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1章 积极反共 消极抗日
此次反共高潮中，与蒋介石、何应钦积极合作向我进攻的地方实力派，只有一个广西派。此派的首领白崇禧，命令其部下在安徽、湖北向我新四军进攻，颇为卖力。
——毛泽东
此次日军长驱直入黔桂，由于广西部队要保存实力，政治与军事不调合，乃兵少而交通运输不便之故。
——李玉堂
蒋桂何联盟发动“皖南事变”
抗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以后，中共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在敌后广泛开展游击战争，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沉重打击敌伪军，有力地配合和支援了国民党军正面战场，同时自身武装力量和敌后抗日根据地也迅速发展壮大，敌后根据地遍及陕西、山西、内蒙古、河北、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江苏、浙江等省份。以中共武装力量的发展来说，其速度是相当快的。到1940年1月，彭雪枫（时任新四军第6支队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部由抗战初期的3连人发展到12个团，李先念（时任新四军豫鄂挺进纵队司令员）部由最初的几百人发展到9000人。[1]到1941年1月，中共武装力量由抗战初期的数万人发展到50万大军。[2]
中共武装力量的在敌后的发展壮大，激起国民党统治集团的极端恐惧和仇视的心理，特别是国民党内具有强烈反共意识形态色彩的人物，如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军令部长徐永昌、政治部长陈诚、CC首脑陈立夫（时任教育部长）、元老张继等，从此，国民党内要求反共防共的呼声日益高涨，各地反共摩擦事件不断出现。
在1939年4月21日至30日召开的国民党第五届第五次中央全体会议上，反共防共成为会议的最重要议题。会上，蒋介石作了《唤醒党魂，发扬党德与巩固党基》和《整顿党务之要点》讲话。他公开说：“对中共是要斗争的，不好怕它。”“我们对中共不像十五、十六年那样，而应采取不打它，但也不迁就它，现在对它要严正—管束—教训—保育，现在要溶共——不是容共。它如能取消共产主义我们就容纳它。”他号召要加强国民党内的思想统治，即所谓“力求革命理论之指导”，以及对全体国民党员，尤其是下层组织的严格控制，以达防范中共之目的。会议通过了名为《整理党务》的秘密决议案，规定国民党嗣后以防共、反共为中心任务，加紧组织发展，扩张势力，与中共相对抗。据此，决定设立专门机构即“防共委员会”。
会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处、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社会部、中央训练部、中央执行委员会调查统计局（中统局）以及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军令部等部门根据五届五中全会的精神制订了《限制异党活动办法》、《异党问题处理办法》、《处理异党实施方案》、《运用保甲组织防止异党活动办法》、《防止异党兵运方案》、《推进陕甘边境党务办法大纲》、《沦陷区防范共党活动办法草案》等一系列秘密文件、通告和密令，反共防共成为国民党的中心工作之一。
1939年间，国民党制造了一系列的反共摩擦事件，残杀共产党人。有重大影响的如湖南“平江惨案”，河南“确山惨案”，河北“深县惨案”，山东博山地区的泰和与雪野惨案，山西的“晋西事变”等。据统计，从1939年6月至12月，国民党军进攻八路军山东纵队就达90余次，杀害1350人，扣留812人。有的惨案是蒋介石直接指挥的。例如，1940年12月25日，蒋介石密电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命令他“剿办”中共竹沟四县联合办事处，造成河南“确山惨案”。[3]
随着国民党内反共防共意识的高涨，主张联苏联共抗日的白崇禧也很快转入反共顽固派的阵营，成为反共急先锋。
白崇禧之所以有如此的转变，主要是因为新四军在长江南北广大地域敌后的发展壮大与桂系在安徽和第五战区的利益产生了严重冲突。1939年5月31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开会讨论八路军问题时，桂系的安徽省主席兼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报告：“八路军不游不击，尽量扩张其势力，如高俊廷（引者按：高敬亭）原不足3000，现已10000以上。”[4]
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安徽省政府主席李品仙
1939年10月，廖磊病逝，由李品仙继任安徽省主席兼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1940年1月6日，李品仙到立煌县（今金寨县）上任。李氏是一个具有强烈反共意识形态色彩的人物，他上任后积极推行蒋介石的反共政策，向新四军皖南、皖东、皖中、苏南、苏北部队大举进攻，企图各个击破。而中共方面则采取针锋相对的措施，力图巩固这些根据地。1940年3月21日，中共中央军委指示说：“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奉某方（引者按：蒋介石）令，实行全部反动政策，坚决进攻皖东淮北新四军，欲将我张云逸、彭雪枫等部完全消灭，切断我新四军、八路军联系，并使我江南新四军处于无退路境地。在此种情况下，我八路军有坚决迅速援助新四军，打破李品仙的反动进攻，创立皖东、淮北、苏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巩固新四军与八路军联系之紧急任务。”[5]该指示还说：“李品仙被某方收买，此次赴皖，某方给以全权，嘱其实行全部反共政策。李到皖后，立即改组省政府，解散一切进步团体。受训学生3000余人不甘压迫，纷纷跑到新四军，各县捉人杀人之事无地无之，安徽政权现已极端反共化。”[6]
为了配合李宗仁、李品仙在第五战区的反共行动，白崇禧在国民党中央专门出反共计谋。3月25日，白崇禧强烈建议：“驱新四军往河北，使与八路军合，以免其在江南、江北到处滋扰。”[7]
4月16日，白崇禧上书蒋介石，具体详细地阐述了他的关于驱新四军于黄河以北的设想。他污蔑中共“袭击友军，制造内战，扩张势力”，实为“包藏祸心”。他认为：“然而在抗战之现阶段中，若断然处置，则投鼠忌器，若听其演变，则滋蔓难图”；为此，白氏建议“于适当地带，划定第十八集团军作战之区域，同时令新四军编入十八集团军战斗序列，一律集结于此区域内，授以攻敌任务，指定攻击目标，如此则既可限制其活动之范围，复可免除滋生事端之口实，若其不遵约束，抗命称兵，则彼罪恶既彰，自当绳之以法，而是非可大白于天下矣”。白氏提议的方法是：（1）在漳河以北之地带，划定第18集团军作战区域，并明白规定中共活动之范围，只限于此区域，不得有所逾越；（2）将黄河以南之豫鲁皖苏等省之新四军或与该军有关之游击队，一并集中于指定区域以内，彼此既有明确之界限，可免相互摩擦，减少祸端；（3）严格限制其军队之人数与编制，不得擅缴民枪，滥事扩充，同时对于在本区域范围以外之共产党宣传及其活动，亦当设法取缔，以免民心动摇；（4）第18集团军在指定区域内之行政官吏，由18集团军荐请中央委派。[8]
4月19日，白崇禧再次向蒋介石建议：“新四军开河北与18集团军归并。”[9]
对于白崇禧的主张，虽然军令部长徐永昌持怀疑态度[10]，但也许是蒋介石接受了白氏的建议，军令部第一厅第一处第十二科于4月19日至22日先后拟定了划分第18集团军和新四军作战区域的几个方案上报。其中一个方案是：“变更战斗序列，将第十八集团军编划为冀察战区，委朱德为冀察战区总司令、彭德怀为副总司令。冀察战区南部之地境，改为齐河——馆陶——邯郸各北端相连之线（线上属该集团军）。限令该集团军在第二战区及鲁苏战区之部队，均开入冀察战区作战。新四军仍遵前令开回江南京芜附近地区作战，或均开冀察战区作战，惟新四军应在第十八集团军遵令退出鲁苏战区后，新四军方可向冀察开入。”[11]还有一个方案是：“变更战斗序列，将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划为一个战区（冀察）。委朱、彭为战区总副司令。”[12]军令部这些方案的出台，显然受到白崇禧建议的影响。
白崇禧重新转到反共的立场，蒋介石自然高兴万分。为把白崇禧彻底拉到他的反共战车上，蒋介石于1940年6月交给白崇禧一项新的使命，即与极端亲日反共的参谋总长何应钦总长一起代表国民党政府与中共代表周恩来、叶剑英进行谈判，重点协商八路军、新四军作战区域问题。
1940年3月26日（一说25日），周恩来从苏联回国，中共中央举行一系列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汇报，并讨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5月31日，周恩来抵达重庆，继续担任中共南方局书记职务，并负责与国民党谈判国共关系等问题。6月上旬，周恩来在重庆拜会了蒋介石。周恩来说明共产党极愿争取时局好转，但国民党有人故意将时局弄坏。周恩来指出：国民党说中共要暴动，推翻国民党，完全是造谣。中共是要发展的，但第一不是要超过国民党；第二更非要独霸，而愿合作；第三主要在敌占区与敌汪争群众。周恩来表示中共诚意抗战，拥蒋反汪，唯对国民党反共、溶共、剿共行为必定会坚决反抗。蒋介石则声称：防制异党办法并未批准，且他从未看过反共文件，称一年来许多事件的确先由中共引起，但只要军事上服从命令，一切事都可解决。蒋介石最后要周恩来与何应钦具体商谈。谈话后周恩来在致中共中央的报告中估计：蒋介石对破裂尚未下最大决心，但投降的危险日益严重。[13]
6月中旬，周恩来根据与中共中央商定的意见，向国民党正式提交了全面解决两党关系的具体方案，内容共3项10条，核心是第3项“关于陕甘宁边区、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问题”，共五条：（甲）请明令划定延安、延长、延川、保安、安定、安塞、甘泉、鄜县（今富县）、定边、靖边、淳化、旬邑、宁县、正宁、庆阳、合水、环县、盐池及河防之绥德、米脂、吴堡、葭县（今佳县）、清涧共23县，为陕甘宁边区，组织边区政府，隶属行政院，并委任林祖涵（伯渠）同志为边区政府主席；（乙）请扩编第18集团军为3军9师，其所属游击部队按战区所属游击部队同等待遇；（丙）请增编新四军为7个支队；（丁）为确定战争职责及避免误会和冲突计，请规定第18集团军、新四军与友军作战分界线；（戊）请依同等待遇，按时补充第18集团军、新四军以枪械、弹药、被服、粮秣及卫生通信交通等器材。[14]
针对中共所提方案，国民党方面于7月2日提出的答复案开列的条件是十分苛刻的，不仅陕甘宁边区要缩小为15个不完整的县，名称也要改为“陕北行政区”；要求第18集团军和新四军全部开入冀察两省内，其目的是限制第18集团军、新四军在广大敌后地区的发展壮大，并借助日寇之手在冀察这个狭小的地区内削弱乃至消灭第18集团军、新四军。这样的条件当然不可能为中共所接受。
双方的条件摆出来后，周恩来与叶剑英代表中共，与国民党当局的正副参谋总长何应钦、白崇禧进行了多次商谈。谈判仍然是围绕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是陕甘宁边区问题。中共主张按现状划界，国民党却只承认边区包括15个不完整的县。二是军队的编制问题。中共要求第18集团军编为3个军9个师，新四军编为3个师；国民党只准第18集团军编为3个军6个师加6个团，新四军编为2个师。三是划分作战区域问题，这是这次谈判的中心问题。国民党要求第18集团军、新四军全部开往旧黄河北岸，他们声称“划界”是为了避免摩擦，想用这种说法博得中间派的同情。周恩来表示，原则上同意划界，但必须实现六个条件：（1）各党派在全国的合法权；（2）人民在全部敌占区的游击权；（3）第18集团军、新四军有正规军的足够战区（华北五省）；（4）第18集团军、新四军有足够的补给；（5）中共有冀、察两省的行政领导权和其他游击区的行政权；（6）第18集团军、新四军有发展的保证（扩充补给）。双方的立场相去甚远，谈来谈去，没有任何结果。
这时，新四军与国民党第五战区的摩擦冲突仍在继续，白崇禧建议对中共做些让步，以换取新四军北调，得到蒋介石的同意。[15]于是，国民党决定搞一个所谓的“中央提示案”，确认国民党方面的让步条件。当时的苏联驻华大使潘友新在回忆录中说：“被认为是‘左派’的白崇禧和支持调查中共关系的人士积极参加了文件的准备工作，并由白崇禧将文件交给周恩来。”[16]
“中央提示案”与国民党此前提出的答复案不同者，主要在以下两点：第一，关于陕甘宁边区范围问题，在原案提出的15个县的基础上增加甘肃之合水、环县及庆阳之一部，使之名义上达到18个县。陕甘宁边区改为陕北行政区，暂隶行政院，但归陕西省政府指导。第二，关于第18集团军及新四军作战地境问题，决定取消冀察战区，将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山东省黄河以北地区并入第二战区，阎锡山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朱德任副司令长官，在作战指挥上应服从战区司令长官之命令，唯朱德直接负责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各一部，18集团军和新四军全部须扫数调赴冀察两省及鲁北、晋北。[17]提示案与此前国民党的答复案一样，所包藏的祸心都是要中共部队全部开到黄河以北，正所谓“投畀有北”。一旦中共执行了“中央提示案”，就意味着把装备低劣的第18集团军、新四军健儿集中在华北大平原上，任凭日寇的机械化兵团横加扫荡。借刀杀人不沾血，其计策何其毒辣？对于这个提示案，国民党的内的反共顽固派人士还认为是格外的迁就[18]，而中共方面则认为与自己的要求距离太大。
7月27日，周恩来携带国民党的“中央提示案”返回延安，中共中央政治局连续举行会议听取周恩来的报告并进行讨论。关于国共关系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的基调仍是力争国共关系能有所好转。周恩来在会上说：现在的国内形势不会立即好转或立即坏转，会是拖的局面。他主张谈判的态度采取在小问题上让步而在大的问题上求得有利的解决，以和缓反苏反共的危险。他说：要解决的悬案之一是边区问题，按现有地区不变，名义可改为陕北行政区，在这点上可以让步。第二是扩军问题，要求八路军成立3军9师，新四军成立3个师。至于划分作战区域，可以同意，而冀、察两省政府主席要由中共保荐。会议同意周恩来提出的稍作让步的意见。中共中央政治局的一系列会议，把国民党统治区工作在中国共产党工作全局中的重大战略地位肯定了下来，突出地强调了争取中间势力的问题，对南方局在新环境下的工作起了重要的指导作用。[19]
为了拆散桂系与蒋系的反共联盟，中共中央一直将桂系当作可以争取的中间势力，例如1940年4月12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及中央军委的指示指出；“某方政策是推动各中间派向我们斗争，使其两败俱伤，并使我们得罪各中间派，陷我们于孤立。因此，我们对于陈（光）罗（荣桓）附近之于学忠，（彭）雪枫附近之何柱国、孙桐萱，（李）先念附近之川军、桂军、西北军，胡服（刘少奇）附近之桂军，必须采取如下方针：（一）直接派人或间接托人或公开寄信发传单，表示我们完全不愿意同他们摩擦，请他们顾全大局，保存友谊，以免两败俱伤，渔人得利，这种表示要继续不断。（二）当他们迫于某方命令向我进攻时，我应在不妨害自己根本利益条件下，先让一步，表示仁至义尽，并求得中途妥协，言归于好。（三）当他们不顾一切向我进攻妨碍我之根本利益时，我应对其一部分给以坚决打击作为警告，打后仍求得互相妥协。（四）只有中间派转变成了坚决的不可变化的顽固派，如同鹿钟麟、石友三之类，才采取完全决裂政策，坚决彻底干净全部消灭之。这种政策的性质亦是对于其他中间派作警告，使其他中间派有所畏而不敢摩擦。”[20]
然而，涉及根本利益的冲突往往不是讲友谊就可以化解的。1940年夏秋季，新四军与桂系在安徽和第五战区范围内的冲突已经达到白热化，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共党势力向豫鲁苏皖猛进之报告日必数起，李品仙之不支，屡请增兵，非因寇而因共矣。仅由于共（产党）事，亦万不可再不谋和。”[21]
徐永昌是一个反共意识十分强烈的国民党军人，因为与中共关系紧张，他又想到要与日本侵略者妥协求和，在他看来，宁可向日本侵略者妥协投降，也不能因此而输给共产党，这是这位徐部长的逻辑。
正因为国共关系处于紧张关头，所以当周恩来8月25日经兰州回到重庆，28日同蒋介石、白崇禧进行会谈时，虽然周恩来表示愿稍作让步，蒋、白态度却十分强硬，他们寸步不让，他们声称，如果八路军、新四军不开至黄河北岸，则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还说游击队应留在当地交战区司令长官指挥。周恩来对此不得不加以拒绝。周恩来随即将会谈情况电告中共中央书记处：关于国共谈判，仍无结果，但必须打破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及顽固分子归罪于我们的宣传。关于军队问题，坚决以我们50万军队要抗战，开到黄河以北无法生活为理由，与之针锋相对作斗争。[22]
为了打破僵局，周恩来于9月初向国民党提出关于调整作战区域及游击部队的三项办法：（1）扩大第二战区至山东全省及绥远一部；（2）按照十八集团军、新四军及各地游击部队全数发饷；（3）各游击队留在各战区划定作战界线，分头击敌。[23]但这个提议仍然遭到国民党的拒绝，国共关系一时难以好转，促使中共中央不得不考虑应对国共关系全面恶化的局面，并预先进行相应的准备。
而这时国际形势又发生了有利于蒋介石的变化。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三个法西斯国家在德国柏林签订协定，正式结成三国同盟；英、美也签订了协定。这两大集团都在争取蒋介石。德、意、日要求国民党政府放弃抗日，加入他们的同盟。由于德国劝和、日本诱降，英、美则要求国民党政府加入英美同盟，美国愿给以大笔借款，英国则允许重开滇缅公路。与此同时，蒋介石还继续得到苏联的援助。国际上的三大力量都在拉蒋介石，这使蒋介石自感身价陡增，变得兴高采烈、得意忘形。周恩来分析说：“三国协定后，英积极拉蒋，蒋喜。现在日本拉蒋，蒋更喜。斯大林电蒋，蒋亦喜。此正是蒋大喜之时，故蒋于日寇退出南宁，斯大林复电之后，立往成都，此行决非偶然。”“蒋现在处于三个阵线争夺之中，他认为以一身暂时兼做戴高乐、贝当、基马尔最能左右逢源。故他自己躲在成都，让其夫人及英美派拉英美，朱家骅、桂永清拉德，让亲日派谈和，让孙（科）、冯（玉祥）亲苏，让何（应钦）、白（崇禧）反共，以便他居中选择，并以反共为轴心来运用。”[24]
正是在这种国际形势下，蒋介石以为时机对他有利，对中共的态度更加强硬，白崇禧的态度也是如此。1940年10月1日，白崇禧从甘肃兰州打电报给重庆军委会，主张明令宣布与中共商谈的条件，如共产党再不接受，立即将其阻挠抗战、不遵命令罪恶予以公布，同时增强苏皖鲁兵力并严令各省党政军加强组织，力求团结，扩大云云。[25]
对于白崇禧的强硬态度，军委会在讨论时，各人意见不一致。除持极端反共立场的军令部长徐永昌赞成外，何应钦、贺耀组、刘斐等人鉴于当时的国民政府只剩下西北一条国际路线，如果明目张胆反共，会引起苏联政府反应，使西北这条国际路线也断绝。刘斐就一语破的，说：假使共产党再大，俄国且置我政府于不顾，而迳助共产党以飞机器械矣。因此，军委会讨论的结果，没有全盘接受白崇禧的主张，仅决定调整鲁苏人事，对于增强兵力的主张则暂时予以搁置。[26]
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鲁苏战区副总司令韩德勤在黄桥战役中的惨败终于促使蒋介石决定发动“皖南事变”以为报复。当八路军在华北发动大规模的“百团大战”重创日寇的时候，蒋介石却在策划进攻新四军，他认为苏北新四军较弱，与中共争夺华中可以“先从苏北入手，后打皖南”。自9月3日起，韩德勤所部分两路大举南下，向已由苏南渡江北上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新四军多次呼吁韩德勤停止内战，并一再退却。韩德勤自恃兵力远远大于新四军，一再进逼。9月27日，陈毅明确表示：“退到黄桥，决不再退，省韩进攻，只有自卫。”中共中央这时调黄克诚率八路军第五纵队南下增援。黄桥决战前一天，毛泽东致电周恩来说，我们的方针是：“韩不攻陈，黄不攻韩；韩若攻陈，黄必攻韩。望先告何应钦停止韩之行动，否则八路军不能坐视。”[27]
中共的警告被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当成了耳边风。1940年10月4日，韩德勤指挥所部第89军（代军长李守维）第33师（师长贾韫山，欠1个旅）、第117师（师长顾锡九）、独立第6旅（旅长周德霖）以及鲁苏皖边区游击总指挥部（总指挥李明扬）的5个保安旅，共25个团约30000余人向黄桥地区的新四军陈毅、粟裕部进攻。当时，新四军陈毅、粟裕部仅3个纵队9个团，约7000余人，兵力对比相当悬殊。但陈毅、粟裕采取在运动中集中兵力歼灭敌人、速战速决的战术，仅用了4天，就歼灭韩德勤部主力11000余人，使韩德勤遭受了毁灭性打击，从此一蹶不振。
韩德勤的失败，使国民党内的反共顽固派更加嚣张。10月12日，蒋介石召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张治中、刘斐等商讨后决定“裁制‘共军’”[28]。10月14日，何应钦以参谋总长身份在国民政府纪念周上做军事报告，污蔑第18集团军和新四军“自去年以来不对敌作战”，专攻击国民党军，并列举了所谓的事实以及最近攻打韩德勤的经过。[29]
10月15日，蒋介石再次召集何应钦、白崇禧、程潜、徐永昌、张治中、贺耀组、刘斐等商讨日苏关系、中苏关系以及国共关系等问题，决定“由敬之出名数共党不法违犯，并令其就前项规定范围”。[30]
考虑到国民党可能采取进一步的报复措施，中共中央决定对韩德勤采取不彻底歼灭其部队，只迫其放弃反共的方针，这样，对蒋介石留有缓冲和讲价的余地，对桂系的白崇禧、李品仙也有教训作用。如果彻底灭韩，则蒋有可能一不做，二不休，只有拼到底，而白崇禧、李品仙也将兔死狐悲。[31]
对于桂系，中共始终采取将其与蒋系分别对待的策略，“对李品仙及其部队亦须强调八路（军）与五路（军）之多年友谊，不应受人挑拨而互相敌视，致为蒋造成打击五路与八路之机会”。[32]
然而，蒋桂顽固派决不会因此善罢甘休。经过多时的策划后，于10月19日由参谋总长何应钦与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联名致第18集团军朱德总司令、彭德怀副总司令以及新四军军长叶挺的“皓电”终于出笼了。电报歪曲国共冲突的事实真相，然后以武断蛮横的口吻说：
综观过去陕甘冀察晋绥鲁苏皖等地历次不幸事件，及所谓人多饷少之妄说，其症结所在，皆缘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所属部队：一、不守战区范围自由行动；二、不遵编制数量自行扩充；三、不服从中央命令破坏行政系统；四、不打敌人专事吞并友军。以上四端，实为所谓摩擦事件发生之根本，亦即第十八集团军与新四军非法行动之事实，若不予以纠正，其将何以成为国民革命军之革命部队？除苏北事件委座已另有命令希切实遵照外，兹奉谕将前经会商并奉核定之中央提示案正式抄达。关于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之各部队，限于电到一个月内，全部开到中央提示案第三问题所规定之作战地境内，并对本问题所示其他各项规定切实遵行，静候中央颁发对于执行提示案其他各问题之命令。至周副主任委员恩来所提调整游击区域及游击部队办法三种，其第一、第三两种决难照办，其第二种应俟开到规定地境后，再行酌办，特此附达，盼复。[33]
何应钦、白崇禧的“皓电”是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的动员令。10月24日，周恩来电告毛泽东：“蒋之宴会，何之报告，白之反共，汤恩伯、李铁军与马鸿逵等纷纷来渝，江南北部队亦在调动，对于华北进步报章之限制，对舆论反共之动员，对凡有共党左倾嫌疑者之加紧监视和被逮捕，均证明反共高潮是正在着着上升。”他判断：“何、白19日电是表示了国方决心。”
10月下旬和11月上旬，周恩来分别在重庆拜会了国民党抗日民主派、元老派及各在野小党派领袖，冯玉祥建议中共“要软硬两用，表面让步，实际自干”。要中共提出抗日条件，作积极表示，待电报到后，他即约孙科去见蒋调解，制止“剿共”战争的爆发。其他国民党元老派及在野小党派领袖则建议中共“也要让一步，使分开蒋、何，分化何、白，孤立亲日派，以挽危局”。中国共产党经过周密的分析和思考，决定对何、白“皓电”用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答复，采取和缓态度，以期延缓反共战争爆发时间。对皖南方面，决定让步，答应北移。[34]
11月9日，中共中央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名义发出复何应钦、白崇禧的“佳电”。“佳电”据理驳斥了何、白“皓电”对中共军队的种种诬蔑，申明长江以北的中共抗日军队不能撤退的理由，拒绝了何、白代表国民党提出的无理要求；但同时为了顾全大局，作一些让步，答应将江南的正规部队移至长江以北。“佳电”说：“德等再三考虑，认为执行命令与俯顺舆情，仍请中央兼筹并顾。对于江南正规部队，德等正拟苦心说服，劝其顾全大局，遵令北移。仍恳中央宽以限期，以求解释深入，不致激生他故，重增德等无穷之罪。对于江北部队，则暂时拟请免调，责成彼等严饬军纪，协和友军，加紧对敌之反攻，配合正面之作战，以免操之过激，转费周章。德等对于此事，深用腐心。欲顾全地方，则恐违中央之命令；欲服从命令，则恐失当地之人心。而抗战胜利，全赖人心之归属，两公高瞻远瞩，必不河汉斯言。”[35]
中共的让步显然不能让国民党感到满足。11月18日，军委会会报讨论朱德等人的“佳电”，认为是“延宕不遵命令”，作出两项决定：第一，“以委员长名义命令其遵限速调所部于河北，逾期则对该作战地境外之‘共军’予以剿击”；第二，“何、白驳其复电”。[36]
11月21日，军委会再次讨论“驳复‘共军’电”[37]。此时，国民党内尚有不同意见，有人认为蒋介石的命令不可下，何、白驳电不应发。为此，军委会于27日再次开会讨论，白崇禧与何应钦、程潜、徐永昌、刘斐等主张照11月28日的决议办理，而张治中、贺耀组、陈布雷、叶楚伧等主张再考虑。会议最后决定：蒋介石的命令照前发出；何、白的“驳文请布雷以不变更主条件，将文气修改较和平，并请贵岩（贺耀组字）呈委员长夺核”。[38]
但到28日，蒋介石对于要不要由他本人亲自对中共下命令犹豫起来，连何应钦、贺耀组也附和蒋不要下命令。但程潜、徐永昌、张治中、刘斐等仍坚持立即下命令。会议决定“对‘共军’命令过数日再下，何、白驳朱彭电即发”。[39]
蒋介石之所以在这时态度游移起来，是因为此时苏联政府已经提出继续向国民政府提供武器的问题，蒋介石想先把这批武器搞到手，如果此时与中共闹翻，这批武器可能会泡汤。另外，蒋介石还顾虑他如挑起反共内战，日寇将乘机发起进攻。[40]因为以上两个方面的原因，蒋介石于12月1日命军令部次长刘斐转告周恩来、叶剑英：“为顾虑其事实困难，对黄河以南之十八集团军展限至12月底以前一律移黄河以北，江南之新四军12月底一律移江北，明年1月底移黄河以北。”[41]
正因为蒋介石公开反共面临种种困难，所以中共中央对形势的估计依然是乐观的，认为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人所做的一切都是“吓共让步”[42]。正因为对蒋介石的困难估计得过于严重，没有想到蒋介石等反共顽固派有时会有孤注一掷的举动。对于冯玉祥认为把蒋惹急了他就会撕破脸皮乱打的估计也不以为然，认为是冯玉祥被蒋的流氓手法吓倒了，蒋的流氓手法只用以吓人，并不用以决定政策。[43]
出于这样的估计，毛泽东一连采取了几个带有进攻性的步骤：
一是于11月21日指示新四军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你们可以拖1个月至2个月（要开拔费、要停止江北进攻），但你们须认真准备北移，我们决心以皖南的让步换得对中间派的政治影响。”[44]
二是以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的名义分别于11月28日、12月初公开致电何应钦、蒋介石。致何应钦的电报专门质问他为何停发八路军、新四军的军饷？“数其停止发饷之非是”[45]。致蒋介石的公开电则要求他“制止各路之军事行动，对于挑拨离间巧言惑众之徒，则加以明察，予以摈斥；对于何部长停发经费之命令，则予以取消；对于办事处机关与人员予以保护，以维团结而利抗战”。这两个电报，无疑给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等深度刺激。
12月6日，蒋介石再次召集何应钦、白崇禧、程潜、徐永昌、张治中、贺耀组、刘斐等商讨，决定对中共正式下令。[46]
12月7日，蒋介石核准军事委员会11月14日拟呈的“剿灭黄河以南匪军作战计划”，并密令各部队执行。这说明，蒋介石等准备不计后果蛮干了。
12月8日，何应钦、白崇禧联名向朱德、彭德怀、叶挺、项英发出由侍从室幕僚陈方拟稿[47]的特急代电，即所谓“齐电”，该电对朱德等所发“佳电”进行全面批驳，声称：“中央之所以维护兄等所部，委曲求全，盖已无微不至矣！切望兄等迅即遵令，将黄河以南之部队，悉数调赴河北，厚集兵力，扫荡冀察残敌，完成抗战使命。全国军民同胞所蕲求于兄部者，惟此而已矣。”“齐电”最后说：
总之，提示案中对于兄等希望之一切问题，均已剀切规定，平允至当。应钦、崇禧10月皓电，复本革命大义，开诚规劝，此次委座续发命令，又更逾格体谅，宽展限期，务盼兄等恪切遵照，依限实施。应钦、崇禧所以不惮再三申告，纯为贯彻抗战国策，争取最后胜利，确认军令法纪之尊严，必须坚决维持，始能策励全国军民，共趋一鹄。亦惟有举兄等部队听从军令调度，忠实执行任务，始能有裨于抗战。中央对兄等所部，自必爱护扶持之有加。若仍放弃责任，专以扩地凌人为目的，任令智辩如何动听，而前方袍泽鉴于晋冀苏鲁之前车，势必人人自危，中央亦难终遏其悲愤，所愿兄等推察本源，抚躬循省，屏绝虚矫，懔念时艰，勿为敌伪所称快，勿为同胞所痛心，深惟覆巢完卵之戒，切悟焚箕煮豆之非，同仇御侮，必出以真诚，善始全终，宜持以贞信，本急公忘私之义，求追来谏往之功，时机不容再误。遵令乃见公忠，一枪一弹，皆为杀敌而施，同德同心，永绝萧墙之隙，现在举国军民，皆对抗战抱有必胜信念，而所鳃鳃引为忧虑者，厥为兄等部队之纵横争夺，以损及军事之效能，倘得由兄等之幡然悔悟，放弃规外之行动，负起抗敌之大任，将见寰宇鼓舞，精神愈奋，胜利愈近。来电所谓国家民族成败之所关，万世子孙生存之所系，其在斯乎？其在斯乎？尚希兄等熟思而深察之！幸甚幸甚！
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48]
12月9日，蒋介石将一再拖延未发的《展期限新四军北移手令》正式公布：“前令第十八集团军及新四军各部限期开到黄河以北作战，兹再分别地区，宽展时期。凡在长江以南之新四军，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开到长江以北地区，明年1月30日以前开到黄河以北地区作战。现在黄河以南之的第十八集团军所有部队，限本年12月31日止开到黄河以北地区。希即遵照何、白参谋正、副总长10月皓电所示之作战地境内共同作战，恪尽职守，毋得再误。此令！”[49]
12月10日，蒋介石密电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一）查苏北匪伪不断进攻韩部，为使该军江南部队，不致直接参加对韩部之攻击，应不准其由镇江北渡，只准其由江南原地北渡或由该长官另予规定路线亦可。（二）该战区对江南匪部，应按照前定计划，妥为部署，并准备如发现江北匪伪竟敢进攻兴化或至限期（本年12月31日止）该军仍不遵命北渡，应立即将其解决，勿再宽容。”[50]
至此，国民党发动反共内战的准备全部完成了。
在此时期，白崇禧也一再密电桂系在安徽的部队积极进行部署，准备在长江沿线阻击新四军北渡。[51]
1941年1月4日，新四军军部和直属部队9000余人在军长叶挺、副军长项英等人的带领下，奉命北移。他们从云岭驻地出发绕道北上。6日，当他们行至泾县茂林地区时，突然遭到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亲自指挥的国民党7个师8万余人包围袭击。新四军官兵奋起自卫，血战7昼夜，终因弹尽粮绝，除傅秋涛率领2000余人突围逃出国民党军的包围圈外，大部壮烈牺牲、被俘或失散。[52]军长叶挺在前往国民党军中交涉时被强行扣押，失去自由；副军长项英、政治部主任袁国平、参谋长周子昆等先后遇难。这就是蒋介石与何应钦、白崇禧等人精心策划和发动的“皖南事变”。
围歼新四军的事件发生后，如何公开处理？在这个问题上，白崇禧继续扮演了强硬派的角色。那位挑起事变的主角何应钦有些心虚，他找到军令部长徐永昌，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建议，硬说“叶挺是投降”，他主张消灭新四军后，再为叶挺编一个“新四军”，他的建议得到徐永昌的赞同，徐氏说：“盖可藉此以暴共党阴谋，使叶挺有地位落实也。”[53]
何、徐取得一致后，即前往军事委员会与白崇禧等人继续会商。白崇禧仍是盛气凌人、不可一世的态度，他“主张宣布新四军不服从命令及其谋窜挠后方等之经过，即取消该军番号，叶挺交军法（审判）。”[54]何应钦、徐永昌、刘斐都表示赞成白氏的强硬主张。但贺耀组“恐与共党全面破裂，主妥协怀柔”，张治中“相当附和之”。[55]
当天下午3时，白崇禧与程潜、徐永昌、刘斐等军委会高级幕僚来到蒋介石的黄山官邸见蒋，继续商讨处置办法。白崇禧与程潜、徐永昌、刘斐仍然主张公开宣布取消新四军番号。徐永昌“谓政治上全破裂与国家有利”，他的理由是：“一、共党今日系以国民党打国民党，以中央法令制服地方人民，尤其能公开的活动其阴谋与煽惑青年，破裂则当难再假借利用矣。二、共党两年来之行动早不因未破裂而少有顾忌，彼不以大兵加于中央军者，正为其假借中央法令也，正为其假借抗战以争取民众也；三、果不破裂，再假以一二年时间，其势力必至可以接受俄国正式接济，可以与敌伪正式停战媾和，今日已迟一年半，再迟恐至不堪设想。”徐永昌还解释说：“余之所谓政治上全破裂（军事上半破裂），不仅发动党政军之制裁，尤在策动全国舆论揭破‘共党阴谋、共军叛行’。（此时最重要在政治及政工之十二分进步。否则，根本制共为多事。）”[56]但贺耀组仍力言如此会造成国共关系的全面破裂。蒋介石犹豫不决，只表示让他“再考虑一夜”[57]。
1月16日，军委会会报继续讨论“皖南事变”处理问题。军令部根据几天来的讨论，提出两个方案：一是明令宣布撤销新四军番号，二是不撤销其番号，任其渡江北上，以观其动态如何，再作处置。白崇禧主张以第一案呈请蒋介石裁决，而张治中则主张采用第二方案，他说：“吾辈高级幕僚对统帅陈述意见，不妨同时列举多案，俾统帅有所抉择。如照第一案执行，是否将引起决裂，此时决裂是否为时势所许可，应加考虑。”白崇禧听了很不耐烦，立即站起来指着张治中声色俱厉地指责说：“你身为政治部长，如何能说此种话！”张治中见白氏感情冲动，不再与他辩论，并退出了讨论会。[58]
会后，蒋介石请晚饭，桂系两大头目白崇禧与李宗仁（当日从鄂西北前线来到重庆）均参加，另有程潜、徐永昌、张治中、商震、刘斐等，“决定公布新四军不服从命令（扰乱行为等）及处理经过”[59]。
1月17日，军事委员会发布通令，称新四军“违抗命令，不遵调遣”，“扰乱战局，破坏抗日阵线，阴谋不轨”，并以此为理由宣布新四军为“叛军”，撤销其番号，并宣布“该军军长叶挺着即革职，交军法审判，依法惩治”，“副军长项英着即通令各军严缉归案讯办”。当天，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在重庆对报界人士宣称，“皖南事变”“完全为整饬军纪问题，新编第四军之遭受处分，为其违反军纪，不遵调遣，且袭击前方抗战各部，实行叛变之结果”。[60]
与此同时，蒋介石还任命汤恩伯、李品仙、李仙洲、王仲廉、韩德勤等为华中各路“剿共”军司令官，以李宗仁为最高总司令，准备率20万大军进攻江北之新四军，并命令江苏省政府主席王敬久动员所部，如江北新四军不服从解散命令及移往黄河以北时，即刻围攻之。蒋介石准备继续向八路军、新四军大打出手，并“密令把华中的八路军当作新四军来打”。白崇禧与何应钦积极支持蒋介石，他们“主张痛快地干一下”，他们曾用电报征求前方将领对共产党问题的态度，陈诚复电主张全面进攻，何健、陈济棠主张杀叶挺，但国民党内的有识之士对白崇禧与何应钦等人的疯狂反共表示了极大的担忧，如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冯玉祥大骂何应钦，谴责他的阴谋；立法院长孙科表示忧虑；于右任愤慨说何应钦骗了他；张冲表示无办法，没有脸见人。还有些国民党员担心国共关系全面破裂，甚至说有人说这样做恐怕要自取灭亡等。[61]
果然，白崇禧等人同室操戈的愚蠢鲁莽行为很快自食其果。1941年2月初，日寇趁蒋介石全力反共之机，集中5个师团以上的兵力，分数路包围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诸军约15万人于平汉铁路以东，日寇重创汤恩伯、何柱国、李仙洲、李品仙各军。[62]集中在大别山的桂军主力与后方的交通断绝，变成了敌后部队，给桂系以重大打击。[63]这是桂系追随蒋介石反共所造成的恶果。
中共中央认为，“皖南事变”是“蒋桂何联盟”[64]发动的。在“皖南事变”发动的前前后后，白崇禧起了重要作用。正如一份情报材料所指出的：“其他各地方实力派如山西的阎锡山，榆林的邓宝珊、高双成，绥远的傅作义，宁夏的马鸿逵，在山西抗战的陕西派孙蔚如，在河南、湖北抗战的受冯玉祥影响的老西北军，四川的潘文华、刘文辉各部，云南的龙云，广东的余汉谋，在此次国共斗争中都站在中间派地位。此次反共高潮中，与蒋介石、何应钦积极合作向我进攻的地方实力派，只有一个广西派。此派的首领白崇禧，命令其部下在安徽、湖北向我新四军进攻，颇为卖力。”[65]
尽管如此，中共出于种种策略需要，还是把白崇禧与蒋介石、何应钦分开，把谴责的矛头集中指向何应钦等蒋系人物，而不提桂系的白崇禧。[66]
事变发生后，周恩来曾打电话给何应钦，愤怒地斥责道：“你们的行为，使亲者痛，仇者快。你们做了日寇想做而做不到的事。你何应钦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67]周恩来随即在《新华日报》上题词：“为江南死国难者志哀！”“千古奇冤，江南一叶，同室操戈，相煎何急！”[68]
关于“皖南事变”的祸首问题，中共中央也始终只提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相、陈立夫等蒋系人物，而不提桂系的白崇禧。[69]如山东《大众日报》的报道说：“兹据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谈称：何应钦为暗藏的亲日派首领，是制造解散新四军事件的祸首。中共中央曾经请求国民政府予以惩办者。……蒋委员长已有精诚团结之宣言，何应钦乖戾性成，恬不知耻，复敢为此挑拨团结，有利日寇之罪行，诚所谓陈叔宝全无心肝矣。所谓‘破坏抗战局面，破坏抗日阵线’者，通国皆知并非他人，实系亲日派何应钦。宋朝有秦桧，岳飞不得不死；抗日阵线内部而有何应钦，忠勇之新四军乃不得不被解散。何应钦如若继续窃居要津，抗战局面与抗日阵线势必被其破坏。故我们甚望国民政府站在抗战立场，罢免何应钦，迅速解决新四军问题，以利团结抗战，则不胜盼祷云。”[70]
对于追随蒋介石反共，白崇禧曾对身边工作人员解释说：“老头子要我这样做，军人以服从为天职，我有什么办法拒绝呀！”
注释
[1]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第161页。
[2]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74，78，83—87，104，103，257—258，202，205，263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第239，47，49页。
[4]《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5]《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2，532，545，573，586—587页。
[6]《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2，532，545，573，586—587页。
[7]《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8]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224—225，227—230页。
[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10]徐永昌在1940年3月25日的日记中对白崇禧的建议发表了如下一通带有极端恶意的议论：“据余经验，此种邪戾之众，在其势焰方张时，决不按正规命令，更不受任何请求，如义和团或如蝗虫，必待其害够苍生后，则随便可以消灭。所以，今日颇难驱之使北，姑言之，以待事实证明，并不盼余言之验也。”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第239，47，49页。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政治（2），第239，47，49页。
[13]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05—106页。
[14]杨奎松：《失去的机会——战时国共谈判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04，105—106页。
[15]1940年7月17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健生为防‘共军’在苏皖扩大（近日‘共军’与李德邻、李鹤龄军摩擦特甚），愈多内忧起见，力主调所谓新四军往黄河北，不惜将冀省及鲁北划与‘共军’。蒋先生已允其议，今何、白与周、叶、秦（共产党代表）等协议，已有决定，即陕北政治区略为扩大，其作战区（事实上等于政治区）则定为晋北一部及冀察战区与鲁北。”
[16]栾景河选译：《潘友新回忆录选译》（上），《近代史资料》总第108号，第232页。
[17]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5编（4），第224—225，227—230页。
[18]如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长徐永昌就在日记中说：“余以为如此迁就，未必能得半年相安。”见1940年7月17日《徐永昌日记》。
[19]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6，474，474—475，483，483页。
[20]《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2，532，545，573，586—587页。
[21]《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22]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463，470页。
[23]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6，474，474—475，483，483页。
[24]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74，78，83—87，104，103，257—258，202，205，263页。
[25]《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26]《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27]转引自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1893—1949）下册，第584页。
[28]《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2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30]《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31]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周恩来年谱》，第463，470页。
[3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2，532，545，573，586—587页。
[33]《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6，63—70，71，113页。
[34]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74，78，83—87，104，103，257—258，202，205，263页。
[35]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74，78，83—87，104，103，257—258，202，205，263页。
[36]《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37]《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38]《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3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40]《徐永昌日记》1941年1月4日日记写道：“须知强敌当前，尚不容正式剿共，只能看地看时间一用之耳！”徐永昌在该天的日记的眉批上写道：“否则造成敌人进攻之好机会。”
[41]《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42]1940年11月21日，毛泽东致周恩来等人的电报就过分乐观地说：“只要蒋介石未与日本妥协，大举剿共是不可能的，他的一切做法都是吓我让步，发表《皓电》是吓，何之纪念周演说是吓，汤、李东进也是吓，胡宗南集中4个师打关中也是吓，命令李克农撤销办事处也是吓，他还有可能再做出其他吓人之事。除吓以外还有一个法宝即封锁，此外再无其他可靠办法（当然进攻张云逸、彭雪枫是可能的），许多中间派被他吓倒了，纷纷要求我让步，我须善为说辞以释之。我除在文章上《佳电》表示和缓及皖南一点小小让步外（实际我早要北移，但现偏要再拖一两个月），其他是寸土也不让，有进攻者必粉碎之。我们现已准备了一个铁锤，只待政治条件成熟，即须给他重重的一棒。目前我们的一切宣传文章，都是为了成熟这个政治条件。”“除何应钦另有阴谋外（挑拨内战），蒋介石必把他的法宝（吓共让步）密告了白崇禧，故白如此像煞有介事，实际白是不想打的，他很怕真打起来，我们却应利用这个弱点去吓白，除白以外一切吓我之人，我应以我之法宝转吓之，这些法宝就是八路军、新四军下级官兵如何愤激，他们请求南调，我们已14个月未发子弹，华北没有饭吃，汤、李东进必引起大冲突，苏北和平也必破裂，陕北今年灾荒甚重，饥民要求迁地就食等等。这些政治攻势，也影响着那些天真烂漫的中间派，引起他们着急，去影响蒋介石那个死流氓。”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第101—102页。
[43]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74，78，83—87，104，103，257—258，202，205，263页。
[44]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74，78，83—87，104，103，257—258，202，205，263页。
[45]《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46]《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47]唐纵日记说：“中央对于朱德之佳电，由何总长、白副总长名义驳复，电文为芷町（陈方字）所起稿，理直气壮，辞严义正，不失为一重要之文献。”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179页。
[48]《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6，63—70，71，113页。
[49]《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6，63—70，71，113页。
[50]《皖南事变资料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4—46，63—70，71，113页。
[51]参见《皖南事变资料选》，第104—109页。
[52]顾祝同报告俘虏新四军4500余名，缴获枪1600余支，重机枪11挺，轻机枪46挺。参见《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1年1月15日。
[53]《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54]《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55]《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56]《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57]《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58]参见《张治中回忆录》，第682—683页。
[5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60]转引自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661页。
[61]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74，78，83—87，104，103，257—258，202，205，263页。
[62]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74，78，83—87，104，103，257—258，202，205，263页。
[63]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74，78，83—87，104，103，257—258，202，205，263页。
[64]《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532，532，545，573，586—587页。
[65]中央档案馆编：《皖南事变》，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2年版，第185，74，78，83—87，104，103，257—258，202，205，263页。
[66]只有《新中华报》1941年1月19日的社论《抗议无法无天之罪行》点了一下白崇禧的名字。该社论说：“何应钦、白崇禧等曾以军委会正副参谋总长之资格，发出皓、齐两电，要求皖南新四军军部及部队北撤，不料遵令北移之日，即阴谋进袭之时！既下命令强人以撤退，又下命令进攻遵令撤退之‘国军’，出尔反尔，命令之尊严何在？总长之人格何存？”
[67]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6，474，474—475，483，483页。
[68]参见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56，474，474—475，483，483页。
[69]如1941年1月18日《中央关于皖南事变的指示》认为事变是“亲日派何应钦及CC系陈立夫等经过反共，准备投降的阴谋活动”。提出：“坚持抗战，坚持团结，坚持进步，驱逐亲日派头子何应钦、陈立夫！”同一天，中共中央发言人的谈话也只提“肃清何应钦等一切亲日分子！”参见《皖南事变资料选》，第306—312页。1月20日，中国共产党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言人对新华记者的谈话要求“惩办皖南事变的祸首何应钦、顾祝同、上官云湘3人”。参见《毛泽东军事文集》第2卷，第618页。
[70]山东《大众日报》1941年7月19日。
形同儿戏的桂柳会战
1940年10月起，盘踞广西南宁一带的日寇开始撤退进入法属印度支那（今越南）境内，到11月，日寇全部撤出广西。此后的近3年里，广西境内已无日寇一兵一卒，战争似乎已经远离广西。然而3年后日寇发动的“一号作战”又把战火重新烧到了广西，使广西人民再次遭受空前的浩劫。
1944年1月24日，经日本天皇批准，日本大本营下达了“大陆命”第921号作战命令和《一号作战纲要》，规定这次作战的战略目的是：“摧毁中国西南要地的敌各飞机场，以保本土及中国东海的防护安全为其第一目的。打通大陆后，即使在海上与南方的交通被切断，也可经过大陆运输南方的物资，以加强战斗力，为其第二目的。……同时，作为附带的收获，可以取得攻占地区的钨矿等重要资源。”[1]
日“中国派遣军”以3个师团又6个旅团于1944年4月下旬开始进攻河南我第一战区部队。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副司令长官汤恩伯都是蒋介石最信任的心腹大将，然而这两个人积不相能，矛盾重重，治军无能，作战无方，在日寇的打击下，形成大溃败的局面，高级将领与官兵落荒而逃；被蒋鼎文、汤恩伯数十万大军蹂躏已久的河南人民起而缴蒋、汤溃逃军队的械。日寇仅用了30余天就打通了平汉铁路河南段，占领了沿线的重要据点和大中城市，并攻占了豫西古都洛阳。
日寇在豫中会战结束后，把侵略和攻击的矛头指向了湖南境内的我第九战区部队。从5月27日开始，日寇第一线5个师团在第11军司令官横山勇的指挥下分3路向我第九战区部队发起进攻，我第九战区根据军委会的命令，准备固守长沙、浏阳、衡阳等重要据点。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是抗日名将，抗战以来指挥了一系列重大战役，特别是第一、第二、第三次长沙会战取得胜利，声威大震。但这一次会战却出乎意料之外，长沙城只守了1天，城西的重要制高点岳麓山只守了3天就沦陷了。[2]这样的结局让所有的人都感到意外和无法理解。6月18日，长沙宣告失守。军委会追究战败责任，将负责守卫岳麓山的第4军军长张德能押送重庆，交军事法庭判处死刑，后于8月25日被枪决。[3]
日寇轻而易举占领长沙后，继续进攻湘南重镇衡阳。衡阳位于湘江中游、粤汉铁路和湘桂铁路的交会点上，是第九战区的重要战略基地之一。衡阳守军[4]在第10军军长方先觉的统一指挥下，从6月28日拂晓开始，以绝对劣势的兵力誓死抵抗强大日寇的疯狂进攻，利用河流湖泊等有利地形，在衡阳外围作战部队的配合下，坚守衡阳达47天之久，“为抗战以来坚守阵地发一异彩”[5]。
日寇在长、衡会战后的下一个作战目标就是广西的桂林、柳州。身为广西人的白崇禧自然十分关心下一阶段广西境内的作战。5月下旬，当湘北战事激烈之际，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利用到重庆开会之机会，与白崇禧会面并就战局的发展交换意见。白崇禧认为，日寇势将打通粤汉线，桂林也是其打击的目标之一，有必要预先采取对策。6月初，黄旭初飞返桂林，召集有关官员、将领，研究将来万一日寇进攻广西应取的对策，决定在万不得已时，将广西省政府疏散到桂林西南约450公里的百色。
根据军令部长徐永昌的记载，6月18日长沙失守，衡阳保卫战还未打响，白崇禧就在6月20日在重庆曾家岩召开的军事委员会军事会报上极力主张放弃长沙、衡阳之间的拼命抵抗，迅速着手桂林之防卫战，将刚开到衡阳外围的第62军及醴陵、萍乡之间第26军、第37军等部队调往桂林东北的黄沙河及桂林。白氏的主张几乎遭到其他与会者的一致批评和反对。军令部次长刘斐说，第26军在外翼，如何能早到桂林？政治部长张治中说：调第62军离开衡阳战场，恐怕动摇衡阳守军的军心。军令部长徐永昌说：不但衡阳正面不可放弃抵抗，而且两翼后必须尽力督饬努力攻击敌侧。今日敌人交通未恢复，地形有利于我，且我军退却，易于失败，除能后调者外，以多在现阶段打击为善。最后，蒋介石根据各人的发言，裁定第19师先回黄沙河布置，第62军调衡阳祁阳间，[6]否决了白崇禧的建议。
据程思远说，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召见了白崇禧。蒋要白前往桂林，指挥第四、第九两战区作战。白崇禧感到了这副担子的分量，对蒋介石说：“我目前只能遄往前方，传达最高统帅命令，而不能肩负指挥责任。”[7]
话虽然是这样讲，其实一贯不甘寂寞的白崇禧内心里怎能甘心担任个传令兵的角色？何况广西是桂系多年苦心经营的根据地和老巢，与白崇禧及桂系上下利害攸关，他必然要插手甚至干预第四战区的指挥。
6月22日，白崇禧回到桂林，随即指示随从参谋海竞强（白氏外甥）、赖光大等研究发动民众力量协助军队作战的方案。24日，白崇禧和张发奎一起召集第四战区高级将领和广西党政负责人联席会议，白崇禧在会上告诉大家：“此次日寇南犯，目的在打通大陆交通线，广西首当其冲，吾人应戮力阻击，但也要作最坏的打算。”[8]
所谓最坏的打算就是大撤退和大疏散。国民党在豫湘战役以来的迅速溃败导致国民党统治区人心惶惶，日寇还没有进攻桂林，广西境内就已经是一片混乱的逃难景象，桂林至贵州独山的火车票竟然被炒到2万元一张。[9]
25日，张发奎发表命令，任命第16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31军军长韦云淞为桂林警备司令，负责坚守桂林。
挑选韦云淞为桂林守城司令是白崇禧的决定。因为1930年龙云率领滇军入桂围攻南宁时，韦云淞曾指挥桂军死守南宁达数月，以等待白崇禧在柳州组织训练部队反攻南宁。守军把南宁的存粮吃光后，继以商人囤积的黑豆充饥，正当韦云淞的防守进入最艰难的时候，白崇禧指挥的援军偷渡群山，走捷径，向围攻南宁的滇军后背发起突然攻击，遂解南宁之围，并将滇军赶出广西。韦云淞由此一战而成为桂系中“能守”的将领。这次白崇禧挑选韦云淞为桂林守城司令，显然是希望过去内战中的经验在抗日战争中重演一次，以“死守等援”、“里外夹击”的战术给日寇以重创。但韦云淞也知道，桂林不是当年的南宁，现代化装备的精锐日寇更非当年的滇军。但上级的命令必须服从，韦云淞无法推卸，只能走马上任。
7月4日晚，白崇禧急电重庆军委会，建议第七战区放弃曲江以南的无谓牺牲，速调一个军到连山，以保卫桂林侧背的安全。但军委会没有置答。[10]
不知何故，桂林于7月上旬连续3次出号外，声称日寇已经从衡阳撤围，并且燃放爆竹庆祝胜利。在重庆的政治部长张治中也信以为真，命令他主管的《扫荡报》发号外，幸好被蒋介石制止才没有发出。事后证明，所谓日寇从衡阳撤围是莫须有的新闻。对于白崇禧坐镇桂林期间发生如此荒唐的事件，让许多人失望。如徐永昌就说：“健生居桂而有此虚骄，令人失望。”[11]
7月中旬，白崇禧来到湖南祁阳，会晤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当时方先觉正指挥第10军死守衡阳，战事异常激烈。白崇禧要求薛岳将第九战区主力转移至湘桂铁路线两侧，威胁敌侧后，使敌在占领衡阳后不敢长驱直入桂柳。遭到薛岳的婉言拒绝。薛岳说：湘桂铁路两侧地区严重缺粮，第九战区部队将不得不向湘东转移以就食。白崇禧失望而归。[12]
同时，白崇禧以副总参谋长名义偕军令部第一厅（主管作战）厅长张秉钧、后方勤务部参谋长汤尧前来第四战区，亲自指挥作战。
广西是白崇禧及桂系的老家，留在省内归第四战区指挥的只有桂系的第16集团军。桂系的军政大权一向操在白崇禧手里。身为第四战区司令长官的张发奎明了这种关系，而且自己手里又缺乏可以指挥如意的亲军，作为一名没有多少本钱的司令长官只能将就现实，以“张公百忍”为上策，与白崇禧互相利用，保持场面上的友好关系，因此，凡是关于第四战区的事情，无论大小，任凭蒋介石、白崇禧的布置，凡蒋、白所示，无不顺旨听命，照章办事。张发奎这种地位及态度，决定了他在指导会战中必然会有不负责任、放弃职权，决心动摇和命令不敢贯彻诸多弊端，这就为即将开始的桂柳会战的失败埋下了隐患。
白崇禧到达后立即会同张发奎在桂林召开了以策划战区整个作战指导为主题的高级军事会议。参加会议的除白、张外，张秉钧、汤尧、第四战区参谋处长李汉冲、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高参主任张励、广西省政府主席黄旭初、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第16集团军参谋长韩练成，广西省保安副司令张任民等。会议开了一整天，讨论了以下两个问题：
第一是关于会战指导问题。白崇禧听了李汉冲代表张发奎汇报战区的初步作战计划后，他立即表示不同意这个采用持久守势以确保桂柳的作战指导。他说，我们不能挨打，应采取内线作战各个击破敌人的攻势手段，来达成确保桂柳之目的。要乘敌人沿湘桂铁路正面和沿湘桂公路侧面前进之分离，于桂林以北和平乐附近地区集中主力与敌决战而各个击破之。这个决战方面的主力兵团，由第16集团军的两个军担任。对于桂林的防守，白崇禧亦反对固守阵地之持久战术。他说，桂林之防守，应用依城野战之手段，把主力控置于城外实施决战防御。桂林城防守备部队，他主张第93军（国民党中央军）在黄沙河转进后担任。至于桂西方面，他说不得已时可以放弃南宁，坚守柳州。
会议的第二个议题，是关于广西全省动员的问题。白崇禧在会上扬言：这次要动员广西全省力量，与敌周旋，要创造一个抗战以来空前的战绩。他说，广西民气刚强，一向有组织基础，可以动员50万人参加战斗，其中又可以编组5万的基干力量。
对于白崇禧在会上提出的作战指导方针，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的高级幕僚都认为是脱离实际的幻想，但都不敢发表反对意见。桂系大将夏威在会上还一再强调桂林城内不能配备过多的兵力，为白崇禧助威。
会后，李汉冲对张发奎说：“白的计划，表面上好像很妥当，实际上很危险，以战区现有之兵力和第16集团军第31、第46军两军之素质，对优势敌人之攻势作战，难期有操胜券之把握；况第46军甫由衡阳作战归来，士气、员额和装备，均有缺点，怎能担任攻势决战之主力？又陈牧农的第93军将来经过黄沙河作战后，由敌前转进而担任桂林城防守备任务，既不熟悉地形，又无时间准备，也是不切实际的。依我意见，不如仍用战区之指导精神，集中第31、第46两军于桂林，依坚固之设堡阵地和优势之制空权，进行持久防御，以待后援，再行转移攻势，比较稳当。”李汉冲的意见合情合理，张发奎也同意这个意见，但张发奎不敢违背白崇禧的意愿，只好回答：“白是对最高统帅部负责的，自有其智虑之处，我们何必另出主意，将来作战不利，把责任归咎于我。由白一手布置就是了。”[13]
于是，白崇禧的意见被第四战区接受，白氏随即以电话向蒋介石汇报。蒋虽原则上表示同意，但在兵力使用上仍坚持应由桂系的第31军守桂林，不同意改由中央军的第93军担任桂林城防。白氏不得已只好将自己的意见稍作修改，随即令张秉钧、李汉冲、韩练成3人按照他的指示，起草书面计划，制成作战命令交张发奎签署下达。
命令主要内容是：战区以确保桂、柳之目的，以一部固守桂、柳两据点，主力乘敌前进分离之际，于桂林以北和平乐附近地区，求敌决战而各个击破之。第93军占领黄沙河既设阵地，极力阻敌西进，尔后依情况逐次向桂林转进，协同第31军之桂林作战。限令该军在9月10日以前不得令敌超过全州。夏威指挥该集团军担任桂林方面之作战，以该集团副总司令韦云淞为桂林城防守备司令，指挥第31军，另第四战区直属炮兵1个团、战车1个连固守桂林。如无命令，不得放弃。以该集团之第46军控制阳朔、永福一带，依情况候用于桂林或平乐间之作战。第62军固守柳州。第四战区于荔浦设立前进指挥所，以张励为指挥所主任，参谋长吴石、参谋处长李树正留守柳州。[14]
白为贯彻他的作战指导，会后还与张发奎率领第四战区几个高级幕僚视察桂林城郊阵地工事，并到荔浦、平乐间侦察预定攻击由湘桂公路前进之敌的地形。他说：“桂林将成为东方的凡尔登要塞，可以守上半年。又说民国19年，蒋介石的中央军朱绍良、毛炳文等部队，由广东侵犯广西，就在平乐的桂江右岸被广西军队打得落花流水。现在又凑巧在这里打击日寇，这是一个吉兆，当年的战史，可能重演一番。”[15]
会后，白崇禧还打电话给在重庆的蒋介石，要求第31、第46两军各增编1个补充师，另成立两个两团制的独立纵队。白氏声称只要中央拨给两个师和两个纵队的武器装备和饷项，就可以在两星期内编成，将来即使后续兵团不能如期到达，这些部队也可以立即参加战斗。蒋介石答应了白氏提出的扩军要求，所需装备粮饷令汤尧如数拨交。
对于白崇禧在桂柳作战方针上的不合常规的举措，当时第四战区的高级幕僚们感到不好理解，随着战局的展开，谜底才逐渐揭开：
首先，白崇禧曾向蒋介石请求像上次桂南会战一样，调国民党中央军主力进入广西作战，但遭到了拒绝。蒋介石要求以桂系的第16集团军部队为主全力防守全州、桂林、柳州几个据点，每个据点死守3个月，以延迟日寇打通大陆交通线的时间，以等待抗日战争胜利的到来。蒋同时把他的嫡系中央军摆在云南、四川、贵州、陕西等后方观战。蒋的企图很明确，就是要借日寇之手将桂系手中的那点兵力消灭在广西，以解除心腹之患。白崇禧知道蒋这次是企图借抗日之的名义削弱桂系。他很清楚，凭桂系第16集团军这点部队，就是全部拼光也是不可能挡住强大的日寇进攻的。为了保存桂系的部队，白崇禧不合常情提出所谓依城野战的方针，就是不准备让他的桂系部队死守桂林全部牺牲。
对白崇禧来说，还有一个不能明言的私人原因，那就是他最宠爱的外甥海竞强是第188师师长，白氏更不愿意他的外甥牺牲在桂林城里，他必然要找借口把这个师调出来。
其次，白崇禧不仅不想让桂系部队在会战中拼光，而且希望借此机会扩军。他以抗战为名向蒋提出扩编2个师和2个独立纵队，扩编5万人的基干力量，蒋无法拒绝他。白并以此为理由向蒋狮子大开口，要武器装备，并且不厌其多[16]。白崇禧一再要军事委员会后方勤务部多运物资去广西，最终引起后方勤务部和军委会的怀疑。[17]白崇禧把要来的大量武器弹药等秘密储屯在蒙山县之太平、陈村塘，准备会战结束后用来扩编桂系军队。白氏未料到，国民党各军队心怀鬼胎，相互推诿，仗无法打，结果蒙山县不久就失守。为避免别人说他资敌，白崇禧亲自赶到蒙山县组织抢运，但也没有运出多少，这批武器弹药的大部分还是被敌人缴获。所有这些都说明，蒋系、桂系各怀鬼胎，这个仗是没法打的。
尽管如此，白崇禧为了掩饰他的别有用心，还故意放出豪言，他甚至对美国总统特使华莱士拍着胸脯保证：桂林准可守两月。华莱士有点怀疑，转而问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张发奎不想揭白崇禧的老底，只好为白氏背书说：可以守两个月。[18]
8月8日，衡阳沦陷，广西形势顿时紧张起来。8月10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报告在衡阳三塘地区击落的敌飞机中缴获到的文件显示，敌军番号除原来已知的3D、13D、27D、34D、40D、58D、68D、116D外，尚有31D、64D、3TKD、3WA等4个新番号，说明日寇已经增兵，企图可知。请求即日将第46、第62军调桂林，同时从祁阳、零陵一线撤出大部分部队，调到桂林一带防守。蒋介石接到电报后，令军委会会报讨论答复。会报讨论的结果，否决了白崇禧的建议，仍然主张令第93军守零陵，桂林仍然由第31军布防，其余部队继续留在湘南、湘西南作战，其理由是：（1）敌必跟踪深入。（2）已经在与敌人激战的部队，急撤有溃退之虑。（3）影响人心，尤其是美方的态度。因为美国总统罗斯福已有电报声明，中方如果丢失衡阳，美方将撤兵。（4）目前态势地理比较有利，即利用现形势打击敌人，亦即打击其企图，较退保桂林有利多多。会报还建议立即调白崇禧回重庆[19]，以免他在桂林过多地干预第四战区的指挥。
蒋介石并没有完全采纳军委会会报的决定，而是折中处理，他令第46军（军长黎行恕）由湘桂铁路撤退，第62军（军长黄涛）由湘西之武冈经龙胜向柳州撤退，改归第四战区指挥。并指定第46军回归夏威的第16集团军建制，与第31军协同固守桂林，第62军固守柳州，算是敷衍了一下白崇禧的要求。
8月24日，军令部根据战局的进展，并吸收白崇禧的意见制订了《第四、第七、第九各战区今后作战指导要领》，其中关于第四战区的规定是：第46军调1个师到柳州，担任防守任务；第31军（欠第135师）移驻桂林，担任固守任务；第93军以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防守全州；南宁以南各部队，防守现阵地，继续加强工事；发动地方武力，积极予以组训，并分区酌设机构，俾收统一指挥之效；继续动员民众，彻底破坏南宁、玉林以南各公路及其他敌人可能利用的交通线，并切实疏散各交通线上的壮丁及粮食物资，加强坚壁清野；扩修独山机场，俾我空军始终发挥威力。[20]
在与张发奎共同主持第四战区与广西党政负责人的会议之后，白崇禧又召集桂系清一色的自己人开了几次会议，具体部署桂林的防御问题。
首先召开的第16集团军团长以上参加的军事会议，这个会议首先听取桂林防守司令部副参谋长覃戈鸣报告桂林防守作战计划草案。该草案计划以第16集团军的两个军共同防守桂林，桂林东半部归第31军，西半部归第46军，两个军由主阵地到核心阵地都各有一定的作战区域。对于这个方案，第46军军长黎行恕首先表示不同意。他主张第46军的作战地域只有桂林城外西面的阵地，城内全部归第31军。他的理由是：（1）责任分明；（2）第31军的两个师都是作战师，而第46军第170师是后调师，只有1个作战师。据判断，日寇围攻桂林的主攻方面必在桂林的北面或东面，第31军挨打必退守城里。而第46军方面不是敌军的主攻方面，敌军的兵力在这方面就会弱些。[21]
还有一个争论的问题是，覃戈鸣报告的桂林防守作战计划草案作战主张在漓江东岸阵地配备1个步兵团，防守司令部的总预备队则控置两个团，分置在铁佛寺附近和“中正桥”的西端附近。对此，第31军军长贺维珍认为江东岸的普陀山、月牙山瞰制城内，地形重要，必须配备两个团的兵力。[22]
这时，随同白崇禧来桂的韩练成根据白氏事先透露给他的意图发言说：“守城必须有城外机动部队策应，摆两个军在桂林防守是下策；只用1个团的兵力守核心阵地，把主力都调出去机动地攻击敌军的侧背是上策；但为命令所限，不能这样做，可以采取中策，即把若干兵力调出去机动地策应桂林的防守。”[23]
白崇禧接着发言，他说：“守城必须有城外支援。本来，两个军守城吸引消耗敌人的兵力，再以机动的主力军从外边反包围，在桂林打一个会战是可以的，大家有信心，很好！可惜了！中央在贵州的主力军不来了。因此，抽出若干兵力到外面去是必要的。”[24]
原来，白崇禧曾请求蒋介石派中央军主力参加桂柳会战，但遭到蒋的拒绝，桂系上层很自然会认为蒋介石把他的中央军控制在别处是为了保存实力，等待胜利。桂系为了自保，也决心采取对策，而对原定防守桂林的部队进行调整就是桂系的对策之一。
既然要调整，那么，把谁调出去和把谁留在城里这个敏感微妙的问题就不宜在团长以上将领参加的会议上决定，于是白崇禧宣布大会散会，另外召集极少数人参加一个秘密会议，这个会议连第16集团军的两位军长也没有参加。这个小型秘密会议最后决定把第46军军部、第175师以及第31军第188师抽调出去，被指定留在城内“死守”的是桂林防守司令部、第31军军部、第131师以及第46军第170师。[25]
白崇禧为何要这样安排？
第一，原来第188师和第175师都是实力较强的师，而留守桂林城的两个师都是战斗力很差的二线师，特别是170师，基本上由新兵组成，训练不久，更缺乏作战经验。白崇禧打算将留在桂林城内的两个师牺牲后，可以由第175、第188两个师扩编为两个军，这是“小诸葛”的如意小算盘。
第二，还有一个不便为外人道的理由，就是第188师师长海竞强是白崇禧的外甥，而第175师师长甘成城又是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的外甥。白、夏两位桂系的上层领袖当然“不愿意留外甥部队在城内‘死守’牺牲”，这不能不影响部队的士气。
第三，第46军军长黎行恕与海竞强是拜把的兄弟，与白崇禧的亲信韩练成有长久的同学、同事、互相支持的历史关系，这两个人都能在白崇禧面前替黎行恕说话，而且黎行恕自己在李宗仁、白崇禧身边当高级幕僚的时间很长，又是桂北阳朔人（与李宗仁、白崇禧是邻县）；而第31军军长贺维珍外省籍的江西人，在政治上虽然属于桂系，但历史渊源和人事关系并不特别深，与黎行恕比起来就差了很多。于是，“死守”桂林的差事就只好由贺维珍来承担了。
经过白崇禧这么一番调整，原来由两个军4个师30000多人防御的阵地，变成两个师18000人，兵力已经十分单薄。桂林防守司令部不得不重新调整桂林的防御部署，压缩防守阵地。但桂林城的地形，东、南、北三面原来的阵地都不好割舍，只能把西面的主阵地缩到甲山南北之线（在桃花江、阳江的左岸），把德智中学、猴山脚、猴山隘等桂林西郊的主阵地都改为前进阵地或警戒阵地，派出小部队卡守山坳原来构筑的一些工事，其他没有兵守的工事就干脆破坏。这样，也只缩小了约1/4的阵地，兵力还是太单薄，防守司令部和第31军军部控制担任警卫的预备队各1营，两个师部的预备队也不过各1个营。这样宽大的阵地，这样单薄的兵力，“死守三个月”显然是无法完成。桂林防守司令部自总司令韦云淞以下谁也没有了信心。所以，在战事展开之前，韦云淞等就想好了退路，那就是打到一定程度后，再向白崇禧和夏威请求准予“突围”，他们一定可以向蒋介石力争批准“突围”出去的。韦云淞等事先已经准备好了“突围”3套方案，到时准备一走了之。[26]
白崇禧在公私兼顾、精心安排好一切后，向守城部队校级以上军官训话，吹嘘他的“英明”决策说：“衡阳防守战，大本营兵力部署错误，无力打外围战之部队，死守孤城挨打。这次防守桂林，不能再蹈衡阳的过失，应该依城而采取攻势防御。桂林三面环山，东南是河，构筑有永久性设堡阵地，附近岩洞很多，敌人优势是飞机大炮坦克，在桂林不能大量发挥；我们有盟军飞机支援，制空权是我们的，后勤部储备有足够半年用的粮食弹药和药品。最重要的是我们有几个军在外围打击敌人，胜利将属于我们，我们要鼓舞士气，不怕牺牲，打一个漂亮仗，为国争光。”[27]
他还到处大力宣扬韦云淞当年守南宁吃黑豆苦战的精神，以鼓舞士气。但韦云淞却不领情，他对白崇禧说：“吃黑豆精神固然要发扬，但桂林地区这样大，兵力这样少，其中1个师多是新兵。我防守司令部连卫兵都没有一个来守，叫我如何去守桂林？”韦云淞要求再增加1个师。白崇禧遂答应增加一些部队，后来便调配了第79军第294团，从第175、第188师各抽调1个步兵营以及炮兵第6团（拥有2门加农炮）、1个山炮营（拥有12门炮）、1个高射炮连（拥有4门炮）、1个战车防御炮连（拥有炮4门）以及部分卫生部队。[28]
9月11日下午，军委会会报筹划湘桂线防御事宜。白崇禧在会上极力主张放弃全州，将原令防守全州的第93军撤退到桂林，以增强桂林的防御兵力。白崇禧认为，全州很难守，第93军不必在全州徒作无谓牺牲。白崇禧在会上还吹嘘第31军在桂林搞的防御工事如何如何的精致，声称守城绝对有把握，并请求增兵桂林，担保桂林可守三四个月以上。对于白崇禧的一套主张，尽管与会者有不同意见，但蒋介石仍然决定“曲顺其意，允之”。会报最后决定第93军由死守全州改为逐步抵抗，相机撤退。[29]
全州位于桂林东北，湘桂两省交接处，在湘桂铁路上，是桂北的重要门户。从军事上讲，是桂林的重要前进要点，守桂林必守全州。但全州县城是一盆地，受西北郊高地群之瞰制，且无预设工事，不利于守，故守全州首先就要守住县城东北的黄沙河。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原令第93军以主力占领黄沙河既设阵地，以1个团进出庙头占领前进据点，进行持久防御，在时间上迟滞敌之前进，以掩护桂林之防御准备。第93军到达全州后，张发奎于8月下旬亲自前往视察，发现该军竟未按照战区命令部署，改以主力置于全州城内，黄沙河方面只使用1个团兵力，作为全州的前进阵地。张发奎质问陈牧农，陈答：“这是委座所规定，但与战区命令有矛盾，始以1个团推进到黄沙河，如果一定要贯彻战区之命令，请再补发一个命令，当遵照执行。”陈并当场出示了蒋的电令。张怕违反蒋的意旨，便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说：“既然有委座电令，就按现在部署就是了。惟必须加紧构筑城防工事，并确实控制两侧高地，才能掩护城内和安全后方交通线。”离开全州，第四战区参谋处长李汉冲对张发奎说：“全州地形不好，第93军又抵达伊始，目下情况紧迫，恐无时间来构筑坚固工事。委座远在重庆，不了解实际地形。第93军已归第四战区指挥，就应执行战区命令才对，否则恐难达成持久任务。”张回答：“全州战斗的性质，不过是争取时间，得失关系不大。委座指挥部队，向来掌握到师，有时甚至到团，他的命令是不容轻易改变的。为今之计，你可替我补发一个命令给他，规定该军应在全州作坚强之抵抗，不得已时，逐次向兴安大小溶江之预备阵地交互转进。惟自大小溶江以北地区，自黄沙河战斗开始日起，最少须滞敌半个月以上之时间。又各次撤退时机，应候命令。”张发奎作为战区司令长官，既不敢坚持原来的计划，又不敢向蒋申述他的意见，一味敷衍塞责，犯了严重的失职错误。
更要命的是，蒋介石顺从白崇禧的意愿，对第93军朝令夕改[30]，9月11日，日寇先头部队刚刚开始进攻全州阵地，9月12日蒋介石即致电张发奎，命令第93军以一部坚守全州，不得已时节节抵抗，支持两个星期以上时间，主力转移到桂林、柳州方面。[31]遵照蒋的电令，第93军留下2个团守全州，主力于12日晚向桂林移动，蒋电令留守全州的2个团守两个星期。[32]然而，守两个星期的命令落了空。陈牧农一与敌人交战就觉得全州地形不利于固守，也不利于野战，为了保持会战力量，即命令全军于9月13日撤退到严关镇、大溶江一线。[33]储藏在全州的大批武器弹药和物资（包括炮弹20000发，步枪子弹300万发，手枪子弹18万发，米26000包）全部爆破销毁，国民党军的腐败无能由此可见一斑。[34]
张发奎听说第93军刚与敌人接上火就全部撤退，非常震怒，立即打电话给蒋介石要求严厉处分陈牧农。蒋先命扣留法办，张发奎随即派人到93军军部以开会为名将陈牧农押送到桂林，交给桂林防守司令韦云凇处理，让韦云凇以“擅自撤退”的罪名处死陈牧农。9月20日，陈牧农在桂林被枪决。[35]
蒋介石不按常规将陈牧农押解到重庆去交军法审判，张发奎也不把陈牧农带到柳州去交军法审判，而是交给一个不相干的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执行枪决，是因为一旦交军法审判，蒋介石和张发奎所玩弄的把戏就会被揭露出来。同时，蒋介石还想杀一个陈牧农来警告韦云淞及桂系防守桂林的部队，要桂系的部队必须“死守”，而不能像陈牧农那样逃跑。杀一个陈牧农，蒋介石一方面保存了中央军第93军的实力，另一方面可以此威慑桂军和粤军将领让他们“死守”桂林和柳州，一举两得。为了让桂系部队“死守”桂林，蒋介石还破天荒在桂林防守司令部刚成立的时候，就给防守司令韦云淞颁发了一枚勋章，在授勋的文件上有意把韦云淞的中将军衔写为上将。仗未打，先发勋章，这是史无前例的事。这也是蒋介石要桂系部队“死守”到底的伎俩。但是，白崇禧是“小诸葛”，不可能上蒋的当，让他的部队死守桂林的。只有可怜的陈牧农，白白成了蒋介石、白崇禧、张发奎之间钩心斗角和瞎指挥的无辜冤死鬼，国民党的腐败黑幕也因此而暴露无遗。[36]
陈牧农被枪毙后，蒋介石派甘丽初接任第93军军长，这个军的主力在大溶江附近占领阵地，对沿湘桂路进犯的日寇的先头部队一度进行了比较坚决的抵抗。9月下旬，日寇由兴安出高尚田，迂回至第93军的右翼，第93军被迫向西南方向撤退，撤退到桂林以南的苏桥并沿湘桂路逐次抵抗，向永福、矮岭、黄冕撤退，之后日寇将主攻方向指向了桂林。
全州既失，广西门户洞开。白崇禧再次来到广西，9月25日在宜山主持召集广西党政军会议。会议认为，一旦柳州陷落，桂南、桂北必成隔绝之势，因此决定由梁朝玑任广西省政府桂南行署主任，尹承纲为桂北行署主任。部署完毕后，白崇禧让广西省主席黄旭初搭乘他的飞机前往重庆治疗十二指肠病，指定广西省民政厅长陈良佐代理省主席职务。张发奎负责指挥桂柳军事。
10月，白崇禧又赶来桂林，于13日在榕湖路官邸约见夏威和韦云淞。鉴于城内防守兵力过于单薄，韦云淞对“死守3个月”没有信心。因此，当白崇禧问他“桂林能守几个月”时，韦云淞坦率地答道：“副总长如给我50000兵，也只能守1个月。照1905年日俄战争作例子，日寇每百人每天要死亡3个，我守桂林30天，要死亡45000人，尚余5000人作为突围之用。若以第一或第二次世界大战作比例，每百人每日的死伤，当远不止这个数字。我们守城战到十分危急确实无法支持下去时，请副总长准我们突围出去。”白崇禧答应照办。他久经沙场，指挥大小战役无数，知道眼前这位爱将说得有理。[37]
其实，白崇禧何尝不想在自家地盘上组织一次像样的会战，打出桂系的威风？怎奈自己本钱有限，又要提防蒋介石借刀杀人，调动起来免不了捉襟见肘。蒋介石要求第四战区对桂柳“死守3个月”，只能是一张无法兑现的空头支票了。
1944年10月26日，日寇第6方面军下达作战命令，令第1l军和第23军按照10月7日的作战计划，向桂林、柳州发动进攻。日寇第11军于26日令第3师团攻占平乐、荔浦，令第37师团攻占恭城、阳朔，将桂林、柳州之间的要点攻占后，便将桂林、柳州的中国军队分割开来。
日寇先头部队进抵桂林城郊后，从10月下旬起，进行了1个星期左右的不断侦察和搜索，派小部队接近中国军阵地作试探性的攻击，引诱中国军守城部队暴露情况。在江东岸屏风山、普陀山、月牙山的阵地前，每天有少数敌军接近到阵地前数百公尺的坟墓地观察中国阵地，基本上搞清楚了中国守军出去和回来的道路（没有地雷的）及迫击炮活动的地区和道路。日寇为了搜索和触发守军埋设地雷的区域，在桂林外围抢夺人民的耕牛，赶到桂林东面和南面我军的阵地前以引爆地雷，到最后日寇发起总攻时这些地雷一个也没有响，可见日寇有一套作战办法。
10月28日，位于湘桂路正面的日寇第58师团发现我当面守军有动摇、退却的迹象，上报军部后，第11军司令部当即决定迅速攻占桂林，当即下令各部队迅速向桂林突进，至11日，日寇第11军主力第13、第34、第40、第58师团等部队已经对桂林形成包围。
日寇以绝对优势的兵力包围桂林，引起白崇禧对桂系守城部队的极大担忧。10月30日，白崇禧从柳州回到重庆，次日一早就找到军令部长徐永昌，与他交换意见，并吹风说：“困守桂林太无意义，徒事牺牲而已。”当徐永昌问他桂林守备情形时，他言不由衷地回答：“守两个月总可以云云。”[38]
这天上午10时，军委会开会讨论广西战事问题。首先由白崇禧报告此次赴广西指导布置情形，然后慷慨激昂地发表他的见解说：困守桂林太无意义，徒事牺牲而已。理由是桂林城外部队无把握与城内部队打通。白崇禧还责备第七、第九战区不奉调遣，纪律荡然，军委会应严令该两战区负责截断敌军后路，这样桂林才可守，否则徒多牺牲。最后，他说守柳州必须再增兵。
白崇禧的主张遭到军令部次长刘斐的批驳，刘斐说：“昔日公主张以空间换取时间，现在军令部以为粤汉路以西必须取以牺牲换取时间。今日之桂林，关系重大，必须死守。”
虽然多数人赞同刘斐的意见，但发言者发言盈庭，不能解决问题，最后决定请林蔚将会议情况和各人的意见汇报给蒋介石，请他裁判和定夺。[39]
军令部也积极考虑过从其他战区调兵增援广西战场的问题，但长途调兵需要一两个月才能到达广西，远水解不了近渴。比较现实的是第七、第九战区积极在敌人后方展开军事行动，切断敌人后路。当时第七战区还有7个完整的师，第九战区有7个较残破的军[40]，还有一定的作战能力。为了截断进入广西日寇的后路，军委会一再给第七、第九两战区司令长官发指令，但两位战区司令长官余汉谋和薛岳拥兵自重，对于军委会的命令置若罔闻。为此，刘斐说薛岳“拥兵自卫，准备做南斯拉夫之铁托，实无心为国家断敌人之后路”，建议撤换薛岳的战区司令长官职务。但事实上这是不现实的，徐永昌为此哀叹：“对援柳一节实无能为力。”[41]
11月4日。军委会会报，蒋介石裁定，广西战事只须坚守桂林，于桂林、柳州之间不必逐渐增兵，要在后方准备妥切努力，集结贵阳以南方面。[42]实际上是准备听凭桂系、粤系的军队在广西牺牲，不再援助以挽救战局。
11月8日凌晨晚，日寇第11军司令部于下达了迅速攻占桂林的命令，自9日拂晓开始攻击，利用火力优势向城内倾泻大量炮弹企图一举攻占桂林。[43]
日寇为在总攻之前取得有利态势，11月4日夜开始向桂林外围据点逐一实施攻击，桂江以东的屏风山、普陀山、七星岩、月牙山，城北的平头山，城西的茅草头、磨盘山及城南的斗鸡山、将军山等均被日寇攻占。疯狂残忍的日寇在进攻中大量使用毒气弹，七星岩1个连的守军被日寇的毒气全部毒死。[44]
日寇在占领桂林城外有利的进攻出发地位后，在总攻开始前，集中大批100毫米加农炮、150毫米榴弹炮、150毫米加农炮对桂林城内的独秀峰、象鼻山、老人山、风洞山等守军的炮兵阵地要点，进行大规模的轰炸，发射炮弹1万余发，并根据桂林城内多木屋的特点，使用燃烧弹把城内民房炸成一片火海。随后，日寇又出动歼击机对风洞山、独秀峰等阵地进行低空俯冲轰炸扫射。城东的日寇第40师团第236联队在第234、第235联队的配合下，在9日凌晨强渡漓江，突入市区，与守军进行巷战。随后，日寇从四面发起猛攻。第58师团在炮兵及航空兵掩护下，以坦克为先导，连续攻占虞山、凤凰山、扁崖山各据点，中国守军全部壮烈牺牲。激战至9日晚，桂林四周日寇均已突入城区，守军逐次被压迫于核心阵地。10日凌晨，日寇第5航空军第1飞行团、第8飞行团出动飞机15架，继续攻击守军的据点，并控制桂林上空。这一天，桂林守军与城外的通讯联络中断，守军进入独自为战的阶段。
从11月9日开始，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就和副参谋长覃戈鸣等策划在10日黄昏后开始“突围”逃跑，他们计划经德智桥和牯牛山之间过阳江向南和西南方向突出敌的包围圈后转向西北方逃走，撤到湘、黔、桂三省交界的三江县附近地区。韦云淞指示守城部队派工兵到德智桥和牯牛山附近架桥预为准备。这时，第131师师长阚维雍也跑到防守司令部来商量如何应付当前的难关。覃戈鸣随即叫通第四战区长官部的无线电报话机，请韦云淞与张发奎通话。韦云淞把严重的情况报告张发奎，哀求他批准“突围”。张发奎置而不答，只是口口声声地问：“钻到城内的少数敌人消灭了没有？”[45]
事实上，张发奎早在11月8日晚就主动打了电话给军令部次长林蔚，请林转陈蒋介石，说日寇对桂林尚未形成合围，如令守军撤出，尚可突围，请蒋指示。9日上午，林蔚当面请示蒋介石，蒋不批准。[46]
由于没有得到蒋介石的答复，张发奎对韦云淞的请求只能是含糊其辞。虽然张发奎不批准，韦云淞还是决定草拟电报向白崇禧和夏威请求准予“突围”。不管有没有命令，他决心“突围”，他叫副参谋长覃戈鸣草拟命令下达。覃戈鸣当时心乱如麻，实在难以马上写下去，对韦云淞说，书面命令来不及了，用口头或电话指示吧！韦云淞除对在司令部的第131师师长阚维雍当面指示外，并用电话指示第31军及第170师入夜即由牯牛山过阳江向南突围后转向三江县方向退入大山区中。
苦战至10日下午，桂林全城被日寇占领。除桂林防守司令韦云淞、副参谋长覃戈鸣、第31军军长贺维珍率一小部分人逃出以外，桂林防守司令部参谋长陈继桓、第31军参谋长吕旃蒙、第170师副师长胡原基、第131师第392团团长吴展等以下官兵2400余人在战斗中牺牲。第131师师长阚维雍自杀殉国。据日寇第11军战后发表的统计，桂林战斗中，中国军队阵亡5665人，被俘13151人，被日军缴获各种口径的火炮156门、重机枪110挺、轻机枪359挺、步枪2737枝、坦克1辆、步枪子弹100万发、炮弹3万发，以及其他器材和粮秣。[47]事后，日寇广播，攻下桂林只费36小时云云。[48]
蒋介石既不想让桂系守城部队在未付出伤亡代价的情况下突围，又不想过分得罪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所以又有以下一幕马后炮的出现。11月11日晚7时，军委会在曾家岩举行会报，蒋介石特别邀请在重庆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参加。会报开始，当军令部次长刘斐报告战局时，蒋介石即煞有介事地问林蔚：“令桂林守军于不得已时撤守之电话已打过否？”对于蒋的这一表演，徐永昌评论说：“按此等处置，尚不如密令韦云淞等从此隐匿，而明令发表其罪过昭示军民。今因李、白情面，如此掩掩盖盖，结果所至于国家损失太大。于李、白亦未必有利。”[49]
蒋介石这一举措所造成的严重后果是，从军委会到战区司令长官部，所有指挥系统的“威信尽坠”[50]，此后的战局更加一塌糊涂。
蒋介石原本指定由粤系的第62军（军长黄涛）“死守”柳州，这与让桂系部队“死守”桂林一样，都是蒋介石借抗战削弱杂牌的计谋。但蒋的这一企图同样被张发奎及其第四战区的幕僚班子识破了。黄涛知道守柳州绝不是好差事，便向张发奎请求改调任务，张发奎徇同乡之情允为相机设法，随即采纳第四战区参谋处长李汉冲的设计，乘西江日寇窜据桂平，武宣方面危急之际，先将第62军第157师（师长李宏达）由柳州抽出增援武宣，为日后将第62军逐次调出柳州外围、免除守城任务设下伏笔。张发奎想在杨森的第27集团军中物色1个军来代替第62军守柳州。但该集团军所属的3个军，第20军是杨森的老本，军长杨汉域又是杨森亲侄儿，杨森当然不愿意该军承担注定要牺牲的守城任务。第37军军长罗奇手里只有1个第95师（师长段沄），只有几千人的兵力，也不足以担负守城任务，而且罗奇与李汉冲有旧交，李汉冲可以从旁代他说话。于是，选来选去，守柳州的任务就落到了第26军头上。该军是国民党中央军，军长丁治磐是蒋介石心腹大将顾祝同的江苏同乡和老部下，陆军大学毕业，资历很老，他在接受张发奎授予的守城任务后，自有应对之策，他一方面在张发奎面前表示愿与柳州共存亡，但另一方面却在张发奎、杨森离开柳州之后，立即在暗中将步兵主力转移到柳州城外，改以一部炮兵配置城内，在日寇接近时，在城内发炮射击.以示其在城内战斗。所有这些表明，在广西战场，蒋系、桂系、粤系、川系等部队同床异梦，各怀诡计，矛盾重重，广西战场的抗战必然以可耻的惨败而告终。
11月9日，日寇第40师团、第3师团及第104师团一部对柳州发起总攻。张发奎事先已经对第26军军长丁治磐许诺：“我绝不要求你死守柳州，只希望你尽力支持，越久越好。”所以，日寇总攻1天，丁治磐就请求撤退，得到张发奎允许后于10日放弃柳州，向柳州以西山地撤退。
这时，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已经撤退到桂北的宜山小县城。为了保存自己的老本，张发奎命令粤军系统的第35集团军（总司令邓龙光）第62军、第64军（军长张弛）向桂西北的都安、那马一带撤退，这一带是日寇打击锋芒所不及的安全地带。身为国民党中央军将领的第37军军长罗奇不愿归杨森指挥，怕在兵力使用上吃亏，在柳州转进时，不受命令，擅自向桂西撤退而去。杨森本人则率领自己的老本第20军远走黔桂边境宜山以西之荔波。
张发奎企图在桂北的宜山站稳脚跟，命令桂系的第16集团军第46军等部在宜山以东作持久的防御，他对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说：“第46军与第31军的海竞强师是战区现在唯一之生力军，应该一显身手。”
不料，桂系军队还是无心作战，11月12日，由柳城西疾进的日寇3000余人猛扑宜山，第46军与日寇稍为接触，便相继溃败，夏威从宜山仓皇出走，把部队拉向宜山西北逃跑，周祖晃在宿营地受敌袭击，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孙宝刚受敌夜间袭击受伤。15日，宜山沦陷。至此，不但第四战区有组织、有计划的战斗已告终止，而且令日寇东突西窜，整个桂北地区一夕四惊。
桂系部队一意避战，让张发奎这位战区司令长官几乎成为无人护驾的光杆司令，不仅狼狈不堪，也十分恼火。11月17日，张发奎打电报给军委会告状，声称“桂军积习太深，风气太坏，无法指挥”，要求辞去战区司令长官职务。蒋介石觉得此时不便与李宗仁、白崇禧公开翻脸，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故意装糊涂，他复电张发奎声称：“有不听命令者，就地正法。”对此，徐永昌评论说：张发奎“明明言46军不听命令，而不立予处分，此上下推诿也，尤其蒋先生不应当”[51]。
日寇陷宜山后，马不停蹄地继续沿黔桂路北上，进入贵州境内。此时张发奎手无部队，只得亲率特务团与一部炮兵在怀远阻止敌之追击部队，并掩护破坏怀远铁桥，其状至为狼狈。
全州、桂林、柳州3个战略据点都是轻而易举地宣告失守，固然是由于日寇兵力、火力上居于绝对优势的地位，正如白崇禧所强调的那样：“桂柳会战前，第四战区原有兵力仅第16集团军与桂省团队一些特种兵。迨战事起，始由湘粤七、九二战区调来增援部队，即多半参加长衡会战损失很大，而未强补充之部队，故战力很低。以质量差，我兵力不如敌，就数量而言，也不较敌为多，故难望有多少表现。”[52]
桂柳会战溃败后，桂黔铁路线上数以百万计的难民
白崇禧说的当然没有错，但他说的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更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参战的国民党中央军、桂军、粤军、川军等部队相互之间矛盾重重，相互之间躲避或者逃避牺牲，蒋介石、白崇禧、张发奎等上层决策指挥人物又各怀心思，这样的战争自然无法打。特别是桂系在自己省内作战保卫自己的家乡本来义不容辞，但桂系军队在白崇禧的授意和调遣下，一味规避战争，更让人觉得无法理解，自然成为众人议论的对象。战后，有桂系智囊之称的军令部次长刘斐就在国民党上层的宴会上“畅谈湘桂战事，认为除死守以争取时间外无他策，全州、桂林、柳州3地能守兼旬，则我军便可集中，何至成今日之局面。现在。白先生也不见面了”。军委会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听了刘斐一番慷慨激昂的牢骚后以幽默的口吻说：“此后我即可无事做了！”徐永昌则认为何成濬“语殊幽默而滑稽，然深味之，殊可痛也”[53]。对于广西的迅速溃败，蒋介石“中心不欢”[54]良久，他在日记中写道：“桂林工事坚强，粮弹充足，所有通信与武器，皆尽用于此。而未经一日战斗，即崩溃，可痛之至。”[55]
此次广西迅速溃败，蒋介石因为李宗仁、白崇禧的关系，没有公开惩处那些无心作战的逃跑将军，舆论也没有大规模公开谴责那些逃跑将军，引起一部分人的感慨与不平。徐永昌在日记中发表其感想说：“此次桂柳之失，政府固以李、白关系未加谴责，而一般舆论亦复噤若寒蝉，以视豫西战败之责汤，其中情形判若霄壤。余推求其故，误公则多不注意，害私则易致愆尤。汤在豫经商与民争利，势焰煊赫，人不敢言，迨战事一败，遂从而投井下石焉。再则，中共对汤自深恶之，而对桂系以为可以利用分化，方扶持之不暇，对桂柳之事自更不欲多言，以是又足见中共之暗地操纵舆论之可畏。由此观之，我此时绝无真正舆论也。”[56]
《大公报》主笔王芸生则说：“桂林失守如无适当维持纪律办法，则至今尚拘压余程万一事，实无理由存在云云。”[57]
还有人说：豫西溃败时，如果蒋介石问汤恩伯之罪，那么“桂柳虽失，必不至如斯之速。方先觉降敌后逃归，而蒋先生慰问乃至各方开会欢迎，皆属军人无耻，政府社会俱以无耻教人，危险孰甚？”[58]
注释
[1]转引自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1315页。
[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3]《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4]衡阳守军主力是第10军，该军下辖第3师、第190师及预10师。其中第190师是后调师，仅有1个第570团是个完整的团，其余各部均仅有干部；第3师有1个团尚在衡山附近。配属第10军指挥的还有暂编第54师（欠2个团）及第48师的战防炮营、第46军的1个山炮连和第74军的野炮营。参见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1344页。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296，1299—1302，1315，1329页。
[6]《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7]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225—226，227页。
[8]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225—226，227页。
[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10]《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11]《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12]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225，225—226，227页。
[13]李汉冲：《桂柳会战经过》，《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02—303，303—304，304页。
[14]李汉冲：《桂柳会战经过》，《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02—303，303—304，304页。
[15]李汉冲：《桂柳会战经过》，《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02—303，303—304，304页。
[16]根据徐永昌日记的记载，白崇禧提出的清单，仅步枪子弹就要7000万发，其他如干电池一种要9万多，另一种要多少万等。对于白崇禧的要求，后方勤务部感到无法应付，特地请求军委会开会讨论。见《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4年9月16日。
[17]根据徐永昌记载，军委会后方勤务部副部长端木杰向军委会“密告运给桂林物品已过量，而总言不够，似守军不拟守，持以此难人者”。见《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44年10月14日。
[18]《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1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296，1299—1302，1315，1329页。
[21]覃戈鸣：《桂林防守及沦陷经过》，《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35—336，335—336，336，336，336—337，338—339，346—347页。
[22]覃戈鸣：《桂林防守及沦陷经过》，《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35—336，335—336，336，336，336—337，338—339，346—347页。
[23]覃戈鸣：《桂林防守及沦陷经过》，《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35—336，335—336，336，336，336—337，338—339，346—347页。
[24]覃戈鸣：《桂林防守及沦陷经过》，《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35—336，335—336，336，336，336—337，338—339，346—347页。
[25]覃戈鸣：《桂林防守及沦陷经过》，《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35—336，335—336，336，336，336—337，338—339，346—347页。
[26]覃戈鸣：《桂林防守及沦陷经过》，《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35—336，335—336，336，336，336—337，338—339，346—347页。
[27]冯璜：《阚维雍与桂林防守战》，《广西文史资料》第18，20辑。
[28]郭炳祺：《桂林防守战》，《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62页。
[2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30]蒋介石此前于8月26日、9月2日两次单独致电陈牧农。其中，8月26日的电报规定：“一、该军应以一部占领黄沙河阵地，以主力固守全州，确实掌握该要地，与铁路两侧友军配合，阻敌西犯。二、应准备事项如下：（甲）着在全州附近，利用地形，构筑适合于兵力之环状闭锁式子母堡垒群，以增强阵地韧性。（乙）依地形设置防敌战车之各种设备，并准备在敌易于接近及攻击可能较大地区，适时敷设地雷群。（丙）敌可利用各道路，必须准备彻底破坏，待命实施。（丁）积储可供2个月用之粮弹，但储藏地点必求安全，并适当分散。（戊）全州城内及其他重要据点仓库，应有防敌轰炸与防止火灾之各设施。仰遵照具报。”9月2日的电报则说：“一、衡阳一带之敌，正积极准备西犯中。二、该军应遵照未寝令一元南电，迅速完成作战诸准备。三、工事之构筑，务加紧实施，并切实讲求纵深配置及秘匿，各据点须能独立作战，并能相互支援。四、粮弹及其他战斗资材之准备，虽以2个月为基准，但须以极激烈之战斗计算，并须将可能之轰炸损耗计入，务期在敌人断续攻击之下，能固守3个月以上。”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312—1313页。
[3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296，1299—1302，1315，1329页。
[3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3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296，1299—1302，1315，1329页。
[34]《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35]《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36]参见李汉冲：《桂柳会战经过》，《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07页。
[37]冯璜：《阚维雍与桂林防守战》，《广西文史资料》第18，20辑。
[38]《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3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40]《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41]《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4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43]《广西会战》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121页。
[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下册，第1296，1299—1302，1315，1329页。
[45]覃戈鸣：《桂林防守及沦陷经过》，《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335—336，335—336，336，336，336—337，338—339，346—347页。
[46]《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47]《广西会战》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第102，121页。
[48]《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4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50]《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51]《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52]《白崇禧回忆录》，第219页。
[53]《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54]《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55]程思远：《政海密辛》，第168页。
[56]《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57]《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58]《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9年5月31日，1940年3月25日，1940年4月19日，1940年8月25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1日，1940年10月2日，1940年10月14日，1940年10月15日，1940年11月18日，1940年11月21日，1940年11月27日，1940年11月28日，1940年12月3日，1940年12月6日，1940年12月6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5日，1941年1月16日，1944年6月25日，1944年8月27日，1944年6月20日，1944年6月28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7月5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7月5日，1944年9月11日，1944年9月12日，1944年9月13日，1944年9月20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0月31日，1944年11月1日，1944年11月9日，1944年11月17日，1944年11月11日，1945年2月14日，1944年11月18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2月1日，1944年11月25日，1944年12月7日，1945年1月7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