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西部文化底色与西部新文学的萌动（1900—1949）

中国西部多元文明形态的形成是多民族文化长期交融和传播的产物。正如季羡林说的，通往西方的西北丝绸之路在过去很长的时期内，既是西部各民族文化与中原汉文化交融的跳板，也是“东西各国文化交流的枢纽”，“许多国家的文化，包括世界上几个文化发源地的文化，都在这里汇流”^[1]。所以，西方探险家在19世纪末一踏入中亚腹地，就有一种似曾相识的感觉，这并不奇怪。不仅如此，西部还存在着另一条融合农耕文明、游牧文明的丝绸之路，这就是一直被忽视的贯通北方草原与中原农耕区的“草原丝绸之路”。它从中原出发穿越长城进入蒙古草原，然后到达漠北和北亚，直至俄罗斯。所以说，横贯西部的两条丝绸之路，不仅联结着农耕文明、游牧文明，而且一直是不同宗教文化和异域文明交流、碰撞的舞台。

因此，20世纪初的中国西部新文学的萌动，其实就是在这一多元文明形态背景下展开的，它与文化交融、传播的新时代同步。其主要表现在下面几个方面：第一，作为口传文化的继承和弘扬，少数民族文化发展在此间出现了较大的转向，这就是伴随着民族自觉而兴起的作家文学，以及现代传媒对民族文化传播的参与，使西部民族文学呈现出了多元景观与现代色彩；第二，不同视角的域外探险、考察游记作品的大量出现，以独特的艺术视角传达着主体对西部的认知，构建着新的“西部镜像”；第三，一大批“西行者”的创作深受西部文化的熏染，成为西部文化的传播者，与此同时，本土汉族作家的创作在此间呈现出了鲜明的过渡色彩和时代性。

[1] 季羡林：《比较文学与民间文学》，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出版，第14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