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敏:另外一种传奇

朱敏:另外一种传奇

“没过几天,他就跟那些科学家和船员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吃饭了,他馋得不得了地望着面前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焦急地瞧着它溜进别人口里。每逢别人咽下一口的时候,他眼睛里就会流露出一种深深惋惜的表情。他的神志非常清醒,可是,每逢吃饭的时候,他免不了要恨这些人。他给恐惧缠住了,他老怕粮食维持不了多久。他向厨子,船舱里的服务员和船长打听食物的贮藏量。他们对他保证了无数次,但是他仍然不相信,仍然会狡猾地溜到贮藏室附近亲自窥探。

他们常常暗暗检查他的床铺。那上面摆着一排排的硬面包,褥子也给硬面包塞得满满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然而他的神志非常清醒,他是在防备可能发生的另一次饥荒——就是这么回事。”

天色已经暗淡下来,我们没有开灯,不远处的电脑屏幕闪烁着幽蓝色的光。之前他在他的电脑上给我们看他做的一个演讲PPT,关于风险投资的各个阶段和它们对创业公司的作用。此刻,朱敏正大声引用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他已经记不起这篇小说的名字,也不能准确地逐字逐句引用,而是用一种口语化的方式复述了整篇小说。

2007年3月,朱敏创办的公司网讯被思科以3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这一消息的宣布让朱敏一夜之间在中国商业界众人皆知。我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公布时,商业记者们在纷纷打听“朱敏是谁”,所有人都在向网讯的杭州办公室打电话。

32亿美元是什么概念?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花费的数字是17.5亿美元。在思科收购网讯前不久,轰动一时的Google对YouTube的收购,公布的报价为16亿美元。

或许是对Google收购YouTube的印象过于深刻,在最初,包括我在内的商业记者们都为错觉困扰,我们将朱敏同YouTube的创始人之一,华裔的陈士骏相比,我们兴奋地谈论,这一收购报价比Google对YouTube更高。这一误解可以揭示我们对那些在海外的华人创业者们是多么陌生。

当朱敏的经历被较为彻底地曝光之后,我们发现他是另外一种传奇,而在思科宣布收购网讯时,那年59岁的朱敏已经转移到了另外一条赛道之上——就像他在此前无数次曾经做过的那样。他把自己看作一辆飞速行驶的赛车,即时在赛道转弯时,车手也不会减速,因为在你减速时,时间已经流逝,你会无可挽回地落后。

更何况,这辆赛车在开始的时候已经经历了诸多曲折。他的年轻岁月是在红小兵、知青、农民和工厂厂长的身份轮换中度过。考虑一下陈士骏创办YouTube的年龄吧,这样你更容易理解一个人可以在年轻时失去多少。尽管“当年在宁波农村的时候,听起来很多人都会吃惊,我要赚到60块到100块钱一个月,当年那已经是绝对的高工资。而且,当时很多社办企业的一把手都来找我,我就像现在的大公司CEO一样,已经非常有名。”朱敏说。

“我身体里隐藏着一个吵闹不休的魔鬼”,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乔治·奥威尔解释驱动自己不断写作的原因时说。这个魔鬼不断折磨着作家的内心,让他陷入倾诉的欲望中难以自拔。如果这样来解释一个人前进的驱动力,那么朱敏内心一定也隐藏着一个类似的魔鬼。

他先是放弃了自己相当火爆的生意和高薪,从东乡回到宁波市,从一名建筑工人开始做起,然后重新参加高考,回到浙江大学读书,“我把两个孩子扔到那边,我再到学校里面拿20块钱的助学金。很可怜的”。

“那时候我要从大学回家一趟,坐火车为了打对折,要坐篷车,就为了省那一块五毛钱。那时候冬天,每次坐篷车过去,车到慈溪的时候,回家的农民们都下车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冻得要死,就在车里来回跑步,像发疯一样跑一个小时,等到车开到宁波,下车时我已经冻得像根冰棍。

然后回到杭州时,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吃挂面是一毛钱,油炸面是一毛五,我胃口好,要吃两碗,为了吃这两碗油炸面,同时又把这一毛钱节省出来,我从火车站出来就全部走路。”

1984年朱敏申请到斯坦福读书时,他已经36岁。他在美国又轮番上演了一遍在国内时的种种机警,展示了他已经具备的把握机遇的能力,和他面对新环境和新挑战时的勇气与果敢。举个例子,当他在斯坦福看到IBM招聘程序员的广告时,他头脑中迅速产生了两个想法:好消息是,下面留的广告很少有人撕去,这说明竞争对手很少——因为当时懂得写程序的人凤毛麟角;坏消息是,他也根本不懂如何写程序。但朱敏还是撕下了电话号码,并且成功应聘。

他还曾经自建房屋,然后出售,“我们自己家造了一个房子,造好以后卖掉,还住破房子,然后造第二个”。

在求生的压力下,朱敏说自己当时已经想好,自己有三条道路可选:第一是继续造房子,干脆做房地产;第二是做咨询公司;第三,自己做一家企业。“最难的就是开公司,其他两个我都做过。但我选了最难的那个。”多年之后,朱敏回忆说。

创业的朱敏并非有意地为自己挑选了最强大的对手。他创办的两家公司的核心技术远程互动会议,也是IBM和微软等选中的领域。“我第一次发现时吓得要死。我1991年第一次做出互动会议这个东西出来,上市后去参加展销会,发现展销会上都是IBM做的那个玩意儿。场地里有个家伙在芝加哥,有个家伙在达拉斯,两个人互动。我一看,说,死定了,死定了。”

后来,“英特尔做过,IBM做过,微软的还是比尔·盖茨亲自做。凡是大的科技公司都做过”,“当时我跟你讲,每个人来来去去像走马灯一样,但好像也没做出什么东西”,朱敏有些得意。

2003年,朱敏介绍NEA到上海投资一家公司展讯科技。随后,他成为NEA的投资合伙人,再随后,他被中国彻底吸引,直到他说服自己在网讯的创业伙伴,出售网讯,回到中国。“我们刚开始和思科接触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认为我们决不会考虑卖掉网讯,所以他们也没有考虑过报价。”朱敏说。

到此时为止,在他的生命中,朱敏已经成功地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他向我们证明,个人究竟是如何进化为时代英雄的。他曾经是知青、农民、工厂厂长、建筑工人、高龄大学生和留学生、软件工程师和硅谷创业英雄。在他的年轻岁月,他展现的是在一个国家的大环境下,个体如何在努力生存的同时获取尊严;而后来,他利用半个地球的距离,躲避开这种大环境对个人的局限,当同时代的中国商人仍在为产权和公司管理的问题苦恼时,他已经开始遵循硅谷最前卫的游戏法则:创立一家公司,然后卖掉,获取资金,开始下一个创业——后来,在回答关于“朱敏创立一家公司,就是为了把它卖掉”这个问题时,朱敏大笑:“我故意这么说,因为国内大家还都认为做一家公司就像养儿子一样,永远都是你的。”

现在,他希望凭借自己丰富的创业经验和对硅谷模式的熟悉,帮助一些中国创业者成长。相对于朱敏已经经历的那么多次角色轮换,从一个创业家转变为风险投资家,似乎并不困难:它会比一个一口宁波腔普通话的36岁浙江农民申请进入斯坦福更难吗?或者,会比一个根本没碰过电脑的人去应聘IBM的软件工程师更难吗?再或者,会比一个建筑工人创建一家互联网公司更难吗?

在杭州他那空旷的办公室中,朱敏的声音随着天色渐暗而越来越响亮,“如果人生是开车,我就是那个连转弯时候都不踩刹车的人”。他引用杰克·伦敦的小说来说明自己对于机遇的饥渴。从物质和机遇都极度匮乏的年代走过来的朱敏,将每一次机遇都视作稀缺年代的食粮。而他自己就像极了杰克·伦敦或者安·兰德笔下的人物,是个硬汉、聪明人和真正的英雄,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机智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他对年龄的唯一感觉就是,他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每次回国,不用倒时差,就可以直接跟人开会。但他仍然没有学会在讲话时控制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在硅谷时曾经让他隔壁的同事忍无可忍,敲门进来说:“敏,我很欣赏你的激情,但你的声音真的妨碍了我的工作。”

如果暗暗检查朱敏那商业的床铺,那上面一定“摆着一排排的硬面包,褥子也给硬面包塞得满满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

“我在中国从这个行业跨到那个行业,今天金融,明天教育,后天医疗,人家说我像疯子一样,但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可以。”朱敏说。这让人想起他在硅谷时总是不停对他大惑不解的伙伴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多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没有经历过机遇稀缺年代,并且在内心深处保留了这种饥饿感的人,永远难以理解。

访谈

从蓝领经济到白领经济

经济观察报:2005年刚回国的时候,你对国内商业环境的整体感觉是什么样的?

朱敏:回想起来,总体上我觉得国内有几个明显的东西,第一,觉得国内的股票市场会有一个大的变动;第二,我当时觉得国内未来的经济趋势是在房地产和汽车上,因为通常一个国家发展到这个时候,都有两个特点,房地产价格上涨,道路拥挤,这表示国家发展到一定地步了;第三,我注意到,国外大规模风险投资进入中国。当时这几个东西都说明中国已经到了进行下一步创新的阶段。而且当时我觉得国家和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宣讲,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不是学校、科技机构或者研究院,而是企业,以前中国崇拜院士创业,而这是完全不对的;然后,国家开始讲求社会和谐。

经济观察报:你察觉到的这种商业大环境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朱敏:这种大形势反映出,中国处在一种从蓝领经济到白领经济的过渡和飞跃里。为什么?可以看到,蓝领经济在中国现在还有很大空间。比如中国上市公司要看净资产,一个美国的上市公司可以不看净资产,可以跟净资产没有关系。中国讲求净资产回报率,净资产的概念就是一个蓝领经济的概念。因为蓝领经济没有什么大的智力资产,当然要看你有多少地、房子,厂房里面有多少机器,这是唯一能考评的。工人根本无所谓,明天把他解雇,换个新人,完全没事。但白领经济不一样,白领经济事实上没有什么净资产,房子都是租的。那靠什么来驱动发展?都靠每个人的脑袋,这就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怎么去衡量呢?这不是说我的脑袋值多少钱,衡量它的是市盈率。

其他衡量标准我认为都是假的,比如一个品牌值多少钱,真正最值钱的就是你的市盈率。市盈率是一个总体的指数,投资者愿意出多少钱买你的东西,虽然你一年的利润只有1个亿,但投资者认为你在2008年可以有155个亿,他就会掏更多的钱来买你的股票。我认为这就是知识产权在支持投资人做这个判断。

这个飞跃从哪里来?我认为这是股票市场教育过来的。以前浙江的民营企业都不愿意上市的,为什么?上市干吗?上市净资产又不流通,傻瓜才上市。现在公司一上市,30倍、50倍的市盈率,投资人认可企业的知识产权,给你这么多钱,让你去发展,投资一进来,整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发展到第二步了。

民营企业原来的发展,可以把他看成一个读书的孩子,他是自学成才。就像以前科举考试一样,我学了半截以后,挑着担子到京城考试,也不知道要考什么题目。投资人进来以后,开始为企业发展制定规则:OK,小学想毕业,数学、语文要考出来,然后我让你升到重点中学,在重点中学,训练你如何参加高考。每一次升级考试,就是投资人给你的评价,都有他的标准,你要根据这个标准去做,而不是我自己觉得我学得很好就足够。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从自学成才变成学校系统化培养人才的过程。我认为这会大大加速整个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经济观察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投资?

朱敏:我开头所谓做投资,不过是相当于天使投资。天使投资很多时候是慈善事业,它是成功企业家回报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国外就非常提倡这一点,是一个慈善事业。很多人认为找投资就是找钱……

经济观察报:那其实是找什么呢?

朱敏:事实上整个的创业企业发展是一个不断毕业的过程,中国有一个很好的老妈,就是我们的政府,政府是孵化器,老妈养大你,但以后就全靠你自学成才,而老师是随着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项目进来。

最早的天使投资人是成功的企业家,第一种投资人应该有成功创业经验,天使投资是一个榜样;第二种投资人是有一个管理团队的投资公司,它知道市场怎么做,产品怎么做;再后面是财务投资和债务投资。每一轮投资的价值都不一样。

开着快车转弯不刹车的人

经济观察报:回国之前关心过国内的创业公司吗?

朱敏:我没有关心过,比如最早的时候,丁磊曾经说把网易卖给我。当时我根本没有想过,首先我自己也在创业;还有我本没想回国,或者回国就是等退休之后来打高尔夫。网讯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如果我还在的话,肯定不会卖掉,它可以发展成非常大的一个公司。因为在这方面没有人竞争得过我们,包括微软。

经济观察报:公开的报道说是同NEA的合作,以及他们后来的劝说让你回国。

朱敏:NEA邀请我做创投合伙人,我开始想自己要不要去搞投资。

另外,我觉得当年邓小平非常伟大,是他的留学政策送我们在80年代拿两万美金出去。他最伟大的地方是,第一,他知道在当时我们这些人中的90%都不会回来;第二,即使我们随后可能回来,他很可能也看不到我们产生的作用了,但他做了这笔投资。

这就像下围棋,中国这盘棋在这个角上陷入困境,改革是要把这个角做活;开放,是把子布到别的地方去。我想,我是这么多子里面一个活子,我自己把它弄死掉就太可惜了。从个人角度来讲不可惜,但在邓的战略中如果我不回国,在美国等着退休其实就是一枚死棋。

经济观察报:但这是一个大转弯。

朱敏:对。很多人对我的评价是,我是开着快车转弯不刹车的人。但是我没办法,我如果刹车,时间就没有了,等我再开过去就太晚了,我只能这样做。中国现在也是一样。

开始的时候,虽然在国外我很有名,但回到国内没人知道我。所以人家会问,我朱敏是谁啊?我和人家去谈判也是一样的,谈好了人家送我出来,一看我开的车,脸都吓白了,以为我是骗子。当时很惨。包括住在这边,我看到司机辛苦,晚上我陪人家吃饭,我说那你回家吧,我打个车回去。结果我一进去保安紧张得不得了,拿个手机对着我拍照。

经济观察报:这种不适阶段你怎么度过?

朱敏: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难度非常大。

但我还是认为绝大多数的海归回来后没有真正在中国落地。他们这些人我称做是还停留在租界里面。你不能住在几个大城市的别墅村里,只跟固定的人交往。我认为如果你要进来,还是要去了解真正的中国,真正的中国不在北京、上海,甚至杭州也不是,要努力往下走,能走多深就多深。然后你再往上走到国际化,这样才会有最大的价值。

经济观察报:最大的价值?

朱敏:对,我的压力是寻找好的项目,我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去投房地产,去A股里面买点非流通股,然后赚到钱,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记者:你自己觉得你现在的这种投资生涯还算比较成功是吗?

朱敏:我觉得应该还可以。我原来的计划是三年学习,从第三年开始每年做一个上市公司。现在看来完成这个目标没问题,2008年就会有两三个候选者在那里。

经济观察报:我想知道你怎么去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商业环境。

朱敏:我认为这两年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学习过程。这个学习过程是,中国的商业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对我来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做。还有就是,做的时候我把它在某种意义上提升到理论高度,比如什么叫投资?在硅谷时我深深体会到这个东西,但没有仔细想过,因为完全忙着做企业。现在看到了另外一面。我举个例子,做演员的时候,你自己忙着做演员,导演每天和你在一起,但从没有想过做导演应该是什么样子。但现在你做导演了,你要思考怎样才是一个好的导演,角色一变你会仔细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从理论上把它推导出来,最好的导演应该是怎样的,或者我适合导演什么样的电影。

然后考虑,中国这块土地上,导演什么样的电影是有人看的,你不能再导演硅谷的戏,没有人看,观众不一样。

这几个问题都要解决,我这两年多的时间至少解决了这几个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觉得,是国内商业环境对你的改变多一些,还是你对他们造成的影响要多一些?

朱敏:肯定对我的改变多一些,两个东西我认为非常重要,一是适应这个社会,第二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找到我要做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其实每次你都是强迫己改变,每次面对陌生的人和陌生的环境时。

朱敏:我觉得我有这个勇气。

经济观察报:这种勇气或者动力到底怎么来的?

朱敏:你说的对,每次我都强迫我自己改变。我最看不起在中国人面前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在美国人面前说在中国怎么怎么样。如果我有这种想法,在美国我竞争不过别人,我就回国;或者现在我做不下去就还到美国去做我的成功企业家,那就完蛋了。

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不留退路,这是你最后的工作。

大公司和创新

经济观察报:网讯在互动会议上曾经击败了很多大公司,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大公司做不起来?

朱敏:大公司为什么做不起来,因为大公司没有一个真正的创新环境。所以聪明的大公司认识到这一点,它会去买这种概念。

可以这样想,为什么一部电影要由一个小团队来拍?很多导演自己有一个拍电影的公司,完成之后交给另外一个做电影销售的渠道公司。你可以问,我有这么好的渠道,为什么我自己不拍电影,要交给这个小公司拍?因为你拍不出来!

创新企业也是一样道理,你拍不了这个电影,电影由专门的有创意能力的人来拍。你把渠道做好,样片好你出高价买,电影进来你分成就好了。

创新一定是小公司做的事情,大公司没有这个环境。比如,IBM最强大的应该是它的科技中心,最有名最聪明的人都在里面,全部是出名的博士,最厉害的家伙。当时科研所两三个人的小组非常有创新,有好想法出来了,两三个人讨论,好东西就出来了。出来以后要在几百个人面前去讲,那三个人去讲的时候,被台下批得血淋淋的。因为下面的人都非常聪明,每个人都会讲你在某个方面有漏洞,会失败。

这只是第一步,如果把你打下去,那你就死了,公司说这个东西不能做。有的时候确实成功说服了所有人,然后100个人开始加入这个团队里面。但又有问题。为什么?100个人讨论这个产品是什么,一年也讨论不出来。这些人太聪明了,大家会说你有没有想过这点,想过那点,很多问题你绝对没想过,问你这么多问题,你当时就傻掉了,如果考虑所有这些可能性,你的产品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出来。

如果一个画家的画,在画之前他要论证结果,那画永远画不好的。如果大家能论证出来,这画也没法看了。创新也是这个道理,跟画画、拍电影一个道理。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思科比较好?

朱敏:思科比较好,明白拍电影不是我的内行,那我就只挂个牌。微软的问题是,你拍好的电影给我看,我拷贝你的电影,自己也去拍一部。举个例子,微软拥有桌面,如果把桌面做得像房地产一样,每一个地段都卖掉,全世界市场都是你的。它的做法是,看到你的浏览器或者即时通讯工具做的不错,我也去做一个,可是很多时候又做不好。

经济观察报:包括网讯,包括现在投的公司里,你怎么去保持他们的创新力呢?

朱敏:我认为创新需要的是一个创业团队。所以收购不是收购东西,而是想办法收购创新的团队。

“我没什么退休计划”

经济观察报:媒体的报道给人感觉是,朱敏从创业开始的目的就是,做一家公司卖一家公司。

朱敏:我是故意说给大家听的。因为我认为,很多中国企业家的观念中,仍然是做的公司就好像是我的儿子,一辈子它都应是我的儿子;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还应该有别的做法,比如把公司做好,然后把它成功地推出去,这也是很大的成功。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选择同浙江大学合作做一个学院?

朱敏:我对教育始终非常有兴趣。教育让人崇高,有的行业就是赚钱机器,有的行业则能带来很多价值。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项目中你具体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朱敏:我是个创意者。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在美国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创新模式出来。它的创新能力非常强,而且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我希望把这个模式带到自己家乡来。

经济观察报:跟美国相比,中国的商业环境怎样?

朱敏:还可以。中国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能够跨行业,这个我很喜欢。在美国从教育行业跨到医疗行业,那要跨30年,甚至还跨不过去。在中国从这个行业跨到那个行业,今天金融,明天教育,后天医疗,人家说我像疯子一样,但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可以。

经济观察报:你有终极目标吗?有什么退休计划吗?

朱敏:你要这样想,现在如果不是太忙——我现在太忙了一点,事实上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企业本身有目标,这个企业做了你可以去做另一个企业。对人来讲,武林高手情愿最后被人杀了,也不会躲在一边,自己在那儿待着,一定是这样。或者像运动员迈克·约翰逊,他可能以后每次都被人打败,但他还在跑。我没有什么退休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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