检讨中央这次的胜利，其得胜的方式大有研究的必要，以金钱、官职去买动人，以后成为风气，而内战果无已时。要是这次大事化小事，不打，以后亦无陇海路战事。

——白崇禧

风云突变，军阀重开战。洒向人间都是怨，一枕黄粱再现。红旗跃过汀江，直下龙岩上杭。收拾金瓯一片，分田分地真忙。

——毛泽东《清平乐•蒋桂战争》

鼓吹以实边代替编遣

1928年北伐结束、张学良宣布“易帜”，国民党表面上统一了中国，但实际上仍是一个群雄并立的局面。

以蒋介石为总司令的第1集团军，其部队分布于江苏、浙江、安徽、江西、福建等省，总兵力约50万人；以冯玉祥为总司令的第2集团军，其部队分布于河南、山东、陕西、甘肃、青海、宁夏等省，总兵力约40万人；以阎锡山为总司令的第3集团军，其部队分布于山西、察哈尔、绥远以及北平、天津等省市，总兵力约20万人；以李宗仁为总司令的第4集团军，其部队分布于广西、湖北两省及北平、天津、唐山一带，总兵力约20万人。^[1]东北边防司令长官张学良管辖辽宁、吉林、黑龙江及热河4省，总兵力约40万人。^[2]此外，还有几个战据1省或1个地区的大大小小的军事集团，云南的龙云集团，四川有刘湘、刘文辉、杨森、邓锡侯等大大小小的军阀集团；贵州有王家烈、周西成；新疆有金树仁等。全国总兵力在220万—230万人。^[3]省级或省级以下的军事集团，其部队数量不等，从几千到几万都有，他们对政局走向没有决定性的影响。对政局具有决定性影响的是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张学良5大军事集团。

在这个群雄并立的局面中，蒋介石拥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这两项最高军政职务，此外，国民党中央、国民政府也都掌握在蒋介石的追随者和同路人手中，蒋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以“中央”的名义发号施令，在法理上占有绝对优势的地位。

中国历史上历朝开国君主在登上皇帝宝座后，总要采取措施削夺开国功臣的兵权，以集军权于皇帝一身。所谓“飞鸟尽，良弓藏；良禽得，走狗烹”。历代开国君主削藩的模式无非是和平解决与武力解决两种，但最常见的方式是武力解决。如汉高祖刘邦登基后，先后将异姓王韩信、彭越、英布等一个个剪灭。明朝建文帝削藩，引发燕王朱棣起兵反抗，由此开始长达4年“靖难之役”，建文帝兵败自焚，朱棣夺取帝位。只有宋太祖赵匡胤“杯酒释兵权”，这是一个比较罕见的用和平方式削藩成功的例子。

据说，北伐完成后，蒋介石的最宠信的谋士杨永泰即向蒋献“削藩策”，其要点是：以经济方法瓦解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以政治方法解决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以军事方法解决李宗仁的第4集团军，以外交方法对付奉系张学良集团。^[4]

为达到削弱各实力派集团军事力量的目的，蒋介石先礼后兵，首倡所谓“裁兵救国”，得到全国舆论的一致响应，形成声势浩大的裁兵运动。

对于裁兵，从原则上讲，桂系首脑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是赞成的。事实上，李宗仁早在1928年3月下旬就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提出了“兵工政策”的主张。下面是李宗仁阐述该政策的通电全文：

中央政治会议各委员公鉴：

自第四次全体会议后，纠正从前过失，决定积极建设，全国民众喁喁向风。而总理三民主义之建国计划，所以一时未能实现者，则统一尚未完成，而财政困难，亦有待于救济，此固我国民所能共谅者也。今北伐军事正在进行，并顾兼营，自需时日，宗仁忝列中央委员，亟应共同奋勉，何可独谈高调？惟是革命政府成立以来，统治区域已三分天下有其二，中间若无共党之捣乱，则西南各省早当遵照总理遗训，停止军政，开始训政，不幸湘粤告变，危及根本，滇乱经年，黔亦牵动，赖我武装同志调度有方，捍卫得力，数月之间，大难胥平，后方渐固，中央政府乃得筹议政治建设，继续北伐工作，党的使命宜可从此完成矣。然鳃鳃过虑者，窃以为军事停止区域，若不先实行总理裁兵纲要之兵工政策，则一切建设，皆等空谈；即使北伐成功，恐兵祸循环，仍靡有已。何以言之？建设事业，千头万绪，皆非财政莫办。今各省全年收入，大都十分之八九用于养兵，兵多扰民，扰必思乱，甲起乙仆，丙倒丁继，则革命将无所获，而后患益不堪言。本党革命方略，首在打倒军阀，欲使军不成阀，必须根本解决。为长治久安之计，惟有由中央先行颁布兵工政策奖励条例乃垦殖奖励条例，一面组织兵工委员会，召集军事停止区域代表会议，限制各省兵额，确定兵饷预算，应归裁汰之军队，或筑路，或开垦，或经营各种生产工业，均依照条例优予待遇，使兵与民能相安，民与兵为一体，军政、财政绝对统一，而后强有力之政府可以完全成立，建设计划自不难一一实现。此即总理所谓第一步使武力与民众结合，第二步使武力为民众武力，必如此乃能告厥成功者也。或谓现在北伐乃用兵之际，骤言裁兵，毋乃太早？不知安邦定国，正宜未雨绸缪，汉光武起群盗中，赤眉铜马之属，何虑百数十万，然仅昆阳一战，天下遂定，则一面用兵，一面散兵归农之效也。欧战时，霞飞、福煦统兵数百万，和议一成，即消灭于无形，则战时工可为兵，平时兵乃归工之故也。我国民众苦兵祸久矣，宁无觉悟之一日？各将领皆饱经忧患，谁复乐于拥兵自卫，而反以自杀？要在中央预立统筹全局之方案，为全国将士谋共同之出路而已。是否有当，敬候公决。

提议者李宗仁。^[5]

李宗仁提出“兵工政策”后，白崇禧多次发表谈话或演讲，加以呼应和宣传。

1928年5月30日，在回答记者关于“北伐成功后，总指挥之施政意见如何？”的提问时，白崇禧即答复说：“先当裁兵。余意或就现在各集团军驻区，分区并分期的整个裁兵，就是依照兵工政策厉行兵工化，然后方能异于军阀之纸上谈兵。查现在全国收入，不足以供现额之军费，就革命军现在军费计之，平均约4万万元，倘不亟裁兵，其何能国？两广出发之4万军队，能打通长江，可见兵在精不在多。故余以为北伐成功后必先裁兵，一切才有办法。查各国军费，多者占全国收入二分之一，少者三分之一。我国必整个的大裁兵，使兵筑路、浚河或服务工厂，而后财政才可言整理，更得依总理建国大纲次第施行，同时方可筹备国防，应付外交。”^[6]

5月31日，白崇禧又对记者说：“北伐成功后，施政方针，最重要者为裁减军队，分别分期办理，实行‘兵工政策’，厉行兵工化，实行总理之建设计划。”^[7]

西山祭告大典上合影，前排左一为白崇禧、左三马福祥、左四阎锡山、左五吴稚晖、左六蒋介石

1928年6月21日，白崇禧在北平民大附中的演讲中也谈到裁兵问题。他说：“谈及裁兵，我可代表我军全体官佐兵士，首先赞成，首先实行，决无拥兵自卫思想。谈及中国裁兵问题，兵不难裁，而将难裁。宋太祖杯酒释兵权尚费相当周旋，将来中央实行裁兵，我连杯酒不喝，甘愿将兵权让出。将来政治是否改善，实业是否发展，教育是否振兴，胥视裁兵以为判断。死了无数同志，流了许多鲜血，最大代价，即为裁兵。兵是否能裁，全依将领是否有根本觉悟也。现时中央军费，每月须3000万元，中国完成统一，一切财政收入，尚不足支付兵饷，设不裁兵，人民仍无生机，而此次革命，亦等诸空牺牲矣。欲中国强，舍安内对外之道莫由，欲安内对外，除非裁兵，他无善策。”^[8]

6月29日，白崇禧又就裁兵问题在北平专门发表谈话，他说：“革命成功不裁兵，革命便为无意识。现下全国有兵200万，每兵每年以300元计，则年需军费6万万，全国收入悉以养兵，尚嫌不足，何能立国？不独国将灭亡，其不肯裁兵者，本身亦难幸免，所谓不戢将自焚也。盖兵如不裁，则以后财政及民生均无从著手。缘兵只能分利，不能生利，李总司令于西征之后，早已主张裁兵，蒋、冯、阎各总司令，亦复主张。最近主张者愈多。故此事已成全国一致之主张。外人有疑裁兵不易实现者，此可断言并非难事。……本人所部，只要中央令下，随时可裁，毫无问题。古人有‘杯酒释兵权’之佳话，本人以为一令即可释兵权，虽杯酒亦可无需，所以很易办理。”^[9]

白崇禧认为裁兵并不难，但裁将难，各集团军各将领的起家都是有历史的，一旦要裁了他们是很困难的。因此之故，白氏主张采取实边政策：第一集团军控制中央及北平、武汉、广州、西安各要点；第二集团军往西北（陕、甘、宁、新疆）；第三集团往内外蒙（察哈尔、绥远、蒙古）；第四集团往西南（由川滇支援向西藏）发展；东北军在东北四省发展。这样全国150万部队并不算太多，何况有很多官兵听说要去边疆自动不去了，等于淘汰了，而中央努力的是装备统一、训练统一、军令统一，慢慢地统一之效果就达到了。这样边疆力量强了，内部也不至于发生内战。

对于李宗仁、白崇禧等大力倡导的“兵工政策”，舆论界的评论是：“理想虽好，实行则谈何容易。”^[10]蒋介石虽然没有正面回应李宗仁、白崇禧的主张，但事实上蒋介石自有其另外一套打算。

蒋介石的大舅哥、财政部长宋子文于1928年6—7月间，分别在上海和南京主持召开全国经济会议和财政会议，为蒋介石的裁兵大造声势。

全国经济会议于1928年6月20日在上海中央银行议事厅开幕，财政部长宋子文、次长张寿镛出席会议。会议就裁减军队、统一财政等一系列问题进行了讨论。最后，全国经济会议就裁兵问题向全国发出通电，通电算了这么一笔账：现在全国84个军，其下有272个师，另有18个独立旅、21个独立团。按照目前的编制，每年须军费66000余万元。而全国一年的财政收入仅45000万元，还掉内外债15000万元，每年只剩下30000万元。这么一来，等于全国的财政收入还远远不够支付军费。为了解决财政困难，必须削减军费，唯一办法是裁遣军队。通电提出了一系列的建议：第一，全国军队保留50个师，每师10000人；第二，每年军费总额19200万元；第三，中央设全国兵工建设委员会，各省设分会；等等。^[11]

全国经济会议的通电一发表，蒋介石立即予以呼应。1928年7月5日，蒋介石在北平连续发表两封通电，一致全国经济会议，一致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等各总司令、各总指挥。后一通电说：“最近全国经济会议通电想已鉴及，关于实行裁兵、尊重财政统一等案，皆我同志所欲言或已言者。募集裁兵公债，亦有具体决议，尤征全国责望之殷。如以实力促裁兵之进行，而不以空言相督责，是尤我同志所欣慰无量者也。今日非裁兵无以救国，非厉行军政财政之统一无以裁兵。我同志必当以真正之觉悟，与全国人士切实合作，以完成此重大之职责。中正尤当竭其绵薄，与我同志共勉之也。”^[12]

裁兵的舆论和声势造出来后，蒋介石的裁兵方案也就借势出炉了。

7月6日上午，蒋介石与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4位集团军总司令，各集团军总指挥白崇禧等以及国民党中央党部、国民政府代表吴稚晖、周震鳞等到北平西郊香山碧云寺孙中山灵柩前举行北伐完成祭告总理大典。由蒋介石以总司令身份主祭，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3位集团军总司令襄祭。蒋在祭文中除了为他违背孙中山遗教反共反人民的行为进行辩护外，继续大唱裁兵经，声称：“誓以全力赞促武装同志，务底于成”。^[13]

祭告仪式完成后，蒋介石于当晚在香山碧云寺旁李石曾的别墅召集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吴稚晖、张群等开谈话会。蒋介石抛出了他从南京带来的《军事善后案》：全国现役300个师，裁去250个师，保留50个师，每师1.5万人，共保留80万军队，分为12个军区，每军区按比例保留军队，各集团军分头办理。这个方案的玄机就在于，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4个集团军在表面上是各占1个军区，但蒋介石可以利用中央的名义，直接或间接地控制其他8个军区。蒋系的兵虽然多，但是分散到9个军区去，每个军区的人数就不多了。这样一来，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不仅不要裁兵，而且还要增兵。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都只有1个军区，他们都需要大量裁兵，谁的兵多，裁掉的就越多。吃亏最大的是冯玉祥的第2集团军，其次是阎锡山的第3集团军和李宗仁的第4集团军。可见，蒋介石裁兵口号虽然喊得很好听，实行起来却是只裁人家的兵，而他自己则不是裁兵而是扩兵。这种损人利己的议案当然要遭到冯、阎、李等各实力派的坚决反对。^[14]更让冯、阎、李愤愤不平的是，他们认为自己的军队都是身经百战、为新政权立下汗马功劳的部队，而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除了嫡系第1军外，大多数都是收编过来的北洋投诚或倒戈部队。现在蒋介石要冯、阎、李等裁掉于新政权有功的部队，而蒋自己却保留附属于他的北洋投诚或倒戈部队，实在让冯、阎、李等从感情和利害上都觉得难以接受。冯玉祥曾对蒋介石的连襟孔祥熙谈起裁兵问题，说：“裁兵问题，乃中国目前之极大问题，似应以军队之良否为裁编之标准。久战官兵，历尽艰辛，不奖励尚可，若再裁撤，问心实觉未安，何况他方面正在招兵乎？”^[15]

冯玉祥自恃与奉军、直鲁联军在河南、河北一带苦战1年多，战功最大，兵力最强，遂决心与蒋介石一争高低，在裁兵问题上，他与蒋介石的对立最突出。来北平之前，冯玉祥于7月5日在保定发表通电，反对“各集团军平均或按比例裁汰”，明确提出了与蒋介石完全不同的裁兵标准：“枪支不全者裁，老弱不堪者裁，纪律不佳者裁，训练太缺者裁”。^[16]按照冯玉祥的裁兵标准，他的第2集团军根本不用裁兵，要裁的只是蒋介石的第1集团军。在谈话会上，冯玉祥仍然主张“不依比例裁兵”，与蒋介石形成对立。^[17]其他几位则不愿多言，谈话会无法进行。见此阵势，一生以捧蒋拥蒋为职志的元老吴稚晖立即出来圆场，“力主各军事领袖应择一僻静地点作长时间之商议，以便解决军事善后之大计”。最后决定在南京郊外的汤山继续开会。^[18]

白崇禧作为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负有指挥驻北方的第4集团军部队的责任，不再参与南京汤山的谈话会。

1928年1月，胡汉民、孙科、伍朝枢等人前往土耳其及欧洲各国考察。在土耳其考察时，土耳其外交部官员大谈所谓苏联侵略新疆问题，并危言耸听地对胡汉民说：“中国是时何尚漠视新疆，设再迁延，新疆将非中国所有。”胡汉民闻之一震，对此留下深刻印象。10月11日，胡汉民在国民政府会议上，就新疆问题提出报告，蒋介石听完报告后表示，此事极可注意，应筹对付方法。随后，胡汉民经与李济深、李宗仁等交换意见后一致认为，白崇禧是回族，一向有志于赴新疆干一番事业，因此，白氏是去新疆的最合适人选。李宗仁、陈铭枢并以此与蒋介石交换了意见，蒋也表示同情。10月13日，国民政府立法院长胡汉民、行政院长谭延闿分别给白崇禧写了一封信，托陈铭枢前往北平面交。

胡汉民在信中写道：“间与任潮（李济深）、真如（陈铭枢）等深谈，以为吾党军人，宜以目光远瞩，中国国防在北不在南，满蒙已成俎上之肉，新疆广漠，乃复无人置念，赤俄垂涎已久，若我遂失其控股，则英必急起而取藏，尔时屏藩尽失，所谓五族共和者，满蒙回藏俱非我有，中华民国何以发展？何由巩固？且何忍使彼此提携抱负之民族，供赤白帝国主义铁蹄蹂躏而不顾？我人须认新疆为国防第一重要之地，惟此仔肩，谁能任之？环顾我武装领袖同志，以为惟有健生兄胜任愉快，弟未知其志意如何？德邻、任潮俱韪弟言，德邻且谓兄素有消弭国际赤化之宏愿，其所见盖已及此矣！弟闻所述，为之狂喜。盖弟此意乃怀之于上月经过土耳其之时，与土外交部接谈，渠乃密问弟云：‘中国是时何尚漠视新疆？设再迁延，新疆将非中国所有。’弟为之悚然。又新疆学生留土耳其百余人，以其宗教、语言与土素合，乃都不自知为籍属中国，弟尔时即有甚深之印象，而属望于吾兄。然弟本不知兵，不敢自信，故闻德邻、真如、任潮之赞许，与兄之素志，益觉得所证合。闻真如、德邻曾以此意与介石兄商，渠亦甚为同情，大约以时间而酝酿其实现。”^[19]

谭延闿的信，也同样是热情洋溢，他写道：“展堂（胡汉民），哲生（孙科）两兄自欧美归，深感中国国防，在西北不在东南，视经营新疆为极关重要，非急起直追，恐落人后。静江、石曾、任潮、德邻诸公皆然其说。环顾同志中人选，惟公可膺此艰巨，介石亦有同情，特托真如兄来北平，期公同意。弟以今日世界各国，皆以人口过剩为急须解决问题，殖民政策实源于此。中国如得20年太平，此问题亦即发生，而广田自荒，事无准备，及今不图，后悔无及。弟生长关陇，稍习边情，以为天山南北，虽非内地可比，然人力一毫未施，若到彼设施，如皂染白，视内地经营艰易，判若天渊。以公雄才，率智谋之士以往，何异哥伦布之得新大陆？昔日之儿玉源太郎，弃军部要职，为台湾总督，今日台湾成绩，皆其所创，日本人以为功不下于伊藤。知才智之待发舒，必以有藉手之地为先著。左文襄（左宗棠）督师西征，群疑众谤，部下犹豫，及到天山南路，欢然如还故乡，至今湘人留新疆者尚不少，而先公即为力赞此策之一人。弟景仰奇猷，尤望为之继武而起，将来外巩国防，内裕民生，功不让古人，而事业则过之，必为后世同胞所尸祝。此非常之事，必待非常之人，知公必不逊让也。”^[20]

去新疆干一番事业是白崇禧的夙愿。如前所述，1916年白氏从保定军校毕业时，即征集有志于去边疆的30余名同学准备去新疆，因故未果才不得不作罢。如今夙愿有了实现的机会，白崇禧非常高兴。当时白氏所有的部下听说要去新疆想不通，认为到荒凉的边疆去等于是充军，白氏便耐心地给他们解释说：“我信仰回教，了解回教，在新疆定能得到回胞的合作，相信以建设广西的精神去建设新疆，以兵工建设新疆，又有中央在后支持，一定能够成功。”

10月31日，白崇禧复信谭延闿、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孙科等人，表示：去新疆建功立业是他“平生志愿”，“苟利党国，岂敢诿辞？禧束发受书，置身军旅，捍内御外，不敢后人”。欣然表示自己愿意去新疆服务。白氏在信中还提出5项具体建议：请中央设立国防会议机关，讨论整个的国防计划；先完成包宁路，再延至新疆迪化（今乌鲁木齐）；设立西北航空站及西北汽车道路；请中央委定筹备国防人员，以便负责筹划；国内劲旅，应悉数调至边疆，充实国防。^[21]

12月18日，白崇禧正式致电国民政府主席蒋介石、五院院长以及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李济深等人，这个电报长达数千言，系统详尽地阐述他的主张。电报在具体阐述了必须注意西北国防的8条理由后指出：“民族生存问题，自当首先顾虑及之。行兵工政策于边地，实至要而最急者。”白氏并进而提出必须首先解决的三个问题：

最后，白崇禧更沉痛地指出：“方今我国外患日急，关东3省则日人侵略不已，时存得陇望蜀之心，西北各地，则英、俄争相窥伺，近更加以‘济南惨案’，殉难烈士鲜血未干，异国军旗，迄今尚飘扬境内，我政府不于此时力图国防，鼓舞一般军人精神，使卧薪尝胆，一致御外，而仍坐令百战之健儿，长驻国内繁华之区，恐阅时既久，萎靡之习成，而奋斗之力衰，即令内部无变乱发生，而患贫患弱，依然如故，宋明两代开国之日，即伏危亡之机，即以其迷于此等大计也。崇禧爱党爱国，不敢后人，瞻顾前途，益切隐忧，踌躇再四，用敢冒昧陈词，是否有当，伏乞钧裁。”^[22]

此时的白崇禧显得异常忙碌，整天筹划去新疆的事宜。并与铁道部的代表接洽如何利用铁道运送部队，以及如何利用公路运送部队。

然而，别有所图的蒋介石却给白崇禧当头泼了一盆冷水。蒋介石在复电中，仅说了几句不痛不痒的官腔，声称巩固国防，甚为重要，有意见可随时贡献。

最早提议白氏赴新疆担负国防使命的胡汉民、谭延闿等人也开始装聋作哑，以沉默作答。白崇禧心有不甘，于1929年1月1日再次致电蒋介石及五院院长，借贺岁之机，重提屯军边防、巩固国防之议。白崇禧提出：“窃以国乱之源，勤于内战；积弱之弊，怠于筹边。际此建设之初期，惟以实边为上策。古训有云：‘国家有道，守在四夷。’稽诸往史，事实昭彰。民国以来，屯兵各省，循环相争，坐视满洲、新疆、蒙古、西藏之日被侵蚀，而无以为策，兴言及此，殊堪痛心。现值建国伊始，正当以远大之目标，移国人之视线，拟请于国防计划确定之后，以全国多数之兵，移屯于东北、西南各边地，巩固国防，并同时开发宝藏，设备交通，消纳多数之游民，施以军法之部勒，庶患贫患争之问题，解决有方，而中央居中驭外，亦可以从容施行训政，计划建设，吾党国之基，将自兹永固，而无覆之虞。语曰：‘先王耀德不观兵’，意在斯乎！况党国肇基，万方镜仰，若不乘此时机，戮力筹边，以杜敌人之觊觎，而为近时军人开一新出路，又何足以超越往古、昭示来兹？此乃崇禧所鳃鳃过虑者，故不揣冒昧，谨以一得之愚，特建议于诸公之前也。”^[23]

白崇禧此项电报发出去后，未引起任何反应。这样一来，3个月来喧腾中外的西北国防筹议，随之寿终正寝。为何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

首先，从新疆当局极力反对方面白崇禧去新疆。

自1928年7月7日新疆省政府主席杨增新遇刺后，金树仁因缘时会，夺得新疆军政大权，4个月后，获得南京国民政府的认可。白崇禧率兵赴新疆的消息传出去后，金树仁深感危及自己在新疆的统治，急忙派出秘书长鲁效祖赶赴北平、天津、南京、上海等地活动。鲁效祖于11月15日到达北平，会晤白崇禧，探询真相，白氏表示：外传各节，原出于胡汉民函商，并非出于他本人的主动，请函金树仁代为陈明，以释误会。

接着，鲁效祖至南京，会同新疆省政府驻南京办事处主任钱桐，于11月25日招待各报记者，对新疆情况作了详细报告，力称金树仁治理下的新疆地方完全安静，人民安居乐业。苏俄与新疆友善相处，苏俄之共产主义对新疆未产生任何影响，新疆之内政外交，均皆妥善。

稍后，新疆驻京办事处发表《西北边防问题》一文，文章称西北国防，外蒙与新疆并重，如分先后缓急，则外蒙较重于新疆；库伦（今外蒙古共和国首都乌兰巴托）距北平不过4000余里，迪化（今乌鲁木齐）距北平长达12000余里，新疆尚在青天白日旗帜之下，主权无恙，其经营迟早，无关大局，外蒙则已完全脱离中华民国范围，成为苏俄附庸，且西伯利亚铁路支线，已延达恰克图，如我再不经营，彼将直赴北平根本重地，国家前途更不堪设想。

与此同时，金树仁于1928年11月获国民政府任命后，也一再致电蒋介石表示效忠，并表示：“誓当为国效力，对于新疆国防，自应担此全责，决不致贻政府西顾之忧。”

金树仁的态度，使蒋介石感到新疆负责有人，无需另起炉灶，自然也用不着白崇禧多此一举。

其次，更为重要的是，蒋介石已经打定主意要以武力消灭各实力派集团，先入之见既已深，任何正确的主张也不可能改变蒋介石的意念。而且蒋介石已经选定了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为第一个下手的对象，蒋介石还怎么可能让白崇禧率军到边疆去坐大呢？白崇禧万万也不可能想到，此时连他的生命安全也已经受到了严重威胁，只是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而已。

实边建议得不到蒋介石的采纳，白崇禧对此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就是没有采用他的“实边”政策，才导致后来连续不断的内战。30年代，白崇禧在广西的一次演讲中旧事重提：

本来北伐战事停止后，当时的国民革命军共有一、二、三、四4个集团，合起来的兵额不过六七十万。所以，我是主张编而不遣的。我的意思就是想把4个集团的军队混合起来编做4个国防军，分屯于边疆四境。这里面的理由：（一）是国防上的需要。我们试看法国人口4200万人，但已有国防军70多万；德国人口6400多万人，但已有常备军85万。我国有47000万的民众，如果照德、法两国人口与军队数目的比率计算，那么我国至少应该有军队400万，现在我们只剩这六七十万的革命军，自然没有再裁去的必要，而把他分置于各边疆上以巩固国防。（二）安置有功的将士。北伐完成后，一般革命军人，皆有功党国，我们自不应施“狡兔死、走狗烹”的手段去对待有功的战士。（三）把军队都分移到边疆去，可以免除内部的许多纠纷，而不致发生内战。（四）可以开发边疆，富国强兵。但这种意思，竟被少数的有力者所反对了。当然，他们的反对，是别有用心的，然而以后也就引起几年的内战，民（国）二十年，更发生空前的“九一八”的巨变，打破了自有外交以来丧失国土的纪录！追怀往事，不能不痛心疾首！^[24]

这真是一页痛心的历史。白崇禧在这里虽然没有点名，但我们可以认定，他所指责的“少数的有力者”，当然是指蒋介石及其心腹谋士们。蒋介石宠信杨永泰等人，盲目地仿效封建帝王进行所谓的削藩战争，消灭异己军队，结果引起了长达两年之久的内战，异己军队虽然消灭了，但蒋介石自己的部队也已打得筋疲力尽。所以当1931年“九一八事变”日本军队打进来的时候，蒋介石已经没有了还手之力，只好推行屈辱而又可耻的“不抵抗政策”，任凭日本人蹂躏中华大地，重演了一段“勇于内战，怯于外战”的历史悲剧。有人说这场悲剧的始作俑者是杨永泰。但笔者以为，杨永泰固然死有余辜，但蒋介石作为最高统治者应当承担更大的历史责任。

注释

[1]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563，576，576，576页。

[2]参见张友坤、钱进主编：《张学良年谱》上册，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321页。

[3]军队数量没有准确统计，只有大概的估计。1928年7月2日何应钦在南京中央纪念周的报告说全国“兵额至少有220余万”。见《裁兵运动之进展》，《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26期。而郭廷以著《近代中国史纲》则说北伐前全国军队140万人，北伐后增加到230万人。见该书下册，第572页。

[4]参见简又文：《冯玉祥传》下册，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321页。

[5]记者：《李宗仁之裁兵论》，《国闻周报》第5卷第12期（1928年4月1日出版）。

[6]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7]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8]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9]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10]《裁兵运动之进展》，《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26期。

[11]《经济会议开幕》，《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25期；《全国一致促进裁兵》，《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27期。

[12]《裁兵运动之进展》，《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26期。

[13]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2册，中国文史出版社1996年版，第843页。

[14]参见张同新：《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164—165页。

[1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锻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第475页；1929年1月18日，第2册，第578，3，98页；第2册，第580，598页；1929年3月22日，第2册，第603，602页。

[16]记者：《蒋冯阎李告祭孙灵记》，《国闻周报》第5卷第27期。

[17]参见《蒋冯阎李汤山畅聚》，《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27期。

[18]参见《蒋冯阎李汤山畅聚》，《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5卷第27期。

[19]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20]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21]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22]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23]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24]白崇禧：《三自政策》，《白崇禧先生最近言论集》，第21—22页。

试图平息“湘案”风波

1928年8月8日至8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召开国民党二届五中全会，强行通过了一系列加强中央集权的议案：规定年底以前取消各地政治分会，中央委员集中首都，不得散居各地；厉行以党治国、以党治军，政令军令绝对统一；国民政府实行五院制度。会后，蒋介石陆续任命冯玉祥为行政院副院长兼军政部部长，阎锡山为内政部部长，李宗仁为军事参议院院长，蒋要求他们长期居住在首都。但蒋介石没有安排白崇禧任何职务，以至冯玉祥都觉得过意不去。认为第4集团军的上层大半闲散，未免有向隅之感。^[1]

1929年1月1日，编遣会议在南京召开，蒋介石在会议中致辞中即以日本明治维新讨幕废藩的故事为例，要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白崇禧等拥有重兵的大军头们“把日本雄藩作为一面镜子，借彼鉴己，善应潮流，奉还大政，归命中央。首先一条即化除‘私兵’，归编‘国军’”。蒋介石的讲话以日本藩阀影射冯、阎、李等人，引起他们极大的反感和不安。

编遣会议开幕的当天，蒋介石致电白崇禧，要求他去南京出席编遣会议，并在编遣委员会中担任编制部主任职务。声称“中央编遣委员会成立后，一切盼兄运筹擘画，离平以后，所遗职务可交鹤龄兄（李品仙）代理”。^[2]

白崇禧自“实边”建议被蒋介石否决后，心中怏怏不乐。知道蒋介石不安好心，也多了几分警惕。白崇禧接到蒋的电报后，即于次日复电，以六弟崇祜新近去世，悲伤过度，引起吐血，旧疾复发，必须静养为由，婉拒了赴会的邀请，并婉言辞谢中央编遣委员会编制部主任职务。^[3]

1月22日，白崇禧致电蒋介石、李宗仁，正式提出辞去第4集团前敌总指挥职务、回桂林养病的要求。白崇禧随即住进了北平德国人开设的医院。

在医院里，白崇禧大谈其“病史”：“因胞弟新近在沪病逝，感伤过度，遂致咯血。入病院以来，经医诊治，虽咯血已止，而心神甚疲。从前东征之时，体重尚有110磅，今则只有101磅，而血压只有59度，尤为气血亏损之征。行年不过36岁，头顶已秃，更足证其血之不足。医劝长期休养，拟回至故乡桂林，怡情山水，长久休息。”^[4]

此后，白崇禧又嫌这家北平城内的德国医院访客太多，时受干扰，又向前袁世凯时代的国务总理熊希龄借得香山双清别墅，住进了人迹相对较少的香山。白崇禧对记者描述他在香山的生活情形说：“此间空气清新，景象幽邃。本人入山唯恐不深之愿，甚为惬然。日来一切酬应，悉皆谢绝，大足怡神悦志，但以本人身体颇弱，近来又感受风寒，颇觉不适，已两日未作跑山生活矣。”

白崇禧称病辞职，装作隐居深山、不问世事的样子，实际上，这是他对现实处境无可奈何的一种消极表现。同时也含有退居深山，静观时局演变的意思。

与此同时，在南京召开的编遣会议也进行得很不顺利。会议之前，蒋介石引诱冯玉祥、阎锡山各自提出一个编遣方案。冯玉祥根据自己的标准，提出：第1、第2集团军各编12个师，第3、4集团军各编8个师，其余杂牌军编8个师，阎在反复权衡后，揣摩蒋的意图，提出：第1、第2集团军各编10个师，第3、第4集团军各编8个师，杂牌军编6至8个师，其余6至8个师由中央处理。显然阎的方案有利于蒋介石，编遣会议开幕后，蒋下令将阎、冯提出的两个方案一并交会议讨论，并明确表示自己支持阎案，会议通过的《‘国军’编谴委员会进行程序大纲》，规定全国军队编制不得超过65个师。设立8个编遣区，蒋占其中4个，这样一来，冯、阎、李等才发现上了蒋介石的当，便在大会上采取消极抵制态度。

蒋便在冯、阎、李中采取拉一派打一派的分化手段，蒋两度找冯密谈，故意危言耸听对冯说：“沪、广、汉、平皆为桂系占据，如何办理？”冯玉祥知道蒋氏不安好心，便冠冕堂皇地回答说：“同是一家，何分彼此？目下政府当务之急，只求得民心可耳！徒亟亟以消灭异己是务，吾恐方灭一秦，又生一仇也！”蒋氏又提出以师为单位，以消除桂系兵权之谋。对此，冯玉祥认为蒋逼人太甚，不留余地，遂没以好口气回答；“如畏之，何如以连为单位耶？”^[5]

此后，蒋介石又召冯玉祥、阎锡山到南京郊外的汤山温泉沐浴，蒋再度提出要对桂系用兵，阎锡山注目不答，似有难言之隐；心直口快的冯玉祥依然正大堂皇地回答：“同为革命军，不宜自相残杀，以免分裂革命势力，重陷人民于水火。”^[6]由于冯、阎不上当，蒋的拉一派、打一派的图谋又落了空，心中懊恼可知。

1929年1月22日，出席编遣会议的海军代理总司令陈季良及海军署长陈绍宽，因不满编遣会议对待海军的决议，一怒之下离京赴沪，并提出辞职，各方慰留，直至27日蒋亲赴上海挽留，二陈才打消辞意，回到南京继续视事。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在汤山会议时，李宗仁、李济深“词锋尖锐，当面与蒋以难堪”^[7]，几乎使蒋下不了台。这样一来，编遣会议再也无法进行下去了。1月27日，李济深以葬母为由首先离开南京南返。2月4日，阎锡山又以父病重为由，请假离开南京北返太原。冯玉祥见李济深、阎锡山都走了，自己也坐不住了，2月5日也以神经衰弱为由，向蒋介石请假返回开封。一场马拉松式的编遣会议，就这样不欢而散。

编遣会议的流产，使蒋介石意识到地方实力派领袖和平交出兵权的可能性极为渺茫，从而更加坚定了蒋介石以武力解决的信念。冯玉祥走后，蒋找到尚留在南京的李宗仁，气呼呼表示要对付冯玉祥，以试探李宗仁的反应。随后，蒋介石又正式派遣吴忠信向李宗仁游说，共同对付冯玉祥。李宗仁力持不可，认为党内干戈千万不可轻动，因共产党日益坐大，日本军阀虎视在侧，党内如发生内战，将以若辈以可乘之机。李还向蒋进言说：冯玉祥个性粗放，言语尖刻，是其短；而刻苦耐劳，善练兵，能与士卒共甘苦，爱国情热，是其长。倘中央开诚布公，推心置腹，未尝不可使其为国家建设而尽力。政府如更发动舆论界提倡正义，明辨是非，引人为善，冯氏必能接受中央领导，故对冯氏宜感之以德，千万不可操急从事。蒋听完李宗仁的陈述，连忙反问：“冯玉祥自命老前辈，他会服从‘我们’吗？”蒋特别强调“我们”二字，以示李宗仁也有一份。李宗仁解释说：“冯玉祥一人易对付，但是冯氏统兵10余万（引者按：此时冯玉祥拥有27万军队），他下面的每一统兵将领都是一个冯玉祥。一个冯玉祥容易对付，无数个冯玉祥就难对付了。冯氏今日的作用，正如一串制钱上的‘钱索子’。有这钱索子在，有事便拿着这索子，一提即起。一旦这索子断了，钱散遍地，捡起来可就麻烦了。”^[8]

李宗仁在高谈阔论、当大好人的同时，怎么也没有想到蒋介石首先要动武的对象不是冯玉祥，而恰恰正是以他和白崇禧为首的新桂系。

蒋介石首先拿新桂系开刀，是由多种因素决定的：

第一，蒋介石与李宗仁、白崇禧有宿怨。北伐期间，李宗仁、白崇禧曾利用蒋介石两面受敌的困境，于1927年8月中上旬逼宫，使蒋不安于位，被迫辞职下野。对此，蒋介石衔恨在心，一有机会就会报复。冯玉祥解释说：“蒋桂之争，远因实种于蒋上次下野时，彼时桂派言论，过于露骨，及蒋复职后，遂蓄意铲除之。”^[9]

第二，李、白第4集团军的部队直接威胁蒋介石统治的东南地区。北伐结束后，第4集团军部队发展到近20万人。分布在广西、湖南、湖北以及北平、天津、唐山一带，直贯中国。但桂系部队此种分布，看似强大，实际上却有明显的弱点。桂系部队一字长蛇阵部署在京广线两侧地区，中间湖南、河南两地又分别为鲁涤平、冯玉祥占领，桂系的部队被拦腰截成了首尾不能相连的三段，首段为广西的黄绍竑部，中段为湖北的夏威、陶钧、胡宗铎部，尾部为驻北平、天津、唐山一带的白崇禧部。三部分首尾不能呼应联系，则是兵家之大忌，便于蒋介石各个击破。

遭桂系武力驱赶的湖南省政府主席鲁涤平

第三，桂系内部矛盾重重，十分容易被收买分化。桂系内部不仅有本省派，也有外省派，各自内部还有许多小派别。例如势力最大的本省派分成桂林派和容县派，桂林派又称官话派，以李宗仁、白崇禧为首；容县派又称白话派，以黄绍竑为首，因为北伐战争开始后，黄绍竑留守广西，主持省政，大量引用容县派，造成“三步一容，五步一黄”的局面。李宗仁、白崇禧出征在外，掌握省外军队的大权，但桂系省外的军队又有广西籍与两湖籍之间的矛盾。桂系从崛起、统一广西到逐鹿中原，前后不过数年时间，根本来不及整顿内部。

由于以上种种因素，便决定了蒋介石首先消灭桂系。事实上，在编遣会议召开之前，蒋介石即已在紧锣密鼓地秘密策划对付新桂系。蒋的布置非常周密，而且其手段也是无所不用其极。

蒋介石的第一着棋，便是激人成变，酿成“湘案”风波，成为蒋桂战争的导火索。

鲁涤平（1887—1935），字咏安，湖南宁乡人，是谭延闿的亲信部属。1928年5月21日，李宗仁借故免去程潜的湖南省主席职务后，为缓和湖南人对桂系倒唐（生智）扣程（潜）的反感情绪，不得不任命时任第2军军长的鲁涤平为湖南省主席，以结好于谭延闿。但谭延闿在蒋介石再度出山后先后担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职务，与蒋介石打得火热，与桂系反而日益疏远。而蒋介石也有意拉拢利用鲁涤平，“以切断其两广与两湖之联络”^[10]。

湖南地处湖北与两广之间，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一旦蒋介石控制了湖南，对桂系将是极为不利的。应此，如何切实控制湖南就成了一件关系桂系生死存亡的大事。恰在此时，鲁涤平又与另一湘籍将领何键发生了矛盾。何键是湖南醴陵人，原为唐生智部第35军军长，唐生智失败下野后，何键多方向桂系输诚，桂系在改编唐生智所部时，保留了何键的第35军军长职务，并让其兼任湖南清乡会办，掌握了清乡督办公署的实权。鲁涤平主湘后，对何键大权在握很不满，乘南京政府设立“湘赣剿匪总指挥部”之机，向蒋介石请准任命何键为代总指挥，把何键排挤出了湖南，从此鲁、何矛盾日益加深。不久，何键借报告工作为名，前往汉口谒见李宗仁，力陈鲁涤平有异心，湖南为第4集团军后方，湘桂不一致，武汉有事，后路可虑。何键的一番话，说到李宗仁的心坎上。李宗仁当即决定利用鲁、何矛盾，与何键密定了一项“倒鲁立何”计划，准备再演一出类似倒程立鲁、先斩后奏的政治游戏。为掩饰此一行动，也为将来留有回旋余地，李宗仁在编遣会议后1个人留在南京以避嫌疑。

胡宗铎

1929年2月间，李宗仁得到何键密报：蒋介石从江西运送了两三百万发子弹接济鲁涤平，准备对桂系作战。李宗仁感到形势逼人，先下手为强，后下手遭殃，便指使在武汉主持工作的胡宗铎、夏威立即动手。2月19日，胡宗铎等人以武汉政治分会的名义免去鲁涤平的湖南省政府主席、第2军军长兼第18师师长等职，免去谭道源的第2军第50师师长职务，声称鲁、谭二人“把持税收，剿匪不力，重征盐厘，有渎军纪”；同时任命何键继任湖南省政府主席。2月21日，武汉政治分会将决定上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同一天，李宗仁致电蒋介石等，申述罢免鲁、谭的理由：“本集团军师长鲁涤平、谭道源任职以来，互相勾结，对于本集团军所发命令，诸多违抗，实属弁髦法令，破坏纪纲。湘省为匪共窟穴，该师长等剿办不力，地方秩序，迄未恢复，人民痛苦，不获解除。鲁涤平身为省政府主席，又复滥用威权，把持中央税收，紊乱行政系统，致饷糈计划，无法统筹，似此拥兵恣肆，若不亟予惩处，大局前途，何堪设想？！除将鲁涤平、谭道源均予免去师长职务，听候查办，并将各该师部队，分别遣散，以伸军纪外，谨电奉闻。”^[11]

同时派遣夏威、叶琪两师部队进入长沙，鲁涤平不敌，退走江西。这就是所谓的“湘案”。

“湘案”发生后，李宗仁立即化装悄然离开南京潜往上海，住进了上海租界内，以避免做蒋介石的俘虏。

2月25日，李宗仁向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国民政府呈报“湘案”经过，要求迅速追认武汉政治分会的决议，并自请处分。

“湘案”发生时，蒋介石正在老家奉化，他得到“湘案”报告后，感叹说：“桂系跋扈恣睢，目无中央，从此恐又多事矣。”24日，蒋介石与行政院长谭延闿抵达上海访问李宗仁，会商解决“湘案”办法，李宗仁表示将与中央保持一致。蒋介石对桂系的这一举动，恨得咬牙切齿，但蒋此时尚未做好准备，便不动声色与桂系打起文字官司来，以掩护对桂战争的准备。

2月27日，蒋介石召开中央政治会议第177次会议，会议就“湘案”做出两项决议：第一、派国民政府监察院长蔡元培会同李宗仁、李济深、何应钦彻查湖南事件。第二、何键暂时代理湖南省主席职务。

李宗仁、白崇禧一直幻想通过做些让步使蒋介石默认事实，3月4日，李宗仁发表谈话，在为“湘案”辩解的同时，表示拥护蒋介石，并宣布遵令裁撤武汉政治分会及第4集团军总部。

同一天，白崇禧致电南京的胡汉民、上海的吴稚晖、杭州的张静江3位元老，请他们出面调停，维持大局，电报称：“有人趁机播弄，动摇大局，藉收渔利，禧身在病中，心忧党国，诸公领袖群伦，主持至计，敢请设法稳定大局，两湖必能听命中央也！”^[12]

3月5日，白崇禧复电蒋介石表示：“惟中央之命是听，钧座处置得宜，决心专意服从。”

3月6日，白崇禧又急电胡汉民、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张静江，再次请求他们出来调解，并向蒋介石力为解释，以便转危为安。

同一天，白崇禧复电立法院长胡汉民，称：“遵即电转达武汉，嘱其不得妄动，并电请德公（李宗仁）严令禁止。任公（李济深）处禧亦电促早日赴京调解，共维大局。并望将鄙意述陈介公（蒋介石）。无论如何，总以顾全中央威信，使政局稳定，勿予奸人以挑拨之隙，而遗党国前途之忧也。”^[13]

接着，白崇禧就“湘案”公开向记者发表谈话，白崇禧表示，他与李宗仁事前绝未与闻，“湘案”纯粹是局部问题，尽可在法律上求得解决，绝对不应使之成为内战的原因。他深信两湖军队绝对服从中央，服从主义。

3月7日，白崇禧再次就“湘案”发表谈话，除重申他本人事前毫无预闻外，承认“湘案”处置“操切”，此事如何解决，当始终服从中央，服从蒋总司令，服从李总司令。白崇禧申明，桂系军队从珠江出发，转战万里而至北方，绝非为个人谋利益，完全为党国谋统一。白崇禧还否认了蒋桂将发生战争的可能，认为这完全是谣传，并说这种谣传发生原因有三：（1）帝国主义者及赤色帝国主义，唯恐中国不乱，竭力煽动；（2）失意政客军人及不利于党国之人物，为谋私人活动而散布谣言；（3）做公债事业之投机分子，希图扰乱市面。^[14]

白崇禧还寄希望于李济深出来调停。“湘案”发生后，白崇禧即致电李济深促其早日赴京调解。3月7日，白崇禧对记者发表谈话很乐观地表示：粤李主席已启程北来，即日可到京，一切问题待李到后解决。

3月8日，白崇禧公开发表呼吁和平通电，电称：

……近阅报载，纷传益甚，军事发动，几若实有其事者。平心设想，不禁慨然。窃意吾国革命事业，赖先总理惨淡经营，垂40年，以诸先烈之奋斗牺牲，诸公之继续领导，加以武装同志共同努力之结果。始获有今日之局势，凡我国人，自宜尽力维持，徐图建设，亦可以解除民众之痛苦，完成革命之大业。……诸公领袖群伦，党国众望，维护大局，谅有同心，尚祈审处前途，主张至计，一致电请政府，持以镇静，处以宽宏，武汉分会，原在政府统治之下，中央如何处理，亦必能恪遵明令，一致服从，果能如此，则军阀反动，固可无忧，即外交问题，亦可渐图解决。转危之道，全在于此。^[15]

“湘案”后，白崇禧将希望寄托在胡汉民等人的调停上。此时的国民党中央是蒋介石、胡汉民合作的体制。胡汉民是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国民政府立法院长，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在南京政府中拥有较大的发言权，白崇禧希望胡汉民等向蒋介石鼎力进言，消弭内战，然而却是找错了对象。

我们知道，胡汉民正是对桂系恶感最深的一位元老要人。1927年8月，李宗仁、白崇禧暗中逼蒋下台时，胡汉民即严斥李、白为所谓的“新督军团”^[16]，并随蒋介石一同下台以示抗议。此外，还有李济深驱逐胡汉民亲信古应芬的旧账。1927年6月，李济深任广东省主席后，即免去胡汉民亲信古应芬的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任命自己的亲信接任。古应芬不服，拒不交印。李济深便派兵包围财政厅，强制执行。李济深虽不是桂系，但他是广西人，与桂系首脑李、白、黄关系密切，是政治上的同盟者，也可算是半个桂系。于是这一笔账，胡汉民也一起算到了桂系头上，他认为桂系军阀专横跋扈。加之胡汉民又是一个心胸狭窄、报复心极强的人，只要有机会，他是会报复的。“湘案”发生后，胡汉民即说这是“军阀行为，违抗命令”，与谭延闿一唱一和，力主讨伐。以至后来吴稚晖称赞胡汉民“于征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17]。这样一来，白崇禧的希望也就落了空。

到3月中旬，蒋介石的战争准备已经就绪，战争已在弦上，白崇禧见形势紧急，再次打电报给蒋介石，警告蒋介石不可轻于动兵，电报说：“武汉政治分会的处置不对，胡、陶、夏操切无理，罪有应得，应当如何处分，我完全负责，千万不可动兵，因为一、四集团军从两广出来，是革命的主力，到现在是国家安定的力量，若破裂了，以后内战无已时。”但蒋介石复电说：“没这个事”，矢口否认他在准备战争。

然而，蒋介石不仅在切切实实准备大张挞伐，而且已经悬下赏格捕杀白崇禧，这是白氏做梦也想不到的。

注释

[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锻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第475页；1929年1月18日，第2册，第578，3，98页；第2册，第580，598页；1929年3月22日，第2册，第603，602页。

[2]转引自李勇、张仲田编：《蒋介石年谱》，第172页。

[3]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4]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锻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第475页；1929年1月18日，第2册，第578，3，98页；第2册，第580，598页；1929年3月22日，第2册，第603，602页。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锻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第475页；1929年1月18日，第2册，第578，3，98页；第2册，第580，598页；1929年3月22日，第2册，第603，602页。

[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锻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第475页；1929年1月18日，第2册，第578，3，98页；第2册，第580，598页；1929年3月22日，第2册，第603，602页。

[8]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上卷，第450—451页。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锻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第475页；1929年1月18日，第2册，第578，3，98页；第2册，第580，598页；1929年3月22日，第2册，第603，602页。

[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锻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第475页；1929年1月18日，第2册，第578，3，98页；第2册，第580，598页；1929年3月22日，第2册，第603，602页。

[1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685页。

[12]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13]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14]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15]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16]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563，576，576，576页。

[17]吴稚晖：《致胡汉民书》，《吴稚晖书信选》第2集，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70年版。另见桂崇基：《立法院长时期之胡汉民先生》，台北《传记文学》第28卷第6期。

“小诸葛”一走麦城

事实上，自1928年夏北伐结束后，蒋介石即开始精心策划对付桂系的办法，“立唐倒白”则是蒋介石精心策划的又一着辣棋。

如前所述，白崇禧以第4集团军前敌总指挥身份带至北方的部队，大多数是由唐生智的湘军改编的，在改编过程中，除撤销了唐的心腹大将刘兴等少数几个人的职务外，其余中下级军官一律未动，仍是唐生智旧部原班人马，这就为唐生智东山再起提供了便利。

北伐结束后，白崇禧一再向蒋介石请求，将第4集团军前敌各部“班师回武汉训练”。蒋介石已经打定主意要消灭桂系，自然不会纵虎归山，却假惺惺地要白崇禧去征求阎锡山的意见，“以定去留”。白崇禧回师，阎锡山可独得平津地盘，自然乐见其成，便致电蒋介石：“窃意以地方而论，剿匪、卫戍各有专责。河北一省，军队驻有百余师之多。白总指挥所请率回防，时届冬令，南北气候亘异，久戌有困难。如钧意对奉无用大兵必要，似应准其回防，以示体恤。”^[1]阎锡山虽然同意了，但蒋介石就是不松口。

不仅如此，蒋介石还故意扣压白崇禧所部军饷不发，至1929年2月间，蒋介石拖欠白崇禧所部军饷达200余万元，以至白部“困窘不可名状”，到了连伙食也不可维持的局面。白崇禧无法，只好向银行借贷，白部累计向银行界借贷达五六十万元之多，没有银行界的这笔巨款，白部也许早已散伙。

在此期间，白崇禧一再向新闻界诉苦。比如，9月25日白氏即对新闻记者说：“本人自北伐以来，大小战事，不知经过若干次，自觉以此次东征为最苦，盖无饭吃、无衣穿，兵士既冻且饿，诚感痛苦万分。……中央虽早说允为军士筹办冬衣粮饷，然迄未实行，使本人尚有何法？本人亟愿早日回南，但中央仍令在北方工作，今兵士有饥寒之苦，不知中央将用何法安慰之也？”^[2]

除了向新闻界诉苦，白氏还一致打电报给蒋介石请求救济。如1928年11月12日，白崇禧向蒋介石请求发饷的电报中诉苦说：“届此年终，前方兵士，待哺甚殷，廖（磊）军长电称，逐日皆煮粥充饥，夜则无被御寒，长此窘状，其何以堪？”^[3]对于白崇禧的告急电报，蒋介石一概不理，敷衍说到旧历年终，可以兑现，但直到白崇禧逃亡之前始终没有见到。期间，只有第3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雪中送炭，增给白崇禧部10万元，被白氏视为“仁浆义粟”，对阎锡山表示了十万分的感谢。^[4]

蒋介石这么做，其目的在挑拨白崇禧与部队的关系，只要白崇禧在，部队就休想发饷，只要赶走了白崇禧，部队才有饷发，这就为唐生智夺回部队创造了条件。

唐生智1927年11月间被李宗仁、白崇禧打败、自动宣布下野后，即率领心腹龚浩、张翼鹏及顾伯叙等人隐居日本，顾伯叙是唐生智的佛家军师，人称“顾和尚”，唐生智对他言听计从，非常迷信，到1928年秋，顾和尚经扶占卜卦，告诉唐生智出山时机已至，随后唐生智一行即从日本回到香港，静观政局演变。不久，蒋介石派刘文岛到香港与唐生智联络。唐即派刘文岛、龚浩、张笃伦、李书城、刘兴、袁华选以及蒋方震、钟伯毅、臧卓等人奔走于南京、上海之间，和蒋方代表张群、何成濬、晏道刚等磋商唐生智出山的条件，“各函电命意措辞，无一字一句不矢忠矢慎，云有生之日，皆图报介公之年”。唐生智本人也曾经一再亲函何成濬等声明：“以介公之提携，得复领军符，此后无论至何时际，决不反蒋，决不破坏统一。”^[5]蒋方则表示，起用唐生智，并助唐饷械没问题，但何时由唐生智出山再领军，蒋方不置可否。^[6]

廖磊

“湘案”发生后，蒋介石认为削夺白崇禧兵权的时机已到，当即决定起用唐生智。唐生智受命后，即派龚浩携带蒋介石批给的270万^[7]（一说150万^[8]）军饷先行潜赴天津，再转唐山，到白崇禧所部活动。当龚浩北上时向唐生智提出，抓住白崇禧立即予以枪杀。但唐生智以为这是内战，决定网开一面，放白崇禧一条生路。唐生智并以玩笑地口气说：“杀了他，以后没有好戏可唱了。”^[9]

龚浩在唐山滦东秘密召集白崇禧部团长以上将领集会，宣布唐生智即将重回军中，率领全军回湖南家乡，同时宣布官兵立即发3个月的军备饷。唐生智出山，全军可以发全饷而且可以回湖南，全体将领自然一致拥护。

与此同时，蒋介石又令何成濬于3月9日前往北平就任北平行营主任，开导被白崇禧收编的杂牌军刘春荣、魏益三两位师长，说服他们拥护蒋介石。何成濬随后用蒋介石的名义委任唐生智接收湘籍部队。何成濬说：“经此多方运用，异动局面已成土崩瓦解之势。张学良复暗中助余，嘱于学忠调动队伍以示压迫，主其事者乃不得不微服宵遁，乘桴浮于海矣。”^[10]

唐生智潜入部队后，提出“打倒桂系，回到武汉，回到湖南老家去”以及“打倒白崇禧，清算拖欠经费。被白免职的，仍回原部供职”等极富挑动性的口号，获得部队官兵的热烈拥护。被白崇禧免职的前第54师师长指使该师旧部起来准备逮捕新任师长王泽民及白崇禧。^[11]

白崇禧获悉所部已被唐生智、何成濬活动过去后，自己处境相当危险，再不走就很可能带来杀身之祸，于是急忙悄悄潜往唐山，向李品仙求助，但李品仙此时已被收买，对白的求救面有难色，表示很为难，一副爱莫能助样子，仅送白1万元作路费。白很气愤也很无奈，只好转往开平向廖磊求助。

廖磊（1892—1939），字燕农，广西陆川人，与白崇禧在陆军小学、保定军校均是先后期同学，毕业后，廖磊分发到湘军中服务，是唐生智手下大将之一。1927年底，廖磊部被白崇禧改编。因为同乡同学关系，廖成为白崇禧手下亲信大将，白崇禧到开平后，曾经还设想令廖磊指挥的第51、第53两师经徐州直趋浦口，而武汉的桂系部队则顺长江东下，两军会师南京。第53师湘籍旅长凌兆尧获悉后，在纪念周上公开宣布反对桂系，并张贴“打倒桂系！”、“打倒白崇禧！”“欢迎唐总司令东山再起！”等标语，甚至把这些标语贴在开往天津、北平的火车车厢上。^[12]

与此同时，何成濬还策动张学良暗中调动于学忠所部，压迫白崇禧嫡系部队。白见事已至此，知道已无回天之力，遂在廖磊的亲自护送下，3月16日，在天津塘沽码头秘密登上一艘日轮南下。蒋介石此时还不知道白崇禧已经秘密出走，3月18日还密电何成濬“对白务使拘捕，并可悬赏若干”^[13]。

白崇禧离开天津前几个小时，唐生智即已经从上海到了天津。唐到天津后，何成濬以蒋介石的名义，任命唐生智讨逆军第五路军总指挥，李品仙为第8军军长、何成濬为第9军军长，不发一枪就全部接收白崇禧指挥的5万部队。^[14]

白崇禧秘密潜逃后，第4集团军前敌各师由李品仙领衔，于3月20日发表声讨白崇禧的通电。

南京三全大会蒋主席钧鉴；各院部长、各省主席、各市政府、各省市党部，冯总司令、太原阎总司令、上海杨总司令、北平何参军长、盛京张司令长官，分送各军事长官、各报馆、各团体均鉴：

自北伐告终，统一垂成，编遣会议既经顺利毕会，三全代会复庆如期举行，国防会议亦且继续召集，巩固国基，完成统一，属望之殷，举国同情。乃者湘事变起仓卒，武汉当局举措失当，无可讳言。品仙等当已一再电陈，分属军人自应以服从中央、拥护中央为职志。方冀拥兵自恣者流翻然改图，知所警惕，不谓最近湘省形势愈益恶化，非特未恪遵中央撤回原防之明令，甚且进兵江西，窥图皖赣，违反中央，破坏统一，律以军纪国法，洵属罪无可逭。而迹其种种造恶之源，实由白崇禧醉心权利，阴谋百出，不惜冒天下之大不韪，轻启兵戎，以填其无餍之欲壑。查白崇禧自接领本军以来，排斥异己，克扣军饷，野心素炽。物欲没煞本心，历年为革命奋斗之历史，而作彼个人争权攘利之工具，近更明目张胆，强令本军扰乱北方，响应武汉，袭攻徐海，进逼首都，元恶大憝，人得而诛。品仙等追随革命，历有年所，若泾渭无分，同流合污，人格何在？良心何存？是用同伸大义，声讨国贼，为国家正纲纪，为袍泽留正气。此心皎然，生死不渝。惟知贯彻初衷，服从中央，拥护统一，完成整个中华民国，为国家独立民族自由而奋斗。义之所在，誓无反顾。谨电陈词，伏祈鉴察！

李品仙、廖磊、刘春荣、刘凤池、郝孟鳞（梦龄）、闻捷、薛毓滨、韦云淞、郑沧溶、唐哲明、陈百嘉、周武彝、凌兆尧、魏镇藩、罗启疆、颜仁毅、周维寅、谭崇酂、郭伯藩、王邦述、胡德春、王赓同叩。号。^[15]

在白崇禧处于危难之际，廖磊挺身相助，让白氏十分感动，白氏东山再起后，对廖磊倚重有加。而李品仙的落井下石，则让白崇禧伤透了心，不久，唐生智再次反蒋失败，永远丧失了自己的老部队，李品仙再次以同乡同学关系投靠桂系，白崇禧记住李品仙落井下石的劣迹，让他坐了多年的冷板凳，这是后话。

白崇禧从天津逃往广西的经过，有许多版本的说法：

第一种说法是白崇禧自己所说，他从塘沽登上一艘日本轮船，抵达日本门司，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派代表迎接，并派警察保护。白在门司旅馆住了一夜，次日重新登上日轮，经上海转赴香港。^[16]

第二种说法是，白崇禧乘坐的日轮经过上海时，蒋介石曾经派人上船严密搜查，白氏藏身于船主房间内的衣柜里，幸未被搜查出来，从而躲过了被蒋介石杀头的危险。^[17]

第三是《李宗仁回忆录》的说法。该书说：“当汉口战事急转直下之时，我自粤赴梧晤黄绍竑，筹商善后之策。白崇禧此时刚自华北化装潜返广西。因白氏在华北所指挥的全系唐生智的旧部，未予丝毫更改。1929年初，蒋即密派唐生智携巨款前往活动其旧部叛白。白崇禧被迫离津，秘乘一日轮南下。然中央对白崇禧志在必得，乃密令上海卫戍司令熊式辉，待该日轮抵沪时，将白氏逮捕。如该日轮拒绝搜查，则令海军炮舰将其击沉。国际交涉，以后再办。熊式辉原为赖世璜旧部，经白氏一手提拔至于高位，然式辉此时只好执行命令。这一消息幸为上海市市长张定璠所悉。张君系江西人，曾在白氏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任事，和健生有旧，乃将此消息泄漏予余妻郭德洁。德洁遂商诸第四集团军驻沪办事处同人，同往日本轮船公司交涉。由王季文搭乘另一南下日轮，在吴淞口外以信号使白氏的船停航，健生乃得换上此一日轮，径驶香港。王君则乘白氏的船回沪。后来新闻界盛传白氏藏于衣橱内脱险，并非事实。”^[18]

注释

[1]《阎锡山年谱长编初稿》第3册，第1065—1066页。

[2]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3]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4]黄嘉谟编：《白崇禧将军北伐史料》，第310—311，312，325—326，333—334，403，404—405，419—420，441—449，458—459，459，469，475，477，478—479，483—484，391，427，396页。

[5]《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50期。

[6]《我所知道的唐生智——龚浩将军访谈纪录稿》，台北《传记文学》第49卷第6期。

[7]吴相湘：《如来佛与唐生智》，台北《传记文学》第8卷第3期（1966年3月号）。

[8]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563，576，576，576页。

[9]《我所知道的唐生智——龚浩将军访谈纪录稿》，台北《传记文学》第49卷第6期。

[10]何成濬：《八十自述》，《何成濬将军战时日记》下册附录，第747页。

[11]杨显、赵子立：《1929年蒋桂战争琐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25页。

[12]刘兴：《回忆国民革命军第八军》，《湖南文史资料选辑》修订合编本第3集第6辑。

[13]转引自曾业英：《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7，9页。

[14]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563，576，576，576页。

[15]参见《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6卷第11期；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1），第711页。

[16]贾廷诗等访谈兼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35，930页。

[17]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第201页。

[18]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457—458，454—455页。

桂系主力部队土崩瓦解

蒋介石在“立唐倒白”的同时，还接连下了两着辣棋：

第一，诱骗第八路军总指挥、广东省政府主席李济深来到南京然后加以扣押，扶植粤人治粤，成功拆散粤桂同盟。

鲁涤平事件发生后，蒋介石抓住不放，使李宗仁等非常被动。2月25日，蒋介石致电李济深的儿女亲家吴稚晖，要吴出面诱骗李济深来南京加以囚禁。蒋介石在致吴稚晖的电报中假惺惺地说：“湘事起后，谣诼繁兴，请先生去电任潮，促其即日返京，以释浮言而安大局为祷。并乞复。”

吴稚晖是专门替蒋介石跑龙套的元老，受命后立即照办。开始，李济深怕中了蒋介石的圈套，不敢去南京。蒋又派吴稚晖专程赴广州促驾。在政治上，已经被蒋介石收买的粤系将领陈铭枢、陈济棠等也在一旁劝他们的上司李济深早日北上调停。

当时，李济深身边的亲信均认为，李济深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广州政治分会主席兼第8路军总指挥，加上阎、冯、桂3派力量雄厚，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即将召开之际，蒋介石绝不敢轻易地对李采取什么不利行动。李济深认为有道理，为了化解一场内战，决定冒险去南京。3月5日，李济深启程北上，11日到达上海，随即与蒋介石派来的元老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以及李宗仁会商处理“湘案”办法。李宗仁认为蒋介石诡计多端，力劝李济深千万不可去南京，否则一定会被蒋扣押无疑。李济深听后也很以为然，当即决定不去南京。

这时，白崇禧也从北方给李济深、李宗仁打来密电，建议实行新的战略，即将驻扎湖北地区的桂军主力撤退至湘西南，背靠广西，准备与蒋系中央军进行持久战。密电说：“任（李济深字任潮）、德（李宗仁字德邻）两公商定大计后，请即秘密各回原防，共筹应付。希望保兄（？）速准备，任公可敷衍言和者，以便离沪。武汉四集之地，决不能守，更无所用其留恋。在相当时机，应全师南返，占领宝（庆）衡（阳）茶（陵）攸（县）赣州之线，准备与敌作强固之持久战，引诱敌军深入，以待我两粤援军之来到，然后猛烈袭击，一举歼灭敌军，胜算终属于我。”^[1]

白崇禧提议的这个新战略本来是切实可行的，但不知何故，并没有引起李济深、李宗仁的高度重视，也没有采取任何步骤来贯彻这个战略。

蒋介石见李济深逗留上海不进，不肯上钩，便加派蔡元培、李石曾、张静江等3位元老去上海协助吴稚晖劝驾，要求他们无论如何要把李济深引诱到南京来。

4位元老和李宗仁、李济深谈了足足两天之久，第2天竟自上午11时谈到夜半12时，结果还是不欢而散。吴稚晖因李宗仁一再阻止李济深去京，简直是义愤填膺。最后李济深被软化了，他说：“以国事为重，抱着跳火坑的精神，去京一行。”李宗仁说：“你去南京必被扣留，你一失去自由，战祸就免不了！”^[2]

但李济深是好人，他终于在4位元老和“蒋先生以人格担保”的诺言怂恿之下，于3月13日自上海去了南京。

李济深到南京后，与蒋介石见面，建议不要继续向湖南增兵，以免与桂系部队发生冲突，希望一切问题通过谈判解决。蒋介石假意表示赞成和平谈判。李济深当即将蒋的意见电告李、白，并劝李、白有所克制。不久，李济深发现自己已被蒋介石的军队监视，失去了自由。3月21日，蒋介石派人将李济深押到南京郊外的汤山拘禁起来。

蒋介石拘禁李济深后，立法院长胡汉民、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以及蒋介石派在李济深身边的坐探冯祝万等都一致推荐陈济棠接替李济深担任第八路军总指挥。^[3]

当时在南京政府任职的另一粤籍人士马超俊也推荐了陈济棠。马超俊回忆说：当蒋向他征询由何人接替李济深的第八路军总指挥职务时，他推荐了陈济棠，并说：“陈济棠一身土佬气，表面似甚愚鲁，但于三民主义颇知研究，昔对总理甚表服从，在才智方面，虽远逊于陈铭枢，难期对外发展；然操守方面，较为忠实可倚，或易于驾驭，故鄙意以陈济棠继任第八路总指挥为宜。”^[4]蒋介石对此首肯。

广东将领如邓世增、蒋光鼐、蔡廷锴、余汉谋、陈章甫、李振球等原来都是拥护老长官李济深的，刚得到李济深被蒋介石扣押的消息，各人都表示很愤激的态度，但因为群龙无首，决定等待应召去南京的陈铭枢、陈济棠回来主持大计，但他们不知道陈铭枢、陈济棠事先早已被蒋介石收买过去了，蒋并许诺由他们两人分别主持广东军政，陈铭枢任广东省主席，陈济棠则任第八路军总指挥。陈铭枢从南京返回广州途经香港时跌跛了脚，留在香港治疗，他派范其务回到广州劝告各将领要拥护中央讨伐李、白。陈济棠尚未进入南京，即得到新的任命，他立即掉转头返回，到香港后改乘陈策派来的海虎舰返广州。开始，陈济棠担心各将领反对他，还不敢公开表示拥蒋的态度，逗留军舰上，不敢贸然上岸，他分别请各将领去谈话，伪装十分沉痛的样子，花言巧语说：“李、白拥兵自大，反抗中央，固然不对；而蒋介石把持中央剪除异己，穷兵黩武，动摇国本，罪恶尤大。为使广东能摆脱战争的漩涡，从事三民主义建设，展堂（胡汉民）、湘勤（古应芬）两先生和各元老，都劝我不要灰心失望，应该回广东去负起责任，安定各将领心情，徐图补救。现在任公（李济深）已失自由，本人只得忍辱负重和大家寻求新的途径来救国救民，并可营救任公出险。”此时，武汉已为蒋军攻占，各人以大势已去，只得任由两陈摆布。陈济棠看到各将领没有什么动静，才由海虎舰上岸。^[5]

3月30日，陈铭枢、陈济棠宣誓就职，广东军政大权落到了陈铭枢和陈济棠手中。同一天，陈铭枢、陈济棠、蒋光鼐、陈策等粤系将领发表拥蒋宣言，拥护李济深的邓世增、徐景唐等被迫离职，蒋介石成功地将粤桂拆开。

蒋介石的第二着辣棋便是通过俞作柏，收买分化驻武汉的桂系部队。

桂系部队主力驻在以武汉为中心的湖北地区，其编遣后的番号是第15师（师长夏威）、第16师（师长胡宗铎）、第17师（师长陶钧）、第52师（师长叶琪）、第55师（师长程汝怀）、第56师（师长张义纯），总计兵力有10万人左右。人数虽然不及蒋介石多，但李、白认为桂军战斗力强，足可以与蒋介石抗衡。特别是胡宗铎、陶钧两人更是骄傲狂妄到极点，他们常骂蒋介石的嫡系将领刘峙、顾祝同等是饭桶，并扬言：“我们1团人要打他们1个师，我们1师人要打他们1个军。我们从广西出发以来，就没有打过败仗……”^[6]

蒋介石经过多方面侦察，发现桂系部队中广西籍将领与鄂籍将领之间的矛盾可以利用。

在北伐期间，白收编北洋降将刘佐龙部，编为第19军，刘佐龙是湖北人，所部为鄂籍子弟兵。收编不久，刘佐龙即病故，李、白为统率方便起见，特地将湖北籍的第7军第2师师长胡宗铎升为第19军军长。1927年，李、白西征唐生智，夺取湖北地盘后，又收编湖北省防军和卫戍旅，成立第18军，白崇禧又力保湖北籍的陶钧担任第18军军长。胡宗铎、陶钧资历浅，且战功不著。这样一来，桂系中资历较老且战功卓著的李明瑞、钟祖培等大为不平，钟祖培且一怒之下，挂冠而去。但李、白对此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此后，李、白又任命胡宗铎为湖北清乡督办，陶钧为清乡会办，掌握了湖北军政大权。湖北境内的所有税收机关均由胡、陶接收支配，每月有200万元的收入，胡、陶的第18、第19军经费异常充裕。1928年底，胡、陶又扩编了第55、第56两个军，分别以程汝怀（原第19军副军长）、张义纯（原第18军副军长）担任军长。至此，胡、陶势力达到顶峰。胡、陶利用兼任的湖北清乡督办、会办身份，在全省设立5个清乡司令部，以驻在地的师长、旅长为清乡司令，胡、陶二人均很残暴，尤以陶钧为甚，人称“陶屠户”。他们疯狂地屠杀中共党员和进步群众，在湖北实行反革命的白色恐怖政策，他们的口号是：“宁可错杀三千，不可漏网一个。”卫戍司令部每天都成批逮捕进步青年，不论案情大小，这些青年都有被杀头的危险。一次军法处呈判决书给陶钧审核，他不论刑轻刑重，均批上“一律枪决以免麻烦”。有时手下呈上处刑的名单请他裁定，他则在名单前后排的名字画上两个大圈，凡在圈子里面的人一律枪决。还有一次，一批被逮捕的青年被羁押在一间小房里，陶从房门口经过，听见里面有笑声，便兽性大发，马上叫人把这批青年拖出去枪毙了。经常有百十成群的人被绑赴刑场，其叫冤之声，不绝于耳。据估计，在胡、陶当政的1年多时间里惨遭杀害的不下二三万人。^[7]

与此相反，桂系老底子第7军反而被胡、陶视为客军，由于蒋介石拖欠军饷，胡、陶又不肯接济第7军，致使该军官兵生活困苦异常，这种同一个集团内部待遇厚薄不同，且升迁不公正的现象，更增加了第7军官兵的不满和怨恨情绪。当时第7军内部流行一句最可怕的话：“做官要钱是湖北佬，打仗冲锋就有广西人的份。”他们愤愤不平地扬言：“仗是我们打，人是我们死，我们现在一切都变了被动，未免太不值得，世间哪有公道可言。”

当情况反映到李宗仁面前时，李宗仁不以为意，反而指责那些发牢骚的将领，说“他们非常眼浅，见了别人有点好处，自己无份就发牢骚，我们自己人吃点亏，有甚么要紧”。

蒋介石为了击败桂系，很早就开始在桂系部队中进行分化收买和挖墙脚的活动。他首先收买的对象是胡宗铎（湖北人）、陶钧（湖北人）、张义纯（安徽人）等非广西籍的桂系将领。蒋介石首先派人游说胡宗铎：只要胡肯脱离李宗仁，愿意以李宗仁的第4集团总司令兼武汉政治会主席以及湖北省主席的位置给胡，遭到胡宗铎的严厉拒绝。蒋又派李芳游说陶钧，陶钧态度更傲慢，叫李芳赶快离开武汉，否则将于他不利。何成濬奉蒋之命派他的参谋朱传经与张义纯密谈，劝说张弃桂投蒋，至少在蒋桂战争发生时，保持中立。朱并带来大洋30万元，说是蒋送给张义纯作军饷的，但也遭到了张义纯的拒绝。张说：“李、白待我很好，为人要守信义，你这条路我不能走。”胡宗铎、陶钧是湖北人，张义纯是安徽人，是桂系中的所谓外江人，但李、白对他们不薄，他们不愿意背叛李、白，胡、陶且把蒋介石一再离间他们的阴谋诡计据实向李、白作了汇报，并痛骂蒋介石此举为“无聊”。

李、白为了防范部下被蒋介石收买，当即决定每个月发给在武汉的所部整编师师长特别费5万元，希望以此堵住这个漏洞。然而，还是被蒋介石找到了突破点。那就是利用广西籍将领的不满情绪来分化瓦解桂系集团。

蒋介石决定从策反与李宗仁有矛盾的桂籍将领入手。蒋介石派高参周伯甘到武汉向李明瑞策反，李明瑞认为事关重大，需要与表哥俞作柏商量后才能决定。周伯甘回京复命后，蒋又派谋士杨永泰赴香港找到在此隐居的俞作柏。

俞作柏（1889—1959），广西北流人，是李宗仁玉林起家时的基本干部。但俞一贯看不起李宗仁，他曾私下对黄绍竑说过：“一个猫甚至一只狗扶它上树是可以的，一只猪无论怎么扶他，决不能上树。”俞作柏曾策划拥护黄绍竑做桂系领袖，但终因黄本人拥李，俞作柏的企图才未能得逞。在大革命运动时代，俞作柏表现进步，支持群众运动。与坚决反共的李、黄、白产生了严重矛盾。北伐前夕，李、黄、白趁机变相剥夺了俞的兵权，另委俞的表弟李明瑞领兵北伐。俞作柏被剥夺兵权后，到当时的革命中心广州观光，与著名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有了接触，接受了左派思想。不久，俞作柏回到广西，担任广西省政府农工部长、国民党广西省党部农民部长和南宁军官学校校长，支持广西农民运动，与当时主持广西省政的黄绍竑发生严重冲突，黄并认为俞有夺权的企图。桂系追随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俞作柏在广西无法立足，便弃职而去，黄绍竑随即以共产党嫌疑将俞作柏开除出了国民党，俞作柏成为桂系中分裂出去的第一人。俞作柏在香港与中国共产党人李立三、恽代英、杨殷等来往。中国共产党也有意团结和帮助他，吸收他和他的弟弟俞作豫参加中共的外围组织“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稍后又吸收俞作豫加入中国共产党。南昌起义时，中国共产党以“中华革命行动委员会”的名义，派俞作柏参加指挥汕头一带农民支援南下的起义大军。后来他又与中共广西党的负责人朱锡昂、俞作豫等，到达广州，在汪精卫、张发奎组织的反蒋组织“广东军事委员会”工作。他利用合法的地位，做了些对革命有益的工作。

蒋介石为了搞垮桂系，也就不顾俞作柏的左派面目，派心腹谋士杨永泰带着他的亲笔信前往香港，通过梁时宜（即梁五凤）找到俞作柏，策动其倒桂。杨永泰直截了当地对俞作柏说，他受蒋介石的委托，前来“共议大事”，又说：中央和桂系之战势所难免，如果你出面策动李明瑞在武汉前线倒戈，桂系可除。你的表弟已表态，要同你商量，即可决定。只要大事告成，中央给你上将总参议、广西省主席职，李明瑞当整编第15师（原第7军）师长，统管广西军权。倒桂是俞作柏所乐意的，但如何倒法，后果又怎样，他决定和共产党商量后再定。于是他对杨虚以应付，表示尽忠党国，义不容辞，但还要全面考虑，才能答复，并告诉杨事情未定之前，不可外扬。在香港的中共负责人杨殷、贺昌等很快得知杨永泰到港的目的，经分析，认为若倒桂成功，可能出现俞作柏、李明瑞主持广西军政的局面，那时可派人与他们合作，发展革命势力，推动广西革命高潮的到来。因此，决定派杨殷与俞作柏接洽，动员他接受蒋介石委任的国民革命军陆海空军总司令部上将总参议，俞作柏经过认真考虑后同意，先利用蒋的力量来倒桂，再寻找机会反蒋。^[8]

俞作柏随即打电报给驻防武汉的李明瑞，邀请他到香港商量倒桂事宜。李明瑞立即以“省亲”为名告假，到香港同俞作柏密商，李明瑞同意俞作柏“将计就计”的策略。随后李明瑞从香港回到老家北流，会见了中共广西负责人朱锡昂和在玉林地区搞农民运动的表弟共产党员俞作豫，并将“倒桂反蒋”的事告诉了他，俞作豫表示将和朱锡昂发动农民运动，支持李明瑞的行动。1928年冬，李明瑞“省亲”假满回到武昌，准备倒桂行动。

俞作柏则到南京，同蒋介石商谈“阵前倒桂”的具体条件，蒋介石答应：委俞作柏为海陆空三军总司令部上将参议，广西省主席；给军饷及各项经费开支共200万元；倒桂成功之后，俞作柏、李明瑞回广西执政，军力配备为两个正规师、1个旅和1个地方师，李明瑞为广西军事特派员，第四编遣区副主任（主任为广东的陈济棠）兼第15师师长，全省军队由俞、李负责编遣。

俞作柏携带巨款潜赴武汉活动，李明瑞、杨腾辉均表示愿意倒桂。之后，蒋介石加派亲信副官郑介民赴武汉，协助俞作柏开展策反工作。联络告成后，俞即返沪复命。至此，蒋对桂系的收买分化取得圆满成功。

蒋介石还有一项重要工作就是拉拢冯玉祥、阎锡山、张学良等实力派，以防他们倒向桂系一边。蒋介石信使四出，分途接洽。何成濬奔走于张学良、阎锡山之间，杨杰则奔走于云南、贵州两省。而冯玉祥则是蒋介石争取的重点，这不仅因为冯玉祥兵力雄厚，而且冯的辖地河南与蒋、桂军队距离最近，冯玉祥倒向哪方，对胜负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蒋介石派出拉拢冯玉祥的是邵力子、马福祥、贺耀组等人。一开始，冯玉祥始终采取息事宁人的态度，对蒋桂双方不作左右袒。冯在日记中说：“吾人对于两方情谊相等，不便偏袒，但求苦心斡旋，息事宁人足矣。”对此，蒋很着急，对冯的筹码也一再上升，蒋最后提出以冯玉祥任行政院长并由冯保荐湖南、湖北两省主席为条件，以换取冯出兵讨伐桂系。^[9]对此，冯玉祥内心十分矛盾。他既想联桂反蒋，出一口胸中的怨气；但同时又为蒋的许诺所动心，如能占据湖北地盘，与河南联成一片，则不仅可控制长江中下游地区，还可增加军饷来源。在这种矛盾心态下，冯玉祥决定尽量拖延时间，静观战局变化再决定向背。冯玉祥派遣6个师共13万大军（另留14万军队看守地方），由韩复榘率领自武胜关南下，到达鄂豫边境待命，见机行事。^[10]但由于桂系部队迅速瓦解，致使冯玉祥的投机观望落空，最后不得不补发讨桂通电以圆场。

在蒋介石紧锣密鼓筹划对桂战争的同时，李、白也相应采取了一些对策：坐镇广西的黄绍竑曾经派机要参谋罗克伟秘密到武汉找李宗仁，传达他的战略主张；即把桂系主动控制在粤汉线上，必要时放弃武汉和北平，不宜急于同蒋介石开火。这样至少可以确定控制广东和湖南，进可以战，退可以守，坐观时局的变化。这种消极的战略，受到了胡宗铎、陶钧等湖北人的激烈反对，他们不愿意放弃湖北这块油水颇大的地盘。认为如果那样，由广州到武汉、北平的桂系局面就自己垮台了。^[11]胡、陶等人还认为，蒋军战斗力不强，桂军1个师，可以抵蒋军两个师，打仗很有把握。据黄绍竑说，白崇禧当时也激烈反对他的意见，这是他与白崇禧第一次在政略、战略上的意见分歧。

蒋介石收买俞作柏、李明瑞等人倒桂的阴谋，李宗仁也有所风闻，并采取了相应的防范措施，首先免去李明瑞的第7军第1师师长职务，调任第4集团军总部参议。李并电令驻汉口的第4集团军参谋长张华辅，委派何键、叶琪、夏威、胡宗铎、陶钧分任第1、第2、第3、第4、第5路总司令，分别率部在黄陂至武穴一线严阵待敌，并作了不得已缩短战线，以退为进，撤入湖南，联络两广，待机取北伐进军江南路线、再向南京进兵的部署。

李宗仁为避免孤立，还以哀兵动人的姿态乞求冯、阎以实力出来调停，打破蒋的武力攻势。李宗仁对冯、阎的驻京代表刘骥、赵丕廉说：“此次武汉事件本为夏、胡、陶3人的轻举妄动……所以我希望冯、阎二总司令不可助纣为虐，应出来调停，进句公道话，消弭内战的根源，为人为国也为已，请转报三思之。”但这些努力没有奏效。

蒋介石的战争准备就绪后，立即撕下了调停的伪装。

3月26日，蒋介石操纵南京国民政府发布讨伐令。讨伐令声称：“此次武汉政治分会，违法僭权，任免官吏；称兵构衅，袭击湖南，政府以和平为怀，力从宽大。除迭令擅自调动之军队，制止行动撤回原防外，仅将地方军政负责人员，免职查办。原冀以主义相感召，促首逆诸人之觉悟，乃据第13师长夏斗寅有己电称：逆军于本日拂晓，向我英山、前山部队进攻等语。是该逆军等蓄意谋叛，逆迹昭彰。前据李品仙等自唐山来电称：白崇禧阴主武汉，逆谋破坏中央威信，强令该军等撤退开滦，袭取平津，占领徐海，进逼首都。近又查获李宗仁自上海致广州黄绍雄等皓电称：醒南参谋长自京回沪，奉任公面谕，时机紧急，蒋某甘冒不韪，破坏统一，亟须调动大军，加以讨伐，以伸正义。本人一时未便离京，已有手令交李副官长泽霖携回等语，兄等速计划动员等语，更足证此次逆谋实为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预有共同计划之叛乱行为。查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过去之骄横跋扈，目无法纪，私购军械，蓄意弄兵，把持军队，割据地方，诬蔑中央，反抗政令，背叛主义，破坏统一，迹其种种反革命罪恶，证据确凿。该逆等实为国民革命之障碍，三民主义之叛徒。政府以国家甫告统一，人民不堪涂炭，一再容忍，冀其悔悟前非，同循正轨，不意中央尊重和平之怀，反张该逆等骄悍之气。当此‘国军’编遣方在进行，人民渴望统一和平之际，该逆等竟敢主使部队抗命称兵，分头发难，谋叛党国。任党国之重任，以颠覆党国；借革命之名义，以消灭革命。若再姑息优容，将何以对我全国喁喁望治之民众，与为统一而牺牲之将士？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着即免去本兼各职，听候查办，所有附逆军队，如执迷不悟，仍前侵犯，仰前方各军，痛加讨伐，以遏乱萌，而彰法纪。”^[12]

蒋下令免去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本兼各职，令前方部队对桂系军队“痛加讨伐”。

27日，胡汉民在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第十五次会议上提议：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永远开除党籍。胡汉民在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大会作出决议：“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叛党乱国，永远开除党籍，并交中央监察委员会查明附逆叛徒，一并开除党籍。”^[13]

27日下午，蒋介石在大会上发言时，继续对桂系大张挞伐，并表明彻底消灭桂系的决心。蒋介石称：“桂系军阀叛党叛国，已无可讳言，甘做陈炯明第二，言之深为痛心。……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不但叛党，且不明党义，不知革命，只知有权有地盘。政府原本息事宁人之旨，一再容忍，无奈毫无觉悟，竟至进攻皖赣，危害首都，政府不得已而讨伐之。政府自有一定之态度，本党自有一定之主义。革命与反革命势不两立，既忠于党，不能顾及个人感情。感情固要维持，然不能忘了党国。本人不日即赴前方督师，讨伐叛徒，希望大会代表为党服务，加倍努力。本人此去，如不消灭桂系，决不再与各同志见面。”^[14]气焰十分嚣张。

28日，蒋介石由南京动身，前往九江督师，并发表告将士文，将桂系定性为“桂系始终不改其为充满封建思想与地盘欲望之军阀性质”，并历数了桂系为扩张实力削灭异己的“罪行”：操纵特委会，大举西征，消灭唐生智的第8军；广州起义后，以“清共”为名，重创第4军，消灭第5军；假借口实，消灭程潜的第6军；发动“湘案”，消灭谭延闿的第2军。总之，北伐出师时的8个军，被桂系先后消灭或重创的就有4个军，桂系还扬言：“第1军不值一击”，企图消灭第1、第3军。告文最后说：“桂系军阀反革命的行动，实属擢发难数，仅就上述事实，已属罪不容诛。综其罪恶，最大者厥有五类：第一、投机取巧，以扩张一系势力；第二、阴谋毒计，以消灭革命武力；第三、挑拨离间，以分裂革命袍泽；第四、贪残掠夺，以剥削民众利益；第五、违背中央，以破坏中国统一。桂系军阀犯此极恶大罪，中央本应及早讨伐，上以肃国家之纪纲，下以除民众之祸害。”^[15]

28日，蒋介石颁布“讨逆军”战斗序列，以何应钦为“讨逆军”参谋长，下辖第一路军（总指挥朱培德），辖第3军（军长朱培德兼）、第5军（军长鲁涤平）；第二路军（总指挥刘峙），辖第1军（军长刘峙兼）、第2军（军长朱绍良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韩复榘），辖第6、第7军；总预备队（总指挥陈调元）辖第6、第10、第48等师，另有第4军何键部，海军舰队司令陈绍宽，航空大队司令张静愚参战。作战命令亦于同时下达，“讨逆军”决以主力略取武汉，同时以一部攻击长岳路，期于两广军队未到前，歼灭武汉之敌。武汉周围是10万桂系主力部队所在地，蒋介石预先估计在这里很可能会有一场恶战，故调集了16万优势的兵力参战。^[16]

29日，蒋介石乘“楚有舰”从南京赴九江督师，次日抵达九江。蒋桂军在湖北罗田、蔡家河、蕲春、田家镇一线交火，蒋桂战争正式爆发。当时，桂系的第7军军长夏威此时正患白喉住院，所部交第7军副军长兼第1师师长李明瑞指挥，这就为李明瑞策反桂系部队提供了千载良机。4月2日晚，李明瑞召集第7军第1、第2两师连以上干部，进行倒戈动员。李明瑞针对桂系官兵心理，只提反对胡宗铎、陶钧、蒋介石，而不提反李宗仁、白崇禧。

对于痛恨蒋介石又怨恨胡、陶的桂系官兵来说，正中他们的心怀，他们一致表示服从命令。于是，李明瑞连夜把部队带到预定地点湖北孝感、花园一带。第7军第2师杨腾辉旅、李朝芳旅的梁重熙团、尹承纲旅的黄权团也于次日开到。李明瑞、杨腾辉宣布就任蒋介石所委的第15师、第57师师长，并发表罢战通电。

李明瑞、杨腾辉等人的倒戈，使第7军一下子失去了三分之二的兵力，从而打乱了桂系的全盘部署。夏威、胡宗铎、陶钧等人惊惶失措，决定立即放弃武汉，向鄂西沙市、荆州、宜昌一带撤退，蒋军兵不血刃进入武汉三镇。

4月7日，蒋介石以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出布告，揭露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等3人的所谓“罪状”^[17]，同时任命张发奎为第一路追击司令，朱绍良为第二路追击司令，衔尾追击向鄂西撤退的桂军。与此同时，蒋又派湖北籍的孔庚、何竞武等人前往鄂西军中招抚胡、陶、夏等人。

4月10日，蒋介石拿出他的杀手锏，发表《关于桂系军队脱离李、白归顺的奖赏书》，公开号召桂系官兵以下犯上，大开杀戒。

4月20日，胡宗铎、陶钧、夏威、程汝怀等部为蒋军陆海军以及川军刘湘部合围。经孔庚、蒋方震斡旋，胡、陶同意以公费出国读书为条件，向蒋介石投降，得到蒋的同意。当天，胡、陶发表通电引咎下野，通电声称：“此次事变，外间揣测纷纭，未遑置辩。宗铎等既念党国缔造之艰难，复念民生之凋敝，怀同室操戈之痛，懔内战不祥之忧，踌躇察慎，交战神明，午夜扪心，绕室不寐。一身万难，纷至沓呈，利害相权，宁不咎于藐躬，不争是非于无谓。用是决然引退，即日交代，放洋读书，增求新知，以补吾过。邦人君子，其共谅之。”^[18]

桂军余部开始被蒋介石收编为4个整编师。但这些部队与潜伏香港的白崇禧有联系，蒋介石得到情报后，惟恐留下祸患，很快调集优势兵力将这4个师包围缴械，部队打散编入各部队，成建制保留的只有两个新编旅。^[19]

蒋桂战争以桂系的彻底失败而告终，十几万号称能战的桂军轻而易举地被瓦解，烟消云散。蒋介石获胜的原因自然有多端，但最重要的一点，就是针对桂系的弱点，采取政治、军事以及收买分化多管齐下的措施，使桂系防不胜防，迅速土崩瓦解。

蒋介石轻而易举地打败实力强大的桂系，其得意的心情是不言而喻的。1929年4月5日，蒋介石进驻汉口后兴高采烈，踌躇满志，大摆筵席，慰劳部属，把驻武汉附近讨桂部队中校以上的干部都找去会餐。吃了第一个凉菜后，蒋站起来大吹大擂：“此次讨桂是不战而屈人之兵，是不战而胜。为啥能做到这一点呢？这是我们事先有策略、有计划、有办法，所谓‘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下攻城’。如果不是这样，我们怎么能兵不血刃就占据了南北两大都会——北平和武汉呢？以后只要绝对服从本委员长，革命事业就会无往而不胜。就拿这一次来说吧，敌人已经退光了，你们还没有进到武汉，行动太迟缓了。今后作战再不能像这个样子。”训完话，他又教给大家吃西餐的方法和应注意的事项，其欢喜若狂的样子毕露无遗。会餐后，余兴未尽的蒋氏又带着参加会餐的人渡江游览黄鹤楼，并摄影留念。^[20]

在军阀混战中出手不凡，对他也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刺激他继续对付冯玉祥、阎锡山等实力派，新军阀混战一时难以平息下来。

事隔数十年后，60年代白崇禧在台湾接受史学机关的口述历史采访，其时白氏身处蒋介石严密监控的逆境，但当回忆起这段往事时，还是情不自禁地表达了对蒋介石玩弄阴谋手段消灭异己的轻视和不满，他说：“检讨中央这次的胜利，其得胜的方式大有研究的必要，以金钱、官职去买动人，以后成为风气，而内战果无已时。要是这次大事化小事，不打，以后亦无陇海路战事（指中原大战—笔者注）。”^[21]

白崇禧言外之意，蒋介石采取不正当的手段赢得战争，可以说是胜之不武！

注释

[1]转引自曾业英：《蒋介石1929年讨桂战争中的军事谋略》，《近代史研究》2000年第2期，第17，9页。

[2]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457—458，454—455页。

[3]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广东省档案馆编《陈济棠研究史料》，1985年编印，第385，385—386页。

[4]参见《马朝俊先生访问纪录》。

[5]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广东省档案馆编《陈济棠研究史料》，1985年编印，第385，385—386页。

[6]卢蔚乾：《胡宗铎、陶钧统治湖北的情况》，《湖北文史资料》第一、二辑合订本。

[7]吕烺芬：《关于湖北胡、陶时期兴衰的几点回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67—68页。

[8]参见钟文典主编：《20世纪30年代的广西》，第7—8页。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锻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第475页；1929年1月18日，第2册，第578，3，98页；第2册，第580，598页；1929年3月22日，第2册，第603，602页。

[10]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锻编：《冯玉祥日记》第2册，江苏古籍出版社，第475页；1929年1月18日，第2册，第578，3，98页；第2册，第580，598页；1929年3月22日，第2册，第603，602页。

[11]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册第7辑，第72页。

[1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718—719，766—767页。

[13]荣孟源主编：《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册，第685页。

[14]上海《时报》1929年3月28日，1929年3月28日、29日，1929年4月25日。

[15]上海《时报》1929年3月28日，1929年3月28日、29日，1929年4月25日。

[16]参见郭廷以：《近代中国史纲》下册，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572，563，576，576，576页。

[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718—719，766—767页。

[18]上海《时报》1929年3月28日，1929年3月28日、29日，1929年4月25日。

[19]蓝香山：《桂系与蒋介石在武汉的争夺》，《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42页。

[20]杨显、赵子立：《1929年蒋桂战争琐忆》，《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27页。

[21]贾廷诗等访谈兼纪录：《白崇禧先生访问纪录》下册，第935，9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