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随营学校到抗大

从随营学校到抗大

1941年9月,我从天汉湖区到白兆山随营学校学习,当时边区正处在国民党第二次反共高潮期间,环境恶劣。我被分在军事二队,主要学军事,从军姿训练、步兵操练的基本动作开始。主要课程有游击战争的十六字诀,“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遭遇战时三优先,“先敌展开,先敌占领有利地形,先敌开火”,和近战夜战、侦察、通信联络的基本知识,以及对日作战的基本原则,“游击战为主,运动战为辅,不打阵地消耗战”,等等。我们一面上课,一面打仗,在实战中实践和检验学习成果,进步很快。

新四军第五师建军后,部队发展很快,干部奇缺。随营学校规模太小,每期仅训练四百多人,跟不上形势发展需要。中央决定远在延安的抗大总校分散到敌后各地办分校,在战争中学习战争。1942年2月,五师首长决定在随营学校的基础上,组建抗大第10分校。校长兼政委李先念,副校长肖远久,副政委黄春庭。学校对外招生,由延安抗大分派来大批教职员授课。这样,武汉及周围乡镇大批失学青年,都积极投奔抗大,河南地下党和鄂西北地下组织也动员一批青年学生到抗大学习。一时间,从部队中抽调有培养前途的大批基层干部和青年骨干来到抗大,云集到白兆山上抗大的学员近千人,其中从各地来的学生达300多人。外来学生编成第三大队(第七、八、九三个中队)。我被分配到八队。全班12个人,我的年龄最小,只有17岁,文化也是班上最低,仅读过两年私塾,其他学员都是初中、高中生,个别大学生。好在抗日人民军政大学,主要是学军事、学政治。第三大队是政治队,以学政治为主,军事为辅,主要要看理解接受能力,文化基础倒在其次。

抗大的生活极其艰苦,往往是一面学习,一面行军打仗。在抗大学员中,学生出身的长处是有文化,热情高。但他们的弱点是家庭经济生活条件比较好,以前没有吃过苦受过累,一般都怕艰苦。工农出身的学员,虽文化低,但能吃苦耐劳,可以帮助学生学员,带动他们,做他们的榜样。至于行军打仗,学生就更不行了。我学过军事,班务管理,军事知识多一点,所以处处以身作则,起模范带头作用。从随校到抗大刚开学时,边区正处于第二次反共高潮,顽军不断进攻,配合日寇对边区进行扫荡、封锁、蚕食。边区范围缩小,财政极端困难,可以说那是边区和五师最困难的年代。原来规定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五钱盐、五钱油、一斤米、一斤青菜,根本不能保证。有人写文章说,对抗大学生特别照顾,分双份伙食,还有肉吃,那是根本不了解情况的瞎说。在随营学校毕业、抗大一期开学前,学校断了粮,没有大米供应。日伪扫荡封锁,从天汉鄂中产粮区有粮也运不来,仅有从白兆山运出来的一点粮食,首先要供应给战斗部队,因为他们要打仗,其次要供应师部领导机关。抗大学校,靠就地山区筹集的玉米杂粮供应。但老玉米要磨成粉才能煮糊糊吃,白兆山人烟稀少,有磨的人家也少。炊事班只能将玉米磨成粗糁子煮给大家吃,成不了糊糊。各班派人打饭,抬回来的是一桶桶水,玉米糁子的粗粒粒沉在桶底。大家饿极了,都想吃点干的,就排队用勺子在桶底捞粒子。老玉米不容易煮烂,啃不动,只好硬吞下去。胃里有了东西,也就不会饿得慌。当班长的只好拿着碗排在最后面,前面的把干的捞光了,后面的只好喝玉米清水,吃点青菜,饿肚子是常有的事。当时最大的困难,最艰苦的还是寒冬腊月,大地结冰,寒风刺骨,学生都是夏天穿着单衣离开家的,棉衣没有一件,也没有被子盖,实在冻得没办法。好在白兆山松树多,动员学员上山砍树,烤火取暖。大家围着火堆,背靠背地睡觉。直到二月份,湖区环境好一点,设在湖区里的被服厂赶制了一批棉衣、夹被子供应抗大学员。每人发一件薄棉上衣,一条单裤子,一床夹被子。土机织的土棉布,倒挺厚实的。这样可以铺上稻草,打地铺,两人筒腿睡觉,一床垫在下面,一床盖在上面棉衣盖两头,中间盖上裤子。这样比较温暖,睡起来还是挺香的。

八队住在王家河祠堂里,既无锅灶,又没有脚盆,没法洗澡。学员每天要出操跑步,上山打柴,天天出汗,干了湿,湿了干。时间长了,人都长了一身虱子,多数学员还长了疥疮,身上的皮肤都抓烂了。晴天出太阳,是大家最高兴的,一来可以晒太阳取暖,二来可以脱光棉上衣坐在太阳下面捉虱子。

学习生活很紧张,每天都有课,晚上还要开讨论会。又没有灯照明,八队上百号人,住在一个大祠堂里,满屋都是人,乱糟糟的,没有一点灯光。但不能老是开黑会,便开始从吃的菜油里抽一点分到各班照明用,后来吃的油都没有了,又从各班抽人上山刮松树皮,砍松树渣子,以便晚上开会照明用。学习中还有个困难,绝大多数学员没笔写字做笔记。要是谁有一支钢笔,那是稀罕之物。领导从敌占区大城镇里弄来一些沾水笔尖,用竹子自制笔杆,将笔尖绑在竹制笔杆上,做成了蘸水笔,用从敌占区弄来的红、蓝染料做墨水,每人发一些很粗糙的纸订成笔记本。教员上课,借老百姓的门板做黑板,学员坐在地上,将背包搁在双腿上当书桌。山坡、打禾场、稻田地里,都是天然的课堂。抗大的校风是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传统是艰苦奋斗,英勇牺牲。当时我们的政治课主要讲社会发展史,教员是吕彬,是延安马列主义学院来的,他讲社会发展史,讲得形象生动,用大量的事例,从人类起源、原始共产主义,到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有阶级剥削、阶级压迫的社会,再发展到没有阶级压迫、没有阶级剥削、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社会,从而到更高级的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讲述每个社会的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关系。通过社会发展史的教育学习,达到确立学员正确的人生观和世界观的目的。抗战理论由主任教员李林同志主讲,讲毛主席的论持久战,分三个阶段,驳亡国论和速胜论,讲独立自主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治部主任余潜主讲军队中的政治工作,讲政治工作是军队的灵魂和生命线。政治工作内容主要包括宣传工作、组织(干部)工作、锄奸(保卫)工作、民运(群众)工作、敌工工作和联络工作,还有连队支部工作等。形势教育课经常讲国际形势、欧洲战场和国内形势、中日战场,以及边区形势、鄂豫边区敌顽与我斗争发展形势等,以此鼓舞大家抗战到底的决心,提高部队的士气和斗志。通常形势报告由教育长邝林(黄宇齐)主讲。李先念师长和任质斌副政委等领导有时也到抗大做形势报告。唱歌、拉歌是学校文娱活动的主要形式。三大队知识分子多,经常自编自演一些短剧、活报剧。总之,抗大学习是紧张的,生活是艰苦的,但精神是愉快的。

学习期间,抗大提倡学生自学哲学,没有教员专门授课,每个班发一本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自己阅读,集体讨论,使学员懂得哲学基本概念,学会看问题认识事物的方法。那时在学校流行互相传阅的《毛主席论待人接物》一书,学生很喜欢读,很受教育,对加强自我修养很有好处。最后两个月加进点文化课。主要是语文标点符号应用,算术从加减乘除讲到百分比,真是高速度。多数学生不感兴趣,他们已是初、高中学生,学过了。但对我们少数没读什么书、更没有上过新学堂、文化低而政治上是骨干的工农学员的文化提高却很有帮助。我的一点数学知识就是在抗大学的。

军事课程讲战略、战役、战术理论,讲抗日新概念,重点还是讲游击战术,不失时机的运动战为辅的原则。军训部长张永泉主讲游击战术,他是井冈山的红军,文化不高,但讲课从来不用提纲,用讲故事的方式,讲得生动活泼,学员很喜欢听。

1942年3月,抗大和师直机关,撤出白兆山向东转移,穿过汉宜路、平汉路敌人的几道封锁线,转移到平汉路东。原礼山县有大、小悟山,师部边区机关住大悟山,抗大住小悟山中姚家山,三大队住范家冲。从此,学校有了个安定环境,开始正常上课和军事训练。

那时全军开展创建模范运动,模范干部、战士,模范班排。当时各中队提倡培养模范班,八队李队长和指导员徐继业商量确定培养我们六班为模范班。无论是政治学习,军事训练,内务管理,团结互助还是群众纪律等都要求成为全队榜样,在全中队大会上宣布。我感到压力很大,只有用自己的模范行动拼命地干。我的口令喊得好,每次班教练,队形训练,李队长指定六班出列做示范,要各班班长照我的样喊口令,甚至全中队操练时,李队长指定要我喊口令。我怕其他区队长有意见,多次向李队长提出,还是派区队长喊好。李队长严肃批评我说,叫你喊,你就喊,不准讲价钱。

6班有个学员叫戴至玉,是随县人,1939年入伍的老兵。也是随营学校五期毕业留下来的,我以为他是骨干,在学员中,在班里会起模范带头作用的。但他经常爱讲落后的话,讲怪话。我几次找他谈话做工作,他总是满不在乎,一点也不改。李队长批评我对落后的同志帮助教育不够。我找指导员徐继业汇报戴至玉表现不好影响到全班的情况。徐继业听了只是笑了笑,然后说,慢慢来吧。我觉得很奇怪。徐继业是1938年竹沟教导大队毕业生,河南信阳高中毕业,文化比较高,又能讲,还拉得一手好京胡,八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很活跃,算是全校有名的指导员之一,为什么平时对其他落后分子批评教育很严,对戴至玉却无动于衷?这个谜,直到“文化大革命”后我和原广东省建委副主任徐磬来(当时他是四班学员,我俩很要好),谈起戴至玉的事才解开。徐说他自己当时是网员(不公开身份),戴也是网员。当时网员是绝对秘密的,只和校部特派员单线联系,中队只有指导员知道。上级规定,网员活动方式以落后分子面目出现,接近有动摇思想的人来发现日蒋特分子。徐磬来说,当时他自己不愿以落后面目表现,就以中间分子面目,所以四班长王汉班里同学对他没意见。戴至玉是全区队有名的落后学员。当时在部队搞网员制度,是康生的一大“发明”,抗战初期害了不少同志。后来改为秘密党员,最后取消。

从随营学校到抗大,虽说是在战争环境中学习,但确立了我的共产主义的世界观和革命到底的人生观,坚信人类发展必然走向共产主义。同时学到不少革命知识,政治思想水平有很大提高,锻炼了组织领导能力,文化水平也得到提高。

读书导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