半途出家的新学生
经过南北议和代表磋商，民国元年（1912年）2月9日，南京临时政府向清政府致送定稿的优待清室各项条件。12日，隆裕皇太后代表清廷认可这一条件，并于次日公布，同时宣布宣统帝逊位。
优待清室条件共包括三个部分，根据其中的《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
，紫禁城内一如既往，仍用宣统年号纪元，溥仪仍旧可以发布上谕，宫内各官署照常运作。陈岱孙的伯祖陈宝琛也继续为溥仪当着帝师，并在民国十年（1921年，宫内称宣统十三年）获授太傅头衔（此头衔是否应当冠以“伪”字，实在两可之间）。陈宝琛寿享八十七岁，他在余生中一直以大清朝的孤臣自许。
陈宝琛的三弟宝璐则是愿为孤臣而不可得，在宣统帝逊位后便一病不起，于是年年底溘然长逝，终年五十五岁。陈岱孙随即剪去了脑后的小辫子，此举在新风气姗姗来迟的螺洲，堪称“少年革命党”的勇敢举动。
严厉并且守旧的家长宝璐去世后，懋豫、伯瑛夫妇悲伤之余，不免在暗地里松了口气，现在终于可以重新考虑儿子岱孙的教育问题了。顺应潮流，让岱孙转到新式中学就读，已经再也容不得半点犹豫和拖延，但是，要考进新学校，私塾里的学问是不够的。
陈岱孙的祖父陈宝璐（1857—1912）
民国二年（1913年）旧历新年过后，陈岱孙感到读书生活发生了重大变化。石卓斋先生年前辞馆走了，新来了老师。关于私塾内的学业，师生都明显是在敷衍，而在私塾之外，父母另请来一位新式小学的教师为他开小灶，补习英文、算术。就这样，双轨制的教育进行了两年半，陈岱孙去考新学校了。
所说的新学校，是指在福州赫赫有名的鹤龄英华学校，属基督教卫理公会，由信徒张鹤龄于清光绪七年（1881年）捐资创立，故冠名“鹤龄”，校名英译为“Anglo-Chinese College”。英华原本的确是一所“College”，学制八年，自认其最高的两年级相当于大学一二年级，但在陈岱孙投考前夕，它的七八两个年级被整体剥离，并入福州当时新成立的一所教会大学，英华则相应地退而改为六年制中学。
福州鹤龄英华学校校内小教堂，摄于1920年（英华学校原址目前为福州高级中学使用，小教堂仍在，改为体操馆）
英华学校建在南台岛北部、闽江南岸的仓前山上。清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中英签订《南京条约》，福州被列为“五口通商”之一，这一溜儿原本清静的小山坡便逐渐成为外国领事馆或代办处聚集的地方。坡上坡下随之建起外观各异的西式建筑，有住宅、教堂、学校、图书馆、医院、报社、洋行（就是今天所说的“公司”）等，风气时髦，远近闻名。
少年陈岱孙
陈岱孙的舅舅们就住在仓前山的一栋大洋房里，离学校咫尺之遥，罗家子弟清一色是英华校友。陈岱孙在这里就读时，尽管学校有宿舍，但也常在罗家吃住。
民国四年（1915年）秋，陈岱孙时年十五岁，考入英华学校三年级（相当于初三）插班，但他自觉“耽误太久了，年纪太大了”，已不愿按部就班再念四年中学。对于陈岱孙这样的情况，学校采取了特事特办的做法，为旧塾出来的学生安排了三场中文特别考试。考试合格者可以成为“专读生”，免修各年级的全部中文部课程（国文、经书、中国史地等）而专修外文部课程（英文、外国史地、数、理、化、生等），如此便可大大缩短上学的年限。但是，如果不能通过特别考试就惨了，即使入学考试成绩都及格也不能被录取——别说专读生，想退而求其次改上普通班也不行，根本不能入学。
陈岱孙等一批旧学生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决定背水一战，参加特别考试。结果，三场考试的内容原来就是写三篇文章，经义、史论、时事对策，陈岱孙驾轻就熟，轻松过关。他对此比较得意，“虽然对于学校中的所谓 ‘新学’ 的学习，我是 ‘半途出家’ 的学生，然而 ‘半途出家’ 前九年半的私塾内外的学习并不妨碍我对于后此 ‘新学’ 的进修”。
但接下来赶时间的日子实际上一点也不轻松。在所有“西学”课程中，其他还好说，数学让他最为头疼，跟着不同的年级上课，不光是代数与几何同时念，而且是上半部的代数与下半部的代数同时念，上半部的几何与下半部的几何同时念。尽管临时抱佛脚应付考试不成问题，但毕竟煮的是一锅夹生饭，从此畏难，断了日后学理工科的念头。终其一生，陈岱孙在经济学的研究和教学中也一直与过度精致的数量分析方法保持着距离。
陈岱孙连蹦带跳，只花了两年半时间便修完了外文部四年的课程，于民国七年（1918年）年初从英华学校毕业。除了数学没学好留下了遗憾之外，还有一件事令他觉得糊里糊涂——“我不知道我应该算哪一级毕业班的毕业生。我随之在1918年2月领取毕业证书的那一班级，显然不是我于1915年秋季入学时插入的那个班级。在这两年半的过程中，我经常是上午和某班级一起上课，下午又和另一班级一起上课。但似乎也没经过明确的手续，认为我已从某班级转入或升入某班级。因此，我似乎只有某课某课的同班而不能肯定地说有同属于某级的同级。然而，有幸的是，我随之而毕业的是英华学校第一个六年一贯制毕业班，我相信，从一开始就没有人否认我这一身份不明的人为级友。”
附：《乡声》（作者陈岱孙，原载《福建画报》1984年第二期）
我原籍福州。1918年至1926年外出求学，其间有六年（1920—1926）负笈国外，只有1919年和1920年暑假回过两次家。从1926年学业结束后，五十多年来，我一直旅食他乡，回里的次数极少。
我最近一次到福州是在1948年的夏天，算起来也是35年前的事了。记得，前于此的一次回家是在1932年，和这次相隔16年。
1948年，我乘飞机在福州南乡机场降落。下机后，我强烈地受到古人曾说过的“童稚皆作故乡之声”的一种说不出的感触。一方面是亲切；另一方面又觉得陌生。这种似乎总是互相抵触而不大习惯的感觉一直陪伴我在福州一个多月的勾留。
方言的乡声没有变。在1948年，福州的都市面貌、人民生活也似乎和我童年所知道的没甚变化。但我仍然感到似乎有些不可捉摸的东西是在变。只就乡声来说，有一种我青年时所习惯的熟听的，从广义上说也是一种的乡声，这一次却听不见了。这就是闽江上下水船船工们的号子歌声。
闽江流经闽西北山谷中，到了近省城一段江面骤趋平阔。春夏间江水大涨，上流的木排，夹杂着小木船，随着溪水下放，到了江面平阔的水域，便争流而下。就在这时候，木排和小船上的号子歌声就迷漫江上；先自远而近地越来越响亮，然后又自近而远地从轻到消失。
我青年时所上的那一所中学位在闽江的南台岛上。我们的宿舍北面临江。在春夏间，我们几乎每天下午都听到这来自闽江上游的木排和小船的号子、歌声；沉郁但又带着豪放。当时，我觉得这号子和歌声有一种说不出的感人魅力。
这次回乡，我借住在一位亲戚家里。他的家去我的母校不远，也面临江水。夏天，季候是对的。我期待着再一次领略这难忘的号子和歌声，但失望的是，在我住下的几星期，我根本没有一次听见过这种乡声。我也曾向人打听过，但没人能说出其所以然。也许在当年有这种号子歌声的年月里，他们就是听而不闻，根本对之没有任何印象罢了。
现在去1948年已是35年了。从家乡来的人说，三十多年来，家乡的变化很大。真想有机会能回去看看。虽然童稚故乡之声将仍会是亲切而陌生，但故乡的面貌和生活，都会是虽陌生而更亲切。只是不知道江上的号子、歌声是否终于销声匿迹了。
- 《大清皇帝辞位之后优待之条件》：一、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尊号仍存不废，中华民国以待各外国君主之礼相待；二、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岁用四百万两，俟改铸新币后，改为四百万元，此款由中华民国拨用；三、大清皇帝辞位之后，暂居宫禁，日后移居颐和园，侍卫人等，照常留用；四、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宗庙陵寝，永远奉祀，由中华民国酌设卫兵，妥慎保护；五、德宗（注：光绪帝）崇陵未完工程，如制妥修，其奉安典礼，仍如旧制，所有实用经费，并由中华民国支出；六、以前宫内所用各项执事人员，可照常留用，惟以后不得再招阉人；七、大清皇帝辞位之后，其原有之私产由中华民国特别保护；八、原有之禁卫军，归中华民国陆军部编制，额数俸饷，仍如其旧。
- 陈岱孙1932年和1948年的两次返乡：陈岱孙自1927年起任教清华大学，至1932年，服务满五年之际，根据学校规定，可以享受为期一年的休假。这年暑假，他先是回乡省亲，之后利用年假赴欧洲为写作《比较预算制度》搜集资料，并出席1933年于伦敦召开的国际经济货币会议，以及于加拿大邦佛召开的太平洋国际学会双年会。1948年暑假，陈岱孙16年后再次返乡，这一回是他陪同母亲，护送父亲陈懋豫的灵柩回故里安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