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主持军训部 理论有建树

第12章 主持军训部 理论有建树

戴着新桂系鬼脸壳,成天坐冷板凳。

——刘士毅

白崇禧当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蒋的内心是不信任的,特别是新桂系部队屡次请求补充装备弹药,白虽尽力向有关方面和蒋面前力争,每次都得不到好的结果,这是白最愤恨不平的事。

——何作柏

白崇禧对抗日作战理论研究颇有造诣,特别是对敌后抗日游击战尤为青睐。

——《军事历史》1995年第4期

兼任军训部长8年

1937年7月抗日战争爆发以后,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作为指挥抗战的大本营,委员长蒋介石以陆海空军大元帅名义不仅全权指挥军事,而且直接指挥相关的党政部门,军事委员会成为囊括党政军各系统的最高权力机关。

抗战期间,白崇禧(右二)以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身份到西北视察时与胡宗南(右三)、马鸿逵(右四)等合影

1938年1月,军事委员会实行改组,将原来属于党政系统的机关重新分离出去,改归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中央党部和行政院指挥。1938年1月17日,国民政府公布《修正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规定:(1)国民政府为巩固国防、统辖全国军民作战,设军事委员会直隶于国民政府。(2)军事委员会设委员长1人,由陆海空军大元帅兼任,行使《国民政府组织法》第3条规定之职权;设委员7至9人,由国民政府特任,襄赞委员长筹议国防军事事项;设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为幕僚长,襄助委员长指导所属各部院会厅处理一切事务,副参谋总长辅助参谋总长处理一切事务;正、副参谋总长与军政、军令、军事训练、政治4个部部长及军事参议院院长,得为当然委员。(3)军事委员会设办公、铨叙2个厅,军令、军事训练、政治、军法执行总监、后方勤务5个部以及海军总司令部、军事参议院、航空委员会、抚恤委员会,并指挥军政部,分掌各法定事项。

根据这个组织大纲,军事委员会进行了重大调整,将原属于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直接指挥的组织、宣传、民众训练3个部仍划归党务系统;取消第三、第四两个部,将其业务合并于经济部与其他各有关部;取消第一部与参谋本部名称,合并组成军令部;取消第六部,与政训部合并组成政治部;军事训练总监部改称为“军事训练部”(简称“军训部”);将农产、矿产两个调整委员会和资源委员会改隶于经济部,将贸易调整和对外易货两个委员会、委员长重庆行营禁烟督察处改隶于财政部,水陆运输联合办事处改隶于交通部,将委员长所兼禁烟总监职务解除,并将禁烟总委员会(禁烟总会)改隶于内政部;调整后的军事委员会除与行政院共同领有的军政部外,还直辖军令部、军事训练部、政治部、军法执行总监部、后方勤务部、军事参议院、海军总司令部、航空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等机构。之后又陆续成立了战地党政委员会、战时新闻检查局、抚恤委员会、战时运输统制局、外事局、知识青年从军编练总监部等机构。[1]

军训部是为了适应抗战时期部队训练和军事学校教育的需要,在原训练总监部的基础上改组的。其职掌是:全国陆军的训练、整理、校阅;军事学校(陆军大学除外,由军令部主管)之教育、建设、改造;国民兵之教育、规划、校阅。[2]该部设部长1人,政务次长1人、常务次长1人,主任参事、参事各4人,设第一厅、第二厅与总务厅,并设步兵、炮兵、骑兵、工兵、辎重兵、通讯兵、机械兵7个监。军训部组织法颁布后,于1939年5月、1940年4月、1944年9月前后3次修订,最后确定军训部所设立的职能部门是:参事室、秘书室、总务室、人事处、步兵监、骑兵监、炮兵监、工兵监、辎重兵监、通讯兵监、机械兵监、国民军事教育处、校阅处、军事编译处、军事杂志社、统一招生委员会、教材编审委员会、陆军军官预备学校筹备总处等单位。[3]

从训练总监部改为军训部,只是招牌改了,实质并没有改变,这个部门是军事委员会下属各部门中权力最轻的一个部门,也是蒋介石用来安置杂牌头

白崇禧(左一)陪同蒋介石(手持枪支者)视察美式武器

蒋介石(右)与白崇禧(左)在重庆密谈

目的一个部门,先后担任训练总监部总监的李济深、唐生智、何成濬等都是杂牌头目,例如唐生智担任训练总监部总监时就很知趣,干脆来个不闻不问。因为白崇禧有在广西办理民团、从事军训工作的经验,蒋介石便把军训部长之职又委任给他。1938年2月16日,白崇禧在武汉就职。白崇禧知道这是一个闲散的冷衙门,但是聊胜于无,他对部下说:“不管有权无权,总可用几个人。”上任后,白崇禧为此还通令桂系各部队,以此来提高桂系的声望。[4]

由于军训部各兵种兵监都是接近何应钦的人,经蒋介石亲自圈定,白崇禧上任后不能擅自调动他们的位置,由白崇禧安排的人事有:将南宁军事学校教育长刘士毅调为军训部常务次长,调南宁军校秘书朱五建为少将主任秘书,调第五战区中将兵站总监徐文明为主任参事,调第21兵站中将分监蓝腾蛟任首席部附。1941年,军训部增设国民兵教育处,主管全国普通中学以上各学校的军事训练事宜,这个处比军训部其他部门权力要大,蒋介石十分重视,特别指派复兴社干部、黄埔军校第1期毕业的杜心如担任处长。

这时,国民党的军事院校除陆军大学归军令部管理外,名义上归军训部管的学校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前身是原黄埔军校)、步兵学校、炮兵学校、工兵学校、辎重兵学校、通讯兵学校等,但所有这些学校的校长都是蒋介石兼任的,实际主持校务的教育长都是蒋介石指定的亲信,白崇禧上任后原本想利用这些学校为桂系培养干部,扩张桂系势力,但很快白崇禧就发现军训部难以染指,不得不知难而退。

军训部的业务,主要是根据美国的军事教育方针来制订方案和计划,分发各部队、各军事学校遵照施行。为了要根据美国陆军典、范、令来制订中国陆军典、范、令,白崇禧上任后下过一番苦工夫,每天都亲自坐到会议桌边与军训部各单位主管人员共同逐条研讨,直至全部完成,大约花了约1个多月的时间。

抗战8年期间,军训部各兵监编订有关各兵科军事教育的书籍,种类很多,数量很大。军学编译处也大量地翻译了外国——特别是美国有关军事教育的参考书籍。所有编订和翻译的书籍,都随时印发各部队和各军事学校实施或参考。为了搞好发书工作,又特别由部内各单位派出重要人员共同组织了一个发书委员会。虽然如此,但当时国民党军队忽视军事教育,多数部队对军训部颁发的有关军事教育的计划、方案和书籍都不重视。[5]

1938年10月,武汉沦陷前夕,白崇禧随同蒋介石至长沙、衡山等地停留了一个时期。为了就近照顾驻在湘南的各兵种学校,白崇禧将军训部迁移到湖南祁阳。长沙军事会议后,白崇禧到祁阳传见各兵种军事学校的教育长,为树立自己的威信,决定拿无依无靠、处境孤立的炮兵学校教育长邹作华开刀,白氏对其亲信部下说:“邹作华身着军服走八字路,官气十足,有3名姨太太,生活豪奢。冯玉祥视察该校后对我说邹作华追求外表,硬性规定干部学员做新军服、新皮靴,每餐讲几荤几素。”邹作华是原东北军将领,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将军发动西安事变后投靠蒋介石,被蒋继续任用,但他决不会因此得到蒋的亲信,因此白崇禧要打击他可以说毫无顾忌。他据实报告蒋介石,将邹调任某炮兵旅长,由史文桂继任教育长。这是白在军训部施展权威的第一炮。[6]

1938年12月,南岳军事会议后,蒋介石任命白崇禧为桂林行营主任。白为便于兼军训部事务,又将军训部迁到广西桂林北门外的虞山庙。蒋担心白氏将军训部变成独立王国,迭次电催迁移重庆,但白氏始终拖延不办,直到1939年4月才将军训部迁移到重庆国府路大溪别墅第2号和国府路第282号附1号。因为这两处距离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以及蒋介石、孔祥熙等人的官邸都很近,是日寇空军轰炸的主要目标。为了躲避空袭,由军事委员会拨款在四川璧山县牛角湾建立了一批简易的办公房屋,将军训部所属的步兵、骑兵、炮兵、工兵、辎重兵、通讯兵、机械兵各兵监和总务处迁移到此处办公,军学编译处设立在璧山县城,重庆方面保留国府路第282号附1号作为驻渝办事处,以便与其他各部会联系。

桂林行营撤销后,白崇禧于1940年5月从桂林来到重庆,由广西、安徽两省出资在李子坝为他建立了一座公馆。此后,白崇禧又在璧山县西温泉建筑了一座公馆。从此,白崇禧经常往来于璧山与重庆之间。

由于抗日战争初期(1937、1938两年)国民党正面战场各大会战部队损耗巨大,中下级将领伤亡多,蒋介石为维持部队战斗力,适应各战区的补充,特与各战区长官商定,成立几个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分校。先后在第三战区成立第三分校,以吕济为主任,校址设在上饶;第七战区成立第四分校,以韩汉英为主任,校址设在韶关;昆明讲武堂改为第五分校,以唐继麟为主任;第一战区成立第七分校,以胡宗南兼主任,周嘉彬为副主任,校址设在宝鸡。以后又在第五战区成立第八分校,白崇禧推荐徐祖诒担任主任,校址设在湖北均县。1940年的一天,在重庆军委会,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问蓝香山:“徐祖诒同桂系关系如何?”蓝据实回答:“虽是新结合,很靠拢李、白。”何应钦随即报告蒋介石,蒋氏很快下令将徐祖诒撤职,改以黄埔一期毕业的亲信将领沈发藻继任主任,李宗仁、白崇禧企图控制第八分校为桂系培养干部的计划又落空了。[7]

甚至李、白的老本南宁军校在改为第六分校后,蒋介石委派他的亲信黄杰、黄维(均是黄埔一期毕业生)先后担任主任,虽然原桂系的教职员留用了很大部分,但教育的目的已经不再是为新桂系培养干部,而是为“蒋校长”培养干部。李、白多年的家私在军校统一的旗帜下被蒋介石拿了过去,让李、白有说不出的苦闷。

白崇禧毕竟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以自己的回族身份可以拉拢西北五省的回教势力特别是青海、甘肃、宁夏三省的马家军势力,为此,白崇禧呈请在甘肃临洮设立西北步兵分校,推荐陆军大学毕业的亲信刘任担任分校主任,一方面为马家军培养干部,同时以此作为与马家军头目沟通的一个桥梁。

1940年秋,蒋介石下令成立校阅委员会,该机构直属于军事委员会,不归军训部管,但业务上基本由军训部主持,蒋介石命白崇禧兼主任委员,军训部常务副次长刘士毅兼副主任委员,军训部各兵监、军令部第一厅厅长张秉钧、军政部军务司长王文宣、军需署长陈良、兵役署长程泽润、政治部第二厅厅长徐会之、军委会办公厅法制委员会主任委员周亚卫等兼委员,蓝腾蛟兼办公室主任。蒋介石安排有关各部人员参加校委会,表面上是为便于业务活动,实际上是要各部门支持校阅委员会工作,不拉后腿,如校阅费每年数百万,陈良如数照发。全体委员会每3个月开一次,审查通过校阅计划、校阅成绩、校阅规章、预算决算。每次开会,仅由办公室主任准备好文件,宣读通过,各委员皆不发言,徒具形式。校委会设在重庆南岸黄山路口,重要事务由蓝腾蛟参加军训部每周两次会报会,有情况面呈白崇禧处理。校委会办公室设4科,总务科办理会计庶务,第一科办理部队校阅事宜,第二科办理学校校阅事宜,第三科办理海空军校阅事宜。各科主任秘书办理人事,科长为少将或上校级,50%人员由军委会指派。

校阅委员会的工作范围很广泛,包括:

第一,陆军部队的检阅。

到抗战中后期,国民党陆军部队的编制膨胀很厉害,战区发展到12个,有100多个军、二三百个师的番号。但不是所有的部队都要接受校阅,比如第一战区所指挥的部队,一部在黄河沿岸与日军对峙,大部在“监视”八路军;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部仍是独立王国,不好过问;第四战区和第七战区所指挥的部队为数不多,且在前线。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所指挥的部队,大多数是西北马家军武装,也不便过多干预。所以,校阅的对象,主要是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六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孙连仲)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所指挥的部队,驻在四川、贵州、云南境内无作战任务的国民党中央军以及在整编中及新成立的部队。负责部队的第一科开始时成立3个组,第一组主任胡若愚,第二组主任杨正治、第三组主任林拔萃。由于部队多,驻地分散,交通不便,每校阅组每年中要半年时间,还只能校阅一个战区。因此,第一科后来又增设了两个组,第四组主任周磐,第五组主任王和华。各组设立校阅官15至20人,多半是中央军校毕业生,年富力强,有比较丰富的军事知识和经验。校阅组成立后,还要到重庆浮图关中央训练团参加1个月的集训,蒋介石亲自到场点名,结业时蒋还要亲临主持高级干部的会餐。有一次会餐时,“十三太保”之一的曾扩情坐在蒋的正对面,伸着腿斜靠在椅子上,注重仪表的蒋介石不能容忍这种吊儿郎当的样子,突然尖叫一声:“坐好!”使在座者大吃一惊,自知闯祸的曾扩情更是面红耳赤无地自容,这也是其中一个有趣的插曲。

每次应校阅的部队由白崇禧临时请示蒋介石指定,漫无计划。有的部队受校阅两次,如杜聿明的第5军,有的部队一次也未受到校阅。所谓的校阅,表面看起来似乎很正儿八经,实际上也是黑幕重重,校阅的等级不以部队教育成绩的好坏、卫生及纪律的好坏、部队战斗力的强弱来定校阅的等级,所下的结论往往是有黑幕的官样文章。第二校阅组主任杨正治曾对人说:“校阅成绩,不是以教育水平和经理、卫生、纪律的良莠及战斗力的强弱与爱国情绪的高低来衡量,而是以部队的招待是否丰盛定优劣。”第三校阅组主任林拔萃说:“校阅组一到部队,特别是杂牌军,部队长必盛宴招待。餐毕,即拉开桌子,摆上麻雀牌,每人面前各放置一卷钞票,赢了拿走,输了部队长认账。校阅组临走时,又赠送当地特产,校阅官每人一份。”校阅官走到哪里,吃到哪里,出差费大半塞进腰包。因此,校委会主任秘书朱镛极羡慕这种生活,一再请求去当政治校阅官。第五校阅组主任王和华说得更露骨,他说:“部队受到检阅时,临时挑选技术较好、身体较壮的战士凑编来应付,每师校阅一两个团或几个营就算全部校阅了,成绩表是校阅官在室内编填的。”但是,白崇禧却对同僚吹嘘说军训部人员不受招待。[8]

各组每一度校阅完毕后,白崇禧根据校阅组主任的报告,挑选最优和最劣者签呈蒋介石给予奖惩。如第5军杜聿明部每次校阅都评为冠军,受到传令嘉奖;第97师成绩不良,师长万倚吾撤职;刘汝明部最劣,但由于他是西北军旧部,看在军委会委员冯玉祥的面子上,只好马虎过去。每一次校阅成绩整理完,由办公室提请全体委员通过,再呈送军委会备核,全是官样文章。各部队主官看到校阅委员会主任委员白崇禧有奖惩权,每次到重庆公干必登门问候他,以免碰掉饭碗。

第二,陆军军事学校校阅。

1940年秋,以军训部人员为主,配合有关各部人员,组成两个校阅组,对各陆军军事学校进行了一次校阅。第一组主任为步兵监徐国镇,担任西北军事学校的校阅;第二组主任为炮兵监刘翰东,担任西南军事学校的校阅。他们在校阅期间,只能在吃住方面占点小便宜,油水不及校阅部队那么优厚。两个组半年竣事,评定成绩以60分为及格,60分以下者予以惩处,主任或教育长撤职;80分以上者嘉奖,或记功。炮兵学校教育长史文桂事先得到军训部同事的通报做好了应付校阅的充分准备,结果被校阅组评为最优。第一组主任徐国镇认为“刘任以副官入陆大,用兵常识是有的,对步兵小动作无研究,特别是对步兵重武器的原理和战术上的使用不理解,任分校主任是不称职的”。因此,徐国镇给西北步兵分校评的成绩是58分,按校阅条例,主任刘任应受处分。但由于刘任与军训部主任参事徐文明早在南宁结成陆大小团体,徐主动迎合白崇禧的心理,并征得白氏的许可,私自改为60分,连同成绩表由白崇禧签呈蒋介石,希图保刘任蒙混过关。但徐国镇是蒋介石、何应钦的亲信,他从西北校阅归来时,早已面报何应钦转呈蒋介石指责西北步兵分校太糟糕,因此蒋介石早已胸有成竹。蒋介石见到白崇禧的签呈后,心里老大不高兴,用红铅笔以责问的口气在签呈上直截了当地批道:“刘任如何处理?”侍从室发回签呈,当秘书递呈白崇禧核阅时,也不禁吃了一惊,沉默几分钟后,答复说:“搁着罢,暂时不理!”硬是顶着不办。蒋介石对此也很生气,认为白过于偏袒自私,就不像以前遇到重大问题约去咨询,让白氏受了半年的冷落。白常在家发闷气,郁郁不乐,从而怀恨起跟自己过不去的徐国镇来。1941年秋的一个晚上,有10余名武装土匪闯进璧山徐国镇的住所劫去黄金百两,并将徐国镇当场击毙。当时国民党中央就有人怀疑这是白崇禧的宪兵化装干的。因为白崇禧曾由广西调来1个宪兵排担任李子坝住宅和军训部警卫。但蒋介石对于此事并没有深究,不了了之。[9]

第三,海空军学校的校阅。

1941年夏,海、空军也举行了一次校阅。海军一个校阅组,以海军中将陈季良为主任,校阅官从海军司令部和兵舰官兵中遴选。空军一个校阅组,以空军少将黄光锐为主任,校阅官由空军司令部和空军大队中挑选。临出发校阅时,蒋介石召集海、空两个校阅组在军委会大礼堂亲自点名,白崇禧亦在场,蒋介石对陈季良最客气,点头哼哼两声就离去,未讲话。其实,所谓的海军只剩下几艘小兵舰,停泊在万县至三峡间,担任江防警戒,海军陆战队也只有千余人,担任万县以下沿江炮台守备海军的人事一直掌握在福建人手中,国民党中央也不大过问。所以,海军校阅成绩凭陈季良的报表,以“知道了,钦此”了事。空军主力在成都,一部分驻在昆明、贵阳、柳州。空军校阅的成绩未经过校委会,由黄光锐直送侍从室转呈蒋介石了事。

白崇禧手迹

1942年春,校阅委员会还对国民党第一、第三、第五战区的游击部队进行了一次校阅。为此成立了3个校阅组。其中校阅第一战区游击部队的第一校阅组主任刘伟诚(少将,军委会参议)因为争夺校阅费将副主任梁全斌(少将,军事参议院参议)杀害。梁全斌是东三省讲武堂出身,在蒋家王朝中没有过硬的背景,因此,白崇禧也懒得去追究刘伟诚,以免得罪人,因此不了了之。国民党官场这类丑剧司空见惯,谁也不会当回事。

白崇禧本人也常亲赴各地校阅部队,视察各军事学校的教育状况。据副参谋总长办公室秘书何作柏回忆,白崇禧每次出巡都带着两幅白布挂幕,一幅是军训部的组织系统表,一幅是军训部的职能表,每次部队讲话时悬挂讲台左右,执鞭逐一指点讲解,使听者一目了然。

在空军学校教育方面,白崇禧提出了一些有价值的建议。1939年,白崇禧校阅成都空军部队之后颇有感想,便向军事委员会提出了三点建议:

第一,设立空军幼年学校。空军在近代战争和国防中占有至关重要的地位,各国都相当重视空军人才的培养。德、苏、日等国均成立空军幼年学校,使学员从小养成牺牲精神,锻炼强健体格,使其担任冒险犯难之艰险任务。有鉴于此,白崇禧建议成立空军幼年学校,招收高小毕业生,受训6年,除学习普通中学的课程外,还加强基本军事常识的学习,进行跳伞、滑翔等体育活动,旨在培养表青少年“冒险犯难之精神”。这一建议当即为军委会采纳,并在四川灌县设立幼年空校,校长由陈嘉尚担任。该校相当一部分学员后来成为国民党空军的中坚分子。

第二,设立空军军士学校。德、日、俄等国的空军编制有军官与军士之分,而美国空军因为教育普及则只有队长、队员之别。白崇禧认为中国教育不如美国普及,如果以大学毕业生充任队员,则牺牲后来不及充实新的力量,因此建议成立空军军士学校。军委会接受该建议,成立了以刘炯光为校长的空军军士学校。

第三,成立空军通信兵学校。通信是空军必不可少的要素,但是国民党空军成立以来,均无通信兵科,虽有通信兵训练班,也只是训练技术人员,而非兵科,因此白崇禧建议空军应增设通信兵科。有位空军人员对白氏说:“通信兵岂可单独成立兵科?”白崇禧回答道:“陆军既可,空军有何不可?且必要时,空军通信兵亦可以武器射敌。”这条建议最终也被采纳。

因为提出上述三条建议的缘故,白崇禧获一等空军荣誉勋章。

抗战胜利前夕,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为统一整编海军,特成立海军整建委员会,白崇禧兼任主任委员,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为副主任委员。当时,陈绍宽仍想以福建系为中心,其中又以福州陈姓为中心,陈季良、陈泳训等海军重要将领均属福州陈家。海军整建就意味着打破原有的地域派系,因而对于整建委员会的成立,陈绍宽甚表消极,连成立会议都不愿出席。白崇禧乃私访陈绍宽,晓以大义,动以利害,劝其出席。白开诚布公地说:“中央为欲统一海军,增加实力,现得英美帮助,故有此举。故于此千载难逢之机会,为海军前途着想,应毅然出席,以贯彻整建海军之主张。”同时,白氏还表示,他在委员会中仅仅挂主任委员的名义,一切主张与实权,都由陈氏掌握。在白崇禧的劝说下,陈绍宽勉强出席了第一次会议,却“徐庶进曹营一言不发”。再以后开会改以陈诚为海军总司令,才顺利实施海军整建计划。

白崇禧在重庆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任上,总的来看是很不如意的。首先是用人上没有自主权,至抗战末期才安插陆荫揖任军训部总务厅长,孙贵铨任校委会办公室副主任,并安排了几个孤立无助的杂牌人物如胡若愚、杨正治、董彦平、王和华等。军训部不管部队的经理和人事大权,各级部队主管对军训部自不买账,白崇禧通过校阅委员会似乎掌握了部队主管的奖惩权,但也只能吓唬那些本来已经很可怜的杂牌部队,而蒋介石的嫡系因为可以直接通天,对于军训部满不在乎。1943年,校阅委员会改为校阅处,隶属于军训部,由何应钦的人周学海任处长,校阅处的地位下降,职权大加削减,军训部更加无事可做,军训部各兵监散处四处,精神涣散,无精打采,典型的尸位素餐。军训部常务次长刘士毅曾经发牢骚说:“戴着新桂系鬼脸壳,成天坐冷板凳。”[10]

在抗战中后期,白崇禧还遇到了两件极端不愉快的事:

一是军训部常务次长兼校阅委员会代理主任委员刘士毅与校阅委员会办公室主任蓝腾蛟套购洋纱的贪污纠纷案。这件事是在白崇禧出巡西北1个多月内发生的,大约发生在1942年冬天。因当时国民党统治区物价飞涨,法币贬值,一般公务人员生活极感困难。刘士毅、蓝腾蛟以组织校阅委员会干部家属从事纺织调剂生活的名义,利用公款公章向物资管理局套购了一批洋纱(数量不清楚)。因为国民政府在1942年11月上旬开始由军需署对棉纱实行统制,所以,刘士毅、蓝腾蛟利用公款公章向物资管理局套购洋纱是违法行为。事情被发觉后,刘、蓝二人互相推卸责任。蓝供称本案是事前经代主任委员刘士毅同意进行的,刘说是蓝擅自干的,与他无关。当时,白崇禧决定维护自己的亲信大将刘士毅,而将蓝腾蛟扣留移送军法执行总监部审理。[11]真可谓不是冤家不聚头!

抗战时期,桂系部队在鄂东、鄂北等地驻扎,因征粮征物等问题与湖北人结怨很深,军法执行总监何成濬在他的日记中多处痛骂李宗仁、白崇禧是“军阀”,桂系部队是所谓“虎狼之师”,“在鄂北、鄂东蹂躏地方太过”,“对地方之搜括残暴,过于土匪百倍”云云。[12]此番,桂系的人犯了案,落到何成濬这位军法执行总监的手中,他自然不会轻易放过,况且蓝腾蛟又是何成濬的湖北同乡,因此更加不会按照白崇禧的意愿去处理此事。何成濬蓄意与白崇禧为难,竭力支持蓝腾蛟,执意要传讯刘士毅。搞垮了刘士毅,自然就打击了白崇禧。

但何成濬要借此整垮刘士毅乃至于白崇禧,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首先,蒋介石要抗日离不开桂系的支持,所以,蒋决不会因为这件小事而过分得罪桂系;其次,何应钦等上层有力人物为刘士毅开脱说情,何成濬不能不有顾虑。

当时,刘士毅既不能离开重庆,又不愿出庭受审,但又害怕被逮捕,遂命军训部特务连在驻渝办事处及其公馆周围加强警卫,准备于必要时以武力抗拒。后来军法执行总监部见票传无效,遂改变方式,定期派法官携案到军训部驻渝办事处面讯。刘为防范法官玩弄权术,事前命军训部速记员杨爱琼密藏次长室屏风后,记录讯问与答辩原词,主任秘书朱五建亦潜伏屏风后面窃听,以备日后咨询研究对策。此时,蓝腾蛟已由军法执行总监部批准予以保释,而对刘士毅则判处徒刑两年。白崇禧着了急,立即持案亲向蒋介石为刘说情,得到蒋的批示“缓刑”二字。[13]

因此,此案最后弄成势均力敌的僵局。何成濬在日记中大发牢骚,抱怨执法不易。下面录几段,以见其一斑。

其1942年12月15日的日记写道:

午前何总长由电话询问:校阅委员会代主任委员刘士毅,办公厅主任蓝腾蛟等舞弊案办理情形,一一据实详告之。何总长意或欲为刘开脱。但刘处徒刑两年,已经减至万分无可再轻减。因到部检出法官所调查概略,及审讯要点各一份,附函述叙其理由送请查核。执法真不易,有势力者犯法,虽予以宽宥,亦不能见谅于人,一般特殊阶级狃于向来之恶劣习惯,视法律若无物,似谓国家制定法律系专用诸压迫平民者,此政治所以无清明之望也。[14]

其1943年1月17日的日记又说:

军训部校阅委员会代主任委员刘士毅,办公厅主任蓝腾蛟等,伪造文书购纱舞弊案,其内犯罪嫌疑最重者,为刘士毅之妻饶秀兰,以女人无公务员身份,犯罪应交法律办理,故未予传讯,其余诸人判决,签呈委座核示时,刘士毅虽判处徒刑两年,因有特殊关系,政府中各要人多为其奔走解救,委座扼于政治环境,亦不能不曲予宽宥。顷奉批刘士毅准缓刑两年,饶秀兰应处徒刑4年,余如拟。饶秀兰于案破后,早已避往他处,签报委座时,业言及之,无从执行。委座当然明悉,所以如此批示者,盖欲减轻刘士毅之罪,即不能不移其罪一部分于他人也。自本部成立以来,委座为犯罪者减轻,此为第一次,实具有万不得已之苦衷,所惜者法律受政治之支配,有势力即可不为法律所拘束,从此开其端矣。[15]

1943年2月10日,何成濬在日记中再次记载道:

年前军训部高级职员伪造公文购买平价纱谋利案,其主动人物为刘次长士毅之妻饶秀兰,本部以其无军人及公务员身份,依法应交法院究办,不能由军法机关受理,曾呈报委座批准在案。迨全案判结呈核,委座复批令处饶秀兰徒刑4年,以其情形复杂,难于执行,且白部长崇禧早已函告本部,云饶秀兰已往他处,不在渝市,今日特签呈委座,关于饶秀兰罪刑,恳准予免议,未审能邀允否?中国此时一切仍须受势力支配,不能专谈法律,吾人对此亦只有付之一叹耳![16]

另据著名报人徐铸成的回忆,在1943年初,白崇禧与蒋介石闹了一次别扭。他说:

大约在1943年初,忽传白崇禧到了桂林,而且说他将定居桂林,重拉山头,重新向蒋闹“独立”了。

为了探询究竟,我去访问了李(济深)将军……照例寒暄以后,我单刀直入问起白今后的动向。他含笑说:“你大概听到些谣传了。其实,健生哪有此胆量?而且,今天已飞回重庆去了。”

我忙问:“那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他说:“他和蒋闹别扭是真的。原因是蒋去参加开罗会议,健生原想一定会带他这个参谋总长去,不想却带了何敬之(应钦)。因此,他一直不痛快,这次,借故飞回了桂林。蒋回到重庆后,昨天给他来了一个电报,许了些愿,他于是就欣然回去了。”

我说:“这也可以看出这个人的骨头。”

他忽然忍不住笑地问我:“你知道过去北京有一种‘上炕老妈子’吗?”

我莫名所以地笑道:“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听到过了。”

“健生这个人,其实连一个妾侍都不如,撒了一阵娇,被主子拉拉袖子,就乖乖地‘上炕’了!”

以后的十几年,我和任潮(李济深)先生不断有所接触,却从未再听到他对人有过这样辛辣的评议。可见,那次他对白崇禧的所作所为,实在引起由衷的鄙视。[17]

1944年,白崇禧夫妇在重庆为母亲马太夫人(中)庆祝93岁生日

由于白崇禧力争,刘士毅得到蒋介石亲笔批示“缓刑”后,等于不执行。但自此以后,刘士毅的心情非常苦闷,已无颜再在重庆市内待下去,便溜到璧山县乡间牛角湾军训部内去了。不久,刘士毅在璧山军训部请两位部下吃饭。席间,刘意态消沉,对两位部下说:“我向来不会做诗,近来偶得两句:‘穷途反觉前程远,惟恐深山入不深。’这是由于这里叫做牛角湾而引起的。如今我的情况正像俗语说的‘老鼠钻牛角一样’,你们觉得对吗?”这时,有位部下安慰他说:“将来抗战胜利,我们的前途远大。次长经世之才,健公倚畀正殷,大作第一句可为预兆。”[18]

果如其言,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刘士毅的两年徒刑随军训部的结束而不了了之,而且接着于1946年5月31日袍笏登场,白崇禧当了国防部第一任部长,而刘士毅则由白崇禧提名当上国防部次长。

另一件让白崇禧烦恼的事情是他母亲墓地的纠纷案。1944年秋,日军侵入广西前,白崇禧将其母亲马氏和全部家属从桂林接到了重庆,住在璧山西温泉白公馆。1945年9月白母病逝。蒋介石对白崇禧故示好感,除派大员代表到西温泉吊唁外,并以国府主席名义致送“铭旌”(就近制送,由别人代写)。9月中旬,蒋还要白崇禧在重庆补行一个追悼会,蒋亲临主祭,献花圈,一连举行了3天,自早至晚,都有国民党中央要员到场致祭,络绎不绝,可谓盛况空前,荣哀备至。[19]可是也有不买账的,在西温泉治丧时,由于操办丧事的唐纪等人的疏忽大意,只根据伊斯兰教的习惯去勘定墓地,没有详细调查这块的主人是谁便下了葬,结果碰上一个难缠的四川人。事后有一个姓胡的四川男子向白提出抗议,声称白母的墓地是他的产权,责备白事前未征求他的同意,即行强占,声言要依法力争,绝不相让,要求白立即将他母亲的遗体迁移。白向来是刚愎自用的人,好胜心强,从来不肯让人,但这次毕竟是在别人的地盘上,也顾虑对方果真闹起事来,于自己的面子损失极大。故一开始,白氏想以名利屈服对方,彼此信件来往数十次,并托四川军政要员多次代为调处,均无效果。直至1946年国民政府还都南京,白崇禧当了国防部长,胡某仍照常来信交涉,态度强硬,不肯稍让,问题仍然纠缠不休,使白深感烦恼,怀恨不已。但为息事宁人,也只好忍耐寻求和解途径。于是将胡某历次来信影印出来,指派亲信朱五建携同全案专程前往成都商请四川大佬邓锡侯、刘文辉、严啸虎等人出面调解,白氏并允于相当时期将白母灵柩迁回广西安葬,希望胡某暂时迁就。[20]此事后来如何收场,不得而知。

注释

[1]参见孔庆泰等:《国民党政府政治制度史》,安徽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473—476页。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1),第18,137—141页。

[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2编军事(1),第18,137—141页。

[4]蓝香山:《白崇禧在军训部》,《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上册,第92,94,94页。

[5]何作柏:《白崇禧当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新桂系纪实》中册,第417,421,422,422页。

[6]蓝香山:《白崇禧在军训部》,《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上册,第92,94,94页。

[7]蓝香山:《白崇禧在军训部》,《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军事机构》上册,第92,94,94页。

[8]军令部长徐永昌在1938年11月28日的日记中写道:“健生……附及军训部人员出外不受招待云云。注意周至,甚善甚善。”看来,徐永昌是信以为真了。

[9]参见蓝香山:《白崇禧在军训部和校阅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中集,第430—431,432页。

[10]参见蓝香山:《白崇禧在军训部和校阅委员会》,《新桂系纪实》中集,第430—431,432页。

[11]何作柏:《白崇禧当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新桂系纪实》中册,第417,421,422,422页。

[12]《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下册,第402、430、第510,195,210,219页。

[13]何作柏:《白崇禧当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新桂系纪实》中册,第417,421,422,422页。

[14]《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下册,第402、430、第510,195,210,219页。

[15]《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下册,第402、430、第510,195,210,219页。

[16]《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下册,第402、430、第510,195,210,219页。

[17]徐铸成:《李济深论白崇禧》,载徐铸成《旧闻杂忆》,第9—10页。徐铸成先生晚年写的这段文字,由于年代久远,记忆模糊,文字中有许多不准确的地方。比如,开罗会议是1943年11月中下旬召开,如果白、蒋因为开罗会议闹别扭,那么其时间应该在1943年底,而不是在1943年初。而且,随蒋去开罗的是宋美龄、王宠惠、商震、林蔚、周至柔、董显光等人,并无何应钦。按常理推定,白崇禧不至于因为蒋未带他去参加开罗会议而与蒋闹别扭。笔者估计,这次闹别扭的原因很可能是刘士毅的案子。

[18]何作柏:《白崇禧当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新桂系纪实》中册,第417,421,422,422页。

[19]军令部长徐永昌在1945年9月12日的日记中写道:“早10时,去新运会公祭白太夫人。”

[20]何作柏:《白崇禧当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新桂系纪实》中集,第422—423页。

鼓吹持久战、全面战与游击战

白崇禧不仅是一位有勇有谋、指挥有方的军事家,而且是民国时期屈指可数的几位军事理论家之一,在军事理论上也很有建树。在抗战时期,他对于抗日战争的理论探讨也下了一番工夫,在抗日战争的理论研究方面也可以说颇有造诣。他在各种场合不断鼓吹持久战、运动战、游击战、全面战等战略战术,也是切合我国抗日战争的实际情况的,这些对于抗日战争取得胜利无疑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下面作一简略的介绍:

第一,持久抗战理论。

白崇禧认为:“这次对日抗战,我方军事上的最高战略是持久战。”[1]为什么要采取持久战呢?白崇禧列举了以下五点理由:

(一)是因为要针对敌人速战速决战略的关系。大家知道,日本是先天贫弱的国家,人口之少,土地之小,资源之不足,财富之困乏,一切政治经济的条件,都决定它在战略上不能持久,因此只有采取速战速决的战略。然而,我们却正与他相反,人多、地大、物博,所以,要粉碎敌人速战速决的迷梦,必须采取持久战略。

(二)是因为装备不同的关系。敌人是一个现代资本主义的国家,工业及军备上的发展已有四五十年的历史,故中国的装备远不如敌,这是大家所知道的。因此,就不能在短期内和敌人决战,而不得不用持久的战略,使敌人在长期消耗之下,直到精疲力竭的时候,再作总的反攻,这是采取持久战略的第二个理由。

(三)是经济上的关系。中国是农业国家,人民80%以上是农,经济基础是建筑在农业上的,而敌人是工业国家,经济的基础是建筑在工商业上的。农业国的人民生活,所受战争影响较少,而工业国则不然,不但因为战争而减少其工业出品,且因战争而减少其对外贸易,尤其是对中国的贸易,损失更大,故敌人的经济,不能持久,这是采取持久战的第三个理由。

(四)是人口与国土的关系。中国的人口是4亿5000万,而敌国本部不过7000万人。在第一期抗战中,中国死伤约100万,敌人死伤至少在50万以上,如以2∶1计算,中国死伤1000万,敌须伤亡500万;在中国死伤1000万不甚要紧,敌人最大限度,全国只能动员300万壮丁,故如这样下去,他便无法支持了。所以在人口上说,彼此对等消耗,就是愈持久愈于我有利。再就国土来说,中国有广大的土地,敌人欲得一城一地,必须消耗相当兵力才能达到目的;占领以后,又须牵制相当兵力,才能保持;因此,占地愈广,则兵力愈分散,可集中作战的兵力亦愈为减少;而我方所失之城市也不过是沦陷区的若干“点”、“线”而已,点、线以外的广大面积,敌人绝无此庞大的兵力完全占领。因此,我们只要持久战下去,终有转移攻势的时候,这是采取持久战略的第四个理由。

(五)是外交上的关系。敌国对中国发动侵略战争,必然的惹起国际间的许多矛盾,而战事愈延长,这种矛盾的冲突,必愈白热化;国际形势亦于我更为有利,这是采取持久战的第五个理由。[2]

白崇禧认为:“18个月以来的抗战已完全证实这一战略是绝对正确的。”[3]

白崇禧认为,坚持持久抗战必须“要具有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以‘独立自主’、‘独力作战’的精神做基础,不以国际变幻为依归。因为我们此次的抗战是民族革命的战争,其性质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同,革命战争固然难免需要外援,但却不是没有外援就不革命”[4]

那么,怎样才能持久抗战下去呢?白崇禧认为:

(一)首先在精神上要抱定最大牺牲的决心与持久抗战到底的精神,这是最主要的先决条件。具备了这个条件,然后才能够克服一切的困难,排除一切的障碍。因为精神战胜物资,这是古今中外的兵学家所一致承认的,缺乏了这个精神的条件,纵使有很好的物资条件,也是枉然。

(二)在物资上,我们承认在敌人军事的封锁之下,尤其西南国际交通路线截断之后,抗战物资的来源,不免要减少多少,但并不是完全陷于没有办法的绝境,而是只要我们肯做、敢做、努力做,还是有可能支持下去的。

(三)在政治上,我们必须加强团结,严防敌人的分化,集中全民族的力量与意志,完全用在神圣的抗战上面,然后才能够长久支持。

(四)在军事上,我们的战术思想上必须彻底的改变,战术必须要与持久抗战的最高战略配合,要“积小胜为大胜”,就是以游击战、运动战为主,非不得已不与敌人作大规模的阵地战;其次是要“以空间换时间”,在非有利的态势下,不轻易与敌人作点、线之争夺。只有这样,才能达到持久战略的要求。[5]

第二,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理论。

白崇禧认为,现代战争是一种全体性的全民战争。战争的胜败,不仅决定于军队的作战与武器的对比,而最主要的决定于整个国力的竞赛。因此,对日抗战,不仅以军事抗战,而且要以政治抗战,不仅军队动员,而且要民众动员。他说,试看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彼之对我,亦不仅以军事力量为侵略的工具,还是运用政治、经济、文化等力量作双管齐下的进攻。敌人每到一个地方,必在政治上树立伪组织,扶植汉奸政权;经济上开发我们的富源,推销日货,发行军用券,使用伪钞,破坏我金融;文化上戴起和平的假面具,提倡奴化教育、大亚细亚主义,摧毁我文化机关,捕杀我知识分子,钳制舆论等。因此,我们对付敌人,亦必须以军事、政治诸力量配合起来,灵活的运用,彻底实行全面战争。[6]

白崇禧认为:“全面战争的内容是要包含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部门的。它在空间上,不分东西南北前后左右,都是全面战术的战场,全面战术的攻守,不在于一点一线的争持,而在是否能够控制全部战场的面积。这个道理是非常容易明白的。因为用我们劣势的装备与敌人优势的装备去战斗,我们只有几年的准备,与敌人几十年的准备来竞赛,胜败的结果,任何人都可预料的。所以,我们在战略上,要采取持久战的策略,但是我们怎么样能够持久呢?这一点是我们用老方法来作战,当然是不能达到持久的目的的,因此,对于我们过去所运用的战术,就有加以改进的必要,这也就是说,全面战术在主观和客观的条件下,都必然的要成为我们所采用的战术。”[7]

白崇禧指出,所谓全面战术,顾名思义,就是为适应全面战争的一种革命战术,其学理与军事学校里所讲的正规战术迥然不同,因为在正规战术里,以根据敌我同等的装备、物资、兵种来做根据的;全面战术的连用,则以不规律的游击战、运动战配合必要的阵地战交互为用,造成最有弹性的持久性的战法,其动向作曲线或螺旋式的,有时东而击西,有时转进敌人侧面或后背,前进后退,俱无一定之规律,而以神出鬼没的姿态,出现于敌人之四周。本来战术是随着兵器的进步而演变的,如由横队战术变为纵队战术,散开战术变为疏开战术,平面战术为立体战术。中国军队装备不如敌人,自应采用“穷则变,变则通”的原则,把正规的战术,变为全体性的全面战术。[8]

白崇禧指出,要贯彻全面战术,必须改正已有的战术思想。为此,心理的改变最重要。他说:“总理认为非把心理建设做好之后,不能有社会建设和物资建设的成功,就是这个道理。军事上更加重要,战术思想不确定,实施不但没有成效,恐怕还要引起一种一直浮动的坏心理,这也就是总理所说的‘有了信仰,才能发生力量’的道理。”白崇禧列举了辛亥革命、北伐战争的成功等例子来说明精神因素和信仰的重要性,他的结论是:只有具有革命精神的军队,才能够运用革命战术,如果只有正规战思想的人,是不能运用革命战术的。[9]

第三,游击战与运动战理论。

在介绍白崇禧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理论之前,这里还有一段特殊的国共合作的佳话,值得介绍一下。抗战初期,受中共派遣秘密打入桂系的谢和赓以机要秘书的名义在白崇禧身边工作,1937年10月,谢和赓执行中共交给他的任务,即“秘密地不露形迹地进行有利于发动全国人民抗日的宣传鼓动工作和抗日文化运动”,写下了标题为《全体性全民总动员纲领之一——全国游击战争之方案》的“万言书”(约12000字),其内容实际上是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具体实施办法。据说,白崇禧对这个万言书的内容十分欣赏,将其内容概括为“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的战略名句,白氏还指示谢和赓以“大本营白副参谋总长办公室”的名义打印300份,分寄各省主席、保安处长、各战区高级将领等参考。随后,这个“万言书”以白崇禧的名义交参谋总长何应钦转呈最高统帅蒋介石核阅。蒋介石对此也表示欣赏,并采纳了该方案提出的在湖南衡山设立游击战讲习所的建议。[10]

1938年11月9日,太原失守,第二战区有少数部队渡过黄河进入河南。白崇禧当即在武汉召开的统帅部检讨二战区军事会议上提议:“第二战区全体官兵不得因太原失守而退过黄河或其他地区,否则以军法从事。”白崇禧还建议:“对日抗战,我以劣势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应多采用‘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时间’。”[11]提议被蒋介石采纳。蒋电令阎锡山,第二战区“须分向晋东晋西北山地转移,以山地为根据,长期抗战”。[12]

根据《冯玉祥日记》记载,1937年11月13日,冯玉祥派人给李宗仁、白崇禧送去了100册《游击战术基本原则》。

1938年1月8日,白崇禧在军委会会议上再次提议:在战略上,国民党军队应采取消耗持久战;在战术上,应采游击战与正规战配合,加强敌后游击战,扩大面的占领,争取沦陷区民众,扰袭敌人,使敌局促于点线之占领。同时,打击伪组织,由军事战发展为政治战、经济战,再逐渐变为全面战、总体战,以收“积小胜为大胜,以空间换取时间”之效。蒋介石随即通令各战区加强游击战。[13]这是国民党第一次把敌后游击战作为抗日战略提出来。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在南岳衡山召开的军事会议上,制定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等文件,提出第二期抗战政治重于军事,游击战重于正规战,变敌后方为前方,用1/3的力量于敌后的战略方针;同时,正面战场发动有限的攻势反击,以策应敌后之游击部队,加强敌后方之控制与扰袭。

为了培养游击战干部,军委会决定在衡山开办国共合作的游击干部训练班,并打电报给中共中央,要求派干部到游击干部训练班任教官。中共中央开会研究,认为参加举办这个训练班,对于团结抗战,具有重大的政治意义。毛泽东说:“去吧!讲我们的一篇道理。”中共中央随即确定由叶剑英负责,带几个人去。[14]稍后,游击干部训练班改为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由蒋介石兼主任,白崇禧、陈诚兼副主任,汤恩伯任教育长,叶剑英任副教育长。参加军事委员会军训部游击干部训练班的中共人员包括教官、工作人员、武装警卫班共30多人,对外称中国共产党代表团。[15]

1939年2月24日,在训练班开学典礼上,白崇禧作了题为《关于游击战的问题》的讲话,第一次系统地阐述了他对游击战争的理解和思考。

白崇禧首先回答了为何要开展敌后游击战问题。他指出:我们之所以要开展游击战,其理由除了这次战争的性质是革命战争而必然的采用这种革命战术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我们只有用游击战为主配合必要的阵地战为辅,以适应持久战略,才是战胜强敌的正确方针。并强调:今后开展广大的游击战,配合机动的运动战与必要的阵地战,相互为用.这是转败为胜,转守为攻的转机。

关于游击战的战术问题,他指出:游击战不能离开民众,游击战的基础是建筑在广大民众身上的,其活动也就是以民众为主。游击战没有民众的支持,也就绝无存在与发展的希望。游击战不能离开政治,开展广大的游击战,首先要有普遍的政治意识,使每个人都知道游击战的神圣任务,是为了争取民族生存而抗战的,同时要巩固基层政治组织,加强战地政权机构,进而摧毁日伪的汉奸政权。游击战不能离开组织与训练,任何没有组织训练的民众运动,都不能发挥出它的力量,游击战也不例外。

关于游击战的战法问题,白崇禧把它分为3种:一是“袭击”,袭击战可以采用奇袭、急袭、掩袭3种手段,利用有利的天候、地形、时机,给日军以“突如其来”的打击,使敌仓皇错乱而陷于溃败;二是“埋伏”,日军在中国国内作战,对地形肯定不如中国军民熟悉,埋伏很容易实施。在预定作战地附近潜伏,策应正规军出击,或扰乱日军后方治安,或腰击日军于中途,或截击日军的后尾,使日军顾此失彼,慌乱无章而失败;三是“扰乱”,扰乱的时机是在游击队兵力很弱时或是日军防御严密使我无机可乘时,或是驻防某地训练或集结某地待机时。此时.游击队应采取神出鬼没的手段。将兵力分散到各方面。在夜间去威胁、扰乱、破坏日军的后方交通线,使日军精神上疲惫不堪,在与中国正规军作战时,失去战斗力。

关于游击战战略与战术运用的关系问题,白崇禧强调要学习八路军的战法:在战略上要以少胜多;而在战术上要以多胜少;在战略上虽是持久战、内线战及被动的作战,但在战术上要运用歼灭战、外线战及主动的作战,才能完成任务并达到目的。[16]

白崇禧在军训部长任上主持搜集资料,由军训部军学编译处编写成《游击战纲要》一书,于1939年冬问世。该书分发到各战区和各军校,成为研习游击战的教科书和实施游击战的依据。军训部为颁发《游击战纲要》一书还发了一个段训令,说明编写该书的宗旨:

查游击战为长期抗战、消耗敌人兵力,争取主动地位,富有弹性之战法。年来,各战区因地实施,颇收成效。山西方面,尤为卓著。兹根据作战最高指导方针,适应现阶段之需要,应在敌侧后发动较前规模更大更坚强有力的游击战,庶可使敌深陷泥淖,穷于应付,而予致命之打击。惟“国军”各部对此尚欠普遍与深刻之研究,且若无正确完备之教材可资参考,本部缘搜集有关游击战之资料及各区实践经验与心得,加以整理,编成《游击战纲要》一书,随令颁发,各部队学校一律研究,俾利实用,而歼敌寇为要。[17]

《游击战纲要》一书共14篇,对有关游击战的纲领、组织、根据地、政治工作、战斗、命令、通报、报告、侦察、警戒、宿营、通讯联络、破坏、补充、给养、卫生、阵中日记等十几个大的问题作了详细的阐述。白崇禧关于游击战的基本思想和理论也贯穿于此书中。

根据学者的研究,到1938年底,国民党留置敌后的兵力达到六七十万人,远远超过了此时中共在敌后的武装力量。但国民党军队对于游击战并不习惯,很少有成功的例子,到1943年以后,河北、山东、察哈尔等敌后各省,几乎已没有国民党主力部队了。抗战时期,国民党推行游击战总体上是失败的。[18]

国民党游击战失败的原因很多,但最基本的一点,国民党是一个士大夫的党,他的中上层高高在上,与广大下层劳动人民是格格不入的,国民党军队开赴敌后开展游击战,不可能与敌后老百姓打成一片,形成鱼水关系,也就不可能得到老百姓的支持和拥护,这是国民党敌后游击战失败的根本原因。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有可能立足于敌后,这是历史已经证明了的。白崇禧鼓吹和宣传游击战,其初衷是好的,其效果未必见得好,这是由国民党政权和军队的阶级本性使然。

注释

[1]白崇禧:《抗战以来党政军之总检讨》(1938年12月27日在广西各界民众大会讲),《白崇禧先生言论集》,第7,7—8,8,4—5,9页。

[2]白崇禧:《抗战以来党政军之总检讨》(1938年12月27日在广西各界民众大会讲),《白崇禧先生言论集》,第7,7—8,8,4—5,9页。

[3]白崇禧:《抗战以来党政军之总检讨》(1938年12月27日在广西各界民众大会讲),《白崇禧先生言论集》,第7,7—8,8,4—5,9页。

[4]白崇禧:《自力更生与持久抗战》(1940年8月23日在重庆对陆大员生讲),《白崇禧先生言论集》,第291—292,296—300页。

[5]白崇禧:《自力更生与持久抗战》(1940年8月23日在重庆对陆大员生讲),《白崇禧先生言论集》,第291—292,296—300页。

[6]白崇禧:《抗战以来党政军之总检讨》(1938年12月27日在广西各界民众大会讲),《白崇禧先生言论集》,第7,7—8,8,4—5,9页。

[7]白崇禧:《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1939年2月20日在成都中央军校讲),《白崇禧先生言论集》,第30—31,30—36页。

[8]白崇禧:《抗战以来党政军之总检讨》(1938年12月27日在广西各界民众大会讲),《白崇禧先生言论集》,第7,7—8,8,4—5,9页。

[9]白崇禧:《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1939年2月20日在成都中央军校讲),《白崇禧先生言论集》,第30—31,30—36页。

[10]参见姚蓝、邓群:《白崇禧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86—88页。

[11]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162,303—304,301—302页。

[12]转引自周勋初主编:《永志毋谖——纪念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文集》,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52页。

[13]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162,303—304,301—302页。

[14]李鹿辉:《抗日战争时期的叶剑英》,《中共党史资料》第2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27页。

[15]李鹿辉:《抗日战争时期的叶剑英》,《中共党史资料》第23辑,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7年版,第126,127页。

[16]转引自张志辉:《白崇禧与抗日游击战》,《军事历史》1995年第4期。

[17]苏志荣等编:《白崇禧回忆录》,第162,303—304,301—302页。

[18]参见杨奎松:《抗战期间国共两党的敌后游击战》,《抗日战争研究》2006年第2期。

《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

抗战八年,白崇禧以副参谋总长先后兼任军训部长,总结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教训,搜集有关军事教育的材料,同时参照国民党军队的实际情况,并归纳他本人在抗战中视察校阅学校、部队所得的经验,写成《现代陆军军事教育之趋势》一书,在抗战胜利之初出版。

白崇禧认为,生产工具决定战斗工具,生产技术决定战斗技术。随着军事技术与一般科学之进展,战术科学亦在不断改变中,许多新兵器、新品种之不断加入军中,使原有之兵器、兵种或为之废弛,或为之减色。自第一次世界大战至本次世界大战,因技术之进步,而发生战术之变革,诚罄竹难书。例如:电学与光学之进步,蒸汽机与内燃机之使用,核子弹与火箭之发明,使时间与空间缩短几千几百万倍;兵器之威力与射程,使骑兵之效率为之减少,甚至归于无用。筑城技术与火力之配合,使轻装之步兵难于奏效;战车使小口径之火器失效,空军重量炸弹、原子弹与降落伞部队,使要塞为之减色。在战术方面,拿破仑将以前之横队战术改变为纵队战术,后因机枪与自动武器之发明,又进而演变为疏开队形。再者,两次世界大战,由平面战术演变为立体战术,由立体战术演变为闪电战术,将来则可能演变为按钮战术。时代既为科学时代,战争自为科学战争,故军队几乎全部科学化、技术化。法国军事天才拿破仑曾经说:“战术十年一变。”白崇禧认为,由于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军事的进步也加速了,可以说是日新月异,推陈出新。

白崇禧虽然承认武器对于战争胜负所起的巨大作用,但他不赞成唯武器论的观点。他说,在此科学化、技术化时代,一般人对于军事演进看法,发生了误解。唯武器论者,以为武器可解决一切,因而专侧重武器之发明,过分重视武器之效果。白崇禧认为这是不对的。他说,无论武器如何进步,而其操作使用,仍需有人,人必须训练,始能善用武器,始能发挥武器之威力;若无精确严密之训练,则最好之武器,亦等于无用。他固不能抹杀新技术之价值,但他实不敢苟同一切唯武器论者。战争之关键,不全在武器,而仍在人之因素。人必须加以严格之训练,始可使用现代装备,发挥威力;若训练不精,装备等于零,讲战术亦有如纸上谈兵。

白崇禧指出,军事问题很复杂,但其解决则甚简单。军人贵乎有判断能力,应能将复杂情况敏捷判断,抓住问题核心,全力以赴,以击中敌人要害。

白崇禧认为,今日之战争,乃是全面战、总体战,因此军事必须与政治、经济、文化配合,才能获得胜利。同样,教育教育也必须政治、经济、文化方面的先决条件;若政治、经济、文化各先天条件不具备,或备而不实,则军事教育的前途黯淡。中国政治、经济、文化各种条件虽然还很差,但我们应当以人力弥补其不足,这是我们不厌其烦谈论军事教育之本意。我们应当研究各国军事教育之趋势,虚心求进,加倍努力,以补偿我国先天之缺陷。

白崇禧指出,所谓“军事教育”,是养成提高指挥战斗与遂行战斗诸种能力所实施之一种教育。质言之,军事教育之目的在求战场上之胜利。考察列强现代教育之趋势,首应注视现代战场之需要,尤其战场所呈现之一般状况,故军事教育之着眼,在适应战场之状况,战场状况之能否适应,即可反映出军事教育之优劣与否适当。至于战争之失败,则为军事教育之直接结果。当战争中,要求胜利之敌我双方,于战术、技术、装备、编制各方面,无不推陈出新,以求自己一切设施均较对方更加适应战场状况,此种适应过程,即军事教育发生作用之时机。由于战场状况瞬息万变,故教育之趋势亦随战场之需要而异。白崇禧认为,现代军事教育的重点应当是:(1)现代战争虽趋向机械化,但人仍占重要成分,仍须训练人以为使用。飞机、战车固增加各部队与兵士之战斗力,唯战斗之结局仍有赖基本武器之完成,故于步兵之教育、体格之锻炼、精神之陶冶、基本武器之使用等,仍应特别重视。(2)战争机械化,运动速度增加,战场变化快,使指挥官之判断与决心不得不力求迅速,战时之行动,不得不力求敏捷。运动速度增加,战场变化快,使上级对下级之指挥,不能完全掌握,而有待于下级之独断专行,故每一官兵应培养此种能力,以适应瞬息万变之状况。职斯之故,每一官兵对于各种军事演习与战术研究,不能不特加注意,此为战斗教育之范围。(3)由于兵器种类复杂,兵种数量增多,各种兵器与各种性能皆很专门,而于达成任务则同等重要,故协同教育为绝对必要的条件。(4)现代战争,离不开空军,无空防即无国防,无空军掩护,则陆海军之作战异常艰苦。20世纪为空权时代,空军性能之增强,使部队之运动、战斗多利用夜间或特种天候、地形行之。现代战争,战场遍及全球,任何部队均有被派至各种天候地形作战之可能,故夜间教育及特种教育之训练,至为重要。

白崇禧认为,军事“基本教育”的主要科目包括体格之锻炼、精神与军纪、基本武器之使用、武器之爱护与保管、常识之讲授等五个,这是应付战争需要之最低限度要求,在教育上必先打好基础,然后于战场上才可运用自如,才可以争取胜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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