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诗

Z兄：

一年以来，我们常常有机会对面倾谈。诗学总是我们谈论的中心。此刻回想起那种高兴得声情激越，口沫横飞的情景，谁能够禁得住会心地一笑？只可惜大都随兴扯说，对于一些比较重要的地方，往往倒反浮光掠影过去。每想用笔墨向你稍作系统的谈述，可是，性子懒，事情又往往杂乱，结果只成了空愿。今天，一清早起来，就觉得像坐在大灶旁边。这时候，窗子外的蓝空和白云，都亮得发焰。窗格间的蜘蛛丝像铁网子一样静定。自然没有客人来打扰，自己也怕到街上去受那“汗水浴”的苦刑。坐在这破旧的书桌边，不自主地拿起笔来，想写出关于诗的一些意见，当做又和你在茶馆里或树荫下快谈一阵。

经过了相当的考量，我承认诗的主要任务，在传达真实或真理(这好像可以用一个外国字概括它，那就是Truth)。这个意见自然需要相当解释。我想分做三点去说明它。

第一，诗是否表现真实或真理？这是一个稍有争论余地的问题。不过，我想如果把容易引起异议的“真实”——特别是“真理”这个名词加以说明，问题的解决就该顺利些。如果有人硬要把一般科学上或哲学上那种极精密的认识及极概括的原理法则，才算做真实真理，那么诗和它们的关系，就使不是全然没有，也决不能够说怎样密切。换一句话说，它们未必曾是一切诗歌的内容。可是，对于诗中所表现的真实或真理，除了那些外行的或抱着极端意见的人以外，恐怕很少曾做这种看法。我们常常听见人说——有时候自己也不免这样说：这首诗对于人情物理表现得多么亲切。或者说：那位诗人伟大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能深刻地捉住了那种世态、人情，所谓“人情、世态、物理”就是我们所要说的真实或真理。诗人无论他写弃妇的苦恼，写耕夫的勤劳，写侠客的豪爽，写贵人的骄横，写志士仁人的远见深忧，写谗人毒士的奸谋诡计，乃至于写一云一月的光影，写一草一木的性能，写一虫一鸟的鸣声……只要写得迫真并多少显示了那内在的意义，就可以说是表现了某种真实或真理。

“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一丛深色花，十户中人赋”，“医得眼前疮，剜却心头肉”……这些自然表现了某种真实、真理。“志士惜日短，愁人知夜长”，“乍见翻疑梦，相悲各间年”，“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这些一样是真实和真理的表白。“蝉噪林逾静，鸟鸣山更幽”，“星垂平野阔，月涌大江流”，“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这些句难道不都是表示着一种实相——特别是一种理致？诗人不一定要像科学家那样，去记述或说明天体形成的过程，生物变异的情况，物质化合的自然因果或社会演进的规律……他在表现所接触所感兴的事物中显示出它的实状及理致，这就是对于真实真理的一种表白。如果我们借用那位法国天才美学家基约(Cuyau)的话说来，那就是“一种自发的科学”。

其次，诗人怎样表现真实或真理？——如果科学家通常是冷静地抽象地去叙述他所探求的真理，那么诗人却是兴奋地具象地而且节奏地去抒写他所感知的真理的。他们最后的归趋也许并没有很大的差异，可是彼此表白它的方式却非常不同。这正像鸟类和兽类同样营着生殖行为，但是那方式却截然两样：一种是卵育，另一种是胎生。诗人和科学家等表现真理法式的不同，原因自然不只一点，可是主要却在他们获得真实真理的过程的差异。科学，哲学上的一篇论文或一部著作，大都是经过作者精心观察、比较推究和判断的结果。它大体上是“纯智的”劳作。诗人的诗篇，却大都是作者对于事物的突涌的感兴的结果——或者根据那种感兴构筑成功的。自然他在工作进行上，要凭藉一定的客观事象，要利用许多日常的观察和经验。可是，那些沸腾强烈的感情、活跃飞动的想象，却更加是他所需要的。诗人自然不只靠心脏工作，可是那工作的全程必渗透着跃动的感情。诗人自然不能离开思索，可是那思索却大都在有声有色的境界里进行。有些外国学者说“诗是真理的直观的或形象的表现”，又说“诗是感奋的真理”。这正是上述现象各就一面的说明。而在这里就存在着诗的特殊性，它和科学或哲学的一道分水领。我们明了了这点，也就可以知道，宋明时代有些道学家所做的诗(理学诗)，所以多要不得的原因。同样也可以知道，现在有好些作者拿某种科学或哲学的原理(尽管它本身是怎样正确的)去生硬地“做出来”的诗篇，所以不大使人感动的原因。诗中的真理要表现得像花朵中的香气，海水中的盐味。它含蕴在花朵和海水的全体里，使你能够直觉地感味到它，眼里却不会发见什么香块盐粒。诗人的作品(特别是优秀的作品)虽然多少包含着些科学或哲学的要素。可是，用科学家或哲学家的工作方式去写诗，那结果是注定了要失败的。歌德说，诗人要在作品里隐藏他的哲学，就因为他很明白这种道理的缘故罢。

最后，诗应该表现些什么真实或真理？——这好像是个不必过问的实际上却不容忽略的问题。人事界和自然界里大小不齐的万千现象，各有各的实相，也各包含着一定的道理。诗人的作品，是不是无差别地去表现它呢？首先是办得到办不到的问题。人的寿命和他的智力，情感等都是很有限制的，因此他所接触、领悟和感应的事物范围，也决不是无限的。没有限制地包罗一切真实真理的表现，在逻辑上是不可能的，在实际上是没有这回事。其次，就算那是可能的，也不是必要的。人只应该把人群自身较有关系的事物当做行动和学艺的对象。人的行动、学艺自然不应该限制在太狭隘卑近的功利的小圈子里，可是人总是人，他的作为不能够毫无计划和目的地听任自然。总之，在终极的意义上，诗人决不能够(实际上自然也不会有)无所为地工作。他生在一定社会里，和大多数人共营着一定生活。这个大团体里的利害祸福，就应该是他的利害祸福，他们共同的欲求感兴，大体上就应该是他的欲求感兴。自然，诗人不能够完全和民众一样。他比一般民众必须更有敏锐感觉、深刻认识和艺术才能等。但大体上他更必须以公众的心情做心情，以公众真实的是非当做是非。这样，诗才能成为人民的喉舌，它才能成为人类的崇高事业——用老托尔斯泰的话说，是成为“人类进步的重要机构”。我国从先秦以来，伦理主义在诗学上占据领导地位。这种主义，从现在看来，当然有许多缺点，在新文学运动兴起的时候，它就做了攻击的主要目标之一。但是，如果我们暂时抛开它的缺点不题，它那种根本精神，并没有什么错误。不管怎样说，诗必须是“伦理的”。(有些批评家把拜仑一类反抗诗人的诗篇，当作恶魔的叫声。其实，这只是站在不同的——也许应该说是陈腐的——伦理观念上的一种判断罢了)郑板桥并不是个属于正牌的伦理主义的诗人，可是，他却说：“作诗非难，命题为难。题高则诗高，题矮则诗矮，不可不慎也。”这话很值得玩味。他所谓“题”就是现在普通文艺论上“题旨”(Thema，或译作“主题”)。在诗史上看来，伟大的诗篇，大都具有伟大庄严的题旨。所谓第一流作家，是很少浪费精力去写述那些猥琐的事象和微末的义理的。他们大都能够把握住当时最重要的真实真理去给以动人的表现。前世纪一位英国著名的艺术批评家说，最伟大的艺术家是那种表现了最大多数人的最大观念的人。那班一生竭神弊精去吟风月，赞花鸟，绘画眉腰，刻镂鞋袜的诗家，他们也许多少表现过一点真实或真理，但那些琐屑细微的东西，和广大的社会人生的进步繁荣有多大关系？那种诗篇不过是极少数人闲情余兴的发泄罢了。“锦囊言语虽奇绝，不是人间有用诗。”这种攻击，决不能够算做怎样过火。

今天的诗人，决不能够忘记我们所居处的社会，决不能够忘记我们所逢遭的时势。现在我们所正对着的，是一个太不平凡的历史时期。我们的社会是惊心动魄的！在这里有浊浪漫山的横流，有青舌舐空的妖火，有结队噬人的猛兽，有望风披靡的弱草，有窒塞呼吸的奇臭……可是，同时也有晶明澈底的清泉，有辉照世界的明灯，有征兆世瑞的麒麟，有傲抗冰雪的松竹，有沁透心魂的芬芳……我们的社会曾是神兽剧斗的社会。我们的时代是是非杂陈的时代。在这当儿，真正诗人，对于眼前惊心动魄的情景和隐藏在这种情景背后的意义，他是不能够淡漠过去的！他要以真实的是非标准、健全的爱憎情感和独得的艺术技能，去判断、去感应，去创成自己的艺术。宋代有位诗论家，说千载所以只有杜甫的诗，是因为他的遭遇是不常有的。我们的时代，不正是很有利于做杜甫一类伟大诗人么？我说了这些话，你当然不至于误会，以为我在极力奖励那种韵文八股。没有疑问，我们所要求的(至少，在理想的意义上)诗篇，必须是作者的生活和精神体验的最真挚的表白。(虚伪或勉强，是违背艺术原理的)问题只在于诗人要怎样做才能够达到那一步。我以为，今天的诗人为着获得完成自己使命的能力，他必须投进时代的洪炉里去锻炼自己，提高自己。这样，他才能够写出饱满而有意义的诗。这种作品，才不至被抛到历史的无足轻重的角落里去。

我们移到技术的问题。

一切艺术都是不能够缺乏技术的。一般艺术理论上所谓“自然”或“不尚技巧”，那往往指的是一种“极致的”技术，或者使读者不容易察觉出来的技术。诗不仅是一种艺术，而且是一种特别需要精炼的艺术。关于这点，我们实在没有详说的必要，只要记起中外诗史上传统的对于诗形、诗作法的讲究，又记起古来许多听了简直要叫人发笑的苦吟故事，不就很可以明白了么？其实，对于这，我们各人自己一点贫乏的创作的经验也尽够做证人了。一首真正成功的诗，就是在技术上达到完美程度的诗。做诗的人，如果说可以轻视或无视技术，那就等于说，木匠可以不需要绳墨刨凿，建筑师可以不需要构图营造，僧侣可以不需要刻苦修炼。这难道不是荒唐的事情？诗人应该重视技术，这是天经地义的。可是，更重要的是，是对于技术的合理的了解和态度。

第一，我们必必明白，诗的技术是和内容密切地关联着的。一定的内容要求着一定的(即最适切的)处理方法。严格地说，内容是千差万别的，因此，技术也不能够是怎样固定的。否则，岂不要闹出将军穿旗袍，或关夫子在剧战时候也摸着胡须一样的笑话？其次，最高意义的技术，必须是独得的。技术可以传授，可以讲习，这在一定的限度下我们不想否认或反对。可是，最高的技术，和真实深刻的内容一样，必须是独得的。“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最后，技术的应用必须是圆熟的。严格地说，没有所谓生硬的技术，正像没有所谓抄袭的技术一样。前人所谓“圆转自如”、“炉火纯青”一类的话，正可用做对于技术圆熟状态的一种说明，而这种境界也就是一切成功的艺术所必须达到的。总之，创作上，一种技能的完成，在于它是适切一定内容的，是不抄借别人成规的，此外，它还必须是运用圆熟的。我们也许可以说，因为圆熟，它才能够充分适应特殊的内容，也才能够完成真正的独创性。

盲目地抄袭别人或一时代已成的技术，或者不分皂白地沿用一两种固定的技法，再者，半生不熟地制作着，像初踏进实验室的学生的动作，这样，结果，只能够成不三不四的东西。真正的艺术决不会存在这里。正像剪纸扎篾，决不能够造成活人一样。在我们的诗史上，实在不缺少可资证明的例子。比如李商隐、黄庭坚，好些批评家说他们是从浣花草堂出来的。可是，如果他们的诗艺只是完全抄袭杜集的，那么，你想他们在诗史上会占到一个自己的位置么？这不过只就第二流作家说的。至于那些第一流作家像屈原、李白、杜甫之流，我们能够从哪里去指出他们诗艺的唯—本源呢？

这样说，并不是主张诗人要立意去拒绝一切有益的影响。像诗人的思想、情感，多少要承受外来的影响一样，技术也不是能够完全和外力绝缘的。谁能够把自己和传统的或时代的关联一刀切断呢？如果，这是可能的，也正是不应该有的。因为这样做，除了使自己的作品极贫弱粗陋以外(这可以戏说是，一种“裸体主义”或野蛮的复归罢？)，还会带来什么呢？《离骚》的作者，是熟悉楚国的民间歌谣的，《北征》的作者是不薄六朝初唐而以“多师”为师的，《神曲》的作者是那样熟读荷马，《欧尼金》的作者是那么醉心过拜仑……随便拈出点例子不就够说明诗艺影响的重要么？在诗艺上，正像在别的文化或人事方面一样，受影响是自然的而且是必要的。一个作者所受的好影响越多，那自己的创造也就越有力量。艺术上的创造，决不是上帝式的创造，决不是魔术师的创造。它是建筑师式的创造。诗人平常必须吸收种种应用材料，到了写作的时候，依自己特殊的精神、手腕，神化地去创造出新的事物来。他所受的某种影响(当然是指那些有益的影响)已经像咀嚼了而且消化过的食物一样，变化做他自己的一部分血肉。你如果精密地去加以剖析，也许多少可以找出那种原素来。可是在这里，它已经是不容离析的有机部分了。如果不是这样，它决不会对这个精神产物的有机体有什么好处。我们可以斩截地说；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但是新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新的技术家。没有一个真有价值的独特的诗的内容，是可以靠抄袭或借用来的技术去表现得完全、恰好的。古人说得相当中肯：“法在心头，泥古则失！”

只有那种不明白诗的根本意义和创作理法的人，才甘愿在诗艺上迷失了应走的路向。他们在过去某一个诗人或某一个流派作品中找求诗艺的“底本”。他们往往捡到一些鸡毛便当作令箭了。不管那种技术是怎样发生和发展的，不管那些技术和一定内容有怎样密切的关联，更不管那种技术的一定限制性。他们只管抄袭它、沿用它。这种诗艺偶像的来源，不管是什么名家大匠，或什么巨宗硕派，总之所得结果，往往不免成了优孟衣冠，徒然供人哄笑罢了。自然，我也知道，在某些末代的诗人中，是有的因这种方法博得一时的声名的。可是我们得明了：第一，这种声名，不一定就是历史的公断(它往往只是嗜痂者们的病态赞颂罢了)；其次，这种诗人的技术，自己和别的许多人虽然都承认它是沿袭什么名家或什么流派的，可是，他们自己多少也有一些心得的地方。不然的话，他们就连那点浮名也不会捞到手的。

最后——或者恰恰是最重要，我总觉得做诗不是一种职业。那是一种宗教。诗人是苦修的头陀，往往还是一个殉教者。

诗人不是普通的职工或艺匠。他要具备许多特殊的条件。丰饶的灵智和热情，自然少不得，超越的忠实和忍耐，也一样不能够缺乏。还有，像那广阔的胸襟，宏博的智识……他要能够领悟和感应那些别人未注意到的或不很显明的真实真理，并且用了使万人感应的手腕表现它。在某些时候，他尤须用最高的代价去保卫或宣扬他所发见所崇敬的真理。他用了生命本身去写成壮丽的诗。在世界诗史上，第一流的诗人大多数过着压抑、幽囚、放逐、摈斥……的生活，这正证明着：诗人不但是在才艺上卓出的人，而且是在品格上崇高的人。古希腊人说：“坏人不能够成为诗人。”其实，庸汉和懦夫等同样是跟诗人隔着厚壁的。他们可以去当大官，可以去成豪贾，可以去做社会上一切出风头的人物。可是，他们却不能够伺候诗神！因为这位阿林普斯山巅的女性，是温柔的而又骨骾的，是崇高的而又愁苦的……那些卑污、恶俗、贪婪、浮滑的家伙，她决不容许他们排列在她的神龛下面……

附记：

过去的诗人，往往嫌恶“俗众”，这种现象的产生，主要是由于(一)那些诗人大多数是出身贵族或具有贵族一类的思想立场的， (二) 他们所说的“俗众”，不是一般民众，却是那些奸恶、无耻的小人之类，像屈原、普希金等所斥责的，大抵就是这种人。

这篇信稿，是去年在连州时候，一个大热天里写下的，目的是想寄给一个常做旧诗的朋友。因此，篇中多少带着一点特殊的意味，例如某些地方说得相当详细，别的地方却非常简括。这，做为普通文章看，自然有点欠谐和。可是，现在，实在没有工夫去大大修订一下。只希望读者记住它原是一种“特殊文件” 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