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过几天，他就跟那些科学家和船员们坐在一张桌子旁边吃饭了，他馋得不得了地望着面前这么多好吃的东西，焦急地瞧着它溜进别人口里。每逢别人咽下一口的时候，他眼睛里就会流露出一种深深惋惜的表情。他的神志非常清醒，可是，每逢吃饭的时候，他免不了要恨这些人。他给恐惧缠住了，他老怕粮食维持不了多久。他向厨子，船舱里的服务员和船长打听食物的贮藏量。他们对他保证了无数次，但是他仍然不相信，仍然会狡猾地溜到贮藏室附近亲自窥探。

他们常常暗暗检查他的床铺。那上面摆着一排排的硬面包，褥子也给硬面包塞得满满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然而他的神志非常清醒，他是在防备可能发生的另一次饥荒——就是这么回事。”

天色已经暗淡下来，我们没有开灯，不远处的电脑屏幕闪烁着幽蓝色的光。之前他在他的电脑上给我们看他做的一个演讲PPT，关于风险投资的各个阶段和它们对创业公司的作用。此刻，朱敏正大声引用杰克·伦敦的《热爱生命》。他已经记不起这篇小说的名字，也不能准确地逐字逐句引用，而是用一种口语化的方式复述了整篇小说。

2007年3月，朱敏创办的公司网讯被思科以32亿美元的价格收购。这一消息的宣布让朱敏一夜之间在中国商业界众人皆知。我清楚地记得，当这一消息公布时，商业记者们在纷纷打听“朱敏是谁”，所有人都在向网讯的杭州办公室打电话。

32亿美元是什么概念？联想收购IBM个人电脑业务花费的数字是17.5亿美元。在思科收购网讯前不久，轰动一时的Google对YouTube的收购，公布的报价为16亿美元。

或许是对Google收购YouTube的印象过于深刻，在最初，包括我在内的商业记者们都为错觉困扰，我们将朱敏同YouTube的创始人之一，华裔的陈士骏相比，我们兴奋地谈论，这一收购报价比Google对YouTube更高。这一误解可以揭示我们对那些在海外的华人创业者们是多么陌生。

当朱敏的经历被较为彻底地曝光之后，我们发现他是另外一种传奇，而在思科宣布收购网讯时，那年59岁的朱敏已经转移到了另外一条赛道之上——就像他在此前无数次曾经做过的那样。他把自己看作一辆飞速行驶的赛车，即时在赛道转弯时，车手也不会减速，因为在你减速时，时间已经流逝，你会无可挽回地落后。

更何况，这辆赛车在开始的时候已经经历了诸多曲折。他的年轻岁月是在红小兵、知青、农民和工厂厂长的身份轮换中度过。考虑一下陈士骏创办YouTube的年龄吧，这样你更容易理解一个人可以在年轻时失去多少。尽管“当年在宁波农村的时候，听起来很多人都会吃惊，我要赚到60块到100块钱一个月，当年那已经是绝对的高工资。而且，当时很多社办企业的一把手都来找我，我就像现在的大公司CEO一样，已经非常有名。”朱敏说。

“我身体里隐藏着一个吵闹不休的魔鬼”，在《我为什么写作》中，乔治·奥威尔解释驱动自己不断写作的原因时说。这个魔鬼不断折磨着作家的内心，让他陷入倾诉的欲望中难以自拔。如果这样来解释一个人前进的驱动力，那么朱敏内心一定也隐藏着一个类似的魔鬼。

他先是放弃了自己相当火爆的生意和高薪，从东乡回到宁波市，从一名建筑工人开始做起，然后重新参加高考，回到浙江大学读书，“我把两个孩子扔到那边，我再到学校里面拿20块钱的助学金。很可怜的”。

“那时候我要从大学回家一趟，坐火车为了打对折，要坐篷车，就为了省那一块五毛钱。那时候冬天，每次坐篷车过去，车到慈溪的时候，回家的农民们都下车了，我一个人在里面冻得要死，就在车里来回跑步，像发疯一样跑一个小时，等到车开到宁波，下车时我已经冻得像根冰棍。

然后回到杭州时，我记得很清楚，那时候吃挂面是一毛钱，油炸面是一毛五，我胃口好，要吃两碗，为了吃这两碗油炸面，同时又把这一毛钱节省出来，我从火车站出来就全部走路。”

1984年朱敏申请到斯坦福读书时，他已经36岁。他在美国又轮番上演了一遍在国内时的种种机警，展示了他已经具备的把握机遇的能力，和他面对新环境和新挑战时的勇气与果敢。举个例子，当他在斯坦福看到IBM招聘程序员的广告时，他头脑中迅速产生了两个想法：好消息是，下面留的广告很少有人撕去，这说明竞争对手很少——因为当时懂得写程序的人凤毛麟角；坏消息是，他也根本不懂如何写程序。但朱敏还是撕下了电话号码，并且成功应聘。

他还曾经自建房屋，然后出售，“我们自己家造了一个房子，造好以后卖掉，还住破房子，然后造第二个”。

在求生的压力下，朱敏说自己当时已经想好，自己有三条道路可选：第一是继续造房子，干脆做房地产；第二是做咨询公司；第三，自己做一家企业。“最难的就是开公司，其他两个我都做过。但我选了最难的那个。”多年之后，朱敏回忆说。

创业的朱敏并非有意地为自己挑选了最强大的对手。他创办的两家公司的核心技术远程互动会议，也是IBM和微软等选中的领域。“我第一次发现时吓得要死。我1991年第一次做出互动会议这个东西出来，上市后去参加展销会，发现展销会上都是IBM做的那个玩意儿。场地里有个家伙在芝加哥，有个家伙在达拉斯，两个人互动。我一看，说，死定了，死定了。”

后来，“英特尔做过，IBM做过，微软的还是比尔·盖茨亲自做。凡是大的科技公司都做过”，“当时我跟你讲，每个人来来去去像走马灯一样，但好像也没做出什么东西”，朱敏有些得意。

2003年，朱敏介绍NEA到上海投资一家公司展讯科技。随后，他成为NEA的投资合伙人，再随后，他被中国彻底吸引，直到他说服自己在网讯的创业伙伴，出售网讯，回到中国。“我们刚开始和思科接触的时候，他们根本不相信，他们认为我们决不会考虑卖掉网讯，所以他们也没有考虑过报价。”朱敏说。

到此时为止，在他的生命中，朱敏已经成功地扮演了各种各样的角色，他向我们证明，个人究竟是如何进化为时代英雄的。他曾经是知青、农民、工厂厂长、建筑工人、高龄大学生和留学生、软件工程师和硅谷创业英雄。在他的年轻岁月，他展现的是在一个国家的大环境下，个体如何在努力生存的同时获取尊严；而后来，他利用半个地球的距离，躲避开这种大环境对个人的局限，当同时代的中国商人仍在为产权和公司管理的问题苦恼时，他已经开始遵循硅谷最前卫的游戏法则：创立一家公司，然后卖掉，获取资金，开始下一个创业——后来，在回答关于“朱敏创立一家公司，就是为了把它卖掉”这个问题时，朱敏大笑：“我故意这么说，因为国内大家还都认为做一家公司就像养儿子一样，永远都是你的。”

现在，他希望凭借自己丰富的创业经验和对硅谷模式的熟悉，帮助一些中国创业者成长。相对于朱敏已经经历的那么多次角色轮换，从一个创业家转变为风险投资家，似乎并不困难：它会比一个一口宁波腔普通话的36岁浙江农民申请进入斯坦福更难吗？或者，会比一个根本没碰过电脑的人去应聘IBM的软件工程师更难吗？再或者，会比一个建筑工人创建一家互联网公司更难吗？

在杭州他那空旷的办公室中，朱敏的声音随着天色渐暗而越来越响亮，“如果人生是开车，我就是那个连转弯时候都不踩刹车的人”。他引用杰克·伦敦的小说来说明自己对于机遇的饥渴。从物质和机遇都极度匮乏的年代走过来的朱敏，将每一次机遇都视作稀缺年代的食粮。而他自己就像极了杰克·伦敦或者安·兰德笔下的人物，是个硬汉、聪明人和真正的英雄，凭借自己的胆识和机智度过一次又一次的挑战。他对年龄的唯一感觉就是，他不能再像年轻时那样，每次回国，不用倒时差，就可以直接跟人开会。但他仍然没有学会在讲话时控制自己的声音，这种声音在硅谷时曾经让他隔壁的同事忍无可忍，敲门进来说：“敏，我很欣赏你的激情，但你的声音真的妨碍了我的工作。”

如果暗暗检查朱敏那商业的床铺，那上面一定“摆着一排排的硬面包，褥子也给硬面包塞得满满的；每一个角落里都塞满了硬面包”。

“我在中国从这个行业跨到那个行业，今天金融，明天教育，后天医疗，人家说我像疯子一样，但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可以。”朱敏说。这让人想起他在硅谷时总是不停对他大惑不解的伙伴说：“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多么好的机会，这是一个多好的机会！”没有经历过机遇稀缺年代，并且在内心深处保留了这种饥饿感的人，永远难以理解。

访谈

从蓝领经济到白领经济

经济观察报：2005年刚回国的时候，你对国内商业环境的整体感觉是什么样的？

朱敏：回想起来，总体上我觉得国内有几个明显的东西，第一，觉得国内的股票市场会有一个大的变动；第二，我当时觉得国内未来的经济趋势是在房地产和汽车上，因为通常一个国家发展到这个时候，都有两个特点，房地产价格上涨，道路拥挤，这表示国家发展到一定地步了；第三，我注意到，国外大规模风险投资进入中国。当时这几个东西都说明中国已经到了进行下一步创新的阶段。而且当时我觉得国家和政府也看到了这一点，他们开始宣讲，企业是创新的主体，不是学校、科技机构或者研究院，而是企业，以前中国崇拜院士创业，而这是完全不对的；然后，国家开始讲求社会和谐。

经济观察报：你察觉到的这种商业大环境对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朱敏：这种大形势反映出，中国处在一种从蓝领经济到白领经济的过渡和飞跃里。为什么？可以看到，蓝领经济在中国现在还有很大空间。比如中国上市公司要看净资产，一个美国的上市公司可以不看净资产，可以跟净资产没有关系。中国讲求净资产回报率，净资产的概念就是一个蓝领经济的概念。因为蓝领经济没有什么大的智力资产，当然要看你有多少地、房子，厂房里面有多少机器，这是唯一能考评的。工人根本无所谓，明天把他解雇，换个新人，完全没事。但白领经济不一样，白领经济事实上没有什么净资产，房子都是租的。那靠什么来驱动发展？都靠每个人的脑袋，这就是知识产权。知识产权怎么去衡量呢？这不是说我的脑袋值多少钱，衡量它的是市盈率。

其他衡量标准我认为都是假的，比如一个品牌值多少钱，真正最值钱的就是你的市盈率。市盈率是一个总体的指数，投资者愿意出多少钱买你的东西，虽然你一年的利润只有1个亿，但投资者认为你在2008年可以有155个亿，他就会掏更多的钱来买你的股票。我认为这就是知识产权在支持投资人做这个判断。

这个飞跃从哪里来？我认为这是股票市场教育过来的。以前浙江的民营企业都不愿意上市的，为什么？上市干吗？上市净资产又不流通，傻瓜才上市。现在公司一上市，30倍、50倍的市盈率，投资人认可企业的知识产权，给你这么多钱，让你去发展，投资一进来，整个中国的民营企业就发展到第二步了。

民营企业原来的发展，可以把他看成一个读书的孩子，他是自学成才。就像以前科举考试一样，我学了半截以后，挑着担子到京城考试，也不知道要考什么题目。投资人进来以后，开始为企业发展制定规则：OK，小学想毕业，数学、语文要考出来，然后我让你升到重点中学，在重点中学，训练你如何参加高考。每一次升级考试，就是投资人给你的评价，都有他的标准，你要根据这个标准去做，而不是我自己觉得我学得很好就足够。

这个过程，就是一个从自学成才变成学校系统化培养人才的过程。我认为这会大大加速整个中国民营企业的创新和发展。

经济观察报：你从什么时候开始想要做投资？

朱敏：我开头所谓做投资，不过是相当于天使投资。天使投资很多时候是慈善事业，它是成功企业家回报社会的一部分。所以国外就非常提倡这一点，是一个慈善事业。很多人认为找投资就是找钱……

经济观察报：那其实是找什么呢？

朱敏：事实上整个的创业企业发展是一个不断毕业的过程，中国有一个很好的老妈，就是我们的政府，政府是孵化器，老妈养大你，但以后就全靠你自学成才，而老师是随着股权投资和债权投资项目进来。

最早的天使投资人是成功的企业家，第一种投资人应该有成功创业经验，天使投资是一个榜样；第二种投资人是有一个管理团队的投资公司，它知道市场怎么做，产品怎么做；再后面是财务投资和债务投资。每一轮投资的价值都不一样。

开着快车转弯不刹车的人

经济观察报：回国之前关心过国内的创业公司吗？

朱敏：我没有关心过，比如最早的时候，丁磊曾经说把网易卖给我。当时我根本没有想过，首先我自己也在创业；还有我本没想回国，或者回国就是等退休之后来打高尔夫。网讯发展的空间非常大，如果我还在的话，肯定不会卖掉，它可以发展成非常大的一个公司。因为在这方面没有人竞争得过我们，包括微软。

经济观察报：公开的报道说是同NEA的合作，以及他们后来的劝说让你回国。

朱敏：NEA邀请我做创投合伙人，我开始想自己要不要去搞投资。

另外，我觉得当年邓小平非常伟大，是他的留学政策送我们在80年代拿两万美金出去。他最伟大的地方是，第一，他知道在当时我们这些人中的90%都不会回来；第二，即使我们随后可能回来，他很可能也看不到我们产生的作用了，但他做了这笔投资。

这就像下围棋，中国这盘棋在这个角上陷入困境，改革是要把这个角做活；开放，是把子布到别的地方去。我想，我是这么多子里面一个活子，我自己把它弄死掉就太可惜了。从个人角度来讲不可惜，但在邓的战略中如果我不回国，在美国等着退休其实就是一枚死棋。

经济观察报：但这是一个大转弯。

朱敏：对。很多人对我的评价是，我是开着快车转弯不刹车的人。但是我没办法，我如果刹车，时间就没有了，等我再开过去就太晚了，我只能这样做。中国现在也是一样。

开始的时候，虽然在国外我很有名，但回到国内没人知道我。所以人家会问，我朱敏是谁啊？我和人家去谈判也是一样的，谈好了人家送我出来，一看我开的车，脸都吓白了，以为我是骗子。当时很惨。包括住在这边，我看到司机辛苦，晚上我陪人家吃饭，我说那你回家吧，我打个车回去。结果我一进去保安紧张得不得了，拿个手机对着我拍照。

经济观察报：这种不适阶段你怎么度过？

朱敏：开始的时候我觉得难度非常大。

但我还是认为绝大多数的海归回来后没有真正在中国落地。他们这些人我称做是还停留在租界里面。你不能住在几个大城市的别墅村里，只跟固定的人交往。我认为如果你要进来，还是要去了解真正的中国，真正的中国不在北京、上海，甚至杭州也不是，要努力往下走，能走多深就多深。然后你再往上走到国际化，这样才会有最大的价值。

经济观察报：最大的价值？

朱敏：对，我的压力是寻找好的项目，我不会像你说的那样，去投房地产，去A股里面买点非流通股，然后赚到钱，对我来说没有意义。

记者：你自己觉得你现在的这种投资生涯还算比较成功是吗？

朱敏：我觉得应该还可以。我原来的计划是三年学习，从第三年开始每年做一个上市公司。现在看来完成这个目标没问题，2008年就会有两三个候选者在那里。

经济观察报：我想知道你怎么去适应一个完全陌生的商业环境。

朱敏：我认为这两年对我是一个很大的学习过程。这个学习过程是，中国的商业环境是什么样子的，对我来说，还有什么事情能做。还有就是，做的时候我把它在某种意义上提升到理论高度，比如什么叫投资？在硅谷时我深深体会到这个东西，但没有仔细想过，因为完全忙着做企业。现在看到了另外一面。我举个例子，做演员的时候，你自己忙着做演员，导演每天和你在一起，但从没有想过做导演应该是什么样子。但现在你做导演了，你要思考怎样才是一个好的导演，角色一变你会仔细思考这个问题，然后从理论上把它推导出来，最好的导演应该是怎样的，或者我适合导演什么样的电影。

然后考虑，中国这块土地上，导演什么样的电影是有人看的，你不能再导演硅谷的戏，没有人看，观众不一样。

这几个问题都要解决，我这两年多的时间至少解决了这几个问题。

经济观察报：你现在觉得，是国内商业环境对你的改变多一些，还是你对他们造成的影响要多一些？

朱敏：肯定对我的改变多一些，两个东西我认为非常重要，一是适应这个社会，第二是在这个大背景下找到我要做的事情。

经济观察报：其实每次你都是强迫己改变，每次面对陌生的人和陌生的环境时。

朱敏：我觉得我有这个勇气。

经济观察报：这种勇气或者动力到底怎么来的？

朱敏：你说的对，每次我都强迫我自己改变。我最看不起在中国人面前说我在美国的时候怎么怎么样；在美国人面前说在中国怎么怎么样。如果我有这种想法，在美国我竞争不过别人，我就回国；或者现在我做不下去就还到美国去做我的成功企业家，那就完蛋了。

最简单的想法就是不留退路，这是你最后的工作。

大公司和创新

经济观察报：网讯在互动会议上曾经击败了很多大公司，你觉得原因是什么？为什么大公司做不起来？

朱敏：大公司为什么做不起来，因为大公司没有一个真正的创新环境。所以聪明的大公司认识到这一点，它会去买这种概念。

可以这样想，为什么一部电影要由一个小团队来拍？很多导演自己有一个拍电影的公司，完成之后交给另外一个做电影销售的渠道公司。你可以问，我有这么好的渠道，为什么我自己不拍电影，要交给这个小公司拍？因为你拍不出来！

创新企业也是一样道理，你拍不了这个电影，电影由专门的有创意能力的人来拍。你把渠道做好，样片好你出高价买，电影进来你分成就好了。

创新一定是小公司做的事情，大公司没有这个环境。比如，IBM最强大的应该是它的科技中心，最有名最聪明的人都在里面，全部是出名的博士，最厉害的家伙。当时科研所两三个人的小组非常有创新，有好想法出来了，两三个人讨论，好东西就出来了。出来以后要在几百个人面前去讲，那三个人去讲的时候，被台下批得血淋淋的。因为下面的人都非常聪明，每个人都会讲你在某个方面有漏洞，会失败。

这只是第一步，如果把你打下去，那你就死了，公司说这个东西不能做。有的时候确实成功说服了所有人，然后100个人开始加入这个团队里面。但又有问题。为什么？100个人讨论这个产品是什么，一年也讨论不出来。这些人太聪明了，大家会说你有没有想过这点，想过那点，很多问题你绝对没想过，问你这么多问题，你当时就傻掉了，如果考虑所有这些可能性，你的产品不知道哪一年才能出来。

如果一个画家的画，在画之前他要论证结果，那画永远画不好的。如果大家能论证出来，这画也没法看了。创新也是这个道理，跟画画、拍电影一个道理。

经济观察报：你觉得思科比较好？

朱敏：思科比较好，明白拍电影不是我的内行，那我就只挂个牌。微软的问题是，你拍好的电影给我看，我拷贝你的电影，自己也去拍一部。举个例子，微软拥有桌面，如果把桌面做得像房地产一样，每一个地段都卖掉，全世界市场都是你的。它的做法是，看到你的浏览器或者即时通讯工具做的不错，我也去做一个，可是很多时候又做不好。

经济观察报：包括网讯，包括现在投的公司里，你怎么去保持他们的创新力呢？

朱敏：我认为创新需要的是一个创业团队。所以收购不是收购东西，而是想办法收购创新的团队。

“我没什么退休计划”

经济观察报：媒体的报道给人感觉是，朱敏从创业开始的目的就是，做一家公司卖一家公司。

朱敏：我是故意说给大家听的。因为我认为，很多中国企业家的观念中，仍然是做的公司就好像是我的儿子，一辈子它都应是我的儿子；我觉得除了这个以外还应该有别的做法，比如把公司做好，然后把它成功地推出去，这也是很大的成功。

经济观察报：为什么选择同浙江大学合作做一个学院？

朱敏：我对教育始终非常有兴趣。教育让人崇高，有的行业就是赚钱机器，有的行业则能带来很多价值。

经济观察报：在这个项目中你具体扮演的角色是什么？

朱敏：我是个创意者。斯坦福国际研究院在美国做出了一个非常好的创新模式出来。它的创新能力非常强，而且是一个非盈利组织。我希望把这个模式带到自己家乡来。

经济观察报：跟美国相比，中国的商业环境怎样？

朱敏：还可以。中国一个好的地方就是能够跨行业，这个我很喜欢。在美国从教育行业跨到医疗行业，那要跨30年，甚至还跨不过去。在中国从这个行业跨到那个行业，今天金融，明天教育，后天医疗，人家说我像疯子一样，但我自己觉得好像还可以。

经济观察报：你有终极目标吗？有什么退休计划吗？

朱敏：你要这样想，现在如果不是太忙——我现在太忙了一点，事实上是非常开心的一件事情。企业本身有目标，这个企业做了你可以去做另一个企业。对人来讲，武林高手情愿最后被人杀了，也不会躲在一边，自己在那儿待着，一定是这样。或者像运动员迈克·约翰逊，他可能以后每次都被人打败，但他还在跑。我没有什么退休计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