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一些文献中，称王鼎是恩科进士，有的则称之为正科进士。
所谓恩科，是朝廷格外施恩的特科，在皇帝登基、大婚、大寿之年，特诏增加一次科举，以示有恩于天下士子。而正科，指三年一届，通例定于丑、辰、未、戌年举行的会试。王鼎于嘉庆元年（1796）得中进士，岁在丙辰，为正科似无疑义；又因此乃新帝继位改元的第一年，该科被明确定为恩科。由是，王鼎便成为一名恩科进士。
在清朝官员的仕途升黜中，看不出恩科与正科有什么差异。但出于恩科者，似乎与当朝天子有那么一点格外的亲近，或曰有了一个表忠心、套近乎的由头。王鼎则不然，入仕后一直默默无闻，本本分分做自己的事，近在翰苑清贵，却长期未进入皇帝的视野。直到有一天，嘉庆帝拣阅翰詹大考试卷，发现了他的文字……
第一节 新帝的登基恩科
太上皇帝的传位诏书中，特列一款：“每府州县卫，各举孝廉方正，暂赐六品顶戴荣身，以备诏用。务期采访真确，毋得滥举。”王鼎的祖父王梦祖受到举荐，赐予六品顶戴。这类品级是没有俸禄的，仍能给家人带来骄傲，能激励后辈读书应试的热情。至于携带着一个家庭，乃至一个家族希望的王鼎，在京师参加恩科会试之际，闻知后自也倍感振奋，他是那样爱戴自己的爷爷。
一、用兵与衡文
在禅让后的特殊政治格局中，嘉庆帝对老爹自是惟敬惟谨。“敬承慈旨鸿禧迓，勉矢寅衷宝祚延”
，是颙琰唱和的诗句，读着都费劲，却是对父皇的郑重表态。对乾隆帝所倚信的和珅，他也堪称礼数周到。但太上皇帝毕竟老了，且一天天变得更老，说是不放手，日常事务实在没有精力过问，加上有意让儿子历练，军政大事很快就落在新帝肩头。36岁的颙琰既重视用兵，也不忘衡文，显现出很强的治国责任心。
用兵，包括刻下的平定苗变，主要则是不久后爆发的白莲教之乱。太上皇和嘉庆帝都为之深深焦虑，而密切监视教众起事地域和进军路线、具体指挥和调度军队，多由新帝发号施令。
战事多有反复，奏章纷纷告急，嘉庆帝仍不忘文事。自康熙帝开始，清朝几代帝王都十分重视皇子教育。颙琰自幼刻苦攻书，一直到继位之前，主要功课就是在上书房学习，工诗能文，对儒家典籍颇有知解。二月间，他拣阅了广东四川等省进呈的乡试各卷，见所出“四书”题、“五经”题“多涉颂圣”，指出此类考题难以发现真才实学，也不利于士习文风，要求“嗣后各省乡试派出试官，及各省学政所出题目，务将四书五经内义旨精深及诗题典重者课士衡文，用副朕敦尚经义、崇实黜华至意”。新帝的新举措，必然为有心人觉察到。
这年三月，礼部尚书纪昀被定为会试正考官，礼部左侍郎铁保、吏部左侍郎沈初为副主考官。纪昀曾主持《四库全书》的编纂，自是衡文高手，居官亦素有清正之名。铁保和沈初一满一汉，出身科甲，沈初更是乾隆二十八年癸未科榜眼，皆以能文著称。选定此三人主持新帝登基的恩科会试，亦称允当。
关于接下来的春闱，上皇在传位诏中特有一款，加恩增加名额：
会试额数，俟礼部临期奏明人数，请旨酌量广额。
对于来京会试的天下举子，对于接连两次考场失利的王鼎，无疑是一个福音。
三月二十九日，紧张的阅卷已经基本结束，各房考经过对初选之卷的比对讨论，拟出提交各卷的卷次。正副主考官仔细复核，每卷必读，对前列试卷更是斟酌再三。考卷上的举子姓名是密封的，籍贯则在卷首标明，以便阅卷考官考量，为各省中额留出余地。卷次排定后，礼部据以提出各省会试中额，最后由嘉庆帝钦定。这一类常规事体，上皇已基本不加过问了。本届会试，陕西和甘肃整合而一，共取中五名。虽无法与江浙相比，却较去年大比例增加。
该科礼部会试的会元为广东人袁櫆。王鼎顺利通过了会试，揭晓之日，自是激动万分。多年苦读有了一个结果，但也只是一个初步结果。接下来还有复试和廷试，能不出意外，才算得中进士。
二、策试题
四月二十日，以大学士和珅领衔，吏部尚书刘墉、户部尚书董诰、工部尚书彭元瑞、吏部左侍郎沈初和右侍郎胡高望、兵部左侍郎玉保、内阁学士吴省兰，为殿试读卷官。这是一种信任和尊荣，也是一项苦差，要的是连夜阅卷，又不得出任何差错。阿桂和王杰没有参加阅卷，当是由于年岁太大，已熬不得长夜了。
次日，嘉庆帝亲临保和殿，策试天下贡士。当日一大早，新贡士袍服冠靴，由东华门鱼贯而入，点名分拨，礼部和銮仪卫已在试桌上贴好贡士名签，大家各寻姓名，列坐于保和殿内。天刚放亮，新贡士出至殿外，在读卷官引领下，沿丹陛分东西排立。待皇帝在众官簇拥下来临，作乐鸣鞭，升坐殿内，和珅就黄案捧起策题，转交礼部官员，敬置于丹墀黄案上，众人向皇帝行礼，而后才是分发试卷，贡士一一跪领。这是大清鼎盛时期的廷试仪节，后来国势衰落，皇帝不再亲临殿试，考场虽仍在保和殿，场面则常常是一团混乱。考试期间照例是不许点燃灯烛的，故先来的抢占光亮充足之地，后来者不愿在黑乎乎的深处，便搬着桌凳到外廊之下，遇有风雨，更是狼狈不堪。
时值湖北、陕西等数省教民起事，清廷调集大军也难以迅速平息。殿试策题即由“人心道心”谈起，曰“帝王所以与天下相见者心也”，曰“享天心，肩一心，洽民心”即上下通达之义也，曰“心之用主乎敬”。人心道心，出于《尚书·虞书·大禹谟》，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执厥中。”是中华文化传统中著名的“十六字心传”，强调居安思危，体悟大道，坚守信念与理想。其时苗变未息，教乱又起，无论上皇还是嗣皇帝都深感焦虑，要求与试者考诸史上所有军政体制，依据儒家经典和历代典章制度，对现实中存在的各种弊端提出解决思路。试题还特别要求秉笔直书，“毋隐毋肤”，把想到的都写出来。
对参加殿试的贡士，朝廷也可谓关心备至。每个试桌例赐宫饼一包，殿前还备有茶水，参试者可随时去那里饮用歇息，不禁出入，不限时间，如果嫌宫中试桌低矮，还可以自带折叠桌。当然监试极严，到了这里，作弊的人怕也早被一网一网打捞没了。
二十四日，嘉庆帝御乾清宫，召见读卷官，亲自阅定进呈的前10卷，钦定甲第。第二天，皇帝御太和殿传胪，赐一甲赵文楷、汪守和、帅承瀛三人进士及第，二甲戴殿泗等40人进士出身。王鼎列第二甲第三名，是一个很靠前的名次，多年困穷和苦读的他，终于迎来了一段人生幸福时光。
第二节 初入庶常
为收拾人心，为在易代之际吸引聚拢汉族士子之心，入关后的第二年，清廷即颁行《科场条例》，顺治三年春举行殿试，旋即开选庶吉士。庶吉士，又称庶常，语出《尚书·立政》，本意为众官皆吉祥良善之辈。明太祖取其词义之美，命于举人中择选青年俊彦，入紫禁城文华堂教习读书，在百忙中也常去那里走动，有时还要亲自讲评文章，供应优渥，赏赐丰厚。当时虽未设馆，却被视为庶常制度之开创。永乐朝，确定由新科进士之二甲中选取，入文渊阁学习三年，称翰林院庶吉士。自此，“翰林之盛前所未有”，“庶吉士始进之时，已群目为储相”。清沿承明制，但要求更为严格，不独要经过朝考，连状元、榜眼、探花也要一体参试，一起入馆读书，一起通过散馆考试，考不过的亦不通融。由是，更突出了庶吉士的地位。
一、京师的科举季
嘉庆元年春夏间，湖北、四川等省官兵与白莲教教军交战正酣，而会试之后的京师，似乎仍处于考试的季节，到处是王鼎之类举子的身影，忙着打听消息，忙着走动公卿，忙着看礼部之榜……紫禁城的不少活动，都与科举相关：
本科会试中额为148名。中额，即当科取中名额，一般根据会试举子的总数决定，也要参考优秀考卷的数量。所以总是在阅卷基本完成后，由主考官汇总各房阅卷情况，呈报皇上钦定。通常说来，以参加考试人数二十取一的比例录取，可知该科入场举子，应在3000人左右。比起许多地方的乡试，人数大为缩小，正符合科举制的宝塔式状况，即越往上参与考试的人越少。
对进入会试的读书士子，乾隆帝应说是一贯地体恤关爱。清初沿用明代先例，以二月初九日为礼闱第一场，开考时正值隆冬，贡院考棚简陋单薄，士子瑟缩于严寒之中，不胜其苦。乾隆帝将考期推迟一个月，嘉惠众士子多多。礼部放榜，通常在四月十五日之前，称为甲科甲榜。王鼎的名字，赫然见于前列！依照规定，主考官酌定前10名后，要将试卷呈送皇帝亲自审阅，圈定次第。是可知王鼎考卷已经嘉庆帝御览。
礼部会试取中的士子，称贡士。还要经过殿试，才能获得进士称号。四月二十一日殿试之后，和珅等读卷官便被禁闭于文华殿两廊，在监试王大臣、监察御史、收掌官等陪伴监视下，日夜紧张阅卷。殿试，又称“廷试”、“廷对”，也是王鼎等士子的重要一关，尽管一般不会有黜落，却要决定名次之先后，直接关乎前程。二十四日，嘉庆帝在乾清宫召见读卷官，亲自阅定所呈十卷的甲第，王鼎的试卷已被列入。二十五日，皇帝御太和殿，举行传胪大典，为无数士子梦寐以求的时刻。接下来，是礼部恩荣宴、午门外的上表谢恩仪、国子监进士题名碑等等，岂不忙煞，岂不美煞！
二、和大人的门生
传胪大典三天后，四月二十八日，在保和殿举行朝考，考录新一届庶吉士。
遥想当年的应试士子，真有些像今日的运动员，县试、府试、院试，乡试、会试、殿试，一路过关斩将，除极少数天分奇高而又格外幸运者，若要得一个进士，无不经历千辛万苦。总算熬到喘口气、做做官的时候了，清代又加上一连串的专项考试：馆选有朝考，毕业有散馆考，进入翰林院和詹事府之后还有翰詹大考，无论哪一次考砸，都会导致仕途上的大挫折。多年后，王鼎收到四弟寄来的应试习作，为之批改点评，回信中叙及读书应考的经历：
兄承前人遗泽、父亲培养，成进士，入词林，何所恃乎？恃腹中数卷书与天下学士相角耳。即以兄之愚且拙，穷饿日益甚，今次大考，犹蒙天子特知，列入前茅，越次简用，何恃乎？仍恃此腹中数卷书与天下豪杰相角耳。
写下这段话时，已是嘉庆八年大考翰詹后，王鼎考在二等。这是一个很好的成绩，故话语中能见出一种自信，却也未见出多少轻松。从天资上讲，他认为弟弟要聪明一些，然弟弟却始终未能过乡试关。科举，考的是笨功夫和死功夫，是持之以恒的读书精神，也是以儒学浸润濡染的人生态度。腹有诗书气自华，王鼎信中所言，正在于是。
朝考为清代所独创，与殿试只考策问不同，考试科目有论、诏、疏、诗四项，比乡试和会试增出拟作古诏一项（后于嘉庆二十二年裁撤）。所有新科进士必须参加朝考，必须当日完卷，却不必回答全部试题。新进士各尽所能，全部做完当然更好，做一篇，或两三篇均可，多做亦可，无硬性规定。于是，与试诸君大多身心放松，那些殿试前列者心情愉悦，意图锦上添花；而屈居三甲者并不服气，力求再作施展。多数人是各题俱作，有的还要逞能多作，如诗题例为五言排律一首，有的写两首、三首，甚至四首。下场以后，有人到处宣扬吹嘘，有人寻觅关节私告阅卷大臣，也为作弊留下空隙。自乾隆三十六年之后，便限定“朝考诗体，只赋一首”。
五月初三日，以例引见新科进士。所谓引见，是一种隆重的仪式，更是皇帝亲自主持的目测验看和最后甄选。皇帝出御便殿，御座前陈设书案朱笔，摆放新科进士名单，以及上一届各省录取人员情况；大学士依次跪于御案左侧，翰林院掌院学士跪在其后，经筵讲官立于御案之右。新科进士被分批引至，唱名磕头，由皇帝钦定次第，或拨入各部学习历练，或分派各地任知县，或入庶常馆读书。钦选之际，殿试和朝考的名次固然关键，个人仪表气质也很重要。后来的道光帝，就曾将有胡子的新进士一律分派各地任知县，不管其在二甲还是三甲。
引见结束，各位新进士的去向也已确定。紧接着，传旨宣布入选庶吉士名单，王鼎的会试、殿试成绩俱佳，引见时没出什么差错，名列庶常前茅。庶常馆历来被视为朝廷储才之地，乾隆皇帝曾赐以“芸馆培英”四字匾额。芸馆，书斋是也；培英，谓培育天下英才。词意朴素，寄望甚殷。两天后，钦命大学士和珅、工部尚书彭元瑞教习庶吉士，王鼎等人成为和珅的门生。作为庶常馆总教习，是一种极高的荣誉，而对喜欢培植私人势力的和珅，又是一个极好的机会，自也不会忽视。
三、庶常馆岁月
教习庶吉士，也是翰林院掌院学士的一项重要职责，庶常馆原来就设在翰林院之内。清朝翰林院沿用明代旧衙署，坐落在东长安门外、玉河桥以西，苑宇宽敞雅洁，古槐蔽日，先朝传来之刘井柯亭，插架图书，乾隆中期又增建四库全书馆，极是个读书的好地方。但翰林院毕竟是个官署，职掌甚多，加以编纂任务亦重，难免影响到未来栋梁的静心读书。雍正十一年，雍正帝“特赐官房一区，于正阳门内迤东，当翰林院之南，面城”，是为庶常馆，全称“恩赐教习庶常馆”。
对于常年约三四十个学生、几个管理人员的庶常馆，这儿真称得上宽敞：面阔16间、并排三院、到底五进或六进。最后一排临街房屋，皆向北开门，租出去做商铺，收来的租金，用以补充修缮和日常运营的开销。大门面对的是内城南城墙，左邻为高丽馆，右邻是怡亲王祠，可想象当年环境之安静。再向东不远处，便是京师的主要水系玉河，又称御河，流水淙淙，杨柳吹拂。雍正帝之崇文重教，于此可见。乾隆三十三年，朝廷又拨专款加以修葺，御笔题匾，同时钦赐了大批重要图书。
清代帝王很关心庶吉士的生活，尽量让他们衣食无忧。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帝对大学士说起有些庶吉士太穷，以至于连衣服和车马都不能置办，要内阁想想办法，后议定“贫者每月给银三两”。两年后，又决定从各地盐税中抽出1440两，由户部作为专款解送翰林院，均分给在馆读书者，作为帮俸。雍正间，庶吉士每月的廪饩提高为四两五钱，帮俸的钱数应也差不多，另有工部供应各项用品。而六品官每年正俸，也就是60两。王鼎之类外地来的清贫庶吉士，就在后院厢房和两边跨院居住，应说是相当地知足了。
庶常馆的后院建有藏书楼，读书条件很好，可认真研读者并不甚多。天下读书士子，经历十载二十载甚至更多的寒窗之苦，一路过关斩将，能走到这里的实在无几。进得门来，经典还是那几卷，形式亦无非诗赋策论，日复一日，便觉厌倦，便想出许多偷懒的办法。康熙五十三年，曾特发谕旨，要求严格请假制度：“近见翰林等官告假者甚多，三分已去其二。又庶吉士等正当学习时，遽回本籍，至三年考试将尽，又来考试，似此任意告假，焉得学习？此后除丁忧终养外，凡翰林院庶吉士告假者，应照致仕知县例，不准补用。”话虽严厉，本意还是要其认真读书。然请假之理由，大都有不能不准之处，主事者多也尽可能通融。以后又渐渐松动，至嘉庆间，吏部会题官员告假，竟然有12名庶吉士在内，谕令教习和吏部严格把关，并设四个月的度假期限，不准超过。
与那些有钱有势的同学不同，王鼎开始了踏踏实实的学习生涯。离家一年有余，他也想回去看看，可囊中羞涩，每月发的几两银子，还要带一些给老家，哪里还有余钱路上开销？况且，一旦告假，廪饩即行停止，靠什么生存和养家？比起以前在县城，这里的图书阅览条件，这里的老师和同学，包括这里的生活，简直好太多了。王鼎沉下身心，投入到学习中，他的质朴诚笃和勤学好问，留给在馆的老师（即从翰林编检中挑出的小教习）深刻印象。
大学士王杰也开始关注王鼎。虽是在家养病，他仍然关注着政局，也与翰林官员有着密切的联系。听说老友的孙子在馆用功，人品亦端正，他实在高兴！如果说会试时王杰不能给予帮助，现在可以了。他是资历很深的朝廷重臣，以他在内阁的地位，以他与翰林院的渊源，提携一下王鼎，应是毫无问题。为了故乡曾经的挚交，为了奖掖家乡青年俊彦，王杰也很乐意这样做。
王杰派人往庶常馆相邀，王鼎如约来到简朴的相国府。他是第二次来此，自也感慨良多。一老一少的交谈纯用渭南话，乡音悦耳，亲切温馨，真像是面对自己的老祖父啊。王杰询问了他的学习和生活，有指点，也有叮嘱，要他以后多来家中，要他把文章常送来看看……
对一个刚入仕途、准确说尚未进入仕途的庶吉士，当朝内阁大学士的有意延揽，真是千载难逢的机遇，而王鼎婉言相拒。他对这位前辈表达了谢忱，说相国很忙，自个儿读书也忙，仕途的路会一步步去走，不愿意给前辈添麻烦。王鼎的话很真诚，也很平实，虽是婉拒，却让王杰更加器重，曰：“观子品概，他日必不在余之下。”
第三节 慈母病逝
南方多省的连年激战，官兵与教众的拉锯式搏杀，一个又一个高级将领的陨亡，还有总统军务大臣的撤换、逮治和论罪，都会给京师带来震惊，带来一阵阵政坛波澜，带来激动、激愤和议论。对多数人而言，也仅此而已。后教军渐移向陕南山林，几度突向关中，西安震恐，王鼎的关注应比他人强烈一些。茶余饭后，南方战事必是一班庶吉士的主要话题，血气方刚者有之，议论风发者有之，更多的应是无奈。
一、派习清书
庶吉士号称“华选”，自是人人渴望。同是入庶常，亦有清书（又作国书）与汉书之区别。满蒙出身的进士被要求学习汉书，每期也有一些30岁以下的汉族进士，被分配习学清书。时年29岁的王鼎，被派令研习清书，算是一种重视。大约由具体负责的翰林院小教习提名，掌院学士审核，最后还要两位总教习圈定。
入关以后，清朝统治者很注意对汉语和儒家经典的学习，翰林院所负责的经筵，所设侍读与侍讲员额，都与此有关。从顺治朝开始，清廷狠抓皇子教育，后来诸帝对中华传统典籍浸润很深，琴棋书画亦无所不精，对爱新觉罗氏统治中原极有帮助。同时，他们也意识到保存本族语言和文化的重要性，强调满文在官方公文中的国语地位，要求庶吉士分派专人习学。顺治六年，刚开始选取庶吉士，清书便成为必修课，或者说是主科，“俾肄习清书精熟，授以科道等官，内而召对，可省转译之烦；即出而巡方，以便与满洲镇抚诸臣语言相通，可收同寅协恭之效”。可清书习学很难，用处不多，故遗忘很快，庶吉士学习热情不高。后来不断做出调整，先是每期分一半人学习，再减为约三分之一。雍正帝曾专发谕旨：
向来庶吉士学习清书，散馆之后，每至荒废。以三年学习之功，置之无用，殊为可惜！嗣后清书散馆之翰林，不可令其荒废。今年新科进士选拔庶常，朕意学习清书者少点数人，令其尽心学习，务期通晓。
意识到尊之为国语的清书正在快速流失，清廷坚持要庶常馆抓好学习，每期都挑选年轻明敏之士，作为清书庶吉士。这一届共录取28名庶吉士，仅有王鼎等数人派习清书。
二、征邪教疏
嘉庆三年二月，又到了“大考翰詹”的时候。所谓大考翰詹，应是清廷想出来的一个治懒治庸的主意，针对的是翰林院和詹事府官员。此一院一府，职责都在于文学侍从，惟明代设詹事府主要为太子服务，清代自雍正朝实行秘密建储，通常不再有皇太子之设，此府便成了翰林官员的轮转备位之地。历代清帝都很重视翰詹，多由这里选拔人才，又深知文人集中的地方容易诗酒流连、不务正业，是以过几年就会有一次考试。这是一项专门考试，有诗有论，史论题目往往与时政紧密相关。
翰詹大考监管甚严。为防止大臣通关节，试卷也要密封，阅卷大臣皆临时选派，按四等拟定名次：一等极少，可越级升用；二等前列，可升职或奖励；三等者就很麻烦，多数会被降职；至于四等，以及彻底搞砸的不入等者，大多被撤职，至少会被赶出翰林清贵之地。于是，大考被戏称为“翰林出痘”，即一道鬼门关也。最后揭晓是在带领引见之时，皇帝注视之下，重臣见证之时，参试者的一生宦程，或就此大体决定了。
本次大考，于二月二十七日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举行，主试题为“征邪教疏”，立意明显，是要这班未来之星认真思考，提出应对教乱之策。五天之后，公布考试结果：考在第一等的两位，陈琪和潘世恩；二等前列的有曹振镛、英和等。除陈琪因病卒于学政职位上，潘、曹皆做到内阁首辅和首席军机大臣，英和也曾成为军机大臣。自视甚高、以敢言直谏著称的洪亮吉，考在三等，由于名次较前（三等第二名），没有被降调。亮吉时为翰林院编修，对此一直耿耿于怀，后来在文集中收录了考试答卷，略为：
今者教众起事，一因邪教蛊惑，一因官府压迫。臣以为欲平邪教，可行数端：
一曰贷胁从。邪教滋扰数省，首尾三年，无身家衣食者多所附丽，此非真贼也。倘能予以宽贷，则既开愚民之自新，又离邪教之党羽。党羽一散，真贼乃出，从此官兵刀箭所伤乃真贼也。
二曰肃吏治。今日州县之恶，百倍于十年、二十年以前，上敢隳天子之法，下敢竭百姓之资。以臣所闻，其罪有三：凡朝廷捐赈抚恤之项，中饱于有司，皆声言填补亏空，是上恩不下逮，一也；无事则蚀粮冒饷，有事则避罪就功，州县以蒙其府道，道府以蒙其督抚，甚至督抚即以蒙皇上，是使下情不上达，二也；有功则长随幕友皆得冒之，失事则掩取迁流颠踣于道之良民以塞责，然此实不止于州县，封疆之大吏、统率之将弁皆公然行之，安怪州县之效尤乎？三也。
三曰专责成。楚抚守楚，豫府守豫，战虽不足，守必有余。军行数年，花翎之赐至千百，而贼势愈炽，蹂躏之地方愈多，盖因责成未专，赏罚未明。朝廷果能赏必当、罚必行，亲民之吏则各矢天良，封疆之臣则各守地界，削上下欺蒙之弊，除彼此推诿之情，如是而邪教不平，臣不信也。
洪亮吉心高气傲，当时便对判卷结果不太服气，将这份答卷公诸友人，都中一时争相传诵。今日论之，该文亦多书生之见，并无多少高明之策。所言三端，皆曾有人提出，圣谕中也常常说起，如以“专责成”对付数万游动性很强的教军，就是一个大难题。亮吉著述宏富，性情豪迈，喜欢纵论天下事，虽已年过半百，犹然充满书生意气。该文之妙，在于言他人所不敢言，述说生民之艰，分析从教之无奈，借论兵痛斥时政，锋芒所向，直指封疆大吏、统兵将帅乃至当朝大佬。
这时阿桂已死，王杰病休，董诰丁忧，内阁和军机处都是和珅说了算，大考的阅卷，亦当为领衔之人。没将洪亮吉的试卷打入四等，没有把他赶出翰林院，已然是有人惜才，或有力争，和大人也给面子了。亮吉本人自知势头不对，借口弟弟之丧，很快就请假归乡。
三、丁母忧
这年春天，总有各种坏消息从家乡传来，多与白莲教相关：高均德部已渡过汉水，直入汉中；齐王氏等亦率教军由川入陕，在陕南山区出没。西安为西北重镇，清廷设步骑满营兵驻守，以满洲将军领之，然当年的满洲铁骑早已雄风不再，西安将军恒瑞和陕西巡抚秦承恩受命领兵进剿，省城空虚，人心惴惴。就在此际，王鼎接到母亲病逝的消息，悲痛错愕，急告假丁忧，火速赶回蒲城。
王鼎开始了为期两年多的守制，即在家乡为母亲守丧。作为一个在读的庶吉士，一旦离馆，所有月俸补贴皆停发，手头自然非常拮据。我们无以知晓这两年王鼎是怎样度过的，大约就是读书，作为清书庶吉士的他，在蒲城难以找到老师，但通常所用的“四书五经”，哪儿都不缺少。重温经典，没有了赶考应试、层层过关的压力，更能探幽析微，玩味体悟，寻觅和感受儒学精义。多年后与弟弟通信，谈起自己的治学根基，王鼎便说到苦读，可以肯定的是，回乡为母守制期间，使之在学业上又有提升。
王鼎重视家庭，孝心浓重，一直想要接母亲到京师享几天福，可怎么也要等到出馆授职以后，母亲猝尔辞世，成为他心中永远的痛。嘉庆九年五月，他在与弟弟的信中忆及慈母：
父亲当时尽孝道，新来姨娘亦宜尽礼。何者？父亲遵爷爷遗命，不肯立嫡，孝之至也；又念我兄弟无怙，不忍立嫡，慈之至也。吾弟待姨娘以礼，尽其恭顺，即所以事父，亦以敬兄也。此际更当与二嫂言之。吾母长逝今六载矣！吾母德厚才优，戚里推重，弟少不及记忆，兄亦不忍言，吾弟体兄之言，斯为孝矣！
忆及母亲，也说到母亲在爷爷和亲友中的美誉。乃至父亲再娶，为尊重爷爷的意见，只让子女以姨娘相称，不立为正妻。王鼎特别叮嘱弟弟，并让他转告孀居多年的二嫂，要他们注意尊重和孝顺新姨娘。这样做不仅仅是为了父亲，也是为了母亲，一辈子善良慈爱的母亲。
- 《故宫珍本丛刊》第571册，“清仁宗御制诗”，第98页。
- 《嘉庆道光两朝上谕档》第一册，嘉庆元年二月初一日。
- 《清仁宗实录》卷一，嘉庆元年正月戊申。
- 《明史》卷七〇，选举二。
- 《王鼎家书》第108、109页。
- 《日下旧闻考》卷六四，官署。
- 《清会典事例》卷一〇四五，翰林院二。
- 《清会典事例》卷一〇五二，翰林院九。
- 《清会典事例》卷一〇五二，翰林院九。
- 洪亮吉：《卷施阁集》甲集卷一〇，作者于题下自注：“戊午二月二十七大考题”。《清代诗文集汇编》第413册，第478—480页。
- 《王鼎家书》第110—11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