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篇 阿拉伯文学的现代性转型

引子 现代性视阈下的当代阿拉伯社会危机

半个多世纪以来，阿拉伯世界走过了一条不平常的发展之路，其波澜起伏为世人有目共睹。以二战结束、“六·五”战争和海湾战争为分界线，阿拉伯当代社会发展可大致划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40年代中期至60年代中期为第一阶段，阿拉伯地区民族解放运动兴起，纷纷建立民族国家，并以民族主义思想为指导，发展国有经济，阿拉伯人民一度扬眉吐气、意气风发。但是，1967年“六·五”战争的惨败使纳赛尔所奉行的阿拉伯民族主义极度受挫，给阿拉伯民众带来巨大的心理创伤，由此开启了第二阶段。20世纪70年代石油经济使以海湾地区为首的阿拉伯产油国暴富，在走向技术和物质领域现代化的同时，“文化滞差”日益凸显；在全球化背景下实行的私有化和市场开放经济加重了官僚腐败和社会危机，造成巨大的贫富分化和阶级差距，伊斯兰主义借此复兴。20世纪80年代阿拉伯世界在全球化浪潮的全面冲击下，开始遭遇深度的民族身份危机及文化认同问题。在第三阶段，1991年海湾战争随着冷战的落幕而打响，阿拉伯国家在“新的世界秩序”面前无所适从，生存与发展困境加剧，各国领导人所推行的经济改革无力阻挡社会衰退的“狂澜”。2002年联合国可持续发展计划报告称，整个阿拉伯世界的国内生产总值低于一个西班牙；约40%的阿拉伯成年人是文盲，其中2/3是妇女；1/3的人口生活于贫困线之下；51%的年轻人想移民海外。^[1]当代阿拉伯思想界一致认为，随着21世纪的到来，阿拉伯世界已进入经济、社会、政治、思想的全面危机时期。面对这一危机只有两种选择：或者沉迷、堕落以致最终消亡；或者从危机中走出，实现超越。^[2]2010年末至2012年被各界媒体称为“阿拉伯之春”的西亚北非剧变似乎是这一危机的必然结果。

一 阿拉伯社会是否存在“现代性”？

从现代性视阈审视当代阿拉伯世界的各种危机，首先要回答的就是：当代阿拉伯社会的发展是否是在现代性的框架下进行的？有两种普遍流行的观点对此持否定意见。一种观点是，当代阿拉伯各国在诸多方面尚处于落后的前现代时期，根本未涉及源于西方的所谓“现代性”。另一种观点是，现代性首先是思想文化领域的现代性，一个社会即便实现了技术与物质领域的现代化，但倘若缺乏理性、创新思维、人的解放和自主性等实质内容，现代性就无从谈起。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在论及“在什么程度上现代性是西方的”时，曾指出：“就制度方面而言，在现代性的发展中，有两种不同的组织特别重要：民族国家和系统的资本主义生产。”^[3]吉登斯据此断言，在制度方面的这一特性上，现代性可以被肯定为“一个西方化的工程”。以色列学者艾森斯塔特（Shmuel N.Eisenstadt）在对早期现代性理论进行修正补充的基础上，提出了“多元现代性”的概念，认为：“现代性的核心是对世界的一种或多种阐释方式的成形和发展……空前的开放性和不确定性是其核心之核……产生出不断变化的文化和制度模式。”^[4]而西欧以外出现的、以对抗帝国主义的现代性扩张为旨归的本土社会运动，因“寻求在新的国际体系中占有自主地位”而具备了现代性，“这些运动的第三种是以重构政治集体的边界为目的的运动（主要是民族主义运动）”^[5]。按此推论，似乎可以说，二战后阿拉伯世界在殖民地碎片上建立起来的一个个民族国家，既是当代阿拉伯现代性试验的肇始，也是这些试验所发生的场域，而此后的风云变幻也许恰恰应验了波兰哲学家兼作家柯拉柯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的妙语——现代性的特点是“处在无止境的试验中”^[6]。

的确，鉴于现代性丰富的内涵和外延，对它的理解本身就是一道“难题”，在波谲云诡的阿拉伯世界则“难上加难”。比如，我们抓住了现代民族国家的建立这一标志，据此认为二战后阿拉伯社会已被导入现代性的发展轨道，“六·五”战争的失败及其此后走向却使我们对当代阿拉伯的“国家”这一概念产生怀疑：“这是穆斯林‘乌玛’还是现代国家？或曰后游牧、后部落时代受制于石油美元的现代化国家？”^[7]

纵使如此，倘若我们回溯历史，会发现阿拉伯人与现代性的相遇其实很早。当1798年拿破仑军队入侵埃及，用坚船利炮打开了阿拉伯世界之门的同时，也带去了西欧先进的科学发明、战略战术、行政理念和立法系统，让埃及人在抗拒之余，是惊愕、钦羡，乃至产生了效仿的愿望。19世纪初法国军队撤离后，埃及^[8]总督穆罕默德·阿里就发起了资本主义式的经济改革尝试，将伊斯兰元素与欧洲启蒙思想相结合的改良思想初见端倪，涌现出雷法阿·塔赫塔维、哲马鲁丁·阿富汗尼（Jamāl al-Dīn al-Afghānī，1838-1897）、穆罕默德·阿布杜等杰出人物，为革新伊斯兰传统准备了良好的理论基础。殖民侵略的一个直接结果是阿拉伯世界的经济开始全面依赖欧洲资本主义；在社会—经济结构发生深刻转型的同时，各种新思潮不断涌动，促进了阿拉伯文化的近现代复兴。此后，随着殖民活动的加剧，阿拉伯世界日益陷入欧洲殖民者“分而治之”的泥淖中，文化改革思想在塔赫塔维等一代思想家逝去后出现倒退。但是，两个世纪以来阿拉伯人在同西方文化的碰撞中接触到了现代性的理念，如宪法、议会、政党等，为社会和政治现代化描绘了最初的蓝图。20世纪上半叶，阿拉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推崇世俗主义（自由主义）的社会现代性方案，但其脆弱性是与生俱来的，并随着二战的结束而告一段落。20世纪50年代中期英法殖民主义势力退出中东之后，纳赛尔等人所倡导的泛阿拉伯主义（阿拉伯民族主义）开始流行，它以实现阿拉伯世界的政治和经济统一、对抗西方帝国主义和犹太复国主义为口号，获得了民众的极大支持。但是，该民族主义现代性方案并未解决当时阿拉伯社会所面临的各种问题，并随着“六·五”战争的失败而陷入长期停滞。此后，在社会—政治局势每况愈下的总体语境下，现代性似乎愈加远离阿拉伯世界，阿拉伯话语对现代性的讨论也愈加呈现思路混乱的局面，无怪乎当代著名的阿拉伯诗人、思想家阿多尼斯嗟叹道：“我们当代的现代性只是一个蜃景。”^[9]

由是观之，阿拉伯世界并非如一些学者所认为的那样，从未涉足过“现代性”；现代性命题实际上是阿拉伯世界若干代人所经历的老课题，也可以说是一个历久弥新的课题。阿拉伯各界精英分子长期为这一问题所困扰，一直试图寻求其实质和精髓。若将该命题做一归结，不外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越来越多的学者认为，它是现代性理论的核心，是任何一个国家与社会在发展现代性时都必须处理的问题，因为“不管是20世纪的种种后果，还是19世纪的反叛传统，事实上都没有造成传统在历史中的断裂”^[10]。对于非西方国家而言，割裂二者的关系会导致简单的“接受”或“拒绝”，结果非泥古不化即一味西化，是一种本质主义的做法。在承认二者之间张力的同时，创造性地转化传统，走多元现代性的发展之路，已成为许多非西方国家从自身发展经验中总结出的共识。阿拉伯国家也概莫能外。但问题是，在现代社会发展过程中，因为阿拉伯国家民族文化积淀过于厚重，所以传统的力量极为庞大，有学者说：“阿拉伯文化是世界上少数几个充满历史沉重感的文化。”^[11]这是阿拉伯社会现代性进程时而受挫的一个重要因素。

二 阿拉伯思想界关于“传统”与“现代”的悖论

阿拉伯思想界将“传统”与“现代”并立的表达不一而足，至少有以下三对词语：aşālah（本源性）/ḥadāthah（现代性）；qadīm（旧式）/jadīd（新式）；taqlīd（因袭）/tajdīd（革新）。阿拉伯思想界关于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迄今仍然至少存在三种观点：主张回归民族文化遗产的守成派；强调学习西方思想文化的西化派；倡导调和传统与现代、伊斯兰文化与西方文化的改良派。虽然在半个多世纪的现代性实践中，泥古不化和一味西化都已被证实不可行，调和是必由之路，因为“所有发展模式的成败，关键在于各领域的因袭与革新之间、传统与现代之间的调和程度”^[12]；但是，调和之路何其艰难，众多阿拉伯人对此有共同感受。埃及学者哈桑·哈乃斐（ḥasan ḥanafī）曾说，传统与现代的关系问题始自二百多年前阿拉伯与西方的相遇，至今未找到答案，从中衍生出了阿拉伯世界的其他政治和社会问题，以至于有人断言：传统与现代在思想、意识形态、政治、文化等方面的分裂是阿拉伯社会的原生问题。

阿拉伯思想界常以“遗产”（turāth）一词指称“传统”。这一概念的内涵并不清晰，总之，它是“一种文明生产，源自一个民族在与其生长环境互动过程中形成的属性，包括富含其特性烙印的经验、事件，以及使之不同于其他民族的文化面貌和文明特征”^[13]。伊斯兰作为一种信仰、一种制度和一种生活方式，其本身即意味着整个文明，因此不妨说伊斯兰传统是阿拉伯人的主要遗产。

现代性要求通过康德所说的“公开运用理性”的批判性反思，或福柯所谓的“现代性态度”来认知传统。它并不意味着拒绝传统，而是批判地继承传统，从其内部产生变化的动力，通过深刻的互动重组传统，使现代性最终成为一种新的“经过反思的传统”^[14]。

无疑，阿拉伯思想界业已认识到，阿拉伯社会必须接受现代性，否则只会被现代性的洪流所吞没。这便意味着必须承受现代性在对传统进行重组时，随之而来的冲击乃至破坏；承受现代性所带来的紧张、混乱与痛苦。在如此讲求伊斯兰传统根基的阿拉伯社会——以当代著名诗人和文化批评家阿多尼斯的观点看，即一个“稳定”远甚于“变化”的社会——现代性的这种负面影响显得尤为突出，以至于对阿拉伯民族而言，现代性已成为时代的莫大难题。当然，这也是具有特殊历史际遇与文化背景的非西方国家在面对现代性时，时常陷入的一种大同小异的复杂情境。

阿拉伯思想界承认，理性是现代性的哲学标尺，理性是所有现代性的先决条件，阿拉伯民族危机的解决之道依赖“阿拉伯理性”，这是实现人的现代化，进而实现社会现代化的关键。理性也是阿拉伯人解读过去、了解现在、建设未来的关键。没有阿拉伯理性，“阿拉伯的一切事物都无法实现现代性，包括过去的遗产、当下和未来的问题，因为变革若不触及头脑中的无意识，就永远是表面的、偶然的”^[15]。何谓“阿拉伯理性”？它涉及对自我和他者的认知，是“关于自身及民族、现实、全世界和日常生活中所有个人或集体事件的看法、思想和想象，以及指导行动的原则”^[16]。

对西方他者的认知由此成为“阿拉伯理性”的重要内容。在这一点上，“阿拉伯理性”往往怀有敏感的自我确证意识，体现在二分法思维上，即认为起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建立在世俗物质主义思想的基础上，是富含宗教和精神价值观的东方或伊斯兰文化传统的对立面。这是一种在东西方二元对立论^[17]的影响下，为对抗东方主义与欧洲中心论而形成的思维方式。事实上，阿拉伯世界自从遭遇了与殖民主义同步的现代性以后，对西方的立场就始终是矛盾的，其中爱恨交织，钦慕与厌弃并存；因为西方既是掠夺者又是给予者，既是疾病又是疗方。此时，二分法思维发挥了维护自我身份的作用，由此得出，西方现代知识模式是一种物质主义的模式，虽然技术成就辉煌，但物质和精神层面的极度失衡将加速其最终的毁灭。所以，许多阿拉伯思想界人士认为，阿拉伯现代性的任务是吸收西方具有普世意义的科学技术和物质成果，拒斥其与自我精神特质相冲突的价值观，以维护民族传统。但是西方文明本为一个整体，如何在接受其进步性的同时，摒弃其洪水猛兽般的物质性？悖论因此产生：为了抵达传统（即回归自我），必须首先穿越现代性（即认同他者）；当你抵达后，却发现传统已在旅程中被更改，你致力于复兴的自我传统浸淫在他者的现代性中，一如它原先被自己的古老根基所浸淫。本土（东方）/西方、被殖民/殖民、自我/他者、历史/未来、传统/现代、信仰/科学、精神/物质……诸多矛盾就这样盘根错节、相衍相生，构成阿拉伯思想者心中难解的情结，导致其迷茫彷徨。

对于阿拉伯人的这种思想危机，摩洛哥学者阿卜杜拉·拉罗依（Abdallah Laroui）的比喻是“被困在一座思想监狱里”；主张建立“西方学”的埃及学者哈桑·哈乃斐则用了一个被囿于三角形中的“自我”来表示，其两翼分别是“阿拉伯”（代表传统）和“西方”（代表未来），底边是必须直面的现实。^[18]阿拉伯思想界人士认为，一种文明被另一种文明同化或消灭的过程可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发生于器物层面，如工业产品和军工产品；第二阶段仍属器物层面，如衣着、家具和饮食文化；第三阶段将上升到文化现象层面，如语言、外交制度、社会关系、艺术及娱乐形式；第四阶段则侵入价值观、社会道德标准层面；民族信仰处于第五阶段，当它也被同化时，所有的障碍都将瓦解，完全的融合就此实现。一个民族文明遭遇的最大灾难莫过于失去理性与精神的内在联系。^[19]由此，在阿拉伯社会，传统与现代之间渐渐发展为几乎不可化约的悖论关系，现代性则嬗变为令人无法捉摸的密码和谜语。

面对西风席卷、西俗泛滥，主张回归自我，这对在全球化浪潮冲击下越发被边缘化的阿拉伯世界，应该说不失其有效的一面，因为盲目效仿他者并不利于自我的解放，反而会由另一种因袭导致自我的迷失。这也是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伊斯兰复兴运动主张回归伊斯兰传统精神的动因之一。若从现代性视阈审视这场运动，会发现它肇始于“六·五”战争溃败后阿拉伯民族主义与社会主义现代性方案，尤其是纳赛尔主义的消退。公允地说，这些主义旨在使阿拉伯民族摆脱西方的经济和意识形态霸权，获得真正的独立，其目标宏大、志向高远，并在初期取得了较大成就，却在错综复杂的地区环境中日益走低，并以失败告终。此后兴起的伊斯兰主义“不过是阿拉伯世界对复杂的现代性方案的一种回应”^[20]。

质言之，阿拉伯社会的历史条件并不利于现代性的展开，这体现在传统和现代之间无法弥合的鸿沟与矛盾。虽然现代性通过18世纪以降的欧洲殖民活动强行介入了阿拉伯社会，但在传统文化的阻碍下，一直是“水土不服”的。西方殖民时期如此，民族国家自治时期亦如此。试图在传统和现代之间取得平衡的努力非但没有消除二者的冲突，反而使国族缺乏明确的身份，且任何的失衡都可能引起整个社会系统的崩溃。在这个问题上，如何对传统进行创造性转化至关重要，正如哈贝马斯所言：“现代社会的快速转型打破了一切凝固的生活方式。文化要想富有生气，就必须从批判和断裂中获取自我转化的力量。”^[21]阿拉伯文化传统固然有其特殊性，而从多元现代性的立场来看，“传统”并不等同于过时和落后，“现代性”也并不等同于先进和完美；但是，如果因此拒绝将自我与普遍性的话语相联系，并拒绝参与到界定普遍性的世界历史运动中去，任何特殊性都将失去其存在的价值。

[1]
http：//www.alsafahat.net/blog/？p=17150.
（阿卜杜拉·图尔卡马尼：《当代阿拉伯世界现代性的基础及其障碍》。）

[2]
（参见易卜拉欣·马哈茂德·阿卜杜·巴奇《当代阿拉伯话语》，弗吉尼亚：国际伊斯兰思想学院，2008，第9页。）

[3] 安东尼·吉登斯：《现代性的后果》，田禾译，黄平校，译林出版社，2000，第152页。

[4] 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旷新年、王爱松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第6页。

[5] 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第418页。

[6] S.N.艾森斯塔特：《反思现代性》，第66页。

[7] Ibrahim M.Abu-Rabi’，Contemporary Arab Thought：Studies in Post-1967 Arab Intellectual History，London：Pluto Press，2004，p.62.“乌玛”（’ummah）是穆斯林最早的政教合一的政权，在阿拉伯语中意为“民族”。

[8] 埃及当时隶属于奥斯曼帝国。

[9] Avi Shlaim，“Arab Nationalism and its Discontents”，in London Review of Books（June 22，2000），http：//users.ox.ac.uk/～ssfc0005/Arab%20Nationalism%20and%20its%20Discontents.html.

[10] 阿伦特：《传统与现代》，洪涛译，载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第406页。

[11]
（马斯欧德·多希尔：《当前阿拉伯文化问题的几点阐明》，《阿拉伯事务》第70期，第123页。）

[12]
（易卜拉欣·马哈茂德·阿卜杜·巴奇：《当代阿拉伯话语》，第82页。）

[13]
（穆哈辛·阿卜杜·哈米德：《伊斯兰思想的革新》，弗吉尼亚：国际伊斯兰思想学院，1996，第26页。）

[14] 吴冠军：《多元的现代性》，上海三联书店，2002，第369页。

[15]
（阿卜杜·马吉德·布尔吉巴：《现代性与遗产：以现代性重建遗产》，贝鲁特：先锋出版社，1993，第60页。）

[16]
（易卜拉欣·马哈茂德·阿卜杜·巴奇：《当代阿拉伯话语》，第416页。）

[17] 英国社会学家约翰·霍布森认为，东西方二元对立论是出自启蒙运动时期（或者更早）欧洲种族主义思想的创意，通过一条可以追溯到古希腊文明的虚构的界限，将西方与东方进行彻底的文化隔离，由此确证了欧洲“自我”与生俱来的进步性，并为此后的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张目。详见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孙建党译，山东画报出版社，2009。

[18]
（哈桑·哈乃斐：《西方学意味着什么？》，贝鲁特：哈迪出版社，2000，第31页。）

[19]
（参见易卜拉欣·马哈茂德·阿卜杜·巴奇：《当代阿拉伯话语》，第209～210页。）

[20] Ibrahim M.Abu-Rabi’，Contemporary Arab Thought：Studies in Post-1967 Arab Intellectual History，p.54.

[21] 哈贝马斯：《民主法治国家的承认斗争》，载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第36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