲，场地都要选超五星酒店的‘某某厅’。这种场地一般都附带全套晚餐，费用算下来平均每个人要一万五千日元，超豪华的。我们招待的，都是些医生、税务顾问这种高收入群体，随便一单保单签下来都是上亿日元的那种。我们就以这些人为突破口去销售。我们公司会给每个支部摊派招待名额。除了这种，还有公司举办的高尔夫球大赛。”
在当时的保险公司，销售员给客户打电话，都不可以用公司电话，而是需要自掏腰包用安装在公司内的公共电话来推销。类似上面说的这种活动，费用也全部由各个支部来分摊。
所以，如果不邀请些有购买意愿的人来参加，也就没有任何意义。而有钱人都知道，免费晚餐之后，等着他的是无穷无尽的保险推销，所以都不愿意来。为了让他们来参加活动，周日手里提着点心盒去拜访客户，就是祐二郎这种销售员的工作。
“税务顾问这种职业，可以沿着他的人脉顺藤摸瓜，搭上其他有钱人或是企业老总之类的，是我们最想要拿下的客户。‘老师，咱们不谈保险的事儿，要不要去打场高尔夫球啊？’我们点头哈腰地去求他们。”
一旦把他们拉来参加了活动，第二天马上就去找他们推销，可以说是翻脸比翻书还快。
“哎呀老师，昨天真是辛苦您了。我就想找您谈谈……然后面不改色地切到正题。最后，就是派女销售每天去访问，一举拿下。”
分公司摊派下来的任务，除了类似销售活动，还有赠品。
“当时说是赠品，其实是公司为了拿下照相机公司、音响器材公司之类的集团客户，而大量采购他们的产品。公司买来的这些东西，就会被摊派到我们分公司。除了照相机、音响，连保险柜什么的都来过。和以前逼供应商从自家买东西的三越百货如出一辙。”
公司摊派下来的这些东西，通常都由女销售去消化。但是，毕竟有时候还是会有卖不掉的东西，也只能由祐二郎他们中层领导自掏腰包来买。
从光鲜体面的支部长到销售部长，销售员们越是在自己的晋升通道中往前闯，越是着急晋升，钱就越是从自己口袋里往外跑。祐二郎在这个奇妙世界里，又深深地陷入了负债的地狱。
刀刃架在脖子上
“东京的竞争太激烈了，想当上支部长太不容易了。你再忍忍，只要当上支部长，外债也能还上……”
祐二郎不断地对妻子登志子说。但是，就算他起早贪黑、夜以继日地工作，一开始只有五十万日元的债务，非但一分钱都没有减少，反而越来越多。登志子在朋友的饭店打工，每月能挣来四万五千日元补贴家用，但他们的生活却愈发窘迫。
“逢年过节，一家四口出门吃个饭都难上加难。我们住的房子连淋浴都没有，平时也是能省则省……”
想升上支部长，还有很多道难关。平时的销售业绩自是不用说了。除此之外，还有关于保险业务知识、一般常识的笔试和领导的面试。要想参加升职考试，首先销售业绩要达标，成为支部长候补。每年五百多个候补人选中，最终能爬上支部长宝座的，只有不到八十人。
祐二郎过关斩将，突破重重难关荣升支部长一职，是在进入公司的第十五个年头——也就是去年的事情。但是，直到祐二郎自己去一笔笔查明债务之前，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债务究竟有多少。那时，他欠小微贷、信用卡公司、银行等的债务已经高达一千四百万日元，而且每天都在以加速度持续膨胀。每个月为了还利息而奔走借钱，家里的资金如同高空走钢丝。最为讽刺的是，他就是在这种状态下登上了梦寐以求的支部长宝座。
在荣升支部长一职的同时，他被调到了总公司办公。他的新职位，是在面向大企业和中央政府机关职员销售保险的部门。祐二郎是开拓客户的冲锋队长，要率先和企业、机关的总务部长、董事等重要人物接洽，为将来派销售员去实际进行推销做好铺垫工作。此外，在银座、赤坂等地的高档西餐厅款待客户、陪客户去卡拉OK唱歌也是他的工作之一。
“像我这种人，和客户公司高层聊天，就算根本没什么话题可聊，也得装作自信满满的样子，假设对方问：‘话说，你是哪所学校毕业的？’我肯定是拔了舌头都不能说我是一个穷山沟里的夜校毕业学机械的。这种话题我最讨厌了，但也只能应和着说：‘哎呀，我的学校根本不值一提。’心里只想着赶紧把客户敷衍好，我好赶紧去贷款公司。像是屁股底下的沙发长了刺一样，根本坐不住……”
渐渐地，贷款公司的催款电话越发厉害起来。祐二郎的新办公室跟以前干销售的时候不一样，不光有宽大的办公桌，还有接待客人的沙发茶几，十分安静。不停打给祐二郎的催款电话也就格外引人注目。
“电话里催款的人不停地骂着。我又不能在公司露馅，只好装作在接客户电话，说些‘您好’‘托您照顾’等驴唇不对马嘴的话，对方听了自然更生气了啊……而且接电话时间长了容易引起怀疑，没说两句就说：‘好，我知道了……再见’然后就把电话挂掉。紧接着对方又打回来说：‘连利息都付不上，你这是什么态度！’我在这边继续装傻说：‘好的，谢谢您，再见。再见。’每天周而复始的都是这些，公司里的人肯定会起疑心。”
哪怕在他上厕所的时候，心里都会挂念着电话。他经常找机会从公司里出来，跑到公司底下的公共电话打给贷款公司，用新借来的钱去还已经迫在眉睫的旧债。
“我跟公司说，出去一趟，就半个小时。但是你想想，从公司出来，去上两三家贷款公司，被骂得狗血淋头，然后再回公司就已经快到傍晚了。没过多久，就有部下跟上面告状，说我工作时间经常开小差……这个工作我干了十五年，让我爱人都跟着我受了这么多委屈，好不容易才得到的职位，我哪舍得放弃？但我的经济状况已经接近崩溃，仿佛每天都被人用刀架在脖子上一样……”
祐二郎把弟弟们和妻子的姐妹们召集起来想办法。东凑一百万日元，西凑七十万日元……但这点钱和他的债务比起来无异于杯水车薪。
自己的事情要是被公司知道，万一被开除，那可是连离职补贴都拿不到。一天，心中充满不安的祐二郎终于决定向公司领导坦白。
背负贫困家庭的期待
“原来是这么回事……”
其实领导或多或少已经发现了祐二郎的异常。
“这样的话，必须尽早想办法。你好不容易干到这个位置，要是为了外债辞掉工作，你自己也不甘心。而且你走了，对于公司来说也是损失。总之，你先歇上一个星期，集中精力把你的情况整理清楚。”
然而，对于无依无靠的祐二郎来说，他的情况远非请几天假就能解决干净。不过领导还是帮他编了个父母生病回家照看的借口，替他请了一周的假。放假前一天，祐二郎挨个给所有的贷款公司打了一圈电话，说自己身体不好请假了，求他们不要再给公司打电话。
这整整一周时间，祐二郎把自己关在家里，一步都没有出门。他就像进了台风的中心，四周一片死寂。他甚至都忘记上次和妻子面对面交谈是什么时候。
回头看看自己的人生。结婚之后，自己脑子里除了保险的销售目标，就是公司业绩……甚至从没有和妻子享受过独处的时间。但结果又如何呢？要自己抛弃拼死拼活、一个人忍辱负重得来的支部长的地位，又谈何容易？
这些年，自己究竟干了些什么？兢兢业业地工作，又是为了什么？每当祐二郎这么想，他都会有种坠入阿鼻地狱的恐惧。
又是做假合同、又是替客户交保险金，在旁人看来简直是愚蠢透顶……但究竟是什么，蒙蔽了他的双眼，驱使他不择手段也要提高业绩，也要在公司里出人头地呢？
“我们所有的亲戚，兄弟姐妹、叔叔嫂子、表兄表妹，手头宽裕的人一个都没有。哪怕是初中毕业都算读书多的了。年纪稍微大一些的，都只有小学文化。在这样一家人里，只有我一个人，虽然是夜校毕业，但也算是国家承认的高中文化水平，又是在能上电视的大企业上班。所以在他们心里都觉得自己必须帮我一把。
“不是我自卖自夸，我其实是个认真又耿直的男人，脑子也挺好使。他们都只是一心想着让我上学念书、出人头地。我也想念书、出人头地。只要在公司努力升职，当上支部长，将来老家的弟妹来东京找工作的时候，还能给他们当个保证人，那样的话就能在公司找上一份不错的工作了。像我们这样一群乡下的贫民里，能出来一个大企业的科长、部长之类的领导，大家的生活都可能或多或少改善一些，活着也能够轻松一些了。
“所以，我不停地跟妻子说，再忍三年吧，再忍两年吧……害她吃了这么多苦，唉！如果因为区区外债，这么多年的努力都化为泡影的话，那简直是欲哭无泪了。”
但是，一周的假期里什么问题都没有解决。贷款公司又开始轮番去公司轰炸。最后，留给祐二郎的路只剩下最后一条。那就是在被公司开除之前先提出辞职，这样多少还能拿到一点点离职补贴，然后用自己的离职补贴加上最后从亲戚那东拼西凑借来的一些钱，还上了一些对自己有恩的人和一部分贷款公司的钱之后，向法院提出个人破产申请。只要法院判决他破产，他剩余的全部债务将一笔勾销，可以再也不用日夜承受被逼债的痛苦。
“我一定要走出这里，去见识更宽广的世界，才能找到出路。”——穷山沟里，一个少年曾怀揣着这样一个梦想。他年迈的父母、爱他的兄弟和他一道，像呵护一个脆弱的肥皂泡一样呵护着这个梦想。然而，现在他的梦想竟然真的像肥皂泡一样，消失得无影无踪。梦想的灰烬化作沉重的债务和信用卡的残骸，淹没在东京林立的高楼之间。
保险帝国的顶梁柱
祐二郎从一个普通保险销售员开始打拼，坐上了众人羡慕的支部长的位置，却在一千四百万日元债务的重重围困下身败名裂，最终跌落人生谷底。他曾经的女下属，又是如何看待这样一个梦想化作泡影的悲惨男人呢？
椎野桂子，四十一岁。她带着两个年幼的孩子离婚之后，就开始在祐二郎手下卖保险了。
“邻居家的太太是卖保险的，天天劝我一起干，说只去一天、凑个人头就行，不愿意干的话第二天就可以辞职。后来想想才知道，那是因为销售员辞职率很高，所以去外面拉新的销售员进来，也是我们的业绩指标之一。刚开始我还觉得工作时间相对自由，这工作好干。但后来才发觉当时想得太简单了。”
日本战败之后经济困难，所有人都在为第二天的口粮奔波。保险公司开始大量雇佣阵亡士兵的遗孀，于是就有了大量女性保险销售人员。现在全国上下，女性保险销售员一共有三十四万七千人。粗算一下，在大概平均一百户就有一个人的销售大军中，有八成都是女性。
和只要摆在柜台里就有顾客来购买的商品不同，保险销售业绩多少和销售人员的推销活动密切相关，因此她们的存在意义极其重大。
人寿保险的普及程度，主要看保险合同总量这个指标。所谓保险合同总量，是指全国所有保险合同中，被保人正常生病死亡时保险公司须赔付的保险金总额。昭和五十七年（1982），日本的这一数字为七百零六万亿日元。人均保额已经超过西方发达国家，成为世界第一人寿保险普及国。为超过国民收入三倍以上的这一数字做出主要贡献的，就是她们。
业内人士说：“生活变得相对富裕的高速增长期，正是保险业飞速发展的时期。因为这个时期，正是人们维持稳定生活需求高涨的一个时期。以前的保险，都是储蓄型保险，比如期满之后返利一百万日元这种。但后来，交通事故等生活环境整体的风险越来越大，万一家庭里的劳动力出个三长两短，将无法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平。这时，保障型保险就越来越受欢迎。”
昭和三十六年（1961）的保险合同总量约为七万亿日元，这一数字到五年后的昭和四十一年（1966）时已经上升到三十万亿日元，而昭和四十七年（1972）时已激增至一百万亿日元。
生活中事故、自然灾害、疾病、退休等，风险无处不在，而国家和地方的保险制度根本不足以涵盖这么多项目。从某些角度看，保险合同总量的激增正反映了人们心中的不安。
在近十年内，保险的普及率已经触顶，所以保险公司间的竞争愈发呈现白热化趋势。同时，保险公司的业务模式也在朝多元化发展。比如满期后返利的一百万日元可以直接进行理财投资，而非直接返还现金。这样一来，企业间的竞争就更加激烈了。
祐二郎和他手下的女销售员们，正是在这样一个激烈竞争的环境中，每天被企业的销售目标追赶着不停地东奔西走。
桂子在当销售员的时候，祐二郎已经在做销售管理的工作了。他在卖保险的同时，还需要给刚进公司的新人们讲解如何销售、如何通过促销活动扩大自己手里的客户群。
公司里正对着门的那堵墙上，贴了一张巨大的成绩表。只要看一眼名字下面的柱状图，谁当天完成了多少销售业绩都一目了然。据桂子说，这张图标上祐二郎的成绩每天都远超其他销售。
“当时我们都说他工作起来像个忍者一样，干活干净利落，从不拖泥带水。而且他对我们都特别好……公司举办的活动，本来应该是我们销售自己买车票发给客户，让他们过来。但他每次都替我们负担三成左右的经费……”
我们告诉桂子，说祐二郎因为债务出了事。
桂子只是无奈地叹了口气，久久说不出话来。
“当时公司曾经有过传言，说他每个月自己花二十多万日元来维持业绩。但是，他工作那么拼命，为了公司不惜一切，结果却落得这样的下场，多可怜啊。哎……原来是这样。”
女销售员的世界同样残酷
桂子在祐二郎手下卖保险。带着两个孩子离婚之后，她成天为家计奔波。本来以为卖保险的工作不用坐办公室，时间也比较自由，不耽误带孩子，但实际开始工作之后她才明白，现实跟她预想的完全不同。
公司墙上挂着一幅标语，上面写着“向着目标时刻前进！”。旁边就是所有销售人员的业绩表。上午九点半开早会，一群稍微上了年纪、看起来孩子已经上初中高中的女销售在支部长身边唱公司的社歌。进公司之后第一次见到这阵势时，还真是一件考验勇气的事情。
“支部长扯着嗓子，说着些数字，说离业绩达标的截止日期还有多少天，大家要全力完成目标。一个老员工偷偷跟我说，你要是拿目标当真的话，非得胃溃疡不可。左耳朵听右耳朵出就可以了……”
保险业飞速发展的昭和四十年代（1965—1974），每年都有三四十万像桂子这样的销售员进入保险行业，同时也意味着有三四十万人被迫离开。那是一个大量招聘、大量解雇销售的时代。
据专家介绍，这一现象，是保险公司有意为之的结果。
“有一个词叫‘初始客户’。所谓初始，就是说只要公司招进来一个销售，哪怕是能力再差的人，一开始也能从亲戚朋友那里靠人情拉来四五个客户。但他们手头的人脉用光之后，业绩就会越来越差。所以那时很多保险公司甚至都靠着‘不拉订单拉销售’的策略来增加客户。”
当时很多销售人员没有什么有效的销售手段，只能靠拉关系来推销。如果客户不买账，他们马上又开始拉客户当销售。
但是，对于这种大量招聘、大量解雇的用人方式，社会上批评的声音一浪高过一浪，后来已经很少有公司继续用这种策略，转而靠提高销售人员专业素养和销售策略来提升销售成绩。
但是，时至昭和五十七年（1982），每年仍然有十六万四千人加入保险行业，而十三个月之后却只剩下六万两千人。也就是说，每三个新人里有两个人不到一年就会辞职。这一行业依然没有摆脱“用过即丢”的用人方式。
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在一个保险市场几乎饱和的年代，仅靠拉关系来推销，已经不能在激烈的竞争中生存下去。
通过计算机化来提高效率、处理信息的浪潮也席卷了这个行业。据说日本国内行业排名第一的保险公司，已经通过电脑将一千万户的家庭成员、年龄、职业等信息归档管理。
“我们在拜访客户推销产品的时候，也会在对话中打听客户的家庭信息。有时遇到管理人事的客户，还会给对方一个特价，让对方偷偷帮忙印一份公司员工列表什么的。比如说，某个客户的大女儿结婚的同时，他本人也到了退休的年龄，而他的二儿子刚上大学，我们就会按照这些个人信息选择最适合他的险种，然后结合他的生活状态为他量身定制保险金额和报价。我们将精心设计后的产品摆到客户面前，客户就更容易接受我们的推销。”
将推销用的小礼品装到挎包和手袋里。手绢、毛巾、纸巾、台历、火柴。准备好后，就可以出发了。拜访客户的时候，将这些小礼品和名片一起递上。当然，这一切都需要她们自己花钱。礼品的钱会从她们的工资里扣除。
“刚进客户的公司，我们还给客户打扫烟灰缸、给他们泡茶、出门给客户买便当。为了能和客户搭上话，我们什么都干。如果客户也是销售的话，一般他们回公司都得晚上八点以后。我就先回一趟家，给孩子们做好饭之后再返回客户那……嗯？男女关系吗？其实男女关系，也不是什么秘密了。以前就有同事找我诉苦，说客户逼她上床，不知该如何是好。”
后来我见到了栎村富美江。今年五十九岁的她已经从保险行业抽身，但在保险公司的那几年间结识的姐妹们如今仍经常出入她的家，是个爽快敞亮、对人十分亲切的中年妇女。富美江讲起了住在附近公寓的兼田喜代野的故事。
“她本来和她丈夫处得就不是很顺。生活又十分窘迫，所以才开始卖保险的。结果干着干着，就和别的男人有了不清不楚的关系……”
跟踪、埋伏妻子
在绝大多数人都干不过一年的保险行业，栎村富美江可以说是老资历了。兼田喜代野是和富美江同属一个门市部的二十八个销售员之一。她是个三十三岁的母亲，家里有两个年幼的孩子，老大上小学四年级，老二上二年级。虽然富美江足足大了喜代野两轮，但两人住得近，上下班又在同一个车站，关系自然而然会比较亲密一些。
富美江发现喜代野近来的怪异，是一天傍晚她给喜代野家挂了一通电话之后的事情。
“那天晚上已经很晚了，我打电话去她家，她丈夫说她不在。对方反问：‘您已经回去了吗？我家那口子说她和您一起去的啊？’我急忙帮她圆话：‘啊，我刚刚一直和她一起，不过我先一步回家了。’很明显，是喜代野在用我当挡箭牌。”
后来一问才知道，那天晚上喜代野凌晨两点多才回家。第二天，喜代野给富美江打来了电话。
“她说：‘不好意思，今晚我出去一趟，就说和你在一起好吗？’我下意识地就答应了。结果那天晚上喜代野的丈夫不出意料地给我家打电话。我让我的丈夫接的电话，就说我也还没回家，总算是没出纰漏。看这样子，她应该是经常拿我当挡箭牌，晚上夜不归宿了。”
喜代野对富美江的利用远非仅停留在欺骗自己丈夫这一点上。实际上，在上面提到的那通电话之前，喜代野就曾经对富美江说最近手头实在太紧，让她帮忙去贷款公司借钱。
“哎，我自己都觉得我这个人傻得很。别人说什么我都信。每当我看到别人犯难，都会觉得如果换成我自己肯定也会特别发愁，情不自禁地就想去帮忙。我都这个年纪了，还经常被老家的哥哥奚落，说我连落在自己脑袋上的苍蝇都不忍心赶走。”
富美江见不得喜代野为难，还特意陪她一起去了有名的T贷款公司，用自己的名字帮她借了四十万日元。没多久，喜代野就拿不出还款的钱，富美江没有办法，把自己的钱给她去还钱，结果她反倒被贷款公司连哄带骗地又借了十万日元。
富美江后来才知道，那时候喜代野已经在公司里四处求同事去借了六十多万日元。然后每个月都去借新债来还旧债，手头十分拮据。当时对这一切全然不知的富美江在喜代野的央求下，又去信用金库帮她借了三十万日元。而且，这个喜代野，连客户交上来的保险费都没有放过……
“有一天我要赶着出去旅游，赶不上下午四点前把保费存进公司，正在犯愁，她过来跟我说‘我来帮你交吧’，我就把钱放在她那了。结果，那天我准备交给公司的保费，一分不剩地全让她拿走了……”
这些钱，都让喜代野拿去干什么了呢？
一切都得从喜代野让富美江替她欺骗丈夫的时候说起。那段时间，喜代野的丈夫每次接起打到家里的电话，对方都会一言不发直接挂断。次数多了，她丈夫自然心生怀疑。有一天，丈夫看她接起电话后，忽然出其不意地抢过了听筒，然后听到电话那头一个男人在说：“几点等你？”在丈夫的质问下，喜代野说是在跟公司领导约工作上碰面的时间。
她丈夫并没有马上追究，而是偷偷地跟在她的身后，看她去了哪里。
“她去的地方离家不远，是一家钢材加工厂的二楼，应该是厂里员工的宿舍。她丈夫可真能忍啊，一直在门口埋伏着，直到半夜两点多……”
喜代野和一个年轻男人从楼里走了出来。她丈夫不由分说，直接扑向了那个男的……
“干保险销售这行，有时候难免会遇到各种诱惑。女人到了我这个年龄，稍微开个玩笑、假装嗔怒一句也就过去了。但年轻人啊，毕竟生活拮据得很，当然是想多拿保单了，发生这种事情也是在所难免的。那晚，她丈夫和那个男的在路边扭打在一起，打得脸都青了，眼睛肿得老高……”
那之后没多久，喜代野就失踪了。
机器“人”的悲哀
明明和情夫一起被丈夫打得遍体鳞伤，喜代野却依旧没有断绝和那个男人的关系。
那时，喜代野家住在一栋木头建的二层公寓小楼里。半夜两点多，喜代野蹑手蹑脚地从外面回来。那天晚上，她丈夫睡觉前用绳子将门把手紧紧地绑在了家里的电冰箱上，所以就算用钥匙打开门锁，也是打不开家门的。
喜代野无奈之下，只好坐在楼梯上等着天亮。落魄消瘦的喜代野在邻居看来是怎样一副模样呢……
不仅如此，不分昼夜来要钱的贷款公司更搅得他们不得安宁。
“欠债还钱！”
“蠢娘们！”
每天回家，都能看到写满污言秽语的纸条贴满了小楼的入口、房门和外墙。今天撕掉，第二天早晨睁眼一看又贴得满满的。
那时，贷款公司催债的矛头也对准了帮喜代野借钱的富美江。
“我帮她借的钱，她也还不上。所以催债的电话不停地打到公司里来……然后公司一查才发现，那时帮她借钱的远不止我一个人……”
公司这边正闹得沸沸扬扬，喜代野却不见了。
喜代野从同事和贷款公司借的钱究竟都去哪了，谁也不知道。她的丈夫就在离家不远的一个小作坊工作。据富美江推测，虽然她家的生活并不富裕，但这些钱绝大部分应该都流进了情人的口袋。
“她丈夫人特别好，又很实在，所以她八成是觉得自己的丈夫有些无趣了。说到底，还是她太年轻，想要找些刺激吧。刚开始只是单纯地想用自己的身体去换保单，结果时间一长就生出了感情……有一次我偶然撞上她和那个男的两个人去喝酒，结果最后账还是她去结的。”
失踪后的喜代野躲在神奈川县川崎市附近的京滨工业带的一个小作坊集中地。
“她躲起来之后，她丈夫满天下地找她。大概找了四个多月，竟然真让他给找到了。而且她住的地方，竟然还是贷款公司的人介绍给她的。也不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
从火车站下车之后换乘公共汽车，朝海边的方向大概行驶二十几分钟后，就到了一个周边密密麻麻全是小作坊的地方。喜代野就住在一幢拥挤不堪的公寓楼的十几平方米的小房间里。在樱花已经临近开放，春寒却依然逼人的时节，丈夫推开了她的房门。
“她丈夫后来一脸悲伤地对我说，她一个人在冰冷的房间里，一动不动地待在那儿……”
一对饱尝艰辛的工人夫妇冰冷的再会场景浮现在了我的眼前。
那之后，富美江背着丈夫不停地借新债还旧债，生活费捉襟见肘，举步维艰地维持着生计。然后，生性善良的她又被一个销售家用桑拿设备的女人骗走了很多钱，债台愈发高筑。
“这一来二去的，借的钱一转眼就成了天文数字。后来我一算，连自己都难以置信。我竟然借了两千六百万日元！”
不知道是富美江对这个惊人的金额没有什么概念，还是说她已经超脱了绝望的境地，在说出自己债务金额的时候，她竟然意外地坦然。
世界第一的保险帝国——日本，就是一个正在将数不清的钱不断敛到一起的机器“人”。无论是祐二郎还是富美江、喜代野，都不过是机器“人”身上的一颗颗辛勤劳作的螺钉而已。正当他们被高额的债务压得动弹不得的时候，一个新的事实被披露出来。那就是他们所在的保险行业从贷款公司或直接或间接的融资，已经高达三千两百零一亿日元。在这个人们被自己敛来的金钱束缚得喘不过气的世界里，他们的梦想被无情地吸进了都市的黑洞，再也不见天日——
竹村健一（1930— ）：日本记者、政治评论家。出生于日本大阪，毕业于京都大学英语专业，后前往美国雪城大学留学。20世纪七八十年代担任多个电视和广播节目的主持人、特约评论员，出版著作300余册，在日本国内拥有较高的知名度。
植村直己（1941—1984）：日本登山家、探险家。出生于日本兵库县，毕业于明治大学农学专业。酷爱登山，于1970年成为全世界首位登顶五大洲最高峰的登山者，1984年2月12日实现人类首次冬季登顶美国最高峰麦金利峰后，翌日下落不明（后宣告死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