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　　言

周勛初

中國的王權政治前後歷時數千年之久，中間經過了衆多的朝代更迭。有的王朝歷時甚久，如周朝，前後加起來達七八百年，漢朝，前後加起來也有四百年左右；而有的朝代，歷時數十年甚或僅數年即告覆滅。這就不免引起後人的深思。特别是在一些强大的王朝衰亡之後，更會引起新朝人士的悚懼。他們反覆思考，希望從中汲取經驗教訓，以免新建的王朝重蹈覆轍，歷史上留下了很多有關這一方面的記叙與議論。

漢初賈誼撰《過秦論》三篇，已成史論方面的典範之作，因爲秦朝覆滅時的慘烈狀況太可怕了。原先作爲諸侯之一的秦國，僻處西部地區，國力弱於中原地區的一些强國，然而經過幾代君主的努力，終於憑藉强大的兵力横掃東方各國，完成了統一大業。秦皇嬴政躊躇滿志，自稱始皇，以爲一脈相承，可以傳之無窮，然而僅傳一代，即告覆滅，「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爲天下笑」。劉邦建立新王朝後，雖欲改弦更張，然而找不到方向。文、景繼起，採用黄老之術，休養生息，然仍沿用嚴刑峻法，踵襲前朝。這種局面，一直要到武帝開始採取「獨尊儒術，罷黜百家」的國策之後才有大的改變；其後歷經元帝、成帝，才終止了採用「霸王道雜之」的統治之術，漢代的政治格局才算是完成了轉型。

漢末衰亂，三國紛争，歷時數十年後，又統一於晉。歷史爲什麽一次次地循環往復，又引起了學術界的思考，於是有陸機的《辨亡論》等文字出現。《文心雕龍·論説》篇曰：「陸機《辨亡》，效《過秦》而不及。」然而不管後起的文章是好是壞，這類議論總能得到大家的認可，總結前朝經驗教訓的思考始終不斷縈繞在文士的心頭。

宋代不然。這一問題還没有在文士的頭腦中閃現，開國皇帝趙匡胤就以實際行動扭轉了局面。他採取簡捷有效的辦法，逐一實施，開啓了宋朝的一代新風。

一、 宋代文治格局的形成

（一） 宋太祖趙匡胤開啓了一代新風

前人普遍認爲，唐代之亡，出於三大禍害： 宦官、朋黨、藩鎮。趙匡胤本爲一介武夫，深知擁兵稱王的軍閥之禍害，於是他先從消除藩鎮這一禍根下手，然後一一解決其他難題。

趙匡胤的第一妙着就是所謂「杯酒釋兵權」。司馬光《涑水記聞》卷一記此事曰：

唐初朝廷崇尚武力，宰臣每用武將充當，出將入相，屢見史籍。其時邊境上與其他民族的衝突不斷，故自玄宗時起，即以節度使擁重兵防禦鎮守。安史之亂後，中央政權削弱，擁兵者乃演變成獨霸一方的藩鎮。這一批人既擁兵割據，一些得到軍士擁護的長官又起而推翻原有的首領，即使有一些首領想擁護朝廷，也無法扭轉局面。如魏博節度使田布意欲歸附朝廷，終因無力扭轉局勢而自盡；陸長源任宣武節度使行軍司馬，欲以峻法繩束驕兵悍將，結果自身被殺，還險些殃及前去任職的韓愈。五代殘唐，每一個王朝差不多都由部下起來推翻舊主子的後裔而自立新朝。趙匡胤深知如不改變這種局面，非但政權無法穩固，國家也無從安寧，因此他利用當時衆望所歸的局勢，既依靠掌兵的故舊奪得政權，又曉以利害，讓他們不必再冒什麽風險便可坐享尊榮。就這樣，趙匡胤輕巧地在餐飲之間清除了威脅權位的潛在敵手，將兵權牢牢控制於中央，從而扭轉了時勢發展的方向。日後宋主雖仍沿襲前朝舊規，將昔日的一些同伙分封外地任節度使，但是這些將領已無可能再鬧割據，於是終趙宋一代，没有再次出現藩鎮之禍。

趙匡胤還一改改朝换代時剷除其他割據地區君臣的常用手段，善待各地降王，約束派去攻城掠地的將領，不再燒殺搶掠。隋文帝楊堅史稱賢君，但他攻下南方陳朝之後，竟將六朝金粉肆意毁壞，以爲藉此可以根除地方勢力的抬頭。宋太祖不然，攻取城市後盡力約束人爲的破壞，各地降王也常得到照顧而免除生命威脅，那些舊朝的臣子，很多仍在新朝任職，甚至那些舊朝的後裔，也可提筆記録前朝舊事。例如吴越王錢鏐的孫子錢易，撰有《南部新書》十卷；荆南高季興的部屬孫光憲，撰有《北夢瑣言》三十卷；南唐舊臣鄭文寶，撰有《南唐近事》一卷、《江表志》二卷。這些書中都爲唐宋之交的政局與文壇提供了不少珍貴的史料。

趙匡胤的目的，就在採用種種措施提倡文治，扭轉唐人崇尚事功的定勢。而他最爲有力的措施之一，就是傳下不許殺戮言事者之祖訓。署稱陸游所撰之《避暑漫鈔》引《秘史》曰：

縱觀有宋諸帝，對於太祖的這項祖訓，還是認真執行了的。宋史上，少見因議政而遭殘殺的事例，這無疑會對臣下議政的勇氣與熱情起激勵作用，於是大家常抒發己見，縱論天下大事。臣子秉持儒家仁政愛民的理論，結合現狀，提出自己的看法，這就大大地減少了彼此之間無謂的紛争，也避免了形成朋黨而滋生的門户之見。唐代官僚集團之間因利益糾結而形成的朋黨，遂不再成形。

宋代臣子的議政言行，一直受到當時和後代的重視。南宋趙汝愚編《名臣奏議》一百五十卷，明代黄淮、楊士奇編《歷代名臣奏議》三百五十卷，其中大部分爲宋人奏議，從中可以看到其時知識界以天下爲己任的抱負，也可發現他們的關注點往往在於政體的基本建設而非一時的事功。

在宋代歷史上，很少見到帝王擺出一副英明天子乾綱獨斷的樣子。太祖爲了防止庸駑的子孫接位後會影響國運，因而提高了相權，同時又設置了參知政事一職，既與冢宰協力治天下，又相互牽制，防止權力的過分集中。此外還有樞密使等一一分享部分權力，且由各部門相互牽制。因爲宋代帝王能把政權移交外廷處理，從而避免了唐代的宦官之禍。歷代帝王常見的那種寵信身邊侍從而道致小人上下其手的情況，少見於宋代歷史。

每一個朝代，都會面臨千變萬化的情勢。如何處理，在不同人群之間，自會産生不同意見。唐人承貴族執政之餘風，又尚事功，因而時見一些領袖人物唯我獨尊，甚至意氣用事，排斥異己；宋代朝臣崇尚儒者作風，争執之時比較理性，更重是非之争，因而没有重蹈唐人之覆轍，再現朋黨之禍。即使是争執最爲激烈的變法之争，儘管内有蔡京之流的敗類從中漁利，但仍有那麽一點政治鬥争的意味，而不能視之爲朋黨傾軋。這樣，宋太祖的一生，雖無多少豐功偉績，但他定下的方針大計，在後代子孫的執行過程中，未逾規矩，終於剷除了唐代政治的積弊，將一個崇尚武功的前朝，轉變成了推行文治的新朝。

唐宗宋祖，國人喜相提並論，而又常是覺得宋祖無法與唐宗相比。唐太宗於魏晉南北朝長達數百年的戰亂之後，又臨隋代再一次的動亂，從而認真總結歷史上的經驗教訓，推行開放政策，使五胡亂華而入居中原的異族共同承擔責任，加快融合，且使境外的不同民族前來歸附，或與之交往，這就形成了璀燦多姿的唐代文明。在他的努力之下，南北不同文化加速調和，游牧民族的亢爽之氣與南方漢族長期積累下來的精巧技藝溝通融合，逐漸形成了後人引以爲榮的唐代詩文。由太宗開創的唐代文明，國人一直引以爲豪，只是大家往往偏於從國力的强弱上去評判帝王的建樹，而不去全面觀察他們在國運方面的其他貢獻。即以宋太祖而言，由他奠定基礎而形成的宋代文化，也足以照耀千秋，讓國人引以爲榮。

明末王夫之評宋太祖曰：

這種意見值得重視。趙匡胤在歷史上的貢獻，理應予以高度評價。

（二） 宋學的先驅者與奠基人

縱觀中國政局，貴族執政的年代，差不多佔到全部時間的一半。魏晉南北朝時，北稱崔、盧，南稱王、謝，一直佔有優越的政治地位。唐代帝王李姓也要聲稱出於隴西李氏，且在編寫《氏族志》時明令列爲天下第一著姓。因此，唐代高居相位的人，仍以所謂「皇姓」或「七姓」中的世家大族中人爲多。

前此學者考察中國政治的變遷，有一種意見認爲，唐代爲貴族統治的結束階段，宋代爲平民參政的開始階段。此説有其參考價值，可以由此進行分析。

趙宋王朝用心建立文官政府，吸收不同階層的士人進入官僚隊伍，因而完善科舉制的考覈，擴大吸收新進士人的規模，於是大批出身於中下層的士子進入了仕途，這就進一步根除了前時貴族政治的餘風，社會上的各式人等漸趨平等相處。宋代科舉制度通過其考覈而進入仕途之易、直接吸收士人之多，不但遠超唐代，即使後起的明清兩代，也未達到這樣的規模。

中古時期的貴族政治，起於東漢。一些家族，憑藉文化上的優勢，既通經術，又據高位，他們大都聚族而居，以共通的家學門風爲標識，在社會上佔有優越地位。到了魏晉南北朝時，由於玄學的興起，家族内部人員之間的學術與作風已經出現很多不同。到了隋唐，政治中心移向中原腹地，那些著姓中人由於仕宦等原因，大都向京城周邊集中，他們脱離本土，宗族的紐帶也就不斷鬆懈。特别是在科舉取士的制度推廣之後，大批中下層家庭的子弟進入仕途，原來的貴族階層爲了順應時勢，也不能不應科舉試，這就進一步加快了摧毁貴族執政的基礎。像李德裕這樣家族意識很强的貴族中人，自己堅持不應科舉試，但也要注意進士階層的動向，從中扶植新興力量了。晚唐五代，盤據各地的軍閥攻戰不歇，貴族豪門往往夾在其中成爲犧牲品，那些綿延數代的大姓也遭到致命的打擊，即使顯赫如趙郡李氏，到宋代之後，也消失在歷史長河中了。注

如以唐、宋兩代的最高執政者而言，情況即大異。唐代崔氏十房中，前後就有二十三人任相，佔到唐代宰相總數三百六十九人中的十六分之一。其餘像趙郡李氏、隴西李氏、滎陽鄭氏、太原王氏、范陽盧氏等大族，也是高官輩出，一直延續到唐末。《新唐書·宰相世系表》曰：「唐爲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修家法，務以門族相高。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不絶。嗚呼，其亦盛矣！」宋代就無這種某一家族長期執政的情況出現。任相者多出身下層，更無世族豪門世代爲相的情況。即使是像最爲顯赫的吕氏家族： 吕蒙正相太宗，侄夷簡相仁宗，吕夷簡四子均居高位，其三子公著則相哲宗，這一家族的先世也無上述世家大族的特徵，只是到了宋代之後，競由儒學晉身，故與家世關係甚淺，固難稱爲豪族。而且這在宋代來説，還只能説是個别現象。注

宋初的一些名人，如范仲淹、歐陽修、富弼、宋庠、宋祁等人，均出身貧寒，後由科舉進入仕途。這一些人，由於時代的丕變，個人成長環境的差異，比之前朝士大夫，在思想作風上也已顯現出很多不同面貌。

范仲淹是宋初的一位名人。他在政治、軍事、思想、文學等方面均有建樹。他的著名語録「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已是中國人民耳熟能詳的警句，惠溉後人至深。而他之所以有此抱負，則與其兼資文武和鋭意革新的才能與志向有關。他厲行政治改革，慶曆新政雖告失敗，然其革新精神一直影響着宋代政治的發展；他以文士的資質，出守西北邊疆兩年，總結出來「近攻、堅守」等戰略思想，對防禦西夏入侵起到了重要作用。可以説，他的建樹是多方面的，文治武功二者都有所表現，只是武功方面的成績遠遜於其文治之功。這就是宋人的新貌，也可説是宋代社會一個縮影。他在軍幕中作《漁家傲》詞，詞曰：「塞下秋來風景異，衡陽雁去無留意。四面邊聲連角起。千嶂裏，長煙落日孤城閉。　　濁酒一杯家萬里，燕然未勒歸無計。羌管悠悠霜滿地。人不寐，將軍白髮征夫淚。」譚獻《詞辨》評曰：「沉雄似張巡五言。」以爲范詞體現出了唐詩的精神，則是可以從中覘知唐宋文脈的遞邅。

錢穆論宋學，稱范仲淹爲「北宋政治上的模範宰相」，與位列《宋元學案》之首的胡瑗這位「北宋公私學校裏的模範教師」並列，以爲二人體現了時代精神，「北宋的學術和政治，終於在此後起了絶大的波瀾」，由此掀起的新思想與新精神是：

若與唐代文士相比，宋代文士思考問題時理論色彩常是顯得更爲濃郁，志趣似乎更爲高遠，但卻顯得有些迂闊；行動的功效，施展的才華，不似唐人那麽多姿多彩。然而宋人在文化上的貢獻，自有其豐富與優勝之處。

歐陽修、司馬光繼起，二人的作用也應予以高度重視。他們體現了宋初帝王在穩定政局之後，意欲樹立正統史觀的努力。歐陽修撰《新唐書》、《五代史記》（《新五代史》），司馬光修《資治通鑑》，宣揚儒家精神，强調《春秋》大義，爲亟欲建立文治政府的宋王朝作思想動員。而他們在修史時廣採稗官野史的做法，所呈現的新史觀，又推動了宋人競相寫作筆記的風氣。

蘇氏父子之出現於宋代歷史，有其特殊的代表意義。蘇軾不但在文學藝術等諸多領域均有其建樹，而且在思想作風上也呈現出新的面貌。他在朝爲官時，持儒家觀點，侃然論政；失意貶官放逐在外時，則以道家與佛家思想自我排解；而他的爲人，又是那麽超越塵俗，不汲汲於功利。我們如將唐人記載李德裕的許多軼聞與宋人記載蘇軾的許多軼聞並讀，就可看出貴族政治下培養出來的人物，與宋代湧現出來的那些傑出的士人之間差别之明顯。

應該説，這是宋代統治者努力擺脱唐人遺風、努力培養新型知識分子的結果。經過幾代人的努力，重文輕武方針貫徹多年，宋代文化終於成型，於是湧現出了像歐陽修這樣多方面努力開拓的人物、蘇軾這樣全面展示文士風貌的人物。由於這些原因，宋代的筆記中，也就少見武人的身影，這就與唐代的情況大不相同了。

宋代文士不但能在唐代文史已趨極盛的情況下，開拓新的局面，在文學創作與史學著述等方面取得新的巨大成就，形成新的風貌，而且在哲學等領域中，也取得纍累成果。

一般説來，唐人追求事功的結果，比較重視性情的展現，而在文化内涵方面有所欠缺，在哲學方面的建樹不多，思辨能力最高的人往往見之於高僧大德，他們在宗教哲學上有很多建樹，并且發展出了融合中國固有哲學而形成的禪宗。到了宋代時，終於産生了在儒家文化的基礎上吸收了老莊和禪家義理而形成的理學。早期儒學關注政治社會與倫理道德，不大顧及性與天道，到了韓愈、李翱等人，才從思孟學派中尋找資源，建設心性之學。禪宗的明心見性之説體系完整，思辨性更强，宋代理學大家「出入於老釋」，受此影響，也就建立起了更爲精緻的學術體系，從而産生了深遠的影響，一直支配着後代士人的思想意識。對於宋代在文化建設上取得的巨大成就，後代的有識之士，常是大加讚賞。陳寅恪云：

其他學者類似的意見很多，今不一一具引。

（三） 宋代文化的發展與國運的變遷

但事情總有它的兩面性。宋代重視文治的結果，必然重文輕武，國力趨於衰弱，陷於不振。宋代朝廷又嚴格控制將領擅自行動，以免危及中央。在宋代歷史上，很少出現行伍出身的優秀將領。只有狄青、郭逵二人，起於基層，屢立戰功，防衛邊疆，鎮壓叛亂，號稱名將。他們在維護中央政權的過程中作出了很大的貢獻，僅因不是進士出身，雖貴至樞密使，還是受到他人的鄙薄與猜忌。

在此形勢下，宋代的官場，不論文職或武職，都充斥着各種各樣的文士，社會風氣當然也會呈現出特有的面貌。

大批文士湧入官僚隊伍之後，道致冗員繁多，行政效率低下，而朝廷爲了優待官員，薪資優厚，罷職或退休後待遇良好，這就更進一步地增加了底層老百姓的負擔，國力也就進一步地削弱。

爲了不斷補充官僚隊伍中的成員，宋王朝在唐代科舉制度的基礎上加以改進，擴大名額，簡化手續，讓大批士子更易進入官員的候補行列。因此，反映在文學作品中，宋代士子的心態一般都比較平和，看不到唐代那些科場失意的士子低沉或憤激的情緒。晚唐政局動亂中，一些失意士人常投身於反叛的隊伍中，據云黄巢就是由此走上造反行列的。

大家或許會認爲，宋代農民的負擔實在太重。宋代農民生活在社會底層，生活確很困苦，但我們若是深入全面地去考察宋代社會的情況，也就可以發現，這時的社會生産力仍在迅速地發展，這又是什麽原因呢？

宋代農村中，出現了很多重要的推動社會前進的因素，其中之一，則是廣泛地實施了租佃制。農民按租約繳納田租，這就進一步解脱了前此農奴制遺留下來的人身依附，個人的生産主動性也大爲提升，還能不受羈絆，外流到其他地方去闖蕩。由於宋代國力衰弱，疆域日蹙，後且僅存半壁江山，於是農民隨之不斷往南方遷移，向人口稀少的地方發展，將丘陵與山區也加以開發。他們深耕細作，在農業技術上也有了很大的提高。宋代出現了好幾種有關農業技術的專著，也從另一側面反映出其時農業生産已取得很大的發展。

自北宋起，由於党項羌在西北邊疆建立起了西夏王朝，内地人民與中亞相聯繫的絲綢之路完全被切斷，迫於形勢，宋人乃向東南方向發展，開闢了海上的絲綢之路。明州、泉州、廣州等商埠，外商不斷前來，促進了全國各大城市的繁榮。而内地的大批農民湧入城市，商業愈益發達，又引發了娱樂業的開展，市民文化隨之興起，中國文學中出現了很多新的題材與文體，顯示出與前迥然不同的面貌，《東京夢華録》、《夢粱録》等著作，對開封、杭州等地區所作的生動記録，至今仍能激發人們的遐思。

自南宋起，中國固有圖籍中又出現了一種新的著作體例——地志。戰國之後，歷代都有介紹全國人文和物産的著作出現，正史中都有《地理志》一類的著述，但卻少見局限於某一地區的記録。到了宋代，由於各個地區得到了深度的開發，一些學者出於對某一地區的關注，或是出於對家鄉地區的熱愛，開始寫作州、縣或某一地區的方志。例如人文薈萃的吴郡，先後就有朱長文《吴郡圖經續記》、范成大《吴郡志》等著作問世。書中往往沿用前人材料，但也時而可見新的介紹。范氏之書有五十卷之多，内如《牧守》、《官吏》等類，可考歷任地方官的治績，《人物》八卷，内多軼事記叙。考宋代方志之存世者三十多種，元代方志之存世者十多種，内涵豐富，均可供人發掘龢利用。

如上所言，宋代文明仍在不斷取得迅猛的發展，在其内部，已經孕育着現代社會的好多新鮮因素。可以説，唐代殘留下來的貴族政治遺風，宋代已經基本擺脱其影響。例如唐人講求郡望與姻族等社會關係，宋人已不太予以關注；唐代還有人從事譜牒類的著作，宋代已無繼作之人；唐代士子以參加軍幕和依託藩鎮爲重要出路，宋人也不再踏着同樣的腳步前進了。

歷史的發展，曲折多變，人們從不同角度觀察，常是可以得出不同的結論。唐代最爲英明的君主，一般認爲，前有太宗，後有玄宗。玄宗時的國力，比之前代又有提升，或可説是真正達到了盛唐的巔峰。但盛極則衰，安史之亂後，唐王朝即一蹶不振，逐步走向衰敗，因此唐人最爲痛恨的，也就是處在東北邊境的這些藩鎮。安禄山、史思明是道致唐王朝衰敗的罪魁禍首，其後盤踞於此的魏博等藩鎮，也是拖垮唐王朝的禍根。這些當然是事實。然縱觀全局，史實表明，位處東北的這些藩鎮卻是有效地阻攔住了契丹等異族的入侵，這就爲中原地區傳承的華夏文明建起了一道屏障。注宋代重文輕武，東北邊疆顯得脆弱不堪，位處中原腹地的朝廷既没有能力將燕雲十六州收入趙宋版圖，更没有能力抵禦一波波游牧民族的入侵。其後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先後入侵，宋王朝自開封南遷臨安，還是難以抵禦其兵鋒。先是遼人入據北方東部地區，後金人入據整個北部，繼起的元人終於滅掉了趙宋王朝，建立起了横貫歐亞的大帝國。從長遠來看，契丹、女真、蒙古等族定居中原之後，與漢人相處，經過數百年的融合，使中華民族不斷壯大，但在這段漫長的歷史中，廣大人民顛沛流離，家破人亡，長期積累下來的華夏文明幾經殘毁。趙宋王朝重文輕武的後果，也是極爲嚴重的。

西北地區的情況也一樣。安史之亂後，西北地區的主要兵力調入中原，邊境上的實力大爲削弱，絲綢之路中斷。其後党項羌崛起，建立起了西夏王朝，於是終趙宋一代，無法再開通這一要道，西域文明乃至歐洲的文明，無法通過這一紐帶與中原腹地連接，於是唐代那種兼容并包、多姿多彩、呈現開放胸懷的文明，終於劃上了句號，再也不見於中國歷史了。其後成吉思汗摧毁了西夏王朝，大肆殘殺，各民族之間的仇恨與政權更迭，使當地人民爲此付出了沉重的代價。唐代文明中斷，宋代文明消退，西北地區也就難以滋長起與中原文明齊步的地域文化，幾乎留下了一片空白，這也是歷史上的一件憾事。

二、 唐宋人物軼事的不同風貌

（一） 唐宋筆記類著作内容之差異

我在《唐人軼事彙編》的《前言》中曾對編纂目的有所説明，這次編纂《宋人軼事彙編》，用意自然相同。

研究歷史人物，如果僅依正史上的記載進行考察，則往往難以見到人物的個性與諸多側面，也難以瞭解其複雜的社會關係。由於每一個人物的表現總是多方面的，人們從各種不同角度去觀察，得到的印象往往各不相同。正史中的記録，常是舉其有關政事的犖犖大者，對於這一人物的性格特徵和言談舉止，則每不作具體描述。閲讀正史，瞭解其中的人物，也就不夠具體，不夠豐滿；而一些筆記或類似文體的著作中，所作的記叙，常是多樣和生動得多。因此，研究歷史上的人物，如能將正史上的記載與民間的私人撰述參互考察，那麽讀者對此人物的理解，也就會更全面，更具體。

民間的這種私人著述，就個人的耳聞目睹隨筆記録，古已有之。儘管「筆記」之名起於宋代，實則唐代已大量湧現。每一個時代的文士，思路與情趣各不相同，因此，唐宋兩代人的記叙也就各有其特色。

唐人承魏晉南北朝人之遺緒，受《世説新語》一類的著作影響甚大，因此這類著作的名字，每以「話」「語」等詞加以點綴，如《大唐新語》、《劉公嘉話録》等。宋代王讜綜合唐人著作而成《唐語林》，明白告示此書即承劉義慶之遺緒而作，但二者風貌顯然有異。《世説新語》以記言爲主，晉人沐浴玄風，談吐風雅，追求一種瀟灑出塵的風貌。評點人物時，關注對方的才性、品格、儀表和懷抱；唐人重事功，即使是在《唐語林》的《品藻》一目中，雖僅列寥寥數則，也僅關注對方政治上成就之大小得失與詩文水準之高下。可見唐人的關注之點，比之前人已有很大的不同。他們的記叙，也就顯示出特有的時代風貌。

如將唐宋兩代人的記叙相比較，也可以發現一些相異之處。

唐人對小説與雜史的理解常持模糊的態度，甚至可以説，他們把正史之外的著述都稱之爲「小説」。這類著作，自魏晉南北朝時起即分從不同方向發展： 記録人事者後人每稱之爲志人小説，有人則稱之爲軼事小説；記載神異故事者後人每稱之爲志怪小説，有人則稱之爲神異故事。唐人的記叙，繼承前代傳統而又常不作嚴格區分。如劉餗出生於史官世家，繼承父業，也從事國史的撰述，但他寫作《小説》（一名《國史異纂》，亦稱《隋唐嘉話》），記録士大夫的軼事，中間還夾雜進了洛陽畫工解奉先在壁像前妄誓而轉生爲一騎犢之事。宋人軼事中，軼事與志怪的記叙就大致分途了，志怪類的著作大爲減少。宋代士人一般均奉儒家義理爲主道思想，志人小説中很少羼入道聽途説的志怪類奇聞。

所謂志怪小説，自魏晉南北朝時始告出現，唐代當然也有這類著作，其中時有一些關於高僧的神奇事蹟的記叙，《松窗雜録》中就有一行預言玄宗行幸萬里的記載。不過唐代的神異故事中要以道教神仙的事蹟爲多，因爲李唐王朝自認爲係老子李耳的後裔，所以道教的地位常是高踞於佛、儒之上，一些李氏子孫的筆下，均喜宣揚神奇的鬼神故事。例如中唐名相李德裕，不論在其自撰的《次柳氏舊聞》中，還是在他口述而由韋絢筆記的《戎幕閒談》中，都有很多離奇曲折的神異故事。而且唐人關心政治，這類故事之中每雜歷史恩怨，例如前時武曌改國號爲周，幾乎斷送李氏一脈，故而一些有關武后的記載，每每雜有醜詆武家的故事。《太平廣記》卷一四三引《戎幕閒談》，載文水縣武后父士彠之墓忽失龜頭，所立碑上有「武」字者十一處皆鐫去之。不經半年，武元衡遇害。按趙明誠《金石録》卷二五《跋尾十五·周武士彠碑》，則謂此碑尚存，「武」字刻劃完好，無訛缺者。可知此説純屬道聽途説，也不能排除此事出自李德裕本人的編造。

神仙道化的軼事，遍播朝野，即使是在那些嚴肅的筆記中，也常雜有這類奇聞。如趙璘撰《因話録》，因爲其中的材料大都來自姻屬間的親身聞見，故大致可信，從而得到《四庫全書》編者與近代史學大家岑仲勉等人的高度評價。然而内中也記載了不少有關著名道士田良逸等人的神奇事蹟，遂使這類著作與後起的宋人筆記呈現出不同面貌。

總的看來，唐代筆記的内容往往真真假假，比較駁雜。皇甫枚撰《三水小牘》，内有關於晚唐著名女詩人魚玄機虐斃侍女緑翹而爲京兆尹温璋笞殺的記載，後人常根據此書介紹魚玄機的悲慘身世，然因《三水小牘》中的大部分篇章均屬神奇怪異的故事，因而也影響到了内中一些重要文字的可信程度。

唐代爲傳奇這一文體的繁榮時期。唐人軼事中有些歷史性的記叙，往往又夾雜着傳奇色彩。如《幽閒鼓吹》中記白居易赴京應舉，獻詩顧況，有「咸陽原上草，一歲一枯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之句，顧況遂前後態度丕變。又如《明皇雜録》卷下記玄宗命高力士以白羽扇賜張九齡，九齡惶恐，以爲將遭冷遇，遂作《白羽扇賦》獻之。據後人考證，上述二説均不合事實，出於編造。因此，有關這類文人軼事的資料，應當是在傳奇之風風靡一時的影響下産生的。

宋代人物的軼事中，就很少見到真真假假駁雜難明的情況，説明其時文人學士即使是在寫作隨筆式的文字時，也已分清不同文字的體類要求，從而善自抉擇了。

歐陽修爲一代文宗，他在各方面的建樹，對宋代文壇産生過十分巨大的影響。他寫作的《歸田録》，則爲筆記體的寫作道夫先路，且爲這種文體的寫作樹立起了範本的作用。歐陽修自云此書乃依李肇《國史補》而作，而李肇之撰《國史補》，則自云乃仿劉餗《傳記》而作。李氏《序》云：「予自開元至長慶撰《國史補》，慮史氏或闕則補之意，續《傳記》而有不爲。言報應，叙鬼神，徵夢卜，近帷箔，悉去之。紀事實，探物理，辨疑惑，示勸戒，採風俗，助談笑，則書之。」明示其寫作宗旨就在排除鬼神夢幻類無法徵實的傳聞，也不載男女猥褻的情事，這就與志怪和傳奇劃出了界線，宋代筆記一般就是沿着這條道路向前發展的。

由此之故，我在研究唐人軼事時，喜用「筆記小説」一名，因爲其時筆記與小説確是不易區分。例如《四庫全書總目》卷一四○子部小説家類録《中朝故事》二卷，提要云：「上卷多君臣事蹟及朝廷制度，下卷則雜録神異怪幻之事。」説明此書即由筆記、小説二者組合而成。到了宋代，則二者分列，少見雜亂之作。吾等今日編纂《宋人軼事彙編》，採録的絶大多數材料，出於筆記而非小説。

在此還可附帶討論一下與筆記性質相近的另一種文體。

唐宋兩代，詩歌成就極爲輝煌。自唐代起，産生了「詩話」這一新的體裁。宋詞興起，於是又有「詞話」一端。這類文字實與筆記爲近，只是内容偏於文學鑑賞與文壇掌故，内容較爲單一與明確。

《四庫全書總目》集部中有「詩文評」一類，内又分爲五小類，且各舉例以明之。中云「孟棨《本事詩》，旁採故實；劉攽《中山詩話》、歐陽修《六一詩話》，又體兼説部」。這就是説，唐代的詩文評與宋代的詩文評内容上有所區别。區别何在，似乎還可以作些説明。

孟棨一作孟啓，當以作「啓」爲是。《本事詩》者，乃言詩之本事，介紹詩篇産生的背景。這是中國文學的特色，在儒家思想的影響下形成。《孟子·萬章下》曰：「頌其詩，讀其書，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論其世也，是尚友也。」可知知人論世也是我國史官傳統的一種表現。

唐代首先出現詩話這一體裁，然數量不多，最著者也就是范攄的《雲溪友議》、孟啓的《本事詩》，以及已經散佚的盧瓌《抒情詩》等數種。從這些詩話的内容看，大都具有傳奇的性質，故事曲折離奇，配合著名詩篇，確是引人入勝，但卻未必可信。例如《雲溪友議》卷下《題紅怨》中記宫女題詩於一紅葉上，偶爲書生盧渥所得，後盧氏任職范陽，遇宣宗省卻宫人，許從百官司吏，此題詩宫女適得配盧渥。此一傳説，已成膾炙人口的愛情故事，而未必就是事實。又如《本事詩》中記韓翃與柳氏悲歡離合的故事，亦即著名的《章臺柳》詩本事，許堯佐已寫成傳奇《柳氏傳》，孟啓重又載入書中，又云：「開成中，餘罷梧州，有大梁夙將趙唯爲嶺外刺史，年將九十矣，耳目不衰。過梧州，言大梁往事，述之可聽，云此皆目擊之，故録於此也。」則是故事又似可信的了。又如《太平廣記》卷二七九引《抒情詩》，叙韋檢與其鬼妻唱和事，或係盧瓌自編的故事，因爲唐傳奇中常見這類詩人與亡妻唱和的趣聞。這類文字，大都出於作者爲了表現自己的詩才而自擬，自然不能作爲史料看待。

由此可知，唐人詩話内容真真假假，難以判定其可信與否。

歐陽修作《六一詩話》，也與唐人詩話面目大異，排除了鬼神夢幻與男女情愛等内容，已是純粹的評論詩篇之作了。即使言及詩之本事，也以如實抒寫爲重。後出的詩話，大體都是同一類型之作。

（二） 唐宋兩代文士對待國史的不同態度

在唐代的史料筆記中，「國史」起過很大的作用，前後許多知名與不知名的作者都曾大量引用國史中的材料。唐人筆記中呈現的這一情況，似乎很難解釋： 深藏宫廷的國史怎麽會被位處下層的一些作者所利用呢？

這是因爲唐代朝廷對國史的管理並未規定嚴格的保密制度。《唐會要》卷六三《史館上·修國史》曰：

這裏對閲讀者的品位雖有所規定，但此門一開，不難想見，與這些大官員有關係的人也就有其可能接觸到國史。況且中唐之後，戰亂不斷，京師殘破，史館中的材料多次外洩，社會上的各式人等也就有其可能接觸到國史。

李翱在《答皇甫湜書》中説：「近寫得《唐書》，史官才薄，言詞鄙淺。」可知他也讀到過國史。《舊唐書·田弘正傳》曰：「頗好儒書，尤通史氏，《左傳》、《國史》，知其大略。」説明社會上的各式人等已把閲讀國史不再視作難事。

這類國史，還曾遠播海外。日本藤原佐世編纂的《日本國見在書目》中，「雜史家」中著録唐實録三種：「《唐實録》九十卷，司空梁國公房玄齡等撰；《唐實録》九十卷，中書令許敬宗撰；《高宗實録》六十卷，武玄之撰。」這些國史顯然是日本的遣唐使通過各種關係輾轉獲得的。只是這些國史在各種書目上的記載篇幅差距很大，可知唐代國史在輾轉傳播的過程中，歷經多人抄寫，面貌往往會有差異。

《舊唐書·經籍志上》中説：「天寶已後，名公各著文章，儒者多有撰述，或記禮法之沿革，或裁國史之繁略，皆張部類，其徒實繁。」説明唐人撰述時，每引《國史》中的材料爲佐證。後人看到唐人引用《國史》時，自不必多所驚怪。注

唐代一些筆記的作者，社會地位不高，但書中卻往往大量引用《國史》中的材料，如《新唐書·藝文志》「小説家類」著録胡璩《譚賓録》十卷，注曰：「字子温，文、武時人。」又「雜史類」著録劉肅《大唐新語》十三卷，注曰：「元和中江都主簿。」而此書前有元和丁亥自序，署衔「登仕郎前守江州潯陽縣主簿」。可知二人社會地位都不高，然而書中卻録入不少出自《國史》的材料。後出之書，如《新唐書·藝文志》「小説家類」著録《芝田録》一卷，不著撰人，《説郛》各本則署丁用晦撰，宋無名氏《新編分門古今類事》卷一八《劉毅齋名》條、《古今合璧事類備要》續集卷三均引，亦作丁用晦撰，其人情況不明，其書則亦引及《國史》，可見唐人不論身處何位，均有可能接觸「國史」，而徑自將之納入己作。

唐代那些勤於著述的文士，有可能會同時看上一些熱門的題材，有的則徑自將前人的同類著作改寫後編入，因此唐人的一些筆記小説中時見有類同的文字出現。如劉肅撰《大唐新語》，很多故事與劉餗的《隋唐嘉話》類同，佚名的《大唐傳載》中的文字則每與《隋唐嘉話》中的文字相混。丁用晦《芝田録》，不但屢引唐代前期産生的文字，而且徵引魏晉南北朝人的文字。李濬的《松窗雜録》，也有不少條目出於前人的著作。至於像孫光憲的《北夢瑣言》、王定保的《唐摭言》等書，徵引前人文字時，則常加以説明，已是比較規範的著作態度了。

相比之下，宋人筆記的體例就要純粹得多，他們一般只録親身聞見之事，不依輾轉傳抄的材料而雜纂成書。因爲宋代筆記的作者均由科舉晉身，社會地位普遍較高，對於筆記的性質偏於史的傳述，比較自覺，因此所用的材料，比之唐人之作，也就可信得多。

宋代筆記作者的身份前後也有差異，由於國勢的强盛與衰微，情況不同，涉筆者的身份隨之有所不同。據張暉統計，「北宋筆記作者大都是官員，佔總數的百分之七十五，其中達官顯宦也較多，僅中央六部以上的官員就有九人。南北宋之間筆記作者是官員的佔總數的百分之五十，南宋筆記作者是官員的約佔總數的百分之五十九點七，都低於北宋的比例。而且這兩個時期的筆記作者的所任官職大多數都較低微。」注這種情況的出現，或許可以認爲是由南宋之時筆記體的撰述更趨普及，文士染指者益衆而造成的。

作爲宋人軼事來源的大宗之一，筆記的寫作還受到宋初修史之風的影響，司馬光寫作《資治通鑑》的影響尤爲深遠。

司馬光在主持《資治通鑑》的修撰時，先命幾名助手將各種材料彙成長編，而在定稿之時，則又將材料去取過程中所思考的一些問題記録下來，另外編成《考異》三十卷。他在《進書表》中説，他曾「遍閲舊史，旁採小説」，又「參考群書，評其同異，俾歸一塗，爲《考異》三十卷」，這就樹立起了一種操作規範。考察史實時，既要注意官方記録，也要注意民間記載，目的則在最大限度地追求事實真相。

中晚唐時，政治局面混亂，朝廷已無能力正常地纂修國史。歐陽修、宋祁編撰《新唐書》的傳記，只能大量採録筆記類的史料。司馬光編《資治通鑑》時情況類同，而他在考覈各種史料時，發現國史的可信程度，有時反而遜於筆記類著作。《資治通鑑》卷一九〇高祖武德五年（六二二）十一月，帝「待世民浸疎，而建成、元吉日親」下引《高祖實録》與《太宗實録》，曆數二人惡行，而後《考異》曰：

又《通鑑》卷二四七武宗會昌三年（八四三）四月，記「李德裕請討澤潞」事，《考異》按曰：

司馬光的這種著作態度，舊史與小説並重，對史料不抱成見惟求其是的見解，具有很高的史識。影響所及，宋人寫作筆記時已把求真放在首要地位，也激發了文士及時記録時事的熱情。

司馬光還撰有《涑水記聞》等筆記多種。寫作的目的，是爲撰寫《資治通鑑後記》積累資料。此書因故未成，但《記聞》一書卻也爲後人樹立了典範。此書影響所及，在江少虞《宋朝事實類苑》、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朱熹《資治通鑑綱目》等書中明晰可見，而對後起者寫作的筆記來説，也有先道作用。

宋太宗趙光義猜忌太祖長子德昭會依歷代帝王繼承的常規繼承皇位，迫使其自盡，司馬光在《涑水記聞》卷二中記曰：

李燾《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二○太平興國四年（九七九）八月甲戌記此事，採司馬光説，而在注中介紹《國史》中的趙德昭「本傳云： 德昭好啖肥豬肉，因而遇疾不起」，顯然，這是史官的曲意掩飾之詞，宜乎李燾棄之「不取」了。由此亦可見到司馬光在筆記體的創闢上貢獻之大、影響之深，而宋代帝王對文士實録時事的寬容態度，也是歷史上所少見的。

由上可知，宋代筆記作者的情況前後各異，其特點卻没有多大變化。總的説來，作者已經擺脱前時風行的志怪與傳奇的影響，史學觀念普遍趨於求真，不再仰求國史之類的特殊史料，而是致力於提供親身聞見的事實，因此顯得平實可信。只是唐人那種絢爛而富有朝氣的風貌也消失不少。宋代詩話與筆記的情況相同，也已成了衡文之作和記載故實的材料，唐人的那種配合詩篇而精心構擬的絢爛故事，都已趨於絶跡了。

（三） 唐宋軼聞中典型案例之分析

常言説：「物以類聚，人以群分。」政治紛争中，如有一群人持同一觀點，爲同一圖謀而合力，那在反對者的眼中也就認爲是在結黨營私，而在古人來説，則往往會稱之「朋黨」。西漢時，劉向爲了反對外戚擅權，威脅劉姓皇權，乃上封事，極言「朋黨」之害。東漢桓、靈之世，宦官把持朝政，一群士大夫起而抗争，反而遭到執政者的鎮壓，史稱「黨錮」之禍。可知「朋黨」之説，一直是中國士人關心的話題之一。

唐代李德裕撰《朋黨論》，極言漢代政治的鑑誡作用。他所攻擊的對象，自然是圍遶在牛僧孺周邊的一群人物。對他來説，當然認爲對方是「朋黨」，自己則不存在「朋黨」問題，所以纔能如此義正詞嚴地加以譴責。

但歷史上卻一直把他歸爲牛李黨争中李黨的黨魁。孔平仲《續世説》卷一一《仇隙》曰：

孔平仲是宋代人。他對牛李二黨的評價，因爲已經隔了一代，不再含有功利的考量，態度趨於公正，但在介紹牛僧孺與李德裕的爲人時，看來還是受到晚唐時期很多筆記作者的影響。

李德裕醜詆牛僧孺的話，因其所撰的《窮愁志》一書已經殘佚，難得確證，但從李德裕周圍一些人的筆記中，還是可以看到不少含有惡意攻擊的文字。

劉軻撰《牛羊日曆》，内云：

這種文字，辱及對方母親，可謂不擇手段。而他提及的《周秦行紀》一文，更是編造故事，羅織罪狀，妄圖置之於死地。有關此事，屢見唐宋人的記載，張洎《賈氏譚録》曰：

有關韋瓘其人與李德裕的關係，李德裕本人是否曾作《周秦行紀論》攻擊僧孺，學術界頗多争議，殊難論定。注然此事屢見唐末記載，如孫光憲《北夢瑣言》卷一亦曰牛氏「先是撰《周秦行紀》，李德裕切言短之」，可知牛李黨争中的流言蜚語和是是非非，在中晚唐政壇上仍然風波迭起。

《周秦行紀》純爲虚構，非紀實之作，這是不難看出的，所以今人稱之爲傳奇。有些學者認爲出於唐末人之手，則尚可再議。小説藉牛僧孺之口稱代宗皇后爲「沈婆」，呼德宗爲「沈婆兒」，唐末距此已久，也就没有多少現實意義，而且從賈黄中、孫光憲等人的年代來看，他們看到的東西，應當出於中晚唐纔合適。由此推斷，《周秦行紀》、《周秦行紀論》等文，一定出於李黨或是擁李者之手。

李德裕是否有黨，近人也有争議。牛黨中人也有持平之論。《東觀奏記》卷上曰：

此書作者裴廷裕的外叔祖李珏爲牛黨要人，書中對牛黨中人時多美言，但對李德裕之爲人的理解，可稱正確，用筆也有分寸。他認爲李德裕没有經營過什麽朋黨。《玉泉子》曰：「李相德裕，抑退浮薄，獎拔孤寒。於時朝貴朋黨，德裕破之，由是結怨。而絶於附會，門無賓客。」所述與《北夢瑣言》卷三相契，亦與裴論符合。

過去研究牛李黨争的專家中有一種意見，以爲李德裕代表的是貴族高門，牛僧孺代表的是新進進士，即下層文士，二者之間還有那麽一點階級矛盾的意思。實則此説没有什麽文獻根據。唐人筆記中大量記載着李德裕獎拔孤寒，亦即爲新進進士階層中人打開仕宦大門的事例。《唐摭言》卷七曰：

則是李德裕對下層士人甚爲關心，頗得進士階層的擁護，這些在《雲溪友議》等書中均有詳細記叙。范攄又云：

這種評價，可謂中肯。李德裕功勳卓著，但鋒芒畢露，這就威脅到了宣宗的皇權，再加上宣宗與武宗有宿怨，至是遷怒於前朝寵臣，於是採取不正常的手段，將之遠謫海南，牛黨中人乃紛紛落井下石，發泄私憤。《南部新書》卷丁曰：

閲讀唐宋兩代人物的筆記，有一個明顯的不同，唐人筆記中，多是這種造謡污衊的文字，尤其到了中晚唐時，更是層見迭出。例如牛黨要人盧言在《盧氏雜説》中引時人所作的二詩，對李德裕大加貶斥，對他的失敗持幸災樂禍的態度，其中則又顯示出作者對李德裕的遭遇所知甚淺，所叙南遷的路線都不符事實。

《賈氏譚録》曰：

李德裕的爲人，體現出唐人重事功的特點，而在他這樣一位貴族文人身上，表現得尤爲突出。然因功高不賞，責罰過當，當時就有人爲他鳴冤叫屈，後世也一直有人爲他抱不平。只因李德裕的爲人太豐富多彩了，功業、文章，全面發展，而又個性鮮明，嗜好多端，思想豐富而複雜，發揚蹈厲，頗有一往無前之勢。這樣的人物，宋代很難再睹。

《類説》卷一一引《芝田録》曰：「李太尉性簡儉，在中書，不飲京城水，悉用惠山泉，時有水遞之號。有僧曰：『水遞有損盛德。』公曰：『末俗安有不嗜不欲者？某不求貨殖，不邇聲色，若止以水誅，其聚斂、廣蓄聲樂如何？』」《獨異志》卷下則説：「武宗朝宰相李德裕奢侈極，每食一杯羹，費錢約三萬，雜寶貝、珠玉、雄黄、朱砂，煎汁爲之。至三煎，即棄其滓於溝中。」二説似乎各趨極端，未必是事實。但如韋絢在《戎幕閒談序》中所言「贊皇公博物好奇，尤善語古今異事」，則徵之《酉陽雜俎》等書的記載，可證並非虚構。《北夢瑣言》卷四曰：「唐朱崖李太尉與同列款曲，或有徵其所好者，掌武曰：『喜見未聞言、新書策。』」凡此均可援引唐宋文獻加以證實。

宋代士人，面目迥異，但「朋黨」之説，仍然沿續。仁宗之時，范仲淹因不滿宰相吕夷簡的許多政治措施，對他的爲人也有看法；和范仲淹一起進諫的，先後有其多位友人，内有餘靖、尹洙等人，吕夷簡對這些指責一一辯駁，反而控告范仲淹「薦引朋黨，離間君臣」，於是范仲淹被撤職，爲之抱不平的餘靖、尹洙等人一起遭貶。

朝廷中出現這麽一件大事，擔任諫官的高若訥卻不主持公道，反而附和上級，於是歐陽修便上書高若訥，駡他「不復知人間有羞恥事爾」，於是歐陽修也一起遭貶。

蔡襄作《四賢一不肖》詩，稱贊范仲淹、餘靖、尹洙、歐陽修的忠貞不屈；一不肖即高若訥，以爲他不能堅持正道。其後蘇舜欽又一次上書爲范仲淹辯白，梅堯臣、石介等人則作詩對歐陽修表示聲援，可見宋代那些身爲士大夫的士人，確是表現出了與前不同的面貌，前仆後繼，風骨凜然。知識分子參預政治活動，宋代可謂盛況空前，後來也難再睹。

歐陽修還作有《朋黨論》一文，提出了一種新的觀點，認爲「朋黨」是一個褒義詞，因而一反過去的成説，以爲小人没有朋黨，只有君子有朋黨。他以儒家的義利之辨爲根據，認爲小人見利忘義，利盡則交疏，故不能形成群體活動；君子「所守者道義，所行者忠信，所惜者名節。以之修身，則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國，則同心而共濟。終始如一，此君子之朋也」。於是歐陽修要理直氣壯地組織朋黨，參與政治鬥争。這是貴族政治下不可能出現的現象，只有在大批下層文士踏上政治舞臺後纔能出現。

歐陽修對吕夷簡始終持鄙薄的態度，慶曆三年（一○四三）吕氏罷相致仕，歐陽修上《論吕夷簡劄子》，認爲「十四年間，壞了天下」。但閲讀《宋史·吕夷簡傳》以及宋人筆記中大量有關吕氏的記載，可以看到，時人與後人對他還頗多美言，本書搜集的資料亦有反映。王應麟在《困學紀聞》卷一五中説：「吕文靖爲相，非無一疵可議。」然平心而論，長期擔任政要的人要想做到「無一疵可議」，怕也很難。吕氏爲人，可能比較圓滑，但還説不上狡猾；比較深沉，但還説不上陰毒。因此，《宋史》等傳記中對他均有好評，後世亦然。趙翼《廿二史劄記》卷二六《宋史·繼世爲相》中評曰：「吕氏奕世勳猷，輝映史册，可謂極盛矣。」

哲宗之時，士人中又出現了很多「朋黨」，如以程頤爲首的洛黨，以蘇軾爲首的蜀黨，以劉安世爲首的朔黨。這些宋代著名人物，按照後世的評價，都應稱爲君子，很難稱之爲小人，因而不能純用義利之辨來作區分。即以蘇軾而言，若從政治家的標準來看，難稱卓越，亦難充當黨魁，但從他在文化建設上看，卻是可以作爲宋代文士中湧現出來的一顆明星。

蘇軾在詩文方面的成就，人所共知，毋庸介紹；他在書畫方面的成就，也有劃時代的意義，沾溉後人至深。考索其思想，觀察其爲人，複雜多樣，與前人迥異。如上所言，唐代的李德裕如可作貴族社會文士中的代表人物來看待的話，蘇軾則可作平民社會中士人階層的傑出代表。蘇軾身上，已經看不出舊貴族的那套功架。爲人處世，瀟灑隨意，不汲汲於功利。賈似道《悦生隨鈔》曰：

洛蜀二黨中人的衝突，起因可能就在作風差異太大，彼此看不慣。司馬光死後，如何安葬，在禮制的處理上就發生了矛盾。劉延世《孫公談圃》卷上曰：

張端義《貴耳集》卷上曰：

神宗之時這種新出現的黨争，並非不可調和的利害衝突，相互之間的攻訐，没有什麽造謡誹謗等卑劣手段。政見雖有不同，但時而還能説些公道話，例如烏臺詩案中，朔黨中人也對蘇軾的身陷文字獄表示同情。

宋代還興起了一種新興的可以歸入筆記類中的文體，即名儒的語録。世稱劉安世爲元城先生，馬永卿《元城語録解》卷下曰：

劉安世以爲拯救蘇軾的人如果提出「本朝未嘗殺士大夫」的祖訓，就可以保住他的生命，可見宋太祖的這條祖訓確爲士人的議政提供了良好的保障作用。由此可知，吕夷簡和范仲淹的衝突，洛、蜀、朔的黨争，雖然鬧得沸沸揚颺，卻並不造成嚴重災難。因爲他們議政之時，不再與宦官、藩鎮等因素糾結在一起，也不會遭到意想不到的生命威脅，士大夫可以暢所欲言，從容論道，這就爲後世平民政治中的民主作風開啓了一條新路，可惜在後來的一些世代中，這種新風没有得到正常的繼承和發展。

參與政争的人物在品德上可以説是都没有什麽根本的缺點，因此彼此還能保持一定的尊重，例如吕夷簡與范仲淹、王安石與蘇軾，争執時雖很激烈，然事過境遷之後，雙方先後均釋放善意，甚至情意綿綿，表示不涉及私憾。這在其他朝代的政治環境中是很難看到的。

綜觀有宋一代，北宋時有元祐黨禁，南宋時有慶元黨禁，也曾牽涉到許多著名人物的宦海沉浮。不同人物之間往往針對某一現象發生争議，大家對此看法分歧或趨激烈，但還不至於憑空捏造，其後果也不至於造成災難，影響到宋王朝的命運。

蘇軾的爲人和成就豐富多彩，以是筆記中大量出現他的身影，他自己也留下了不少筆記性質的文字。

今傳蘇軾寫作的筆記，有《仇池筆記》與《東坡志林》二種。據後人研究，這些著作並非作者生前手定，原先只是一些隨筆，還未正式成書。因此，這些書籍應當出自後人的編纂，只是其中大部分的材料還是可信的。

由於蘇軾名望特别大，幾乎家喻户曉，後代的書商都想利用他的名聲編成各種類型的書籍牟利。例如宛委山堂本《説郛》卷三四中有托名蘇軾的《調謔編》一種，内有一些文字雜出宋人筆記，其真實性很成問題。明代趙開美刊《東坡雜著五種》，内如《漁樵閒話録》等，雖然書名早就見之於宋元人的著述，但其内容的可靠程度卻大成問題。後人如欲依此研究蘇軾其人，還得廣求異説，輾轉互證方是。

蘇軾軼事的内容五花八門，數量龐大，在宋代人物中佔很大比重，這裏可以將搜集蘇軾軼事的著作作一些比較。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中，三蘇的軼事共二百五十三則，居全書人物之首。顔中其所編的《蘇東坡軼事彙編》，則共收一千零七十五則。注雖然各家採録時標準不一，上述統計數字難稱確切，然仍可見蘇氏軼聞之豐富。吾等今日重輯蘇軾軼事，比之丁氏，容量要大得多；比之顔氏，則儘可能遴選其中可信而價值高者，容量介於二者之間。讀者如能適量閲讀蘇軾軼事，對於深切瞭解這位曠世文豪，可以起到很大的參考作用。

這裏仍應進一步説明，吾等今日編纂《宋人軼事彙編》，明示乃以人物事蹟爲主，有些名人生平中的大事，常是見於多種記載，宋人筆記又極爲紛繁，勢難一一徵引。如「杯酒釋兵權」事，尚見於丁謂《丁晉公談録》、王曾《王文正公筆録》、王闢之《澠水燕談録》（卷一）、邵伯温《邵氏聞見録》（卷一）等書，本書無法遍引。司馬光《涑水記聞》中的記録，首尾周詳，本書即列此文爲首要材料，其他文獻則有待於專家自行多方徵引。

三、 宋人軼事的保存和編纂

（一） 宋人軼事有關文獻的保存情況

唐人軼事的史料來源，如筆記、雜史、詩話等，時見散亂之病，往往出於後人編纂而非原作。流傳至今者，大都出於明代書賈之手，或自宋元之後的總集或類書中摘引，因而離原貌較遠。這當然與印刷術的發明與使用的情況有關。

自唐代起，中國即已發明印刷術，但要到唐末才逐漸發展起來，因爲刻印技術與經濟條件的限制，首先考慮付印哪些書，只能由具備行政權力、經濟實力的官府、團體或個别文士來決定。他們當然先去刻印正經、正史或宗教典籍，而像筆記類的書籍，一般就很少能顧及了。

而且唐代筆記類書籍的作者，社會地位一般都較爲低下，想來經濟實力有限，更是難以付之刊刻。因此，目下能夠見到的唐人筆記，不見宋版傳世之作，見之清人著述者，只有高彦休的《闕史》一書，清初尚有宋版傳流，御定《全唐詩》的編者還曾從中摘引詩篇，只是其後也已失傳。又如范攄的《雲溪友議》，《天禄琳琅續編》曾有著録，云是宋本，然今已不存。因此絶大部分的唐人筆記類著作，都是到了明清以後才有刻本傳世。

唐人筆記小説中，有幾種著名的著作，如《隋唐嘉話》，顧元慶本書尾注曰：「夷白齋宋版重雕。」則是此書曾在宋代刊刻。《幽閒鼓吹》一書情況類同，詳情不明。而如《劉賓客嘉話録》，顧元慶亦據乾道間海陵卞圜刻於昌化縣學的南宋本刻出，實則内容雜亂，不可信據。注《酉陽雜俎》的情況類同，因無宋代傳世之本，内容難以細究。《劇談録》等情況均如此。又如《朝野僉載》、《刊誤》、《中朝故事》、《開元天寶遺事》等書，據云均有影宋鈔本傳世，然均告亡佚，無法判斷其所據者爲何種本子。因爲年代久遠，傳承不明，這些書的傳世者均已很難確定是否完整地保存着著作原貌。

宋代筆記類的著作就要幸運得多。一些北宋名人的著作，如宋祁的《宋景文公筆記》、歐陽修的《歸田録》、蘇軾的《東坡志林》、蘇轍的《龍川雜志》，都有宋本傳世。南宋文士的著作，如陸游的《老學庵筆記》、岳珂的《桯史》等，也有刻印甚佳的本子流傳至今。一些不太知名的文士的筆記，也有機會付之刊刻。我們只要閲讀當今學者整理過的幾種宋人筆記，就可知道這些本子往往有宋本爲基礎，因此流傳有緒，竄亂較少。

其他宋代文獻材料内，如雜史、詩話、類書等内容的著作，情況類同，大多有較爲可信的版本傳世，這就與唐人軼事著作流傳的情況大不相同了。只是自南宋起，類書的編纂趨於草率，如果僅憑類書考索宋人軼事，得加倍小心。

（二） 《宋人軼事彙編》丁傳靖本評述

大家知道，民國時期曾有一部丁傳靖編纂的《宋人軼事彙編》傳世。該書是「從宋元明清約五百餘種著述中輯録宋代六百餘人的材料編成的」注，幾十年來，曾爲有關宋代文史的學界中人提供過不少助益，可以説是一部學術價值頗高的著作。但外界對丁氏其人與此書的編寫經過，卻知之甚少；有關此書的得失，也未見到過系統的論述。今日吾等新編《宋人軼事彙編》，自應對丁氏之作作些客觀的分析，從而説明吾等何以要重起爐竈，編一本新著起而代之。

丁傳靖(一八七○—一九三○)，字秀甫，一字岱思，號湘舲、闇公，别號滄桑詞客，又有鶴睫、鬼車子、招隱行腳僧等别號。他是清末民初江蘇鎮江的文史學家，出身於書香門第，家富藏書。他本想由科舉晉身，然屢應鄉試，未能中舉。四十一歲時入都應禮部貢，亦報罷。而他早負才名，詩文俱佳，後乃屢就北洋軍閥時期之幕職，任至大總統馮國璋的總統府秘書兼國史館纂修，負責應酬詩文。晚年在北京與天津等地度過，結交者多清廷遺老與一時名流。其時他除熱衷於參加詩社等活動外，仍筆耕不輟，著述繁多。詞曲以《滄桑艷》、《霜天碧》二傳奇負時譽，長詩有《紅樓夢本事詩》一卷爲世所稱，而在學術著作類中，要以這部《宋人軼事彙編》的影響爲大。

丁氏殁後，陳寶琛作《清副貢丁君闇公墓誌銘》，注裔孫丁永選作《丁闇公傳略》。今易見者，有江慰廬作《丁傳靖年表》，南京師範大學古文獻研究所將此《年表》與其他有關資料一起輯入《文教資料》中，可以由此窺知丁氏生平大略。注

《滄桑艷》傳奇以吴三桂、陳圓圓二人爲中心，叙明末覆亡時叛臣迎清軍入關事，中以男女之間哀感頑艷之情節編織，容易引起一些遺老遺少的共鳴，故繆荃孫、樊增祥等人均交口稱譽。其後丁氏將此劇作送與時稱曲學大師的吴梅，請提意見，吴梅覆書云：「就文而論，無可獻疑，弟敢瀆進一言於左右者，則以足下之才大，若範之以韻律而不逸於先正之規，雖玉茗、百子猶將斂手，而惜乎出之之易也。」注這也就是説，丁氏之作文筆雖佳，然就格律而言，可不能稱爲合乎規範。這或許也可以説是一些才子兼學者常見的弊病。創作上雖頗有華彩，而在文體方面卻往往出現不規範的地方。

《宋人軼事彙編》内常見的一種弊病，則是編者隨意改動原文。

此書卷一「太祖」内引《隨手雜録》曰：

覆核原書，知「不語」上無「獨」字，「問之」上有「召」字，「朕不忍爲」下有「也」字。「太祖後亦不問」爲「其後太祖亦不問」。短短一段文字中，就有這麽多字的出入，可見丁氏隨手塗抹的嚴重。

又如卷八「富弼」内引《老學庵筆記》曰：

按此文原出該書卷九，文曰：

兩相比較，可知丁氏删削過甚，幾致文義不明，讀者難以領會。如此撰作，也就有損其書的學術價值。

《宋人軼事彙編》中有好多條文不注出處，如卷二「韋后」内有如下一條，曰：

其下一無出處，實則此文摘自《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一。又如卷三「高宗」下引文曰：

其下亦不注出處，實則此文出於《四朝聞見録》乙集。書中如此情況頗多，丁氏何以如此處理，讀者很難理解。

丁傳靖在《宋人軼事彙編》中的一些條文之内，時或加空格，説明本知出處，而又不便言明。如卷四「石熙載」名下加注曰：「子□□字表臣。」查丁氏年表，知其嗣父名中立，故此處乃避諱而不書。上文其下又有文曰：「楊大年方與客棋，石參政自外至，坐於一隅。」查此文原出《歸田録》卷一，文曰「石中立自外至」，此處亦避父諱而擅改。古人云「詩書不諱，臨文不諱」，作者著述之時確應多爲讀者考慮，不必恪遵古禮而尤過之。書中有些加上空框的地方，原文一時難以查到的，也就會增加讀者的困難，甚至對材料的是否有殘佚也難判斷。

《宋人軼事彙編》中還有另一種情況。有些條文，雖注出處，然經覆核，發現情況並非如此。如卷四「陶穀」名下「陶穀使江南，以假書爲名，實使覘之」一條，引《玉壺清話》，下又續引《十國春秋》、龍袞《江南野史》，然遍查各書，均未發現上引文字，不知何故。

又丁書卷五「陳摶」名下引《後蜀紀事》曰：「孟昶時，舍人劉光祚獻蟠桃核酒杯，云得之華山陳摶。」遍查諸家目録，均不見《後蜀紀事》一書，實則此條見於《類説》卷二十七引《外史檮杌》。

《宋人軼事彙編》中引用的有些書，實爲異稱，引用之時應該把原名標出，如卷六「張詠」名下曰：

條文下注出處云《復齋漫録》。案此書即吴曾《能改齋漫録》，部分保存在《詩話總龜》、《苕溪漁隱叢話》等詩文評總集中的文字，則用異稱《復齋漫録》。上面提到的「張詠」一條，即爲《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一九所引。《能改齋漫録》卷一八《神仙鬼怪》中此則原名《談驅夜瘧夢得鄉書》。吴書常見易得，後人自當首先引用，不必由他書轉引。丁書卷十二「黄庭堅」名下第一條文字曰：「無己呼山谷爲金華仙伯。」注出《復齋漫録》，實則此亦自《苕溪漁隱叢話》後集卷三一中引，然今本《能改齋漫録》已佚，或係《苕溪漁隱叢話》誤引，丁氏引用之時應當有所説明。

與此相類，卷九「蔡襄」名下引「《文獻通考》引直齋陳氏語」，有「餘嘗官莆」一條，叙蔡襄之孫佃爲蔡京所抑，實則此文出於《直齋書録解題》卷一七《蔡忠惠集》三十六卷之提要。陳振孫書雖曾亡佚，然經四庫館臣從《永樂大典》中輯出後，已不難獲得，逕可根據原書引入，不必再從《文獻通考》中轉引。又此條文字之前有「蔡襄病革」一條，下注：「續同書，不知引何書。」實則此文出自《泊宅編》卷中。書中時見此類失考之處。

至於有些事件，如太祖「杯酒釋兵權」的軼聞，爲影響宋代政局的特大事件，丁氏僅採記載有誤且嫌後出的王鞏《聞見近録》一種，不能不説是一大缺憾。

又此書承清人餘習，引文不注卷數，如《文獻通考》、《三朝北盟會編》等典籍，篇幅巨大，讀者無法查對與覆覈原文，也是嚴重的缺點。

以上列舉《宋人軼事彙編》中的一些不足之處，目的只在説明這類著作的時代局限。如上所言，丁氏綜才人與學者於一身，而此書産生的年代，仍承前代遺風，從現在的眼光來看，在文獻的處理上很不規範，每有任意删削或改動的地方。又加此書篇幅過大，丁氏以垂老之年一人爲之，難免會有很多疏失之處。書中留下的許多缺憾，均可理解。因此，上述種種指正，目的只在説明時代變遷而呈現的不同要求，而絶非責備前賢。

一部著作，在學術界流行了將近一個世紀，推動了宋代文史研究的發展，這樣的成績，總的來説，還是應該予以足夠的估量。

《宋人軼事彙編》卷五「寇準」名下有文曰：

下注《聞見近録》。丁氏下加案語曰：「靖按： 萊公太平興國間登第，年十九，景德元年始拜相，計其時四十餘矣。此條李心傳《舊聞證誤》已辨之。」可證丁氏學識甚佳，章法亦好。

吴梅晚年在金陵大學講學時，也曾提及丁氏編纂此書的一些情事，云是丁氏仿古時學人處理材料的方法，置罈子數十個，然後將積儲的材料分别投入各人名下。然而其時丁氏已進入晚年，或因老眼昏花，或係精力不濟，時有投錯罈子之事。書中有些張冠李戴的情況，就是由此産生的。關於書中提到的書名時見錯誤的情況，我在《唐人軼事彙編》的《前言》中已經提及，此處不再重複。

（三） 《宋人軼事彙編》新編的籌劃

全國高等院校古籍整理研究工作委員會成立之後，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在其支持下，隨即承擔了《唐人軼事彙編》的編纂任務。此書一九九五年正式出版後，得到廣大讀者的歡迎和好評，並於一九九九年獲得了第二届全國古籍整理優秀圖書獎一等獎的榮譽。其時繼唐代文史研究的高峰之後，宋代文史研究也已進入佳境，程千帆先生隨即與我商議，希望我所再接再厲，繼續編寫《宋人軼事彙編》一書，貢獻於宋代文史學界。

程千帆先生是宋代文史學界的權威學者，他在使用丁傳靖《宋人軼事彙編》的過程中，深感此書已經不能滿足學術界的要求，以爲我們可將編纂《唐人軼事彙編》的成功經驗，應用到宋代文史研究中去，爲學術界提供一種嶄新的《宋人軼事彙編》。上海古籍出版社亦頗以《唐人軼事彙編》的成功協作爲可行之舉，立即與我聯繫，希望繼續合作。只是《唐人軼事彙編》的三位編者，均爲我古籍所内教學與科研上的骨幹人員，此時任務日重，勢難再花數年功夫來承擔編纂任務，於是我與各界反覆商議，決定重新組織隊伍，從事這項新的工作。

最後落實，這一著作的具體編纂工作也由三人承擔。其中葛渭君先生的情況較特殊，並不任職於文教單位，但他出身於平湖葛氏，乃一書香世家，因而精熟文史類的典籍，有《詞話叢編》補編、續編、外編共一千萬字行世。周子來先生爲南京師範大學的教授，長期擔任宋代文學的教學，於此自然研究有素。王華寶先生原爲江蘇鳳凰出版社的編審，自二○一二年起，調任東南大學教授，對於古代典籍有廣博的知識，且有埋頭苦幹的精神。三人先行積累資料，分别纂集，後由葛渭君集中纂成長編。自一九九八年起，這項工作持續達十五年之久。在這過程中，葛渭君承擔的部分分量最大，付出的勞力最多，貢獻尤爲突出。周子來對初稿反覆審讀，寫出了詳細的審讀意見，並負責「凡例」與「引用書目」的編纂。爲了防止底本上文字的訛誤和材料上的缺失，我又請南京大學文學院古典文獻專業的博士生馬培潔、趙庶洋、王東、温志拔、孫建峰等人與原書一一核對，發現問題後再行改正。王華寶則在全書的目録與引用書目的增補與考訂上下功夫。我則負責人員分工，制訂體例，規劃工作進程，審讀樣稿，且向古委會申報立項，最後由我定稿。然我因年邁體衰，已不能一一躬親細務，遂又請南京大學古典文獻研究所嚴杰教授磨勘一過，多方加工，而在人物的年代先後與一些重要人物自身事迹的編排上，用力尤多。由此可知，此書之成，實賴衆力。《唐人軼事彙編》、《宋人軼事彙編》二書的編纂，前後達二三十年之久，嚴杰均在其中出了大力。我自上世紀八十年代起籌劃這一系列的編纂，今以耄耋之年看到二書之成，有益於傳統文化的發揚與傳承，不勝欣慰之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