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要具有坚决抗战到底的决心，以“独立自主”、“独力作战”的精神做基础，不以国际变幻为依附。因为我们此次的抗战是民族革命的战争，其性质和帝国主义的战争不同，革命战争固然难免需要外援，但却不是没有外援就不革命。

——白崇禧

在抗战初期，且不管白崇禧出于什么动机，他是国民党里面主张继续打下去的一个。他不但需要在大别山这个地方，团结一切抗日的力量来支撑危局。我听说在桂林，有一段时间，他也容许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开展抗日救亡活动。

——张义纯

寄语南中诸葛亮，七擒孟获此其时。闻说胡来试宝刀，健儿争欲拂征袍。将军夜渡昆仑后，会见生擒侬智高。申江一战扫胡群，破虏威名旧策勋。今日南疆凭锁钥，伫麾铁骑靖妖氛。劳师远袭血斑斑，百战应无匹马还。木屐小儿齐坠泪，镇南关即鬼门关。

——曾　琦

“战神到了南京”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日寇打响了全面侵华的第一枪，中国军队奋起抵抗，历时8年之久的中华民族抗日战争正式爆发。

7月8日，中国共产党为日寇进攻卢沟桥发表通电，郑重指出：“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我们要求立刻给进攻的日军以坚决的反攻，并立刻准备应付新的大事变。全国上下应该立刻放弃任何与日寇和平苟安的希望与估计。”通电号召“全中国同胞、政府与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掠”，“驱逐日寇出中国”。^[1]

针对日寇灭亡中国企图，自1931年“九一八”事变以来一直推行不抵抗政策的南京国民政府及其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也不得不迅速作出反应。7月8日，蒋介石电令驻北平的冀察绥靖公署主任宋哲元：“宛平（县）城应固守勿退，并须全体动员，以备事态扩大。”^[2]

7月9日，蒋介石指示军事委员会办公厅主任徐永昌、参谋总长程潜、训练总监唐生智、军政部长何应钦：“倭寇挑衅，无论其用意如何，我军应准备全部动员。各地皆令戒备，并准备宣战手续。”^[3]蒋介石并电令正在重庆主持川康整军会议的何应钦即刻飞回南京，主持筹划全面抗敌事宜。

7月10日，何应钦回到南京，从11日起在官邸召集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各主管部会逐日举行会报。蒋介石开始大规模调兵遣将，显示出了准备抵抗日寇侵略的决心。

为了“团结各方共赴国难”，蒋介石、汪精卫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邀请各党派和各方面知名人士前往庐山出席谈话会，听取他们对抗日救国的意见。

7月14日，宋子文受蒋介石委托从江西庐山致电白崇禧：“‘卢沟桥事变’后，华北情势严重，抗战不可避免，蒋先生问兄能否来庐山或南京相晤？”^[4]

据说，在收到宋子文的邀请电报后，桂系上层曾开会专门进行了讨论，与会者各抒己见，但总的看法是认为蒋介石不可信，白崇禧此去凶多吉少。因此，他们不主张白崇禧轻易离开广西老巢。^[5]会后，白崇禧复电宋子文：“果全面抗战有期，即来京效命驰驱。”^[6]白崇禧实际上是在借词拖延，不肯立即应召。

7月25日，蒋介石决定派刘斐专程前往桂林邀请白崇禧入京。蒋介石为此专门召见了刘斐，对他说；现在要抗战了。请你前往广西敦促李宗仁、白崇禧履行出兵抗日的诺言，并邀请白崇禧先行入京面商抗战大计。刘斐蛮有把握地回答：“一定办到！一定办到！”蒋介石随即将一封致李、白的亲笔信，托付刘斐转交。^[7]

刘斐接受蒋介石委托的任务后，考虑到单凭他个人在白崇禧面前未必能发挥决定性的作用，有意争取白崇禧的亲信干部一道出面劝说，以增强说服力。27日，刘斐从南京首先来到九江，然后上庐山见庐山训练团教育长陈诚，陈诚告诉刘斐，桂系上层干部黄旭初、夏威在庐山训练团接受训练。刘斐随后找到黄旭初、夏威，对他们说：“直到现在，蒋对抗战尚未下定决心，如果白健公早日入京，可能起一种推动作用。”^[8]黄旭初、夏威在刘斐的要求下，联名写了一封致白崇禧的信由刘斐带往桂林转交，信中说：“陈辞修教育长寄语，促健公入京。果能早日命驾，则将有助于抗战大计的制定。”^[9]

谢和赓

与此同时，在白崇禧身边从事统战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谢和赓也千方百计利用他的关系网做白崇禧的工作，极力劝说他早日前往南京。谢和赓还郑重其事给白崇禧写了一封长信，申述白崇禧应该及时入京的理由，信中写道：“依我之见，日寇灭华之心已定，而我等报国之举不可迟缓，延误则国之灾难，民之灾难。奋起抗战，乃全中国爱国爱民之各党各派之要求，人民之愿望，此潮流不可逆转。况今日之形势已大不同于去年之双十二，量他蒋委员长也不至于再违背民意，继续他的不抵抗政策，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且就近期蒋的表明，他已有了改变，开始与各派政治力量包括中共人士接触了，17日的庐山谈话会与周恩来等的会晤即是一例。在此，吾愿向白副总长（引者按：白氏当时的职务应是第五路军副司令）再次表示吾之一贯主张：‘只有实现全面抗战，桂系才能打出广西，伸入蒋统区，扩展势力，提高李、白的威望，成为民族拥护的英雄，进而与蒋问鼎中原。’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望将军三思而速断。”^[10]

本来，谢和赓整天都在白崇禧身边，随时可以通过口头方式向白氏进言，但谢和赓选择以正式信函的形式表达自己的意见，这样显得更加正式，能够更加全面系统表达自己的思想，也更加具有说服力。这封信深深打动了白崇禧。

刘斐随后赶到桂林会见李宗仁、白崇禧，转交蒋介石的亲笔信，并面陈一切。8月2日，蒋介石又亲自致电白崇禧促驾。接到蒋介石的电报，白崇禧还是犹豫不决，与李宗仁等桂系上层商议，看到底该去还是不该去。反对者仍然大有人在，他们唯恐白崇禧此去发生不测。白崇禧又回家征求妻子马佩璋的意见。这一次马佩璋表现得沉着冷静。她对白崇禧说：“还是你自己决定吧！”

据李宗仁回忆，在此前后，“四川王”刘湘、“云南王”龙云得到李宗仁、白崇禧准备入南京的消息，相继给李、白发来劝阻的电报，电报大意说：传闻中央预备对日抗战，不过是否出于诚意，尚在未知之数，兄等殊未可轻易入京，万一抗日不成，反而失去自由，则国家将因此愈益多事，务盼兄等深思熟虑，云云。^[11]据李宗仁说，当时刘湘、龙云二人对国是意见颇尊重李、白的主张，故对李、白北上特别表示关切。他们认为蒋介石的为人，最尚权诈，万一借抗日之名，将李、白二人骗往中央，加以羁縻，则广西省政必为蒋系所控制。唇亡齿寒，川、滇两省也将岌岌可危了。所以他们来电劝阻。李宗仁得电后，当即复电刘、龙二人，电报大意说：“我们的判断与他二人大有出入。因日本侵略者现正着着逼我，不只是蚕食而已，而是实行其一举征服中国的政策。相信中枢已无忍让的余地。今日的局势只有两条路可循，不是抗战图存，便是投降亡国。中央和蒋先生纵有意拖延，日本侵略者也未必容许，此其一。如中央此次仍无心抗战，而欲采取投降一途，则不特全国军民不能同意，恐怕蒋先生的嫡系部队也将自动实行抗战，此其二。根据以上两点判断，我认为中央和蒋先生除抗战外，实无他路可走。今蒋先生既有发动抗战的决心，广西自当响应号召，实行全省动员，参加抗日。希望刘、龙二公也秉‘先国难而后私仇’的大义，动员全省人力物力，拥护中央，参加抗战，切勿迟疑不决，致贻蒋先生以吾人不愿共赴国难的口实，而向侵略者低头。”^[12]

经过再三考虑，白崇禧终于决定首先应召入京。李宗仁本人则暂留桂林，主持动员计划。8月3日，白复电蒋介石，答应愿立即赴南京以供驱策。8月4日，蒋介石派一架水陆两用飞机到桂林迎接。4日下午，这架由德籍飞行员驾驶的飞机载着白崇禧及随行的潘宜之、黄季陆、刘斐、谢和赓等人由桂林直飞南京。^[13]

还有人回忆，李宗仁对于白崇禧率先飞往南京是不满的，因为李宗仁还想在军饷及军事装备上敲蒋介石一笔竹杠，在个人政治地位上也想再与蒋介石讨价还价。白崇禧率先飞去南京后，李宗仁曾埋怨道：“难道我李某人没认识蒋介石？你（指白）和蒋要好，比我李某人和蒋，恐怕不见得好多少！”^[14]这样的说法没有其他材料可以佐证，录此存疑。

水陆两用机在空中飞行了两个小时，当日下午3时抵达南京下关的水上机场。前来接机的有何应钦、程潜、张群、朱绍良、张治中、谷正伦等党政军要员。当晚，蒋介石在黄埔路官邸设宴，为白崇禧接风。蒋、白二人把手言欢，至少在表面上结束了近10年的公开对抗。

白崇禧入京引起日本侵略者的关注。日本报纸宣称：“战神到了南京。中日战争终不可避免！”^[15]

白崇禧入京任职，对于蒋介石坚定抗日决心无疑起了促进作用。董显光评论说：“对日战争发生后，李宗仁受命统率南京以北的军队。白崇禧被任为（副）参谋总长，他们在战时对于国家都有很大贡献。”^[16]

白崇禧带了头，其他各省的“诸侯”也就相继放心而来：8月7日，“四川王”刘湘自成都抵达南京；8月9日，“云南王”龙云自昆明抵达南京。在此前后抵达南京的还有中国共产党的著名领导人周恩来、朱德、林伯渠、叶剑英等。

8月8日，蒋介石在南京郊区召集从外地来京的白崇禧、阎锡山、何成濬、刘湘、余汉谋、顾祝同、何键等“诸侯王”举行党政联席会议，对抗战御侮方针进行讨论。蒋氏在当天的日记中写道：“全国将领集首都，共赴国难，乃胜利之基也。”^[17]

白崇禧到南京后，蒋介石安排他住在紫金山中山陵附近的张学良公馆。据说，张学良将军盖好这座房子后，因为发动“西安事变”亲自送蒋介石回南京，结果被蒋软禁从此失去自由，这座房子他一天也没有来住过，现在成了白崇禧的临时公馆。公馆虽然不算大，可是房间内全部铺上了厚厚的羊毛地毯，这是那些随白崇禧来南京的“广西土包子”见所未见的豪华物品，干脆就睡在羊毛地毯上，连床铺也不用了。^[18]

8月11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撤销国防会议及国防委员会，成立国防最高会议，作为全国国防最高决策机关，对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负责。国防最高会议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为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委员会主席汪精卫为副主席。8月12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第70次会议推举蒋介石为陆海空军大元帅。8月16日，国民政府授予蒋介石陆海空三军大元帅名义。

会后，白崇禧等协助蒋介石成立大本营。这段时间，白崇禧十分忙碌。当时跟随在白崇禧身边的桂系高干韦永成回忆说：“我见白（崇禧）是在深夜，他很忙：第一是军事上的会议，协助委座筹组大本营；第二是多年未来京，中央的要员都是老朋友，难免要拜候、接见，好像时间不够用似的。所以，我等到深夜才见到他。他说：你赶快回广西，抗日战争爆发，广西的军队就要出发，省内一定很忙，部队扩充，政治部也要扩充。你回去就知道，许多事情在等着你。”^[19]

8月20日，蒋介石以大元帅名义发布《“国军”作战计划》和《“国军”战争指导方案》。《“国军”作战计划》规定：“大本营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之付托，统率陆海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领土之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国军’部队之运用，以达成‘持久战’为作战指导之基本主旨，各战区应本此主旨，酌定攻守计划，以完成其任务。”^[20]《战争指导方案》规定：“本大元帅受全体国民与全党同志之付托，统率海陆空军及指导全民，为求我中华民族之永久生存，及国家主权之领土完整，对于侵犯我主权领土，与企图毁灭我民族生存之敌国倭寇，决以武力解决之。”“大本营设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各一员。参谋总长指挥大本营各部，辅助大元帅策划全局；副参谋总长襄助参谋总长指挥幕僚，达成全任务。”“大本营对于作战指导，以达成‘持久战’为基本主旨，因此将军令、政略、财政、经济、宣传、训练，划为6部，分担任务，各应本主旨，适切运用，紧密连系，俾获最后之胜利，为共同一致最高之原则。”^[21]这个《战争指导方案》还宣布李宗仁为第一预备军司令长官，白崇禧为副司令长官。^[22]

在名义上，担任参谋总长的是程潜，但程潜不久出任第一战区司令长官，参谋总长的职权实际上是由副参谋总长白崇禧来行使的。为了便于白崇禧行使其幕僚长的权力，蒋介石有意在人事安排上为他提供便利。例如，蒋介石调白崇禧的老搭档黄绍竑为大本营第一部（即军令部）部长，白崇禧的老部下刘斐为第一部作战组组长（有人说刘斐是中将衔组长，但此时他的军衔还只是少将），主管军令工作。据程思远回忆，在南京时白崇禧拥有汽车12辆，宋子文就送了他两辆，其中一辆是防弹的装甲车，这从一个方面证明了各方面对“小诸葛”期望甚殷，他声势煊赫，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数月后，黄绍竑外调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总指挥，出身晋军的徐永昌担任军事委员会军令部部长，主管作战，白崇禧的实际权力大为削弱。当时担任副参谋总长办公室秘书的何作柏会议说：“本来副参谋总长的职权是襄助参谋总长处理军事委员会全部业务的，但白的情况并不如此。原因是蒋、桂之间多年的对立，虽因抗战而合作，美其名为‘共赴国难’，实则仍是貌合神离，互相猜忌。白当副参谋总长，只不过是供蒋的临时咨询，提供一些意见罢了。对军事委员会的业务，则完全不过问，也不可能过问。在此期间，白主要的工作，实际上还是协助李宗仁第五战区的军事。如徐州会战时，白经常到第五战区视察，与李商量部署，帮助指挥作战。副参谋总长办公室的编制极简单，只有两个秘书和几个随从副官的名额，连跟随白身边十来个人员都不够安插，有些译电员、副官、司机人员还是占用广西绥靖公署的名额，调去服务的。”^[23]

白崇禧出任副参谋总长后，参与了各阶段国民党军对日作战计划的制订，并参与指导、指挥了若干重大战役。

注释

[1]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74—275页。

[2]《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第2编第2册，第32页。

[3]转引自张宪文、方庆秋主编：《蒋介石全传》上册，河南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431页。

[4]程思远：《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入京前后》，《学术论坛》1987年第6期。

[5]周献明：《白崇禧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传记文学》第62卷第3期，第33，33—34，34页。

[6]程思远：《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入京前后》，《学术论坛》1987年第6期。

[7]参见王序平、刘沉刚：《刘斐将军传略》，湖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65页。

[8]程思远：《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入京前后》，《学术论坛》1987年第6期。

[9]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190—191页。

[10]周献明：《白崇禧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传记文学》第62卷第3期，第33，33—34，34页。

[11]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16—517，517，546，539，549，568页。

[12]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16—517，517，546，539，549，568页。

[13]根据李宗仁的回忆，白崇禧去南京是乘广西省政府所购的法国制六座小飞机。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17页。

[14]虞世熙：《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7辑。

[15]周献明：《白崇禧身边的中共地下党员》，《传记文学》第62卷第3期，第33，33—34，34页。

[16]董显光：《蒋总统传》。

[17]转引自台北版《阎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3018页。

[18]韦永成：《程思远、马君武、王公度》，台北《传记文学》第32卷第1期，第113页。

[19]韦永成：《程思远、马君武、王公度》，台北《传记文学》第32卷第1期，第113页。

[2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23]何作柏：《白崇禧当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长》，《新桂系纪实》中集，第415页。

赞襄淞沪会战方略及指导作战

1937年8年13日，淞沪会战打响。中国大本营命令张治中指挥第8集团军和张发奎指挥的第9集团军协同进攻上海的日军，两个集团军以苏州河之南站之线为界，以北由第9集团军担任，以南由第8集团军担任。14日，国民党中央军最精锐的第87、第88师发动总攻一天而进展甚微，使蒋介石对于在上海先发制人、迅速扫荡上海日军的决心有所动摇。15日，蒋介石令侍从室主任钱大钧，后又亲自打电话给在庐山主持训练团的陈诚，要他迅速返回南京商讨上海战事。18日，陈诚回到南京，蒋介石任命他为第三战区前敌总指挥。19日，陈诚与熊式辉同至上海战场视察。20日返京后，蒋介石询问视察情形，熊式辉说“不能打”，陈诚说“非能打不能打之问题，而是打不打的问题”。蒋介石问这是什么意思？陈诚说：“敌对南口，在所必攻，同时亦为我所必守，是则华北战事扩大已无可避免。敌如在华北得势，必将利用其快速装备，沿平汉路南下直赴武汉，于我不利。不如扩大淞沪战事以牵制之。”蒋介石从政略或国家战略的角度考虑，在思想上本来就侧重于在上海进行战争，以争取在华东地区有密切利重益关系的西方国家（英国、美国、法国等）的同情及支持，听了陈诚从军事战略角度提出的意见后立即表示：“一定打。”陈诚补充说：“若打，须向上海增兵。”^[1]

大本营随即决定向淞沪战场增调兵力，并连夜制订了《第三战区作战指导计划》，以大本营“令字第4号”训令颁发。规定的指导方针是：“该战区应以扫荡上海敌军根据地，并粉碎在沿江、沿海登陆取包围行动之敌，以达成巩固首都及经济策源地，为作战指导之基本原则。”^[2]

与此同时，日本内阁会议决定放弃所谓“不扩大方针”，组建所谓“上海派遣军”，支援原来驻上海的海军第三舰队作战。中日双方调兵遣将，上海战事迅速扩大。中国军队先后投入中央军、粤军、桂军、湘军、川军、黔军、滇军以及税警总团、中央军校教导总队等，共70余个师总兵力70余万；日军投入海军陆战队和陆军部队14个半师团，约28万人（一说30余万），动用军舰三四十艘，飞机400余架，战车三四百辆。参战的中国军队官兵同仇敌忾，斗志昂扬，以劣势装备和血肉之躯，面对日寇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和陆海空联合作战的猛烈炮火，前仆后继，奋力拼搏，以伤亡25万余人的巨大牺牲毙伤日寇4万余人（日寇的统计数字，可能偏少），迫使其从国内及华北、青岛、台湾抽调兵力，4次增援，中国军队坚守上海达3个月之久，粉碎了日寇速战速胜、吞并中国的迷梦。这次战役之激烈，真是一寸山河一寸血，广大官兵表现出来的爱国主义精神，均属前所未有，足以彪炳史册。^[3]

8月20日，大本营宣布设立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由大元帅蒋介石兼任，副司令长官是韩复榘。不久，蒋介石决定由李宗仁出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28日，白崇禧将这个消息电告李宗仁并促他早日率师北上，电报说：“统帅部决将津浦线划为第五战区，并请我公出任司令长官。过去公首倡焦土抗战主张，国人深表赞同，如能乘此时期，躬行实践，则对中外视听必有重大影响。敬盼迅赐卓裁电复。”^[4]

能够出任战区司令长官，当然是一个有吸引力的消息。李宗仁在谦虚一番后也就答应了。李宗仁随即在广西进行动员，以由原第五路军为基础，以民团武装扩编原有的军队，先后编成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和第11集团军。桂军采用“乙种师”编制，由原来的每师3团扩编为每师两个旅，每旅两个团。第21集团军辖第7军（军长周祖晃、副军长徐启明）、笫48军（军长韦云淞、副军长区寿年）；第7军辖第170师（师长徐启明兼）、第171师（师长杨俊昌）、第172师（师长程树芬）；第48军辖第173师（师长贺维珍）、第175师（师长莫树杰）；另以谢鼎新团（原第十九路军存留部队）为基干，扩编为第176师（师长区寿年），归第21集团军指挥。之后，又编组了第11集团军（总司令李品仙兼），辖第31军（军长刘士毅）和第84军（军长覃连芳、副军长王赞斌）。其中第31军辖第188师（师长刘任）、第189师（师长凌压西），第84军辖第174师（师长王赞斌兼）、第175师（师长钟毅）。上述两个集团军相继开赴第五战区后，1938年冬以留守广西的部分部队为基础，大量收编民团成立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担任广西的防守任务。

桂军这次大规模扩编，人事权操之于白崇禧。原则上，军长、副军长级以原任5个师长升充，如周祖晃、韦云淞，覃连芳、王赞斌等，另以在南京陆大已毕业和未毕业中将级的张淦、莫树杰、徐启明、何宣等准备充任；师长级以原任第7军、第48军少将级的团长如程树芬、苏袒馨等先升充，另以军校少将级的科长、班主任如贺维珍、俞星槎等和总部少将级较年轻的处长如黎行恕、蓝香山等准备充任；旅长级以部队上校团长及曾任团长的幕僚和民团副指挥官充任，如颜僧武、刘振平、苏新民等；团长级以资深的营长和优秀的参谋升充，如李本一、张文鸿等；营长级以军校高级班毕业，现任上尉级的参谋和副营长及资深的连长升充，如李祖霖、凌云上等；连、排长以军校学生、部队中资深的排长和班长升充。各级干部均系白崇禧所素知的亲信，李宗仁只能听其摆布而已。^[5]

淞沪会战期间，任大本营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经常跟随最高统帅蒋介石或作为蒋介石的代表到前线巡视战况，指导作战方略。

由于日军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白崇禧到前线视察时常常冒着遭敌机扫射的危险。某日，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赴第三战区视察。他们一行乘汽车由南京出发，行至昆山附近时天刚拂晓。为了预防敌机袭击，白命人取下吉普车的车篷，以方便监视天空。车正疾驶间，突然有敌机数架从云中钻出，朝吉普车俯冲而下。幸亏早有防备，白崇禧等人立即跳车奔至公路两侧的稻田和树林中隐蔽。他们刚一逃离，车身便遭敌机一阵机枪扫射。还好，车身损坏不算严重，敌机飞走后白崇禧一行人又继续驱车向上海前进。^[6]

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名义上是淞沪战役的前线最高指挥官。但投入淞沪战场的主力部队是只服从蒋介石一人的嫡系中央军，由于历史和现实的原因，冯玉祥事实上很难行使司令长官的指挥权。^[7]有一天，冯玉祥与亲近的幕僚闲聊时，以略带牢骚的口气说：“我们只要能抗日，不必军队一定要听我的指挥。我们只要能救国，不必一定自己处很高的地位。此间军队，我都不甚熟悉。若必处处听我指挥，必致败了大事。故蒋先生亲临指挥时，时而嘲骂，时而激动，无不如意。这是历史关系，决非编组的形式所能制约的。所以我前见二张（引者按：指第三战区第9集团军总司令张治中和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时，曾向他们说，你们有什么意见和困难，我可设法；我有什么意见就随时说给你们。必须这样处置，才算得体。现在我们的目的是怎样战胜敌人，怎样使国家转危为安，怎样使民众出诸水火。至于斤斤惟名义权位计者，应该引以为耻。”显然，冯玉祥的这番话是有感而发。但尽管如此，蒋介石表面上还是推崇冯玉祥的样子。有一次，他打电话给冯玉祥说：“前方的将领都太年轻，勇敢有余，经验不足，望大哥多多指教，不要客气。”冯答：“决不客气。曾记得日俄战争的时候，日本的大将乃木将所有的指挥计划的重要事务都委之于他的参谋长，自己却每天骑自行车和打猎。别人问他，你的任务是什么，怎么这样消闲？乃木说，我的任务有二：一是骑自行车和打猎，二是等着死啊！现在我们前方的各将领都是有血性、有良心、勇敢善战的革命青年。他们在前方拼命，流血，我在后头的任务也正和乃木大将相同，一是骑自行车和作几首歪诗，再一个就是等死罢了。”蒋知道这是把兄在发牢骚，继续安慰说：“大哥，无论如何，您不要客气，请尽量多加指导。”冯说：“当然的，我见到的就说，决不客气，请您放心吧！”^[8]冯玉祥也只好以乃木大将自居，将指挥权干脆委托蒋的嫡系大将、第三战区副司令长官顾祝同。

白崇禧抵达上海前线后，礼貌上应该先去拜会第三战区司令长官冯玉祥，况且他们又是关系密切的朋友。白崇禧第一次去时，冯玉祥不在，白以为冯外出巡视去了，没有在意，与副司令长官顾祝同讨论战况敌情后，至前线视察。第二次奉命又到前线视察，白崇禧照例前去拜会冯玉祥，他还是不在。此次，白氏忍不住问顾祝同：“委员长要我前来慰劳他，并听取他的意见，何故二次不见？”顾祝同告诉白崇禧：冯因为怕空袭，白天不在战区长官部，住在离上海约150里路之宜兴张公洞，除偶尔夜间到战区长官部，白天从未来过，私章交给顾副长官，公事由顾处理。顾告诉白：如要见冯，非至宜兴不可。白氏遂乘汽车专程至宜兴见冯，车行约2小时抵张公洞与冯相见。张公洞是石岩洞，面积甚大，可容纳一两千人。白氏转告委员长慰劳之意后，冯未有任何表示。白氏当时心中忖度，是否第三战区之部队都是中央部队与西南部队，冯玉祥指挥不灵而不到战区？^[9]

白氏回到南京与参谋总长何应钦商量，白氏以为原西北军部队如宋哲元、石友三、石敬亭、孙连仲、刘汝明、冯治安等有爱国之热诚，又是冯一手造成之部队，他们对程潜（第一战区司令长官）之指挥素来不大接受。不如在黄河以北、山东北部、河北等地开辟一新战区——第六战区，由冯玉祥负责，兵力若连同韩复榘部至少有15万人以上。何应钦同意白氏的说法，他们遂联名向蒋介石建议，得到蒋的同意。

8月20日，冯玉祥被免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任。9月11日，蒋介石任命冯玉祥为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后又任命冯的老部下鹿钟麟为副司令长官，统辖第1、第3集团军等部，负责指挥津浦线北段的防御作战，长官部设于山东德州以北的景县桑园。冯玉祥对这种安排表示满意，欣然北上就职。

但就在冯玉祥北上就职之前，老牌亲日派萧振赢即窜到北方在原西北军部队进行挑拨离间，唆使他们不要听从冯玉祥的指挥。由于种种原因，冯玉祥的这些旧部将领早已打定主意对冯玉祥采取不合作立场。当冯玉祥刚乘津浦路火车从南京出发北上，冯玉祥的老部下、山东省政府兼第三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就打电报给军事委员会，声称他宁愿归属第五战区也不受冯玉祥的节制。9月15日，冯玉祥履任伊始，令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派兵北上，以加强沧县地区的防御。韩以山东防务紧张为由，拒绝北调其部队。16日，冯玉祥至宋哲元的第1集团军司令部与他商讨作战问题。宋仅在专车上与冯见了一面，即以自己已经请准病假为由，当天即乘专车去泰山“养病”。第l集团军副总司令冯治安以前方情况紧急为由，也不肯见冯。宋哲元、石友三等西北军纷纷向中央密电反对冯玉祥指挥他们。在此之前，宋哲元、石友三等对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之指挥虽不太受命，然情况尚称良好，如今对冯玉祥则是十分畏惧而采取完全不信任不合作的态度，则事态更为严重。白崇禧认为：“宋、石等为冯旧部所以反对他，有其道理。譬如冯畏敌机轰袭，指挥所每日换地点两三处，每换一次地点，全军的通讯网便须变更，所以各军常与指挥所失掉联络而无法报告军情。由此可见，他怕飞机是事实，在第三战区时如此，到了第六战区还是如此。”^[10]

各将领反对冯玉祥的密报都直接上达蒋介石，蒋介石衡量如此发展下去，影响很大。一日，蒋介石召见白崇禧，告诉他各方面对冯玉祥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之反应，然后说：“解铃还是系铃人”，要白氏打电报请冯回京。冯回到南京，蒋介石授意白氏向冯玉祥转达他的部下不信任之意，希望他辞职。冯玉祥听了无异议，表示接受，宣布辞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之职务，专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职。10月19日，军事委员会第一部奉蒋介石之命，决定将第六战区归并于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由蒋介石兼，以程潜代理司令长官，冯玉祥老部下鹿钟麟为副司令长官，冯玉祥回南京。从此，冯玉祥再也没有机会指挥部队作战了。^[11]冯玉祥此番北上，受到昔日老部下的强烈抵制，使他感到十分难堪和失望，精神上受到强烈刺激。^[12]韩复榘原本是冯玉祥的心腹爱将^[13]，但自1929年韩复榘带头背叛冯玉祥投靠蒋介石后，两人关系就发生了重大裂痕，这次韩复榘让冯玉祥难堪，更是火上浇油，旧怨之上再添新恨，让冯更加绝望。1938年1月，韩复榘被蒋介石扣押并准备公开枪毙时，冯玉祥的另一位老部下要求老长官出面向蒋介石说情以免去韩复榘的死罪，冯玉祥坚决拒绝了。^[14]

8月下旬，桂军第21集团军离开广西，陆续抵达第五战区所属的徐州、海州一带集中。由于淞沪战场部队伤亡极大，蒋介石临时决定调桂军到淞沪战场参战。桂军先后投入淞沪战场的有第171师（师长杨俊昌）、第173师（师长贺维珍）、第174师（师长王赞斌）、第176师（师长区寿年）、第170师（师长徐启明）、第172师（师长程树芬）。10月中旬，桂军首先投入淞沪战场，由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及第48军军长韦云淞指挥。据第48军副军长张义纯回忆，他在率部投入淞沪战场作战之前，曾到南京与白崇禧见了一面。白崇禧对张义纯说：“这次抗战是国际战争，我们是国家培养出来的军人，守土有责。过去打的都是内战，现在是对外抗战，一定要拼老命，好好地打。”白崇禧还特别交代：“抗战是长期的，我们只有这点兵力，务必好好使用。”^[15]

随后，廖磊前往苏州面见第三战区代司令长官顾祝同接受任务，到达时已经是次日凌晨，顾面带睡容从寝室里出来接见，在桌上摊开地图布置任务：“目前主战场在大场至南翔间，战斗很激烈，每个整编师在阵地上只能支撑三五日，桂军应在真如、南翔间进入第二阵地，支援和稳定第一线。”^[16]接受任务后，廖磊前往上海，第21集团军司令部设在南翔以东铁路线后方的李家村。

桂军投入淞沪战场的4个师虽然都是精锐部队，过去在内战时期，桂军自诩为“钢军”，很有战斗力。但是，当他们与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寇作战时，很快就发现过去的作战经验完全不灵了。首先，日寇是陆海空三军联合作战，掌握了绝对的制空权，桂军的行动受到极大限制，后勤工作尤其受到严重影响。因为白天根本不能行动，不能及时供应。在整个战斗期间，第一线官兵不能举火饮食（一举火日寇的飞机就来轰炸），战士们只能以干粮充饥，开始时由后方输送大批饼干，不到1个月饼干吃完，乃采用冯玉祥的建议，烙大饼作干粮，但大饼干后变硬根本啃不动，战士们往往只能枵腹作战。战士们受伤后，卫生员白天不能上阵地救护，伤员躺在战壕里，一遇敌机扫射或炮火轰击，往往轻伤变成重伤，甚至死亡。每当日寇飞机来袭，桂军指挥机关和后勤工作人员也只能入防空洞躲避。某日，桂军驻青浦附近某兵站支部工作人员10余人，闻敌机来袭，都进入防空洞躲避，结果防空洞被日寇飞机投弹命中，出入口被震塌，全部窒息死亡在洞内。其次，日寇炮火占有绝对优势。日军拥有的山野炮在150门以上，射程达8000公尺，白天经常向桂军阵地和阵地后方指挥所射击。某日，桂军第173师师长贺维珍和该师某旅长在旅部展阅地图，贺维珍刚离开，日军一炮命中，将该旅长炸死。日寇炮兵经常集中火力向我炮兵阵地猛射，某日旅长李楚霖在炮兵阵地指挥，忽一炮弹打来，当场阵亡。而桂军山炮营的山炮，射程仅有1200公尺，根本用不上，在战场上拖来拖去，反成累赘，最后廖磊命令将大部分山炮用火车运回桂林。日军步兵平射炮很多，每对桂军重机枪进行射击，桂军无战车炮作抵抗，只用迫击炮还击，效果甚微。在这种情况下，桂军保持阵地，全仗战士们高度的爱国热情，保卫祖国的决心，以血肉作长城、浴血苦战、不惜牺牲的英雄主义精神。

桂军初次投入抗日战场，身为副参谋总长的白崇禧自然十分重视，如果桂军能够打个漂亮仗，那么他这个副参谋总长自然是脸上有光，然后结果却是令人失望。

淞沪会战自8月13日至10月上旬，敌我均向两翼展开，我军右翼到黄浦江，左翼到长江，欲从侧面迂回包围敌人，均受地形的限制，求敌决战，只有实行“中央突破”。但要实行“中央突破”，从军事上讲，必须具备诸多的条件：第一，要有空军和炮兵的配合，压制敌人的火力；第二，要有精干的工兵开路，突击扫荡敌阵地前的障碍；第三，要选定突破点，从敌人最薄弱部位接近敌阵地，突破面须小，以免在第一线使用过多兵力，才能做到突破一点，动摇全线；第四，必须控制强有力的预备队，以便再接再厉，支援第一线部队；第五，实行突破有效时，要从两翼扩大战果。白崇禧为了在国际上显示桂军的战斗力，并未认真考虑实行“中央突破”所应具备的上述诸多条件和灵活运用的战术，极力主张采用“中央突破”战略。在选定突破点时，白崇禧和蒋介石曾到苏州顾祝同的第三战区司令部会商，顾祝同的幕僚如张世希等，主张从大场方面出击，万一突破不成，可以退回闸北原来的阵地，有所依托，不致动摇战线。白崇禧认为从大场出击，敌军阵地坚固，不易取胜，极力主张从南翔、真如之间出击，压迫敌人入海。因为蒋介石当时未置可否，顾祝同只好迁就白崇禧的主张。由于受固守一线阵地的战略思想的影响，没有将反击的目标指向敌军的薄弱环节或敌人的翼侧，而是采取主力对主力、反击方向对主攻方向的硬顶硬的战术，将桂军的几个师使用在日军正以4个师团的全力向蕴藻浜实行突破的正面上。当时白崇禧在地图上所划定的出击面很大，须将桂军几个师全部使用于第一线。又未对敌突前阵地施行严密的侦察，纯粹凭主观的推断。在攻击实施前，桂军也未腾出防域，集结兵力，作好部署，控制有力的预备队。加上桂军兵员来自民团，战斗技术不熟练，且缺乏战斗经验。白崇禧既不知彼，又不知己，盲目主张，廖磊盲目附和，注定了桂军必定遭受重大牺牲。

10月21日拂晓前发起反击，桂军4个师由原阵地出击，步兵单干，一线平推，各级指挥官手中无一预备队。而且拂晓前进，黑夜未消，方向不明，战士们误向敌我空隙间的浏河方面突进。至拂晓后，我侧背暴露于敌人面前，受敌机扫射和敌炮轰击，旅长谢鼎新阵亡。后继无兵，陷于混战，一部分新兵被打散，大部分待到日没后才退回原阵地。当时在上海战场上的中国军队，皆戴布帽和着灰色军衣，惟桂军戴钢盔，着黄色军装，目标特别显著，成为日寇优势炮火的活靶子。桂军数万兵力在不到一天的时间里就伤亡近半，不仅未能歼灭突破防线的敌人、稳定防线；相反的，随着桂军的败退，整个战线发生动摇，而日军跟踪包围了大场镇，致防御局势更为严峻。假如将主要兵力、兵器集中于第21集团军方向上，向日军的薄弱阵地发起攻势，则日军侧背受到威胁，减轻日军正面攻击对我方的压力，或者不至遭受这么大的损失，甚至也可能暂时稳住防线。

白崇禧在苏州听到散在战场上的桂军被友军收容，感到大伤体面，急得连日饮食不进。桂军败退后，蒋介石见局面不可收拾，急忙将自己的嫡系精锐部队、号称“天下第一军”的胡宗南第1军及时开上去，填补空隙，才稳定了前沿阵地。^[17]

淞沪会战，武器装备落后的中国军队打得异常悲壮。在河道纵横的狭小区域内，无险可据，装备落后的中国官兵只能凭血肉之躯与强大的日寇相对抗，伤亡惨重，场景凄烈。战役持续到10月底，中国军队已无兵可调，难以为继。白崇禧认为敌我战斗力的悬殊，再打下去只能白白耗费将士生命，因而于10月底与刘斐联名向蒋介石建议，将淞沪前线中国军队向吴福线（吴江至福山）和锡澄线（无锡至江阴）既设的国防工事阵地转移。蒋介石采纳了这个建议，于10月31日向部队下达了准备向后方阵地转移的命令。

作为半殖民地软弱政权的首脑，蒋介石对依靠自己的力量达到目的缺乏必要的信心，具有强烈的依赖心理和依附性，总是把希望寄托在别人的援助或干涉上。当他获悉九国公约会议即将于11月3日在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召开，蒋介石又幻想九国公约国出来干涉中日战争，“对日本采取一种如年前国际联盟对意侵阿比西尼亚（今译埃塞俄比亚）一样的惩戒行动，例如经济制裁”^[18]。于是蒋介石又改变了主意。11月1日，蒋介石率领白崇禧、顾祝同等人来到南翔前线，召集师长以上将领开会，表示要收回10月31日的命令，命令各军凡已经开始撤退者，必须返回阵地；未开始撤退者不得移动。并说：“我要你们做更大的努力，在上海战场上再支持一个时期，至少两个星期，以便在国际上获得更有利的同情和支持。”^[19]

俗话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蒋介石朝令夕改，举棋不定，给中国抗日军队造成极为严重的恶果。前线官兵继续苦撑两三日，实在是疲惫不堪，无法再打下去。在11月5日的作战会报上，白崇禧力主“应撤至吴福线”，蒋仍然主张“固守南市”，希望列强出来干预。^[20]全线又勉强支撑一二日，时中国军阵容已经大乱，已成崩溃之势，11月7日上午，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朱绍良等鉴于事态紧急，在中山陵张治中官邸碰面会商后认为，形势“已到不能不后撤之时”，遂一起前往见蒋介石要求他下达撤退的命令。^[21]他们对蒋介石报告说：“前线指挥官已无法掌握部队，委员长不叫撤退也不行了，因为事实上前线已经崩溃了！”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才于11月8日下令各集团军向杭州、南京两个方向全线撤退。^[22]

前线到了这样严重的地步，蒋介石仍然不甘心就此撤退，他不顾起码的指挥原则，在第三战区代司令长官顾祝同向部队下达撤退命令后，蒋却拿起电话，直接向淞沪前线右翼作战军总司令、第8集团军总司令张发奎下达命令，要他“再守3天”，结果导致“右翼前方若干部队陷于混乱”。^[23]

数十万大军仓皇后撤，犹如洪水决堤一样，四散奔逃，武器辎重，遍地丢失，各部将领基本上失去了对部队的控制。日军跟踪追击，日寇飞机跟踪扫射轰炸，淞沪会战最终以中国军队“自相践踏”、“秩序混乱”的大撤退而告结束。张发奎回忆说：“当我奉到撤退命令时，前线部队已先我奉到，开始撤退经过我的司令部时我才发现，故有极度混乱而难于掌握之情形，狼狈不堪之悲剧一幕一幕地出现，伤心惨目之事，回忆起来，犹有余悸。”^[24]从上海至南京数百公里，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重要城镇，均未能组织起抵抗就落入了日寇的铁蹄之下。

陈诚后来对此辩解说：“战略原是达成政略目的的一种手段。但是战争既启，就应该以战略为主，不能因为政略牵制战略。因为战略保得胜利的时候，政略的环境就可以跟着好转。反过来说，如果战略失败，就是最初认为有利的政略，亦必跟着恶化。这次战略受政略的影响极大，乃是国家的不幸，并不是国家的错误，因为我国本身准备不足，要希望人家援助的关系……”^[25]

在中国军队自淞沪战场撤退前，日军第6师团与第18师团由军舰多艘掩护，于11月5日在杭州湾北岸漕泾镇、全公亭及金丝娘桥等3处大举登陆。日本军舰向海盐、乍浦开炮轰击。中国军队在全公亭、金山咀之线，仅有第62师一部担任守备。日军登陆时，中国军队因为兵力过于单薄，根本无法阻止。日军登陆后，一路由全公亭攻新仓，一路由漕泾镇及金丝娘桥攻张堰镇。淞沪战场右翼作战军阵地为日军突破。日军即迅速逼攻松江城。随后，越过苏州河南犯的日军第3师团与第9师团两个师团，继向淞沪战场我左翼作战军逼攻，至使守军在淞沪战场陷于两面作战困境。之后，从杭州湾登陆的日军一路夺取嘉兴，企图又太湖南侧向南浔、吴兴（今湖州）、长兴前进，迂回包抄南京，截断自淞沪战场撤退的我军。为了应付这种紧急局面，统帅部急调驻在苏北东海的桂军第7军第170、第172师兼程前往吴兴堵击日军，掩护淞沪大军撤退。11月17日，第7军副军长兼第170师长徐启明率领先头部队进驻吴兴城，稍后第7军军长周祖晃及第172师师长程树芬亦率部到达。到后奉上级命令，着第170师派李本一团开往杭州归第10集团军总司令刘建绪（湘军将领）指挥，第7军两个师只剩下7个团，不仅兵力不足，而且多数是民团武装改编而来，未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战斗力很差。

11月19日，日军攻下江南名镇南浔，进行大屠杀和纵火大破坏后，向吴兴县城开来。21日，日军以陆、空、炮、坦克联合作战，在吴兴升山一线与桂军第170师展开激战。激战中，桂军少将副师长兼旅长夏国璋、团长韦健生等壮烈牺牲。桂军虽然奋力抵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但毕竟兵力、火力都过于弱小，而且缺乏对拥有现代化武器装备的日军的作战经验。本来日军拥有大炮、坦克、装甲车等重装备，这些装备严重依赖良好的公路运输，桂军应该抓住日军的这个弱点，在日军进攻的路线上，应该彻底破坏公路，使其重装备无法通行，但由于作战经验不足，桂军对公路未作彻底破坏，有些地段甚至根本未加破坏。结果当日军以坦克、装甲车掩护步兵前进时，桂军步兵只能采取冒死冲锋，爬上敌人的坦克、装甲车，然后用手榴弹等武器炸毁它们，但血肉之躯抵挡不住日寇坦克、装甲车的疯狂进攻。在吴兴县城岌岌可危之时，第7军军长周祖晃向统帅部请求派遣已经到达泗安（距离吴兴县城约四五十华里）的川军增援吴兴，但统帅部对此请求不予断然决定，坐失时机。11月24日，吴兴县城陷入日寇之手，剩余的桂军官兵撤退至孝丰集结整理。^[26]

在桂系第7军作战失利之时，大本营还准备调已经开到徐州的桂系第31军，但因为“川军在前而不好用，且李（宗仁）、白（崇禧）等亦不愿再用，遂使澄杭线终于放弃”。^[27]

桂军初战不利，投入淞沪会战的桂系第21集团军在上海和吴兴不仅付出了惨重伤亡代价，而且均以作战失利告终。第7军军长周祖晃以作战不力，受了撤职留任的处分。对此结果，白崇禧很不满意，在听了部下的汇报后说：“损失如此之大，阵亡旅长团长及下级军官如此之多……不能算作战不力。”^[28]

淞沪会战结束后，桂军从上海撤退时，蒋介石原令桂军残余部队继续参加南京保卫战，白崇禧恐桂军全部牺牲，不让桂军入南京，命令桂系部队从广德经孝丰山区至于潜进行休整。^[29]

桂系部队开到比较安全的浙西山区后，清点人数，平均每个师只能编两个团稍多一点，只剩下原来的1/2兵力。伤亡最重的第48军第176师原来两旅4个团，战后只剩下1个团的兵力，有人讥笑第48军副军长兼师长的区寿年成了名副其实的“师团长”^[30]（师团是日寇的编制，中国军队无此编制）。为了迅速补充受损失的兵力，白崇禧命令旅部裁撤，师直辖团，旅部开回广西接训新兵。白崇禧并责成第五路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夏威一面对民团干部严加整饬，加紧训练，一面积极抽调壮丁输送前方补充。1个月内，陆续将10余个团的新兵送到浙江桐庐、分水的桂军驻地，将部队缺额补齐。来自岭南的桂军官兵从广西出发时是炎热的秋季均着单衣，时令转眼已到寒冬仍未能更换服装，只能冒着长江流域的严寒担任警戒勤务，很多人被冻伤，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非常焦急，白崇禧知道后命令桂军驻汉口办事处立即赶制5万套棉服，经南浔路、浙赣路运到浙江兰溪车站，再用卡车运到桐庐、分水发放，总算解决了桂军官兵越冬的寒衣问题。^[31]

桂军在淞沪战场受到重创后，李宗仁、白崇禧吸取了教训，从此利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和副参谋总长的地位，处处关照桂军，保存实力。桂军保存实力的指导思想贯穿了整个抗日战争时期，在每一场大会战中均表现了出来。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陈诚私人回忆资料》（上），《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第17—18页。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3]参见《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八一三淞沪抗战•前言》，中国文史出版社1987年版；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第587、591页。

[4]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89，190—191页。

[5]蓝香山：《抗战初期第21集团军在沪浙皖战场》，《新桂系纪实》中集，第158—159页。

[6]《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7]后来，冯玉祥对他的幕僚说：“三战区为人家直属部队，我曾作一月无言之司令长官。曾忆蒋先生电话谓：大哥可不客气指挥他们。我谓我有二事可作：一、死；二、作歪诗。此语实血泪所呕成，有思想镇当能鉴及之。”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

[8]葛云龙：《冯玉祥出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见闻》，《八一三淞沪抗战》，第10页。

[9]《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10]《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11]《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12]1937年10月24日，徐永昌在日记中记载：“据徐组长等述，宋明轩、冯治安对冯先生太难堪，鹿瑞伯亦横遭疑忌。”

[13]韩复榘是冯玉祥原西北军后期的“小五虎”之一，还有人说：“论冯的爱将，孙良诚第一，韩复榘第二。”参见简又文：《西北从军记》，第129页；王铁汉：《关于石友三在中原大战前后的反复经过》，台北《传记文学》第51卷第5期，1987年11月号。

[14]冯玉祥在1938年1月22日的日记中写道：“孙连仲（引者按：冯玉祥昔日西北军五虎将之一）来会……谈及韩向方（韩复榘字向方）事，孙请便中设法，勉尽朋友之义。我告以向方平日所为，功过自有定论，吾人不能予之挽回。”参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5册，第353页。

[15]张义纯：《我所知道的白崇禧其人》，《广西文史资料选辑》第11辑。

[16]蓝香山：《桂军参战见闻》，《新桂系纪实》中集，第318，319—320页。

[17]蓝香山：《桂军参战见闻》，《新桂系纪实》中集，第318，319—320页。

[18]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108页。

[19]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4册，第191页。

[20]《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21]《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22]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第594页。

[23]《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24]张发奎：《抗日战争回忆录》，《广东文史资料》第55辑。

[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陈诚私人回忆资料》（上），《民国档案》1987年第1期，第17—18页。

[26]徐启明：《桂军第7军掩护淞沪大撤退作战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上册，第549—553页；王卫苍：《忆第7军吴兴阻击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上册，第554—557页。

[27]《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28]徐启明：《桂军第7军掩护淞沪大撤退作战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上册，第552页。

[29]蓝香山：《桂军参战见闻》，《八一三淞沪抗战》，第322页。

[30]徐启明：《桂军第7军掩护淞沪大撤退作战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上册，第549—553页；王卫苍：《忆第7军吴兴阻击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抗日战争》上册，第554—557页。

[31]蓝香山：《抗战初期第21集团军在沪浙皖战场》，《新桂系纪实》中集，第164—165页。

建议南京不设防

国民党军队在淞沪战场溃败后，首都南京已经成为日寇的下一个重要进攻目标。

南京能不能守？要不要守？这些问题摆到了国民党最高统帅蒋介石的面前，必须作出抉择。蒋介石的态度是十分矛盾的，他在日记中写道：“南京孤城不能守，然不能不守，对上、对下、对国、对民，殊难为怀也。”又云：“成败利钝，非所逆料，鞠躬尽瘁，死而后已。”^[1]蒋介石明知南京孤城不能守，却又说不能不守，这是拿广大官兵的生命开玩笑。

关于防守南京的决策过程，至今未见有权威的第一手资料可以证明，而当事人的说法又很不一致，令人难以辨别真伪。当时担任大本营第一部作战组组长的刘斐将军在晚年写的回忆文章中说，1937年11月中旬，蒋介石连续在他的官邸召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专门商讨南京防守问题。^[2]

曾经率部参加了南京保卫战的宋希濂将军在其回忆录中也有类似的说法，不过他更明确肯定三次会议是在11月17、18日两天连续召开的。^[3]

近来有历史学者对三次幕僚会议决定守南京的问题提出了质疑，认为不可能存在刘斐、宋希濂所说的那样连续三次幕僚会议进行决策的情况。^[4]

笔者在重新查阅并分析了有关史料后认为，“三次幕僚会议”确确实实是存在的，只是具体的时间、地点、内容还需要进行仔细的推敲，以求尽可能的准确而已。

关于第一次幕僚会议召开的时间，刘斐的文章说，“在11月中旬连续召开了三次高级幕僚会议”，“第一次会议大约是11月14日召开的”。^[5]查当时担任大本营第一部（作战部）部长的徐永昌将军的日记，明确记载：“1937年11月14日晚8时会报，何（应钦）、俞（飞鹏）、唐（生智）、白（崇禧）等均来。时间尽为不切实之守南京论所耽误。唐孟潇自请誓死守城，且引证日本广播太原守城事以自戒（耻宜生之不能与城共亡）。”^[6]徐永昌将军的日记是按日记载的，他是大本营第一部（作战部）部长，有关作战的会报少不了他参加。查阅徐氏日记，在11月14日之前，没有关于守卫南京的讨论。可以肯定，第一次讨论防守南京的幕僚会议就是11月14日举行的。

刘斐所说的“高级幕僚会议”就是大本营的作战会报，参加会议的成员一般有参谋总长、副参谋总长，作战部（1938年1月改为军令部）部长、次长，各组组长（厅长）以及军事委员会（大本营）相关部、委员会负责人等。参加此次会议的成员，综合白崇禧、徐永昌、刘斐几位的记载，大致可以肯定有参谋总长何应钦、副参谋总长白崇禧、第一部（作战部）部长徐永昌、第一部副部长王俊、第一部作战组组长刘斐、大本营后方勤务部部长俞飞鹏、军事委员会训练总监部总监唐生智等人。^[7]

关于第一次幕僚会议讨论的内容，根据白崇禧、徐永昌、刘斐几位的记载，大致是这样的：11月14日晚的会报会议开始后，大本营第一部作战组组长刘斐阐述了南京不宜死守的理由，但他也认为：“南京是我国首都所在，不作任何抵抗就放弃，当然不可。但不应以过多的部队争一城一地的得失，只用象征性的防守，作适当抵抗之后就主动撤退。”在兵力使用上，刘斐“主张只用12个团，顶多18个团就够了，部队太多将不便于机动”。^[8]

根据刘斐的回忆：“白崇禧首先表示支持刘斐的意见，说应该这样做。何应钦和徐永昌也说有道理，但他们两人素来是矜持老成，往往只说三两成似是而非的模棱两可的话，尽量在揣摩蒋介石的心理上下工夫的。蒋介石也说刘斐的看法很对，但又说南京是国际观瞻所系，守是应该守一下的。至如何守法，值得再加商榷，当时他没有作明确的决定。但对上海作战中损失过大的部队，他说应一律调到后方整补。蒋这次的决定，虽然是模棱两可的，但决定上海作战损失大的部队调到后方整补，则同对南京只作象征性防守的方针还是符合的。”^[9]

参照徐永昌的日记和白崇禧的回忆，刘斐的回忆有一处不准确的地方，那就是他把唐生智主张死守南京的发言放到了第二次会议上去了。而实际上唐生智慷慨陈词是在第一次会议上。除了上面引用的徐永昌日记外，白崇禧的回忆也可以证明，他说：“委员长在会场曾宣称南京是我们之首都，国父陵寝之所在地，必须防守。会中询问谁愿担任防守责任，唐生智立起发言，慷慨陈词，自愿防守。他批评自抗战以来中下级士官牺牲甚多，但未见有高级军官牺牲者，他愿担任责任与城共存亡。委员长嘉奖其壮志，但与会人多为唐担心。因为参加南京保卫战的部队，多是由淞沪战场撤退，有的部队伤亡过半，至少也在三分之一以上，而沿途撤退，上有敌机，后有追兵，士气非常低落。以久战疲劳之师来保卫南京，这是我们为唐担心之最大原因。”^[10]

白崇禧回忆还说，他在会议前准备了一份南京不设防的建议，但鉴于蒋介石有守南京的意向，白的建议未在会议中提出。白崇禧晚年告诉前来采访的历史学者：“当委员长召集南京防守会议时，我因为常至前线视察，深知淞沪会战撤下之部队残缺不齐，疲劳万分，本有一建议：‘南京是总理（引者按：孙中山）指定之首都，为总理陵寝之所在地，不忍为军事破坏，应宣布为不设防之城市，以主力退至城之西部、西南部一带，一部集结于浦口，监视南京，掩护徐州，保留实力，以便机动打击敌人。’在会议席上，我见委员长首先宣布防守南京，惟恐扰乱最高统帅之决心，建议案便未提出。事后回忆，心犹未安。虽委员长已有决定也应提出，以供参考，才算尽了部属之责任。”^[11]

《徐永昌日记》记载：“1937年11月15日上午11时，蒋（介石）先生招集会议，何（应钦）、唐（生智）、白（崇禧）、钱（引者按：钱大钧或钱昌照？）、刘（斐）继来。决定努力抵抗掩护迁都办法。……散会后，敬之谓仅子弹一项必10日以上方能移走，且怪人不早告之。”由此可见，第二次幕僚会议是紧接昨天的会议召开的，时间是11月15日上午，而不是其他著作的17日。关于这次会议的人选，刘斐说：“参加的人比上次多一点，除了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外，还有唐生智、谷正伦，另外还有一个人，姓名记不清了。”^[12]从《徐永昌日记》的记载可以看出，这次会议重点讨论的是如何努力抵抗以掩护迁都的问题，而非应不应该守南京的问题。应不应该守南京，蒋介石心中早已有数，只是具体人选还有待于最后敲定而已。

11月16日，召开第三次幕僚会议。徐永昌在1937年11月16日的日记中有如下的记载：“（上午）10时，在何（应钦）宅开会，决定各军事机关后移步趋。（敬之琐碎不得要领）”“晚6时举行会报，决定守城办法，唐孟潇任（卫戍司令部）长官，期以三个月乃至一年。”^[13]

根据唐生智的回忆，在16日晚的会报会议即第三次幕僚会议召开之前，蒋介石曾两次单独找他，商量防守南京的问题，私下已经确定了由唐生智负责守卫南京。^[14]在第三次幕僚会议确定防守南京的人选后，蒋介石随即于当晚8时召开国防最高会议，正式宣布了防守南京及迁都的决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于会后即连夜离开南京先行前往陪都重庆。^[15]

稍有军事常识的人都知道，在淞沪战役中国民党军队受到日寇的重创，到撤退时已经是溃不成军，在没有生力军加入的情况下，南京已经没有防守的条件。因为知道不能守，所以国民党的高级将领都对于守南京视为畏途，独有唐生智毛遂自荐、自告奋勇，主动跳出来要求负责南京防守问题。对唐生智的行为动机如何解释？

唐生智本人的解释是：“我自从‘九一八’回到南京以后，始终是主张抗日的。同时，担任的工作也是筹划抗日的工作。上海战事开始时，我又兼任军法执行总监部总监，我能违抗命令，不守南京吗？加之，在这种情况下，蒋介石这样来将我的军，我明知其不可为而为之。事后，有人说我办蠢事。我说：世界上有些事也是要蠢人办的。在当时情况下，我虽身患重病，还不得不担任南京的任务。”^[16]在另外的场合，唐生智还以“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17]来标榜。

对于唐生智的行为，旁观者和学者的评价则要复杂一些，有人专从正面肯定唐生智“在大敌当前的情况下，所表现出来的临难不苟、挺身而出、忍辱负重的精神令人钦佩”^[18]。也有旁观者和学者认为唐生智是别有所图，如李宗仁就明确认为唐生智“是静极思动，想乘此机会掌握一部兵权，所谓与城共存亡，不过是空头支票罢了”^[19]。

马振犊教授也认为：“唐生智自从1930年最后一次起兵反蒋失败以后，已沦落为一个无兵无卒的光杆司令，在南京政府内担任训练总监部总监、军法执行部总监并兼任军委会警卫执行部主任等职，具体负责构筑江浙沿海地区特别是长江下游宁杭沪国防工事的任务。由于他本人身患疾病，平时对一般工作又不大过问，故而实际上是长期闲居。但其又不甘寂寞，加上他又与当时实权人物何应钦、白崇禧等人不和，时时想寻机提高自己的地位。南京城防缺将，正给他提供一个重掌兵权的机会。这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唐氏出而应召的原因。”^[20]

笔者认为，上述说法都言之成理。但笔者要补充一点的是，唐生智之所以有毛遂自荐的勇气，还有另外的因素。

民国时期的军阀有一个最普遍的现象，就是极端的迷信，“他们把自己的荣华富贵、官场升降、战争胜负都归于命、归于天。因此，他们都极热衷于风水、阴阳、八卦、五行、子平、奇门、太乙、六壬等中国术数学，并对此依赖到寸步不离的程度，甚至认为连祖坟上的一棵草、屋宇上的一砖一瓦的变化都与其前途相连。他们几乎都拜佛念经，打坐参禅，修仙炼道”^[21]。

军阀因为绝对迷信，一般身边都豢养有江湖术士之类的充当军师，并且对他们言听计从。我们知道，唐生智是湘系军阀出身，他也不例外。他身边有一个如影随形的佛家居士顾伯叙，人称顾伯叙为唐生智的“佛家军师”，他为唐“出谋划策，指点迷津”，唐一生的大起大落与这位军师有极大关系。^[22]唐生智之所以在别人都认为南京不可守的时候主动跳出来，也与这位军师的指点有关。据说，顾伯叙告诉唐生智他的前世是“金陵王”，而且占卜的结果，日本军队占领上海后不会再进。^[23]这无疑增强了唐生智自告奋勇守南京的勇气和觉醒。

1937年11月24日，大本营作战部部长徐永昌在日记中写道：“晚8时会报，唐孟潇决敌不（到）南京。此种判断似又出乎军事政治以外。（闻孟潇学密宗，颇多常人所不知者，信欤？）”^[24]

徐永昌的疑惑在4年后终于揭开。他在日记中写道：“日前，养空述据刘君实谈，唐孟潇守南京原可13日离南京，乃以星相者言唐13不吉，遂提前于12日出走云云。按唐素迷信，平昔恒养一术士在家，一切凭之。忆在南京，当情况较紧之时，唐屡谓倭寇决不到南京。知之者，谓系该术士所预示，唐信之。唐坚请任南京卫戍司令亦即以此。当时绍戡曾论唐未必因倭寇不到南京，特因可以收获耳！余嫌其言苛。今闻其出走又凭术士，术士奇，唐更奇。晚近伟人，恐皆是此等奇人。”^[25]

蒋介石决定守南京本身就是完全错误的决策，况且任用非人，更是双重的错误。广大中下层爱国官兵的惨重牺牲，就是国民党最高当局错误决策所付出的代价。

1937年11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正式公布了特派唐生智为南京卫戍司令长官，罗卓英、刘兴为副司令长官，周斓任参谋长，负责指挥守卫南京之责任的命令。26日，军事委员会颁布了首都保卫军战斗序列如下：第72军（军长孙元良）第88师；第78军（军长宋希濂）第36师；首都警备军谷正伦（包括桂永清的中央军教导总队3个旅和约2个团的宪兵部队）；其他特种部队之一部。^[26]

原始资料表明，蒋介石最初属意的守卫南京的司令官是顾祝同，并且已经告知顾祝同，但因为唐生智在军事会议上自己跳出来主动要求担任这个在当时看来费力不讨好的守城官，蒋介石也就乐得顺水推舟，改派唐生智守南京。

唐生智于11月20日就任南京卫戍司令长官职。白崇禧奉蒋介石之命协助唐生智察看南京城内外的地形和防卫部署。他们乘汽车到城外汤山、栖霞、乌龙炮台、秣陵等地以及南京城内的蒋山、雨花台、天堡城等地视察。在两天的巡视中，白崇禧发现唐生智身体衰弱不堪，加之身着重裘，在平地还可以下车看看，爬山登高之时只能委托白崇禧代为视察。白崇禧看着立于寒风白雪中的唐生智虚弱的身体，不禁为南京防守担心，也为唐本人担心。^[27]白还对程思远说：“蒋以唐防守南京，实无知人之明。”^[28]

12月6日晚，蒋介石在南京卫戍司令长官部召集守城部队师长以上将领讲话，并与他们告别。12月7日凌晨，白崇禧陪同蒋介石离开南京飞往江西南昌。

12月28日，唐生智召见各国驻南京使领馆、教会、报社及大商行代表等，发表谈话表示与南京城共存亡的决心。他说：“首都或在最近之将来成为战场。最高军事当局已拟定死守首都之意志。吾华人必须牺牲，今有两事可决者：一、余为中国军人，拟为国家牺牲己身；二、为吾人之牺牲，将使敌人多所丧亡是也。外人之能离京者以离京为上，惟中国政府自将竭其能力，担保留京外人之安全。……当局业已布置驻兵各地点，保持纪律，不特注意本城，且注意本城四周五十公里一带，勿容许其他军队开入首都，如欲开入者，必须生命愿与共存亡。”^[29]

虽然表面上慷慨激昂，但唐生智以衰弱之身躯率领十余万疲惫残破不堪之部队，抵挡气势正盛的日寇虎狼之师，其结局不言而喻。日军从12月5日开始进攻南京的行动，于12月7日进抵南京外围第一线阵地，激战一个礼拜后，守城部队已经无法支撑。12月12日下午5时，唐生智根据蒋介石“不能持久时相机撤退”的命令，召集守城部队师长以上将领开会，部署撤退。12月14日，日军山田支队攻占南京最后一个支撑点——幕府山；天谷支队占领了扬州，切断了运河；第6师团进至下关；国崎支队占领浦口，切断了南京守军的所有退路，致使数万中国守军成为日寇的俘虏。日寇上海派遣军司令官丧心病狂地命令“杀掉全部俘虏”。根据这个命令，日寇在攻占南京后进行了骇人听闻的南京大屠杀，在占领南京后的6个星期内屠杀了已经放下武器的中国军民达30万人以上，犯下了人类历史上最最残暴无耻的罪行，充分暴露了日寇的残暴本性。

南京保卫战以悲惨的结局收场，原因是多方面的。从最高统帅蒋介石来说，他抗日的信心不足，总是幻想西方列强出来干预，自从抗战爆发以来，蒋介石始终陷于战略方针与政略企图矛盾的状态之中而不能自拔，他的游移不定，往往导致军事战略服从于虚幻不切实际的政略，将前线部队官兵置于危险的境地，付出惨重牺牲而毫无所得。淞沪会战如此，南京保卫战同样如此。南京保卫战的悲惨收场，身为卫戍司令长官的唐生智同样难辞其咎。对此，白崇禧的看法是：“南京失守后，曾有人纷纷责难唐氏。平心而论，以残缺疲败之师是不能与优势战胜之敌相抗的。唐之错误在于事前未能知己知彼，谨慎考虑，详细计划，贸然承担守城重任。虽勇气可嘉，终不免受全国舆论之指责，则殊为不值矣。”^[30]

注释

[1]《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7年11月26日条。

[2]唯真（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马振犊等编《南京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43—245页。

[3]宋希濂：《南京守城战役亲历记》，马振犊等编《南京保卫战》，江苏人民出版社，凤凰出版社2005年版，第266页。

[4]李吉荪：《质疑“三次高级幕僚会议”决定南京防守》，《抗日战争研究》1997年第3期。

[5]由于事隔多年，刘斐对于这个时间不能确切予以肯定，故该文在收入中国文史出版社1980年出版的《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时删去了括号内的“大约是11月14日召开的”，《文史资料选辑》第12辑，中华书局1960年版；《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册第12辑，第5页。

[6]《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7]参见《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14日；《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7页；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册第12辑，第5页。

[8]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册第12辑，第5—6，6，7页。

[9]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册第12辑，第5—6，6，7页。

[10]《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11]《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12]刘斐：《抗战初期的南京保卫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册第12辑，第5—6，6，7页。

[13]《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14]参见唐生智：《1931至1949年概括回忆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4册第15辑，第46—47页。

[15]《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16]唐生智：《1931至1949年概括回忆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4册第14辑，第47页。

[17]转引自谭崇恩：《唐生智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18]谭崇恩：《唐生智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

[19]谭崇恩：《唐生智评传》，湖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25页。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23—524页。

[20]马振犊：《惨胜：抗战正面战场大写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页。

[21]刘秉荣：《军阀与迷信•前言》，华文出版社1993年版。

[22]参见张道镕等：《民国十大幕僚》，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98年版，第389—433页。

[23]参见吴相湘：《如来佛与唐生智》，台北《传记文学》第8卷第3期，第19页。

[24]《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25]《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26]《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7年11月26日条。

[27]《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28]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111，108页。

[29]《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7年11月28日条。

[30]《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协助指挥徐州会战

1937年11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约见大本营第一部部长徐永昌，两人讨论了时局应付办法并且讨论了人事问题。徐永昌特别提到要蒋介石重用白崇禧，他对蒋说：“健生有才、热心，且不腐化，即以政情论，亦当多所付托。”他还说：“健生长才热心，令人钦服。”^[1]对于徐永昌的建议，蒋介石有什么样的反应，笔者不得而知。但抗战初期，蒋介石确实表现出倚重白崇禧的样子。

12月3日，蒋介石约白崇禧谈话，交给他一项任务，即负责整理缩编已经残破的军队。白氏认为这项工作“太得罪人”，极力推辞。第一部部长徐永昌认为“此事国家太需要，亦非健生不办”，因此极力怂恿他接受此项任务，并对白氏说：“此救国事，亦慈善事，安容辞？”^[2]

华东战场自淞沪会战、南京保卫战后，日军侵占上海、杭州、南京等大中城市，日军调集到津浦铁路南端；华北的日军自1937年“七七事变”后也相继占领了北平、天津、太原、张家口等大中城市，将中国军队压迫到了黄河以南地区，华北、华东的日军企图乘胜攻占徐州，打通津浦铁路，一场以徐州为中心的大会战即将拉开序幕。

徐州，位于陇海、津浦两条铁路干线的交叉点上，扼江苏、山东、河南、安徽4省之要冲，战略地位极为重要，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徐州又是李宗仁的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驻地，这场会战的成败与桂系的兴衰和声誉密切相关。因此之故，尽管徐州会战的前线最高指挥官是李宗仁，但作为利害攸关的副参谋总长白崇禧，他对这场会战倾注了许多心血。

据白崇禧身边的秘书谢和赓回忆，李宗仁自到徐州就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后，他几乎每天晚上都要拨长途电话与白崇禧谈前方和各方面的情况和问题。他们通话时，为了防止别人窃听，每当谈到秘密的事情或者是不想别人知道的事情时总是使用粤语交谈，有时也用广西桂林家乡的土话来交谈，而且凡是重大关系的人名和组织名称，都是用他俩事先约定好的代名词进行交谈。^[3]他们交谈的内容，多由机要参谋刘维周在白氏身边记录，刘维周记录完毕后交给机要秘书谢和赓去整理，然后由他保存，以便备查或办理李、白商谈决定的事情。^[4]

为了打好徐州会战，白崇禧利用他的副参谋总长地位积极为李宗仁争取多调军队到前方。首先，白崇禧征得蒋介石的同意，将在淞沪会战后一直在浙西地区休整的桂系第21集团军调往第五战区。其次是建议将川军调往第五战区。抗战爆发后，川军编组数个集团军出川分别开赴第二、三战区作战，但川军武器装备落后，而且纪律不佳，表现很差。有人形容“川军闻敌即走，纪律坏极”，是人人嫌弃或者不愿意指挥的部队。^[5]川军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副司令孙震）首先开赴第二战区作战，参加太原保卫战，但因为出师仓促，行军途中没有兵站补给，只能就地购粮，势必影响军纪。邓锡侯率领第22集团军抵达山西时，太原已经失守，日寇正在追击中国军队，邓锡侯部遇敌便被敌人冲散，随撤退大军狼狈后撤，沿途看到晋军的军械库便破门而入，擅自补给，并且向老百姓强买强卖，老百姓怨气很大，“山西王”、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更是十分震怒，大骂川军是“土匪军”，并且要求统帅部将川军调出山西。12月5日中午，大本营会报会议决定调川军李家钰的两个师至河南新乡，归第一战区指挥；调川军邓锡侯的第22集团军4个师归第五战区指挥；冯钦哉的两个师调阳城沁水，归汤恩伯指挥。这些都是阎锡山不要的军队。^[6]对于李宗仁来说，川军邓锡侯的第22集团军4个师加盟第五战区等于增加了一支生力军。事实证明，该集团军在徐州会战中有上乘的表现。

其实，在当时白崇禧对即将到来的徐州会战并没有多大的信心。我们从军令部长徐永昌的日记中了解到一些真相。

12月6日晚7时半，蒋介石约见白崇禧、徐永昌、罗卓英、俞大维，商讨作战问题。白崇禧几次提出第三、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对调，要求李宗仁南来担任第三战区司令长官。白崇禧提议的意图何在，现在还不清楚。不过，蒋介石并没有采纳他的建议。^[7]

1937年12月26日的《徐永昌日记》又记载道：“健生昨日谈话，不主德邻力战，以为在一地纵力战亦守不了一星期；不如预留游击之力量得计。”对此，徐永昌大发感慨道：“人虑向方（韩复榘）不力战而虑德邻力战，此等情形只能责己不好尤人也。”^[8]

据徐永昌的记载，当时的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的作战意志也同样欠佳，徐氏在同一天的日记中记载道：“程颂云（潜）来电，为恐将来受第五战区影响，拟乘新历年节将宋（哲元）部移至潞安一带，将汤恩伯、关麟征等主力军撤至郑州、许昌。不意程竟如此皇张，殊出人意料之外！”

12月27日，徐永昌又在日记中发感慨道：“程（潜）懼敌进攻时，渡河不及，所以要早将大部撤退黄河，白（崇禧）虑德邻力战损失过大，想预将有力部队避开铁路正面，白固胜程矣。（对程电，余力言其非计，蒋先生是之。）”^[9]

从徐永昌的上述记载可以看出，当时国民党军方上层一些人的心态。按照如此的心态，那就根本不可能有后来的大捷。可喜的是，相比于白崇禧，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的作战意图要强得多。

1937年12月上旬，第五战区司令长官部遵照统帅部的意图，结合本战区当时的敌情、地形及任务等拟定了作战计划，并于12月7日向战区所属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其主要内容是：“战区为确保山东要地之目的，以现在前方部队直接守备东海、青岛及胶东半岛各海岸，沿黄河阻止由津浦北段南下之敌；以后方部队集结于徐州、商丘一带，准备策应。”^[10]

12月8日，白崇禧与徐永昌到徐州，拜访李宗仁，商讨作战事宜。

第五战区发布的作战命令首先受到战区副司令长官、山东省政府主席兼第3集团军总司令韩复榘的直接挑战。韩复榘是原西北军将领、冯玉祥的老部下，自从1929年韩复榘背叛冯玉祥投奔蒋介石以来，韩复榘虽然一直稳坐山东省主席的宝座，但他与蒋介石之间貌合神离，矛盾重重，冲突不断。此次，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借刀杀人（即利用抗战之机削弱乃至于消灭杂牌军队）的意图十分明显，韩复榘抗战初期作战还是比较积极的，他当然希望能够保全他的山东地盘，但在与日寇打了几仗后，认识到日寇火力之猛烈，他的部队缺乏重武器，觉得自己不是日寇的对手，从此保存实力的思想占据上风，无心作战，遇敌即退。第五战区分配给韩复榘的作战任务是：“第3集团军（第12、第55军及炮兵第1、第2重迫击炮团并指挥山东省保安）司令部右翼连接第51军（军长于学忠），于青城至张秋镇之黄河南岸占领阵地。司令部位于泰安，设指挥所于济南。”^[11]

但韩复榘为保存实力，无心守黄河。以致黄河防线形同虚设，日寇第10师团于1937年12月23日由青城、济阳间轻而易举地渡过黄河，韩复榘匆忙从济南撤退，只留所部第20师守济南，26日济南失守。31日，蒋介石电令韩复榘将所部主力“分布于泰安之临沂一带泰山山脉地区之各县，万勿使倭寇唾手而得全鲁”^[12]。韩复榘仍然不予理睬，一路退至鲁西南的城武、单县、曹县一带，且不向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报告。军委会曾明令“各战区守土有责，不能退入其他战区”。李宗仁劝韩复榘重返泰安，不可擅自进入第一战区防地。韩回电李宗仁：“南京失守，何有于泰安？”又云：“全面抗战，何分彼此？”^[13]李宗仁见韩复榘执迷不悟，遂于1938年1月3日用长途电话向最高统帅部报告“韩向方（复榘）无战意”^[14]。

韩复榘不仅消极避战，而且有“密谋倒蒋”的传闻。传说韩复榘与“四川王”、第七战区司令长官刘湘密谋，并积极联络第1集团军总司令宋哲元，准备合作倒蒋。^[15]在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如果韩复榘、刘湘等人真的有这样的企图，那真是罪不容诛。不过，传闻归传闻，至今尚无确切可信的铁证。

在徐州时，李宗仁就对白崇禧说过韩复榘无心作战的情况。1938年1月8日，白崇禧出席了蒋介石在汉口召集的重要军事会议，研究对日作战问题。会议决定变更抗战策略，改守为攻。会议还专门讨论了对韩复榘的处置的问题，出席会议的白崇禧、何应钦、陈诚等人均认为“若让韩部自由进出而不加制裁，军纪荡然，民心丧失，如此不独参加抗战的180余师及40余旅丧失信心，全面战事亦无法指挥”，故“一致主张严办，以振纪纲”。^[16]蒋介石早有杀人立威的念头，见众人都主张严办，自然是立即采纳。

蒋介石决定立即在河南省会开封，以召集第一、第五两战区军长以上将领开军事会议的名义将韩复榘拿办。蒋介石诱杀韩复榘的计划，事先只有何应钦、白崇禧、陈诚等几个人知道，连当时的军令部部长徐永昌也丝毫不知情。^[17]

1月10日下午，白崇禧与侍从室主任钱大钧随蒋介石以“往陇海线一带训话”为名飞赴河南开封执行诱杀韩复榘的计划。^[18]在汉口机场，蒋介石对白崇禧说：“最好二人各乘一机。”白崇禧心领神会，知道蒋的意思是怕遭遇敌机，他们两人同归于尽，于是白崇禧便乘C46运输机先行，蒋介石则于1个小时后乘“美龄号”座机起飞。未料到在白崇禧的座机飞抵河南省会开封上空时遭到地面防空高射炮的射击，差一点被打中机身机毁人亡。

原来，当时的河南省主席兼第2集团军总司令刘峙是蒋介石的嫡系大将，此人号称“福将”，对蒋忠心耿耿，但为人处世容易犯迷糊，一生闹了不少低级笑话，成为国民党官场圈子里茶余饭后的笑谈之资。他得到蒋介石大驾将至开封的电报十分兴奋，为表忠心，他进行了周密布置。刘峙还自作聪明地通知防空司令部在蒋介石的座机飞抵开封上空时发放警报，让城内外居民躲藏起来，这样道路就会宽敞清静许多。然而忙中出错，刘峙让防空司令部发防空警报时却忘了通知机场高射部队，于是笑话就来了。当白崇禧的座机飞临开封机场上空时，高射炮部队误以为是敌机来袭，也没来得及辨别便纷纷发炮射击，对于这一切，坐在飞机内的白崇禧一直懵然不知。当飞机徐徐降落时，高射炮部队发现机身上青天白日的国徽图案时才急忙停止射击。前来接机的刘峙自然也吓出了一身冷汗，他连连向白崇禧道歉，并惊恐万状地要求白切勿将此事向蒋介石报告。白崇禧倒也大度，以幽默的口吻回答说：“幸而高射炮兵训练不精，不然命中机身矣！若是命中，我不能向委员长报告；既未命中，我无报告之必要。”白崇禧言而有信，此后数十年从未对人说起过刘峙在开封机场“举烽火以戏诸侯”的“杰作”。^[19]

1月11日下午，蒋介石在开封南关袁家花园主持第一、第五两个战区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名为北方抗日将领会议。参加会议的有白崇禧、钱大钧以及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和两个战区的高级将领宋哲元、刘峙、于学忠、张钫等共80余人。韩复榘心里有鬼，本不敢来参加会议，但还是被蒋介石连哄带骗到了开封参加会议。会议开始后，蒋介石开始训话，他说：“我们抗日是全国一致的，这应该说是我们每一个将领义不容辞的责任，可是，竟有一个高级将领放弃山东黄河天险，违抗命令，连续失陷数大城市，使日寇顺利地进入山东。我问韩主席，你不放一枪，从山东黄河北岸一直往后退，继而放弃济南、泰安，使后方动摇，这个责任，由谁负担？”韩复榘当即顶撞说：“山东丢失是我应负的责任，南京丢失该谁负责任呢？”蒋见韩公开顶撞自己，顿时怒不可遏，用力一拍桌子，厉声说：“现在我问的是山东，不是南京！南京丢失，自有人负责！”韩还想开口反驳，坐在他身旁的刘峙拉住他的手劝道：“向方，委座正在冒火的时候，你先到我办公室里休息一下吧！”于是拉着韩从会议厅走了出来。

会场门口停着一辆预备好的小卧车。刘峙亲热地说：“向方，上车吧，这是我的车子。”韩复榘气呼呼地上了车，刘峙向司机使了个眼色，随即关上车门，说：“向方，你先走吧，我还要回去参加会议。”说罢，转身离去。这时，汽车前座上的两个人迅速爬到后车厢里来，一边一个，把韩夹在中间。韩察觉大事不妙，脸色顿时发青，但悔之已晚矣。果然，左侧的一人拿出一张逮捕证，示于韩说：“你已被逮捕了！”韩复榘这才认出，车里的两个人竟是蒋介石的特务头子戴笠和龚仙舫。戴、龚二人在大批宪兵的森严戒备之下，将韩复榘押上列车，送往汉口软禁，由军统局负责看管。^[20]韩复榘被刘峙领出后，蒋介石立即宣布：“韩复榘目无中央，违抗命令，大敌当前，擅自撤退，为民众所不容，为党纪国法所不容，现已逮捕法办，请诸位安心供职。”^[21]

韩复榘被宣布逮捕后，他的部下四处活动求情，希望留韩复榘一命，让他戴罪立功。韩复榘手下第一大将孙桐萱找到李宗仁、白崇禧，希望李、白出面向蒋求情。但李、白都是主张杀韩的，拒绝了孙桐萱的请求。

蒋介石将韩复榘押到汉口后，决定组织军法会审，派参谋总长兼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审判长，第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鹿钟麟、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为审判官，对韩进行审讯。所谓军法会审，当然只是走过场而已。1月24日，韩复榘被枪决于汉口。

在韩复榘伏法的同时，白崇禧对不战而退的桂系高级军官执行军法，这两件事对于国民党正面战场整肃军纪、提高作战积极性发挥了极为具有重要的作用。特别是李宗仁挂帅的第五战区，除桂系自己的部队外，大多是原西北军及川军部队，是杂牌军最多的一个战区。从此之后，其他杂牌军将领在短时期内再也不敢消极避战了，战事很快有了转机。《徐永昌日记》记载道：“近日我军在晋鲁军事，均有转机。敌军伤亡颇重，月余以来，鲁豫晋战事均激烈，但我军无未奉命而退者。至今在晋作战之军队20余万人，虽屡被敌军猛力压迫，尚无一人渡河。凡此大半由于韩复榘死后，一般将领畏法之故。”^[22]可见，杂牌军将领在徐州会战中之所以能够拼死苦战并取得台儿庄大捷，这一现象的出现不是偶然的。如果不是杀了韩复榘取得杀一儆百的效果，要取得台儿庄大捷是不可想象的。

从1938年1月起，日寇第13师团进攻津浦铁路安徽明光以南一段，受到桂系第31军（军长刘士毅）的抵抗，随后，李宗仁急调第51军（军长于学忠）南下，沿淮河北岸布防；同时调桂系第21集团军的6个师至津浦铁路南段加强防守，阻止日寇北上。在这里，我军对北上的日寇展开了顽强的池淮阻止战，遏止了日寇北上行动。

在津浦铁路北段山东境内，日寇第10师团^[23]于1938年1月上旬和中旬相继攻占济南、泰安、曲阜等大中城市；同时，日寇第5师团^[24]沿胶济铁路东侵，于1月8日攻占潍县，13日与先期登陆的海军陆战队联合攻占青岛。至此，日寇进攻徐州的态势形成。

3月8日，日寇第10师团沿津浦铁路南进，向滕县外围阵地上中国军队第22集团军发起攻击。第22集团军出川以来，在山西作战表现欠佳，被阎锡山赶出山西，很觉得脸上无光，对于李宗仁的主动接纳，第22集团军将领都很感激，他们表示要好好打一仗，以雪以前的耻辱。面对日寇强大的精锐主力师团，担任防守的第22集团军第41军的第122、第124师在第122师师长王铭章中将的统一指挥下，展开了顽强的抵抗。从3月14日拂晓至18日滕县失守，第41军守城部队抱着与城共存亡的信念，与日寇展开血战，先后打退日寇无数次的疯狂进攻，自王铭章师长、赵渭滨参谋长以下5000余名爱国官兵血洒滕县县城；防守滕县城外围阵地的第22集团军第45军第127师自师长陈离以下也付出四五千人的重大牺牲。第22集团军以近万人伤亡的巨大牺牲拖住日寇108个小时，毙伤日寇2000余人，为我军在台儿庄周围布防赢得了宝贵的时间。李宗仁评论说：“滕县一战，川军以寡敌众，不惜重大牺牲，阻敌南下，达成作战任务，写出川军史上最光荣的一页。”^[25]

在日军第10师团进攻滕县之前，第5师团自2月22日拂晓起进攻莒县，激战约30个小时，守城总指挥刘震东中将阵亡，我军于23日上午从莒县城撤退。3月3日，第5师团逼近汤头镇，与庞炳勋将军指挥的第3军团展开激战。

第3军团也是原西北军部队，自中原大战以后投奔蒋介石，备受歧视，庞炳勋名为军团长，实际上只有1个第40军（庞炳勋兼军长），下辖1个师（第39师、师长马法五）2个旅（第115旅（旅长朱家麟）、第116旅（旅长李运通）），整个军团只有5个团，官兵13000余人。庞炳勋自中原大战一直在夹缝中生存，小心应付各方，这次上战场前，他有感于李宗仁的厚意，表示：“长官德威两重，我们当部属的，能在长官之下为国效力，天日在上，万死不辞，长官请放心，我这次绝不再保存实力，一定同敌人拼到底！”^[26]

蒋介石（中）与李宗仁（左）、白崇禧（右）在徐州合影

庞炳勋说到做到，他指挥第3军团不计牺牲，坚决顶住日寇的进攻，誓死不退。在临沂危急的时候，李宗仁及时调张自忠的第59军2万余人于3月12日进抵临沂西郊驰援第3军团。两支出身原西北军的部队并肩作战，战至20日，庞炳勋的第3军团（战后庞炳勋部只剩下2000余人）和张自忠第59军以伤亡1万余人的代价毙伤日寇3000余人，打退了日寇的对临沂的攻击，取得临沂大捷。这是日寇全面侵华以来继平型关受挫后第二次受到严重挫折。^[27]蒋介石在嘉奖电报中说：“开抗日胜利之先河，振‘国军’之士气。”^[28]临沂大捷粉碎了日寇第10、第5师团会攻台儿庄的计划，造成第10师团孤军深入台儿庄被我军围歼的契机。

就在临沂大捷之时，国民党最高统帅部的态度却来了个大转变。21日的作战会报决定对津浦铁路线北段的日寇采取攻势作战，但到22日的作战会报因为蒋介石有顾虑，终于做出了津浦铁路线北段“暂缓进攻”的决定。^[29]23日晚7时，蒋介石在徐永昌等人的陪同下，从武汉乘火车到达郑州，与在这里的白崇禧、程潜、宋哲元、刘峙、商震等商讨第五战区的作战问题。徐永昌记载：“对于第五战区诸人咸主积极进攻，蒋先生以为敌占临城、峄县三四天，工事已坚，攻之不能下，尔后又难撤退，敌人另以一军攻鲁西，我无兵应援，陇海被截，徐州危矣！不如停止进攻以待敌之来攻，因之健生立以电话转达德邻。”^[30]

24日，蒋介石在白崇禧、徐永昌等人陪同下来到徐州，李宗仁报告前方情形，并说前方“指挥官地点不通电话，（进攻的）命令无法追回，且军队已经开始进攻矣”。^[31]事已至此，蒋介石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当即决定派白崇禧、林蔚到台儿庄督战，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蒋介石则在徐永昌等人的陪同下前往洛阳视察第一战区防务。

当日寇第10师团围攻滕县即将得手之时，统帅部决定调归属第一战区指挥的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军团下辖第52、第85、第13军）主力第52、第85军以及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下辖第30、第42军，共有3个时又1个混成旅）火速赶往鲁南战场增援。其中第2集团军是原西北军，是杂牌军；第20军团是国民党中央军，装备较好，兵员充足，该军团的加入作战，改变了鲁南战场是清一色杂牌军苦战的状况，也为即将到来的胜利奠定了基础。

李宗仁命令第2集团军的第31师（师长池峰城）进驻有鲁南门户之称的台儿庄，加紧修筑工事，准备严防死守。随后，孙连仲率领第2集团军的其他2个师进驻台儿庄以南的韩家寺指挥。汤恩伯率第20军团第85、第52军攻击枣庄、峄县之敌。这样，中国军队除驻临沂的庞炳勋第3军团、张自忠第59军及驻台儿庄西南的黄光华师未用外，在以台儿庄为中心的鲁南战场共投入8个半师与日寇1个半师团展开血战。^[32]

24晚，白崇禧、林蔚在孙连仲的陪同下来到台儿庄前线视察，他们先到韩家寺的第2集团军司令部，听取孙连仲的汇报，然后又来到台儿庄南站第31师师部了解情况。池峰城师长向白崇禧详细介绍了两日来的战况后，说：“以近两日日军的攻势来看，职等认为，敌将以主力南下，攻略台儿庄。其理由为，第一，占领台儿庄，敌便可席卷运河防线或乘虚进窥徐州；第二，台儿庄是我军回旋作战的轴心，轴心一失，攻防两个兵团就失去联系，第20军团后方联络线中断，势难持久。因此，职等认为，敌将以一部牵制我汤军团，而以主力攻略台儿庄，企图一举夺取。”

白崇禧听了池峰城的分析，点头表示赞同，接着又询问第31师的作战准备与装备情况，得知第31师仅装备有步机枪与迫击炮，急需大炮等重武器支援时，白崇禧转身对孙连仲说道：“仿鲁兄，敌主力有南下之企图，台儿庄一线对整个战局的发展至关重要，我应采取攻势防御的战术，拒敌于台儿庄以外。没有大炮是不行的，我即刻与李长官商量，请调五战区直辖之炮7团一部及铁甲车第3中队驰援台儿庄。此外，估计敌战车、坦克将协助攻击台儿庄，我也马上与开封程（潜）长官联系，商请调拨战车防御炮速来，以增强你部作战能力。”

随后，白崇禧即在第31师师部与徐州李宗仁、开封程潜通了电话，李、程答应即调野炮、战防炮、铁甲车队来台儿庄。打完电话，白崇禧又对孙连仲和池峰城说道：“将调来的战车防御炮，国家还不多，我装甲兵团刚刚配备调汴（开封），即转此使用，说明台儿庄战局之重要。台儿庄乃徐州屏障，从整个战局视之，它已非汤军团之旋转轴，乃战区旋转轴也。贵部应坚守歼敌，能守3日，使战区获得充裕时间，敌可就歼也。”孙连仲和池峰城相继表示，一定不负众望，坚决完成战区交给的作战任务。^[33]

白崇禧部署完毕后，于25日凌晨返回徐州。

炮兵和铁甲车队增援台儿庄，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军队的火力。^[34]

防守台儿庄及其前头阵地的第2集团军抵挡日寇第10师团的正面进攻，牺牲是十分惨烈的。当第2集团军牺牲官兵牺牲达到70%以上、台儿庄岌岌可危之时，孙连仲打电话给李宗仁，请求容许第2集团军放弃台儿庄退守运河南岸，好让第2集团军留点种子。李宗仁认为敌我在台儿庄已经血战一周，胜负之数决定于最后五分钟，因而坚决不肯，他命令孙连仲：“援军明日中午可到，我本人也将于明晨亲来台儿庄督战。你务必守至明天拂晓。这是我的命令，如违抗命令，当军法从事。”孙连仲见李宗仁态度坚决，便悲壮地回答：“好吧！长官。我绝对服从命令，整个集团军打完为止！”^[35]

3月27日，李宗仁给第20军团长汤恩伯下达命令，命令该军团立即放弃攻击峄县、枣庄之敌的计划，除以一部监视当面之敌外，主力迅速向南转进，协同第2集团军歼灭台儿庄之敌。但汤恩伯自恃是蒋介石嫡系中的嫡系，后台最硬，他对杂牌军头子李宗仁长官的命令并不看得很重，他接到命令后，找各种借口延缓南下，在李宗仁的再三催促下，汤恩伯部于31日才达到台儿庄以北向敌展开攻击，致使第2集团军又苦战了数日。当台儿庄陷于僵持苦战局面的时候，李宗仁与白崇禧商量后，不顾统帅部的反对，决定调总预备队周岩的第75军和黄光华的第21师加入前线作战。

当态势显示有利于我军时，蒋介石决定抓住战机，打一大胜仗。4月1日，蒋介石给李宗仁、白崇禧、林蔚下达了“对于台儿庄之敌务须歼灭”的命令，并且表示“兵力不足可用援军”。^[36]当天，李宗仁、白崇禧、林蔚复电表示：“我军兵力已占优势，自当恪遵钧嘱达成任务，以副期望。”^[37]

为达成目的，蒋介石决定加派第一战区司令长官程潜赴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4月5日，蒋介石又亲自给一味避战取巧的汤恩伯下达了一道严厉的命令：“限两小时到。汤军团长恩伯：密。台儿庄附近会战，我以10师之众对（1）师半之敌，历时旬余未获战果。该军团居敌侧背，态势尤为有利，攻击竟不奏效，其将何以自解？急应严督所部于6、7两日奋勉图功歼灭此敌，毋负厚望。究竟有无把握？仰即具报为要！中正手启。”^[38]汤恩伯收到蒋介石如此严厉的责问电报，知道再也不能取巧了，立即将电报转达部队，要各部队奋勇杀敌立功，按期歼灭顽敌。

敌我双方鏖战至4月6日，台儿庄前线的日寇再也支持不下去了，仓皇进行撤退。我军虽然未能全部歼灭进攻台儿庄的敌人，但打退了敌人，总算是抗战以来正面战场取得的第一个大胜利。为了鼓舞士气，当时在前方协助指挥的军令部次长刘斐电告统帅部，主张扩大宣传，这就是轰动一时的台儿庄大捷。^[39]

台儿庄捷报传开后，全国民心士气为之一振，各地纷纷举行祝捷大会。在武汉，数以十万计的游行者拥上街头庆祝中国军队取得的胜利，并用卡车载着李宗仁和白崇禧的巨幅画像作为游行队伍的先导。在人们看来，台儿庄打了胜仗，李宗仁、白崇禧两将军应同居首功。

得到日军向北撤退逃跑的消息后，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于4月7日下午下达了追击命令：“（一）台儿庄附近经我孙、汤两军击溃之敌，现向峄县方向逃窜中。（二）汤军以一部肃清战场，以主力由台（儿庄）枣（庄）支路（不含）以东，沿夏庄、马山、九山、潭山以南地区向峄县追击前进。（三）孙军指挥张轸师（第110师）由台枣支路（含）向峄县追击前进。（四）曹福林（堵击兵团）应于峄县以北地区截击敌人，勿使窜逸。（五）敌如退据峄县城，孙、汤两军各以一部占领峄县东、西方高地，主力协同击灭城外敌之野战军后，围攻峄县城。（六）敌如以峄县城为后卫阵地，孙、汤两军各以一部监视之，主力尾敌穷追。（七）孙震军（引者按：即第22集团军）应由新闸子渡运河，追击韩庄方面之敌。（八）李仙洲师应继续经向城向东，扫荡临沂以西之残敌，向临沂前进。到达后归张军长自忠指挥。（九）予在铜山。”^[40]

各部接到命令后，迅速按照命令展开追击。4月9日至11日，追击的中国军队先后迫近峄县：左翼兵团进至峄县以南的白山西、泥沟一带，右翼兵团进至峄县以东的土山、马山一带，堵击兵团进至枣庄以北地区。此时日军濑谷、坂本两支队已集中兵力占领了白山西、獐山、九山、郭里集等各要点，一方面凭借工事进行防御，一方面以攻击行动破坏和迟滞中国军队的进攻。尽管孙连仲第2集团军及汤恩伯第20军团连日展开进攻，不仅进展甚缓，而且伤亡很大。

中国统帅部对追击行动缓慢感到焦虑。4月12日，蒋介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台庄之捷已逾5日，峄（县）枣（庄）韩（庄）临（沂）尚未攻下，踌躇审顾，焦虑至深。以乘胜之军更加主力部队追（击）援绝溃惫之寇，不急限期歼灭，一旦敌援赶至，死灰复燃，是无异隳已成之功而自贻将来之患。万望激励将士努力进攻，一面分途堵击，务于一、二日内将残寇全数歼除。庶敌兵再至，我更有以待之。如何盼速报。”^[41]

在前方指挥的李宗仁、白崇禧更加清楚敌我两军的现状，根据军队现状，他们不主张实行攻坚战，应采用机动作战办法。4月13日，李宗仁、白崇禧联名复电军令部：“现敌改攻为守，凭藉峄县附近山地为据点，以枣庄为犄角。我因阵线过广，处处薄弱，连日攻击，甚难成效，欲彻底消灭敌人，事实上恐难如愿。第二期抗战之方针原在避免阵地战，以运动战消耗敌之兵力，而收‘集小胜为大胜’之功。拟在包围阵线上仅配置少数监视兵，将主力分别集结于便于机动之位置，一面破坏敌后方交通，一面以小部先游击，诱致敌人于阵地外求决战，无论敌由何方增援，均可应付裕如。此为职等连日在前方实地观察认为迅宜改用之战法原则。如蒙裁可，拟即相机实施。乞示。”^[42]

4月14日，李宗仁、白崇禧、林蔚、刘斐又联名打电报给统帅部，重申“敌反攻固不易有力，我图消灭敌人亦难，现拟一面监视敌人，一面集结主力于机动地位，一面速行补充，并断敌补给，一面诱敌离阵地以达继续攻敌之目的”。^[43]

在李宗仁、白崇禧、林蔚、刘斐等人一再坚持下，蒋介石不得不同意鲁南前线改攻为守。4月15日，蒋介石复电李宗仁、白崇禧：“所拟机动攻势案甚妥，应速实施。”^[44]

然而，来自天津方面的一则失实的情报，导致李宗仁、白崇禧错误地判断了日军的作战方针，又来了一个180度的大转弯，决定立即放弃守势作战，改为攻势作战，歼灭日寇两个师团的残部。4月17日，李宗仁、白崇禧联名致电统帅部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军令部次长熊斌、林蔚，希望他们协助蒋介石作出增兵第五战区的决策。电报说：“（一）津息：台庄胜利已激起日方反战运动，致预定由国内增加8师亟早解决华北战局之计划打消，现在向鲁南之增兵均由各战场抽调而来。（二）我如能把握台儿庄胜利之果而早日解决峄县之敌，则可扩大敌之反战运动，从动国际力量之观听，确立我胜利基础，在此一举。拟请委座集中所有力量争此一着，务盼兄等主持一切，以期早观厥成，是所盼祷。”^[45]

蒋介石同意终于同意了李宗仁、白崇禧的判断和主张，下令向第五战区大规模增兵。4月21日下午，蒋介石自武汉飞郑州，22日晚抵达徐州，与李宗仁、白崇禧交换意见。根据军令部长徐永昌的统计，到4月22日止，用于鲁西南前线的部队达到38个师又两个独立旅以及炮兵骑兵等（商震、石友三两个军未计入）。这么多部队开入五战区作战，使李宗仁、白崇禧信心倍增。白崇禧还豪气十足地说：“这次总攻，要把敌人赶到东海去！”^[46]

为了实现把日寇赶到东海去的目的，参战部队越多越好。因此，直到4月30日，李宗仁、白崇禧还在催促有他们俩有私交的云南省主席龙云出兵支援第五战区作战，电报全文如下：

龙主席志舟如兄勋鉴：穆密。

顷闻委座为贯彻在鲁南继续与敌决战方针，已下令调川滇粤部队开至前方.为以后作战之备。粤已遵令调李伯豪（汉魂）两师即开武汉，川滇均复电遵办等语，仰见吾兄体国公忠，至深敬佩莫名。鲁南战事.近旬以来，敌我竞相增兵，互争雄长，战事之烈，得未曾有。就昨今两日情况，敌之攻势，已成弩末，我以现有兵力，不难趁此战机，再破顽敌。惟倭寇怙恶，纵或一败再败，自必续调援兵，以求一逞。查鲁南之得失，动关整个抗战前途，我为贯彻与敌决战方针，完成扫荡倭寇使命，自非急起直追、及时增兵不为功。中枢有见及此，实为致胜庙谟，我兄卫国精诚，世所崇尚，祈本救兵如救焚之义，速专发兵，早见实行。国家民族实深利赖，匪仅弟等之私幸也。临电依驰，贮候示教。

如弟李宗仁、白崇禧叩。卅徐。印。^[47]

事后证明，李宗仁、白崇禧所依据的情报失真，所做出的判断自然是错误的。

事实上，日寇大本营于4月3日就做出集中兵力击破徐州附近之敌的决策。4月7日，日寇大本营参谋总长于同日下达了《徐州附近作战指导要领案》，该案所确立的作战方针是：“华北方面军以有力之一部及与之相配合的华中派遣军的一部击破徐州附近之敌，并占领津浦路及庐州附近。作战开始时间预定于4月下旬。”作战要领是：“（一）华北方面军，以约4个师团向陇海路沿线发动攻势，击破敌人。为此，以主力由北方击破徐州附近之敌，另以约1个师团的兵力，由兰封东北向归德（即商丘）方向敌退路进攻。（二）华中派遣军，以约2个师团（其一部担任后方警备）由南方策应华北方面军之作战。为此，应沿津浦路进击，尤应力求切断敌之退路。（三）华北方面军占领徐州（含）以北津浦路，将敌击破后，占据兰封以东之陇海路以北地区。（四）华中派遣军击破敌人后，占据徐州（不含）以南之津浦路及庐州附近。（五）两军作战要紧密联络。（六）本作战终了后，华北方面军约将3个师团配置于黄河以南；华中派遣军约以2个师团配置于徐州（不含）以南津浦路及庐州附近。”

为了指挥徐州会战，日寇“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寺内寿一大将的指挥所进驻山东济南，“华中派遣军”司令官畑俊六中将的指挥所进驻安徽蚌埠。日寇投入的部队除原有的第5、第10师团外，“华北方面军”有第1、第2军和临时航空兵团；“华中派遣军”有6个师团又1个步兵旅团、1个支队和第3飞行团。

台儿庄大捷后，军令部作战厅长刘斐估计日寇一定不会甘心失败，必将增兵反攻。他从徐州回到武汉后，经常通电话与李宗仁、白崇禧联系，提醒他们注意。刘斐还对他们说：如果汤恩伯军团不能乘敌援军未到以前一举将败退峄枣地区之敌歼灭，就应该及时调整部署，集结强有力的部队于适当地点，确保主动，准备以机动灵活的部署，再相机打击敌人。但李宗仁总认为“不要紧”。他甚至把前来增援的部队都投入到第一线。^[48]

因为最高统帅部与第五战区在作战指导思想上有分歧，统帅部于4月23日制定了一个折中的《徐州会战作战指导方案》，战略上强调攻势作战，同时预留了不得已时实行机动防御的内容。4月25日，以第五战区正副司令长官李宗仁、李品仙的名义发布了第6号作战命令。次日，蒋介石复电基本同意这个作战部署，同时就兵力使用与机动部队的控制方面作了一些补充指示。4月27日，蒋介石又致电李宗仁、李品仙，要求严令各参战部队不顾牺牲和疲劳，振作士气，达成作战任务。^[49]

这样，继淞沪会战后又一场大规模的会战在以徐州为中心全面展开。日寇投入徐州战场的总兵力约15万，中国军队总兵力在60万以上。^[50]表面上看起来，中国军队数量是日寇的4倍多，但当时敌我的对比是，“（中国军队）虽有4师不若敌1师，且轻重机关枪比较尤弱，炮少而弹缺，今日与敌只有拼血肉与精神耳！”^[51]中国军队不仅陆军火力弱于日寇，而空军方面日寇更是具有绝对优势，当时投入中国战场的飞机近1000架，而中国军队似乎很少有空军参战。^[52]中国军队的伤亡往往比日寇多数倍。例如，最后投入战场的第60军（军长卢汉，该军系云南地方部队）于4月下旬开到战场，坚守禹王山阵地。该军从云南出发时官兵45000余人，在禹王山阵地坚守25天，全军伤亡14000余人，其中牺牲5000余人（其中军官近500人），9000余人负伤。^[53]算起来，平均每天的伤亡将近600人。日寇进攻禹王山阵地时，大炮齐射，上千发炮弹落地，禹王山顿时硝烟弥漫，连山的影子也不见了。在这里督战的白崇禧看了，也不禁惊叹：“这是打洋仗！”^[54]

5月上旬，日寇加紧实施迂回包抄中国军队后方的战略计划，企图彻底包围徐州以东鲁南地区的数十万大军一举击溃。为打破日寇的企图，蒋介石要求第一战区和第五战区配合作战。第一战区以薛岳、汤恩伯两个兵团分别对迂回徐州以西之日寇实行反包围作战，第五战区仍然实行阵地战，只是战线缩至运河线。5月12日，蒋介石给李宗仁发来“训令”，决定第五、第一两个战区的作战地境进行调整，鲁西划归第一战区。训令指出：“（一）‘国军’决先击灭淮北及鲁西之敌。（二）鲁南方面在敌抽调兵力转用鲁西之情况下，除应以有力部队增强右翼防敌包围外，须即刻设法抽出三、四师兵力位置徐州，为该战区预备队，必要时用蒙城方面之攻势。（三）鲁南方面即决心取守势，于必要时可依运河逐次抵抗，至不得已时则固守徐州国防工事线，以获得攻势方面决胜之时间。（四）总之，五战区第一任务在击灭蒙城方面之敌，使全盘态势有利，否则保有鲁南阵地亦属无益。希当机立断，速决实行具报。”^[55]

蒋介石唯恐李宗仁不执行他的命令，特派军令部次长林蔚和军令部作战厅厅长刘斐前往徐州转达他的意图。李宗仁认为，蒋介石对南北实行钳形包围之敌实施反包围的作战指导缺少万一反包围不能成功时如何迅速脱出敌人包围的措施。因为李宗仁在第一线，知道中国军队伤亡重大，已经疲惫不堪，要抓住日寇成建制的师团予以包围歼灭不是轻易能够实现的。因此，他在5月12日晚制订的《第五战区作战计划》中增加了当陇海路有被截断可能时各兵团如何转进的内容。计划认为“敌对我鲁南改取攻势，主力由淮北、鲁西两方夹击，有截断我陇海交通、包围徐州之企图”。作战方针是：“（一）战区拟乘敌兵分离之际集结兵力，击破淮北之敌，再转移兵力于其他方面，施行各个击破。（二）敌如将会师陇海线，我后方联络线有被敌遮断之虞时，则各以一部攻击永城及蒙城之敌，以主力转移到亳县、涡阳、阜阳以西地区，准备尔后之作战。”应当说，李宗仁的这一方针是有先见之明的。

但作为第五战区战场最高指挥官的李宗仁及协助他指挥的白崇禧在全局的考虑上仍然有判断错误、措施失当的地方。第60军军长卢汉在致龙云的电报中说：“李（宗仁）、白（崇）禧侧重徐州东北，故调重兵数逾十万，竟将后方唯一之交通线忽略，以致逐段被截，无法应付。查大军会战，首重交通线之毛奇曾经列为会战第一原则。此次敌已援用我方疏略，是不能不谓为李、白判断错误、措施失当也。”^[56]

第2军军长李延年“于愤恨之余，认为我们这次打的是‘××仗’，考究其原因，是由于台儿庄胜利后的夸大自骄和轻视敌人。当时认为敌人历来能够只有一面进攻的力量，不够南北两路同时进犯。事实上此次敌人既由皖北蒙城而永城，同时北面亦由金乡鱼台南下，夹击陇海路迂回徐州。再则对敌人进攻路线估计得相当不周到，当初肯定敌人定由鲁南进犯徐州，故我们的主力部队全布置在徐州东南邳县、白崇禧等地，待皖北告急，又因交通工具的不够及敌机的终日来回侦察轰炸，使抽调劲旅不能如期到达指定地点，以致有敌人直窜永城，切断陇海路的致命缺陷。”^[57]

由此可见，李、白在对敌军兵力及其战略企图上的判断存在严重错误，导致了中国军队的被动局面。

到5月中上旬，日寇对徐州地区的中国军队形成了合围态势，5月16日，日寇第9师团进抵安徽萧县附近、第16师团进抵谢场，直接威胁徐州的后方。面对严重的局面，为了避免我军遭受更大的损失，李、白决定立即放弃徐州，进行战略转移，跳出日寇的大包围圈。转移命令规定：

（一）第2集团军、第22集团军及第51、第60、第48、第22军及第75军之第6师、第93军之第132师和140师为鲁南兵团。以孙连仲为总指挥，于学忠为副总指挥，守备徐州，掩护大军转移。（二）第20军团（第110师、第4师）及第2、第68、第59、第92各军与第95师为陇海兵团，以汤恩伯为总指挥，刘汝明为副总指挥，由徐州西南转进亳县、柘城、太康、鹿邑、淮阳、涡阳一带。（三）第21集团军、第31军及第77军为淮北兵团，以廖磊为总指挥，由宿县、固镇一带向太和、阜阳、颍上、凤台、寿县、正阳关之线转进。（四）第26、第27集团军为淮南兵团，以李品仙为总指挥，确保官亭、舒城、怀宁之线。（五）第24集团军为苏北兵团，以韩德勤为总指挥，仍确保淮阴、东海一带。（六）挺进军（第69军）应在费县附近鲁南山区经营根据地，进行游击作战。^[58]

笔者必须指出的是，李宗仁、白崇禧作为桂系的首脑，又是徐州会战的前线最高指挥官，他们的私心也在整个战役的调兵遣将过程中充分表现了出来。那就是调兵布阵的时候，他们总是把别人的军队调到最危险的第一线打头阵，承担最艰巨的作战任务，像原冯玉祥西北军系统的第3军团（军团长庞炳勋）、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第59军（军长张自忠），原东北军系统的第51军（军长于学忠），滇军系统的第60军（军长卢汉），川军系统第22集团军（总司令邓锡侯）以及中央军系统的第20军团（军团长汤恩伯）等部队都有相当重大的牺牲。而“李、白自己基本部队近在肘腋却不让参加”^[59]。整个徐州会战，桂系的两个集团军（第11、第21集团军）一直放在次要战场，“均无大战事，牺牲极少”^[60]。只有到了徐州全线大撤退的时候，李、白觉得还是自己的子弟兵可靠一些^[61]，决定立即起用第21集团军护驾。第21集团军总司令廖磊对部队下达任务说：“此次本军任务重大，一方面，掩护由徐州撤退的部队和后勤物质从阜阳安全渡过颍河，同时掩护李长官从宿县、永城间安全突围；另一方面须确保凤台、寿县阻止敌渡淮河向皖西侵犯。”^[62]

5月18日，李宗仁、白崇禧、林蔚、刘斐及第五战区长官部人员在桂系第31军和第7军1个师的掩护下，由萧县以南突围向安徽西部的阜阳前进。5月21日，李宗仁、白崇禧、林蔚、刘斐与汤恩伯、廖磊等人在李庄站之孙寨开了一个小会商讨部队撤退路线和行动方案，李宗仁、白崇禧随廖磊部行动。因为没有空军掩护，为避免日寇空军的轰炸和战车、骑兵的追击，我数十万大军在撤退时白天不敢行动，只能在晚上行军，白天还要占领阵地，构筑工事，以防日寇来袭，因为敌我两军纵横交错，随时都有被日寇袭击的可能。特别是日寇的空军飞机沿我军各部队撤退的路线跟踪搜索扫射。有一天，白崇禧和刘斐站在一户农家门口看敌机低飞，连日寇驾驶员的帽徽都看得清清楚楚。敌机飞行员对准门口连续扫射，白崇禧和刘斐满身都是灰土。^[63]由于连续在晚上行军，一路上人困马乏，加以道路泥泞，失足落马的声音此落彼起。随军步行的人们，其辛苦疲劳更可想知。白崇禧本人也发生了坠马事故。他说：“某晚，我骑马与李长官、林蔚文等同行，因过分疲倦，盹睡中自马背坠入麦田中，幸无损伤。记幼时读《庄子》云：‘醉者之坠车而不伤者，其神全也。’我亲身为之印证，其言确富有哲理。”^[64]

大约经过七天七夜的行军，白崇禧一行到达阜阳，李宗仁在这里设立指挥所，收容整顿部队。这次行军撤退，几十万部队没有遭受重大损失，因素很多，老天的关照也是一个重要原因。据随军行动的著名记者范长江说，5月18日后，突然天降大雾并且风沙大作，大雾和扬起的尘土掩盖了地面上的村庄，使敌人跟踪侦察的飞机不能发挥作用。^[65]因此之故，范长江甚至说：“谢谢18日的气候，敌人没有发现我们突围的企图。正如（民国）二十五年我军克复百灵庙之夜，冬季蒙古草原突发南风，使我军活动便利。当然我们不信什么数运，但是这种巧遇的气候，实很让我们兴奋的。”^[66]

徐州会战历时5个月，是抗日战争爆发以来历次会战中坚持时间最长的一次。1938年5月27日，蒋介石致电已经抵达阜阳的李宗仁及白崇禧、林蔚、刘斐等，表彰他们在徐州会战中指挥策划之功劳，电报说：“鲁南撤退各军整然，殊为欣慰。吾兄公忠体国，备著辛劳，至深怀念。希继续努力，完成复兴大业为盼。余已返汉，并转健、蔚、为诸兄。”^[67]

论指挥策划之功，李宗仁是战区司令长官，他应居首功。但白崇禧、林蔚、刘斐等人协助指挥和策划的也功不可没。白崇禧之五公子、著名作家白先勇在一篇文章中如此论述其父亲在徐州会战中的作用：“父亲在徐州会战中，可以说是从开始参与到会战结束，担负了重要任务。父亲身为副参谋总长，在抗战军事委员会中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事实上是蒋委员长的最高军事幕僚长，蒋白之间又恢复了北伐时期的亲密关系，蒋对白器重，远超过名义上是参谋总长的何应钦。父亲在会战前替第五战区调兵遣将，台儿庄大战进入激烈情况时，父亲奉命留徐州协助李宗仁指挥作战，徐州会战，父亲再度赴徐州襄助李宗仁统盘筹划。父亲在第五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与蒋委员长之间扮演了重要的沟通与调和的角色，有父亲在蒋氏面前的进言，李宗仁在战场上才这样顺利地获得军委会的援助。”^[68]

相比于儿子的高调评价，白崇禧本人则要低调得多，他十分谦逊，大有推功让能之风。他说：“实际台儿庄胜利全赖最高统帅之贤明领导，将能战之兵迅速调至战场与敌消耗，以及李长官之能用兵与各军将士之能听命，尤以（第五战区）参谋长徐祖诒运筹帷幄，熟娴兵略，为一不可多得之幕僚长。我于战场中不过备员一名，实不敢贪天之功。”^[69]

注释

[1]《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3]这套代名词是由白崇禧的机要参谋刘维周和机要秘书谢和赓奉命共同拟好呈阅使用的。举例说，李、白曾用“赵小姐”作蒋介石的代名，“钱先生”作中共的代名。谢和赓：《台儿庄战争纪实史诗》，《桂林文史资料》第10辑。

[4]谢和赓：《台儿庄战争纪实史诗》，《桂林文史资料》第10辑。

[5]《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6]《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7]《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8]《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10]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第670，670，664页。

[11]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第670，670，664页。

[12]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第670，670，664页。

[13]《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14]《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15]参见《一代枭雄韩复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吕伟俊：《韩复榘传》，山东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6]《白崇禧回忆录》，第125页。

[17]参见《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8年1月12日、1月14日。

[18]1938年1月10日的《徐永昌日记》手稿本记载：“蒋先生偕健生午后飞往陇海线一带训话。”

[19]《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20]关于韩复榘在会场被逮捕的经过，还有另外一种说法：韩复榘进入会场后，被安排与刘峙坐在一起，同其部下分开。会议由蒋介石亲自主持，并由蒋首先训话。他首先讲了一番团结抗日及鼓励大家奋勇作战的大道理，最后说：“有些人不听命令，你不听命令，你的部队怎么听你的命令？”此话即是暗指韩复榘。接着，由程潜和李宗仁分别报告第一、五战区的战况。程、李报告完后，蒋介石则宣布散会。当众人纷纷离去之际，刘峙起立对韩说：“韩总司令，请慢点走，委员长有话要对你讲。”这时，韩的部下及其他与会军官均已离开会场，会场上只剩下李宗仁、刘峙、蒋介石及其卫士四五人。刘峙指着卫士对韩说：“韩总司令，你可以跟他们去。”韩复榘见此，即知大事不妙，脸上顿时发青，但已悔之无及，只好低着头，蹒跚地跟随蒋的卫兵走去了。参见吕伟俊：《韩复榘传》，第372页。

[21]参见林治波、赵国章：《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9，133—134页。

[2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23]该师团是日寇的甲种师，师团长矶谷廉介中将，下辖2个旅团，即第8旅团和第33旅团；另有骑兵团、野炮兵团、工兵团、辎重兵团及通讯队、卫生队和4个野战医院；还有若按配属部队。师团共25000余人，连同配属部队不下30000人。参见林治波，赵国章：《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第53页。

[24]该师团也是日寇的精锐部队之一，是日寇最负盛名的4个师之一，号称“铁军”，师团下辖第9旅团、第21旅团，以及师团直辖部队，共25000余人。该师团长坂垣征四郎是日寇法西斯少壮派骨干之一，是有名的“中国通”。参见林治波，赵国章：《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第73—74页。

[25]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16—517，517，546，539，549，568页。

[26]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16—517，517，546，539，549，568页。

[27]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第693页。

[28]《徐州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第118页。

[2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30]《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31]《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3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33]参见林治波、赵国章：《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28—29，133—134页。

[34]根据学者的研究，调到台儿庄一线的重兵器计有炮兵第7七团之第1、第2两营及重炮1连，战车防御炮1连，铁甲车第3中队。炮兵两营装备的是沈阳仿造的克虏伯野炮，炮弹口径为76.2毫米，最大射程13公里，每营配备此炮8门。重炮连装备的是德国造莱因式重榴弹炮，炮弹口径为150毫米，最大射程为15公里，重炮连配备此炮3门。这种炮是当时国民党军队中射程最远、威力最大的野战重炮。战车防御炮是由重庆五零兵工厂仿瑞士苏罗通战车防御炮制造而成。炮弹口径为37毫米，最大射程3000米，每分钟可连续发射炮弹20发。此炮发射的穿甲弹，穿透能力强，对战车和坦克很有威胁力，而发射的爆炸弹可以对地面人员造成大量杀伤，此炮装备于第200师。200师奉命后调该师第52团第8连（有大炮6门）到台儿庄归第2集团军指挥。林治波、赵国章：《大捷——台儿庄战役实录》，第134—135页。

[35]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16—517，517，546，539，549，568页。

[3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3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3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39]关于台儿壮大捷的战果，有不同的说法。当时任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说敌人死伤2万余人（郭沫若：《洪波曲》，百花文艺出版社1959年版，第52页）。《徐州会战》一书说临沂、台儿庄大捷共歼灭敌人11984人，我军损失19500多人（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郭汝瑰、黄玉章主编的《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一书中记载，在台儿庄地区作战中，中国军队伤亡及失踪人员总计约10000余人，日军第10、第5师团伤亡约7000余人（不包括临沂地区战斗中伤亡的3000余人）（该书上册，第710页）。

[4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4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4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43]《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4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4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46]《徐州会战》，第168，31，290—296，167，37—38页。

[47]云南省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1995年编印本，第88，111页。

[48]《徐州会战》，第168，31，290—296，167，37—38页。

[4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5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51]《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5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53]《徐州会战》，第168，31，290—296，167，37—38页。

[54]《徐州会战》，第168，31，290—296，167，37—38页。

[5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56]云南省档案馆编：《滇军抗战密电集》，1995年编印本，第88，111页。

[57]《徐州突围》，生活书店1938年版，第322—323页。

[58]转引自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上册，第726—727页。

[59]蓝香山：《抗战初期第21集团军在沪浙皖战场》，《新桂系纪实》中集，第168，169，166页。

[60]蓝香山：《抗战初期第21集团军在沪浙皖战场》，《新桂系纪实》中集，第168，169，166页。

[61]撤退时，汤恩伯问第五战区长官部要不要随他的部队走，李婉言谢绝了。

[62]蓝香山：《抗战初期第21集团军在沪浙皖战场》，《新桂系纪实》中集，第168，169，166页。

[63]《徐州会战》，第168，31，290—296，167，37—38页。

[64]《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65]石燕：《突围三百里》，长江：《胜利的退却》，载《徐州突围》，生活书店1938年版。

[66]长江：《胜利的退却》，载《徐州突围》，生活书店1938年版。

[6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68]白先勇：《徐州会战台儿庄大捷——先父白崇禧将军参加是役之经过始末》，《广西文献》第70期。

[69]《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参与指挥武汉会战

徐州会战，日寇夺取了华北的重要战略枢纽城市徐州，打通了津浦铁路，日寇的下一个战略目标指向了华中重镇武汉。

武汉是湖北省的省会城市，由武昌、汉口、汉阳三镇组成，长江、汉水两大河流在此交汇，长江且横贯市区，京广铁路（当时长江未架桥，长江以北称平汉铁路，长江以南称粤汉路）纵贯南北，是华中地区最大的水陆交通枢纽，素有“九省通衢”之称。1937年11月间，国民政府除主席林森及一些次要机关先行迁往重庆外，国民政府行政院、军事委员会等重要军政部门从南京迁至武汉，武汉成为中国军事、政治、经济的中心，也就是实际的首都所在地，战略地位极为重要。日寇攻占南京后，其大本营即开始研究进攻武汉的问题。当时初步确立的方针是：首先打通津浦线，沟通南、北两个战场，尔后攻占郑州，切断平汉路，再向武汉进攻，同时攻占广州，切断中国的海上补给线。1938年4月初，日本大本营决定实施徐州会战时，同时也决定了实施武汉会战的计划，“以攻占汉口为目的，向南京—汉口—岳州间的长江及其沿岸准备作战”，并于5月间陆续派遣舰队开赴长江流域。6月3日，下令海军“控制长江下游大部水路，保证交通安全”，“可先攻占南京上游的安庆”，作为进攻武汉的前进基地。

1938年5月底，日本大本营便拟定了当年秋季攻占汉口和广州的作战指导大纲，认为“攻占汉口是早日结束战争的最大机会”，“通过这一作战，可以做到以武力解决‘中国事变’的大半”，“从历史上看，只要攻占了汉口、广州，就可以统治中国”，“只要控制了中原地区，实质上且是统治了全中国”。

1938年6月，日本研究和制订国家政策的智囊团“昭和研究会”提出了《关于处理“中国事变”的根本办法》，内称“我国推行大陆政策当前的目标，在于迅速解决中国事变”，“当前的战争目标”是“必须在军事行动方面确保很多的战果。为了彻底打击国民政府，使它在名义上、实质上都沦为一个地方政权，必须攻下汉口、广州以及其他敌人的抗战中枢”。1938年6月15日，日本御前会议决定当年秋季进行攻占武汉及广州的作战。为此，日寇编组了所谓“华中派遣军”，畑俊六大将任总司令官，下辖陆军第2军和第11军以及海军、空军等部队，总兵力约35万人。^[1]

为了保卫大武汉，国民政府在此之前的几年里，花费相当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沿长江两岸及武汉外围建筑了不少要塞工事、永久和半永久的野战工事。1938年1月，国民政府成立武汉卫戍总司令部，任命陈诚为总司令，加紧武汉城防工事的建设。同时成立江防军总司令部，下设江防委员会，有针对性地进行江防要塞工事的建设。

1938年6月11日，日军2000余人在20余艘军舰的支援掩护下，溯长江西上在安庆下游地段实施登陆，向我第27集团军（总司令杨森）阵地展开攻击，15日，日寇攻占安徽省会安庆，武汉会战从此拉开序幕。

武汉会战打响后，军事委员会积极调兵遣将，决定将武汉卫戍司令部升级为第九战区，白崇禧等揣摩蒋介石的意图，提议陈诚担任第九战区司令长官。1938年6月4日的徐永昌日记记载了这一经过：“决定辟第九战区，辞修（陈诚字）任长官，其卫戍总司令下设一副司令，以万耀煌充之。辞修之司令长官为敬之（何应钦字）、健生（白崇禧字）前日所提出，蒋先生不决，蔚文（林蔚字）以为仍以武汉卫戍区扩大即可。敬之、健生、辞修均默然无语。昨日辞修特请敬之、健生择一任长官，众无表示。今日敬之又提出，蒋先生许可。实则卫戍、战区、政治部等皆不能兼之职务也。日前，敬之、健生拟（提）辞修兼鄂政，蒋先生不谓然，隔日又言之，乃许商之行政院。哲民（熊斌字）谓：有人非议，此亡国之办法也。余之主张以为辞修可以卫戍区总司令名义负责作战，其下设一武汉警备司令，任地方事务即可。余语此时，辞修谓非一警备司令所能负责云云。”^[2]

这一则日记将国民党军方上层几大巨头之间微妙的关系真实记录了下来，给人以无限回味。论资历，何应钦、白崇禧均比陈诚要老，最有资格做战区司令长官，但蒋介石不大放心这两个人，特别是桂系副帅白崇禧，在李宗仁已经担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情况下，蒋根本不会考虑白崇禧；而蒋要起用陈诚担任战区司令长官又觉得资历浅了点，所以陈诚虽然内心里早已跃跃欲试，但口头上却不得不推荐何、白，而蒋一心要重用陈诚却故作姿态，国民党上层的微妙心态从徐永昌的记载中惟妙惟肖地反映了出来。

6月18日，白崇禧奉蒋介石委派从武汉出发视察长江沿江的要塞与阵地，并对部队部署事宜进行实地指导。他先后视察了马当要塞、田家镇、武穴、广济等地。6月20日，白崇禧来到马当要塞视察。该要塞位于江西省彭泽县境内，距彭泽县城30华里，离九江80华里，太白湖横亘其东南，当皖赣两省之要冲。马当山横踞长江滨，与小孤山为犄角。江中流沙甚多，冲积成沙洲，中分江流为二，其左水道早已淤塞不通，右水道临马当山下，为长江航运孔道，江面狭窄，不足500米，水流湍急，形势险要，是长江天堑之一。抗战爆发前，马当要塞司令部在这里筑有江防工事。抗日战争爆发后，为了加强马当要塞的江防力量，阻止日本海军舰队西进，确保武汉安全，于1937年冬在汉口成立长江阻塞委员会，专门负责此项阻塞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任务。另在江西省政府的直接领导下，成立以省主席熊式辉为主任委员的江防委员会，协助办理阻塞工程的后勤工作。历时近1年，投入大量人力物力财力，完成了马当阻塞线工程。^[3]白崇禧视察马当要塞后，对马当守备区指挥官李韫珩（第16军军长）及所部官兵勉励了一番，指出要注视敌情，互相配合等。白崇禧对马当要塞十分重视，在致统帅部的电报中有“欲固江防，先固马当；欲固马当，必守望江”^[4]等语。

6月23日，日寇海军舰队开始进攻马当要塞，并使用毒气，从正面强攻数次，均被我马当要塞炮兵击退，但日寇陆战队偷袭得手，登上要塞，从滩头阵地向纵深发展。当时正在田家镇视察的白崇禧得到日寇进攻马当要塞的消息后，十分焦虑，他认为凭马当守备区指挥官李韫珩手中的部队（包括第53师、第167师1个旅和马当要塞部队）防守绝对难以持久，他于24日从田家镇要塞以电话命令驻彭泽县的薛蔚英率领其第167师（欠第499旅）通过从彭泽到马当的公路兼程前往增援，同时调彭善的第11师接防湖口。薛蔚英没有按照白崇禧的命令走公路，而是走崎岖小路，结果延误了时间。24日，白崇禧与第九战区第2兵团总司令张发奎及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李品仙商量后，他们都提出长江北岸兵力薄弱，不得不改变部署。25日，白崇禧直接向蒋介石报告说：南岸危急万分，但“薛（蔚英）师长此刻位置不明，其部队无法调动”，白氏建议急调马当要塞东北的第三战区部队星夜驰往增援，并令罗卓英总司令迅速前往指挥，“俾可挽救危机于万一也”。^[5]

26日，白崇禧与张发奎、李品仙再度协商后，重新调整了军事部署，并于当天以白崇禧个人的名义电告蒋介石：

一、综合近日情报，敌目前企图似欲借陆海空军之优势突破马当，然后以大军沿两岸西上，以侵犯武汉。我军欲保马当，必先巩固望江，欲固望江，必须先增强太湖、望江之兵力。经与向华、鹤龄两兄会晤，于此间决定部署于下：（1）以宿松之汪之斌师向宿松、太湖间地区推进，以策应望江、太湖，同时以70军李觉部防于宿松、太湖，以阻敌西进。（2）以84军控置于广济附近，31军控置于太湖西北高地，作为攻击兵团，俟机攻击敌人。（3）以杨森集团控制于岳西，徐源泉集团控制于潜山西北高地线一面从事整理。二、据向华、鹤龄两兄称：凡以前徐、刘等部所构筑武汉外围之工事，多不能用，现督饬所属重新构筑中。三、马当战机已迫，北岸兵力今已加强，南岸关系尤重，请速饬罗总司令迅速前往指挥，俾野战军与要塞军得收统一协同之效为祷。

职白崇禧。宥巳。济。印。^[6]

正当白崇禧为固守马当要塞而出谋划策之际，马当要塞却于26日一日之间轻易失守了。

坚固设防的马当要塞轻易失守，说明了守备区指挥官李韫珩指挥无能。他在日寇登陆后作战最紧张的时刻，他不去关心作战，反而在后方大办所谓的“抗日军政大学”的结业典礼会餐，调各部队主官参加24日8时的典礼和会餐，第一线部队连以上的主官多于23日离队，有的连只留下一个排长。及至发现情况后，又不及时从马当抽兵去增援第一线，奉命增援的第167师师长薛蔚英故意拖延，不走彭泽至太白湖的路线，而走崎岖的羊肠小路，以致部队未到而阵地已失。白崇禧对李韫珩、薛蔚英的表现极为痛恨，李韫珩受到军法制裁，而薛蔚英被枪决，第167师番号撤销。^[7]

视察江防完毕后，白崇禧于6月27日或28日回到武汉，参与最高统帅部的事务。

不久，一个偶然的因素，使白崇禧从协助李宗仁指挥变成代理指挥。

武汉会战正式打响不久，李宗仁早年在旧桂军任下级军官时参加护国战争，在讨伐广东的龙济光时牙床为流弹击伤，击碎的骨头碎片留在里面未能取出，日后一直未根治，时常发炎，时愈时发。徐州会战时，因为数月紧张的战斗生活，以致宿疾复发，撤退到河南商城时，右脸红肿，右眼几乎失明，痛苦万分，不得已只得请假离开部队赴武汉南湖疗养院施行手术治疗。^[8]第五战区不可一日无主将，蒋介石决定派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7月16日晚军事委员会作战会报决定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职务，“即日出发”。^[9]

对于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当时上层有猜疑。有人告诉冯玉祥：“现在有三道防线：防李、白及杂牌军队；防共；防日。李德邻先生近来因战区缩小事，有辞司令长官之意，蒋先生征求白健生代，分长江南北岸，北岸归白，南岸归陈诚。”^[10]这种说法恐怕没有多少可信度。因为徐永昌的日记也明白记载白崇禧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的原因是“李病牙”。^[11]

7月17日，白崇禧在河南商城城北的岳家祠堂宣誓就职，负责指挥武汉会战长江北岸的战事。

7月18日，白崇禧根据当时战场上的敌我态势，分别下达命令，指示各部初步行动：（1）命第26集团军徐源泉部占领合肥以西之地作持久之战，阻敌西进，必要时向霍山转进与廖磊集团会合；（2）廖磊第21集团军守备大别山东侧各隘口，勿使敌人窜入，并与徐源泉部保持联系，必要时收容徐集团；（3）孙连仲之第2集团军由鄂东之宋埠向豫南之商城转进；（4）李品仙、于学忠、张自忠各以一部在大别山南麓备战，主力就地速加整训。

19日，白崇禧在商城长官部召集幕僚会议，确定：大别山区之部队于山地险要之处防守隘口阻敌窜入，若敌人于山的南北两麓突进，应防守山麓要隘，诱敌于有利地形全力消灭，以确保长江北岸。白崇禧还决定将第五战区主力部队向前推进至宿松、黄梅，俾与第九战区互相连接，巩固沿江防务。以前工事，多对东北，白崇禧命令加紧构筑对东南及江面工事，同时使各部就新定作战地境，按预想敌情演习，以资实地训练。白崇禧认为，皖北民风强悍，从军者极众。此次受敌摧残，多起而组织武力自卫，到处游击，时有效果，且向与驻军感情融洽，数逾10万。白崇禧决定向合肥、巢湖、淮南、蚌埠一带，发动广大正面攻击，拟以正式军队一师以上配合民众武力，以专人统一指挥，以期切实收效，则消极可截断敌之南北交通，使其疲敝，积极可牵制敌军力，使江南作战容易，且免地方丁壮被敌征用，所费甚少，其益甚大。

7月26日，蒋介石密电白崇禧、李品仙，就第五战区兵力部署作出如下的指示：“（一）敌已于有日（25日）陷九江及小池口，有沿长江两岸突进之企图。（二）广济阵地与田家镇要塞相联系，极为重要，应置重点于该地，集结兵力，纵深配备。（三）太湖、宿松、黄梅据点，仅以必要各一部守备，为攻势之支撑即可，应以主力机动使用，由北方向南侧击敌人。（四）刘汝明两师分散于黄梅、宿松、广济广大地域，处处薄弱，殊感危险，希适当集结使用于广济阵地为盼。（五）广济以东山地，万一发生破绽，亦无关系，惟广济阵地必须固守。”^[12]

根据蒋介石的指示和第五战区的兵力情况，白崇禧拟定了第五战区第三期作战计划和作战命令及其附件等，派所部高级参谋送到武汉请蒋介石审阅批准。7月28日，蒋复电白崇禧，认为白氏拟订的作战命令“甚妥”，但蒋同时再次提醒：“惟为打破敌溯江西上之企图计，第二线兵团主力应控制于浠水、罗田一带。又，黄冈、金台冈、黄陂、祁门湾、襄河间之对岸阵地酌为准备，应与武汉城防一事联系，对东构筑阵地为妥。”^[13]

当天，白崇禧以代理司令长官的名义与副司令长官李品仙联名向部队下达了经蒋介石审核的第五战区作战命令：

为了便于与长江南岸的第九战区“指挥兼顾起见”，白崇禧将战区司令长官部从河南商城移至湖北东部黄陂县小镇宋埠（位于大别山中），以便利指挥。7月28日，白氏抵达宋埠。

日军第106师团及波田支队在长江南岸进攻江西九江的同时，长江北岸的日军第6师团于7月25日开始由安徽潜山向太湖（县名）方向攻击前进，日军先头部队第11旅团在前进途中遇到我第31军（军长韦云凇）的顽强阻击，26日晨，日军出动飞机6架加上大炮20门对太湖县城进行猛烈攻击，当天上午11时，一部日军由东门突入城内，我守军顽强抵抗，100余人战死。由于城内无险可守，地形不利，守军奉命退出县城，退守城外的二郎河、凤凰岭、穆凉亭、花凉亭及四辆山、风虎山一线，中午日军完全占领了太湖县城。

同一天，日海军特别陆战队由长江北岸的小池口登陆，守军第119师第69团不敌，退向黄梅县。

占领太湖后，日军第11旅团及配属该部队的野炮兵第六联队和独立山炮兵第二联队在新任指挥官今村胜次少将的指挥下，自7月26日晚开始跟踪第31军进击，第31军以太湖县城西南15公里的凉亭河阵地及附近山区为依托展开顽强反击，每一座山头、每一个村庄，敌我都要展开反复的争夺。根据日军第六师团的统计，从7月26日至29日的3天里，第31军共发起290次反击战，在太湖以西、大别山以东地区，双方不断增加兵力，逐个山头、逐个村落反复争夺，太湖县城西南山区的村庄多成焦土，残垣断壁及林中树干上弹痕累累。经3昼夜激烈战斗，第31军在杀伤大量日军后撤向英山地区。

日军第6师团在击退第31军后即乘势向宿松、黄梅进攻。防守宿松城的第119师第693团兵力薄弱，于8月1日自动放弃。

日军第6师团在以一部进攻宿松之时，另一部约3000余人由花凉亭、二郎河、界岭、停前驿进至黄梅县城东北，与第68军（军长刘汝明）一部和第31军第135师（师长苏祖馨）发生激战。同时，在双河口、掂林铺、渡河桥及独山镇等地，日军与第68军主力作战，双方伤亡甚重。^[15]8月2日，白崇禧打电话给最高统帅部，主张在必要时主动放弃黄梅。蒋介石鉴于黄梅战略地位重要、而且地形对我有利（该地位于鄂皖赣三省交界之处，南临长江，东北部是连绵的山地，东南多湖沼，地势险要，日军重武器难以施展，有利于中国军队防守），极力反对主动放弃，明令确守。^[16]

8月2日晚，第68军撤守苦竹口，日军进迫至黄梅城郊，向下河桥、鲍家山一线猛攻。日军首先出动战斗机20余架对黄梅县城进行猛烈轰炸，县城多处被炸成废墟。3日晨，约两个联队的日军在事先混入城内的便衣队的配合下，从东、南两个方向对黄梅城发起总攻击，防守黄梅县城的是68军一个团，该团官兵誓死抵抗，伤亡过半。日军将城墙轰毁数段后从北门涌入，直攻南门，与守军展开激烈的巷战。另一部日军后又攻进西门。守军虽然数度突击，终以众寡悬殊，未能将敌逐出城外。上午9时30分，守军移至城西既设阵地，与第691团会合，整理阵势，阻敌西进。黄梅战役守军官兵伤亡达1400余人。^[17]

8月3日晨，白崇禧与李品仙由湖北浠水抵达广济，在这里召集第28军团长刘汝明、第84军军长覃连芳及驻扎广济附近的各师长面询战局。当得知黄梅失守后，白崇禧命令刘汝明军团“逐次抵抗，务须固守大河铺附近之线，同时策应攻击部署，预定于6日拂晓开始，务以攻击挫折敌之企图”。同时根据蒋介石的电令调整部署，将第7军（军长张淦）调湖北英山，第86军（军长何知重）调湖北浠水，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调宋埠。白崇禧还向蒋介石报告说：“此次刘汝明部在宿松、黄梅作战，一因部队不完整，因北方士兵不习湖沼地作战，且水土不服，官兵患疾太多，故不甚得力。”^[18]

日军进入安徽后，很多官兵染上恶性痢疾，加之战斗减员，每中队战斗兵平均不足100人，每联队战斗员仅存1200—1300名。^[19]故第6师团在攻占黄梅后，鉴于部队减员过大，黄梅、广济间又为泛滥水障阻隔，遂停止前进，在黄梅、太湖一带进行补充整顿。武汉会战的第一阶段结束。

8月中下旬，日军紧张进行调兵遣将，在安徽合肥成立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中将）指挥所，所属的部队有第3师团（师团长藤田进中将）、第10师团（师团长筱塚义男中将）、第13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第16师团（师团长藤江惠辅中将）、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以及军直属部队等。同时，在南京成立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指挥第6、第101、第106、第27、第9师团以及波田支队、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军直属部队等。另有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中将）及“中国方面舰队”（司令长官及川古志郎大将）协助陆军作战。^[20]

8月22日，日本大本营发出了以攻占汉口为目标的第188号“大陆命”。“华中派遣军”根据大本营命令，于当日下午5时作出了攻占武汉的部署：（1）应自大别山北麓地区、长江及其北岸地区依次向西占据地盘。在长江南岸方面，应在九江西南地区集结兵力，然后切断平汉路和粤汉路，作好直接攻占武汉三镇的准备。（2）第11军在海军的配合下，沿长江两岸进攻武汉。主力置于长江以南，一路在占领瑞昌后，准备从9月中旬向武汉及其以南粤汉铁路一线前进，另一路在德安集中后相机占领永修附近。（3）第2军主力从大别山北麓经光州（河南潢川）向信阳进攻，另一路在占领商城后横越大别山向汉口东北地区前进。（4）航空兵团以主力协助第11军、一部协助第2军作战。（5）第2军与第11军作战地境延伸于天望山、英山、罗田、道观河、柳子港一线（线上属第11军）。^[21]

白崇禧虽然身为代理第五战区司令长官，但作为副参谋总长，也一直在关注整个战局的发展，根据抗日战争爆发以来日军屡次以海军空军掩护陆军抢滩登陆的战法，白崇禧于8月17日致电蒋介石及陈诚建议：“江防要塞及要点方面，多设铁丝网，密排机枪，多用炮兵，务稽留敌于阵地前方以火力消灭之。尤要者为田（家）镇、马头镇附近，务使敌不易接近阵地，始可期保持。并恳加派高射炮掩护田（家）镇要塞，减少敌机威胁。”^[22]

8月25日，白崇禧又致电蒋介石及参谋总长何应钦，判断武汉会战第二阶段作战，日军进攻的重点仍在长江南岸，日军仍将利用其占绝对优势的海空军协同陆军沿长江进攻，这既是捷径，也容易收战果，而且日军“遮断粤汉路，战略上利益较大”；长江北岸，日军主力仍然在黄梅、广济一带。^[23]次日，蒋介石复电白崇禧，认为他“所见甚当”，同时建议“应考虑向合肥之敌先机采取攻势为要”。^[24]

鉴于日军在长江以北以合肥、舒城为据点，准备进窥六安、商城的企图，白崇禧决定第五战区中央兵团的重点转向宿松方面，其作战计划是：第55军（军长曹福林）、第87军（军长刘膺古）两军归左翼军团指挥，攻击孔垅之敌，并以生力军向潜山、太湖进攻；第71军（军长宋希濂）归左翼兵团指挥；第2集团军（总司令孙连仲）阻止敌人西进并集结兵力击退当前之敌至河口镇、叶家集线以东；中央兵团警戒大别山东侧之隘口，并集结有力之部队于左、右二翼协助进攻。

就在武汉会战第二阶段开始，战事最为紧急的时候，第五战区的正副司令长官白崇禧和李品仙都染上了恶性疟疾。特别是白崇禧的病情尤其严重，体温超过摄氏40度，几近昏迷状态，大量服用奎宁丸亦毫无效果，所幸平时身体健壮，仍然能够勉强支撑着病躯指挥作战。蒋介石在汉口闻知白崇禧染疾，特派军令部次长熊斌带着医师于8月26日离开武汉前往浠水探视病情，他们给白崇禧带来治疗恶性疟疾的特效药阿司匹林，白、李两人服用后很快控制了病情，得以继续指挥作战。白氏见病情好转，即未再服用此特效药，以致残余病毒潜伏体内，埋下日后再次发作的隐患。白氏后来由武汉撤退至重庆，觉体弱异常且时常咳嗽不止，尤以寒日为严重，经委员长侍从室之朱仰高医师抽血检验，始知为潜伏性之恶性疟疾，白氏初犹不知，待第二次抽血检验，该细菌已变形，很难察觉，白氏始知病情严重，经朱医师注射三针毒性很大的六〇六之后，始见断根，此后20余年，白氏未再罹染此类疾病。^[25]

8月27日，从合肥出发的日军第10师团攻占我第51军（军长于学忠兼）防守的六安县城。8月28日，日军第13师团攻占霍山县城，打开进入大别山的门户，日军进攻大别山北麓的企图已经十分明显。8月30日，第3兵团总司令孙连仲抵达商城设立司令部，此后长江北岸的战斗主要沿六（安）商（城）公路及其两侧展开。

9月2日，蒋介石电令白崇禧、李品仙：“（一）敌有变更联络线，于小池口方面，以一部守宿松、二郎河，掩护其侧背，以主力直冲广济及张家浜之可能。（二）应以刘汝明、王缵绪、覃连芳三部死守广济主阵地，并推进何知重军于该阵地近后方为预备队，以期确保该地，掩护田家镇要塞，因该地以西无良阵地也。（三）其余各军应以重点指向宿松、黄梅中间地区侧击敌人，方能有效策应广济战斗。如因移动兵力时间不许，亦应逐次注入主力于该方面。对宿松以东，仅以徐源泉部担任牵制的攻击可矣。孙连仲集团应推进宋埠。”^[26]

8月30日拂晓，日军第6师团北支队数千人在骑兵、炮兵的支援下进攻中国第84军第189师（师长凌压西）防守的苦竹口、排自山等阵地，经过激战相继占领了这些阵地。同一天，日军第6师团南支队进攻中国的第48军第176师（师长区寿年）防守的阵地魏家凉亭、李家湾，守军在付出重大伤亡后被迫后撤。

8月31日，日军约2万大军分3路西进，向第84军及第28军团正面昼夜猛攻，并以优势之空、炮轰击，中国军队在破山口、塔儿寨、恶席寨、双城驷、排子山、英山嘴各地与敌血战，各阵地失而复得反复攻击者数次。我军炮兵因敌空军之轰炸及射程短近不能制压日军敌炮火，加以工事不良，以致我军伤亡惨重。截至9月3日，第84军、第176师伤亡都在1/2以上，刘汝明的第28军团第119师及第31旅，每团只剩下二三百人，合计不足1000人。由于伤亡过重，上述部队均已无法维持阵地。第五战区不得不重新调整战线。^[27]

9月2日，日军第13师团沿六（安）商（城）公路南北两侧逼近叶家集，与我第71军展开激战。第71军是配属第五战区的少数几个国民党中央军部队，装备较好，军长宋希濂，湖南湘乡人，黄埔军校第一期毕业生，是黄埔系中有名的战将，该军下辖3个师，即第36师（师长陈瑞河）、第61师（师长钟松）、第88师（师长钟彬），其中第36师防守富金山阵地，第88师防守八〇〇高地，第61师守卫固始县城。日军的主攻方向是我第36师防守的富金山阵地。该师阵地有几条棱形线，可伸到平地。而36师就在这几条棱形线的山腰布防。沿着棱线一直可通到山顶，宋希濂将他的军部指挥所设在山顶上。日军集中火力，猛攻36师防地，战况极为激烈。敌军的炮弹甚至打到了宋希濂的军部指挥所。中国军官兵从山顶可以清楚地看到山下日军的活动。由于36师的英勇抵抗，敌军沿着山脉的棱线向上仰攻，而我部呈梯形配备，敌每进攻一步，都要付出重大代价。他们既用飞机轮番轰炸，又用大炮密集轰击。然而整整10天，日军始终未能攻达我军在山腰一带的主阵地。9月7日晚，第36师击毙日军第13师团步兵第65联队大队长1名。日本报纸也不得不承认：“此役由于受到敌主力部队宋希濂军的顽强抵抗，伤亡甚大，战况毫无进展。”军长宋希濂在富金山山顶上度过了整整10天，他经常到36师指挥所，有时到各个团指挥所去。对他们说的唯一的一句话，就是：“狠狠地打！”^[28]

日军因为久攻不下，遂派第10师团支援。该部利用夜间向第71军指挥部所在地——武庙集，进行侧背迂回包围，企图一举击破中国军队的指挥中心，并切断其后方联络线。可是其企图被我部派赴敌军侧翼侦察的搜索部队——第88师523团第1营营长梁筠从老百姓口里探悉，并立即将这一重要情报，报告了该师师长钟彬。钟彬认为情况紧急，当即召集有关干部及当地向导，研究敌人的必经道路，然后紧急派遣第528团前往武庙集东北的坳口塘进行伏击，歼灭日军500余人，迫使其后撤。

在第71军与日军鏖战之际，蒋介石于9月4日密电白崇禧、李品仙及徐源泉（第26集团军）称：“敌真面目进攻武汉，业已开始。我第五战区各部队应如何忠勇奋发努力杀敌，以打破其进攻武汉之迷梦。查徐（源泉）集团现在位置，对于由黄梅、叶家集两路进犯敌军，皆处侧背威胁有利态势，任向南北一路积极进攻，皆可抄断敌军后路。仰白代长官迅给徐集团以适当之任务，令其努力侧击以收协同一致之效，不得再行徘徊观望，坐失战机，致贻误大局为要。”^[29]虽然蒋介石点名要徐源泉的第26集团军积极作战，但该集团军是鄂军部队，也是杂牌军之一，保存实力的思想一直在徐源泉心里占据上风，在武汉会战中作战不力，战后受到查处。

与此同时，日军第6师团沿黄（梅）广（济）公路西进，击破中国军队第68、第84、第48军等部队的阻击，一路进抵广济县城梅川。梅川是鄂东重镇，也是武汉外围最重要的要塞田家镇的屏障，战略地位十分重要。蒋介石曾指示白崇禧、李品仙必须固守广济阵地，称“广济阵地与田家镇要塞相连系，极为重要，应置重点于该地，集结兵力，纵深配备”。^[30]在日军步、骑兵、炮兵联合作战，对中国军造成极大的伤亡，战至9月6日午后，第86军103师田家寨、笔架山阵地，第121师石门山、鹅公垴预备阵地相继被日军突破。第五战区副司令长官兼前敌指挥官令第26军（军长萧之楚）派兵两团增援，因为总预备队用尽，无法抽调，不得已李品仙遵照代长官白崇禧的意旨，令各部于9月6日晚8时向广济西北双方高地转进，并指定第26军协助田家镇的第2军作战。此后准备立于外线作战地位，依机动的攻势，予日军打击。^[31]

此时的蒋介石与前线将领的感受不同。不知何故，蒋对战局格外乐观起来。9月6日，他致电第五战区代司令长官白崇禧、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陈诚，声称：“值此敌国内部经济濒于破产，反战情绪日益普遍，国际地位势陷孤立，社会情形杌陧不安，考其战斗力量，亦迥非昔比。而数月来，我之坚强抗战，已引起列强崇视，咸表同情，国际地位倍增荣誉。往者本委员长以顾虑我军装备、训练及战略上之关系，未遽下攻击命令，兹者敌愈深入，其后方唯一联络线——长江航路，舰船不断受我邀击损害，补给大感困难，我则在国内作战，随地均可补给，且山地作战，敌重兵器失其效用，是装备上敌我已处对等地位。故我军宿、太、黄及岷山大屋之攻击，敌一战即溃，足证其战斗力已口趋脆弱。此诚我争取最后胜利之良机，非以攻为守，转守为攻，不能保卫大武汉，无以收抗战成果，希即部署所属并使咸喻斯旨，以旺盛之企图，转移攻势，努力杀敌，争取最后胜利。国家存亡，在此一举其共勉之！”^[32]

与蒋介石盲目乐观相反，白崇禧对国民党军队的战斗力持悲观的看法，建议统帅部及时改变死守一城一地的战法，以求得长期抗战下去，避免死守一地造成部队的重大牺牲。他在复蒋介石的电报中说：“近自广济会战，时仅一周，而前方官兵伤亡极众。且在敌炮、空威胁之下，虽尽极大努力，而阵地终不克保。则以敌我装备悬殊，制空无权，阵地相持，良非上策。若部队脆弱，则辄三、二日即不能成军，乃战术无灵，指挥棘手。职身临前方，深思对敌之策，惟有取机动姿势，求敌侧背相机攻袭，而不限以一地一城之死守。如此，则能常保持有用之力量，获得作战之自由。一年以来计划作战者，率以装备相等之战术，因袭应用，原则未尝不合，胜利卒归泡影。尤以积兵愈多，损害更巨，实力消耗，远逾于敌。设非改变战法，不但胜利难求，且恐持久不易。今对广济及商固之作战，拟即遵照前次俞部长携来手令及昨由林次长传示要旨，照利用大别山山地，改取机动配置，正面仍以一部守御，主力集结敌之侧背，求其弱点，相机攻击，断其后方联络线，以此广大地域，运用广大面之运动战。如此，则易死路为生，机变被动为主动，将士乐于效命，抗战可期长近延迭。据探报，敌拟集中各地兵力，求于武汉行大决战。证以寿县敌数百汽艇之西进及江轮运兵之上驶，其企图甚大，未可忽视。在战略上果应如何应付，乞早为策定，俾南北各战场资以实行，深为迫切之需要。谨贡所见，用备采择。”^[33]

9月9日，白崇禧打电话给参谋总长何应钦、军令部长徐永昌等，仍然“极主保持持久不决战”。^[34]根据军令部长徐永昌的观察，此时的蒋介石“甚醉心于固守武汉三镇，以为可以久守”。^[35]蒋介石是否及时采纳了白氏的建议，笔者不得而知。

9月上旬，李宗仁牙病痊愈重返前线。9月13日，李宗仁、白崇禧联名致电军令部、军政部和后方勤务部，宣布：“宗仁病愈，业于元日销假来浠水视事。崇禧即日解除代理职务。”^[36]

白崇禧解除代理职务返回武汉，继续在军委会行使副参谋总长职务。

9月18日午后，统帅部召开临时讨论会，对今后战局展开讨论，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贺耀组、俞飞鹏、钱大钧等参加。会议决定：（1）目前作战方式，宁任敌沿江进展，不放弃大别山及德安、武宁、咸宁之线；如此，敌纵进至武汉，我南北仍能时时向其侧击。（2）武汉各机关等再度疏散。

当晚7时，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刘斐联袂晋见蒋介石报告今天会议的决定，并商定统帅部迁往湖南衡阳，同时在南郑（今汉中）设立行营。^[37]

10月上旬，白崇禧突然风湿病发作，腰部酸痛，行动困难，不得不住进武汉东湖疗养院治疗，经该疗养院院长米勒医生治疗后，一个礼拜即告痊愈出院。白崇禧在治疗期间，人在疗养院，仍然牵挂战局。10月6日，他从疗养院寄语蒋介石，提出四点建议，其中前三点是：（1）预备控制第四期会战之兵；（2）德国如此，我何以尚派陈介大使去德？（以为使人莫测我之国策）；（3）应掌握沦陷区民众武力，不然皆为共党拿去。^[38]

10月16日，最高统帅部决定放弃武汉，并电告第五、第九两战区司令长官李宗仁、陈诚对部队进行调整。为了有计划地撤退，决定将归属第五战区指挥的罗卓英调回，担任武汉卫戍总司令，指挥武汉外围作战，掩护各部队撤退。23日，蒋介石请已经病愈出院的白崇禧前往湖北钟祥李宗仁的司令长官部，转告李宗仁战场态势务必维持至月底。但因为上巴河已经失守，川军溃退，李宗仁电告白崇禧务必于当晚撤过黄陂。^[39]

10月24日，蒋介石正式宣布放弃武汉，当晚乘飞机赴衡阳。26日，日军进驻武汉。

武汉会战历时4个半月。长江南北第五、第九两战区节节抵抗，以劣势装备与日军展开血战，给侵略者以重大杀伤。^[40]

注释

[1]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中将）下辖第3师团（师团长藤田进中将）、第10师团（师团长筱塚义男中将）、第13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第16师团（师团长藤江惠辅中将）、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旅团长内山英太郎少将）以及军直属部队等；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下辖第6师团（师团长先后为今村胜治、稻叶四郎）、第10l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第27师团（师团长本间雅睛中将）、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旅团长澄田崃四郎少将）以及军直属部队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等；海军有“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及川古志郎大将）、第2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原二四三少将）、第3航空队（司令官寺田幸吉少将）；空军有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中将），下辖第1、第3、第4飞行团以及直属部队、地勤部队。参见《武汉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873—876页。

[2]第2军（司令官东久迩宫稔彦中将）下辖第3师团（师团长藤田进中将）、第10师团（师团长筱塚义男中将）、第13师团（师团长荻洲立兵中将）、第16师团（师团长藤江惠辅中将）、野战重炮兵第5旅团（旅团长内山英太郎少将）以及军直属部队等；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中将）下辖第6师团（师团长先后为今村胜治、稻叶四郎）、第10l师团（师团长伊东政喜中将）、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中将）、第27师团（师团长本间雅睛中将）、第9师团（师团长吉住良辅中将）、野战重炮兵第6旅团（旅团长澄田崃四郎少将）以及军直属部队野战重炮兵第10联队、独立山炮兵第2联队等；海军有“中国方面舰队”（司令官及川古志郎大将）、第2联合航空队（司令官原二四三少将）、第3航空队（司令官寺田幸吉少将）；空军有航空兵团（司令官德川好敏中将），下辖第1、第3、第4飞行团以及直属部队、地勤部队。参见《武汉会战》，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873—876页。

[3]参见《武汉会战》，第40—43页。

[4]《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7]参见《武汉会战》，第36页；郭汝瑰、黄玉章主编前引书下册，第795页。

[8]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16—517，517，546，539，549，568页。

[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10]《冯玉祥日记》，1938年7月11日。

[11]《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15]敖文蔚：《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71，173页。

[16]《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20]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874—876页。

[21]敖文蔚：《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71，173页。

[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24]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25]《白崇禧回忆录》，第149页；另徐永昌在1938年8月26日的日记中写道：“哲民午后走蕲水，看白健生、李鹤龄之病。”

[2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2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28]《鹰犬将军——宋希濂自述》，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148—149页。

[2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3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3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3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3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34]《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35]《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36]敖文蔚：《兵火奇观——武汉保卫战》，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154，171，173页。

[37]《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38]《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3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40]关于武汉会战的战果，说法不一。日本大本营发表的数字，日军伤亡35500人；我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各部队战斗详报统计的日军伤亡人数是256000人。学者认为，日本发表的数字可能偏少，而我方发表的数字偏多，估计日军伤亡总数在10万人左右。而我军也付出了巨大牺牲，根据统计，我军阵亡官兵达254628人。参见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869—870页。

出任名大于实的桂林行营主任

1938年10月23日晚，白崇禧驱车至湖北钟祥与已经撤退到那里的李宗仁会晤，转达蒋介石对第五战区下一步作战行动安排。由于蒋介石已决定于24日晚离开武汉去了湖南衡阳，白崇禧于辞别李宗仁后，也于24日离开钟祥准备由鄂西经沙市、常德前往长沙。白崇禧的车队共4辆，白氏本人乘坐的是1辆德国制造的吉普车，其中有1辆大卡车满载白氏的行李和书籍（也包括白氏机要秘书谢和赓的书籍）。25日上午，白氏的座车行使至十里铺附近发生故障，白只好下车等待司机修车。不久，25日凌晨离开武汉的周恩来（时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副主任）与叶剑英乘汽车从此路过。周一见白崇禧站在公路边，立即下车，告诉白氏“敌人骑兵先头部队已离我等所在地不远”，并坚邀白氏乘坐他的车一同去长沙。白崇禧觉得车子何时修好没有把握，考虑再三后，便毅然上了周恩来的汽车。当天下了一场大雨，道路被冲毁严重，车辆行进十分艰难。根据徐永昌的记载，白崇禧与周恩来的座车于25日下午到达沙阳，在这里吃午饭，随后，徐永昌的车子也赶到。下午5时，白崇禧、徐永昌与周恩来等人结伴驱车前进，晚上12时30分抵达沙市，下榻于当地的聚兴诚银行。^[1]

26日午后天气放晴，徐永昌因为感冒不适，决定在这里停留一天，明天早晨再走，白崇禧与周恩来则乘车于午后3时继续前进，他们经过湖北公安县进入湖南常德，于27日抵达长沙。^[2]

在近3天的长途行车途中，白崇禧与周恩来同坐一车，两人进行了广泛的交谈。白氏晚年回忆这一经历说：“沿途时间漫长，周恩来与我相谈颇多，谈话内容从他早年在南开念书，及法国留学经过，以至国共合作、抗战诸问题，听其谈吐，知其常识丰富。是时周恩来任政治部副部长（部长为陈诚，秘书长为贺衷寒）我曾就共党问题笑对周恩来道：‘你们（共党）未到我们广西，我很感激！’他回答说：‘你们广西做法，象民众组织、苦干穷干之精神，都是我们同意的，所以我们用不着去。’”^[3]

白氏的回忆录成于晚年身处逆境之时，他对这段敏感的史实不可能全部讲出来。根据当时同行的白氏的机要秘书谢和赓的介绍，白氏与周恩来交换了对国际形势的看法。认为美、英虽然惧怕日军侵略会直接损害他们的在华利益，但当时还不愿意与日本发生军事冲突，不敢大力支持中国抗战。周恩来指出前不久蒋介石派立法院长孙科往英国求援，认为西方国家援华的最好办法，就是给予经济援助，使中国有外汇购买武器和军需品。这是统帅部针对英、美一时不会介入中国抗战而采取的行动。国民党内那些对抗战毫无信心的人物，在日本的引诱下，随时都有和日本妥协的可能。中国共产党愿意与所有坚持抗日的中央和地方部队合作，愿与广西军政当局和五路军部队合作。周恩来还说：“白先生是北伐时期的军事家，过去我们两党分裂过，但今后在民族存亡关头，愿意国共合作到底，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4]

谈话中，周恩来针对白崇禧自负、喜戴高帽的特点，有意恭维他说：“在北伐时你赢得了‘诸葛’的称誉（周恩来在这里有意略去了‘小诸葛’的‘小’字，让白氏听了更加受用），今后希望你成为一位杰出的抗日英雄！共产党人对爱护祖国的历代英雄都是崇敬的，就像洪秀全、孙中山、秋瑾这样的人物，我们都认为是民族的骄傲……”

在双方谈话很投机的时候，周恩来乘机提出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的问题，白崇禧一口应允，并表示要提供便利。

这次白氏与周恩来长达3天的相处，是他一生中与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相处最长的一段时间，周恩来成功对这位桂系的副帅、抗战阵营中的风云人物进行了引导和统战工作，为中共在广西开展工作打下了基础。

白崇禧抵达长沙后，知道蒋介石仍在衡山，随即前往衡山去见蒋。28日，白陪蒋从衡山来到长沙。当天，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在重庆开幕，由汪精卫任大会主席，主持大会，蒋从长沙致电大会，希望大会研讨大计，冲破难关。

武汉、广州相继失守后，国民党内部主战、主和的争论更加激烈，不仅以汪精卫为首的投降派兴风作浪，而且蒋的亲信大员孔祥熙、张群、陈立夫、何应钦等人以及元老派的居正等人的妥协意图也更加强烈，蒋的侍从室第二处第六组组长唐纵在1938年10月28日的日记中记载说：“孔院长有一电来，似与日人有和议接洽模样。英大使来湘，与此事似亦有关。”^[5]

在国民党内妥协投降空气充斥的严重情况下，白崇禧与冯玉祥、李济深、唐生智等坚定的主战派则通过写信或见面进言的方式积极鼓励蒋介石继续坚持抗战立场，不要与日寇中途妥协。

29日中午，蒋在长沙“容园”临时寓所请冯玉祥、唐生智等吃饭，蒋问冯：“大局如何，大哥有何意见？”冯回答说：“今天在报上看到您致参政会的电报，我觉得此时惟有一本此旨做去，要让全国都深切明白，广州失陷，武汉撤退，都不要紧，我们抗战已益入佳境，抗战到底必得胜利。从前三国时代，曹操驱其强兵犯东南，鲁子敬对孙仲谋有言，任何人都可言和，惟主公不可。我觉得鲁子敬这句话甚有价值。一心只求富贵保妻子的人可以言和，若为民族争生存，为国家争独立，则不可言和。象张子布等一心只为自己打算，而又不识大势，不明大义，所以极力主张屈和，孙仲谋用了鲁子敬的话和刘玄德联合，一战终将曹兵击破。当时曹兵压境，张昭等谋士纷纭主和的时候，孙权既已定下了抗战大计，即拔剑砍去桌子的一角，厉声喝道：‘再有言和者有如此桌。’这一砍，使得蜚语顿息，群情坚定下来。我以为东吴之所以能够一心一德，战败曹兵，这一砍是大有关系的。在今日的情形，委员长亦应当如此一砍，对众宣言，如再有敢言和者，即是汉奸国贼，必定要这样办，方能使人人坚定信念。那些丧心病狂的张昭们才可以懔然敛迹！”^[6]蒋听了认为说得对。

当天，白崇禧也给蒋介石写了一封信，信中建议：（1）成立战时政府；（2）对日宣战；（3）速开国防会议；（4）参政会应先停会等。白崇禧将信交给冯玉祥过目，冯看后认为很好，当即封妥派人送给蒋。随后，白氏见到蒋，又亲口对蒋说：此信很重要，请你细看一看。当天，蒋找白崇禧谈话，要他负责广东方面作战，白氏没有立即答应，只是说考虑考虑。^[7]

在主战派的鼓励和敦促下，蒋介石于10月31日发表《为放弃武汉告全国同胞书》，指出：“我国抗战之根据，本不在沿江海浅狭交通之地带，乃在广大深长之内地……盖抗战军事胜负之关键，不在武汉一地之得失，而在保持我继续抗战持久之力量。”号召全国同胞继续贯彻持久抗战、全面战争、争取主动之一贯方针，更加勇猛奋进，造成最后之胜利。

对于蒋发表的告同胞书，周恩来与叶剑英在11月1日致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电报中说：“蒋宣言今早发表，内容甚好，不妥处已改掉。”“蒋日前来长沙并转南昌，现回衡（山），表示坚决主张宣战，冯（玉祥）、白（崇禧）、唐（生智）均赞助。”^[8]

当然，蒋发表这个告同胞书并不表明他的抗日立场已经十分坚定，妥协动摇的念头一直在他心目中时隐时现。在发表告同胞书的第二天，蒋即以不经意的口气问军令部长徐永昌假如妥协会怎么样？在此之前一直力主与日寇达成暂时妥协以赢得喘息机会的徐氏，此时也认为妥协的机会已经失去，他断然回答说：“失败之今日，无妥协之可言。（虽可与之假和以懈其军心，然我人众程度不够。）”^[9]

在此前后，白崇禧与冯玉祥、唐生智等人还策划改组行政院，由主张联苏抗日的孙科取代一心要与日本妥协的孔祥熙担任行政院长，宋子文担任财政部长，陈友仁担任外交部长，陈铭枢担任内政部长等，“意在彻底亲俄，谓今日俄对我仍多疑虑云云”，并拟由李济深取代何应钦担任参谋总长。^[10]这个计划牵涉面太广，蒋介石根本不可能接受。

11月7日至9日，军事委员会在长沙召开军事会议，蒋介石主持会议，侍从室主任贺耀组，军政部长何应钦，军令部次长熊斌、刘斐，后方勤务部副部长端木杰，铁路司令钱宗泽、浙江省主席黄绍竑等相继起立报告。^[11]

长沙军事会议结束后，白崇禧随蒋介石去了衡山。11月16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衡山圣经书院举行军事会报，决定设立桂林、南郑（今陕西汉中）两个行营，桂林行营由白崇禧任主任，南郑行营主任由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担任，如果阎锡山不愿就职，由何应钦兼任。17日，继续在圣经书院举行军事会报讨论两个行营的组织机构等问题。^[12]

关于桂林行营主任的人选，蒋介石原本想以他的心腹大将陈诚担任，但李宗仁、白崇禧不想让蒋的中央系部队进入广西，对陈诚多方挡驾，蒋介石抗日还需要仰仗桂系，故顺水推舟，转而任命白崇禧。^[13]在会报举行之前，蒋介石找白崇禧谈话，征询他的意见，表示出任桂林行营主任后仍可兼任军训部长和副参谋总长。白崇禧说“论才实不敢说，论义则不容辞”，遂毅然表示接受任务。^[14]南郑行营主任因为阎锡山不愿就，何应钦兼管军政部，事实上不能离开最高统帅部，最后推程潜出任。^[15]

1938年11月25日至28日，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在衡山圣经书院召开军事会议，因衡山又称南岳，故称这次会议为南岳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何应钦、白崇禧、徐永昌、陈诚、刘斐等军委会高级幕僚外，还有第三、第九两个战区师长以上的高级将领，中共领导人周恩来与叶剑英也参加了会议，出席会议的共有100余人，会议内容为检讨第一期抗战的得失，确定第二期抗战的战略方针。

蒋介石主持会议，并发表训词和多次讲话。蒋介石在训词中明确划分了抗战的阶段：“从卢沟桥事变到武汉撤军、岳州沦陷为止，这是我们抗战第一时期”，“从今以后的战争，才是第二期”。蒋指出两期战略方针的区别：第一期为诱敌深入，消耗敌人，可以说是纯军事的行动；第二期则为转败为胜、转守为攻，政治与军事同时进行。蒋检讨了第一期抗战中国民党军的得失与日军的作战特点，指出国民党军队存在谎报军情、因循敷衍、推诿延误、保守挨打等12项耻辱，强调要整饬纪律，提出治军四要：“提高士气，收复民心，爱惜物力，抚养伤病”，以及决定分期轮训军队等。并提出了“转败为胜”的18项信条，诸如“政治重于军事”、“民众重于士兵”、“精神重于物质”、“宣传重于作战”、“训练重于作战”、“游击战重于正规战”，等等。

27日，蒋介石在讲话中提出要分析日军的优点，注意效法，提出“废人利用、废物利用、废时利用、废地利用”四句口号，要求各部队贯彻到底。28日，蒋介石在会议最后一天做了关于整军建军的报告，声称今后抗战建国“必须以建军为中心”。

白崇禧在会议上向蒋介石推荐了毛泽东的《论持久战》，并说要全国人民都看。白崇禧提出两点建议：其一是设立南岳游击干部训练班，训练中下级干部，领导敌侧后游击战，以与正面战场相配合；其二是成立党政委员会，实行党政一元化，便于集中领导，两建议均获准通过。

会后颁布了《第二期作战指导方针》，全面提出了第二期抗战的指导原则，其主要内容是调整军事指挥系统：

第一，减少指挥层次，撤销兵团、军团建制，指挥系统改为军委会、战区、集团军、军共四级，以军为战略单位。

第二，重划战区：第一战区，地域为河南、安徽省各一部，司令长官卫立煌；第二战区，地域为山西、陕西省各一部，司令长官阎锡山；第三战区，地域为苏南、皖南、浙江、福建，司令长官顾祝同；第四战区，地域为广东、广西，司令长官张发奎；第五战区，地域为皖西、鄂北、豫南地区，司令长官李宗仁；第八战区，地域为甘、宁、青及绥远方面，司令长官朱绍良；第九战区，地域为赣北、鄂南、湖南，司令长官陈诚（薛岳代理）；第十战区，地域为陕西，司令长官蒋鼎文。此外，设苏鲁战区，总司令于学忠；冀察战区，总司令鹿钟麟。

第三，取消广州、西安、重庆行营，改设桂林、天水行营，统一指挥南北战场；

第四，设置沦陷区专管机关——战地党政委员会。各沦陷区设分会。总会设重庆，蒋介石兼主任委员，李济深为副主任委员，秘书长邵力子。规定其任务为，发动民众对敌全面作战，消灭伪组织，阻止日本的政治、经济、文化侵略。但实际上述要同八路军、新四军争夺敌后地方的控制权。

设立桂林行营，主要是为在放弃武汉后能确保重庆外围，稳定陪都重庆的安全形势，该行营统一指挥第三、第四、第七、第九这四个战区的军事。南岳会议后，蒋介石正式任命白崇禧为桂林行营主任，仍兼副参谋总长和军训部长。表面上，指挥江南半壁军事的重任已经落在了白崇禧的肩上。

南岳会议结束后，白崇禧立即前往桂林，筹备行营机构和落实干部人选。12月1日，蒋介石与军令部长徐永昌、次长熊斌以及军事参议院长陈调元等由衡阳来到桂林，参加桂林行营成立典礼，并与白崇禧商讨有关事宜。白崇禧以最隆重的礼节迎接蒋介石及中央要员，广西的名菜果子狸、狗鱼等都摆上了这些尊贵客人的餐桌。^[16]

白崇禧还忙里偷闲陪蒋介石到兴安县看连接湘江与漓江两大水系的灵渠。这是秦始皇时代修建的一个伟大的水利工程，至今受益。在两江合流之处立有一块大石碑，上书“湘桂分派”四个大字。附近有后人修建的纪念当年主持开渠的史禄等3位将军的“三将军墓”。邹鲁赋诗为秦始皇鸣不平：

湘漓分派夺天工，人食秦皇惠无穷。

堪比长城护中国，毁瀛历史岂能公！^[17]

军事委员会副总参谋长兼军训部长白崇禧

白崇禧也知道，在蒋的眼里自己是杂牌头目，不是蒋的嫡系和心腹，如今掌握这样的军政大权，蒋介石内心里是不放心的，为免除蒋介石的疑虑，以示无他，以及今后做事便利起见，白主动请求蒋介石委任军令部次长林蔚担任桂林行营的参谋长，林是浙江黄岩人，蒋介石的心腹参谋人才，有林蔚在桂林，就等于蒋介石本人在一样，因此，蒋欣然照准。这样，白崇禧表面上掌握了大权，蒋介石实际上可以控制，也就放心了。白崇禧向蒋介石提出由李任仁担任行营政治部主任，杨东纯为行营秘书长。李任仁是桂林人，且是白崇禧早年的老师，蒋介石不好拒绝，只得同意。杨东纯（1900—1979），湖南人，早年加入中共，后脱党参加救国会，此时任广西地方建设干部学校教育长。蒋介石对杨东纯早已耳闻，立即否决了这一件人事安排，并警告白崇禧说：“凡是反党反中央的人，希望你不要用他们。”^[18]最后，行营秘书长改由孙科“太子系”的要角梁寒操担任。

也许是日寇得到了白崇禧、蒋介石先后抵达桂林的情报，从11月30日起前后几次出动大批飞机对桂林、柳州、南宁、梧州等广西重要城市进行大规模轰炸，其中广西省会桂林损失尤其严重，居民死伤上千人。为表明抗战到底的决心，李宗仁、白崇禧联名发表《告广西民众书》，要求全省人民沉着迎战，对日本侵略者做最后的抵抗，全省男子一律投效正规军或加入游击队。

12月3日，桂林行营宣布成立。

由于蒋介石的牵制和不放手，桂林行营的高级干部自参谋长以下，大都是蒋介石派来的。林蔚为了自卫计，上任时还带了国民党中央军的1个宪兵营同来。而白崇禧只安插了少数桂系人员到行营任职。白氏志不在行营的本身，所以行营的人事经理，一切都由参谋长林蔚处置，白氏从不过问。这样一来，蒋介石也就彻底放心了，而白崇禧也得以避免与他们发生直接的矛盾冲突。他只想借行营主任、西南最高军事指挥官的名义，来争取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战区的官兵，对他发生好感，以收买蒋介石中央军的军心，所以他经常到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战区视察和讲话，替他们解决困难问题，施惠多而责备少，战区的官兵们对他多有好感。驻广西全州的第5军军长杜聿明是黄埔第一期毕业生，蒋介石的门生和心腹将领，他的第五军是国民党中央军里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蒋介石把该军摆在广西全州，表面上是作为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战区的总预备队，其实是用来盯住广西的，犹如把胡宗南摆在西安盯住延安一样，白崇禧对此当然是心知肚明，并采取了对策，在白氏的刻意拉拢下，杜聿明对白产生好感，常常称颂白主任这样好那样好。政治部主任陈诚知道后，将杜聿明狠狠责备了一番。

白崇禧的一举一动，军统、中统特务都会随时向蒋介石报告的，对于白崇禧收买拉拢他的嫡系将领的动机，蒋介石当然也是一清二楚的。为了对付白崇禧的企图，蒋就叫陈诚以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的名义，经常到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战区进行演讲和训话，针对白崇禧的讲话加以否定，以期减少他的影响。比如有一次白崇禧到韶关向第四战区高级将领讲游击战术的效用，而陈诚接着就来演讲否定游击战术，并诬蔑说“共产党游而不击”，结果引起中共方面强烈抗议。又如白崇禧要前线官兵忍受物质上的困难，要刻苦。陈诚就对他们大讲大后方的桂林如何如何的豪华奢侈，物质上的享受应有尽有，他说“后方吃啥有啥，前方是有啥吃啥”，以此来激起官兵的对桂系及白崇禧等人的愤怒。

蒋介石对付白崇禧的办法是“上头宽大，下面斗争”，白崇禧对蒋介石的请求，无不答应，只是一到下面实行起来则无处不加以阻挠。陈诚就是和白崇禧打顶板最厉害的一个。陈诚以政治部长身份每次来桂林，白崇禧闻讯之后，不是还乡扫墓就是还乡探母，躲到他的老家去，来个不理不睬。陈诚心知肚明，还是频繁地到桂林来，每次都住在桂林行营的招待所，由行营总务处长和办交际的人去招待他，陈诚也从不提“白主任”三个字，他的意思是你白崇禧虽然不见我，而桂林行营却是中央的，我还是要来。参谋长林蔚是自己人，见面后亲如家人。陈诚为了扩大他在广西的影响，特任用一个姓温的桂林人担任政治部总务处长，陈诚每次来桂林必定带他同来，到了桂林之后，这位温处长一定遍访亲朋，宣传陈部长为人如何如何的好，礼贤下士而又忠心于党国，是委员长的亲信，常常寄以重任，事业前途是不可限量，等等。^[19]

白崇禧与陈诚都是很自负的人，大有既生瑜、何生亮之气概，白是杂牌但是资历老，陈是嫡系但是资历浅，各有自傲的资本，也有各自的短腿。他们之间的这种冲突贯穿于整个40年代。

注释

[1]《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2]《徐永昌日记》，1938年10月26日；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430页。

[3]《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4]参见姚蓝、邓群：《白崇禧身边的中共秘密党员》，中共党史出版社1998年版，第121—122页。

[5]公安部档案馆边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群众出版社1992年版，第78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26—527，528，532页。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26—527，528，532页。

[8]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431页。

[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10]《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5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92年版，第526—527，528，532页。

[1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13]倪仲涛：《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的矛盾》，《新桂系纪实》中集，第41页。

[14]《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15]据唐纵1938年12月10日的日记记载：“西北设立行营，以程颂云为主任。西北行营主任人选最难，既要有能力，又要有资望，比较以程为适宜。程不愿就，委座以谦虚态度召致之。”公安部档案馆编注：《在蒋介石身边八年——侍从室高级幕僚唐纵日记》，第81页。

[16]《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17]《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627页。

[18]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中共党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69页。

[19]倪仲涛：《军事委员会桂林行营的矛盾》，《新桂系纪实》中集，第41—41页。

参与指导南昌、长沙会战

1939年3月5日至10日，白崇禧在桂林主持召开行营整补会议，商讨在第三、第四、第七、第九战区如何贯彻落实长沙、南岳两次军事会议所通过的议决案精神和方略，研究具体的实施方案。议决案的精神和方略，研究具体的实施方案，出席会议的有各军长、师长、参谋长以及与作战有关的幕僚人员约500人出席会议，桂林行营总参议王泽民担任会议的秘书长，每位与会者都得到一本保密的“会议须知”手册。

3月5日，白崇禧在会议开幕式上作了《抗战的新形势》的长篇报告，阐述现代战争的形态、中日战争的性质、全面战争与全面战术等重大问题。报告最后总结了20个月以来抗战所取得的重大成果：第一，在军事方面，战略上我们已稳定了持久抗战的基础，因为敌人不能速战速决，这就是我们持久战略的成功。战术上，过去虽然有些错误，现在在逐步地改进，战斗技术上也在加紧的训练，以整个军事力量来说，我们不仅不削弱，而且在逐渐增强，新的力量又在不断的培养。第二，政治方面，全国各党各派都统一了。而且中央的地方的政治机构，随着抗战的进展在逐步地改善与充实。过去很多不合理的政治形态，渐渐因抗战而消失了。民众的动员虽不够，但是我们还在不断的努力。第三，经济方面，因为我们是农业的国家，经济重心在农村不在城市，故战争给予我们经济上的影响，还没有十分的显著；而且我们内地的交通，因抗战的需要，逐渐发达了；我们民族工业、手工业也在向西移动，树起未来的基础。第四，文化上，民族的意识随着战争的演进而更加提高与普遍，革命的情绪也在不断地增长；近卫宣言以后，国人抗战的坚强意志更进一步了。第五，外交上，武汉会战以后，友邦起而实际援助我们的更为积极，如美苏经济上、精神上的接济与援助，这些都证明我们的外交，是一天比一天的好转。

白崇禧最后乐观地指出：“我们是在朝着更生的进步的方向走，前途正闪烁着无限的胜利的光荣，当然我们也不否认，20个月来在敌人的疯狂侵略之下，使我们牺牲了不少的头颅与热血，使我们无数的同胞受敌骑的无情的蹂躏，使我们无数的财产在敌人的炮火轰击之下残破毁灭，然而我们这些牺牲是有代价的、是光荣的，只要我们坚决地奋斗，暴敌崩溃的末日，就要到来了！”^[1]

3月6日，军令部长徐永昌及军训部次长刘士毅、兵站总监阮肇昌等一行乘坐中国航空公司的道格拉斯飞机从重庆抵达桂林参加会议，受到白崇禧的隆重接待。会议期间，刘士毅、阮肇昌等都在会议上作了报告。徐永昌对刘、阮二人的报告给予了高度评价。^[2]

会议期间，白崇禧每晚都要找一些军长、师长作个别谈话，对各军师的状况和敌情进行详细询问，并作出详尽指示。他的态度特别表示亲切，而不像蒋介石那样一味的严肃。他的这一举动也是想争取蒋系中央军军将领的好感，以及杂牌军队对他的倚靠。白崇禧还亲自交代行营总务处长唐希汴和招待人员，对于各将领宿食要好好招待，车船的接送更要周到，他总想处处争取他们的好感。

3月10日下午，会议举行闭幕式，军令部长徐永昌到会作了训示。这天，政治部长陈诚也赶到桂林，召集各军师长谈话，这又是一场与白崇禧针锋相对的斗争。

当天晚上，白崇禧在桂林“乐群社”举行盛大的聚餐会，宴请出席会议的人员。聚餐后组织大家到剧场观看马君武改编、欧阳予倩导演的桂剧《梁红玉》及苏联影片。^[3]

桂林行营成立不久，即有南昌战役和第一次长沙会战。这两次战役，桂林行营与最高统帅部一同对战役进行了指导。

这两次战役都是由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直接指挥的。行营对各战区的指导本来就有叠床架屋的意味，因为行营之上还有最高统帅部，直接指挥战役的是战区司令长官部，所以行营对战役行使指挥权是困难的，尤其对第九战区就更困难。原因就在于白崇禧与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之间在历史上有过节。北伐战争时期，白崇禧以国民革命军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的身份在上海主持反共“清党”时将有严重左倾思想的国民革命军第1军第1师师长薛岳撤了职。后来，薛岳摇身一变投靠蒋介石手下第一大红人陈诚，成为陈系的重要将领，于是他更要起劲地反对陈诚的对立者——白崇禧与何应钦，以显示他的威风与对陈的忠诚。他实际上仅受蒋介石的指挥，即使对蒋的命令也不是绝对的执行，不过不敢像对何应钦、白崇禧那样就是了。何应钦以参谋总长或军政部长名义给他的电报或公文，白崇禧以军训部长或行营主任名义给他的电报或公文，不合他的心意时，常见他批上“不理”、“胡说”的字样，一点也不客气。即使对蒋介石署名的电报或公文，不合他心意的，他也敢于力争，或批上“存”、“待办”等字样，然后置之高阁。薛岳是一代名将，他在作战上敢于遵循“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的原则，一般不受上司的牵制。只要得到他同意，他的幕僚班子就可以放胆办事。^[4]由于这个历史和现实的原因，虽然第九战区在名义上应接受桂林行营的指导，但薛岳重视不重视、接受不接受指导又是另外的问题。

南昌是江西省的省会，连接浙赣铁路和南浔铁路，是正面战场第三和第九战区后方联络线和补给线的枢纽，中国空军从南昌机场起飞可以威胁长江上的日本海军舰艇，对武汉和九江的日军构成威胁。为此，日本“华中派遣军”决心发动南昌战役，攻占这个具有重要战略地位的城市。1939年1月31日，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发出“仁号作战”会战指导策略，准备调第6、第101、第106师团等部队参战。2月6日，“华中派遣军”向第11军下达了《对南昌作战要领》，规定“攻占南昌的目的，在于割断浙赣铁路、切断江南的安徽省及浙江省方面敌之主要联络线”。

1939年2月24日，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第一厅（作战厅）厅长刘斐、副厅长张秉钧提出《意见具申》，根据情报判明日军攻占南昌的企图已经明显，日军参战部队约有5个师团，而我第九战区有47个师，敌我兵力对比为1∶9。尽管如此，“根据过去经验，在此种比例之下，如战略上不发生意外之错误，有与敌胶着战场、周旋二三月时间之可能。同时，又依过去作战经验，敌之补充圆活、装备优越，如其坚持必夺某一要点或某一要线时，我军至最后亦难保其不失南昌。”“依上述关系，大本营对第九战区之作战指导，应考虑二问题：一即我军战力消耗至如何程度，即应决心放弃南昌，一即放弃南昌后，应如何变更态势。”对此，《意见具申》提出了具体的意见。蒋介石军批示“照办”，并要求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依照这个意见拟定整个部署方案。^[5]

3月5日，蒋介石电告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和西安行营主任程潜，告以“敌拟于肃清庐山我驻军后，有攻南昌与长沙企图”。^[6]3月23日，蒋介石致电白崇禧：“此次敌犯南昌，我军应积极作战，切勿以其为佯攻也。”^[7]

中国军队原本准备先发制人，首先攻击敌人，但日军于3月中旬首先发起了进攻，先后投入作战的日军有第6师团（师团长稻叶四郎）、第101师团（师团长齐藤弥平太）、第106师团（师团长松浦淳六郎）、第116师团（师团长清水喜重）等，我第九战区只得就地转入防御作战。3月23日，南浔线上的日军突破我江西守军永修方面阵地，接着一路攻陷吴城、安义、奉新，进逼南昌。

3月21日，白崇禧电令第九战区各部队固守阵地。23日，白崇禧又电令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速调第102师至南昌，加强南昌守备兵力，归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指挥；另调第16师、第79师至南昌东南之东乡、进贤，警戒鄱阳湖南岸，并策应南昌方面的作战；同时电令第19集团军以有力部队约2个师的兵力分路向敌后方的马回岭、瑞昌、九江、德安等要点袭击，破坏铁路、公路，断敌后方交通，阻止敌后续部队增援。但由于种种原因，上述计划未能实施。^[8]

蒋介石感到日军攻占南昌，志在必得，因此产生予敌以杀伤，然后放弃南昌的意图，并将此意图电告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第19集团军总司令罗卓英和江西省主席熊式辉执行。25日，蒋介石再次致电白崇禧、薛岳、罗卓英、顾祝同，做出同样的指示。^[9]

但是，薛岳不愿意他的嫡系部队遭受过多的伤亡，很快批准罗卓英提出的放弃南昌的计划，3月27日，日军第101师团攻占南昌，随后沿鄱阳湖东南岸相继攻占高安、奉新、武宁等地。与我第九、第三战区部队形成对峙。^[10]

蒋介石获悉南昌迅速沦陷的消息大为震怒，并追究责任，有背景靠山的部队纷纷推诿，而原张学良东北军系统的第49军成为替罪羊，该军军长刘多荃受到降两级的处分，该军第105师师长王铁汉受到撤职留任处分，戴罪图功。

4月5日，白崇禧根据情报对南昌失守后日军的企图和我军的对策提出自己的见解，并电告蒋介石，电报全文如下：

急。重庆委员长蒋：稔密。

一、综合最近倭寇企图，似先向我中央地区之南昌、长沙、宜昌三点依次攻取，一面将晋绥及平汉、粤汉以西地区之游击队肃清，树立伪政权，达到以华制华之目的，进而图我西北、西南，断我国际交通，使我早日屈服。二、职拟本钧座最高持久战的战略，侧重游击战与运动战的战术，指导所属各战区的作战。三、经济的使用兵力，非有利地形、有利时机，不轻于决战。四、三、九两战区兵力转用及布［部］署，计划上已决定，各部位置亦将就绪，职拟即赴前方视察。

职白崇禧叩。歌。印。［桂林］^[11]

4月上旬，白崇禧来到江西临时省会吉安视察。这时，蒋介石责成罗卓英乘日军立足未稳之机反攻南昌，重新夺回南昌。蒋同时命令其他战区发动“四月攻势”（也称“春季攻势”），牵制日军，以阻止日军在攻占南昌后继续西犯长沙的企图。4月17日，蒋介石将《攻略南昌计划》电告白崇禧、陈诚（政治部部长兼第九战区司令长官）、薛岳（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顾祝同（第三战区司令长官），该计划所确立的作战方针是：先以主力进攻南浔沿线之敌，确实断敌联络，再以一部直取南昌。攻击开始之时机，预定4月24日。兵力部署是：（1）第1集团军（总司令卢汉，高荫槐代理）以一部监视安义、奉新、靖安之敌，相机攻略之；主力（至少2个师）由奉新、安义两侧，向乐化、永修间南浔沿线挺进。（2）俞济时的第74军以一部监视高安之敌，相机攻略之；主力由大城、万寿宫向牛行、乐化间南浔沿线挺进，彻底破坏交通，断敌增援，并协力南昌之攻略战。（3）刘多荃军（第49军）逐次向高安方面推进，为总预备队。（4）上官集团（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总司令上官云相）应以一部固守现阵地，主力（至少3个师）与第九战区相策应，击破南昌之敌，相机占领之。该集团应预组袭击部队（约1个团），务以奇袭手段，袭取南昌。（5）以上各部，均归第九战区前敌总司令罗卓英指挥。（6）武宁方面，王陵基集团（第30集团军）以有力一部，向永修以北南浔沿线挺进，主力攻击武宁之敌，相机占领之。计划还提出，当我挺进部队进出南浔线之际，应巧行宣传，眩惑敌人，以牵制及分离敌人，使我攻城部队容易奏功。除派挺进部队奇袭南昌外，并应事先设法策动南昌市内民众，并组织便衣队潜入，以攻其内，使南昌之攻略容易成功。计划还规定：为激励士气，如攻克南昌，奖洋50万元，官兵晋级，伤亡优抚优恤。^[12]

4月18日，白崇禧复电蒋介石，对兵团部署提出如下修改建议：“（一）上官集团以3师编成攻击部队，余两师为第二线部队。对南昌以北之南浔路，应派遣多数之小部队，由东向西，以破坏扰乱敌之交通及后方。（二）俞军以有力之一部，攻击高安及锦河正面之敌，击破或吸引之。另以一部由锦河下游向牛行、乐化间挺进，切断敌之联络线。（三）卢集团遵照钧座所示实施，但先应以主力攻击奉新、靖安一带之敌，并藉以掩护挺进军之侧背，另以两师为挺进军，向乐化、永修间挺进，遮断敌之交通，阻敌南下。（四）武宁方面，遵照钧座所示速办。（五）南昌城内民众及便衣队之组织并宣传等，由熊式辉及罗卓英负责。（六）攻击时间应提前，从速实施，至迟须在22日左右，俞军及卢集团应先期发动。”白崇禧在电报中还说：“上项除电三、九两战区供参考外，谨电呈察。”^[13]

从4月21日开始，我军开始反击作战。我第三战区第32集团军5个师于4月26日逼近南昌。27日，日军第101师团主力在猛烈炮火及空军火力配合下展开反击作战，与我第32集团军在南昌东南、正南近郊展开激烈争夺战。4月28日，第32集团军第79师师长段朗如因部队伤亡过大，在未及请示的情况下改变进攻部署，事后才报告。上官云相当即报请第三战区司令长官顾祝同将段朗如撤职查办。蒋介石得到报告后，立即下令将其枪毙。蒋同时电令该集团军第16师师长何平“戴罪图功”，令上官云相亲到前线督战，限令5月5日前攻克南昌。^[14]

对于蒋介石限期攻克南昌的命令，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认为“事实上恐难达成任务”，但又不敢公开违抗蒋的命令，但薛岳为此采取了双管齐下的对策：第一，不给罗卓英充分的兵力，怕他一下子搞垮了影响第九战区的全局；第二，将蒋介石限期攻克南昌的电报转发给在湖南衡山的陈诚，请他向蒋“婉为陈明”，陈诚于5月5日将薛岳给他的电报转发蒋介石，供他参考。^[15]

白崇禧对蒋介石限期攻克南昌的做法也很不以为然，同一天，他也致电蒋介石婉转提出他的不同意见，电报说：“窃维我军对敌之攻击，必须出其不意，始能奏效。今南昌之敌既已有备，且我军兼旬攻击，亦已尽其努力。为顾虑士气与我最高战略原则计，拟请此后于南昌方面，以兵力1/3继续围攻，2/3分别整理，在外则仍宣传积极攻略，而实际则变换攻击目标，另以有力约两师之兵力，并配合轻装之炮、工兵，用最密速之行动，由渣津附近袭击，进出蒲圻两侧，切断粤汉北段公路、铁路。武长正面同时亦猛烈攻击，该方面敌仅一师，正面尤广，且不预期我行有力之攻击。进攻出其不意，必可获相当成绩。如果武汉或赣北方面之敌前来增援，则我牵制目的可达；如赣北敌兵力调动或防备松懈，则我以整理休养之新锐，再袭南昌，善用声东击西之法，使敌疲于奔命，则我能确保主动地位矣。”^[16]

第29军在南昌近郊与日军第106师团作战时，因为凶残的日军大量施放毒气弹，使第29军受到严重杀伤，军长陈安宝及第156团团长谢北亭壮烈牺牲，第26师师长刘雨卿负伤。第29军参谋长徐志勋及刘雨卿在明知无法完成攻占南昌的情况下，为避免部队全军覆灭，冒着被军法处置的危险率领余部突围而出。蒋介石在接连收到陈诚、薛岳、白崇禧表示不同意见的电报以及陈安宝军长牺牲、部队伤亡惨重的报告后，才知道当初限期攻克南昌的命令是下得过于鲁莽和意气用事了！

5月9日，蒋介石下达了停止进攻的命令。日军也因为损失严重，无力进行反击，战事暂时停了下来，此后敌我相持于武宁、靖安、奉新一线。

为稳定武汉外围，日军继发动南昌战役、随（县）枣（阳）战役之后，准备于这年秋季继续发动长沙会战，“于9月下旬把敌第九战区军队消灭在湘赣北境地区，挫败敌军抗战企图”^[17]。

我第九战区司令长官部根据日军调动的态势，很快判明日军“似在9月中开始南犯，将以主力又湘北直趋长沙，于赣北、鄂额南施行策应作战”^[18]。

关于长沙会战的战略战术，军委会在举行会报时，各人的看法严重不一致。在9月24日下午举行的会报上，身为侍从室第一处主任的张治中发言最多，引起军令部长徐永昌、次长刘斐的不满。^[19]9月25日下午再次举行会报，仍是各唱各的调，徐永昌记载道：“午后会报，对湘赣作战讨论颇久。对湘北作战，余从来即主努力节节抵抗，予敌人以重大打击，使敌深感攻取一地之牺牲重大。蒋先生则仍同情辞修诱敌深入长沙而逆袭之。健生则迷信游击战，以为非万不得已在任何处亦不必采取力战步趋。各人主张过去如此，今日亦如此。健生忽略了现在军队绝对不会与敌决战，过去令死守某地事多矣，何尝有一死守来？纵令之牺牲，亦不至牺牲；今教之避，教之滑，军事前途尚堪问尔？余说：今日仍不行，长沙之失，并时间而换不到，遑论其他？至逆袭长沙之设计，恐亦想象而已。甚矣！以弱对强，而不思出殊力；以愚对智，而谋侥幸取巧，余甚盼余说之不中，余见之非是。”^[20]

对于白崇禧的主张，其他人接受不了。如参谋总长何应钦就责备白氏“不应到处论说作战避免牺牲，致摇动作战心理”^[21]。白氏见自己的主张不为接受，最后自己接受了蒋介石、陈诚主张的逆袭日军的作战方案。桂林行营最初提出要第九战区代司令长官薛岳移驻衡阳，同时准备3个师用来逆袭日军，蒋介石认为不妥，要薛岳亲自前往指挥，逆袭进入长沙的日军必须有6个师以上的兵力。^[22]，据此，桂林行营对第九战区作出下列指导：以一部牵制赣北之敌，以主力迎击湘北之敌；依托天然河川屏障预设数线阵地；于幕阜山附近构筑侧面阵地，长沙构筑复廓阵地，岳麓山以优势炮兵支援长沙，逐渐消耗敌人；力行空室清野，以困敌人，适时转入攻势，包围并歼灭敌人。

第九战区根据最高统帅部和桂林行营的指导意见，拟定了战役方针：“战区拟予敌以严重之打击而开第二期抗战胜利之先河，决诱敌深入于长沙以北地区，将敌主力包围歼灭之。赣北、鄂南方面，应击破敌策应作战之企图，以保障主力方面之成功。”确立的指导要领是：“战区先于现在位置，以攻击手段消耗敌人战斗力。敌如挟优势兵力前进猛烈，则赣北、鄂南方面努力以围攻及夹击手段，摧破敌合围之企图，不灭不止。湘北方面利用逐次抵抗，引诱敌于长沙以北地区，捕捉而歼灭之。”^[23]

会战前，白崇禧从桂林赶到长沙，到岳麓山附近视察长沙驻军举行的战斗演习，由于偶然的疏忽大意，差一点丢掉了性命。

原来，第九战区代理司令长官薛岳招待白氏住在岳麓山一所新建的招待所里。时令已值初冬，江南的天气甚为寒冷，白氏下榻的房间内，以火盆盛木炭生火取暖。晚间，白氏回到房间就寝时，看到火盆面上尽是燃烧后的白灰覆盖着，门窗关闭，白氏对此没有太在意，便上床睡觉了。本来，白氏平生有一习惯，就是无论天气多冷，皆不烧火就寝。在此之前，白氏到甘肃兰州，第八战区司令长官朱绍良、甘肃省主席谷正伦招待他睡炕床，床下生火，白氏辗转床侧始终无法入睡，最后叫人熄了火才入睡。还有一次，白氏与胡宗南由西安乘汽车去兰州，行至一个叫华家岭的地方，因大雨冲坏道路不能继续前进，下榻当地一地主家，因床下烧火，白氏一夜不能成眠。但这次，白氏因为白天参观指导军事演习，身体已经疲惫不堪，结果倒头便成酣睡。直至次日凌晨2时左右，因小便下床，突然头一阵发晕跌倒在地，半晌起身不得，此时白氏心中明白自己已经煤气（一氧化碳）中毒，身体无法支持。此时，他下意识地想打开房门，但力不从心，几次试图爬起来皆告失败，只得拖着身体爬至房门口，以手勉强打开门栓，门开后，即将头倚靠在门槛上呼吸外面的新鲜空气。一二十分钟后，情况好转，即可站起。遂叫来勤务兵将火盆移出，又打开窗户，直睡至天亮。此次若非小便起床，恐怕生命早就完了，白氏由此得到一个重大教训，凡事不可疏忽。^[24]

9月中旬，日军在赣北、湘北、鄂南几个方面几乎同时发起进攻。在赣北方面，日军第106师团主力及配属该师团指挥的第101师团第102旅团第106师团长中井良太郎指挥，由奉新地区开始攻击作战，与当面的中国的第32、第58、第60、第74军等部队展开激战。

湘北方面，这是日军主攻方向。日军第6师团、第13师团第26旅团、第3师团第5旅团等部队，由第6师团长稻叶四郎指挥，与中国的第15集团军（总司令关麟征）所属的第37军（军长陈沛）、第52军（军长张耀明）、第79军（军长夏楚中）展开激战，该集团军是国民党中央军部队，装备好，战斗力较强。日军大本营后来总结说：“此次会战与南昌、襄东两次会战相比，颇有决战之势。在部分战场上，部分战况之激烈超过了诺门坎。中央直系军队的战斗力，尤其中坚军官强烈的抗日意识和斗志，绝对不容轻视，而且可以看出其中央的威令是相当彻底的。”^[25]

鄂南方面，日军进攻部队为第33师团（师团长甘粕重太郎），其作战任务是配合左、右翼的第106、第6师团、第26旅团等部队作战，其正面防守部队是中国军第27集团军第20军（军长杨汉域）和第15集团军的第79军等部队。

战役开始后，第九战区有意实行诱敌深入战术，以6个师的强大兵力部署在长沙附近，准备在日寇突入长沙后乘敌分散和疲惫之际，以侧击姿态歼灭敌人。这次日军南侵，沿途受到中国军队的顽强和有力的抵抗，日军进展甚为艰难，日第11军司令官冈村宁次随即又发现中国军队布置的袋形阵地，遂决心主动撤退。9月29日，冈村宁次向部队下达了撤退令，日军停止攻击，中国军队乘势展开追击，至10月16日，双方恢复战前态势。

中国兵家有“坚壁清野”之军语，意即防守者有铜墙铁壁之坚固，搬清野外之粮秣物品，免资敌用。在长沙会战之前，桂林行营通令第九战区对敌人实行“空室清野”，将日军必经之路两旁20华里左右之民间畜牲、粮食以及一切食品搬运一空，即磨粉舂米之工具也一无遗留。同时，第九战区对敌军可能利用的道路进行了最为彻底的破坏，使敌军战车、汽车、炮车均不能通过，敌所使用者仅马拖山炮。中国军队的野炮、重炮也全部置于衡阳。会战结束后，法国军事顾问倍尔颜中将至前方视察，返回衡阳后，见野炮、重炮弃置不用，甚表惊异，当面问白崇禧这是为什么？白氏回答说：“敌重炮、野炮多我十倍以上，我若不破坏道路，敌重兵器即可长驱南下，我若以一对十，损害殊大。今破坏铁路后，双方仅能使用山炮，我山炮虽不及敌多，但杀伤力少，损害即可减轻。”倍尔颜听后，对此理论甚感兴趣。随即白氏又告诉他：“法国为近代装备之国家，战车、汽车多，此非有良好道路不可。我以劣势之装备对优势装备之敌，不得已使用破路、清野方法，然于欧洲战场绝不适用此法。”倍尔颜颇以为然，且记于其日记中。此亦会战中一段有趣的故事。

第一次长沙会战，表面上双方似乎是打了个平手，但日寇消灭我第九战区主力的企图是彻底失败了。战后，日司令官冈村宁次在向“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呈交的《关于解决中日事变作战之意见》中哀鸣道：“摧毁敌军的抗战企图，是至难中的难事……在作战中放弃已占领的要地要域而返回原驻地的做法，不啻鼓励敌人反击，并会成为宣传的材料。”^[26]

对于这次会战，白崇禧晚年评论说：“冈村至距长沙只有20华里，警觉而退。当时我军宣传长沙大捷，而敌方则解释为战略退却。平心而论，敌兵战场上虽未失败，而心战上则不可不承认失败。今在台与日本教官谈及此事，均赞成此说法。”^[27]

长沙会战期间，白崇禧住在衡阳的五马归槽，就近指导会战，会战结束后，舆论大肆宣传长沙大捷，各地的慰劳团还赶到衡阳向白氏献旗，搞的煞有介事，好似真的大捷一般。

10月29日，军事委员会在衡山召开军事会议，即第二次南岳会议，检讨长沙会战的得失。蒋介石在训词中宣称：自欧战爆发以后，东西方的战争就紧紧地联系在一起了，只有世界的问题解决后，中国的问题才能得到解决。中国今后的战略运用和官兵心理要彻底转变，要开始反守为攻，转静为动，积极采取攻势，决不和谈，力争抗战最后胜利。

会议由白崇禧主持，政治部长陈诚也不甘寂寞，赶来插上一手，好像他也是会议主持人一般，与白崇禧继续明里暗里较劲。会议结束之后大聚餐，所有人都到齐了，只有陈诚迟迟不来，白崇禧问人才知道，陈诚故意在这个时候到部队讲话去了。弄到白崇禧没法再等，只好留下一桌酒席出来给他吃。还有一件事，就是会议闭幕时摄影留念，也是人都到齐了，也都坐好了又是等陈诚，他半天不来，弄得白崇禧很不高兴。这些都是他们两人明争暗斗的地方，你瞧不起我，我也瞧不起你。小事尚且如此，大事就可想而知了。蒋家王朝的所谓高级将领的气度，由此也可见一斑了。

11月5日，第二次南岳会议结束，蒋介石从衡山再次来到桂林，11月7日回重庆。

注释

[1]《白健生先生言论集》，广西建设研究会1942年出版，第84页。

[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3]徐永昌在1938年3月7日的日记说：“刘士毅次长、阮绍文（肇昌）兵监由其报告可知有学问。”

[4]赵子立：《失守南昌的经过》，《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126—127页。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8]参见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917页。

[9]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917—918页。

[10]赵子立：《失守南昌的经过》，《闽浙赣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120，126—127页。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17]转引自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951页。

[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19]徐永昌在1939年9月24日的日记中记载道：“因健生等即将各回驻地，午后特举行会报，对湘北作战及长沙之后事准备，文伯颇多主张。（为章谓其意在速弃长沙。此言固属过甚，然文伯之扰扰，亦徒增作战上之错误而已。）”

[20]《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21]《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22]《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24]《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25]《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26]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960页。

[27]《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指挥桂南会战受降级处分

1939年9月，欧洲战争爆发，英、法对德宣战，无暇顾及远东战场，日军决定乘机发动桂南会战，占领中越交通线上的咽喉南宁和龙州，以切断由越南海防经河内经滇越铁路、桂越公路通往我国云南、广西的国际运输线，陈兵于中越边境，促使法国打消援蒋意图，并且“企图必要时占领法属印支北部，作为彻底切断援蒋路线的跳板”。^[1]

1939年10月16日，日本大本营以“大陆命”第375号下达作战命令。同日，日军参谋总长载仁亲王发布“大陆指”第582号命令，规定战役发起时间为11月中旬。10月19日，日“中国派遣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大将向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中将下达了作战命令，规定日军的作战方针是：“第21军应协同海军在钦州以南地区强行敌前登陆，首先迅速进入钦州及防城附近，然后攻占南宁附近要地。占南宁附近要地后占据该地，切断敌通向南宁之主要联络补给干线，并以之作为海军向内陆进行航空作战之基地。”^[2]最初规定的参战部队是第5师团（师团长今村均中将）、台湾混成旅团（旅团长盐田定七少将）、协力部队、海军第5舰队（11月15日改称为“第2遣华舰队”）、海军第3联合航空队等，陆海空总兵力约3万余人。随着会战的扩大，1940年1月，日军又先后调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投入作战，使参战总兵力达到7万人。会战之前，陆军主力第5师团当时还在我国最北端的黑龙江境内，命令下达后，该师团紧急海运至海南岛三亚港隐蔽集结，11月7日该师团全部集结完毕。

对于日军进攻南宁的企图，我正面战场最高统帅部和桂林行营一直没有正确的认识。桂林行营认为日军如果进犯广西，必以海南岛为根据地，以柳州为目标，以主力从广州湾登陆经玉林、贵县攻略柳州；至于窜犯南宁，不过以一部兵力作为助攻而已。根据这样的敌情判断，桂林行营指示第16集团军以4个师（第31军的3个师及第46军的第170师）摆在贵县、桂平、平南一带郁江、浔江北岸整训，构筑工事准备拒止或迟滞敌军进犯柳州，争取时间调动全县一带的第5军及抽调第七、第九战区若干兵力来转移攻势。因此造成邕钦路方面兵力薄弱的局面。1939年秋，以杨劲支为主任的军委会校阅组到广西桂平校阅第31军的时候，指示军部作参谋业务演习是要根据这个军预定即将担任的作战任务来作想定和进行演习的。当时，有位叫彭伯鸿的少校参谋提出，敌军的主攻方向和进犯目标可能由钦县沿海登陆，沿邕钦路进攻南宁。其主要的理由是：南宁是桂南重镇，日军占领了南宁就截断了我通往越南的国际路线，现在敌军兵力不足，不会深入柳州，而进犯南宁邕钦路是捷径。对此，军令部派来校阅参谋业务的校官窦大有在讲评时对彭伯鸿大加指责，认为日军从广州湾登陆军柳州的判断是不能怀疑的，一个小参谋懂得什么。到11月间，军令部和桂林行营的“敌情判断”更加武断，他们认为日军的兵力不足不会再分兵进犯广西，广西有白崇禧“三自三寓政策”的政治组织和民团武装，日军是不会啃这根“硬骨头”的。

同时白崇禧看到广东的新兴、开平、阳江、阳春地区既没有日军又没有国民党中央军，这个地区相当富庶，如果桂系控制了这个地区，则广东南路包括广州湾、北海、钦州一带的出海口将尽入桂系掌握之中。白崇禧有意于扩张地盘夺取出海港口，因此迫不及待地命令第31军加速完成战备，准备开往新兴、开平、阳江、阳春，摆下新桂系的几颗棋子。这就造成日军在钦州湾登陆时防守兵力过于薄弱，日军轻而易举地攻占南宁的后果。^[3]

15日拂晓，敌舰突然炮击广西钦州湾我沿海阵地，同时日本战斗机轮番出动轰炸。上午8时开始，日军第5师团的第9旅团在钦州湾的企沙登陆，我正面守军第46军新编第19师第56团在兵力、火力方面均处于劣势，无法抵挡日军登陆，被迫退守防城。16日，日军第5师团的第21旅团和台湾混成旅团分别在钦县以西、以南登陆。桂系的新编第19师战斗经验不足，没有能够利用既设阵地组织起有效的抵抗，即被占有绝对优势地位的日军打得溃不成军。日军登陆以后，日军分3路向南宁方向攻击前进。

正当南宁吃紧之际，正在重庆出席国民党第五届第六次中央全会的白崇禧于11月19日飞返桂林，部署反攻作战。21日，白崇禧对记者发表谈话，宣称：敌登陆海口，进犯桂南，企图切断我西南国际交通线路，我军对此早有准备，将诱敌深入，给予重大打击。

中国青年党的党魁曾琦听说日寇在广西龙门港登陆，立即赋诗赠白崇禧、黄旭初、夏威、蔡廷锴等，诗云：

鲸鱼拔浪海涛腥，谁信龙门跃五丁？

十万大山宜荡寇，南宁终竟异辽宁。

狼奔豕突欲何之？堪笑东夷自蹈危。

寄语南中诸葛亮，七擒孟获此其时。

闻说胡来试宝刀，健儿争欲拂征袍。

将军夜渡昆仑后，会见生擒侬智高。

申江一战扫胡群，破虏威名旧策勋。

今日南疆凭锁钥，伫麾铁骑靖妖氛。

劳师远袭血斑斑，百战应无匹马还。

木履小儿齐坠泪，镇南关即鬼门关。

儿时游钓未应忘，独秀峰头自引吮

第二故乡频怅望，诸公勋业待平章。^[4]

可惜，白崇禧不是诸葛亮，也不是狄青，不可能像诸葛亮那样“七擒孟获”，也不可能像狄青那样“生擒侬智高”，对于侵入家门的日寇，白崇禧常有心有余而力不足之感慨。

22日、23日，蒋介石两次密电白崇禧，要求第16集团军指定两个师的兵力固守南宁，没有他本人的命令不得撤退；如果没有他的命令而擅自撤退，即以军法从事。^[5]蒋介石的命令虽然十分严厉，但在当时的情况下，要固守南宁是不可能的。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在兵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急调分驻横县、桂平的第170师、第135师火速增援南宁。日军在没有遇到激烈抵抗的情况下，于11月22日进抵邕江南岸。23日拂晓，日军在炮兵、航空兵炮火的掩护下强渡邕江，遭到我守军第135师（师长苏祖馨）的顽强抵抗，经过1天的激烈战斗，兵单力薄的第135师被迫后撤，24日上午，日军攻占南宁。

敌占领南宁后继续沿邕武（鸣）路、邕宾（阳）路向北进犯，12月1日攻陷武鸣方面高峰隘，4日又攻占了邕宾公路上的昆仑关，此后改取守势。

11月28日，蒋介石指示白崇禧迅速阻塞广西省内各大水系的运输线并破坏公路：（1）水上阻塞：第一封锁线中永淳、横县间，用沉船阻塞；第二封锁线贵县，布雷阻塞；第三封锁线桂平，布雷阻塞。（2）交通破坏：高峰坳至隆山，八塘至宾阳、永淳、石塘、校椅、横县，南乡至宾阳，宾阳至黎塘、南宁附近、潭落，南宁附近至同正、至武鸣、至果德。以上各路，以迅速破坏为原则。^[6]

日军攻占南宁后，蒋介石一面电告白崇禧“我军作战不可急求速胜，应以慎重处之”^[7]；一面紧急从湖南、江西、广东、贵州等地抽调有力部队增援广西，筹划反攻收复南宁，之后抵达陆续开到广西归桂林行营和第四战区司令长官部指挥的除原已在广西境内的第16集团军和第5军外，陆续开到桂南的部队有第2军（军长李延年）、第6军（军长甘丽初）、第36军（军长姚纯）、第99军（军长傅仲芳）、第66军（军长叶肇兼，陈骥代）、第64军（军长邓龙光）；炮兵方面，调来了两个15公分口径的榴弹炮营和1个高射炮营、1个战防炮营；空军方面，驻桂林的空军第2路（约有飞机100架）也奉命归桂林行营指挥，支援陆军作战。^[8]至此，我军兵力数量和火力均超过了日军。

奉军委会命令，白崇禧在昆仑关以北红水河北岸迁江附近一处大型岩洞内设立桂林行营指挥所，实施靠前指挥，桂林行营则由参谋长林蔚负责。

12月5日，白崇禧根据他对敌情我情的分析判断，认为立即转守为攻，“胜利公算极大”。其理由是：

（甲）敌情。敌侵邕兵力截至现在止，实不过4个联队，附以骑兵及少数山炮。因邕钦路之未修复，敌重兵器及机械化部队无法猖獗，固无论矣。即给养及其补充之困难，亦为事实。（乙）彼我战略之比较。目前以我现有兵力，增加第5军，就步兵未必较敌劣势；若更益以重火器与机械化部队，则大优越于敌。盖此种我独特能用之兵器，其精神的威力已足压倒士气颓丧之敌，不仅物质的效力已也。若坐待敌交通路修成，以素有优良装备之敌，我即增加数师之步兵，不足与其抗衡，乃显然之事。（丙）地形于敌有为背水作战、后方交通困难、顾虑滋多之不利，而我后方及战场一带，利于机械化部队之活动。敌若北犯，我则牵制于昆仑关、高峰坳一带险要之前，我从侧方包围攻击，形势实属天然；敌若不来，我从邕江上下流［游］围攻邕宁，进退亦属自如。故综合诸种情形，深信目下转移攻势，洵为有利。^[9]

12月6日，蒋介石复电，同意在12月15日前对南宁之敌发起攻击，命令国民党中央军中的第一支机械化王牌军——第5军全部加入作战，空军主力同时参加该方面作战，待命出动。关于我方战场最高指挥官人选问题，白氏向蒋介石建议由第四战区司令长官张发奎指挥为宜，白氏本人在攻势期间在此悉力指导援助，行营主任与战区司令长官之间在名义上保持一定之统系。但蒋介石没有采纳白氏的建议，要白氏“亲自统一指挥”。

12月16日，白崇禧在迁江的行营指挥所召集参战部队师长以上指挥官开军事会议，讨论作战计划。桂林行营拟订的作战计划是以收复南宁、歼灭敌第5师团为目的，采用“关门打狗”的战术。整个战役分两步：第一步攻略昆仑关、高峰坳；第二步攻略南宁。其作战部署是：由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担任北路军总指挥，指挥第5军及第99军1个师，担任昆仑关正面及侧背之攻击，为主作战方向；由第26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担任东路军总指挥，指挥第46军第175师、新编第19师以及挺进第三支队，在郁江南岸及邕钦路两侧袭击日军后方，破坏其交通运输；由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担任西路军总指挥，指挥第31军第135、第131、第188师以及第46军第170师，向高峰隘方面攻击，牵制日军，并以一部进至南宁东北的四塘附近，阻止南宁日军向昆仑关增援，以配合北路军主力作战。以第99军（欠第92师）为总预备队，位于宾阳附近，随时准备增援北路军。空军第2路于战斗开始后向地面部队提供空中支援。^[10]

12月16日，桂林行营正式向部队下达了作战命令，预定12月18日拂晓为攻击开始时间，以第5军担任昆仑关正面的攻击。

古昆仑关（今已不存）

从广西南宁七塘、八塘之间的山心坳，到宾阳县思陇圩的古漏关，长数十华里，中间可通的仅有一条崎岖曲折的羊肠小道。唐宋以来这里就是沟通桂南、桂北的交通孔道，其中南宁至宾阳一段就是所谓“昆仑古道”，昆仑关位于邕宾公路要冲，距南宁以北约80华里。周围群山叠嶂，多是悬崖深谷，地势极为险要，素有“险峻雄关”之称，自古便是兵家必争之地。北宋名将狄青，曾于宋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上元之夜，率军出奇制胜，袭占昆仑关天险，一举平定广南，这是历史上有名的昆仑关大战。时隔886年以后，中日两国军队又在这里展开生死决战。这次生死较量，敌我双方可以说是棋逢对手。第5师团是日军精锐部队，装备精良，作战意志和战斗经验都属上乘，号称为所谓的“钢军”。驻守昆仑关的日军是第5、第7两个中队，官兵四五百人。^[11]日军占领昆仑关后已经抢修了野战工事，企图凭险固守。

而我主攻昆仑关的第5军也是一支足以傲人的部队，他是抗日战争中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组建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自组建成军以来已经在广西全州整训1年有余，部队兵强马壮，官兵士气旺盛。在作战之前召开的全军军事会议上，军长杜聿明一再表示：“第5军是抗日战争中新建的第一支机械化部队，全军将士必须勇猛作战，歼灭日寇，一定要打出国威、军威。”^[12]

第5军第200师（师长戴安澜）作为先头部队从全州出发，新编第22师（师长邱清泉）、荣誉第1师（师长郑洞国）相继开拔。白通过电话命令柳州民团指挥部副指挥官转达，在柳州动用公私汽车100辆，迅速开往全县运送第5军官兵赴昆仑关。为了不耽误时间，白崇禧令柳州指挥部动员柳州河南的居民铺户，每家在门口预备一桌丰盛的饭菜，候第5军官兵一到立刻就可以下车吃饭。

12月16日，军委会政治部长陈诚奉蒋介石之命来到广西协助白崇禧指挥作战。17日到迁江拜会白崇禧。17日晚，陈诚到驻思陇的第38集团军总司令部与徐庭瑶见面。18日晚赴武鸣与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见面。其余未及见面的高级将领则通过电话宣达最高统帅的意旨，激励士气，并且指示作战应注意事项。

为了就近指挥，白崇禧将行营指挥所由迁江推进到宾阳附近的白岩村一处大岩洞内。

12月17日晚8时，总攻开始。中国军队以郑洞国的荣誉第1师担任正面攻击；邱清泉的新22师向西绕到敌后的五塘、六塘，破坏了五塘附近的公路桥，切断了昆仑关守敌退往南宁的通路；戴安澜的第200师由东南绕过昆仑关，3个师对昆仑关之敌形成前后夹击之势。

这是一场十分残酷的攻防战。强大的第5军攻打数日仍然未能拿下只有四五百人固守的昆仑关，而且日军增援部队千余人也冲进了昆仑关。蒋介石对此十分不满，严令前线指挥官，限3天内攻占昆仑关，否则军法从事。白崇禧接到电令后，在林蔚、徐庭瑶的陪同下，来到驻宾阳第5军司令部，召开团长以上军官会议并训话，传达了蒋介石的电令，检讨连日作战的得失。白崇禧在讲话时，并没有像蒋介石在电令中的那样严厉，而是比较客观地分析了情况，总结了连日作战的经验。他说第5军官兵作战是勇敢的，攻击精神是旺盛的，虽在敌人猛烈炮火的射击和飞机的轰炸扫射之下，仍能奋不顾身，前仆后继，给敌人以重大杀伤，并夺取了一些重要据点。所不足的是战前对敌情侦察不周，敌情欠明，兵力分散，火力也不够集中，未能突出重点，以致对敌打击不力，虽对敌形成包围，但围而不困，致使敌人援兵得以冲进昆仑关，使敌阵地得以加强。根据白崇禧的指示，第5军决定调整部署，决心集中兵力火力。形成重点打击力量，摧毁敌防御设施，彻底断绝其部队增援和物质补给，把当面之敌全部歼灭于阵地上。^[13]

部队经过调整后，于24日重新对昆仑关发起攻击。从12月18日战斗打响到12月31日，中国军队攻克昆仑关，双方鏖战12天。12月30日、31日两日，在对昆仑关正面最后冲击的时候，白崇禧亲临炮兵阵地指挥。当时，守敌利用反斜面阵地及副防御顽强抵抗，致使中国军队冲锋10余次而不能奏效。白崇禧在巡视地形后发现，敌阵地左侧的高山可以作为炮兵侧射敌阵地之用，遂令炮兵指挥官邵百昌，将卜式山炮1个连、俄式战防炮数门，于拆卸后搬运至敌阵左侧的老毛岭、枯桃岭、标高415等高地，侧面轰击敌反斜面阵地，压制敌机枪、山炮等火力的发挥，摧毁敌铁丝网，支援我冲锋部队。^[14]随后，新22师、第159师向敌正面猛冲，终将敌阵击溃，克复昆仑关要隘。

时任第5军荣誉第1师师长的郑洞国在晚年出版的回忆录中如此描写其战斗的激烈和残酷程度：

昆仑关战役纪念塔

昆仑关战役，是中日两国精锐军队间的一次殊死决战，其激烈程度为抗战以来所罕见。而在这次战役中，四四一高地争夺战又是往复拉锯最剧烈、持续时间最久、彼此牺牲最惨重的一次战斗。战斗结束不久，我偕参谋长舒适存踏着尚未消尽的硝烟，亲往该高地视察。双目所及，但见主峰及附近各山头上弹坑累累，子弹壳、炮弹壳、手榴弹木柄、破损的枪械比比皆是，草地树木悉被焚烧，无一块完好之地，双方许多阵亡官兵的尸体散卧其间。高地北侧，是我军最后据守的阵地，也是战斗最为激烈的地方，棱线两侧敌我死伤枕藉，双方阵亡官兵交错倒卧在血泊中，几无法插足。沿着高地北侧前行，仅几十公尺距离内我军阵亡将士的遗体就有近百具，据汪团长介绍，这些烈士是在向敌人反冲击时先后倒下的。有不少烈士虽早已停止了呼吸，但还怒目圆睁，身躯保持着向敌冲杀、投弹的姿态。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一位大个子士兵，他的左腿已经断了，身上几处弹伤刀痕，军衣浸满紫褐色的血迹，但一双粗壮的大手却死死钳住一个日军士兵的喉咙，将其压在身下。显然，这位烈士是负伤之后，又与敌人肉搏牺牲的。目睹此悲壮情景，连我这个久经战场的军人，也不禁落下热泪。的确可以这样说，昆仑关战役的胜利，完全是靠抗日将士们的血肉和生命换取的。^[15]

在昆仑关及附近各高地的战斗中，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长中村正雄少将被击毙，防守昆仑关的日军官兵大部被击毙，一部被俘虏，这是我正面战场空前的一次胜利。^[16]白崇禧在评论说：“抗战以来，‘国军’曾于台儿庄，长沙二、三次会战，以攻势防御战略击败敌人。若论攻坚胜利，则以昆仑关之役为首次。”^[17]

昆仑关大捷后，著名剧作家田汉随慰问团来前线慰劳将士，深为前线抗日将士气壮山河的英勇气概所感奋，当即写下了一首气势雄浑的七言诗《昆仑关》：

一树桃花惨淡红，雄关阻塞驿亭空。

倭师几处留残垒，汉帜依然卷大风。

仙女山头奇石耸，牡丹岭上阵云浓。

莫云南向输形胜，枢相当年立战功。^[18]

当然，中国军队也付出了重大伤亡代价，主攻昆仑关的第5军荣誉第1师伤亡3400余人，新编第22师伤亡约千余人。^[19]第5军与反扑的日军激战至1940年1月10日，终因为伤亡奇重，奉命撤离战场，将防务交第36军接替，第5军全军开到武鸣、黄圩一带整理，并担任该线阵地工事的构筑。

蒋介石对重新夺回南宁十分重视，他于1940年1月7日从重庆飞抵桂林，与白崇禧等探讨下一步作战事宜。1月10日，蒋经柳州到迁江视察第16集团军司令部，勉励官兵加紧作战，收复失地。1月12日，蒋介石回到重庆，随即致电白崇禧，对南宁会战作出如下指示：

中刻已抵渝，南宁战役实为抗战最后胜负惟一之关键，决非轻易躁急所能求成，必须以全力赴之，慎重处之。此时求速之时间已过，故不必求速，而要在求实求稳，本战略上之原理原则，计出万全，则无不成功。孙子曰：“兵非贵益多也，惟无武进，进以并力料敌，取人而已。”此语实为今日南宁战局应用之要旨。而孙子中地形与九地两篇之原理，可取者更多，读此益知南宁战场，我敌之胜负已可判定，但须体会其原则而切行之也。南宁不仅为兄之乡土，亦为全局之重心，故兄之操劳急切必甚。总之，大事将成时，其困难必更大，亦惟以常理处之，乃能克服困难，故切勿求急，更不可以徼幸求成，军事必须先求稳当，次求变化，未稳当以前，切不可遽求变化，惟兄察之。^[20]

日军在昆仑关受挫后，日本“华南派遣军”决定从广东战场抽调部队增援桂南战场。1940年1月，日军第18师团（师团长久纳诚一）和近卫混成旅团（旅团长樱田武）相继在钦州湾登陆，1月23日前后，抵达桂南前线。日军企图反攻昆仑关，重新封闭这一门户，确保对南宁的占领。针对日军的企图，我军也向桂南前线增调了第2军（军长李延年）、第6军（军长甘丽初）、第64军（军长邓龙光兼）等部队，一场新的大战即将展开。

1940年1月28日，集结在四塘、五塘地区的日军第5师团第21旅团、近卫混成旅团、台湾混成旅团在第5师团长今村均的统一指挥下从正面向昆仑关及其两侧的中国军队发起进攻；稍后，第5师团第9旅团也加入了对昆仑关正面的攻击作战；第18师团在昆仑关以东向中国军队侧后迂回；因为中国军队已经大规模破坏公路，日军的重炮等重装备无法使用，随军只能携带山炮等轻武器，为弥补火力之不足，日本大本营抽调100多架战斗机对中国军队阵地进行大规模轰炸以弥补日军火力不足的缺点。

针对日军的企图，白崇禧于1月30日向部队下达了如下的命令：

对于白崇禧的部署，蒋介石认为“部署尚妥”，但蒋提醒白崇禧：“对甘棠方面迂回之敌固当特加注意，但由五塘、六塘北攻之敌，其兵力与甘棠方面敌兵力略等，且此方直接予昆仑关之威胁尤大，亦应密切注意为要。”^[22]

1月30日，蒋介石又直接致电给在灵山的第16集团军总司令夏威和第26集团军总司令蔡廷锴：“据报，此次邕钦路以西之作战，各部队缺乏机动，协同太差，指挥官之位置距第一线部队过远等情。查邕江南岸之作战，关系该方面全般者极巨，亟应严加监督，善为运用。仰即遵照，并转饬遵照为要。”^[23]对这两个集团军作战不得力委婉表达了不满，要他们立即振奋作战精神。

然而，战斗打响后，我军作战状态十分不理想。白崇禧主观上设想邕宾、邕武、邕钦3路攻击取得进展后，3路会攻南宁。但结果是，邕宾路、邕武路方面的攻势实际上没有进展，邕钦路东、西两方面对敌后方联络线攻击，一个据点也没有打下来。1月25日，第38集团军宾阳总部被日军飞机炸中，因该总部为前方各部队的指挥联络中心，它的被炸导致一时通信中断，指挥员无法指挥掌握部队，形成独立作战状态。2月2日宾阳、思陇为敌攻占，我军后路被日军切断。

2月3日，蒋介石密电指示白崇禧：“由邕宾路西侧地区突进之敌，虽进至宾阳、思陇，但其兵力不大，且该地区山地绵亘，我兵力仍优，敌之突入，当不能对我发生若何危险。我军此时应以贵县附近之第46军及46军一部等，向宾阳之敌后方猛烈攻击，与思陇西方甘丽初部，夹击突进之敌。如兄能亲至贵县方面督战，尤为妥善。”^[24]

但白崇禧并没有根据蒋介石的电令前往贵县指挥。各部队因联络中断，补给不上，迫不得已，乃分向隆山、都安、忻城退却。撤退中第2军第9师师长郑作民在日机的轰炸中遇难殉国。2月3日，日军再次攻占昆仑关，并继续追击，于4日占领上林。我军主力退至红水河以南占领第二线阵地，以确保柳州的安全。

日军此时反攻昆仑关作战的目的在于确保其对南宁的占领，在攻占昆仑关后，为避免战线过长，日第21军司令官安藤利吉命令部队收缩战线，从2月8日开始向南宁后撤，第5师团全部撤退至南宁，在南宁周围约10公里范围内构筑防御阵地；近卫混成旅团撤至邕江以南，台湾混成旅团撤至钦县、防城，确保后方交通运输线；第18师团于2月中旬撤回广东。中国军队在日军后撤时尾随日军跟进，占领日军撤出的各地，与日军保持对峙状态。

2月9日，日本大本营宣布撤销第21军战斗序列，组成“华南方面军”，由安藤利吉任司令官，统一指挥广东、广西两方面的作战。直辖部队有第18、第38、第104、第106师团。在南宁另设第22军，由久纳诚一任司令官，下辖第5师团、近卫混成旅团和台湾混成旅团，隶属于“华南方面军”序列。此后，桂南方面中日双方军队在长达半年的时间里处于对峙状态，没有大的战事发生。

这次会战也暴露了国民党中央军与桂军、粤军等杂牌军以及白崇禧指挥方面的诸多问题。

首先是国民党军队作战能力普遍低下和作战意志薄弱。^[25]以装备相对较好的国民党中央军来说，第5军是第一支机械化部队，装备最好，但该军成军以后一边多没有参战锻炼的机会，始终是纸上谈兵，作战经验缺乏，致使这么数万人的强大军队在围攻日军数百人驻守的昆仑关时费了九牛二虎之力，自己付出了巨大的伤亡代价。另一支中央军第99军也同没有作战经验，“遇敌即溃”^[26]。装备精良的中央军如此，其他杂牌军就更是等而下之了。

桂南会战前后近3个月，身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的白崇禧精心策划和指导战役的进行，当然可以说是没有功劳也有苦劳。特别是他在迁江、宾阳的岩洞内指挥，因为岩洞内潮气很重，白崇禧早晚住在洞内数月之久，染上严重的风湿病，会战结束走出岩洞，风湿病发作，夜不能寝，手不能握拳，非常痛苦，后经医生达针电疗，始渐愈。^[27]这是白崇禧苦劳的一方面。

这次会战也暴露了白崇禧这位行营主任的不少问题。会战开始不久，桂林行营参谋长林蔚就向最高统帅部举报说：“过去广西军队作战能力太差，尚是在外者，留省的更不济。广西民团云云尤其虚伪，今日为敌带路、为敌做工，皆此辈也，以上二者完全健生等宣传工作做的好而已。西南所储军器装备最小限应供江南各战区，今健生利用行营，大部发给桂军，并谓以后责任更重，希望中枢明了渠之苦衷云云。”^[28]

在整个桂南会战过程中，担任正面主攻任务的都是国民党中央军，而桂系自己的第16集团军则一直处于二线非主攻位置，这一方面是因为桂系第16集团军实力有限，无法承担过重的作战任务，另一方面也反映了白崇禧利用自己作为前线最高指挥官的地位保存实力的良苦用心。在国民党中央军第5军第200师因伤亡过大撤离战场时，桂系军官就发牢骚，说“中央有意牺牲彼等，所以亦无意拒战云云”^[29]。

作为最高指挥官，白崇禧指挥失误突出表现在最后阶段作战上。学者分析说：日军以第5师团等部向昆仑关正面进攻，而以增援的第18师团和近卫混成旅团向昆仑关以东迂回至中国军队侧后。白崇禧和桂林行营未料到此着，只着重于昆仑关正面防御，而疏于保障侧翼的安全，对甘棠、宾阳等要道、要点未作适当部署，也未在附近控制有力的预备队，致使日军乘虚而入，轻易占领甘棠、宾阳。这时，白崇禧即使想调整部署也已来不及；正面部队仍在抗击日军进攻，但已失去意义，且后路被切断，有被围之虞，不得不撤退，全盘立时陷于被动混乱。其实，日军集中绝大部分兵力置于右翼（昆仑关及以东），其左翼（高峰隘及以西）兵力空虚，如直取南宁，也可打乱日军部署，瓦解其攻势。可惜白崇禧既疏于自身侧翼的安全，又不敢大胆迂回对方侧后，作战思想消极呆板，应对失当，使第二阶段反攻已经取得的战场主动权丧失，又转变为被动。^[30]

桂南会战停息下来后，蒋介石于2月21日从重庆飞抵桂林，当晚乘火车去柳州。23日，蒋介石在柳州主持召开军事会议，会议在柳州大桥机械化学校的一个大岩洞里连续开了三天，白崇禧、张发奎、李济深、陈诚、商震、薛岳、余汉谋、李汉魂等高级将领参加。会议检讨桂南会战之得失，并决定今后之战术与对策。蒋介石认为，这次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级指挥官战斗意志薄弱，而且大家“骄横怠忽，竟至精神颓丧，决心毫无，乃至遭此失败的耻辱”。

昆仑关大捷之初，白崇禧因指挥有功，曾获颁“陆海空军甲种一等奖章”，但这时却成了被追究指挥责任的对象。白崇禧向会议报告了作战经过，自认为指挥失当，致使昆仑关得而复失，收复南宁的目标没能达到，请求给予降级处分。政治部长陈诚也自请降级处分。但在会议讨论时，白崇禧又把具体的责任推到部下身上。白崇禧说：“邕宾路方面战场的统帅是第37集团军总司令叶肇，前方的事情应该问他。”蒋介石立即下令将叶肇扣押查办，扬言要枪毙他。叶肇辩解说：“第9师和第43师不听指挥擅自撤退，有什么办法？”而第9师和第43师则说：“叶肇在情况有重大变化的时候，毫无决心和处置。”据说，第9师和第43师所以敢于后撤，是因为陈诚和第38集团军总司令徐庭瑶预先对他们指示了情况不利时撤退的腹案，第一步退到哪里，第二步退到哪里，等等。第66军是叶肇自己的基本部队，在发现有大批骡马的1个纵队的敌人经七塘附近向高田方面运动的时候，已经有人已经报告了叶肇，可是叶肇“稳坐钓鱼台”，认为在高田、昆仑关一带有两个师，应付起来绰绰有余，没有及时指挥部队作战。而第43师的部队在山上居高临下地看着敌人的1个行军纵队经过高田附近北进正好对敌人侧击的时候，不仅不主动地捕捉难得的战机，给予敌人以打击，反而借口上级“没有命令”（叶肇则说不是没有命令而是“不听指挥”），赶快退去。互相推诿责任。

蒋介石训示各部队：对于敌军精神应有深切反省与警惕。要认识敌军战术之优劣点（敌军之优点为快、硬、锐、密；劣点为小、短、浅、虚）。我之克敌制胜战术与对策——以“稳定”制敌之“快速”，以“坚韧”克敌之“强硬”，以“伏兵”破敌之“锐利”，以“严明”对敌之“秘密”。各高级司令官应决心负责，牺牲一切，培养部属独断专行、自动作战的精神与能力等。

25日，会议结束时，蒋介石宣布了一长串奖惩名单，其中有交军法会审的，有撤职查办的，有阵亡免究的，有记功的。27日，蒋介石在桂林以通电形式公布了处罚桂南作战不力将领名单：

陈诚的秘书刘真回忆说：“白崇禧是当时的行营主任，直接指挥昆仑关战事，作战失败，自应受到处分。辞公（引者按：指陈诚）奉蒋委员长之命，临时前往协助，竟然受到同样处分，当然大家感到不解。记得散会时，辞公与张治中一同步出会场。张治中曾低声安慰辞公说：‘你这次陪绑，我想完全是委座怕使健生心里难过，大家都非常了解的。’辞公对张治中的话，只是会心一笑。因为白崇禧是桂系首脑人物，辞公则为蒋公中央军的嫡系，如果仅是白崇禧受到处分，会增加桂系对中央的不满。”^[32]

张治中在回忆录中也写道：“在昆仑关战役后，我办了一件得体的事，即厉行严明的赏罚。为整饬军纪，不能不有所表示。这时我陪蒋到桂林，约了桂林行营主任白崇禧、政治部部长陈诚、参谋长林蔚等，开了一个小组会议，说服白、陈以身作则，厉行赏罚，首先从行营主任、政治部部长自请降级起，依次处分一大批将领：其中有的交军法裁判，有的革职，有的记过。我们商量之后，把处分拟好，由我面呈，蒋大为动容，说：‘很好！’又问：‘怎么来的？’我说：‘昨晚我们4个人商量，非严明赏罚不可！要严明赏罚，非从上面做起不可！所以先从行营主任、部长降级。’第二天到柳州开军事会议，会议闭幕前，全体肃立，蒋便照着我们所拟的，当场正式宣布，自此项命令颁布后，士气为之一振。”^[33]

接着，张治中极力主张取消行营。^[34]4月20日，蒋介石采纳张氏的建议，下令撤销桂林行营，白崇禧仍回重庆担任军事委员会副参谋总长兼军训部主任。桂林改设军委会办公厅，李济深任主任。

注释

[1]《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1，498—499，501—502页。

[2]《日本军国主义侵华资料长编》上册，四川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01，498—499，501—502页。

[3]参见覃戈鸣：《第31军在桂南会战》，《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246—247页。

[4]《曾琦先生文集》下册，第1270页。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8]参见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971，981—982页。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12]郑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250—251，244页。

[13]崔贤文：《昆仑关战斗》，《粤桂黔滇抗战——原国民党将领抗日战争亲历记》，第277—278页。

[14]《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15]郑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250—251，244页。

[16]郑洞国等：《杜聿明将军》，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年版，第38—39页；郑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251—252页。

[17]《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18]郑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团结出版社1992年版，第235，250—251，244页。

[1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下册，第889页；郑建邦、胡耀萍整理：《我的戎马生涯——郑洞国回忆录》，第252页。

[20]台北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207页。

[2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2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2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上册，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年版，第3，11—12，16，6—11，604，604，608，614，618，618—619，619，620，627，637，637，642，677—678，678，688，692，651—652，695，694—695，699，704，705，706，717，718—719，721，688，688，723—724，724，781—783，785—786，788，795，800，800—801，807，809，808，1028，1028—1029，860，864，862，869，873—874，888，896，897，897，898页。

[25]军令部长徐永昌在1938年12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敌在九塘昆仑关间约1联队，其后方为之应援者约1联队，截至现在尚未看见战车，炮亦不多。但南宁至钦州交通似已为敌恢复。该方我兵除桂军6个师外，已增入第5军3个师、第99军3个师作战，我军作战能力于此可见矣！该方尚有第66军、第36军共5个师未用。‘国军’人事不上轨道，主之者囿于成见。今日军队团长以上大多数投机猎官发财享受腐化，无怪团长以下不努力训练士兵作战，安得有成绩？此诚严重问题。然年余以来，数与蒋先生论选将练兵两事，迄无效果，奈何！”

[26]《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27]《白崇禧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87年版，第114—115，115，116，116，117，119—120，121，122，125，135—136，136—137，137，151—152，152，192—193，200，185，185，187页。

[28]《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29]《徐永昌日记》手稿本，1937年11月6日，1937年11月7日，1937年11月9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1月14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16日，1937年11月24日，1941年6月1日，1937年11月27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3日，1937年12月5日，1937年12月6日，1937年12月26日，1937年12月27日，1938年1月3日，1938年3月18日，1938年3月21日、22日，1938年3月23日，1938年3月24日，1938年4月1日，1938年4月14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4月25日，1938年6月14日，1938年6月22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7月16日，1938年8月2日，1938年9月9日，1938年9月6日，1938年9月18日，1938年10月6日，1938年10月23日，1938年10月25日，1938年11月4日，1938年11月6日，1938年11月16日、17日，1938年12月7日，1939年3月10日，1939年9月25日，1939年9月27日，1939年9月26日，1939年12月31日，1939年11月30日，1939年12月6日。

[30]参见郭汝瑰、黄玉章主编：《中国抗日战争正面战场作战记》下册，第979—980页。

[31]台北版《先总统蒋公思想言论总集》第37卷，第212页。

[32]《刘真先生访问纪录》，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出版。

[33]《张治中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85年版，第296—297页。

[34]张治中回忆说：“在这期间，我有很多的重大建议，多被采纳，如撤销桂林行营，就因我的主张最力。因当时我看到一种不好的趋势，如昆仑关战役，桂林行营主任本来应该站在统帅的立场指挥部队，但事实上，谁来当行营主任，谁就站在部队的立场，这样就要损伤统帅的权威，关系很大。在行营主任方面，这个地位也不大方便，因为他指挥部队作战时，一方面站在部队立场，向统帅部提出要求；另一方面又站在统帅部立场，向部队提出要求。就是白崇禧本人，也有这种感觉。我还有一个动机。认为在这个时候（当时白崇禧任桂林行营主任，程潜任西安行营主任），为充实统帅部阵容，提高统帅部威权，必将负有声望的高级将才集中于中央，以便顺利地统率全国部队。我这一个大胆的建议，当初蒋表示犹豫，经过多少次的考虑，终于决定先后撤销桂林行营和西安行营。”《张治中回忆录》，第297页。

拥护联苏抗日国策的“左派”

白崇禧在积极抗战的同时与中共的关系也较融洽。如前文已经提到的台儿庄战役和武汉会战前后他与中共领导人周恩来的接触就是证明。此外，还有更多的例证。1938年春，当广西学生军宣传抗日来到武汉时，白崇禧派人请来周恩来、叶剑英、郭沫若、邓颖超、王明等人给学生军演讲。武汉撤退前夕，周恩来向白崇禧提出。为适应武汉失守后形势的需要，打算在桂林设立八路军办事处，支持广西抗战。白崇禧欣然允准，并表示愿为办事处提供方便和予以保护。于是，中共得以在桂林设八路军办事处，由李克农负责办事处的工作。当1939年底至1940年初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时，白崇禧和李宗仁都摆出中间派的姿态，甚至继续显示其“开明进步”。

但是，人们不应该忘记，抗战时期的白崇禧是从1927年4月血雨腥风的上海滩一路走过来的。作为地方实力派首领，白为了维护本派系的利益固然会与蒋介石发生冲突，但他对中共的反对却更坚决、更持久。在共同抗日这一民族大义感召下，白崇禧对中共及进步人士的态度显示了其相对“开明”的一面。这种“开明”是有条件、有限度的，因而也是暂时的。白崇禧请中共人士为学生军演讲，但同时也威胁青年们不许受影响跑到延安去；白氏答应中共在桂林设八路军办事处，但同时也要求中共承诺不在广西发展组织；他曾经聘请中共地下党员杨东纯教授出任广西地方干部学校教务长，但当发现其进步倾向的培养方针时则不失时机地对杨加以排挤和阻挠。在对待中共的问题上，白崇禧不是“中间派”，更不曾“偏左”。唯其如此，我们才能理解白崇禧在“皖南事变”中所扮演的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