悠悠往事

郭仁杰

口述者简介：郭仁杰， 1924年2月24日生于湖北省汉川县（今为武汉市东西湖区）。1941年1月参加革命，历任随营军校、抗大十分校学员、班长，新四军五师政治部民运部服务队队长，13旅政治部民运干事、旅部机关指导员，38团8连指导员。参加了中原突围。部队编为冀鲁豫野战军12纵队后，任34旅政治部保卫干事，101团（原38团）政治处保卫股长，湖北恩施军分区（独立第二师）政治部保卫科副科长、科长。1953年转业地方工作，历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机关保卫科科长、办公厅秘书处副处长，广东省水产厅处长、办公室主任，新中国造船厂革命委员会主任，赴南也门专家考察组组长，省航运厅副厅长等职。1984年离休。

苦难的童年

我的家乡属湖北省汉川县县河乡郭家塆（解放后划归武汉市东西湖农场，现改区），是古云梦泽西北角。据说，三国时这里还是一片汪洋。由于千百年长江、汉江江水流淌，成了冲积平原。当地劳动人民下湖围垦造田、筑堤、修坝、围垸，沧海变良田。所以这里的村庄叫台子、墩子、垸子、塆子，郭家塆至今已8代人，200多年的历史。

我生于1924年2月14日，刚记事时，家有两担土地，住的茅草屋，虽属贫穷，但劳力多、吃饭的人少，日子过得还可以。后来一场大火把茅草屋烧个精光，全家没有栖身之地。父亲兄弟三人商量，把一担多好地卖了，建了四间结构简单的瓦屋（至今已90余年了，仍住人）。失去了土地，就只能租种地主的土地，沦为佃农。

从祖父、父亲三弟兄到我的三个兄长都未上过学堂读书，目不识丁。有钱的人骂我们三代不读书，就是一屋猪！1930年，我6岁时是个丰收年，父亲下决心，全家都支持我上学读书。

拥有500人口的郭家塆在郭氏祠堂里设了一个私塾馆，聘请60余岁的郭发瑞老先生教学。1930年刚过完春节就开学，每个家长领着孩子到祠堂里报名交学费。晚上我牵着父亲的衣角到了祠堂里，其他十几个家长也带着孩子来了。所谓学费，就是每个孩子一年交多少谷子。因私塾教学是单个教练，一个一个上课，年龄大的学生书深、年龄小的学生书浅，所以大学生交的谷子要多，小学生交的谷子要少些。我是启蒙生，年龄小，家里穷，大家评议，只需交3斗谷子。我知道家里穷，能拿出3斗谷子交学费送我上学读书很不容易，所以就特别用功，很快读完私塾启蒙教育的《百家姓》《增广贤文》等，开始读四书的“学而”。每天照着影本写一篇大字，一篇小字。这些书，我能从头到尾一字不漏熟练地背下来。家里老人，村里大人都说我聪明好学。但好景不长，是年8月上学不足6个月，长江、汉江破堤，发了大水，塆子里家家户户房子里都进了水，整个江汉大平原成了一片泽国！私塾停办了，发瑞老先生在大水后一场流行疾病中去世，至此，我开始了两年放牛娃的生活。

1933年和1934年两年收成还不错。塆里人又提出要办学，请了邻村钟泽安来郭家塆当先生。此人比较年轻，较活跃，不像发瑞先生那样古板，学生比较喜欢他。学校还是设在郭氏祠堂里。我开始从“学而”读起。泽安先生见我接受能力不错，就加快上课进度。本来一天只教一页的，他就教我两页。这样，一年中我把“学而”“先进”“大学”“孟子”全读完了，且背得很熟。第二年开始讲“学而”，开讲就是讲字义。后来钟泽安先生到孝感县城受了几天训，带回孙中山遗像、遗嘱，并将“总理遗嘱”挂在墙上让学生读，还教学生唱三民主义歌曲。这样私塾学堂加了点洋味，感到很新鲜。

第二次上学堂，念了一年半，识了不少字，学习的情绪很高，但好景又不长。1935年8月一场特大洪水把江汉平原再次变成了汪洋，长江流域8000多万人受灾。万里长江西从宜昌东达上海，大小城镇、大小平原，悉数被淹。老人说是百年不遇的特大洪水。郭家塆淹没在洪水之中，所有民房只露出个屋顶在外面。老百姓都爬上屋顶三天三夜。好在老天爷开恩，没有下雨，没有刮风，洪水很快退去，保全了大家的性命。但灾后痢疾、天花等传染病流行，又死了不少人。蒋介石及国民党政府的几十万大军忙着打内战，清剿红军，根本不过问防洪、抢险、救灾的事。几百万灾民四处逃荒，尸横遍野！我们全家也是四处逃荒，母亲带着五弟到孝感讨饭，我跟着二叔住在武昌难民营……

此时，我目睹了武汉“一二·九”学运。武汉大学和武昌各大专院校数千人上街游行、喊口号、贴标语，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高唱东北流亡歌曲，要求国民党抗日。数千学生云集汉阳门、蛇山下轮渡码头，要求过江冲击日本租界。国民党不准学生过江，封锁江面，把轮渡和大一点的船只全部扣在汉口，并派部队看管起来。学生连续闹了三天，也没有过江。老百姓同情学生，骂国民党不抗日，也不准学生抗日。我很恨日本人，也恨国民党，讨厌国民党军队。

1935年，我大哥、三哥找关系托保人把我送到钦差舰上当学徒。这是英国驻上海总领事馆航行在上海—南京—武汉间的一艘700吨级左右的小炮舰，舰上的水兵是英国人，船长到三副轮机长及三管轮的伙食、服务由中国人承包。郭发帝是总承包人，因为是宗族关系，他接收我上船当学徒。讲好三年学徒只管饭，没有工钱，一切自理。

我的工作是洗碗洗盆、搞卫生、拖地、洗厕所等。我在船上的日子，不仅经常受洋人的打骂侮辱，还受中国老板的欺负。加上又听说不久后船要离开武汉开赴上海，想想就害怕，于是决定逃跑。阴历腊月二十八日，我趁着天黑，偷偷上岸，颠颠簸簸地找到我的一个表哥，在他的掩护下才逃回家乡。之后，我或是在家干农活，或是到汉口当学徒，日子一直过得很艰难。1937年，我在汉口做学徒期间接触到八路军，听当时八路军办事处的小八路给我们讲抗日的道理，讲八路军就是当年的红军，讲红军二万五千里长征的故事……

日本占领南京后，沿着长江分两路向西疾进。据守长江两岸的一百多万国民党军队闻风而逃，根本没有什么抵抗，日军很快占领芜湖、安庆，开始轰炸武汉。

1938年秋，武汉外围遭涝灾，许多秋粮欠收，是个欠收年。10月，武汉市大批难民跑到农村，粮食紧张。一到年底，就呈现出荒年景象！我家已经断粮，靠借贷维生。武汉会战后，日寇占领武汉一座空城，没有老百姓，更找不到劳力，于是便派苦力头（台湾人或东北人）到农村招收苦力工。我跟随村里的一些大人，到汉口球场街难民区，在日寇的铁蹄下，开始了一年多的苦力工生活。每天早上有苦力头带领我们到长江边上江汉关码头干苦力活，如抬煤炭、扛粮食等。后又到一个咸菜加工场当苦力。这期间，目睹日寇残酷殴打杀害中国人，强奸中国妇女的种种罪行，苦力工却敢怒而不敢言。1940年年初，我认识了在工人中做地下工作的汉阳人高树一，他动员我离开武汉，到湖区参加新四军。夏天，我回到家乡。1941年1月，经汉阳地下党负责人肖礼山介绍参加了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