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在广西那个地方受了很大损失。白崇禧用很厉害的办法对付我们，他把我们走的路上的老百姓都赶掉，甚至把房子烧掉，使我们没有法子得到粮食和住房。他在背后截击我们，我们1个师被截断了，得不到消息，牺牲了。

——周恩来

如果国内再生事端，为亡国之催命符也。

——冯玉祥

宁为断头将军，不作投降将军^[1]。

——白崇禧

桂粤闽反蒋联盟破产

自“九一八”事变起，日本帝国主义加快了大规模侵略中国的进程。1932年1月28日，日本侵略者又在上海闸北向中国驻军挑衅。驻守上海的第十九路军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等率领下，奋起反击，淞沪抗战爆发。上海是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以上海为中心的沪宁杭地区是南京政府统治的腹心地区，国民政府对淞沪抗战不得不作出积极姿态。29日，国民政府外交部发表宣言，声明“为执行中国主权上应有之权利，不得不采取自卫手段，并对于日本武装军队之攻击，当继续严予抵抗”^[2]。蒋介石得知日寇进攻上海的消息后，在日记中写道：“倭寇必欲再侵略我东南乎？我亦唯有与之决一死战而已。”蒋并声称“决心迁移政府，与倭寇长期作战。”^[3]1月30日，蒋介石发表《告全国将士电》，声称“我十九路军将士既起而为忠勇之自卫，我全军革命将士处此国亡种灭，患迫燃眉之时，皆应为国家争人格，为民族求生存，为革命尽责任，抱宁为玉碎。毋为瓦全之决心，以与此破坏和平、蔑视信义之暴日相周旋”，并表示他本人“愿与诸将士誓同生死，尽我天职”。^[4]

蒋介石表面上说要与日寇周旋到底，但南京国民政府此时尚无全面抗战的决心与准备，因此对淞沪抗战采取的总方针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也就是在有限度抵抗的基础上，谋求与日本侵略者妥协，而且其立足点放在妥协上。南京政府在这样的方针指导下，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怪诞局面，一方面，十九路军和后开入战场的第5军将士在前方流血牺牲，拼死抵抗；另一方面，南京政府军事负责人、军政部长何应钦却在通过各种渠道寻求与日寇妥协。

3月1日，参加抗战的第十九路军和第5军官兵在日军大举进攻与援绝兵尽的情况下，被迫忍痛撤退，与日寇形成对峙状态。经过外交折冲，中日双方最终于5月5日在上海签订了《淞沪停战协定》，南京政府以丧失上海地区的驻兵权为代价与日本侵略者达成暂时的妥协。

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签订后，中国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中央执监委员由萧佛成领衔，唐绍仪、邓泽如、邹鲁、陈济棠、李宗仁、林云陔、白崇禧、林直勉、黄旭初、刘纪文、邓青阳、林翼中、程天固、香翰屏、区芳蒲、陈耀垣、李扬敬、李绮庵、缪培南、余汉谋、詹菊似、关素人等23人于5月9日公开发表致中央党部、国民政府的通电，“痛陈协定错误”，电文如下：

据电传上海停战协定，竟于我总理就大总统职庄严之纪念日签订，同人等阅悉之下，惊诧异常。自沪案发生，政府宣言长期抵抗，乃独忙于迁都。十九路军孤军奋斗，卒以援绝退守，群情愤激，不可终日。而犹体谅苦衷，相与容忍，希望停战会议之完成，日军以早日撤退，国土主权得以保全，同人等亦曾于洗、敬两电陈明中央，主张沪案应与东省时间同时解决，对于撤兵原则三项，期期以为不可。中执会东日复电，亦谓与诸同志意旨初无二致。乃此次停战会议仅及沪案，而置东省事件于不顾，失计已甚。即就协定而论，如第二条规定，所谓常态究如何始得谓之恢复？所谓办法究如何决定？均未附以明确之注释。日人若藉口办法未决定，常态未恢复，则附件第一号所列，广漠之区域，我国将永无驻兵之自由。虽附则规定，共同委员会可监视履行，而最终之权，亦只可促其注意，而不能强以必从。至第四条，规定双方撤退，是以侵略者与被侵略者等量齐观，且我国军队在我国领土内何有撤退之可言？又同条规定日军撤退以中国警察接管。我国所附声明书更声言愿自动设立特别治安警察队以维持秩序，是不啻自承该处以后只可以警察防守，而无驻兵之权。与《辛丑条约》天津附近区域内不能驻兵之规定何异？数月来国民及同人所渴望于政府者，不图结果至于斯！此次订约条件，政府始终不许国人闻问，上海各团体一再呼请宣示，均讳莫如深，即法定立法机关，外交事件，须经其同意者。据报章所传，亦不肯稍假以时日，使有考虑之余地，竟尔仓促通过。外交大事，苟非丧权辱国，何以必要绝对秘密，急行签字？昔袁贼签订廿一条之约，秘密卖国，国人至今痛恨，我革命政府当局奈何躬自蹈之？事关民族存亡，义难缄默。迫切陈词，伏维垂察。^[5]

广东省党部、广州市党部、广西省党部等机构也发表通电谴责南京政府的妥协卖国行为。广西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发表“否认协定”通电，电文如下：

中央执监委员萧佛成先生佳电敬悉，慨自东省事件发生，沪案继起。暴日向我侵略，乃系整个行动。群情悲愤，暂与抗争，及政府当局，不顺舆情，一意孤行，将东北、沪案分开，又决与日妥协，而置东北不问。近阅报载，沪停战协定经已签字。其内容据已披露者而言，丧权辱国有如《辛丑和约》。奉闻萧委员佳电，藉悉政府措施暧昧，别有用心，益令人愤慨万分。不图以革命政府而竟蹈袁逆签订廿一条件秘密卖国之故辙，何以对同志们？何以谢国人？事关民族存亡万难缄默。迫切陈词，敬希垂察。^[6]

1933年3月，日本侵略者用刺刀扶植起来的伪满洲国在长春粉墨登场。是年底，日寇进攻榆关。次年初，榆关失守，从此中国北方门户洞开，华北危在旦夕。对此，蒋介石无动于衷，继续坐镇江西，从事反共战争。西南方面，不满于蒋之误国，曾屡发通电，坚主对日抵抗。

白崇禧在演讲中抨击说：“说到中国目前的政治上，首先给我们感到苦闷的是南京（政府）的外交政策，这种外交政策，可以说是对敌投降的政策。自‘九一八’事变到现在，中国方面处处采取逃避退让的态度，黑龙江流域固然是给人家占领去了，现在黄河流域各省，亦已名有实无，非我所有，这种不惜把整个国家民族的领土主权，做媚外求荣礼物的主张，我们是应该彻底反对的。”

根据胡汉民的提议，广东、广西、福建三省军政负责人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蔡廷锴等于1933年1月间在广州开会，决定在西南政务委员会下成立由闽、粤、桂3省联合组织的“西南国防委员会”，规定西南国防委员会以西南各省军政最高长官1至2人组织之，各省最高军政长官不能在粤时，派代表出席。会议推举白崇禧与陈济棠、林云陔、李宗仁、蒋光鼐、蔡廷锴等任委员。3月8日，胡汉民代表该委员会发表谈话，明确提出“抗日重于剿共”的口号，指责蒋之“攘外必先安内”论纯属“规避责任之遁辞”。

与此同时，闽、粤、桂3省并着手编组抗日先遣军，公推抗日名将、第十九路军军长蔡廷锴为联军前敌总指挥，3省各抽1个独立师，交蔡统率北上抗日。

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爱国将领宣告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宣布“率志同道合之战士与民众，结成抗日战线，武装保卫察省，进而收复失地，求取中国之独立自由”。短期内，部队发展到10万余人，并于7月收复多伦和察哈尔全省。冯玉祥并表示，要一鼓作气，乘胜收复东北4省。然而，蒋介石和南京政府对抗日同盟军不仅不予支持，反而与日军勾结，企图消灭这支抗日部队。

西南当局对冯玉祥领导的抗日同盟军予以同情和力所能及的支持。他们发表通电，称赞冯玉祥“痛国难之已深，忧国亡无日，集合义师，崛起张垣，悉力抗日，以保察垣”。指责蒋介石：“不能加以接济，且命令军事当局于冯收复康保、多伦之日，实行武力压迫，以贯彻其妥协卖国之主张。既不自行抗日，又不许他人抗日，岂欲将抗日力量消灭以博取敌人快意耶？”

西南方面还积极联络阎锡山、韩复榘各实力派，制止南京政府对察哈尔抗日同盟军用兵。^[7]李宗仁、白崇禧还在广西自身财政相当困难的情况下，拨出10万小洋给冯玉祥作抗日经费。对此冯玉祥非常感激地说：“广西省李（宗仁）、白（崇禧）、黄（旭初）3位先生响应我的抗日，通电汇来10万小洋是作为抗日军费的。谁都知道广西的军队是最困难的，他们能这样的慷慨好义，就是表现了他们真正爱国心。全中国几十省，只有广西一个省有表现，那是什么缘故？因为蒋介石的压力太大，各省官民心里虽愿意援助，但不敢表现出来。”

在声援冯玉祥抗日同盟的同时，西南方面，也在以抗日为宗旨，酝酿新的反蒋运动。

1933年初夏，第十九路军著名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李章达等在讨论反蒋计划时，认识到在福建反蒋，在战略上必须以广东为后方，因为福建外临大海，内有闽江南北之隔，战略形势易攻难守。如果和广东有了同盟，则进可攻，退可守，因此决定请李章达为福建军政代表赴粤。由于李是同盟会会员，早年追随孙中山、廖仲恺、朱执信从事革命活动时，和西南政务委员会的萧佛成、邓泽如、邹鲁、古应芬、林云陔等委员是旧识，和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也有来往。李抵广州之后，西南方面很想拉福建参加西南政务委员会组织，但蒋光鼐等不同意，几经磋商，由李章达起草一个《粤桂闽三省联盟约章草案》。主要精神是为了抗日反蒋，粤桂闽实行军事互助，任何一省被敌军侵犯，其他各省应全力援助。草约签订后，徒具形式，难于实施。“南天王”陈济棠以保持半独立为满足，时常担心第十九路军回粤占它的地盘。广西当局当时也并无真正反蒋的决心，对于抗日也是作为口号喊喊了事。后来粤方利用这个草约，常派代表来闽联络，实际上是打听虚实。^[8]

5月间，第十九路军原领导人陈铭枢自欧洲考察归来，决定策动两广进行抗日反蒋运动。

陈铭枢的计划是：第一，争取与陈济棠合作，利用当时业已形成的粤、桂、闽3省联盟，以西南执委会与执行部两机构为基础，拥护胡汉民与陈济棠，以福建及十九路军为核心，建立新的政党，联合共产党，发动民众，实现业已酝酿很久的政治路线。这是上策。第二，陈济棠如不愿意干，就请胡汉民与李宗仁合作，要求他们出兵威胁湖南，等我们干起来，陈最后也会跟着走。此为中策。第三，如胡还不愿干，就请李济深出来领导，哪怕仅有十九路军，也要孤军奋战到底。这当然是下策。^[9]

陈铭枢认为陈济棠最有实力与蒋介石抗衡，而广西又看着广东，唯马首是瞻，因此他把游说的重点放在陈济棠身上。陈铭枢反复向陈济棠强调：“非反蒋不能抗日，非抗日不能国存。”要求两广和福建合作在广州组织政府，号召抗日和南京政府相对抗。但陈济棠不愿公开反蒋，在李宗仁、陈铭枢等参加的会议上，陈济棠对于陈铭枢提出的起兵讨蒋的问题表示明确反对，陈铭枢对此很失望，他说：“我三人（引者按：指十九路军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在闽已商定始来粤，若避回，我闽则只有即起而攻其未备耳！”李宗仁表示同情陈铭枢的主张，但陈济棠不为所动。^[10]

李宗仁分析其原因说：“因陈济棠盘踞广东，俨然是岭南之主。如在广州组织政府，则党内元老以及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人将接踵而至，这样则抗日反蒋未成，而陈济棠先已失其在广东唯我独尊的局面，所以陈铭枢、蒋光鼐等人虽口敝唇焦，陈济棠仍不为所动。”^[11]

胡汉民见陈济棠再三阻挠，决定绕开他，促成广西与福建合作反蒋局面。8月底，胡汉民邀请愿意参加倒蒋的人士到香港举行会议，胡并用电报征求白崇禧的意见：

南宁白副总司令健生兄大鉴：密。

伯南至今仍托词不干，佛成、泽如、海滨三兄已于前星期来港与德邻、任潮、真如三兄磋商桂闽出师湖南办法。十九路军态度至为坚决，两省出师，兼以北方犹有方（振武）、吉（鸿昌）等部策应，较之洪宪之末云南举义形势实优。兄有何卓见，仍请示为荷。

汉民。^[12]

陈铭枢见游说陈济棠不成，也转而争取广西的李、白，希望广西和福建合作，逼迫陈济棠同意开府广州，使南京国民政府不能不负起抗日的责任。对此，李宗仁、白崇禧也以为不可，认为此举将陷国家于分裂。当前问题的中心是中央对日本的侵略一再退让，等到忍无可忍，则必然被迫抗战，一旦抗日战事爆发，则我们必须团结一致对外，若再开府西南，实非国家之福。^[13]实际上，广西在经济上一直仰赖广东的接济，广东不动，广西自然无单独行动的可能。

福建事变的两位主角：李济深（前排左）与陈铭枢（前排右）

陈铭枢的主张得不到两广实力派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的赞同，遂决定不惜孤注一掷，他对陈、李等表示：“如果诸位不干，十九路军也要在福建干，到那时，只希望你们不要在我后门捣乱。”^[14]

由于陈济棠、李宗仁采取不合作的态度，陈铭枢决定以十九路军和第三党为主发动反蒋，推李济深出面领导，李济深与李、白关系密切，陈铭枢希望李济深出面作李、白的工作，仍可能争取他们参加反蒋。李济深特派他的心腹尹时中到南宁见李、白。李、白认为陈铭枢的做法过左，恐难得到陈济棠的支持；而就当前情势看来，粤、桂似不能各行其是。他们的态度是只要广东同意，广西绝无问题。^[15]当然，陈济棠事实上不可能同意与第十九路将领一同起来反蒋，则是可以肯定。正如陈公博当时分析的：“如果陈伯南不答应，广西是不敢发动的。但陈伯南现在那样舒服，肯冒险么？他不满意胡展堂（汉民），便捧出中央；不满意中央，又拿出胡展堂。他为什么要组织政府，再戴上一顶大帽子？”^[16]

至此，陈铭枢只好与李济深合作了。10月间，李济深、陈铭枢、黄琪翔、章伯钧、徐谦、余心清等在香港紧锣密鼓策划反蒋的各项计划。李、白对此深感焦虑，特于11月5日致电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劝他们：“切勿采取任何过激措施，给叛党卖国者以口实，而陷自身于孤立无援的地位，且十九路军的光荣传统，也将荡然无存，为亲者痛仇者快，甚盼加以慎重考虑。”^[17]

同时，李、白还分电胡汉民、陈济棠、萧佛成、唐绍仪、邓泽如、邹鲁等，建议为防止李济深、陈铭枢等人铤而走险，联合粤、桂、闽3省，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以避免福建事变。^[18]

李济深前往福州参加反蒋前夕，李宗仁曾亲自赶到香港，力劝李济深不要参加福建反蒋。他对李济深说：在目前情势之下，只以十九路军为后盾来组织中枢，号召抗日，似嫌势孤力单，反予蒋氏以借口。请告诫陈铭枢等慎重考虑，不要轻举妄动，自贻伊戚。李宗仁、白崇禧经商量后，决定采取釜底抽薪办法，由白崇禧亲自包了一架民航飞机飞香港，准备把李济深接到南宁，只要李济深不去福建，陈铭枢就可能知难而退。但白崇禧飞抵香港之前数小时，李济深已动身前往福州了，白赴了个空，福建反蒋已是箭在弦上。^[19]

1933年11月20日，“福建事变”拉开帷幕。当天上午，在福州召开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推举黄琪翔、徐名鸿等17人组成主席团，黄琪翔为总主席，并宣读了激进的左派政治纲领性文件——《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人民权利宣言》。

当天晚上8时，中国人民临时代表大会主席团召开会议，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通称福建人民政府），首都设在福州，推举李济深、陈铭枢、陈友仁、蒋光鼐、蔡廷锴、方振武（后改为戴戟）、黄琪翔、徐谦、李章达、余心清（代表冯玉祥）、何公敢11人为政府委员，李济深为政府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冯玉祥为经济委员会主席，陈铭枢为文化委员会会主席，戴戟为军委会参谋团主任，陈友仁为外交部长，蒋光鼐为财政部长，彭泽湘为秘书长，徐谦为最高法院院长，李章达为政治保卫局局长，何公敢为福建省省长。同时宣布废除中华民国国号、国旗，改国名中华共和国，废除青天白日旗，另以上红下蓝，中嵌黄色五角星旗为国旗。同时宣布脱离国民党，组织生产人民党（简称生产党），由陈铭枢任总书记。

在福建事变发动的前一天，即11月19日，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陈友仁等致电两广当局，希望在最后关头能够得到他们的响应，要求他们“一致动员，兴讨逆之师”。

对于福建人民革命政府所采取的左派激进的革命措施，两广当局感到无比震惊。白崇禧说：“南京政府的辱国丧权本来不合，但他们（指李济深等人）这样唱高调也难附和，人家想援助他们也不敢援助。”白崇禧称广西的立场是：“奉行‘抗日剿共，亲仁善邻’八个字，决不随便附和人家。”西南政务委员会随即开会商讨对策，陈济棠提议通过反对此次政变的决议，虽然李宗仁极力主张先观察一段时间再说，但大多数人赞同陈济棠的主张。11月22日，西南中央执监委员胡汉民、萧佛成、邓泽如、陈济棠、邹鲁、李宗仁、白崇禧等联名发表通电，宣布对福建人民革命政府的立场：

福州陈真如、李任潮、蒋憬然、蔡贤初诸兄均鉴：

皓电奉悉。诸兄揭橥讨贼，期申正义于天下，至所同情。惟消息传来，兄等号日在闽垣开会，颁布政纲，公然以推翻党治、组织农工政府相号召。初以兄等过去在党之历史，当不至倒行逆施如此。顾报章转载，凿凿可指，此讯果确，是不特授叛党卖国者以口实，且使兄等抗日救国之历史亦荡然无存。十九路军全体将领与弟等久共患难，频年以来，沐主义之熏陶，出生入死，为党奋斗，伟烈丰功，内外共仰，当犹有深明大义，不自陷绝境者。深冀兄等本历来护党救国之精神，幡然改图，多方劝导，以免尽入歧途，使西南团结，益以巩固，救国大业，得以策进。否则授人以隙，必将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以救国者祸国，以爱民者殃民，以讨贼者助贼，度必非兄之本意也。弟等为党为国，决当贯彻讨贼主张，共相戮力，唯兄等图之。^[20]

这个电报与李济深等19日来电一同公布于天下，主要是要向蒋介石表明，他们与“福建事变”无关，免得蒋介石借口“福建事变”来收拾两广当局。

当时，两广实力派中最同情十九路军的是李宗仁，他24日还打电报给胡汉民，主张成立政府，与福建方面合作。电报说：“闽事横决至此，同深痛惜。前仁曾电我公，贡献开府以谋挽救，复另电任（潮）、真（如）、憬（然）、贤（初），力陈利害，劝当慎重计虑，不幸未蒙采纳，铸成遗恨。顾世事虽成僵局，我人救国职责，仍无旁贷。前此救国中枢不能成立，致有闽变，策后办法，惟有急速提出救国大计，组织中枢，领导各方反蒋势力，则闽中或可商量，共趋一致。万不获已，亦不失如宁汉分裂往例，共同完成北伐，庶几殊途同归。现之蒋氏，祸国罪恶昭著。复组蓝衣社私党，铲除异己.若不剪除，党国皆亡无日。此义我人最宜深刻认识，庶不致迷所向往，致反蒋者转为蒋氏张目，自乱阵线，党国幸甚。不日专负晋谒奉谒。专此敬复。可否将愚见转达政委诸公，仍乞尊裁。”^[21]

但是，由于西南最大的实力派陈济棠反对轻举妄动，李宗仁孤掌难鸣，不得不收起响应福建的主张。不久，李、白派往福建的代表经过实地考察后，向李、白发来报告说：福建人民政府“内部复杂，决难持久”，“福建方面料蒋介石不会来攻，所以在军事上毫无准备。蒋（光鼐）、蔡（廷锴）等对改国号、改国旗、计口授田等措施都不感兴趣，这是他们必败的原因。”^[22]

这样一来，李宗仁、白崇禧看到福建人民政府必然失败，更不敢公开支持和响应了。这些观察员发回来的报告均“充满了悲观色彩”，李、白因此也担心，一是他们如果宣布对“福建事变”的支持，蒋介石就会利用这一机会来收拾广西，广东陈济棠和湖南何键均自保不暇，不堪信任，广西处粤、湘之间，地位虚弱，轻举妄动是绝不可取的。

“福建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最担心的是各地方实力派响应，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但这种情况并没有出现，各地方实力派均采取观望态度，而且红军也没有和十九路军协同行动，这使蒋转忧为喜，对陈诚、熊式辉等亲信说：“这下子可好了，形势缓和了，敌人孤立无援，闽变不足平矣。”

蒋介石立即调集中央军精锐部队全力镇压“福建事变”，蒋分别任命蒋鼎文、张治中、卫立煌等3员亲信大将为第三、四、五路军总指挥，率领6个主力师分别由赣东、浙南向福建进攻，并以冷欣第4师、汤恩伯的第89师作为后续部队。上述部队，都是蒋介石的嫡系精锐部队，在短期间内迅速调集到了福建前线，蒋介石希望迅速敉平闽变，避免夜长梦多。

1934年1月初，国民党军与十九路军发生接触战。1月8日，李济深的亲信张文致电李、白，声称“延平已放弃，盼广西发动支援”。李、白接到电报后在南宁召集叶琪、黄旭初、王公度等人开会，商讨办法。大家一致认为限于时间及地理环境，无能为力。1月9日，李、白致电蒋廷锴，建议他集结军力，固守闽南若干据点，依靠广东为后方，待机发展。李、白还指出：“回顾1930年秋吾人被困柳州，三面受敌，内外交困，危机严重，不减闽局当前环境，卒因坚持不屈，终于转败为胜。往事不遥，可资参照。”^[23]

1月17日，胡汉民致电李宗仁、白崇禧，建议由第三方面出面调停，保全十九路军，但也没有结果。福建人民政府很快被镇压下去。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等在福建无法立足。为了保存十九路军的种子，他们请求李、白成立1个团，专门安置十九路军离散官兵，对外则称桂军，所需费用由十九路军公积金支付。他们想以此为基础，逐步扩大，但李、白担心因此而惹火烧身，不敢大张旗鼓进行，秘密收容十九路军离散官兵编成4个营。^[24]1936年两广“六一运动”后，李、白为壮大反蒋声势，特邀蒋廷锴入桂以此4个营为基础重组第十九路军。

注释

[1]《中央对桂五条件及其变化》，天津《大公报》1936年8月25日。

[2]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5年版，第313页。

[3]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30，35页。

[4]《中央日报》1932年1月31日。

[5]《西南中委痛陈协定错误通电》，《反对上海停战协定言论集》，第111—112页。

[6]《桂省党部否认协定通电》，《反对上海停战协定言论集》，第118页。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136页；1936年6月5日；第4册，第749页；第4册，第766页。

[8]蒋光鼐：《对十九路军与“福建事变”的补充》，《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59辑。

[9]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22页。

[10]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4，244—245，251—252，259页。

[11]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493，493—494，494—495，497，497—498，504页。

[12]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4，244—245，251—252，259页。

[13]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493，493—494，494—495，497，497—498，504页。

[14]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版，第121，122页。

[15]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页。

[16]陈公博：《苦笑录》，东方出版社2004年版，第198页。

[17]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页。

[18]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页。

[19]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493，493—494，494—495，497，497—498，504页。

[20]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页。

[21]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4，244—245，251—252，259页。

[22]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页。

[23]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页。

[24]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读哈佛—燕京图书馆藏“胡汉民往来函电稿”》，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244，244—245，251—252，259页。

“用很厉害的办法”对付过境的红军

1933年4月5日，蒋介石从南京抵达南昌，部署对中央红军的第5次反革命“围剿”。4月6日，蒋发表《告各将领先清内“匪”再言抗日电》，重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论调，声称：“外寇不足虑，内‘匪’实为心腹之患，如不先清内‘匪’，则无以御外侮。”^[1]4月10日，蒋氏在江西省党部扩大纪念周对国民党将领发表训话，扬言“余严令‘剿匪’部队，在‘匪’未清前，绝对不言抗日。希望党政军各方同志，须专心‘剿匪’”^[2]。

蒋介石有一个荒谬绝伦的理论，那就是：中国亡于日本帝国主义，我们还能当亡国奴，尚可苟延残喘；若亡于共产党，则纵肯为奴隶亦不得。^[3]在这样的理论指导下，蒋氏对日寇的疯狂侵略可以不闻不问，而对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工农红军则一定要置之死地而后快。

蒋氏进驻南昌后，调兵遣将，准备对苏区发动第5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在这次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发动前，蒋氏进行了周密的安排和准备：他先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该训练团的唯一目的，就是要消灭“赤匪”，蒋氏亲任团长，并聘请德、美、意等国军事教官执教，从1933年7月至9月连续开办3期，每期3周，受训结业军官达7500人；从德、法、比、捷等国购买大批新式武器装备；严令在对苏区实行严密的经济封锁政策，先后颁布《封锁匪区办法》、《匪区食盐火油药材电器封锁办法》等13种禁令；在平地、山地或城池均推行碉堡政策，在江西中央根据地周围修筑2900多座碉堡，向赣南逐步推进，对根据地四面紧缩包围，尽量消耗红军有生力量和物质资源，最后寻找红军主力决战，达到一举消灭红军的目的。

蒋介石还想借反共之机，一举取消两广的半独立局面。他一再打电报给陈济棠，要他出来担任这次大规模“围剿”的指挥任务，但遭到拒绝。蒋氏只好自己披挂上任，于5月21日在南昌宣布成立行营，赋予这个南昌行营指挥反革命“围剿”的全权。蒋氏亲任“剿匪总部”总司令，分别以顾祝同、陈济棠、何键为北、南、西路军总司令，蒋鼎文为前敌总指挥。

蒋介石特派陈济棠、白崇禧为“剿匪军”南路正、副总司令，但陈济棠、白崇禧既不拒绝，也不明确表示接受蒋介石的任命。随后，蒋介石又派著名说客蒋伯诚到广州与陈济棠、李宗仁商议，要粤、桂派军队到江西参加“剿共”。蒋并应允由中央供给粤、桂部队饷械。李、白经过权衡利害后，决定应付一下，广西派遣第44师（师长王赞斌）4个团到江西，广东派出第1军（军长余汉谋）到赣南参加“剿共”。1933年5月间，桂军开到赣南信丰、定南、安远等县，凶残的桂军对留在苏区的小股红军进行了疯狂的“清剿”和屠杀。王赞斌规定，对于抓到的与红军有关的苏区男女，自14岁以上、65岁以下，一律格杀。对于这种疯狂屠杀，也有人有不同意见，王赞斌就说：“你不要太过仁慈，要知道共产党是同我们势不两立的，我们今日不杀他，将来他必定会杀我们！”王赞斌的第44师在赣南苏区1年多，死在他们屠刀下的苏区人民无法统计，王赞斌因此得了个“杀人王”的绰号。^[4]

1934年8月，红六军团（军团长萧克）12000余人，从江西出发，通过湘粤桂三省边境西进，红军经过桂北时，白崇禧派第7军1个营部署于清水关，1个营布防于湘江西岸。这一次桂军没有与红军进行激烈战斗，稍一接触就后撤。据说，这是白崇禧事先安排好的。^[5]

李、白没有派出正规部队堵截，只派出桂北民团骚扰。红军西进后，白崇禧判断中央红军主力将全部西进，急电在广州的李宗仁与陈济棠磋商，以广西兵力不足，边防空虚为名，请陈济棠加派粤军到赣南接替桂军第44师的防地，得到陈济棠的同意。8月下旬，白并秘密潜赴桂军第44师驻防的安远县，向王赞斌面授机宜，让他立即将该师集结于安远县城及其附近，等粤军到防后，即率领所部兼程开回桂北兴安、全县、灌阳一带，准备应付中央红军。^[6]

从1934年9月起，蒋介石调集100万军队、200架飞机，对中国工农红军发动了第5次“围剿”。蒋以50万军队重点进攻位于江西的中央根据地。蒋介石鉴于前4次“围剿”失败的教训，决定放弃“长驱直入”的战术，采取“步步为营，节节筑路，划区兜剿，分进合击”的堡垒政策，以持久战消耗红军有生力量和物质资源，然后与红军主力决战，企图消灭红军。当时中央根据地有正规红军10万人，赤卫队20万人，在军队数量、武器装备上，国民党军与红军相比，都占有绝对的优势；加之，中共党内王明“左”倾路线占据统治地位，军事指挥权掌握在一个不懂中国革命战争特点的德国人李德（名义上是中央红军的军事总顾问，但中共中央领导人博古对他言听计从，实际上充当了最高军事负责人）手里，错误地实行冒险主义、保守主义以及逃跑主义的战略战术，红军在反“围剿”中接连失利，在中央苏区已经无法立足，被迫实行战略大转移。1934年10月10日，中共中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从红色首都瑞金出发，率领86000余人开始了人类历史上最为悲壮的两万五千里长征。

第5次“围剿”开始，白崇禧即接到桂系设在上海的秘密电台发来的情报，称蒋介石采纳著名阴谋家杨永泰一举除三害的毒计，一路压迫红军由龙虎关两侧进入广西平乐、昭平、苍梧；一路压迫红军进入广东新会、阳春；预计两广兵力不足应付，自不能抗拒蒋军的大举进入。如此，则一举而三害除，消灭蒋的心腹大患。^[7]这个情报的发电人是王建平，与白崇禧是保定军校的同学，此时已经打入国民党中央的情报系统，长期为白崇禧提供机要情报。^[8]

白崇禧鉴于事态严重，急电在广州的李宗仁速回南宁商量对策。

1934年10月中旬，中央红军向从江面兴国西征，并突破国民党军设立的封锁线，进入湘南地区。10月30日，蒋介石作出《关于追剿方针及北西南各路军行动的部署》，命令桂军应控制于全（县）兴（安）间，并速巩固黄（沙河）全（县）兴（安）桂（林）碉堡线。^[9]

11月初，蒋介石判明红军西进的企图后，于11月中旬制订了《关于追剿中央红军的计划》，确定其方针是：“我军以歼灭‘匪军’之目的，乘各股‘匪军’尚未聚集之前，分别于湘桂边境、湘鄂川边境、川北地区，各以有力部队分途围剿各个歼灭之。”^[10]

为了执行这个计划，蒋介石任命何键为“追剿军”总司令，指挥第一路“追剿”司令刘建绪（辖第16、第62、第63师，第19师一部以及4个补充团、3个保安团）、第二路“追剿”司令薛岳（辖第7纵队吴奇伟的第59、第90、第92、第93师以及第1支队、第4旅、第75旅）、第三路“追剿”司令周浑元（辖第5、第13、第96、第99师）、第四路“追剿”司令李云杰（辖第23、第15师）、第五路“追剿”司令李韫珩（辖第53师），总共16个师77个团。^[11]计划规定：“追剿军以一部由衡阳至祁阳、零陵（永州）沿湘江西岸布防，并加强碉堡封锁线之构筑；主力分由遂川、莲花、嘉禾、临武蹑匪尾追，务与广西剿匪部队切取联络，将朱、毛‘匪军’主力包围于湘、桂边境之零陵、全州地区歼灭之。”^[12]任命白崇禧为广西“剿匪军”总指挥，指挥桂系第7军、第15军的5个师。计划规定：“广西‘剿匪’军主力，扼全州、兴安地区，严密堵剿，协同‘追剿’军围歼西窜之匪。”^[13]同时还任命王家烈为贵州“剿匪”总指挥，指挥所部第25军3个师、3个独立旅、2个独立师等部队进驻湘黔边区堵截。

蒋介石所规定的作战“指导要领”是：“‘追剿’军主力配合广西剿匪总指挥白崇禧所部，务乘朱毛‘匪军’主力窜至湘桂边境之祁阳、零陵、全州一带，湘江以南，灌江以东地区围歼之。贵州之第25军王家烈部，应以有力之一部，在湘黔边境之通道、锦屏、黎平一带扼要防守，堵‘匪’北窜。”“湘鄂川黔桂各省政府及部队，应动员民众，择要构筑碉堡，并加强地方团队组织，尤其湘省之湘江两岸、黔省之乌江、川省之嘉陵江两岸地区，应构筑绵密碉堡群，防匪越江流窜。”“各县应严密保甲组织，并应督饬乡镇组织义勇队、侦察队配合进剿的‘国军’，围剿流窜‘匪军’。”^[14]

蒋介石企图歼灭中央红军于湘江、漓水以东地区。当时，蒋的心腹谋士们考虑到蒋介石与陈济棠、白崇禧之间的矛盾，特别提醒蒋：“粤桂是否依我们的计划办事乃是防堵的关键，应派员妥为联系才能贯彻命令。”蒋回答说：“你不要管，命令只管下，他们不照我的命令行事，‘共军’进去了他们受不了，他们执不执行我的命令是第二步。”

11月14日，蒋介石命令何键督率所部“追剿军”会同粤、桂两军务必歼灭红军于湘水以东。令粤桂两军严密防堵南窜，压迫于郴水以北地区聚而歼之。^[15]

11月17日，蒋介石又制订了《关于湘水以西地区“会剿”中央红军的计划大纲》，规定总的“方针”是：“防西窜之‘匪’一部或其残部，如窜过湘、漓水以西，应以不使该‘匪’能长驱入黔，会合川‘匪’及蔓延湘西，与贺（龙）萧（克）合股之目的，‘围剿’该‘匪’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冈、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贵州黎平线东南）以北地区以消灭之。”其“纲领”是：“（一）应于匪未窜渡湘、漓水以前，于永（州）宝（庆）武（冈）黔（阳）锦（屏）黎（平）洪（州，属黎平县）（龙）胜、桂（林）线上，赶筑工事，先择定重要城镇，构成据点，然后逐渐加强增密。（二）于上述地区内，预为坚壁清野之准备，使匪窜过湘江时，进无所掠。（三）先于上述地区内，严密组织民众，布成侦探网，并由湘黔桂军于上述工事线上.分布民众团队扼守，并扼要控置有力部队，预为区划守备地点。（四）一旦‘匪’若窜过湘、漓水以西，各军即迅就预定之地域，相机‘堵剿’。（五）原任追击之部队，即穷匪所至，追截抄袭，与各守备部队联合‘兜剿’。”^[16]可以说，这是一个十分周密细致而且毒辣无比的反革命计划。

为诱使桂系积极参与“围剿”红军，蒋介石还允诺，堵击红军成功后，将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桂黔“绥靖”公署正、副主任，同时答应立即拨发开拔费100万元，所消耗的武器弹药实报实补。蒋的企图是在湘江与漓水以东地区建立第四道封锁线形成口袋，等待红军的到来。

面对蒋介石开出的优厚条件，白崇禧、李宗仁召集黄旭初、廖磊、夏威、叶琪、刘斐及各区民团指挥官连续召开军事会议，研究对策。在会上，白崇禧认为当前的局势是严重的：第一，红军企图未明；第二，红军的后面，有庞大的蒋系中央军跟踪而来，广西既要防共，又要防蒋。白并判断，红军的动向有三种可能：一是深入广西腹地；二是直驱贵州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三是经贵州攻四川，占领这个“天府之国”。这三种可能性，以第三个可能性最大，第二个可能性次之，第一个可能性最小。因为四川内部四分五裂，可远离国民党中央的控制，是红军立脚的最好地方。其次，贵州是山区，便于游击，也符合红军的理想。白崇禧并认为，广西民团组织严密，红军不致在此久留，根据这一判断，李、白认定防蒋比防共更为重要，他们一面电复蒋介石，表示广西完全有决心、有力量在境内堵击红军，言外之意，是希望蒋军不要跟踪红军进入广西境内，一面作好迎战准备。

会后，白崇禧问他的军事高参刘斐：“老蒋对广西是不怀好意的，你看我们这个仗怎么打好呢？”

刘斐回答：“这确实是一个难题，输不得，赢也赢不得。”

白说：“是呀，我们18个团，若打输了，‘共军’进广西。老蒋说‘我来替你们打’，广西就是老蒋的了。”

刘斐说：“即使打赢了，‘共军’覆灭，广西已疲惫不堪，蒋介石说，我来替你行善后，叫黄季宽回广西，把你们调到中央挂个空名义吃饭，你们就只好卷铺盖走路。”

因此，白、刘首先确定对红军作战的总方针就是“送客”。总的原则是保全桂军实力，既要阻止红军深入广西腹地，又要避免蒋介石的中央军乘机跟踪进入广西的危险，在具体做法上应开放一条让红军西进的道路。当时，白崇禧的判断，红军可能转移到川黔山地，重建根据地。因此，桂军不拦头，不斩腰，只击尾，专从红军的后卫部队做文章，以送客早走，并敷衍蒋介石。

主意打定后，白崇禧率领参谋处长黎行恕、副官处长唐希汴、交通处长蓝腾蛟、军务处长陆西川、高参刘斐等幕僚于11月12日（或13日）从南宁出发，前往桂林设立指挥所。稍后几天，白崇禧偕刘斐由桂林出发实地考察战场，以决定作战计划。经实地考察后，刘斐建议：以主力固守龙虎关，使红军只能从永安关以北地区西走。但同时也应防止红军南下富川、贺县一带，甚至西渡抚河，乘虚进入广西腹地的可能。因此，必须以桂东各县民团预先固守抚河沿线大小渡口，阻止红军渡河西进，主力以龙虎关为轴由抚河东岸向南侧击，压迫红军于桂东、粤北而歼灭。总而言之，就是主力部队控制在龙虎关附近的恭城地区，机动策应三方面的作战，以有限的兵力，达到确保红军不致进广西腹地的目的。白崇禧听完刘斐的构想后连忙说：“很对！很对！文章就这样作罢！”

刘斐根据这个构想，拟定了桂军在桂北地区阻止红军的机动攻势防御计划，其具体部署是：（1）以10个团布置于灌阳、兴安一线占领阵地。重点保持于灌阳方面，计6个团，为攻势防御地区，以廖磊为地区司令官。当敌由桂北西进时，待其主力通过全州之线时，即对其后尾部队转移攻势，以促其早离桂并收一定的战果；左翼兴安方面，为守势防御区，以4个团占领阵地，以夏威为地区司令官，利用纵深阵地拒止红军南下，以保攻势地区作战之进展，并掩护桂林之安全。（2）以1个加强步兵团，固守右侧后战略枢轴之龙虎关；如红军被迫不能从永安关以北西进，而以主力攻击龙虎关时，应全力固守，并在主力预备队支援下，确保现阵地以待主力决战方面之成功；如红军主力在中央追击军压力下，被迫南下富川、钟山、贺县时，应固守现阵地，掩护主力预备队左背之安全。（3）以7个步兵团，为主力总预备队，位置于恭城附近，为主力决战兵团，适时支援攻势防御区转移攻势；或支援龙虎关守备（加强）团之战斗；特别是在红军向富川、贺县、八步抚河东岸地区南下时，应以全力南下攻击红军侧背，压迫其向粤北地区与粤军协力歼灭之。（4）抚河防守部队，调集所有桂东民团担任之，每一主要渡口至少有1个民团的兵力（相当正规军1个营的战斗力），沿河固守。在统一指挥下，将所有民团集中控制于抚河西岸。在敌向抚河东岸南下或向抚河攻击时，应固守沿线之线，以配合和支援主力总预备队南下侧击之成败。白崇禧还一再叮嘱廖磊等前线指挥官，对红军只宜追击，不宜正面堵击。这样，一可促红军快走，二不会冒红军主力回头打击的风险，这是白的如意算盘。白崇禧同时下令，对红军可能进入的地区实行恶毒的坚壁清野，把粮食藏起来，把房屋烧掉，到时让红军既找不吃的，也找不到落宿的地方。

11月16日，白崇禧与刘建绪在全县见面会商联合堵截中央红军事宜。白崇禧表示：他很有把握，桂军决尽全力阻截，希望湘军常与桂军交换情报。白、刘商定：双方利用湘江、漓水之天险，阻击中央红军沿长征先遣队故道西进，双方配备相当兵力进行夹击。桂军担任兴安、全县、黄沙河之线，湘军担任衡阳、零陵、东安至黄沙河之线。

从全县回到桂林，白崇禧又召集廖磊、夏威、刘斐等高级将领和高级幕僚开会，研究应付红军过境问题。白崇禧在听了各位的发言后，做总结发言。他估计红军还有10万人，并对红军前进的路线进行了估计。他说：“这次红军倾巢而出，是为了老蒋第5次的‘围剿’，向西突围。他们必然下了孤注一掷、破釜沉舟的决心，其锋芒锐不可当，谁要堵截他们，必然要与你拼命。蒋介石经过对红军4次大‘围剿’，每次出动数十万大军，都以损兵折将失败而告终，我们和老蒋的力量相比，那是相差得太远了。现在我们最多不过20个团的兵力，要拿去与红军硬拼，那无异以卵击石，而自讨苦吃。所以，我们必须采取灵活的战略和战术，如兵法所谓‘知己知彼’，‘全军为上’，立于主动，方不至于吃亏。同时，老蒋早已把我们看成眼中钉、肉中刺，非把我们拔掉不可，这些都是客观的现实问题。所以，我们这次对付红军的过境，只要红军不侵入广西，我们不要堵截，只能采取侧击和尾追，但假使红军特别是老蒋的中央军，要侵入我们广西，那就要坚决阻击，不惜付出任何代价，处此严重的关键时刻，我们必须善为自处。”^[17]

从这个总结发言来看，白崇禧对中央红军的实力还不是很清楚，估计过高，这是白崇禧不敢与中央红军正面交锋的原因。假如白崇禧清楚中央红军的实力，白崇禧这位反共强人是很有可能与中央红军正面交锋的。如果桂军死死守住湘江防线，那么中央红军能否渡过湘江就会成为问题。

正当各路国民党军按预定计划向中央红军合围之时，红军以一部兵力西进永明（今江永）龙虎关，富川、贺县同时吃紧，李宗仁于11月20日致电蒋介石，请求将驻龙虎关以北防堵红军的桂军主力南移至恭城附近，以策应富（川）贺（县）兴（安）灌（阳），同时请求蒋介石转令何键率部向江华、贺县推进。蒋介石同意李、白部桂军由全州、兴安南下堵截。同日电令何键所部延伸接防，并转请何键令周浑元部迅速向南压迫，以便夹击。^[18]

当时薛岳率领的先头部队已到达衡阳、祁县一带，但由于蒋介石要达到一石二鸟的目的，限制薛岳率领的国民党中央军主力西进的步伐，使湘军不能及时抽身接防，致使全州、兴安一线河防出现空当。11月25日，中共中革军委决定，中央红军分4路纵队，从兴安、全州之间抢渡湘江，突破敌人的封锁线，前出到湘桂边境的西延山区。27日，红一、三军团先头部队第2、第4师各一部抓住这有利时机改变行军路线，从全州、兴安之间，渡过湘江，并控制了界首至脚山铺之间地域。但是后续部队因道路狭窄，辎重过多，未能及时赶到渡河点，延误了渡河的大好时机。

蒋介石发现红军先头部队已经从容渡过湘江，不禁气急败坏，于11月28日致电何键、白崇禧，以严厉的语气指责道：“迭电固守河流，阻‘匪’窜渡，何以全州沿至咸水之线并无守兵，任‘匪’从容渡河，殊为失策！窜渡以后，又不闻我追堵各队有何处置，仍谓集结部队，待机截‘剿’。‘匪’已渡河，尚不当机立断痛予夹击，不知所待何机？可为浩叹！”^[19]蒋介石令何、白：“为今之计，惟有一面对渡河之‘匪’，速照恢先（刘建绪）、健生（白崇禧）所商夹击办法，痛予歼除；一面仍击‘匪’半渡，务使后续股‘匪’不得渡河，并照芸樵（何键）预定之计划，速以大军压迫‘匪’侧，以迟滞‘匪’之行动。使我追军得以追击及‘兜剿’。总之，窜‘匪’一部漏网，已为失策，亡羊补牢，仍期各军之努力，歼‘匪’主力于漓水以东、四关（引者按：指湘桂边境地区的清水关、高木关、永安关、雷口关）以西地区也。前颁湘水以西地区‘剿匪’计划，已有一部之匪西窜，并望即按计划次第实行，勿任长驱西或北窜为要。”^[20]

在蒋介石的严令下，何键指挥“追剿军”的22个团，白崇禧指挥的桂军的12个团，在空军的支援下，沿湘江两岸对正在渡河的中央红军实施南北夹击，企图重新控制渡河点。红军长征路上最为悲壮惨烈湘江战役开始。

从27日起，桂军第7军所属的韦云淞、王赞斌两个师展开于灌阳新圩、苏江、大塘至咸水南部之线堵截红军渡河。桂军在新圩等地与红三军团（军团长彭德怀）、红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红八军团（军团长周昆）进行激烈战斗。至晚，红军以重大伤亡代价连续4次突破桂军防线。

随后，何键、白崇禧指挥的湘、桂两路军队在飞机支援下，向湘江两岸的中央红军发起全面进攻，企图夺回渡河点，围歼我军于湘江两岸。红军广大指战员不怕牺牲，浴血奋战，经新圩、古岭头、界首、脚山铺、咸水等战斗，阻止了优势之敌的进攻，掩护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和直属机关于12月1日渡过湘江，进至西延地区。

历时9天的湘江之战，中央红军牺牲惨重，红军指战员的鲜血染红了湘江。渡过湘江后，中央红军已从长征开始时的86000余人锐减为30000余人。^[21]在湘江之战中，红八军团第21师几乎全部牺牲，第23师也严重减员，整个军团剩下不足2000人。^[22]此外，红五军团第34师与红三军团第18团被阻于湘江东岸，虽经英勇战斗，予敌以重大杀伤，终因寡不敌众，弹尽援绝，大部壮烈牺牲。^[23]

红军渡过湘江后，白崇禧于12月1日晚致电蒋介石，一面对蒋介石上月28日电中的严厉指责进行辩白，同时表明自己的反共决心：

委座电责各节，读之不胜惶恐骇异。无论职军在历史立场上，已与“共匪”誓不并存，而纵横湘赣边境数年之萧“匪”主力，目前为我7军追至黔东将其击溃。即此次“共匪”入桂以来，所经5日苦战，又何尝非职军之独立担负？不畏螳臂挡车之识，更无敌众我寡之惧。至于全（县）咸（水）之线，因守兵单薄，被“匪”众击破，则诚有之；谓无守兵，则殊非事实。以我国军百余万众尚被匪突破重围，一渡赣江、再渡耒河，三渡潇水，如职军寡少之兵力，何能阻“匪”湘江？况现届冬季，湘江上游处处可以徒涉乎！职军之历史士气，职历来作战指挥，淞沪清党，涉年“剿共”，事实俱在，可以复按，夙蒙委座帲幪，谅邀洞鉴。“共匪”虽多，欲求安全通过桂境而不遭我军痛击者，无此理也。道程虽远，飞机不难侦察。周司令浑元所部宥日进入道县，本日已入桂境，通县“匪”我决战之军瞻望不前，何军迟迟不进，便明真象矣！至示以遵照芸、先计划，速为亡羊补牢各节，当遵令执行。唯目前问题是似不全在计划，而在实际认真攻“剿”，尤忌每日捷报浮文，自欺欺人，失信邻国，贻笑“共匪”。至若凭一纸捷电，即为功罪论断，则自赣闽“剿共”以来，至“共匪”侵入桂北止，统计各军捷报所报，斩获“匪”众与枪械之数，且已超过“共匪”十有几倍，何至此次与本军激战尚不下五六万乎？至于此后“追剿”，仍当决尽全力与匪周旋，功罪毁誉，不暇顾及也。白崇禧叩。东戌平行印。

红军渡过湘江后，即向越城岭及其西延地域（今资源县境）前进。其目的是沿红军先遣部队红六军团路线，从大埠头出湖南城步，再去与二、六军团会合。“追剿军”总司令何键随即布置在湘水以西“围剿”红军的计划，湘、桂、黔军配合，防止红军入黔与红四方面军或红二、六军团会合，而将红军围歼于黎平、锦屏、黔阳以东，黔阳、武岗、宝庆以南，永州、桂林以西，龙胜、洪州以北地区。

白崇禧为配合这一行动计划，于12月2日在广西兴安重新编组桂军，以第15军为第一追击队的第44师入西延尾追；第7军为第二追击队，以廖磊为指挥官，率周祖晃的第19师、覃连芳的第24师，于兴、全一带尾追，经龙胜、古宜抄袭红军侧面并防护柳江上游，目的是压迫红军尽快离境，并防止红军在湖南城步县境内受阻后回师广西龙胜、三江，威胁柳州。红军了解到蒋的意图后，决定避实就虚，改由越城岭山区西进，直驱贵州。

桂北一带本来就人烟稀少，加上白崇禧事先实行了坚壁清野的措施，红军找不到吃的，也找不到住宿的地方。而且桂北一带全部都是海拔一两千米上下连绵不断的山脉，道路都是陡峭险峻的羊肠小道，甚至有的地方根本没有任何道路，这样的道路，对于连续数月来拖着全部家当长途行军、饥寒交迫的红军来说，已经是畏途，还要应付桂军和湘军的追击和侧击，更是十分艰难。而对于桂军来说，这些广西军队长期生活在山区，擅长山地行走运动，又熟悉地形道路，他们侧击红军处在明显有利的地位。种种不利因素，使中央红军每前进一步都是十分艰难的。红三军团第4师政治委员黄克诚后来回忆说：“我军在广西境内大约共走了十来天，绝大部分时间在紧张的战斗中度过。桂军的侧击战术很令人恼火，我们不得不随时提防桂敌的袭扰，以致在这十来天当中，我很少睡眠。有时抽空打个盹，就算是休息了，搞得神经非常紧张。直到进入湖南、贵州境内，才得以睡上个安稳觉。”^[24]

白崇禧歹毒的坚壁清野和侧击战术使红军付出巨大牺牲，也给红军指战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1972年6月10日，周恩来总理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一次会议上讲话时，对当年的艰难情形还记忆犹新，他说：“我们在广西那个地方受了很大损失。白崇禧用很厉害的办法对付我们，他把我们走的路上的老百姓都赶掉，甚至把房子烧掉，使我们没有法子得到粮食和住房。他在背后截击我们，我们1个师被截断了，得不到消息，牺牲了。经过多次挫折，到了遵义只有3万多人。这么大的损失！”^[25]

当时任三军团团长、湘江之战时与桂军交锋的彭德怀在自述中也说：“红军深入湘桂边两省交界之大山（西延山脉）中，走了7天。桂军利用人熟、地熟条件，采用游击战，给三军团以极大困难。我军经过艰苦斗争，才进入贵州省境黎平。”^[26]

红军全部离开广西后，白崇禧如此夸耀他的反共“功绩”：“此次‘共匪’西窜，号称10万，其来势甚为凶猛，可是我省只有14团之军队及民团之力量，由上月25日起，至本月12日止，已将他驱逐出境，由此看来，‘共匪’亦不见怎样打得。此次我军与‘共匪’作战，除‘共匪’伤亡不计外，计生擒其‘匪’7000余人，若生擒与死‘匪’共计不下15000人，统计夺获‘匪’枪四五千枝，机枪数十挺；至民团方面，所获亦不下此数，此可说是我省‘剿匪’以来，空前未有之胜利。‘共匪’在江西生存七八年，蔓延数10县，以成百万之军队，而不曾歼灭，今以我十四五团之兵力，便将击溃，这不能不归功于我省军民合作，奋勇杀敌之精神之所致。然江西连年‘剿匪’，而‘共匪’愈猖獗，此种原因，实由军队之不良，政治之腐败，有以造成。因军队不良，不独不能歼灭‘共匪’，反而资助许多枪支子弹粮饷；政治腐败，便造出许多贪官污吏，到处压迫良民，甚至逼民为匪。有此种原因，是以造成‘共匪’发展之机会，现在‘共匪’不能久住江西，实因为受各方经济的封锁和碉堡政策之实现，所以他见死期将至，遂不得不放弃老巢，希图西窜，另谋出路。当经我省边境时，他本想由我省中心通过，后见我省碉堡坚固，军民得力，遂不走富、贺而走灌、全，亦实由于此。但此次在界首、西延等处，‘共匪’亦受了莫大之损失，由此可知碉堡的作用，亦不可谓不大。总之，我省现在军队，已渐入轨道，民团训练，亦很有成绩，此次剿匪之胜利，全赖我省军民合作之功。现我省实行征兵制度，各处应征，非常踊跃，大家果能长此以往，继续实行，不但这小小毛贼，即一切帝国主义亦可以打倒，复仇雪耻，在此一举，希望大家努力。”

白崇禧一面大肆夸耀自己的反共“功绩”，另一方面毫不客气地批评国民党中央的军事政治如何如何的恶劣。白崇禧还命令他的总部政训处电影队拍了一部名为《七千俘虏》的纪录片，声称在广西俘虏了7000名红军指战员，宣传桂系的所谓“剿共”战绩。^[27]

但蒋介石却因为湘桂军未能在湘江一线全部消灭红军而耿耿于怀，从南昌致电白崇禧，指责他在桂北布防不力。电云：“‘共军’此次西窜，势蹇力竭，行将就歼，贵部违令开放黔川通道，无异纵虎归山；数年努力，功败垂成。设因此而死灰复燃，永为党国祸害，甚至遗毒子孙，千秋万世，公道之谓何？中正之外，其谁信兄等与匪无私交耶？”

在白崇禧看来，他反共有功，蒋不仅不褒奖他，反而指责他，觉得接受不了，于是回电蒋介石，反唇相讥：“职部仅有兵力15个团，而防线达千余里，即竭尽全力，亦不足以阻挡朱德、彭德怀狼奔豕突之势。反视钧座手握百万之众，集中兵力于新宁、东安，不乘其疲敝未及喘息之际，一举而围歼于宁远、道县之间，反迟迟不进，得无以桂为壑耶？职诚惶惑，愿钧座有以教之！”^[28]

红军渡过湘江后，中共领导内部就红军今后战略行动方向展开了争论，毛泽东、张闻天、王稼祥建议，鉴于蒋介石在中央红军前往湘西与红二、红六军会合的道路上已集结数十万重兵，设置了封锁线，红军已失去到达湘西的先机，建议转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得到周恩来的支持。经过激烈的斗争，12月18日，在黎平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通过了《中央政治局关于战略方针之决定》，决定指出：“鉴于目前所形成之情况，政治局认为过去在湘西创立新的苏维埃根据地的决定在目前已经是不可能的，并且是不适宜的。”“政治局认为新的根据地区，应该是川黔边区地区，在最初应以遵义为中心之地区，在不利的条件下应该转移至遵义西北地区。”“在向遵义方向前进时，野战军之动作应坚决消灭阻拦我之黔敌部队。对蒋、湘、桂诸敌应力争避免大的战斗，但在前进路线上与上述诸敌部队遭遇时则应打击之，以保证我向指定地区前进。”^[29]

多年来，黔桂粤3省当局在鸦片的种植和运销方面，有着共同的利害关系。贵州一旦落入蒋介石之手，将使广西财源受阻。桂系大将廖磊直言不讳地说：“云、贵两省的鸦片烟过境税，是我们一笔最大的财政收入，如果贵州被共产党盘踞了，或者被蒋介石假途灭虢，把王家烈撵走了，我们这笔财源也就断绝了，而且直接受到威胁。”

李、白经与陈济棠秘密磋商后，于12月12日联名主动向国民党中央及汪精卫、蒋介石等人发出了请求出兵“追剿”中央红军。

白崇禧随即命令廖磊率领第7军全部从三江向榕江急进，抢在中央军之前进入贵阳，控制贵州，以免广西的北顾之忧。白鉴于廖磊部1个军还不足以因应黔局，又电告李宗仁，请他转告陈济棠派1个军前往贵州增援廖磊。陈济棠随即派张达率第2军西上。

对于两广的意图，蒋介石心知肚明、了如指掌。他一面复电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对他们主动请缨表示嘉许^[30]，一面令薛岳率领的中央军不要尾追红军之后，要抢先进入贵阳，控制贵州的政治中心。所以，当廖磊军赶到都匀时，薛岳已经率部进驻了贵阳，两广与蒋介石争夺贵州地盘的斗争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不久，蒋介石亲抵贵阳，下令撤销王家烈的贵州省主席兼25军军长职务。

王家烈（1893—1966），字绍武，贵州桐梓人。1932年上半年起任贵州省主席兼第25军军长。在贵州复杂的派系斗争中，为了生存，王家烈主动向两广靠拢，1934年下半年，王家烈、李宗仁、陈济棠派出代表商订了一个粤桂黔三省“军事协定”，协定规定：如果蒋介石对三省任何一方用兵，必须互相支援。贵州需要械弹，全部由粤、桂磋商接济。据说，这个三省军事协定后来曾被陈济棠的部下余汉谋偷出献给了蒋介石，因此之故，蒋介石对王家烈恨之入骨，随时准备对王家烈下手。1935年3月，蒋介石亲飞贵阳，立即让其侍从室主任晏道刚向王家烈转达他的命令，希望王在“军长”与“主席”两个职务中任选一个。最初，王家烈表示两个都不愿放弃，理由是：军长不兼主席就军费无着，主席不兼军长就无所保障。但在蒋介石的强大压力下，王家烈表示愿保留军职。蒋介石即免去王的贵州省主席职务，任命亲信吴忠信接替。蒋介石第一步得手后，步步紧逼，用重金和高官收买王家烈所部的两个师长何知重和柏辉章。在王家烈处境艰难的情况下，白崇禧为了保住这个政治盟友，特意向王家烈献“脱身计”，劝王辞职到都匀廖磊军部养病，将部队暂时交他人代行指挥，看情况将主力移到黔南。王家烈面对强大的中央军，不敢违抗蒋的命令，被迫主动辞去第25军长职务，要求出国考察，蒋介石随即任命王家烈为军事参议院中将参议。王家烈下台后，蒋介石对贵州省政府进行全面改组，全面撤换了省府委员及各厅厅长，并对黔军进行大刀阔斧的整顿。

蒋介石夺取贵州地盘后，强令贵州鸦片烟经湘西取道浙赣路运往上海，大大减少了经过广西运往香港的数量，以致广西的鸦片烟过境税收入急剧减少。例如1934年度广西鸦片税收入1375万元，1935年度减至1093万元，1936年更减至485万元，给桂系的财政以极大的打击。

而且蒋介石借追击红军之机，赤裸裸地以武力吃掉西南地方实力派地盘的做法也给李宗仁、白崇禧及陈济棠以极大的震动，两广与蒋介石的关系更加紧张。第二年，两广发动“六一运动”，即肇因于此。

注释

[1]秦孝仪主编：《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一），台北国民党中央党史委员会1981年版，第430，35页。

[2]天津《益世报》1933年4月11日。

[3]转引自严如平、郑则民：《蒋介石传稿》，中华书局1992年版，第248页。

[4]凌压西：《桂军在江西围攻红军》，《新桂系纪实》上集。

[5]杨吉煊：《新桂系军队在湘桂黔边境堵截长征红军的见闻纪实》，《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528页。

[6]张文鸿：《桂北堵截红军记》，《新桂系纪实》上集，第357页。

[7]一南：《狂飙歌：前所未闻的较量》上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页。

[8]一南：《狂飙歌：前所未闻的较量》上册，中国档案出版社1996年版，第330页。

[9]《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页。

[10]《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页。

[1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第243，245，245页。

[12]《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页。

[13]《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页。

[14]《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页。

[15]《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页。

[16]《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页。

[17]杨吉煊，前引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529—530页。

[18]《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页。

[19]《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页。

[20]《红军长征•参考资料》，第89，108，109—111，111—112，109，113，115，122，134，134页。

[21]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第243，245，245页。

[22]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248页。

[23]军事科学院军事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第243，245，245页。

[24]黄克诚：《黄克诚自述》，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2版，第142页。

[25]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二部编：《周恩来自述》，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175页。

[26]彭德怀：《彭德怀自传》，解放军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00页。

[27]该纪录片由政训处提供剧本，政训处电影队负责拍摄，导演是从上海专门请来的王天北，摄影师是电影队队长黄学礼。剧本大意是：某高中有1女2男学生三角恋爱，男甲参军赴桂北作战时负伤，女作看护，热心照顾，遂相恋成功。男乙贪生怕死追求享乐，结果遭女拒而失恋。剧情平庸无聊，其中穿插桂系军队在桂北与中央红军作战的情况，并有一些“俘虏”的镜头。参见雷成：《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政训处电影队》，《南宁文史资料》第15辑。白崇禧说俘虏7000名是吹牛。

[28]转引自程思远：《白崇禧传》，华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72页。

[29]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0册，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年版，第441—442页。

[30]1934年12月25日，蒋介石复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电说：“兄等对西窜之匪，拟抽调劲旅编组追剿部队，会同友军继续究追，以竟全功，至深感佩，尚望勇往迈进，不分畛域，歼灭于黔境，不使其入川合作，尤所得盼。”

怂恿陈济棠反蒋

自1931年起，广西、广东两省结盟，奉胡汉民为精神领袖，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和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为幌子，维持两广的半独立状态。

在“九一八”事变以后，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进行侵略压迫，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的日益壮大的背景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政府对两广的半独立状态采取了默认态度。但1933年蒋介石暂时镇压了福建人民革命政府后，国民党中央军控制了福建。1934年中央红军长征后，国民党中央军又随即控制了江西和贵州。这样一来，国民党中央势力与两广割据势力之间已经处于短兵相接的状态，对两广割据势力形成了包围态势。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都意识到：“近年中央平闽定黔，两粤处于三面包围之中，深恐时机一到，则地盘或将不保。”^[1]

在这种情况下，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如何继续维持他们的半独立、独立地位，就成了一个极为紧迫的问题。

从1935年6月起，蒋介石即委托云南省主席龙云出面，居间调停，向李宗仁、白崇禧和陈济棠试探取消两广半独立状态、实行和平统一的可能性。李、白和陈济棠原则上并不反对和平统一，但国民党中央必须在和平统一后，能够真实维持李、白、陈对两广的控制，不至于被国民党中央吃掉。为此，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向国民党中央提出四项条件：（1）恪遵总理遗教，树立均权主义之政治制度，划分中央与地方之权责，并订保障之办法。（2）依现时情形之需求，得于若干省之区域，于党务上设执行部，于政务上设立政务委员会或政治分会。（3）就地域之便利与国防之需要得设军分会或划分国防区。（4）凡属地方应有之政权、财权、绥靖权，中央须给予不加妨害之确实保障，俾得发展其长，以终职责。^[2]

李宗仁最初提出八条要求，除以上四条之外，还有以下四条要求：（1）取消军事委员会，各军直隶军政部。（2）反对反动组织，即外传之蓝衣社。（3）反对财政不公开。（4）反对丧权辱国之外交。后经调停，李宗仁同意后4条可以不提出。^[3]

1935年6月11日，李宗仁、白崇禧派叶琪前往四川成都晋见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的用意是让叶琪试探一下，“看单独妥协有利，抑联合妥协有利？”^[4]然对于叶琪主动来见，蒋得出的印象却是：“其言甚甘，然无具体办法，是其全为掩饰逆谋，可知此时黔中只可暂取守势。”^[5]

由于与蒋介石达不成妥协办法，桂系继续采取进攻姿态，并频频与日本来往，以联日来牵制蒋介石。刘震寰分析说：“李、白自经营黔事不到手后，感觉广西已成四面包围形势，一旦和平假面具揭开，实力实不足以应付南京。故最近与日人往还者，亦不外想借外力牵制南京，使南京不敢以武力相向。此事自土肥原南下后，即略有端倪，现在由陈中孚在中间牵线索。弟深虑将来为日人诱惑，并且日前土肥原奔粤，毫无顾忌言：如两粤不反蒋，日本亦决倒蒋。日人何恶于蒋？何爱于两粤？无非欲使中国分成数起，不能成为一个完整的国家。日人处心积虑如此。”^[6]

1935年9月上旬，原桂系2号人物、时任浙江省政府主席的黄绍竑应李、白的电邀南下，先后到广州与南宁，与两广当局磋商两广与中央妥协的办法。事后，蒋介石电告龙云称：黄绍竑“此次南行，原应桂省当局之电邀，非其自动，亦非中央特派。现经粤入桂，遂便向两广一体接洽，详加讨论。冀能同时得到相当之解决办法，并未对桂特许最优条件。黄因系桂人，或不免招厚桂薄粤之嫌。故接洽结果，粤、桂均未得要领。桂方似颇有乘机解决之意，但其所望颇奢，只有暂置，容后缓商答之。正如兄所言，进行过急反增起骄纵耳！粤、桂积不相能，互为不满，至属实情。且粤陈与李、白立场确亦互异。两机关存废问题，尚非彼方必争之焦点。吾兄高瞻远瞩，有否善法使之适当，尚乞缜密运用，继续进行”^[7]。

由于双方条件相去甚远，无法找到妥协的途径与办法。蒋介石转而对两广实行釜底抽薪的办法，积极拉两广倚重的胡汉民去南京做大官，让两广失去精神支柱。

早在1934年12月初，蒋介石派遣王宠惠和孙科专程到香港会晤胡汉民，王、孙携有蒋介石写给胡汉民的信及六位中央常务委员给胡汉民的信，诚恳邀请胡汉民前往首都南京，王、孙在与胡汉民会谈中，并且暗示汪精卫下台不成问题，胡对此表示“不反对”。胡并托孙科带了一封信给蒋介石，对蒋介石的合作要求，既没有立即接受，也没有拒绝，留有充分的伸缩余地。

1935年夏天，邹鲁赴港向胡汉民报告南京政府对日政策的变化，并建议胡汉民改变西南与中央的关系。邹说：“我们抗日、剿共、讨蒋的口号，应予修正。抗日当然不成问题，剿共也是对的。讨蒋原来是因为他抗日的态度不明显，现在既然知道他是准备抗日的，那么我们不但不应当反对他，反而该帮助他才是了。”为便于胡汉民转圜，邹还建议胡汉民先行出国换换空气，由他出面与蒋介石交涉寻求合作的途径。这个建议得到了胡汉民的同意。^[8]

国民党五全大会前夕，蒋介石派遣魏道明赴欧洲，邀请胡汉民回国参加五大，共同主政。胡委托秘书程天固与魏道明会谈。程提出：“倘胡先生在党的地位得到解决，其他一切问题便可迎刃而解。”程又称：“胡先生现在主张以抗日救国为唯一主旨，故一切政治措施应以军事之准备为至要，而负此责任者，他早已认定非蒋莫属。党与军之责，各有攸关，其他问题自易商量。我信党军分负责任一点，为蒋、胡归好之先决问题，不得不先向蒋氏说明，并须得其同意之确实表示。”^[9]魏立即电蒋介石请示，蒋复电赞成。

1935年12月7日，在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对胡、汪、蒋三人的位置，作了精心的设计和安置：胡汉民为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蒋介石为副主席；汪精卫为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蒋为副主席；蒋任行政院院长兼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使胡、汪均居崇高地位，胡、汪取其名，蒋取其实。胡汉民在欧洲荷兰得知膺选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的消息后，面有悦色，随即与程天固等草拟改组中枢计划。

对于蒋、胡合作，陈济棠表示欢迎。陈济棠认为，只要胡汉民进京，他在广东的地位就有了保障。其他一切，可无条件妥协。

1935年12月27日，胡汉民由法国启程回国。行前，他电告国民党中央委员会，仿佛是应召而归。蒋介石派出了高规格的迎胡队伍，派魏道明为他的私人代表持他的亲笔信到新加坡迎候。随后，派司法院院长居正、监察院副院长许崇智及国民政府主席代表徐世桢以及中央大员叶楚伧、陈策到香港恭候胡的到来。南京的数十个民众团体成立了迎胡入京的组织，《申报》等6大报纸出版了欢迎胡汉民的特刊。

胡汉民（前排中）回国不久就突然在广州去世，引起政局大变动

陈济棠获悉蒋介石迎接胡汉民回国的消息后，深知这是蒋介石瓦解两广、拆散两广联盟的政治谋略，遂派其兄陈维周到南宁向李、白问计。李、白深感事态严重，李宗仁于11月17日专程到广州，向陈济棠提出，两广应表示尊重胡汉民，邀他到广州主持一切。22日，白崇禧又托王公度前往广州，托其向李、陈转达留住胡汉民在广州的三点做法：政治上尊重；经济上支持；生活上照顾。^[10]

陈济棠采纳了这些建议。为此，广东各界专门成立了“欢迎胡先生归国主持救国大计大会”，负责迎胡事宜，并派出与胡汉民关系密切的刘芦隐、林翼中、李晓生等远到新加坡迎候。随后李宗仁等也专程抵达香港恭候胡的到来。

1月12日，当胡汉民一行抵达新加坡时，陈济棠的代表登船请胡入粤，而萧佛成、邓泽如派出的代表则劝胡不可回粤，搞得胡汉民无所适从。1月19日，船抵达香港，受到国民党中央及两广要人的热烈欢迎，李宗仁等坚请胡汉民先往广州一行，而居正等则请胡汉民直接前往南京。胡汉民认为前往南京与蒋介石合作，也应取得两广的谅解，况且过家门不入，也无法对粤人交代，鉴于此，胡汉民决定先行前往广州一行，再定行止。

1月25日，胡汉民抵达广州，陈济棠为他举行盛况空前的欢迎仪式和大会。1月30日，胡汉民约见两广军政要员60余人，报告在海外的观感，阐述他对党国大计的主张。胡汉民报告毕，陈济棠、李宗仁相继起立发言，对胡汉民备极推崇，表示极端拥护胡汉民的主张，两广愿意接受并需要胡汉民的领导。

经过近2个多月的观察和思考，胡汉民终于决定暂时留在保险系数更大的广州。李宗仁、陈济棠在迎胡问题上取得了胜利。

1936年5月12日，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胡汉民在广州与其妻兄陈融（西南政务委员会秘书长）下围棋时因构思过度，突发脑溢血，从椅子上瘫倒在地，急送医院抢救无效，当天晚上7时40分遽然去世。胡汉民一死，两广失去了一位中心人物，从此国民党中央与两广力量的天平发生严重倾斜。

蒋介石认为两广拥戴的盟主胡汉民去世，是解决两广问题的大好机会。5月13日，蒋致电陈济棠，请其兄陈维周赴南京面谈。次日，陈维周乘飞机抵达南京。见面后，蒋介石对陈维周说：中央将对桂用兵，但维持广东现状，嘱其转达陈济棠。陈在南京探悉从其他要人口中探悉到中央彻底解决西南的三大原则：第一，彻底解决广西李、白，由中央协助广东出兵。第二，驱逐萧佛成等反蒋的元老离粤。第三，广东仍维持原来局面。蒋企图以此挑起粤桂之间的摩擦，拆散两广联盟，以便分而治之。^[11]

陈济棠听了乃兄的汇报后，不禁大惊失色，立即意识到这是蒋介石分化离间两广的毒辣手法。他认为粤桂唇齿相依，桂系若垮，广东何能独存？况且蒋介石可以授意广东协助中央解决广西，又何尝不可以授意广西协助中央解决广东？想到这里，陈济棠心理更加忐忑不安。坐镇广州的李宗仁窥探到陈济棠的这种心理变化，连忙打电报给在南宁的白崇禧说：“伯南是意动，希速来面商。”^[12]

5月15日，白崇禧偕黄旭初、潘宜之、刘斐以吊丧胡汉民为名匆匆抵达广州，与陈济棠等磋商时局。

刚开始时，白崇禧怕陈济棠反蒋不坚决，故意表示不愿反蒋，陈济棠说你不干，我一人也要干。^[13]

听了陈济棠这句话，白崇禧心里有了底，便利用他能言善辩的优势竭力怂恿和开导陈济棠挑头反蒋。

白说蒋如何不得人心，内部如何猜忌，财政如何困难，等等，以加强陈济棠的反蒋信心和决心。白崇禧还分析说：蒋介石的中央军绝大部分部署在黄河流域，既要防备日军的进攻，又要防止山东的韩复榘、山西的阎锡山、陕西的张学良和杨虎城发生异动，更重要的还要部署兵力向陕北共产党包围进攻；蒋决无余力可以南犯。如陈济棠有意向外发展，广西愿以全力支持。白还说：湖南的何键一向同我们有联系，只要我们挂起抗日的招牌，挥军北指，湖南决无障碍，舆论界必定会支持的，蒋介石也没有理由反对，承担自己不抗日的罪名。事实上，蒋亦抽不出力量来阻击我们的大军北上，我们的大军到达武汉后，采用昔日太平军的战略，马上转移东下袭取南京，夺取中央政权后，再作第二步行动。至于友邦（指日本）方面，我们可再派人去联络，以过去几年我们同日本军方的关系来看，相信他们一定同情和帮助我们的。兵法乘虚，这是千载难逢的机会，不应错过。白的一番话，与陈济棠的想法不谋而合，自然听得进去，当即表示要大干一场。^[14]

白崇禧、黄旭初、潘宜之（自右至左）自南宁飞抵广州游说陈济棠举起抗日反蒋的旗帜

16日晚，陈济棠约集在广州的粤军高级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延桢等到他的公馆密商。陈在转述了白崇禧对时局的分析后，说：我认为这是值得考虑去干的，请各位好好研究再作详谈。此后两天，余汉谋、张达等高级将领分头去见陈济棠，有的表示赞成，有的表示怀疑，有的提醒陈济棠白虽然有“小诸葛”之称，但他为人不老实，要提防他，不宜过于相信他的话，免得中了他的诡计。

19日晚，陈济棠召集粤军将领余汉谋、张达、缪培南、黄任寰、黄希德、叶肇、张瑞贵、巫剑虹、李汉魂、黄延桢、黄质文、邓龙光、罗梓材、梁世骥以及陈维周、林翼中、区芳浦等党政官员开会，请白崇禧向与会者进行反蒋动员。陈济棠首先致辞说：抗日反蒋是我们的一贯主张，是救国要道，舍此莫由。环顾国内，只有我们可以担当这个重任，也是义不容辞的。陈说完后，随即请白崇禧讲话，白将对陈济棠所作的时局分析重述了一遍，然后给他们打气说：“我们在这时候进行反蒋抗日，在政治上、军事上和外交上都是绝对有利的，广西方面决以全力支持。”陈维周也在会上介绍了他自己与日本驻粤领事接洽情况，并说我们的策略是“明修栈道，暗度陈仓”，已取得日本军方谅解，愿意支持我们的行动。与会粤军高级将领听了上述发言，都感到很惊讶，默不作声。只有余汉谋起立发言说：“关于党政方面，总司令很清楚，我现在只就军事方面提些意见供参考。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居于绝对优势，又有平汉、粤汉、津浦、浙赣铁路和海上可以迅速运兵南下，和他较量我们没有必胜的把握，请总司令再详加考虑。”^[15]

对于陈济棠的反蒋计划，多数粤军将领均不赞成，第1军军长余汉谋、第1军政治部主任李煦寰、第2军副军长李汉魂、第1师师长莫希德、石井兵工厂厂长黄涛、广东陆军军医学校校长张建等且在背后密谋如何制止陈济棠的图谋；到了制止无效时，就必须当机立断，多方设法把他推倒，并请资望较深的第1军军长余汉谋出来领导。这就埋下了陈济棠部在蒋介石分化瓦解压力下首先垮台的伏笔。^[16]

5月19日，蒋介石以祭奠胡汉民为名，派孙科、王宠惠等到广州，要求两广当局加强与全国“精诚团结”。次日，由王宠惠出面，对陈济棠提出五项条件：（1）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取消；（2）改组广东省政府，省主席林云陔调京任职；（3）在西南执行部和政委会工作的负责人，愿意到京工作者，中央将妥为安排，愿意出国者，将给以路费；（4）陈济棠的第1集团军总司令改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各军师长由军委重新任命；（5）统一币制。这五条实际上是要陈济棠把广东军权和政权交还南京中央。^[17]陈济棠必须从“南天王”（也有人叫他“南霸王”）的宝座上下来，这是陈济棠难以接受的条件。

当时的国内形势是，日本侵略者在强迫南京政府签订《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秦土协定》等一系列卖国条约后，继续向华北大举增兵，收买中国的汉奸卖国贼策划华北五省的所谓“自治运动”，企图使华北彻底脱离南京国民政府的控制，使华北成为伪满洲国第二。面对日寇疯狂侵略，蒋介石仍然一意孤行，顽固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国策，加紧围剿中国工农红军，而对日本的侵略则一退再退，激起全国爱国人士和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极大义愤，全国抗日救亡运动空前高涨。李、白与陈济棠等认识到，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唯一的借口便是利用当时全国上下要求抗日救亡的情绪，公开“掮起抗日大纛，要求中央领导抗日”^[18]。两广打出“出兵抗日”大旗，争取全国民众的支持。

5月23日，国民党中央派出的祭奠胡汉民的代表居正、许崇智、孙科、叶楚伧、朱家骅、褚民谊、李文范、傅秉常、吴铁城等8人抵达广州，与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会商为胡汉民举行“国葬”及宁粤合作等问题。

26日，白崇禧、李宗仁、陈济棠、林云陔、林翼中、区芳浦、黄季陵、刘纪文等与国民党中央代表居正、孙科等人磋商时局及宁粤合作办法。据说，陈济棠与居正等人会谈后，忽然改变主意，要余汉谋、张达、黄延桢、缪培南等转告各师旅长，决将反蒋计划打消。粤军将领听了都很高兴，如释重负，准备各自返回防地照常教育训练部队。^[19]

但到5月30日，陈济棠又突然变卦。原来，白崇禧、李宗仁见陈济棠要打退堂鼓，于29日联袂访问陈济棠，继续鼓励他挑头反蒋，一番话又说得陈济棠动摇不定起来。

陈济棠及陈维周兄弟素来极端迷信，有关他兄弟俩“不问苍生问鬼神”的故事可以讲一大箩筐，令人捧腹不已。多年来，陈济棠身边豢养着翁半玄、詹天眼、廖鹤州、温香远等数位阴阳大师，不离左右。陈济棠在他梅花村公馆对面，专门建了一个奉祀吕祖先师的大厅，朝夕祷拜以求护荫。遇有疑难事项，则请翁、詹前往扶乩，以占吉凶。陈维周经常对人说：“伯南生得一对其软如绵的朱砂掌，是大贵之相，前途不可限量。”陈维周曾到广东花县洪秀全的家乡查勘洪氏祖坟，发现洪秀全的祖坟葬在“活龙口”上，可惜葬高了一些，如果能下移数十尺，便在“正穴”上，洪秀全就会是真龙天子，不会只是半壁江山，及身而败。陈氏兄弟认识到此墓地的可贵，便千方百计，以高价买得花县芙蓉嶂洪秀全祖坟地那块被认为是可以出天子的圣地，然后将其母亲骸骨迁葬过去，希望以此保佑陈济棠江山永固。1935年春末，陈维周以替乃弟述职为名到南京见蒋介石，实则去看蒋的相格气运，然后偕风水大师温香远秘密去蒋介石老家奉化看蒋的祖坟。陈维周回到广州后对人说：“蒋的祖坟不如芙蓉嶂的龙势远甚，而且蒋的气运将终，明年肯定要垮台，一蹶不可复振，代之而兴者便是伯南。”^[20]

据说，当陈济棠为要不要反蒋而游移不决时，李宗仁、白崇禧暗中买通陈济棠左右的星相术士，要翁半玄抉乩得出“蒋介石气运已尽，伯公出气运当阳，正是取而代之的好时机”以及“大运已到，机不可失”等谶语，从而坚定了陈济棠反蒋的决心。^[21]

30日晚上，陈济棠亲赴余汉谋公馆，其时余汉谋正在公馆设宴为即将返防的将领饯行。陈济棠欣然入席，对余汉谋等人说：“我正要找你们谈话，好在大家都在这里。”随后，陈济棠便大谈其反蒋抗日的出兵计划，强调说抗日反蒋是我们一贯的主张；现在双管齐下的机会已经到来了。近几天来，我又作了再三再四的考虑，认为时机的确成熟了。总之，我们这次行动，走的是光明大道，大有前途的。广西的李、白确实诚意合作，我看他们不会有假，湖南的何键同意我军到达衡阳接近株洲后，亦一同出兵合攻武汉，我准备第1军加上第3军由赣州向吉安、南昌挺进，很快就可将江西全省拿下来；我们的第2军和李、白的桂军及何键的湘军会攻武汉而占领之，当然不成问题；而且友邦（指日本）军方也已经联系好了，答应派些军官来协助我们，他们还可以在华北方面加重对蒋介石的压力，使蒋腹背受敌。这样有利的时机，不干何待？陈济棠说完，当即面谕各师旅长先返回防地先行准备，待命行动。各军军长则暂留广州，协助策划和各项布置，力求周详。^[22]

在陈济棠下定决心反蒋后，白即于30日先行返回南宁，部署广西反蒋行动；李宗仁则留在广州协助陈济棠主持两广反蒋大计。

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召集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委会联席会议。会议决定：以抗日为名命令第1、第4集团军北上抗日，吁请国民党中央及南京国民政府领导抗日，会议通过了以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委会名义给南京中央的呈文。2日，又以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委会名义公开发表致国民党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的通电（即“冬电”），声称：“今日已届生死关头，惟抵抗足以图存，除全国一致奋起与敌作殊死战外，则民族别无出路。……时危势急，敝部等认为非立即对日抗战，国家必无以求生……乞一致主张，即行督促中枢，领导全国从事抗日。”^[23]

白崇禧回到南宁后，立即发动广西响应。6月1日，白崇禧在广西党政军扩大纪念周上作了《抗日救国》的演讲，指出民族危机的严重性，批驳蒋介石坚持“攘外必先安内”反动国策以及国内盛行的“三日亡国论”等种种荒谬论调，为抗日反蒋进行动员。白崇禧指出，自“九一八事变”以来，中国在日本帝国主义者无止境的侵略与不抵抗主义者无限度的退让之下，国家民族，已走上死亡的尖端。而日本的大陆政策，亦非待亡国灭种，决不会停止其侵略的行动。过去外交史只有主张准备主义者，有主张机会主义者。然而，我们多准备一天，则多缩短国家民族一天的生命。欲等待机会，而机会遥遥无期，恐准备未好，机会未至，我已沦为人之殖民地矣！故目前全国大众，除极少数之汉奸外，迫切地要求立刻发动伟大的民族斗争。白崇禧还指出，发动民族革命战争的责任，只能由西南来承担，他说：“这伟大的民族革命，究竟要哪方面起来首先发动呢？希望南京中央当局吗？当然，如果中央能够发动抗日，领导全国民众对日帝国主义者作殊死战，那我们是馨香祷祝，求之不得。然而，由于数年来事实上给予我们的教训，使全国人民，对于中央已渐渐之失望。或者希望华北当局吗？华北在日帝国主义者势力的压迫之下，已经穷于应付，如果中央不愿意援助，自然也难于起来。其他陕甘川黔诸省，更是困难。照这样的分析下来，发起民族革命战争的责任，恐怕要落到珠江流域西南各省的肩头上了。因为从历史上看，西南系革命策源地，如洪杨革命，以至孙总理领导之下的国民革命，十五年的大北伐，十八年的护党救国诸役，西南各省都有着光荣灿烂的历史！如北伐时，四、七两军，居功最伟，有‘钢军’、‘铁军’之称，这是不可抹煞之事实。故从以上各方面的分析，西南在客观上具备了许多优越的条件，故全国已希望西南发动抗日的战争，而且这种希望是异常的迫切！”

白崇禧接着回答了西南各省有没有力量发动民族战争的问题，他的回答是：“那是绝对的可能，而且成功在望。”

关于抗战的前途和胜败问题，白崇禧认为，我们有胜利的把握。

白崇禧最后说：“在对日抗战的口号之下，我们是很坦白的纯粹为国家为民族争取生存，专对日本、对外，凡表同情于我们这种民族战争的，我们都认为友邦，对内绝不涉及政治主张。虽然过去了国内发生不幸，因为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发生了不少的裂痕，但是现在整个国家民族已经走上死亡的尖端了，过去的一切旧账，应该一笔勾销，今后中国人不应再打中国人，重新地联合起来在一条战线上一致去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奋斗拼命！只要大家真心诚意的为民族而战争，为国家而奋斗，我想再丧心病狂的人，也不会阻挠我们这爱国的行为，万一出我意料，我们也不管他，我们认定救国是人人应尽的责任，也是人人应有的权利，我们要生存！尤其我们要国家民族永远生存，故我们捧着一颗纯洁的赤心，为求民族生存而抗争！”^[24]

6月4日，两广将领由陈济棠、李宗仁领衔，白崇禧等数十人联名向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发出响应“冬电”的“支电”，要求国民党中央“迅予改颁军号，明令属部北上抗日”，声称要“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

两广分派代表前往山东、山西、陕西、云南、贵州、四川等联络这几个省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希望他们起来响应。陈济棠同时还接受日本军方派来的100余名军官，准备分发各部队充当顾问指导作战。^[25]

6月6日，白崇禧派李品仙偕李觉（何键的女婿）飞赴长沙，敦促何键响应两广反蒋。何键玩弄两面派的手法，私下里将两广动态向蒋告密，换得蒋介石的40万元奖赏。当时，李品仙一再敦促何键表明态度，何键推说须等桂军到达长沙时，他才能有所行动，白崇禧的联湘计划落空，李品仙怏怏而返。

6月8日，白崇禧令第15军军长夏威率领桂军4个师向湖南进军；陈济棠令第1军军长张达亦率粤军4个师由韶关向湖南进攻。次日，白崇禧亲赴桂林指挥，随军行动。蒋介石获悉两广部队北上的消息后，立即命令军政次长陈诚，从湘鄂两省调集中央军第43、第77、第97师等3个师兼程南下，抢占战略要地衡阳。6月10日晨6时左右，中央军3个师的师长随先头部队到达，比桂军提前早3个小时占领了衡阳，白崇禧随即令已经开到祁阳的桂军停止前进，以免发生冲突。

白崇禧鉴于两广军队入湘受阻，在军事上没有什么作为，遂于6月11日赴广州，向李宗仁、陈济棠建议，在广州成立抗日政府，使旗帜鲜明，以扩大政治影响，但陈济棠不敢接受白氏这一建议。6月16日，李宗仁、陈济棠命令桂军、粤军撤出湖南。

“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除在军事上采取必要对策外，在政治上，却采取了后发制人的缓兵之计。他一面与两广当局大打电报战，还一再表白，中央不但没有对两广用兵的意思，而且也没有防备两广的用心。蒋还嘲笑陈济棠等人：“兄等此举，意必有浅佞之夫，妄拟纵横之计，以为在抗日名义之下，越疆出师，即可以长驱直指，为所欲为，殊不知国难愈深，国民之认识愈确。”蒋介石还指责两广擅自兴兵犯邻省，使纲纪尽失，自残国本。蒋氏声称只要两广军队能够退守原防，中央定当推心置腹，开诚合作，决无自相残杀之理。在气势上，蒋又站到了制高点上。

另一方面，蒋介石看准陈济棠集团的弱点，以金钱和官位为利器，对陈济棠集团实施全方位的收买和分化，以便首先搞垮陈济棠。

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早就在广东布置了一批精干的特务骨干，军统局华南区区长邢森洲以及梁干乔、谢镇南等，他们的任务是寻找机会暗杀陈济棠、收买分化瓦解陈济棠集团。在两广策划反蒋后，戴笠又加派他的副手、著名特务头子郑介民前往香港，就近指导华南区特务活动。他们在陈济棠广州梅花新村寓所附近布置一个暗杀小组准备实施暗杀，被陈济棠的特务系统发觉，将这个暗杀小组的特务逮捕。蒋介石、戴笠得知后大为恼怒，指责郑介民等无能，令郑介民等重新布置，必欲杀陈而甘心。另一方面更加疯狂地在粤陆海空军中进行策反拉拢活动，并且立即取得了成效。^[26]

他们通过与陈济棠有矛盾的原粤系海军司令陈策、梅光培等用重金收买粤空军接连反水。^[27]6月30日，粤空军第5中队飞行员黄志刚等从广东从化机场驾驶轻型轰炸机4架、第2中队飞行员黄居谷等从广州天河机场驾驶驱逐机3架，相继飞往南昌机场投奔蒋介石。7月2日，粤空军又有9架飞机分别从广州从化、韶关飞长沙投蒋，空军尉官四五十人逃往香港，7月4日，粤空军48架叛陈投蒋。7月6日，粤空军黄志刚、余平想等40余人在南昌发表倒陈拥蒋的通电，电报称：“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主政南疆，实同割据，夜郎自大，为所欲为，据两粤以自私，阻国家之统一，综其罪恶，罄竹难书。”电报列举了陈济棠等人的种种“罪恶”，当胡汉民先生逝世后，李宗仁曾秘密赴沙面与日人密商6天，又派陈中孚、潘宜之赴日，要求日军进占华北，扰乱闽南，牵制中央。自陈济棠霸据南粤，其苛征暴敛，旷古所无，单就个人财产而言，不下1亿元，广州之地产、香港之房屋，富甲全国，然军队欠饷达6个月，人民派捐有数十种，至其滥杀无辜，枉兴党狱，不论人民官兵，凡腹诽政治者，即假逮捕，非指为共党，即视为蓝衣社，非刑拷打，民众死于“莫须有”三字者，不知凡几。电报最后说道：“志刚、平想等供职空军，许身党国，只知为国家民族争自由，为三民主义求实现，决不做叛逆之鹰犬，遗万世之罪名，故而率机迳飞中央，为党国以效劳，促我空军令誉，树起军人人格，还望我粤中海陆空军同胞，一致奋起，服从中央，促叛逆之觉悟，为国家谋统一。”^[28]

陈济棠为了防止连锁反应，下令封闭机场，将剩余飞机入库，派宪兵严加看管，并扣押有叛变嫌疑的第2中队长丁纪徐，但还是无济于事。

随着空军叛逃而来的，是陆军重要将领的相继背叛。

从陈济棠和李、白发动“两广事变”之日起，粤军多数将领如李汉魂、邓龙光、莫希德、李煦寰、李洁之、黄涛、张建以及罗梓林等就不能理解陈济棠的行动，他们决心联合起来，反对陈济棠的“卖国行为”，并决定拥戴资望较高的粤军第1军军长余汉谋出来主持反陈大计。余当时犹豫不决，莫希德、李煦寰、罗梓林则先回赣南去取得第1军副军长李振球的同意和支持，秘密向各级军官作对陈济棠进行兵谏的思想动员和回粤倒陈的准备。

这些人中，粤军第2军副军长李汉魂倒陈拥蒋的立场尤其坚定，态度也最积极，他对余汉谋说：“如果你还不负起责任带着大家干，我算是识错了你！”^[29]

随后，李汉魂从广州回到汕头防地，7月5日，李汉魂从收音机中收听到余汉谋已经回到大庾军中的消息，决定立即发难，他宣布“封金挂印，奉还大命”，弃职悄悄逃往香港，与国民党中央社驻香港负责人梁乃贤（即梁晟）接上关系，将自己起草的4个电报交梁乃贤转南京中央社发表。7月6日，南京中央社发表李汉魂致陈济棠的“鱼电”，发出倒陈第一炮。电报尽情揭露了陈济棠“联日称兵”的种种罪恶，声称自己“再四建议，未蒙采纳，一着之失，全局几危”，鉴于自己“救国有心，回天无力，谬兼疆寄，心窃耻之”，不得已“用敢封金挂印，奉还大命”，以示与陈济棠势不两立。^[30]

7月7日，南京中央社又连续发表了李汉魂的其余3封通电，一致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各院部会以及各省市党部、各省市政府、各绥靖主任、各总指挥、各军师旅长等，揭发陈济棠“联日称兵”的罪状，要求对此异动，因势利导，纳诸正轨，共维大局。二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揭发陈济棠“联日称兵”的罪状，申述自己救国有心，回天无术，封金挂印，借以明志，要求林、蒋统筹大计，采取措施。三致粤军各将领，揭发陈济棠“联日称兵”的罪状，要他们继起倒陈，挽狂澜于既倒。

李汉魂的这些电报等于给陈济棠投下一个又一个重磅炸弹，使“南天王”惊慌失措；而国民党中央则是喜出望外，对李汉魂之举大加喝彩，蒋介石在读这些电报时连连点头嘉许，并说只要余汉谋再继起采取行动，西南问题就可以解决了。蒋下令中央系的报纸电台大加登载和广播，制造倒陈的舆论氛围和声势。^[31]

7月7日，李洁之、黄涛、张健离开广州前往香港，联名发表致陈济棠的公开信，劝陈不要假借抗日之名，而行分裂之实来危害国家，为亲者痛仇者所快。

7月8日，李汉魂又致电第2军军长张达，策动他起来倒陈。电报声称：“祸迫眉睫，缄默难安，用敢再电渎陈，务乞军府及各师长仗义执言，披鳞力诤，使总座悬崖勒马，听命中央，挽既倒之狂澜，消已萌之隐患。若其执迷不悟，以国家殉彼一人，我2军将士天良未泯，何忍盲从？惟有即请领导同人，实行兵谏，以伸争议，而遏横流。”^[32]

第1军军长余汉谋于7月5日从广州回到第1军防地江西大庾，立即召集手下的3个师长及军部幕僚商讨时局，会议决定向对陈济棠实行兵谏，回师倒陈。会后，余汉谋致电蒋介石，要求蒋派飞机接他去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7月8日下午，余汉谋即在他的妻兄上官云相^[33]的陪同下，乘坐“福建”号飞机偕军部幕僚数人，乘蒋介石派来的飞机前往南京，余抵南京后，立即面见蒋介石，面陈两广反蒋计划，并表示自己愿受命回去收拾粤局。蒋介石当即委余汉谋为第四路军总司令，统辖广东军队，要余迅速率军回粤倒陈，并拨给军费200万元、临时活动费100万元，并派中央军2个师，由上官云相率领，进驻赣南，作余汉谋的后援。7月9日，余汉谋通电粤军将领，要他们一致服从南京中央。^[34]

7月10日，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在南京开幕。由陈济棠、李宗仁派出的两广的5名中央执监委员、候补委员黄麟书、邓青阳、崔广秀、李任仁、李绮庵向会议提交了一个抗日救亡提案，提案要求：立即宣布对日绝交；废除“九一八”以来一切对日屈辱协定；武力制止日本增兵平津；保障爱国言论，恢复民众爱国运动；由中央领导，实行全国总动员对日抗战。被蒋介石以“手续没有完备”、“西南同志对中央太隔膜”为理由予以否决。

蒋介石策动两广籍的31名中央执行委员、监察委员由唐绍仪领衔提出《撤销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案》。^[35]13日，五届二中全会即根据上述提案，做出决定，撤销西南执行部和西南政务委员会。同日，蒋介石以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名义发布命令，取消第1、第4集团军番号，免去陈济棠的本兼各职，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林云陔为广东省政府主席；任命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黄旭初为广西省政府主席。

根据冯玉祥的提议，南京政府决定设立国防会议，首先提名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刘峙、张学良、宋哲元等18人为国防会议会员，以示安抚。^[36]稍后又任命阎锡山、冯玉祥等12人为国防会议会员。更奇怪的是，国防会议的议长、副议长居然是蒋介石一个人担任，这恐怕是世界上无先例的怪事。^[37]

7月13日，蒋介石宣布广东军政人事任免案，免去陈济棠的本兼各职，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公署主任、第四路军总司令兼第1军军长，李振球为第1军副军长；张达为第2军军长，李汉魂为第2军副军长；李扬敬为第四路军副总司令兼第3军军长，黄廷桢为第3军副军长；黄任寰为第4军军长；缪培南为第5军军长，林时清为第5军副军长；任命莫希德、叶肇、张瑞贵、巫剑雄、李振良、黄质文、谭朗星、叶寿尧、邓龙光、曾友仁、严应鱼、陈汉光、谭邃、陈章、张镜澄分任第1至第15师师长；任命黄光锐为空军驻粤指挥官，张之英为广东省江防司令。^[38]

同一天，第1军副军长李振球及师长莫希德、叶肇、张瑞贵等也联名致电陈济棠，指责他“勾日卖国”，声称：“良心不可泯，愿先生静思之，迅向第1师坟场叩跪忏悔，毋再哓哓也。语曰：君子之过也，如日月之蚀。幸勿为趼佥壬所曚，始终不悟。天下纷纷，为公一人，望有以善处之。”^[39]

同一天，粤军第2军第1教导团团长张威（张达之弟）、第2军第4师第10团团长覃香（陈济棠任连长时的司书）、第5师第14团团长黄超成等3人弃职逃往香港，7月14日、15日，连发两封通电倒陈。^[40]

14日，余汉谋在第1军驻防地江西大庾通电就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要求陈济棠“听命中央，释兵入京，翊赞枢要”。^[41]余汉谋随即率领所部第1军回师广东，摆出兵谏的架势。驻防韶关的第2军军长张达已倒向余汉谋一边，不战而退。16日，第1军先头部队第1师（师长莫希德）进驻韶关。接着，余汉谋又以20万元“伙食费”收买了扼守大坑口要隘的巫剑雄，巫剑雄率部后撤至广州近郊的江村。至此，余汉谋已经兵临广州城下，无险可守。

蒋介石成功地收买分化粤军，陈济棠大有成为众叛亲离的孤家寡人之虞，这场较量蒋介石可以说是不战而胜。

在余汉谋等酝酿投蒋的过程中，陈济棠被迫采取了一些应急措施：7月3日，将广东税警5个团改组为警卫军，任命乃兄陈维周为警卫军司令。7月8日、9日两天，召集何荦（总部参谋长）、张达（第2军军长）、陈维周（警卫军司令）、黄光锐（空军司令）、陈章甫等开会，决定缩短战线，加强北江防务，令第2军第4师撤出韶关，退至大坑口，控制自北南下广州的咽喉。同时桂军调1个师开到北江协防。在余汉谋倒戈已成定局的情况下，李宗仁、白崇禧仍然企图救粤保桂。7月上旬，白崇禧派黄旭初赴广州，7月10日至13日，陈济棠、李宗仁、黄旭初以及粤军高级将领连续举行会议，陈济棠与李宗仁均坚决主战。7月10日，决定成立第1、第4两集团军联合司令部，粤桂两军联合作战，粤军采取内线作战部署。陈济棠于7月11日撤换了不可靠的将领，包括第1军副军长李振球、第1师师长莫希德、第2师师长叶肇、第3师师长张瑞贵，第4军副军长邓龙光等。

应陈济棠的请求，白崇禧派桂军王赞斌、周祖晃两个师入粤开赴北江接防。7月14日，白崇禧又派李品仙赴广州，建议陈济棠把可靠的部队集结起来亲自掌握，并将现款和武器装备妥善保存。

7月15日，西南政务委员会委任陈济棠为抗日救国军第一、四两集团联军总司令、李宗仁为副司令。7月17日，白崇禧还致电陈济棠：“粤局危急，间不容发，应以官以钱或其他可行措施进行挽救。否则，转瞬将为他人所有，何所受用耶？”

7月18日发生的粤空军全体叛逃事件给予了陈济棠最后一击。

“两广事变”发生后，郑介民在香港同广东空军参谋长陈卓林谈判，双方议定广东空军反陈投蒋，每架飞机赏金2万元，飞行员各晋升一级，队长另加汽车洋房等优惠条件。郑介民还以12万港币收买了陈振兴，以40万港币收买了粤空军司令黄光锐。黄光锐等被收买后，就在粤空军中大肆活动。7月中旬，国民党中央空军的几架侦察机到广东空投传单，黄光锐、陈卓林借机建议加强空防，粤空军升空拦截中央空军。陈济棠不知是计，准其所请。17日，黄光锐主持召开空军全体官佐会议，决定全体投诚中央。夜半，黄光锐命令所有飞机推出机场，配备炸弹和机枪，随时准备起飞。18日清晨，黄光锐与参谋长陈卓林、航校校长胡汉贤、第7大队队长谭寿、分队长陶佐德等以及全体飞行员360余人，驾驶62架飞机同时起飞，其中58架（1架在途中失事坠毁）由谭寿等率领飞韶关集中，投奔余汉谋。其余4架则载黄光锐、陈卓林、胡汉贤等飞香港。至此，被陈济棠视为王牌的空军6个中队、100余架飞机，终于全部投奔了南京政府。^[42]

与此同时，陆军叛变的动作继续在发酵。第2军反对与中央军作战，第3军一部不稳，消息传来，陈济棠与在广州的李宗仁惊骇异常，16日晚召开紧急会议，第2军军长张达首先表示，他本人已经无法指挥第2军，并说如必欲作战，粤军全部不保，发言时声泪俱下，陈济棠闻之色变，李宗仁等相对无语。^[43]同一天，又有第9师师长欧阳新、第14师师长陈章、第4师师长巫剑雄在东江、北江宣布独立。见大势已去，元老萧佛成、广东省主席林云陔、广州市长刘纪文、广东省建设厅厅长何启礼等相继弃职而走香港。

陈济棠已处于众叛亲离、内外交困、四面楚歌的绝境，已经完全失去了继续挣扎下去的信心。17日中午，陈济棠召集粤军将领会议，宣布自己忍痛离粤，使和平得以实现。各将领表示同意。会议结束后，陈济棠将自己的决定电告南京。下午1时，又派陈汉光赴乘飞机赴南雄见余汉谋有所接洽，一是希望中央派员主持广东军务，二是希望给陈济棠名义出洋。随后，陈汉光又携带陈济棠致蒋介石的亲笔信飞南京晋见，表示自己愿意遵命下野，但不愿把广东交给余汉谋，要求另外委派大员。^[44]但遭到蒋介石的拒绝，蒋在复电中以居高临下教训的口气，讲了一通冠冕堂皇的大道理：“兄决心引退，具佩磊落之胸怀。……吾辈革命军人，一切当以党国命令为依归，道部属以正义，而助成其事业，不可或有所疑惧。幄奇对兄，于公于私均属忠诚耿耿，今彼既由中央委任；兄之视彼，即应视为受中央命令之大员。以军权交幄奇，实为交军权于中央；而粤中将领更应知幄奇系奉中央之命，负粤局之责，故听命于幄奇，乃所以服从中央，决不可以个人为观点，稍存彼此异同之见。兄此次为国事而引退，尊国家之纪纲，非可视同下野，实为我革命史上留一光荣之纪念。凡在部属，以服从中央者辅助幄奇，俾多年袍泽，感情益趋深厚，和衷共济，对国家为更大之贡献，则益见我粤中将士之公忠。……此时唯望我兄能早日来京，共商大计，俾纠纷早息，以贯彻兄始终为国之初衷，于粤于国均所利赖。”^[45]

陈济棠此时已无心与蒋再争短长。17日晚11时，陈济棠在官邸约见李宗仁，告以大势已去，决心一走了之，赠以“散伙费”，并劝李宗仁回桂处理善后。^[46]

陈济棠还决定将自己最亲信的第1师（师长陈汉光）交给李宗仁、白崇禧指挥，并拨给李、白数百万发子弹和240万大洋，作为第1师开往广西的“嫁妆”。但因为陈汉光不愿意入桂，这个师最后还是被余汉谋改编。^[47]

18日中午，陈济棠在燕塘军校召集亲信会议，布置善后事宜。决定军务移交李扬敬、缪培南负责；政务交林翼中、区芳浦、黄麟书负责；广州治安由宪兵司令利树宗、公安局长何荦负责维持。然后携带家眷赴沙面乘“海虎”号军舰到黄埔换乘英国军舰赴香港。

临行前，陈济棠打电报给手下第一号“叛将”余汉谋交代善后：“幄奇兄：密。棠诚信未孚，现决摆脱仔肩，此后对于救国救人，广东治安，袍泽维系，偏劳吾兄独负其责，望善为之，以补吾过。济棠。巧亥。”^[48]

陈济棠抵达香港后，发出“巧”电宣布下野，声明自行解职离穗。电文称：“此次呈请中央领导抗日，不蒙鉴谅，致徒怀救国之心，未遂请缨之志。诚恐所部将士，因受外部压迫，发生内战，为免纠纷起见，特于昨日解除职务，乘舰离省。”^[49]

被人们称为“南天王”或“南霸天”的陈济棠就这样在众叛亲离的困境下一枪未放就丢掉了宝座。7月23日，余汉谋回到广州就任广东绥靖公署主任兼第四路军总司令，黄慕松任广东省政府主席。广东从此纳入南京国民政府直接控制之下。

注释

[1]《龙云致蒋介石电》（1935年7月1日），《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2]《刘震寰致龙云电》（1935年6月21日），《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3]《刘震寰致龙云电》（1935年6月21日），《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4]《刘震寰致龙云电》（1935年6月21日），《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5]《蒋介石致龙云电》（1935年6月12日），《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6]《刘震寰致龙云电》（1935年6月21日），《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7]《蒋介石复龙云电》（1935年9月13日），《历史档案》1987年第1期。

[8]邹鲁：《回顾录》，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360—361页。

[9]程天固：《程天固回忆录》。

[10]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页。

[11]参见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497页。

[12]黄启汉：《回忆桂系的“六一”事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86页。

[13]蓝香山：《我所知桂系“六一”事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90，692页。

[14]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广东省档案馆编：《陈济棠研究史料•附录二》（1928—1936），1985年印，第414—415，415—416，416，414，416—417，416—417，417页。

[15]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广东省档案馆编：《陈济棠研究史料•附录二》（1928—1936），1985年印，第414—415，415—416，416，414，416—417，416—417，417页。

[16]谢天培：《陈济棠的割据和垮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72，671—672，668，672—673页。

[17]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页。

[18]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493，493—494，494—495，497，497—498，504页。

[19]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广东省档案馆编：《陈济棠研究史料•附录二》（1928—1936），1985年印，第414—415，415—416，416，414，416—417，416—417，417页。

[20]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广东省档案馆编：《陈济棠研究史料•附录二》（1928—1936），1985年印，第414—415，415—416，416，414，416—417，416—417，417页。

[21]谢天培：《陈济棠的割据和垮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72，671—672，668，672—673页。

[22]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广东省档案馆编：《陈济棠研究史料•附录二》（1928—1936），1985年印，第414—415，415—416，416，414，416—417，416—417，417页。

[23]转引自周天度等：《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2卷下册，中华书局出版，第551—552页。

[24]白崇禧：《抗日救国》，《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56—168页。

[25]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广东省档案馆编：《陈济棠研究史料•附录二》（1928—1936），1985年印，第414—415，415—416，416，414，416—417，416—417，417页。

[26]参见沈美娟主编：《沈醉回忆作品全集》第1卷，九洲图书出版社1998年版，第570—571页。

[27]参见刘耀寰：《蒋介石收买广州空军倒陈内幕》，《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78—679页。

[28]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29]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30]谢天培：《陈济棠的割据和垮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72，671—672，668，672—673页。

[31]谢天培：《陈济棠的割据和垮台》，《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72，671—672，668，672—673页。

[32]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10日，1936年7月14日，1936年7月17日，1936年7月15日，1936年7月19日。

[33]上官云相是蒋介石亲信将领之一，时任第十三路军总指挥。上官云相与余汉谋是保定军校第6期同学，早年颇为投契，后来余汉谋与上官云相的胞妹上官德贤结婚，成为郎舅姻亲。蒋介石即利用这层关系通过上官云相来策动余汉谋倒陈。

[34]电报全文如下：“两粤称兵，揭橥抗日，汉谋谏阻未从，于是乃有西南两机关之冬、支两电，结外寇以兴戎，重中枢以内患，全国上下怵于国难，奔走呼号，一致惟息争是图，自足以观人心之趋向矣。窃谓息争即所以御侮，统一乃可以对外，国家危难至此，舍服从中枢，团结力量外，复有何策？汉谋于8日乘飞机抵京，出席二中全会，本此精诚，藉图挽救，凡我袍泽，谅获同心。与其同室操戈，为国民所疾首，何如一心御侮，为人类捍横流？汉谋秉承蒋委员长面授方略，不日回军，望我袍泽，本兄弟阋墙之诫，为曲突徙薪之谋，一致主张，共济国难。驰驱惟命，敢布腹心。”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10日。

[35]提案全文如下：“为提议事。窃以最近粤桂将领借名请缨抗日，称兵异动。勿论其内容动机如何，自客观事实言之，总为涣散民族精神、摇动政府地位、削弱国家力量之所为。名曰御侮，实足招侮；名曰救国，适以毁国。日人本有以华制华之毒计，粤桂此次异动，正中彼怀。事之可伤，孰过于此？查粤桂将领年来跋扈行为，皆以西南执行部与西南政务委员会为凭借，俨然另立政府，对抗中央，不唯用人行政自成系统，甚至于外交则自为主张，宣扬国际；于军政则擅更旗号，自树一帜。曾不思国于今日，岂有国家不统一而可以对外，内部不团结而可以御侮者？西南执行部本隶属中央党部，西南政务委员会本隶属国民政府，今竟忘其本来，以少数军人挟持，为反对中央割据自雄之工具。且按之实际，原日在两机关负责之同志多已不甘为傀儡，飘然远引；其暂留有待者，亦每坐视横流，辄兴浩叹，无如之何。今日为谋一致御侮，必须增强中央政府力量，统一全国政令，此两机关实已无设置之必要。兹值本党第五届中央执行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开会，爰本上述意见，提议将西南执行部及西南政务委员会明令撤销；其原日在西南指导党务政治之同志，均当集中中央，共同负责。庶几国家内部从此实现统一之精神，完成统一之组织，然后于抗敌御侮乃实际有裨也。是否有当，敬祈公决。提议者：唐绍仪、孙科、陈树人、李文范、马超俊、刘维炽、张发奎、陈策、黄慕松、陈庆云、罗翼群、梁寒操、陈公博、曾养甫、邓家彦、周启刚、傅秉常、林叠、王宠惠、吴铁城、谢作民、余俊贤、胡文灿、许崇智、萧吉珊、黄绍竑、甘乃光、程天固、郑占南、李福林、杨永泰。”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414页。

[36]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下册，光明日报出版社1985年版，第413—414页。

[37]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6年7月14日条，第138页，1936年7月13日条，1936年7月17日条，1936年7月17日、18日条，1936年7月24日、25日条，1936年8月16日条。

[38]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10日，1936年7月14日，1936年7月17日，1936年7月15日，1936年7月19日。

[39]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10日，1936年7月14日，1936年7月17日，1936年7月15日，1936年7月19日。

[40]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6年7月14日条，第138页，1936年7月13日条，1936年7月17日条，1936年7月17日、18日条，1936年7月24日、25日条，1936年8月16日条。

[41]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10日，1936年7月14日，1936年7月17日，1936年7月15日，1936年7月19日。

[42]参见周天度等：《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2卷，第559，565页；沈美娟主编：《沈醉会议作品全集》第1卷，第570—571页。

[43]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6年7月14日条，第138页，1936年7月13日条，1936年7月17日条，1936年7月17日、18日条，1936年7月24日、25日条，1936年8月16日条。

[44]陈济棠信函全文如下：“委员长钧鉴：国事到此，不忍作无谓之牺牲，故决遵命下野，以免掀起内战。但粤事交幄奇（余汉谋字）主持，各将领均不服从，诚恐不免一战，应请钧座另派一孚众望之大员来粤主持，职当摆脱一切，遂我初服。其余一切，由陈师长汉光面陈。肃此，敬请钧安。见陈济棠谨上。七月十七日。”《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6年7月18日条。

[45]天津《大公报》1936年7月10日，1936年7月14日，1936年7月17日，1936年7月15日，1936年7月19日。

[46]关于陈济棠援助广西的经费，有多种说法：李宗仁说是20万元。（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03页。）而黄启汉说李、白要求400万元，陈济棠兑现200万元。（见黄启汉：《回忆桂系的六一事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87页。另有材料说，陈济棠离职后，前后两次援助广西800万元。（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8月1日。）

[47]阚宗骅：《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发动两广“六一”事变经过》，《陈济棠史料专辑》第2辑。

[48]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6年7月14日条，第138页，1936年7月13日条，1936年7月17日条，1936年7月17日、18日条，1936年7月24日、25日条，1936年8月16日条。

[49]广州《民国日报》1936年7月19日。

桂蒋以相互妥协收场

白崇禧在广西时刻关注广东局势的演变。当陈济棠败相毕露时，白崇禧顿足抱怨说：“我早就知道陈济棠这家伙靠不住，他像沙堆垒起的房子一样，一吹就倒，不中用。”

这时，白崇禧最关心的是要陈济棠兑现答应接济广西的400万元，立即打电报给李宗仁与陈济棠交涉。几天后，李宗仁复电，说陈济棠只答应200万元，日内他亲自坐船押运回桂。白崇禧拿着电报，一面抱怨“陈济棠不守信用”，但又说：“总算不是顶坏，给了一半。”^[1]

陈济棠兵败下台后，时局的重心就转移到了广西。李宗仁于7月18日乘坐一架小型民航飞机回到南宁，立即与白崇禧等商讨对策。白、李均认为两广唇齿相依，陈济棠迅速垮台，使广西有唇亡齿寒之感，势态已经孤立。在这种情况下，对蒋应以谋取缓和为上，力求和平解决争端，应保住广西地盘就是上上策。

白、李于7月20日分电南京的吴忠信、张定璠、黄绍竑，表示“广西仍坚持抗日主张，如中央真诚抗日，则广西军民效命驰驱”，盼他们将此意转达蒋介石。

7月24日，白、李又联名致电南京国民政府及军事委员会，称“奉军事委员会7月13日电令，任宗仁、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遵于8月1日宣誓就职，请派员莅邕监誓为祷”。^[2]

然而，在轻而易举地搞垮陈济棠后，蒋介石的高级谋士熊式辉、杨永泰等纷纷趁机献议：乘广东问题解决的有利形势，用调虎离山之计，压迫李、白离开广西，去此心腹之患。据说熊式辉对蒋说：日本人虽猖獗，还有可以缓冲的余地，即使对日本人让出华北，将来还可利用英、美的力量再算账；并且如果真让出华北，则还可以借刀杀人，让日本人去消灭共产党，蒋反而可以丢掉这副对中共的沉重担子；唯有李、白却是蒋的心腹之祸，不于这样有利的时机去消灭它，还待什么时候呢？不过必须同时以重兵压迫广西，使李、白慑于威势，才可以削除李、白兵权，达到调虎离山的目的，云云。^[3]

熊式辉的一番话，正中蒋介石下怀，欣然予以采纳。7月25日，蒋以国民政府名义，宣布免去李、白广西绥靖公署正副主任职务；改派李宗仁为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白崇禧为浙江省政府主席；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李品仙为副主任。^[4]将李宗仁、白崇禧调出广西，由黄绍竑、李品仙负责处理广西善后。蒋介石的这一任命，乃是架空、离间与逼宫连环策略的运用，企图一劳永逸解决广西问题。在蒋看来，李、白若能接受此项新任命，则为上上之策。

为达到此一目的，蒋介石采取软硬兼施的两手策略：一方面将原设在武昌的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辕从武昌移至广州，陆续征调数十万大军从东、北、西三面包围广西。同时，中央空军对桂林、梧州等重要城市进行威胁性飞行，对李、白施加强大的军事压力。当时主持广州行辕事务的军政部次长陈诚后来说：“余对桂事的意见，始终遵照中央政治解决的方针，军事方面虽有部署，总是希望备而不用。”^[5]这就意味着，不排除使用武力解决的可能性。

白崇禧、李宗仁原来就顾虑蒋对桂不会轻易罢休，如今见蒋蓄意要将他们调出广西，完全捣毁他们经营多年的老巢，李、白终于被蒋逼上了梁山，迫使他们不得不作出孤注一掷、与蒋介石拼个你死我活的架势。尤其是李宗仁，对蒋的调职令情绪最激动，他说：“宁和蒋拼到底，也不任他摆弄。”^[6]

李、白召集桂系干部会议，决定蒋如悍然进攻广西，即以武力抵抗，成败胜负，在所不计。

会后，李、白致电蒋介石，严厉斥责蒋介石“墨沈未干，自毁信誉”，“把持二中全会，诛锄异己”，表示对蒋的新任命“殊难遵令”。^[7]

为了与蒋介石对抗下去。李、白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

第一，在政治上，邀请在野的坚持抗日反蒋的各党派代表和著名人士入桂，共商抗日救国大计，以扩大反蒋声势。在李、白盛情邀请下，救国会的杨东莼、何思敬，第三党代表章伯钧，以及著名民主人士邓初民、彭泽湘、刘芦隐、张文、邓龙光、胡鄂公等相继入桂。应李宗仁、白崇禧的邀请，民族革命同盟、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民社党、青年党等组织也相继派遣代表到达南宁。这些人物政治主张各异，但都主张抗日反蒋。李、白拉拢这些势力，其目的在于扩大反蒋的声势。为此，李、白甚至还决定，有必要时，在广西成立军政府，请出息野家乡梧州多年的国民党军界元老李济深出来主持大计，内定李宗仁为军政府主席，李济深为副主席，白崇禧为全军总指挥。

第二，在军事上，抱定“能战才能言和”的主张，在广西全省实行军事总动员，将现有正规军2个军14个团扩编为4个军44个团。^[8]同时召集在乡军人成立战斗部队，编为别动队，短期内，广西省组编起21个师，人数达30余万。同时，李、白还邀请原第十九路将领蔡廷锴、翁照垣等入桂，将原十九路军溃散后而被收容于广东的丘兆深1个团及在梧州的汤毅生团以及收容于广西的谢鼎新团，合计3个团，编为抗日救国军新编第1师，以翁照垣为师长，李、白并许以将来重编第十九路军。

作为桂军的前敌总指挥，白崇禧更是奔走各地，召集军官研讨战略，激励士气。白崇禧将桂军主力第7军集中梧州，第15军集中桂林，同以对付可能从东南及东北两方面进攻广西的国民党中央军，一旦发生战斗，只许胜不许败，打一个歼灭战，扭转局面。

这时的广西，军民士气旺盛，上下均抱有必胜的信心。在梧州，桂系军政干部齐集北山公园中山堂，举行效忠宣誓大会，会上宣读了李、白《告军民书》：“期望全体将士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与蒋奋战到底！”在柳州，第7军军长廖磊发起歃血宣誓，一批批的军官在一个花园举行宣誓仪式，仪式庄严隆重，设有香案，军官们虔诚宣誓，表现得很激昂。在南宁，也举行了“刺血宣誓”。

在抗日图存的口号下，广西学生普遍发动起来，早在5月31日，广西省政府发出动员令，饬令全省大中小学校从6月1日起开始停课，分别到民间去宣传抗日救国，在此基础上，于6月27日在南宁宣布成立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广西学生军，人数多达2万余人。学生军深入偏远乡林开展抗日救国。以挨户访问、集体讲演、教唱救国歌曲、书写标语口号的形式，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发动群众。其后，又在学生军的基础上，自愿成立了抗日锄奸团及学生军团。学生军团的任务是从事反谍活动。

第三，派出使者分赴湖南、四川、云南、陕西、平津等地，联络这几个省的实力派何键，龙云、刘湘、张学良，要求他们声援广西，制止蒋介石进攻广西。

广西与广东不同，才具平庸的陈济棠独霸广东是因缘时会，粤军内部派系重重，很容易被蒋介石收买分化；而李、白经营广西多年，所有的部下都是他们一手提拔的，内部的控制非常严密，蒋要收买分化比较困难。蒋真要赶走李、白，只有用武力踏平广西才有可能。但蒋要以武力踏平广西，也有不少的阻力。这个阻力就来自国民党内的上层人士普遍认为内战不能再打，要求留下广西的部队用于抗日，这是李、白得以与蒋单独周旋数月之久的根本原因。

起初，蒋介石想任命黄绍竑为广西绥靖主任兼讨伐军总司令，进攻广西，但黄绍竑绝不可能接受这样的命令。7月26日，黄绍竑赶到江西庐山晋见蒋介石，当面恳请辞去广西绥靖主任的职务。黄绍竑知道这是杨永泰、熊式辉等谋士的鬼主意，于是先去见他们，以玩笑的口吻说：“好家伙，你们这回硬要把媒人婆拉上轿，当作小姐出嫁了。也不问一问她本人愿不愿意，也不问一问男家要不要，这是谁的好主意？”杨永泰笑着回答说：“横竖你已经嫁过一次了（指1931年发表黄氏为广西善后督办），再嫁一次还有什么害羞呢？你还是准备上轿吧！”黄绍竑又说：“男家不要怎么办呢？”杨永泰回答：“我们这里嫁一个达到他家里，又从他家里讨一个过来，岂不是‘拉直’，两不吃亏？他们会肯的。”黄绍竑再三说，他们一定不会肯，如果硬要这么做，一定要打仗。杨永泰不在乎地回答：“打就打好了，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有把握。”^[9]

与杨永泰辩论一番后，黄绍竑去见蒋，对他表示：“如果李、白失败，要我去收拾残局是可以的，但若要我去拆他们的台，恕难从命。”晋见后，黄绍竑对记者发表谈话说：“予虽系军人，因近年从政时间较长，且离桂甚久，一切情形甚为隔阂。荷承蒋委员长倚畀，任为桂省绥靖主任，深恐才力疏浅，不克肩负重责。余系桂人，对桑梓间之安危，倍感关切，因恐陨越，故面呈蒋委员长肯辞。”^[10]

黄绍竑得到蒋介石的谅解后，随即打电报给李宗仁、白崇禧表明自己的心迹，解释这个任命不是他的本意，他决不回去就职，并且劝他们尊重中央的意旨，妥善处理。^[11]7月30日，黄绍竑从庐山回到上海，在寓所接见浙江省政府代主席徐青甫，办理移交。然后发表谈话说：“本人现已‘无官一身轻’，对于广西绥靖主任一职，业经面谒蒋委员长恳辞。本人过去对桂事均处于调人之地位，自新职任命发表之后，过去之调人，一变而为当事者，桂方对此颇多误会。目前广西之情形殊属隔膜，本人忝属桂人，为国、为乡均深望桂事之得以和平解决也。本人现决留沪，暂不他往，浙省任内截至昨日结束，移交事务，业已办妥。”^[12]

接着，蒋又派人去活动桂军第15军军长夏威，但夏威亦不为所动。

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的情况下，国民党内有识之士，力主和平解决争端。特别是时任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的冯玉祥以及国民党军界元老李烈钧、参谋总长程潜等，利用各种机会和方式向蒋介石不断进言，极力促成和平解决。他们认为如再打内战，将成为亡国的催命符。“如自己打起来，中国必亡了。”^[13]冯玉祥表示：“我的唯一任务在促成抗日。枝节横生的广西问题，必须以最大努力，在抗日目标下，助其迅速和平解决。”^[14]抱着这样的目标，冯玉祥一再见蒋，不断向蒋写信或打电报，极力主张和平解决。

7月1日，蒋介石在官邸召集国民党党政军要员开会，商讨对策，除吴稚晖一人主战外，其余诸人均主和平，蒋介石在作结论时也不得不说：“目的为和平，态度须严正。”^[15]

8月3日晨，冯玉祥应邀到江西庐山与蒋介石见面，寒暄毕，冯氏即对蒋说：“我是找不好听的话来说的，今日惟有不用兵为上策，广西事必以和平为主，小心政客之挑拨，小心日本人之快意。李、白两人或足智多谋，或勇敢善战，可使之为国家民族之用。”^[16]冯玉祥还说：“一块半拉砖，一块石头皆为有用之物，况李、白为你指导之下，经多年血战造成之将领，或是足智多谋，或是勇敢善战，总以用之为国为民为好。”^[17]

参谋总长程潜也认为：中国要抗战，就不应该再打内战，自毁抗战力量，应敦劝双方和解。程潜并打电报给他的醴陵小同乡、桂系的高级谋士刘斐，问他的意见如何，广西方面有无和的可能性？刘斐复电表示同意程潜的意见，希望分头进行敦劝。程潜得到刘斐的复电后，就与军政部长何应钦联名从南京打电报给在江西庐山的蒋介石，建议主和。蒋回电表示同意。^[18]

在冯玉祥、程潜、李烈钧等人大力进言之下，蒋介石也不得不认真考虑以和平方式解决广西问题。8月1日、2日，蒋介石两次打很长的电报给李宗仁、白崇禧，敦劝他们两人接受新的职务。8月5日，蒋又派邓世增、香翰屏抵南宁劝李、白服从中央命令。8月10日，邓世增、香翰屏回到广州，刘斐受李、白的委派随来广州了解情况。邓世增、香翰屏向余汉谋、陈诚报告南宁之行，李、白均不接受新的任命，李不入京，白不赴浙。

8月11日，蒋介石、宋美龄夫妇从江西九江飞抵广州，蒋氏自1926年北伐离开广州以来时隔十载，旧地重游，受到新归附的广东当局的热烈欢迎。8月12日下午4时，蒋介石在广州接见了刘斐，两人有如下的对话：

刘斐在广州期间，还分别拜会了在广州的南京政府要员程潜、居正、朱培德、陈诚等。13日上午11时，刘斐乘专机返回南宁，向李、白汇报与蒋的谈话及在广州所见的种种情况，刘斐认为蒋确有谋和的意愿，刘斐随即与李、白商量和平的具体条件，大体上以蒋接受抗战主张，收回事变以来调动李、白职务的成命以及派大员入桂正式和谈等三点为基础，逐步补充成为以下各点：第一，关于抗日问题，中央承认以中日现有状态为基础，积极准备抗战，如日人再前进一步，立即实行全面抗战；抗战一开始，广西保证出兵参加抗战。第二，中央收回7月25日调动李、白职务的成命，重新协调职务。第三，中央补助广西自事变以来的财政开支及部队复员费用。第四，复员后，广西保存部队的编制员额及经常费用。第五，中央特派大员入桂和谈，公开昭示信守。第六，和议告成后，李、白通电表示服从中央领导。^[20]

8月14日，发生了广西空军第3队队长邓梓湘、副队长李一飞、分队长梁伟如、飞行员罗士敏等（均广东籍）驾驶飞机3架飞广州投蒋的事件。15日，又有4架飞机飞粤。16日，又有广西空军司令林伟成、队长宁明阶（均粤籍）驾机1架飞广州投蒋。^[21]

广西空军的叛变使蒋介石再次产生了一举解决广西的幻想。17日，蒋通过李品仙向李、白提出解决广西问题的新条件，其主要内容是：白崇禧就任浙江省主席或出洋考察；李宗仁暂留桂；桂政局由黄旭初主持；桂军由中央另颁番号，改编为6个师。^[22]

对于蒋介石的出尔反尔，李、白均表示难以接受。为了向蒋进一步施加压力，李、白于17日在南宁召开紧急会议，决议召集非常会议，以李、白与李济深、刘芦隐、陈铭枢、黄旭初为委员。同时，成立所谓的“中华民国人民抗日军政府”，以李宗仁为主席，白崇禧、蔡廷锴为副主席，廖磊、李品仙、夏威等为委员，组织军部，以李宗仁为总司令，蔡廷锴、白崇禧分任第一、二两路军总指挥。李、白并令桂军分两路向广东进攻，采取不惜一战的主动进攻态势。

在此期间，冯玉祥、李烈钧、但焘、褚辅成等元老人物也一再向蒋进言，一再建议以李、白主持广西来解决争端，尤其以浙江名宿褚辅成致蒋介石、冯玉祥的电报说得最为中肯动人，他说：“华北局势近甚紧张，桂事宜速解决，俾可专心对外。前承介公面告，粤桂但求形式统一，今已超过期望，斡旋之道，似可令德邻暂维桂局，劝健生来沪面商救亡大计。国难日深，注重广西一省之人事，漠视华北七省之危机，辅期期以为不可也，惟二公善图之！”冯玉祥认为褚辅成的意见“颇有可采纳之点”，将电报转请蒋介石“核夺”。^[23]

8月16日，冯玉祥又致电蒋介石，提出解决广西问题的上中下三策：收回7月25日调李、白离开广西的成命，使德邻维持桂局，调健生来中央赞襄，此为上策；或于李、白中择一留桂，以一人主持无论何省政务，此为中策；若夫以其他方法迫令两君离桂，则为下策。“而其要尤以决不用兵为主旨”。^[24]

在冯玉祥等人的大力进言下，蒋介石不得不知难而退，放弃让李、白离开广西的念头，另寻和平途径。

8月19日上午，蒋介石在广州行营召集参谋总长程潜、军委会办公厅主任朱培德、军政部次长陈诚以及余汉谋、黄绍竑等开会，商讨广西问题。决定折中办法：黄绍竑仍任广西绥靖主任，未到任前，由李宗仁代；白崇禧兼浙江省主席名义，给资出洋，浙江省主席由黄绍竑代；广西省主席仍由黄旭初担任；广西军队改编为第五路军；中央军不入广西驻防；广西党政由中央派员协助整理，月拨补助费。^[25]折中办法出台后，蒋随即命第四路军总参议邓世增携带这个办法飞往南宁与李、白商榷。8月21日，邓世增带着广西方面的和平谈判条款回到广州。

8月23日，刘斐第二次前往广州。25日，蒋在黄埔召见刘斐。当刘斐将在南宁与李、白商定和平条件念给蒋介石听时，蒋在神情上并没有表示不乐意；当刘斐念到要中央收回以前调李、白离开广西的成命时，蒋还说：“好，叫我吃亏我是愿意的，我的地位还可以吃得起亏，就是对国民失点信用，也没什么。他们是吃不起亏的，为了他们的政治生命，我也不能叫他们吃亏。”

当刘斐谈到要中央补助财政和复员经费时，蒋表示不愿意了。他说：“谁教他们造反的？他们既造反，还要给他们钱，那不行！”

刘斐说：“广西地方穷，这次动用太大了，收不了场。国家要抗战，他们既是拥护中央，他们的问题就是中央的问题嘛！就像讨亲娶媳妇，你把聘礼送过去，结果还不是连人带礼一起回来了吗？碗里倒在锅里，有甚么不好咧！”蒋考虑了一下说：“好罢！多少给一点，但不能太多，可以考虑。”

刘斐把所有条款说完后，蒋介石表示：“好，大体就照这样办罢，你回去再同他们好好说说，要他们体会中央的苦心。”刘斐担保李、白不会有什么问题，并希望中央早派大员去桂，以便早日解决问题，实现团结救国的目的。蒋即告诉刘斐，拟派程潜、居正、朱培德去广西。^[26]

刘斐回到广西后，向李、白汇报了与蒋谈话的情形，对此，白崇禧表示满意，说：“没有问题了，打个电报欢迎他们来好了。”但李宗仁却扭扭捏捏，还想在6条之外再搞点花样，但又不肯明白说出来，谈来谈去总不就范。据刘斐估计，李宗仁还想要蒋介石把他的地位提高点，但当时显然不是时候。^[27]

另据白崇禧透露，当时，李宗仁不愿意和，并扬言：“广西是我们打得来的，打丢了就算了。”对此，白崇禧很不以为然，他对李宗仁说：“内战是自己兄弟打架，哪个打赢、哪个打输都没有意义，据他们3人说已经在准备抗日了，我们天天说抗日，既然要抗日，何不讲和不打？若要打，是打银行的钞票，叫来问银行还有几个钱，能打几久？兵有几个？而且打下去于国家不好。”^[28]经过白崇禧这么一说，李宗仁也表示：“算了罢，就这样和了罢！”^[29]

8月25日，李、白致电程潜等，表示欢迎他们入桂和谈。8月31日，黄绍竑给李宗仁、白崇禧写了一封长函，劝告他们适可而止。信件全文如下：

德邻、健生两兄：

今日因天雨，三先生不能西飞，弟得趁机续陈下悃。三先生所拟办法，弟事前亦获参加，并获介公同意。就大体而论，与友等所提已无多大出入。介公之所以如此迁就，是与兄等致颂云先生电，所谓合则犹可图存，分则适足召亡之意相同。弟近年来，常得与介公讨论问题，观其对于国家利害得失，皆平心静气加以研究，务求于法理事实皆能顾到，且能采纳他人意见。兄等或循以为尚是十八年以前之态度乎？若明白介公近数年态度改变，则知波折迁就至此，决非无诚意也。此次纠纷，已将数月，弟以为兄等既不能脱离国家而别树革命旗帜，则事情总要有解决之一日。尤其广西目前政治、经济，年来皆入在战时状态，决难长久下去。今后或自动而求战，或自动而求和，皆所不利。何如适可而止？在兄等立场、面子、实力皆风头十足，亦可谓不战而胜。故弟劝兄等，得好休时便罢休，不必再过于争持也。兄等或因此而疑弟个人并及中央，以为对兄等之不利，此诚当然之顾虑。然而试易地着想，则弟之不能自由回去，亦可释然矣！然弟虽不回去，何尝于兄等无功？自问数年来有所建议，无不于国家、地方同时兼顾，从未作利己之想，从未作害人之谋。弟立身为人，即以此为基础。兄等前函教以做人，尤为要紧之语，不胜感激。然公私之义不可不分，弟自守者，以此；而所望于兄等者，亦以此也。自事变至今，函电往还，不知凡几，虽或力有未逮，但无不见之以诚。兄如有暇，不妨将以前函电，再为复阅，则可证弟对国家、对兄等，为如何也。近来外间谣言颇多，但就弟观察，皆势所必有，而非如言者之甚。望详察之。此颂公安。

弟绍竑再拜。^[30]

当程潜、刘斐斡旋和平即将成功时，主战的陈诚却乘机插进来一杠子，想把和平的功劳抢在自己手里。他对蒋介石说：“程潜、刘斐这般人搞和平是靠不住的。”陈诚建议由他和宋子文出面直接同白崇禧谈判，蒋表示同意。于是陈诚就打电报约白崇禧出来和宋子文与他会面谈判。地点指定在香港、澳门、广州湾等三处，随白崇禧选择。李、白鉴于通过程潜、刘斐这条线与蒋介石进行和谈已有成议，对陈诚玩的新花样决定置之不理。陈诚碰了一个软钉子，就造谣言说：“李、白讲和是骗人的。”^[31]

陈诚的话一出来，当时武力解决的空气迅速高涨起来。当时一部分国民党将领主战还有一个目的，就是希望打下广西赶走李宗仁、白崇禧，他们可以开府南宁，做一任封疆大吏。见主战空气浓厚，程潜等人也不敢轻于赴桂了。程潜并致电刘斐询问：“战云高起，是否桂方已改变前议？”刘斐复电：“只要蒋方不变，仍如前议。”^[32]这样，程潜、居正、朱培德才于9月2日飞广西南宁。

正当李、白私下里与蒋介石秘密进行和谈时，被李、白邀请来的各党各派知名人士因不知内幕，却仍然在南宁闹着要在广西组织政府，以便捞个一官半职，他们内定以李济深为主席，胡学龄为秘书长。李、白为了敷衍应付他们，不得不在南宁召集各党各派联席会议，讨论所谓组织政府问题。到会的有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胡鄂公、刘芦隐、彭泽湘、张文、杨东莼、邓龙光、何思敬以及蔡廷锴、邓龙光等，共六七十人，会议由李济深主持。会议开始后，李、白显得心不在焉。李宗仁坐在一旁拿出小刀为李济深修理眼镜，白崇禧则手里拿着一叠电报，一面看电报，一面在电报上写些什么。并且在会议期间，离开会场到外面去了几次，会场景象根本不像是讨论组织政府那样十分严肃的问题，黄旭初、夏威、廖磊、邱昌渭等桂系要员因为心中有数，在会场上一言未发，呆若木鸡。历时数小时的会议，争先恐后发言的，甚至一而再、再而三发言的，就是那些在野的不知道李宗仁、白崇禧底细的胡鹗公、章伯钧、彭泽湘、刘芦隐等人，他们一致强调要立即组织政府，意见可说是一边倒。直到快要散会时，白崇禧才站起来说：“还是听听救国会的意见罢，请杨东莼先生谈谈罢！”

杨东莼是救国会的派来的代表。李、白原来邀请救国会的领导人沈钧儒去广西，但因为沈钧儒目标大，改派杨东莼作为他的代表前往。救国会是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进步党派，李、白想从救国会代表口里知道中共对抗日和反蒋的真实态度，因此，他们对杨的到来非常重视。杨到南宁后，与李、白及其部下多次谈话，向李、白阐述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反对在广西开府反蒋。李、白（尤其是白）认为杨的话很有道理。当白崇禧点名要杨东莼发言时，杨即将中国共产党及救国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讲了一遍，希望广西当局推动中央政府出兵抗日，避免与蒋介石取对立态度，加速和平解决事变。杨的发言自然合白崇禧的意。于是，在杨东莼说完后，白崇禧不容别人发言，就对会议主席李济深说：“好罢！既然如此，关于开府的问题，还是从长计议吧！”李济深也只好跟着说：“以后再谈吧！”^[33]就宣布散会。

李、白既不愿在广西开府，堵死与蒋介石妥协的道路，又不好把自己背着各党派代表和蒋介石和谈并且已成定局的情况对他们明说，只对他们说：“现在中央有些大员出来斡旋和平，碍于面子，不好过于拒绝，姑且允许他们来谈谈，如果条件适当，我们也可以让他们和。”^[34]

在此之前，李、白曾与李济深达成一个口头的君子协议，如果在广西组织抗日政府，要请李济深出来领导。李济深下野已多年，静极思动，一直盼望在南宁早日成立政府。当李济深得知程潜等要来和谈时，立即以怀疑的口吻对李宗仁说：“蒋介石言而无信，不要上他的当！”李宗仁委婉地回答：“如果他能用事实来表明其谋和的诚意，那我们就不好拒绝。”^[35]

各党各派（救国会除外）有些不愿意和的人，不知其中底细，以为还只是试探性质，就想阻挠和谈的实现，因为他们原来是想利用广西的实力作为政治资本，无本起利，大干一番的。如果和谈成功，他们就搞不成了。他们认为李、白利用他们把锣鼓打响了，现在李、白又要出卖他们，因此对和谈心怀不满。所以，当9月2日上午程潜、居正、朱培德3位中央代表到达南宁时，有些人就拿着请愿书去请愿，提出一些苛刻的要求，当着他们痛骂蒋介石，想借此使和谈不成功。^[36]居正、朱培德等人不知道其中的奥秘，以为又是李、白搞的鬼。他们以为李、白既欢迎他们来，现在又变卦，搞出这些花样，是使他们从中为难。因此，他们深悔这次不该来。居正气得一句话也不说，嚷着要回去！朱培德也说：“我自信平生是比较有修养的，可是，这次使我气卡在喉管里下不去！”^[37]只有程潜还保持着惯常的沉默。在机场迎接的李、白连忙向三位奔走和平的使者解释这不是他们的本意，只是各党派代表或个人的意见，不能代表他们。程潜等表示理解，于是谈判得以进行。

这次，程潜等不仅给李、白带来了和平方案，而且带来蒋介石、黄绍竑等人写给李、白的亲笔信。蒋介石亲笔信全文如下：

德邻、健生吾兄勋鉴：

党国存亡，革命成败，全在此举。吾人唯有披沥直诚，勿存彼此之见，方足以救党国以慰民望。如能彻底了解，同以党国为重，即无不可解决之事。兹请觉生、颂云、益之三公到邕与兄等恳谈。凡中央之措施方针及中（正）之志意，切可为兄等尽言其详。而兄等有何意见及困难，亦可对三公面罄。务望开诚切洽，使公私均得其宜，以达到吾人共同一致，团结御侮之目的，尤盼能与兄等早日把晤，共图救国大计，是为切祷。临书依依，不尽欲言，专此奉达。并颂时祉！

中正手启。卅日。^[38]

向李、白转交蒋、黄等人的信件后，这三位地位很高的和平使者表达了强烈的和平意愿。特别是参谋总长程潜，丝毫不计较几年以前李、白扣押他的前嫌，一心要促成和谈成功，他甚至说：“如和得成，要我磕八个响头，我都愿意。”^[39]

程潜等三人向李、白解释了国民党中央的处境及其政策：首先说明国家当前的局势，内有“匪”军窜扰，外有强邻压境，万万不容再有分裂，而为内外敌人所乘，致召亡国灭种之祸。随后，说明中央处境之困难，“国贼”未除，国防未备，国库空虚，国本未固，何能对外作战？尤其是“匪军”未清，内部未安，自宜“攘外必安内”，始能杀敌致果。故外交原则：“和平非至完全绝望，决不放弃和平，牺牲非至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最后，程潜等说明中央对日抗战，已有整个的长期准备计划，目前正在促进团结，积极实施中，务望各省当局深切了解，竭诚拥护，时机许可，自当一致抗战。对于中央一切措施，如有不同意之处，尽可坦白提供意见，藉次采择实施，万不可意气用事，出以兵戎相见，致为亲者所痛，仇者所快！

李、白对此表示理解和接受。随后双方达成以以下具体协议：军事上，所部单位照旧保留，唯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取消，改为广西绥靖主任公署，仍以李宗仁为主任，白崇禧为副主任。蒋则要白出国，后经各将领挽留，遂作罢而为副；政治上，广西省政府及各厅长照旧，唯由中央明令简任，以明体系而昭统一；各区民团指挥官改为行政督察专员，以昭划一；党务上一概照旧；为了解中央政策，可推荐军事的和政治的高级人员到中央机关服务，藉资联系。经过协议，推荐少将高参刘斐为参谋本部第一厅作战处处长，推荐广西民政厅厅长雷殷到中央任内政部次长；为准备抗战安全计，南宁省会过于突出，应迁回桂林。^[40]

9月4日，居正、程潜、朱培德携带上述协议回广州向蒋介石复命，李、白派刘斐随同居正等前往广州，并托他转交复蒋介石的亲笔函。

9月5日，蒋介石召集程潜、居正、朱培德、陈诚、黄绍竑等举行会议，决定撤兵。当天，蒋介石发表撤兵训令：

令李主任宗仁、白委员崇禧：

一、现驻西江二、三两路军，着于本日开始移防，其计划另行规定之。所遗防地着第四路军迅速酌派军队前往接防。

二、现驻廉江、合浦一带桂省军队，着于本日开始调回桂境。所遗防地着第四路军迅速酌派军队前往接防。除分令外，仰即遵照。办理情形，具报为要。此令。

中华民国二十五年九月五日

委员长蒋中正（签字）^[41]

9月6日，国民政府改派李宗仁为广西绥靖主任，白崇禧为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黄旭初为广西省主席，黄绍竑任浙江省主席。^[42]

同一天，居正、程潜、朱培德等三人发表谈话，叙述赴广西与李、白商谈和平的经过。

9月7日，蒋介石分别致函李宗仁^[43]和白崇禧，对和谈成功表示欣慰，同时邀请白崇禧早日前往首都南京商榷抗日大计。蒋介石致白崇禧函全文如下：

健生吾兄勋鉴：

居、程、朱诸公回粤，携来手书，述及在桂晤谈详情，且感且愧。吾兄赤忱为国之胸襟，尤使中（正）公私交慰。惟兄拟出国考察一节，壮志自可赞佩。但目前党国多难，时叹才难。故无时不望吾兄共同患难，始终其事，相予赞襄到底。是以亟盼兄入都佐理，俾大计得共筹商，而中个人之获益更非浅显。且吾人暌别多年，切盼把晤，彼此相同。唯念桂省军政交接之际，一切处理必繁，不妨展缓时期。中尽可在粤稍待，诸请从容处理，使各事妥帖，俾德（邻）、旭（初）二兄得以顺遂进行。届时务盼命驾来粤，畅叙契阔。然后相偕入京，共负艰巨，实所切望。未尽之言，特托为章兄面达一切，恕不赘述。会晤有期，诸俟面罄。^[44]

9月8日，军政部次长陈诚也写信给白崇禧，热切邀请他早日到广州见面。信中说：“自觉生、颂云、益之诸公回粤后，得悉兄等在邕晤谈详细情形。我兄赤忱为国之精神与开诚相见之襟度，情意交孚，同深感备。弟夙叨厚爱，尤觉公私钦慰，莫可名言。盖连年奔走，团结之愚衷与月来信使往返之诚意已获，上邀鉴谅，下慰私怀。过去不虞之误会，由此而冰消；团结御侮之心愿，由此而实现。此真党国前途之保障，复兴民族之左券也。年来委座对于我兄期望最厚，最近盼与面商大计亦最殷，凡此皆弟所深知，同时更为弟所深信。一待桂中军政处理就绪，务恳命驾东来，俾与委座握手倾谈，畅叙契阔，然后联袂莅京，共筹国防至计，则御侮复兴之国策，敢信其必能。如委座及兄等之苦心孤诣，定期实现，早告完成也。谨因为章兄回桂之便，敬布腹心。不尽之怀，诸容面罄。”^[45]

9月10日，李宗仁、黄旭初致电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主席林森以及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宣布他们将在16日分别就任广西绥靖主任和广西省政府主席，请求中央派人监誓并训示。13日上午，程潜、黄绍竑受蒋介石委派飞南宁监誓。在当晚的宴会上，李宗仁表示：中央此次接纳广西建议，并蒙协助整理广西军政，殊深感戴。白崇禧也说：中央与广西原未分离，前因未明中央意旨，经程参谋总长等来桂几度面洽，误会尽释。本人等李主任、黄主席就职后，即随程总长赴粤，谒见蒋委员长请示，并随同晋京任职。^[46]

9月14日，李、白发表和平通电：称：“宗仁等痛念国家危亡，激于良心，职责驱使，爰有前此请缨出兵抗战救亡之发动，唯一目的，即欲以行动热忱，吁请中央领导，俾能举国同仇，共御外侮。区区此心，当为国人所共鉴。无如抗敌之志未伸，而阋墙之祸将起，内战危机如箭在弦，群情惶惑，中外忧惧。所幸吾中央当局，鉴于民众爱国情绪之不忍过拂，以及仅有国力之不可重伤，特一再派遣大员入桂观察，对桂省一切爱国运动之真相已彻底明了，同时对宗仁等救亡等项意见，并全部俯予接纳。今后一切救国工作，自当在中央整个策略领导之下，相与为一致之努力。吾人基本要求，纯为对外而非对人，只求主张之贯彻，实无个人权利之私见。际兹和平告成，政局转捩，深恐远道传闻不悉底蕴，用特专电奉达，诸维鉴照。李宗仁、白崇禧叩。寒印。”^[47]

在李宗仁的就职仪式上，程潜、黄绍竑代表国民党中央到场监誓。黄绍竑把缺了一个角的“广西绥靖主任”铜印交给李宗仁。^[48]程潜代表中央致训词，宣达中央意旨并敦促白崇禧早日赴南京任职。程潜说：“望李（宗仁）同志领导军人，拥护中央，抚绥人民，加紧训练军队，一旦有事，率领健儿，与敌作殊死战，以达成复兴民族使命。”“望白（崇禧）同志，将经手事务赶办完竣，迅赴京师，筹办国防。……本果毅才能、丰富经验，纯一爱国志理，赞襄领袖，实行建设现代新军队、新国防与敌周旋，贯彻素志。”^[49]

当时，蒋介石一再殷勤邀请白崇禧赴广州见面，来一个握手言欢，但白却始终不作正面回答。15日，白崇禧以新任军事委员会常委身份在南宁接见中央社记者，谈话两小时。白氏表示希望出洋考察，以偿近十年来的心愿。记者问：“可否先入京一行？”白稍加思索说：“此意甚佳，惟个人考察之念甚切，国家需禧，朝召夕归。”记者又告以广州民众已准备热烈欢迎，问拟否即偕程潜飞粤，白答：“个人亟思早日东下，惟年来李主任在桂时少，复员各事均有待本人处理，故亟须稍留。”^[50]

白崇禧不敢往广州见蒋的原因，据称是当时张定璠从上海给白崇禧打来电报，电报中说：“时无齐桓，内无鲍子，难乎其为管仲，东行宜细酌。”白接电后，就有些踟蹰不决了。白夫人马佩璋且跑到李宗仁的办公室，对他说：“唉呀，李老总，这几天，我都睡不好！”李宗仁诧异地问：“那为什么？”马佩璋回答：“唉呀，老总你还不知道，蒋光头发表谈话要健生到广州去见他呀！他这一去凶多吉少，我的心而今七上八下，还能睡得觉？”马佩璋这么一说，李宗仁只好说：“那么，我替他去见老蒋吧！”^[51]

李宗仁与黄旭初随同程潜、黄绍竑于17日下午3时50分飞抵广州，居正、余汉谋等在机场迎接。随后，李宗仁即由余汉谋陪同，前往黄埔谒见蒋介石。18日上午9时，蒋提前来到李宗仁下榻的“继园”看李来了。自1929年蒋桂战争后，公开决裂8年之久的蒋、李这对拜把的金兰兄弟再次握手言欢。据在场者说：“李宗仁这位老实人，一见到蒋先生走了进来，竟当堂面红耳热，不知所措，表情尴尬之极。而蒋则满面春风，笑容可掬。”^[52]程潜则说，蒋、李这次见面，“水乳交融”^[53]。

蒋、李商定，取消第四集团军改为第五路军，李宗仁任总司令，辖八师，蔡廷锴旧部分别编入；所需经费大部分由南京中央补助；广西党政整理由中央派员负责办理，军事由李宗仁主持。^[54]为了帮助广西复员，蒋介石还批准拨发300万元。^[55]

“两广事变”，是李、白命运的又一个转折点。共同发动事变的3位主角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却有截然不同的结果。号称“南天王”的陈济棠彻底失去兵权，成为这一场事变中最大的输家和失败者；而李宗仁、白崇禧在陈济棠兵败下野后毫不气馁，凭借广西的实力，抱着孤注一掷的心态，继续与蒋介石纠缠，在冯玉祥、李烈钧、程潜、居正、朱培德等国民党内有识之士的大力斡旋下，终于使蒋介石知难而退，放弃了驱逐李、白出广西的企图，默认了李、白对广西的统治，李、白成为这场事变中的赢家，这就为抗战爆发后，李、白东山再起，以至抗战胜利之后李宗仁问鼎副总统、代总统宝座创造了条件。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越南华文报纸《中华报》发表《历代桂军之硬打》一文，声称：“人们但知桂林山水甲天下，而不知桂林群峰争秀中，具有一种奇峭孤拔、昂然不屈的气象，正代表广西人的个性强项，孤峰挺立，正表现广西人民的硬气，灵气所钟，代有名人。……此次李、白在桂，轰轰轰烈烈主张焦土抗战，于数十日间动员30余万武装民团，不屈不挠，卒使中央接受其主张，则亦桂人个性之表现也。”^[56]

注释

[1]黄启汉：《回忆桂系的六一事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87，688页。

[2]程思远：《两广事变》，《广西文史资料》第22辑。

[3]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辑，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页。

[4]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6年7月14日条，第138页，1936年7月13日条，1936年7月17日条，1936年7月17日、18日条，1936年7月24日、25日条，1936年8月16日条。

[5]陈诚口述、柳克述笔记：《两广六一事变处理经过》，台北《传记文学》第53卷第3期，第38页。

[6]黄启汉：《回忆桂系的六一事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87，688页。

[7]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493，493—494，494—495，497，497—498，504页。

[8]新成立的两个军为第8军（军长李品仙）、第9军（军长杨震先）。

[9]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册第7辑，第90页。

[10]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11]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第314页。

[12]上海《申报》，1936年8月1日。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136页；1936年6月5日；第4册，第749页；第4册，第766页。

[14]《冯在南京第一年》上卷，第185，187—188页；下卷，第636，638页。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136页；1936年6月5日；第4册，第749页；第4册，第766页。

[16]《冯在南京第一年》上卷，第185，187—188页；下卷，第636，638页。

[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4册，第136页；1936年6月5日；第4册，第749页；第4册，第766页。

[18]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辑，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页。

[19]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辑，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页。

[20]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辑，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页。

[21]参见《中华民国史事纪要》（初稿）1936年7月14日条，第138页，1936年7月13日条，1936年7月17日条，1936年7月17日、18日条，1936年7月24日、25日条，1936年8月16日条。

[22]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第975页。

[23]《冯在南京第一年》上卷，第185，187—188页；下卷，第636，638页。

[24]《冯在南京第一年》上卷，第185，187—188页；下卷，第636，638页。

[25]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26]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辑，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页。

[27]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辑，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页。

[28]贾廷诗等：《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674页。

[29]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辑，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页。

[30]《黄绍竑致李宗仁、白崇禧函》（1936年8月31日），载《历史档案》1989年第5期。

[31]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辑，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页。

[32]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辑，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页。

[33]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辑，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页。

[34]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辑，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页。

[35]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页。

[36]李、白为了安抚和敷衍这些请来的客人，以厚赠旅费作为补偿。蓝香山：《我所知桂系六一事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92页。

[37]刘斐：《两广“六一”事变》，《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辑，第19，23，23—24，25，26，27，27，28，28，29—30，31—32页。

[38]《蒋介石致李宗仁、白崇禧函》（1936年8月30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5期。

[39]程思远：《政坛回忆》，广西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66，66，66，67，67，68—69，76，77，82，82页。

[40]《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辕训令》（1936年9月5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5期。

[41]《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辕训令》（1936年9月5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5期。

[42]《国民政府公报》第2145号。

[43]蒋介石致李宗仁函全文如下：“德邻吾兄勋鉴：居、程、朱诸先生回粤，携示兄等手书，诵悉种切。多年同志，克达精诚团结之目的，党国庆幸。革命成功，不仅私衷所感慰而已。当此军政交接之际，为需健生兄相助结束，中将在粤稍待，请其处理完竣，来此相晤，俾得共同入京襄助。切劝其暂勿出洋，中亦以此意迳函健兄矣。此间一切，均托为章兄加桂面达不尽。专此。覆颂戎祉。并致健生、旭初两兄及诸同志均此。中正手启。9月7日。”《历史档案》1989年第5期。

[44]《历史档案》1989年第5期。

[45]《历史档案》1989年第5期。

[46]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47]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48]据说黄绍竑的秘书把这个印信背来背去，结果他的主人却不能上任，这个秘书气愤之余，把这个铜印猛力往地上一摔，摔缺了一个角。后来李宗仁用银子把这个缺角补上了。程思远：《政坛回忆》，第83页。

[49]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50]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51]程思远：《政坛回忆》，第83—84页；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506页。

[52]参见周天度等：《中华民国史》第3编第2卷，第559，565页；沈美娟主编：《沈醉会议作品全集》第1卷，第570—571页。

[53]《冯在南京第一年》上卷，第228页。

[54]南京《中央日报》1936年7月7日，1936年7月28日，1936年8月22日，1936年9月16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8日，1936年9月17日、21日，1936年9月18日。

[55]蓝香山：《我所知桂系“六一”事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90，692页。

[56]《历代桂军之硬打》，广西《桂林日报》1937年1月18日。

联络各方促成抗日局面

“两广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一再邀请白崇禧国民政府以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身份去南京任职，但白氏一直未予响应，并且一直扬言要出国考察。

南京政府的劝和使者来到南宁与桂系首脑在机场合影，自右至左依次为白崇禧、程潜、居正、朱培德、李宗仁、黄旭初

1936年10月4日，白崇禧接到军政部常务次长陈诚自庐山牯岭发来的一封电报，电报告诉白崇禧，他将来南宁与白氏面谈。四天后，陈诚乘飞机来到南宁，并带来了蒋介石写给李宗仁、白崇禧的一封亲笔信。信件原文如下：

德邻、健生吾兄勋鉴：

兹请辞修兄来邕趋谒，详述近情，并请健生兄早日来京面商一切，俾一切准备与人事得有决定。以人事不定，一切要务皆属难进行，亦无法推动也。余属辞修面达，恕不赘述。顺颂戎祉。

中正手启。十月四日。^[1]

陈诚面交蒋氏亲笔信后，对李、白说：他此行是代表蒋介石特来挽留白氏，并邀请白赴南京供职的。白崇禧顺水推舟，答应取消出国考察的打算，但对于立即去南京任职则持保留态度，他慷慨地对陈诚表示：一旦中央抗日决心已定，他将立即入南京以供驱策。有了白崇禧这样的承诺，陈诚乃于两日后回南京复命。

在日寇加紧侵华、中华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时代背景下，桂系首脑改变了自大革命以来对中共所持的敌视态度。

1936年6月1日，白崇禧在《抗日救国》的讲演中指出：“在对日抗战的口号之下，我们是很坦白的纯粹为国家为民族争取生存，专对日本，对外，凡表同情于我们这种民族战争的，我们都认为友邦，对内绝不涉及政治主张。虽然过去国内不幸，因为政治主张的不同，而发生了不少的裂痕，但是现在整个国家民族已经走上死亡的尖端了，过去的一切旧账，应该一笔勾销。今后中国人不应再打中国人，重新的联合起来在一条战线上一致去向日本帝国主义者奋斗拼命！只要大家真心诚意的为民族而战争，为国家而奋斗，我想再丧心病狂的人，也不会阻挠我们这爱国的行为，万一出我意料，我们也不管他，我们认定救国是人人应尽的责任，也是人人应有的权利，我们要生存，尤其我们要国家民族永远生存，故我们捧着一颗纯洁的赤心，为求民族生存而抗争！”^[2]

桂系的这些主张与中共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经比较接近。“两广事变”发动后，中共中央密切关注事态的发展。1936年6月12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中国人民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为两广出师北上抗日宣言》，称：“两广此次高举抗日义旗，出师北上，并要求政府立刻出兵一致抗日，义声所播，全国人民无不振奋。我们谨代表全苏区抗日人民与抗日红军对两广爱国军人爱国同胞表示敬意与拥护，并首先愿意同两广当局缔结抗日联盟共同奋斗。我们更号召全中国爱国军人自告奋勇，出兵响应，全中国爱国同胞再接再厉，扩大抗日救亡运动，以配合两广的起义，务使此次抗日的军事发动扩大为全国人民武装抗日的神圣的民族革命战争。同时我们要求南京政府立刻幡然改悟，答应两广要求，动员全中国的海陆空军北上抗日。中国人民红军更愿首先全部集中河北，担任抗日先锋军的任务，开始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3]

为实地考察了解桂系的真实政治主张，中共派遣云广英（化名林秀先）于1936年8月初从陕北经天津辗转来到南宁，与李宗仁、李济深等见面交换意见。李济深随即与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决定派钱寿康带着桂系拟定的抗日救国协定草案前往陕北与中共中央商量。

9月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指出：“在逼蒋抗日的方针下并不放弃同各派反蒋军阀进行抗日的联合。我们愈能组织南京以外各派军阀走向抗日，我们愈能实现这一方针。对广西方面我们赞成他们的抗日发动，是正确的。但我们更应要求他们在实际行动上表现他们抗日的诚意，主要的是给人民以抗日救国的一切民主权利，发动群众的抗日运动。也只有这样，他们才能把抗日运动坚持与扩大出去，才能使抗日运动成为有力的运动。对他们的错误决不放弃批评的自由。对蒋方应指出用内战决不能解决集中统一的问题，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他们的争论，应付之全国人民的公决。”^[4]

9月22日，毛泽东致函李济深、李宗仁、白崇禧三人，表达中共中央的意见。信笺原文如下：

任潮先生并请转致德邻、健生先生勋鉴：

钱寿康君来，具悉贵方情形及所示协定草案，谋国伟画，无任钦迟。目前，抗日救国大计必须进入具体实际之阶段，敝方8月25日致中国国民党书即提出此种实际方案，现托钱君携呈尊览。诸公高瞻远瞩，对此谅有同心。当前急务，在于全国范围内停止内战一致对日。现贵方与南京之间虽幸免战祸，然西北方面尚未停息。全国各党各派各界各军向南京当局一致呼吁，请其将仇恨国人之心移以对外，蒋介石氏及中国国民党一律参加抗日统一战线，实为真正救国政策之重要一着。全国汹汹，抗日不成，实为南京当局缺乏抗日救亡之认识与决心，因循于对外退让对内苛求之错误政策而不变。督促批判，责其更新，全国人民及各实力派系与有责焉。

贵我双方订立抗日救国协定，实属绝对必要。兹对贵方所提草案各条，提出敝方意见，略有修改，缮写两份，仍由钱君携回，敬祈审察。如荷同意即祈诸位先生签名盖章，自存一份，以另一份再由钱君携来敝处，即成定案。起效时间，以诸位先生签署之月日为准（请填上时间）。如有尚待磋商之处，即祈惠示，往返商妥，再行确定。一俟确定之后，双方根据协定一致努力，务达抗日救亡之目的而后已。中华民族之不亡，日本帝国主义之驱逐出中国，将于贵我双方之协定开其端矣。专此奉复。敬颂勋祺！

毛泽东

9月22日^[5]

李宗仁、白崇禧当初之所以急于与中共签订抗日救国协定，是因为当时桂系与蒋介石处于激烈对抗状态，蒋介石的几十万大军正四面包围广西，当蒋桂达成妥协和平解决事变后，桂系的生存危机已经过去，与中共订立协定的紧迫感已经消失，钱寿康从陕北带回来的中共修改稿被李、白搁置起来了。^[6]这也说明桂系的实用主义态度。不管怎么说，中共与桂系的联系渠道已经打通。

张学良、杨虎城在发动西安事变前，与包括桂系在内的国内各地方实力派建立了联系。应张学良的要求，李、白于11月间派刘仲容（打入桂系工作的中共地下党员）长驻西安，沟通双方的联系渠道。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后，刘仲容立即通报了李、白。李、白在复电中十分谨慎，要刘仲容多方了解情况，密切注意事态的发展，并随时电告。^[7]

在私下里，白崇禧对“西安事变”的估计是不乐观的，他不认为“西安事变”会轻易地以和平的方式解决，他对属下说：“你们怕张、杨会释放蒋介石，是毫无根据的。俗话说，‘缚虎容易纵虎难’，张、杨不是小孩子，难道他们不懂得放出老虎，老虎就要吃人的么？蒋介石这次是必死无疑的了。”

在中共中央代表团到达西安后，刘仲容先后与叶剑英、周恩来见面进行了长谈，了解到了中共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随即电告李、白。不久，李宗仁、白崇禧联名致电周恩来，表示同意中国共产党关于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主张。^[8]

12月16日，李、白与李济深等10多人通电全国，反对内战，主张确实建立抗日政府，举国一致实行对外。其要点有五：（1）“西安事变”主张用政治解决；（2）统一抗日战线，立即对日宣战；（3）反对独裁政治，确立举国一致之政府；（4）出动攻击西安之中央军，从速开赴绥远前线；（5）广西军一部北上援绥。事实说明，在抗日救国、逼蒋抗日的问题上，新桂系已站到中国共产党和张学良、杨虎城一边，实行联共、反对内战，逼蒋抗日的方针。^[9]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刘仲容征得李、白同意，于1937年1月下旬从西安来到延安，与毛泽东等领导人见面，聆听指示。在中共有关方面的护送下，刘仲容取道山西于5月初回到桂林，向李、白汇报有关情况。

6月中旬，张云逸受中共中央的委派来到桂林，利用他的广西籍关系从事统战工作。6月24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联名致电张云逸，指示：应坦白地向李宗仁、白崇禧说明，“只有以抗日民主与蒋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前后，则只有失败”。为扩大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函请各方谈话的范围，应设法推动广东、广西、香港三方政治人物应邀前往。广西、香港方面应进行宪政促成运动。^[10]

张云逸根据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电报的指示精神，与李、白及四川省主席刘湘的代表共同商定了一个“川、桂、红协定”，其要点是：（1）巩固和平和统一，实现民主政治；团结抗日，收复失地。（2）充分接纳各方抗日领袖主张，召开国民会议。（3）树立抗日旗帜，扩大抗日宣传。（4）开放民众抗日运动，改善人民生活，释放政治犯。（5）开展国民会议制宪运动，国民会议代表名额应分配于各党派指定。（6）各抗日力量彼此团结互助。（7）以充分力量推动中央领导实现抗日，不得含有分裂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图。6月26日，张云逸将这个协定草案电告毛泽东，次日毛泽东复电表示：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做去，并促请桂方向粤、港、沪各方努力去做。^[11]

这个时期，李、白对中共的基本态度是外联内防，在省内实行严密防范和镇压。抗日战争爆发后，李、白还于1937年8月底制造了“王公度事件”，以所谓托派的罪名杀害了王公度、谢苍生、区渭文、韦干、陶葆桓等人，其中有不少中共党员。

注释

[1]《档案史料与研究》1990年第4期封二影印件。

[2]《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167—168页。

[3]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3—24，90页。

[4]中央档案馆编：《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1册，第23—24，90页。

[5]《毛泽东书信选集》，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70—71页。

[6]陈大文：《抗战前桂系和共产党的关系》，《南宁文史资料》第3辑，第12—13页。

[7]刘仲容：《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5册第73辑，第33页。

[8]刘仲容：《回忆我在桂系工作时的几件事》，《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5册第73辑，第33页。

[9]钟文典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第171页。

[10]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上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82页。

[11]陈大文：《关于“川、桂、红协定”——兼为〈抗战前桂系和中共的关系补充订正〉》，《南宁文史资料》第6辑，第10—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