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门之后梁思成

名门之后梁思成

中国建筑业的发展日新月异,人们始终难以忘记中国建筑业的始祖梁思成当初是怎样来到这个世界,又是怎样被人引领走入这个奇妙的世界。这一切仿佛一块巨大的磁石,吸引着无数的目光。

你是水,终究会婉转绵延;你是山,总是流露出伟岸高深;你是漫漫岁月里沉淀的一杯苦茶,愈品愈香,浸润了无数人的心田。

文化只有渗透到了生命,才能得到永恒的延续,梁思成作为一代名人梁启超的长子,不负众望地继承了父亲的才干。作为名门之后,无疑梁思成是幸运的。

1898年的夏天,连空气都躁动不安,腐朽的中国仿佛在等待一次久违的甘露,来增添生气。就在这个燥热的夏天,老师康有为与学生梁启超,为中国带来了一波更大的热浪,他们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戊戌变法帷幕。天真的他们期望着能够通过支持年轻的皇帝,引进新鲜的血液,实施激进的改革来拯救暮气沉沉的国家。然而,这也只是个想法而已。对于中国,变法并没有带来什么改变;对于变法领袖之一梁启超,却仿佛经历了一次地震,不得不开始迁徙流离。

随着变法由于保守的政变而以失败告终,梁启超也因此暂时离开了故土中国,流亡到了岛国日本。这一年,梁启超只是一个二十五岁的年轻人,朝气蓬勃,有着自己远大的理想和抱负,有着一身饱满的精力和才学去释放、去展现。

然而,即使是新潮而时尚的变法领袖,在当时依然不能逃离家族安排的婚姻生活。他不到二十岁便早早地结了婚,妻子是一位比他大四岁的贵州女子,名叫李蕙仙。在这样一段看似不般配,也没有感情基础的婚姻中,两人婚后生活却十分和谐美好。作为丈夫的梁启超,立志要以探索和开拓更广阔的世界为目标与责任;而作为妻子的李蕙仙,虽然只是一个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女子,以至于她的其他情况很少有人知道,却也贤惠乖巧。1893年,李蕙仙在广东生下了她和梁启超的第一个孩子——女儿梁思顺。

随着变法的失败,梁启超已经无法继续在中国安稳地生活下去。男人在哪里,家就在哪里。在梁启超到达日本后不久,妻子李蕙仙也带着五岁的可爱女儿来到了日本,和流亡中的丈夫梁启超团聚。

也许,人的一生不经历一番动荡,便不会了解平静生活的可贵;也或者生命本就是这样,总在漂泊与安定间摇摆。

经过了那些动荡不安的漂泊岁月,梁启超一家三口终于在日本团聚,一家人的生活过得也舒心而安定,女儿梁思顺乖巧可爱,那逗人的小模样让初为人父的梁启超时常觉得幸福不已。但在那样一个封建守旧的年代,即使是流亡在日本,家里也必须要有一位男性继承人来给家族传宗接代,这样的需要在当时的人看来是理所当然的。作为这一任务的执行者,李蕙仙的心里敞亮得如明镜一般,没有任何角落可供躲藏。

很快,作为标准好妻子的李蕙仙再一次怀孕了,这次,她生下了一个男孩。原本是件大喜事,却反而成了悲伤的故事,这个小小的男婴在生下来之后不久便夭折了,一家人的欣喜也落了空。

女人的生育年龄是有限的,随着年龄越来越大,李蕙仙怀孕的概率也越来越小。已经三十三岁的她,只给梁家又添过一个女儿。或许,李蕙仙的心中有太多的愧疚,也或许在当时的女人看来为家族传宗接代才是最大的使命。心里挣扎了一番后,这个识大体的女人还是给梁启超找了一个适合的、可以为他传宗接代的女子,当时梁家的一名女佣。

事情却往往在你预料不到的时候发生,坏消息如此,好消息也不例外地降临。当李蕙仙为梁启超纳妾后不久,李蕙仙便发现自己有了身孕,仿佛能感知似的,心中认定这就是个男孩,将来梁家的长子。

1901年4月20日,梁家的气氛陡然热烈了起来,随着一声响亮的婴儿啼哭,梁思成在日本的首都东京降生,啼哭声响亮而持久,仿佛在向这个欣喜的家庭宣告着自己的不可取代。作为梁家人期盼已久的长子,梁思成似乎从呱呱坠地的那一刻开始,便承担着一种重大的责任。

虽然出生在东京,梁思成对东京却并没有什么记忆,他幼时的记忆从迁居到横滨时开始。那时,父亲梁启超担任《新民丛报》的主编,而梁家就安置在报社的二楼居住。在梁思成的记忆中,日本这个岛屿国家频发的地震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梁思成回忆说:“日本地震很多,记忆中,居住的房子可怕地摇晃就有好多次。缠足的母亲上下楼梯很困难,每次地震总是女用人把我背下楼。有一天晚上,邻居家着火了,通红的火焰烤灼了天空,映红了窗子的玻璃,一瞬间抱起熟睡的我跑下楼梯的,还是女佣人。”对于那位女佣人在救他的过程中匆忙下楼的脚步声,即使是在六十年后,梁思成仍然记忆犹新。

除了地震带来的恐怖记忆,梁思成在日本的学习生活还是十分愉快的,在幼稚园他就曾有一位待他像姐姐一样亲切的老师。1964年,梁思成在《追忆中的日本》一篇回忆文中写道:“我上的是华侨经营的大同学校附属幼稚园,虽是华侨经营,老师却都是日本的女教师。她们就像母亲或姐姐一样亲切,对我们循循善诱,关爱备至。当淘气摔倒把膝盖蹭破时,老师就过来一边哄着不要哭,一边为我涂药包扎。伤口疼痛不能行走时,老师就抱着把我送回家。”

幼稚园后,梁思成继续在日本的华侨学校上学,接受学校教育的同时,中国传统的教育也在父亲梁启超的督促和影响下进行。自小,梁思成就开始攻读《左传》《史记》等古籍,对中国古文化有着良好的基础和浓厚的兴趣。

而此时的中国,在有了第一次变法失败后,人们改变了拯救中国的思路。革命的浪潮一波又一波,终于击垮了末代清朝的腐朽躯壳,清新的空气扑鼻而来。而与之重生的,不仅仅是中国,还有梁启超。因为这样的喜讯,意味着他不再需要继续过流亡国外的漂泊生活了。对于全家来说,这无疑是一个天大的好消息。

1911年,辛亥革命的胜利推翻了清政权的统治,从此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帝制,中国历史也自此掀开了一个崭新的篇章。1912年,归心似箭的梁启超带着全家回到了他魂牵梦萦的故土,这一年梁思成十一岁。

往事如风,将生平飞落如雪的悲苦尽数吹散开来,如同蝴蝶的翅膀掠过干涸的心海。无论时隔多久,故乡总是格外亲切。

1912年,梁思成随父母回国。他们原本的家是在天津意大利的租界处,而当他们全家从日本回来以后,又有了第二所房子。那是一所西式风格的房子,由意大利的建筑师设计。这栋房屋足足有三层楼之多,比之前的老房子还要宽敞明亮,白色的石头艺术地组成了一垛垛的墙,隔开了一个个的屋子。整个家显得那样的洁净与清雅,就如同一个款款绅士,风度翩翩。

房屋最上面的两层是给梁启超做藏书室用的,下面一层则分布着卧室、大厅、餐厅,以及其他接待客人的客房和仆人的休息处。当然,最重要的还要数梁启超的书房。

他曾经给自己取了一个极具深意的名字——“饮冰老人”,以此来标明他的著作。由此而来,梁启超还在自己新书房的门上挂上了一块写有“饮冰室”的牌匾,每个见到它的人都感叹不已,“饮冰室”三个字真正是夺人眼球,不容忽视!

从天津迁居到北京,变动的不仅仅是住所,孩子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像梁启超这样有学识的家庭,传统的做法是让孩子们上私塾。但那个时候全家在日本,没有私塾。所以梁思成和他的弟弟,以及其他的兄弟们上的是当地的一个中文学校。

具有现代思想的父亲认定他的长子梁思成已经到了适合的年龄了,他必须要学习英语并准备将来在国际大环境中生活。有了这样的想法,自然地,梁思成进入了北京一所著名的英国学校,在那里度过了属于他的两年美好时光。

美好的时光总是过得格外快,回国的日子三秋如一日,眨眼间溜走。那个初回国时还有些战战兢兢的孩子,也已成为对周遭环境应对自如的小绅士。

1915年秋天,梁思成顺利考入了清华学堂,成了中国政府公派留美预科班的一名学子。清华学堂最初是用美国给中国的庚子赔款创立的学校,这里不仅供给六年预科、两年本科,而且还为优秀的学生提供到美国深造的机会和奖学金。

学校里的课程和美国的高中课程十分相似,很注重英语和科学。但艺术、音乐和体育这样的副科也并没有被忽视。学校里有些美国教师,他们的教学全部都是用英文来进行。认真好学的梁思成在学术和艺术方面都有出色的表现。虽然他在绘画、着色和音乐方面并没有接受过专业训练,但他聪慧好学,在中学便学会了素描,这也对日后作为建筑师的他起到了相当大的作用。

进入学校后,梁思成很快便展现了自己的才华,并顺利进入了清华艺术俱乐部,成为大学年报《清华校刊》的艺术编辑,主要负责为刊物画一些整版的水墨画,偶尔还会插上几幅漫画。在年报的学生名单里,梁思成不仅被同学和老师称为艺术家和作家,更被赞扬“精通音乐”。至于体育,梁思成也不是弱者,强壮而健康的他,热爱着跑、跳、攀缘和体操,同学们经常可以看到他那飞奔的矫健身影。

他的老同学陈植先生回忆说:“在清华的八年中,思成兄显示出多方面的才能,善于钢笔画,构思简洁,用笔潇洒。曾担任清华年报1922年到1923年的美术编辑;他酷爱音乐,与其弟梁思永及黄自等四五人向张蔼贞女士学钢琴,他还向菲律宾人范鲁索学小提琴。在课余孜孜不倦地学奏两种乐器是相当艰苦的,他却引以为乐。约在1918年,清华成立管乐队,由荷兰人海门斯指挥,1919年思成兄任队长,他吹第一小号,亦擅长短笛……此外,思成还与同班的吴文藻、徐宗漱等四人,将威尔斯的《世界史纲》译成中文,由商务印书馆出版。”

梁启超担心孩子们在清华接受了西方文化而丢了国学。于是他在假期总是会为子女讲学,先讲《国学源流》,后讲《孟子》《墨子》等。后来,梁思成回忆说:“父亲的观点很明确,而且信心极强,似乎觉得全世界都应当同意他的观点。”

回国后,一切都显得那样顺其自然,一切都是那样美好,甚至让人心生嫉妒。似乎这一刻,梁思成成了上帝的宠儿,一切美好的东西他都有,虽然出身名门,但家庭幸福和睦;虽然曾辗转两国,但学业位居翘楚。

然而再完美无瑕,也还是会有疵点。于梁思成来说,唯一不足的就是这座清华学堂位于北京城西北边,路途的遥远让交通成了个大问题。固然,人力车和自行车是最快的,但是身为学生,这样的花销难免有些昂贵,支付不起。驴和驴车倒是能雇得到,但速度慢且不方便。尽管学校里装着电话,但那也只是个摆设,在平日里是不允许打的。于是,这些学校的学生同家人和朋友们的唯一联络方式就只剩下写信了。

对于梁思成来说,这段相对隔绝的时间,反而能让他更专注地接受清华的教育。清华八年的教育和梁启超的影响,对梁思成形成乐观开朗的性格、不断进取的精神、坚定的自信心、学术上严谨的作风、广泛的兴趣与爱好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并使梁思成成为一个炽热的爱国主义者。张锐老先生就曾用“自强不息”四个字来概括清华对梁思成的影响。

回忆起当年在清华求学的那几年,梁思成认为当时清华的教育水平还是偏低的,那些繁多啰唆的课程完全可以缩短为五年。因为他曾评价说:“我很感谢母校对我的培养,那时学校在生活上对我们管得很严,清华有不少达官阔佬的子弟,但是不管家里寄多少钱来,都由斋务处掌管,学生花钱要记账,周末交斋务处检查,乱花钱不记账要记过的。但另一方面,学校提倡各种社团活动,对培养学生的民主精神,对学生的全面发展很有好处。只是学制太长了些,我看不用八年,最多五年就够了。”

或许,梁思成的这种看法偏颇了些。但无论怎样,那个时候的梁思成已然是一位翩翩少年,他受到父亲的感染,接受着中西方文化的熏陶,周围的一切都在帮助他成为一个更优秀的、博学多才的男子。

所谓“诗酒趁年华”,人生在世,漫漫长路,也只有青春鼎盛之时人们才敢于拼尽全力去博览群书,淡定从容。新的世界,新的人物,新的知识,一切都充满了活力,召唤着你去汲取、去品尝,梁思成沉醉其间。

日子如流水倏然而过,彼时的梁思成,在为自己筑造一个梦,一个充满学识的梦,在梦里期盼着那属于自己的未来。

未来,会有什么变化,将会是什么样子。一切总有答案,揭晓只在于时间,也许十年,也许半载,也许就是弹指一挥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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