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章 与蒋对垒 几度沉浮
闻道春秋无义战，却于民国有同观；
悔操季子纵横策，怕见河边白骨寒。
——卢蔚乾
蒋介石是一个十足道地的个人英雄主义者，深深染上中国传统帝王色彩，他的成功秘诀也和历代“圣主”一样，全凭一个诈字，不断的诈，把敌人分化削弱，然后一个一个地吞噬。
——梁升俊
广西人是不会投降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的环境比现在更困难，也不会投降的！
——白崇禧
冒险攻粤，铩羽而归
白崇禧侥幸逃出蒋介石布下的天罗地网后，经香港潜赴广州，企图策动广东军队响应武汉桂军。然而，广东军政当局陈济棠、陈铭枢等早已倒向了蒋介石一边，白崇禧此来，无异于自投罗网！后经李济深的亲信邓世增出面调停，白氏才得以离开广州，折返香港。不久，乘坐港梧线“大明”号轮船返回广西。真是无巧不成书！黄绍竑在广东三水居然也登上了这条船，相见之下，两位落难者纵有千言万语，也不知从何说起了！[1]
白崇禧（左）与李宗仁（右）合影
几天后，李宗仁也设法逃出上海回到了广西梧州。李、黄、白三巨头此番在梧州聚首，真是百感交集。回想3年以前，李、白提师北伐，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披靡，从岭南广西一直打到北国的山海关，所部由不足4万发展到20万，号称“钢军”。李、白因此亦大有当世英雄、舍我其谁的豪迈气概。然而却没有想到，在蒋介石的凌厉攻势下，前方大军顷刻间相继土崩瓦解，化为乌有。现在，李、黄、白手中只剩下了由黄绍竑统帅、留守广西老家的3个师的兵力，凭这点兵力，桂系今后还能有什么作为呢？
然而，更加严峻的现实是，蒋介石并没有就此而善罢甘休。在李、白逃回广西后，蒋介石决定对桂系来一个犁庭扫穴、斩草除根。4月14日，蒋介石制定《讨逆军第二期作战计划》，规定：“讨逆军以根本铲除桂逆之目的，由湘、粤、滇三路进攻广西，肃清残逆，以巩固我西南革命根据地。”[2]为此，蒋介石先后任命何键、陈济棠、龙云为所谓的“讨逆军”第四、第八、第十路军总指挥，指挥数十万大军，准备由湘、粤、滇3路进攻广西。按照蒋的计划，何键要出动20个团的兵力，进攻广西东北部的重要城市桂林、柳州；陈济棠出动18个团的陆军并在广东海军、空军的配合下进攻广西的梧州、浔州（今桂平）；龙云出动12个团，进攻广西的百色、龙州、南宁。
4月19日，蒋介石在汉口发布了进攻广西作战的命令。
蒋介石在进兵广西之前，发动了新一轮和平攻势，将李、白与黄绍竑区分开来，以达到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目的。蒋首先嘱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设法转告李宗仁、白崇禧，要他们出国考察。古奉命后，即托当时尚被蒋介石软禁在汤山的李济深转达蒋的意思。4月16日，李济深奉命给李、白二人写了一封长信，李在信中从历史说到现在，反复自我检讨过去对蒋介石的不当态度，劝说李、白解散桂军，绝对停止抵抗，早日远走海外。
李济深是在自身失去自由的情况下写这封信的，言不由衷之处甚多，李、白对此并没有过于重视。
1929年5月4日，南京国民政府宣布解除黄绍竑的广西省主席兼广西编遣特派员职务。同一天，元老吴稚晖致电黄绍竑，劝说他与李宗仁、白崇禧一起放弃抵抗，立即出国远游。
4月27日，广东将领蒋光鼐、邓彦华、陈策、余汉谋、香翰屏、陈章甫、蔡廷锴、张惠长、陈庆云等联名致电黄绍竑、黄旭初等，要他们服从南京中央，完成统一。电报说：“吾党自兴师北伐，牺牲甚重，所求者在中国统一。……诸兄倘不忍举数年来之惨淡经营付诸一炬，则望当机立断，毅然决然，请季公即日通电服从中央，完成统一，消弭战祸。共策休明。”[3]
此外，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谭延闿、军政部长何应钦等也奉蒋介石之命，给黄绍竑打来电报，要黄“顾全大局，劝解息争”。
经与李宗仁、白崇禧商量后，黄绍竑复电谭延闿等提出四点要求：第一，立刻恢复李济深的自由；第二，撤销对李宗仁、李济深、白崇禧的查办案；第三，给李宗仁、白崇禧出洋考察的名义及旅费；第四，广西部队的编遣，由黄绍竑全权处理。
几天后，黄绍竑正同白崇禧下棋，李宗仁在一旁观战，译电员送来一份急电，李宗仁接过一看，是广东省主席陈铭枢打给黄绍竑的，电报转达了南京政府的四项回复：（1）着黄绍竑将李宗仁、白崇禧拿解来京，听候查办；（2）广西不准收容从武汉退回的部队；（3）广西境内的部队缩编为1师1旅，剩余武器解交中央；（4）黄绍竑将以上3项办妥后，得任为两广编遣区副主任。
李宗仁看完电报后，未吭一声便递给了正在全神贯注下棋的黄绍竑，黄以棋局正入高潮，顾不上看电报，顺手将其搁在身边茶几上，直到棋局终了，赢了棋的黄绍竑笑逐颜开地打开电报，看完后，连呼：“岂有此理！岂有此理！”随即又将电报递给了白崇禧，白看了，连忙对黄说：“季宽，像这样的条件，还有什么好说的！”李宗仁将手中的香烟猛吸了几口，然后发话道：“算了吧，准备打仗！”[4]
显然李、白被蒋的傲慢态度激怒了！本来，黄绍竑对蒋介石还存有一丝幻想，希望两广能相安一时，看看大局的变化，再作打算。在这种情况下，黄绍竑也不好再坚持，3巨头一致决定孤注一掷，与蒋拼个你死我活。黄绍竑后来说：“广西人的个性，是不输最后一口气的，你迫得他愈厉害，他就不顾一切地和你蛮干到底。洪（秀全）杨（秀清）末期，全军被杀，不肯投降的情形，正是一个很好的例子。”
5月4日，国民政府宣布免去黄绍竑的广西省主席兼编遣特派员，以伍廷飏任广西省主席、吕焕炎任编遣特派员。
5月5日，李宗仁在梧州打出“护党救国”的旗号，自任“护党讨贼军南路总司令”。（此时，以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因受蒋介石、胡汉民的排挤，沦为了在野派，正以“护党救国”的旗号在进行活动，桂系打出同样的旗号，有政治上引以为援之意。）随后，李宗仁即前往香港，从事联络其他各派的政治活动，广西内部由白崇禧与黄绍竑主持。黄绍竑因对攻粤有意见，“军事上一切都交由白崇禧去指挥”[5]。白崇禧任总指挥，指挥桂系3个师攻粤。
这时，蒋介石又动员蔡元培、张人杰（静江）、李煜瀛（石曾）、吴敬恒等元老于5月10日分别给李宗仁打来电报，要求他带着黄绍竑、白崇禧出国远游，不要再起战争。这里录蔡元培的电报，以明这些拥蒋的老头子高超的劝说术。蔡元培的电报全文如下：
德邻先生鉴：
南京友人见示歌电，始知公亦已投入战线，良深惋叹！国民革命军打倒北洋军阀以后，全国军事领袖同隶青天白日旗下，互相亲爱，当如骨肉；彼此即有误会，可依据党义，切合人情，开诚布公而解决之，万无再用武力之理。谁为戎首，便是自杀；谁肯退让，方得同情。弟对于中央进兵武汉之举曾力阻之，此次桂军攻粤自然尤不赞成。《易》称：“不远复，无祗悔，元吉。”望公能采用任潮、稚晖两先生之劝告，即释兵柄，暂避海外，博闻多识，为他日报国准备。年富力强如公，前途未可限量，何苦冒不韪而争鸡虫得失于目前耶？如能约健生、季宽两先生同行，使两粤得以息争，尤所谓“如天之福，祷祀以求”者也。最后忠告，尚希采纳。
蔡元培。灰。[6]
但桂系的首脑们认为蒋介石欺人太甚，已经咽不下这口气，不可能就这样对蒋介石俯首称臣，对于这些老头子的劝说电报也未予理睬。
但从军事实力上讲，桂系这时已经远远不如粤军，但输急了的白崇禧，在一种愤懑的情绪之下，却把打仗的问题看得太容易，而不顾一切。白崇禧计划以速战速决的方式打下广州，以扭转目前的劣势。进攻路线是从梧州取道怀集、广宁、四会，进攻广州。李、白还同时策动驻广东东江的第2师起兵反对陈济棠，以收东西夹击之功。[7]同时，广州一部分海军在第四舰队副司令舒宗鎏的带领下，在三山、南石头等处宣布独立，飞鹰、中山等舰企图驶离广州，与桂军攻粤遥相呼应。广东北区善后委员王应榆也响应桂军对广东的进攻，广东内部一片混乱，导致粤军行动迟缓。
为了调动桂军的作战积极性，白崇禧等提出了“不打广东会饿死，打到广东有饷关”的这样带有强烈刺激性的口号，致使桂军官兵作战热情高涨。所以，从一开始，桂军的进攻态势很好，可谓来势汹汹，长驱直入广东境内，直至越过封口、江口等地，陈济棠才获悉桂军攻粤，急忙调集粤军抵抗：命令粤军第1旅（旅长余汉谋）守清远，依北江西岸阻击桂军；第2旅（旅长香翰屏）守三水、芦苞，依北江东岸抵御桂军；陈铭枢部负责守卫东江，防备徐景唐部。
白崇禧还成功使用反间计，促使多疑的陈济棠于5月12日扣押了他手下大将、第1旅旅长余汉谋，将其带回广州软禁，宣布由李扬敬接任第1旅旅长职。余汉谋被扣押后，余之亲信李振球、叶肇等以罢战相要挟，导致粤军防线节节后退。5月14日，白崇禧部越过四会，分兵两路，直指三水、清远两地。次日，桂军冲破粤军大塘防线，粤军损失甚大。17日，陈济棠下令放弃清远，退到花县（今广州市花都区）白坭、粤汉铁路上的军田车站附近。
桂军穷追不舍，在白坭附近与粤军展开激战，广州震动。在这紧急关头，陈济棠采纳部下意见，释放被扣押的余汉谋，让其以总部参谋长的名义赴前方指挥粤军反攻。余回到前线后，调集粤军与桂军在白坭进行决战。桂军以劣势兵力，深入粤境作战，兵疲力竭，终于抵挡不住优势粤军的强大进攻，遭到惨败，在战斗中桂军第1师师长黄旭初身负重伤，几乎丧命。5月22日，陈济棠向南京发出如下的报捷电：
一、逆敌万余人，于马（21）日被我军击破，除俘虏数千人及击毙溃散外，其渡江溃退者，不满3000人，已不成军。二、大塘逆总指挥部职员，俘虏过半。黄逆旭初身受重伤，王逆应榆被我军俘虏。三、第1旅夺获步枪千余枝；第2旅俘获步枪2000余枝，水机关枪23挺，迫击炮12门，火炮1门；第3旅约2000枝；第8旅约1000枝。在战地散失，总在二三千以上。四、我军现驻白泥，永平、大塘、芦苞一带，准备追击。五、据蒋（光鼐）师长电报：蔡（廷锴）旅及第7旅，于哿（20日）末占领河源县城，残敌约2千，向忠信溃退。现仍继续追击中。[8]
桂军大败后，在东江的粤军第2师力孤势单，被迫撤退至闽赣边境。随后，陈济棠调集粤军主力会合福建部队，将第2师四面包围，全部缴械。[9]
桂粤之战，陈济棠打了胜仗，得到南京政府的嘉奖。[10]而打了败仗的“小诸葛”白崇禧不得不于21日下令退却，灰溜溜地将残余部队撤回广西。
注释
[1]黄绍竑在《黄绍竑回忆录》中介绍其原委说：“广州方面电邀前去商量应付的办法，并派专轮到梧州迎候。我连夜赶到梧州，乘南强小轮前赴三水。到三水时，第八路总指挥部副官处长李少毅，正在火车站守候，形色张皇，不似前来欢迎的样子。他一见到我，即拉我到一个僻静的处所，秘密对我说：‘广州局势已变，陈真如、陈伯南已就广东省政府主席及广东编遣主任的新职，白健生昨晨曾秘密到达广州，旋即遄反香港，请你赶紧搭商轮回梧州，切不要到广州去，自投罗网！’我见情形如此，自不能再前进，时值港梧‘大明轮’进口，就搭船回梧。真是无巧不成书，在船上，忽然发现白健生，他很秘密地躲藏在一个房间里，相见之下，千言万语，不知从何处说起。原来他是前数天从天津搭一艘日本的货轮，秘密地偷过上海。当船到上海时，南京方面派人上船严密搜查，他伏在船主房内的衣柜里，未被发觉。前天到达香港，当晚即乘船入广州。昨天早上到广州，而广州局面已变，由公安局长邓益能调停，方得自由转回香港，即由香港乘这船回梧，适巧和我相值。在船上，除了谈一些武汉、北平的经过外，也没有什么积极的决定。”见该书第201页。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790—791，805—806，806，811，166，193—194，189，193页。
[3]上海《时报》1929年4月29日，1929年3月12日。
[4]程思远：《政坛回忆》，第18—19页。
[5]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册第7辑，第73，74—75，75，75，76，76页。
[6]《致李宗仁电》（1919年5月10日），中国蔡元培研究会编《蔡元培全集》第12卷，浙江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6页。
[7]该师师长徐景唐在政治上拥护李济深，被蒋介石撤销师长职务，调任广州行营参议。徐景唐随即宣布辞去本兼各职，前往香港以示消极抗议。当桂军进攻广东时，徐景唐示意第2师将领李务滋等挟持新任第2师师长邓彦华宣布反蒋，响应桂军的行动，进攻广州东部。
[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790—791，805—806，806，811，166，193—194，189，193页。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790—791，805—806，806，811，166，193—194，189，193页。
[10]南京政府行政院长谭延闿给陈济棠发来嘉奖电，电报称：“廓清摧陷，殄灭无遗。靖寇绥疆，指挥若定，既钦伟绩，尤仰忠勤。载诵捷音，至深佩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806页。
再度亡命河内
在白崇禧挥师攻粤的同时，何键率领的湘军已经攻入桂北。
桂系发动“湘案”，免去鲁涤平的湖南省主席，由何键继任。但何键是一个极端善于见风使舵、投机成性的军阀，在蒋桂胜负未分的情况下，何键对桂系的任命既不接受也不拒绝，巧妙地周旋于蒋桂之间，首鼠两端。3月10日，何键还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要求中央派人接替湖南省主席，以便他专心“剿匪”。[1]当桂系败象渐现时，何键决定公开倒向蒋介石。他派遣派彭允彝前往南京晋见蒋介石，上函表衷心。[2]派刘凤、张慕先携函晋见谭延闿，派吴国梁晋见朱培德，派刘子健晋见鲁涤平，疏通各方面的关系。在得到肯定答复后，何键于4月4日宣布就任蒋介石委任的“讨逆军第4军军长”（后改为第四路军总指挥）兼编遣特别委员，与桂系断绝一切关系。之后，蒋介石又派武汉市市长刘文岛给何键送来100万巨款充征讨桂系的军费。[3]
根据蒋介石的命令，何键指挥湘军的第7师（师长何键兼）、第8师（师长周斓）、第19师（师长刘建绪）、第52师（师长吴尚）、第5师（师长范石生，驻湘滇军）共25个团，分为4个纵队：第1纵队周斓师，第2纵队刘建绪师，第3纵队为吴尚师，范石生师为第4纵队，何键本人率第7师2个旅为总预备队，乘白崇禧倾全力攻粤之机大举进攻桂北。桂林警备司令张任民手下只有1个团的兵力，无力抵抗，退回柳州。
白崇禧自粤败退回师广西后，将所部桂军编成第1、第2、第3纵队，以徐启明、覃连芳、雷飙分任纵队司令官，由伍廷飏任前线指挥官。6月17日，覃连芳纵队在柳州击败湘军1个旅。6月19日，徐启明、雷飙纵队在沙堆与刘建绪、吴尚两部对峙，覃连芳回师夹击，大败湘军。李、白事先命令广西民团武装在湘军撤退的路上布设了竹桩、铁钉等锋利武器，溃逃的湘军官兵踏上这些锐利物品，轻则伤足，重则丢失性命。6月24日，覃连芳收复桂林，湘军退守全州，与桂军在桂北形成对峙状态。这次何键进攻桂北，损失惨重，退回湖南后，何键向蒋介石报告战况，讳言溃败，托辞说“缩短战线”。[4]
白崇禧虽然在桂北打了几个小胜仗，但南线却在占绝对优势的蒋粤军的联合进攻下已经全盘溃败。
5月中旬，蒋介石将李明瑞、杨腾辉两师从湖北船运至广东黄埔。5月24日，蒋任命俞作柏为第八路军副总指挥，令其率领李、杨两师，配合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的粤军主力进攻广西。6月3日，俞作柏率部溯珠江西上占领梧州，布告安民，并通电声明祸首仅为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等人，其余非甘心附逆，幡然来归者当一视同仁。
6月12日，国民政府任命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广西编遣特派员，俞作柏随即宣布就职。
6月中旬，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发布《为铲除张逆桂逆告湘鄂赣桂粤同志书》，称“前此桂系军阀盘踞武汉的时候，常欲兼并湖南，以实现其大桂系主义的迷梦”。[5]
俞、李就职后派兵西上，分三路攻打桂平。驻守桂平城的是韦云淞旅，仅2500人。韦云淞在内无粮弹，外无援兵的情况下，于6月22日派员出城，表示愿意接受收编，交吕焕炎收编，23日俞作柏进入桂平。随后，俞、李所部与粤军前锋直指广西省会南宁。
坐镇南宁的黄绍竑手中已无兵可调，势难抵抗。白崇禧虽在桂柳方面打了几个小胜仗，究竟于全局无补。黄绍竑还认为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所部都是多年来共患难、同生死之袍泽，虽然统兵将领在政治上一时意见相左，但一时尚不致与李、黄、白作正面的武力冲突，若能适可而止，善意处之，免致与省内力量相火并，则广西元气尚不致受重大损伤，仍可保持整个的强大力量。黄绍竑还估计，俞作柏、李明瑞、杨腾辉等人必不能长久维持，待时局之演变而善为运用，广西仍可入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的掌握之中。考虑到这些，黄绍竑决定退出广西，并电白崇禧立即回南宁，一起下野。当时，白尚在桂、柳处理尚未了结的军事事务，迟迟不能成行，黄迭电催促，并云：“一走百事俱了，不走百事不了，何必多所留恋？”
白崇禧回到南宁，经与黄绍竑商量决定将广西省内部队交师长梁朝玑、吕焕炎统率，由他们两人出面向李明瑞、杨腾辉等寻求妥协。黄绍竑还留民政厅长粟威在南宁办理省政府移交，以示清白。6月20日，黄绍竑发表自动下野通电：“绍竑因事离邕（南宁），所有省政府日常事务，着由民政厅长粟威代拆代行，军部日常事务，着由第15军部参谋处长郑承典代拆代行。”
6月24日，白崇禧与黄绍竑离开南宁，乘船上行抵达龙州，经镇南关（今友谊关）进入安南（越南）境内。据说，再度出逃前，黄绍竑带有法币1500万元，存放在越南海防市的东方汇理银行，订明可以随时提取。[6]有了这笔巨款，流亡生活不至拮据。
旧桂系头目陆荣廷、谭浩明当年兵败下野时，也是沿这条路进入安南的。如今，白崇禧等新桂系头目又步陆氏后尘，回念及此，真是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继缉拿李宗仁、白崇禧后，南京国民政府于8月13日下令缉拿黄绍竑。[7]
注释
[1]上海《时报》1929年4月29日，1929年3月12日。
[2]何键《上蒋主席函》如下：“主席钧鉴：敬肃者，湘事发生，举国惊愕。职遵钧命，勉任维持，自惭谫劣，无补艰难。近日读钧座处置此次事变命令，仰见整肃纲纪，宽大为怀，凡有血气，罔不感激。职献身党国，不敢自外。愿矢至诚，始终拥护。所有湘中现状及军事配备，迭经电呈，谅蒙钧察。兹派静仁同志叩谒崇阶，代呈种切。伏乞训示机宜，俾有遵循，不胜屏营待命之至。专肃敬叩钧安。职何键谨呈。4月3日。”上海《申报》1929年4月17日。
[3]彭松龄：《何键联桂驱鲁和附蒋讨桂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72，73页。
[4]彭松龄：《何键联桂驱鲁和附蒋讨桂经过》，《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72，73页。
[5]《中央日报》1930年6月19日。
[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790—791，805—806，806，811，166，193—194，189，193页。
[7]国民政府令如下：“查黄逆绍竑背叛中央，称兵作乱，虽经及时戡定，而该逆尚在逃未获，若非严缉究办，不足以遏乱萌。黄绍竑著由全国军政机关一体严缉，务获归案究办，用彰法纪。此令。”《国民政府公报》第242号，第6—7页。
东山再起，二度攻粤
1929年7月7日，俞作柏、李明瑞在南宁正式就职。但蒋介石对有左倾倾向的俞、李主政广西并不放心，为了监视俞、李的动向，蒋介石同时任命他的心腹、著名特务头目郑介民为广西省政府委员兼李明瑞的第15师政治部主任，同时委姚毓琛为梧州海关监督，李国基为柳州禁烟分局局长，企图从财政上、人事上死死钳制俞作柏、李明瑞。
但是俞作柏、李明瑞是具有左倾进步倾向的国民党员，他们拥护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支持农民运动，与中国共产党关系密切，俞作柏的弟弟俞作豫是著名的共产党员，俞作柏、俞作豫与李明瑞又是亲表兄弟，关系密切。俞作柏、李明瑞主政后，要求中共派干部协助其工作，以便建立一个独立于蒋介石和桂系军阀集团之外的、类似北伐战争前广东革命政府那样的新政权。当时，中共中央和中共广东省委利用这一有利时机，先后派遣了龚楚（化名龚鹤村）、邓小平（化名邓斌）、贺昌、张云逸、陈豪人（又名陈导民）、叶季壮、龚饮冰（又名龚仁）、徐冠英（又名徐开先）、石迟锋、史书元（又名史遽然）、何世昌、宛旦平、袁任远、许进、许卓、李谦、胡斌、冯达飞、李朴、袁振武（又名袁也烈）、佘惠、沈静斋、李干辉、阎伯英、章健、李显、王展、张翼、杨茂、云广英、王逸、林礼等40多名在大革命幸存下来的有丰富政治、军事工作经验的干部，通过各种渠道，陆续进入广西。他们与原先在广西工作的雷经天、俞作豫、韦拔群、陈洪涛等中共党员一起开展工作，由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负责统一领导。[1]
一九二九年八月一日，俞作柏（前排左七）、李明瑞（前排左四）出席广西省政府成立典礼
邓小平通过俞作豫做俞作柏、李明瑞等上层人物的统战工作，帮助他们整顿和培训部队，共筹反蒋、反桂系军阀的大计，同时开展兵运工作，发展革命武装力量。经过邓小平等人的细致工作和内部活动，使俞、李与中共建立了较好的合作关系，同意接纳和安排中共派来的一批干部到其军政部门任职，先后安排了一批中共党员担任了重要职务，如张云逸任警备第4大队长兼教导总队副队长，徐开先任教导总队总队长，李谦任警备第4大队副队长，俞作豫任警备第5大队队长等。教导总队的任务是训练初级军官，为提高部队素质打基础，有300多名学员加入共产党，后来都成了红七军的中、下级干部。在中国共产党的积极争取下，俞作柏同意开放工农运动，释放黄绍竑在“清党”中关押的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人士，启用罗少彦、岑伯英、陈可福、陈可夫、张震球、陈漫远等中共党员干部和革命青年到省和县有关部门工作。从此，广西局势为之一振，各地的工农革命运动又蓬勃开展起来。[2]共产党在广西的地方组织也得以恢复和发展。俞作柏还解散了由黄绍竑亲信把持的各级国民党党部，逮捕了劣迹昭彰的国民党反动分子，支持各地的农民运动。俞作柏还委派了一批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担任广西部分县的县长。与此同时，俞作柏、李明瑞还违背蒋介石的意愿，有意收编了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在广西的部队，将其收编为1个师（新编第16师，师长吕焕炎）、两个独立旅又1个独立团，以示对李、黄、白不为已甚，留有余地。连同李明瑞、杨腾辉从武汉带回来的两个师，广西境内仍有4个师的兵力。所有这些，均为蒋介石所不满，从而不可避免地产生了矛盾。
在政治上，俞作柏还与汪精卫为首的改组派很接近。在改组派骨干陈公博的策动下，俞作柏同意与张发奎部合作拥汪反蒋。9月初，俞作柏与张发奎联名致电在法国的汪精卫，请其回国参加反蒋运动。蒋介石截获此电后，立即采取措施，于9月18日电令驻宜昌的张发奎部移驻陇海路，同时电令俞作柏、李明瑞赴南京听训。这样，张发奎、俞作柏别无选择，不得不提早打出反蒋旗帜。9月18日，张发奎在宜昌宣布护党反蒋，率队伍南下，准备与俞作柏、李明瑞合作。9月27日，俞、李在南宁发出讨蒋通电，欢迎张发奎率部入桂。俞作柏同时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李明瑞为副司令。
蒋介石得到俞作柏、李明瑞异动的消息，急电郑介民前往南宁劝阻。郑介民对俞作柏说：“我们为着国家前途，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不要听奸人的破坏中伤。至于广西财政困难，中央尽可设法解决。”俞当即回答说：“蒋介石能够放弃独裁，贯彻三大政策，真正为国的话，应先行释放国民党叛变革命后所逮捕的政治犯，我们为了革命的前途，为了挽救国家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个人利益得失，是所不计的。”[3]
9月29日、30日，蒋介石两次致电李明瑞，极尽威胁利诱之能事，要李劝俞作柏“即日离桂来京，以息谣诼，而塞悠悠之口。否则，吾为党国计，不能不以公忘私，以尽吾革命之天职也”[4]。但俞、李决定不理睬蒋的威胁利诱。
当时，中共方面认为俞、李主政广西只有3个多月，立足未稳，加上广西部队内部复杂，仓促出兵必然失败，曾经劝说俞、李不要出兵参加军阀混战。[5]但俞、李也没有接受劝告。
10月1日，俞、李在南宁召开反蒋誓师动员大会，宣布南路讨蒋军成立，并发出“反对独裁、实行民主，释放政治犯，贯彻三大政策”的通电。南路讨蒋军由俞作柏任总司令，李明瑞任副总司令，共3个师又两个独立旅、1个教导队、5个警备大队及直属总部的炮兵工兵通讯特务等4个营，其中，广西警备第1师吕焕炎部驻防梧州、平乐；第15师黄权旅驻防平南、桂平；杨腾辉第55师驻防柳州、庆远、桂林一带；其余各旅及警备大队分驻南宁、贵县、玉林一带。[6]
俞作柏、李明瑞宣布反蒋后，却发现手下几位大将均已被蒋介石收买了过去。
原来，俞作柏回桂后，实行与共产党合作的政策，深为广西省内一些反共军官所不满。他们私下早已串联反对俞、李。首先是桂系中资格甚老的张任民从香港窜回广西，暗中煽动吕焕炎、杨腾辉、梁朝玑、黄权等统兵将领起来反对俞作柏、李明瑞。张任民首先找到由于梁朝玑及几位团长，单刀直入，对他们议论俞作柏说：“老俞的行为乖张，此刻中央对广西，因为中原多事，实在鞭长莫及。如唐生智的变乱，阎、冯异动，第4军的自由回粤，等等，中央绝无余力再来管我们了。我们广西的事，要由我们自己负起责任，再来一次定桂。我由香港回来时曾与季宽（黄绍竑）商量过，他主张我先回来看看情，如大家愿意的话，他是可能回来的。”[7]听了张任民的一番露骨的话，梁朝玑即表示：“任民兄，我们第1师不成问题，只是杨腾辉部现在亦驻扎柳州，和我们似乎处于敌对状态，他的态度，很难捉摸，你若能把他拉过来，就更好了。复兴广西，大家都盼望极了。”[8]
随后，张任民又去找他的学生杨腾辉动员，经过张任民一番煽动，杨腾辉也愤愤不平地表示：“老俞太自私，将从中央领到的200万大洋，自己先留下一半，给了裕生50万，只给我35万就算了。还要我拉柳州驻防，明明知道逖俦（梁朝玑）在此，部队已经无钱吃饭，我还能抢饭吃么？”[9]张任民见如此，便说明自己的来意，要杨腾辉支持黄绍竑重回广西主政，杨腾辉表示“诚心拥护”。张任民随即又撮合杨腾辉与梁朝玑的关系，杨腾辉送5万大洋给梁朝玑，梁朝玑则赠送杨腾辉七九子弹30万发，两人结合准备寻找机会倒俞作柏，拥戴黄绍竑东山再起。[10]
与此同时，徐启明也在广西军中煽动第15师第44旅旅长黄权，对他说：“广西总要找同共患难的人来做领导，李、黄、白不在，俞作柏这么乱搞，不会长久的，只有找同患难的人出来奋斗，才能安定地方，贡献国家。”徐还说：“俞作柏因缘时会，有了这个地位，但容许共产党活动，实在被人厌弃了，况且他过去种种你知道得很清楚，不会信任人的，怎能跟他一起呢？吕光奎（吕焕炎）对统一广西有功，现在玉林力量也大，何不和他合作推倒俞、李，安定地方。”
当然，在这种游说的背后，蒋介石的金钱再次发挥巨大威力。蒋介石答应只要吕焕炎起来反俞、李，就安排他担任广西省主席并送200万大洋。吕焕炎自恃资格老、又是保定军校出身，早就不甘心位居俞作柏、李明瑞之下，蒋介石策反取得成功。吕焕炎应约派他的堂弟吕沦隐到南宁和杨永泰接头，谈妥条件，即听从蒋介石的驱使。吕焕炎投蒋后，以30万大洋收买李明瑞的心腹黄权，被蒋介石委为第15师师长。李明瑞得到消息后曾以多年袍泽之谊，劝说黄权：“革命军人的职责，是保国卫民，现在蒋介石背叛革命，把国家搞到这步田地，我们怎能置之不理？我们倒桂成功后，继续倒蒋，原是早经决定的计划，目前虽然由于时间短促，准备不够，但迫于环境，我们一定要适应形势的要求，使革命力量得以保存，个人利益得失，应在所不计。”但利欲熏心的黄权不听劝告，坚决追随吕焕炎投蒋。[11]
在这样的背景下，吕焕炎（广西警备第1师师长）、黄权（第15师第44旅旅长）、杨腾辉（第57师师长兼第171旅旅长）、梁朝玑（新编第16师第1旅旅长）等均早已背叛了俞作柏，俞、李几乎成了光杆司令，这就注定了俞、李反蒋必然迅速失败的命运。
10月2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免去俞作柏的广西省主席，指定吕焕炎继任。同日，国民政府文官处发出令“讨逆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副总指挥吕焕炎讨伐俞作柏、李明瑞的“国民政府令”。
10月3日，杨腾辉发表通电，宣布拥护南京中央，指责俞作柏主政以来“一切设施多有乖戾”，表示拥护中央明令讨伐。
10月4日，陈济棠在广州东较场誓师，宣布在肇庆设立第八路军前线总指挥部，并发表讨伐通电。
10月7日，陈济棠遵照蒋介石的命令，派香翰屏、余汉谋、蔡廷锴3师溯西江而上进入广西梧州，吕焕炎向平乐撤退，让开大路给陈部继续西进。陈部抵达平南、桂平间，与黄权部发生接触，黄令直属特务营掩护大队退却，自己则从前方退回桂平。李明瑞闻讯，星夜自邕赶赴桂平，才知道黄权、吕焕炎已被蒋介石收买。吕派梁朝玑、杨义两旅向南宁追进，情况十分危急，俞作柏、李明瑞于10月13日仓皇离开南宁，俞作柏经龙州潜入越南，后转香港；李明瑞与俞作豫率领特务营及广西警备第五大队滞留龙州，准备下一步行动。
俞作柏、李明瑞仓促起兵反蒋，中共方面已经估计到他们必然迅速失败。为应付这种突如其来的局面，邓小平和广西特委书记雷经天等商量后决定利用蒋桂、粤桂军阀混战之机，依靠已经掌握的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将近2000人的武装力量，由南宁撤退至右江地区，同右江工农运动相结合，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苏维埃政权。当时，张云逸利用他兼任南宁警备司令的有利条件，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将军械库里储存的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跑、机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用船运往右江地区，为起义提供了充足的武器弹药。[12]10月15日，邓小平和张云逸等率领中共掌握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及教导总队撤往右江地区，准备进行武装起义。部队到达百色、恩隆（今田东县）地区后，于10月28日解除了驻在这个地区的警备第三大队的武装，接着收缴了右江各县民团的武器，迅速控制了右江各县。邓小平在布置了右江地区的起义工作后，于11月上旬去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工作，途中经过龙州，又布置了左江地区的起义工作。经过邓小平等人争取和开导，李明瑞毅然决然同意参加起义，随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12月11日，广西警备第四大队、教导总队和右江农军于百色东门坡广场正式宣布起义，起义武装编为红军第七军，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中共第七军前委书记兼党代表（后改为政治委员），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参谋长龚鹤村，辖3个纵队（第1纵队长李谦，第2纵队长胡斌，第3纵队长韦拔群），加上军部直属教导队、特务营、炮兵连共4000余人。12日，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雷经天为主席。此后，右江地区很快开始分配土地，陆续建立了百色、恩隆、隆安、东兰、凤山等十几个县的苏维埃政权，各县农军则改编为赤卫军。经过这些工作，右江苏区初步建成。[13]
1930年2月1日，国民党广西编遣特派员、第四编遣分区主任李明瑞与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俞作豫率领警备第五大队在龙州宣布起义，起义武装改编为红军第八军，俞作豫任军长，邓小平兼任政治委员，何世昌任政治部主任，宛旦平任参谋长，辖两个纵队，共1000余人。李明瑞担任红军第七、第八军总指挥。同时，左江革命委员会成立。随后，总指挥部决定，集中红军第七、第八两军攻打南宁。由上海刚刚回到龙州的邓小平得悉这一情况后，决定停止进攻。红七军未来得及停止进攻，以致连遭失利，被迫退出右江沿岸各城镇，向苏区腹地东兰、凤山地区转移。同年3月，红八军也遭到桂系之进攻，大部损失，军长俞作豫被捕英勇就义，余部数百人由李明瑞、袁振武等率领，转战到右江，后编入红七军。
俞作柏、李明瑞宣布反蒋后，被蒋介石任命为广西省主席的吕焕炎，因为资望不够，怕难以服众，不敢贸然宣布就职。
广西局面的急剧变化，使在香港遥控指挥的改组派领袖汪精卫焦虑不已。情急之下，汪精卫转而寻求与在港的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合作，希望李、黄、白重回广西，收拾局面，以便与正在南下的张发奎合作。经由唐生智的居间拉拢，汪精卫与黄绍竑两人对饮一瓶一百年陈的拿破仑白兰地酒，彼此言归于好。黄绍竑随即秘密潜返广西，在张任民、吕竞秋等人陪同下于10月中旬在宾阳县政府，召见梁朝玑、杨腾辉、许宗武、黄权、蒙志、封克鲁、梁重熙、吕竞存、杨俊昌等将领，黄绍竑首先对大家说明自己的来意，希望大家团结一致，与张发奎的第4军合作同下广东。他说：“现在广西应当急起自救，必须团结一致，自己解决自己家乡的痛苦，但是我们广西地方，不能离开广东，如两广能团结，一切都有办法，如两广分裂，只有两败俱伤，尤其我们的4、7两军，为国家尽了很大努力，都无好结果，现在第4军又要回来了，中央原是不许可的。只有两广联合，才能有办法。我此次回来，希望大家团结一致，帮助第4军安定广东，那么第4军一定也会帮助我们广西以后的建设发展。大家试回想一下，我们在民十六、七年时，省内是何等繁荣安定。虽然两次出兵帮助广东，我们内部仍是很好的。大家真爱广西的话，趁此次机会，就要发奋再干一次，争取我们的光荣独立，大家如有意见，不妨提出。”[14]
黄绍竑说完，梁朝玑站起来表态说：“我很赞成军长的意见，我绝对服从。”接着，杨腾辉也站起来说：“总指挥原是我的长官，我现在能够回到自己的家乡，能在自己的老长官指挥下，是我求之不得的事，我既然接季公回来，就是望你领导我们。”随后，许宗武也说：“我看今天的事，并无什么研究的，大家自然是一致维护季公的，我们准备行动就是了，不必浪费时间，大家也不需多说话了。”[15]
见大家一致赞成无异议，并且表示绝对听从命令。黄绍竑随即决定采用“护党救国军”的名义。1929年11月11日，黄绍竑在梧州公开发表通电，宣布遵“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议”的命令，就任“护党救国军”第8路军总指挥，与第4军一致讨蒋靖粤。
此时，张发奎率领的第4军以急行军的方式从湖北经湖南到达广西境内，24日，黄绍竑与张发奎在石桥黎木根（梧州东北60里小镇）会见，讨论攻粤计划。张发奎对黄说：“季宽，以后凡事大家要讲明白了才干，方免许多误会。”黄答：“我们若还打来打去，是替人家造机会呢！”
张发奎（右）与黄绍竑（左）合影
关于今后行动方案，黄绍竑认为，桂局转变未及一日，诸事都要重新部署，第4军已经连续行军作战近百日，沿途大小战斗10余次，部队比较疲惫，应当先在广西境内稍为休息整顿，然后再会师东下。但张发奎则认为，应乘其不备，一举东下，即可占领广州，否则对方准备，必难获胜。
其实广东方面，早就准备了很坚固的工事。而且第4军经过一二千里的长途行军，直下广州，又犯劳师远袭之戒。但张发奎自信过甚，总认为对方不堪一击。张发奎还暗示，即使广西军队不能协助，第4军亦可单独获胜，张发奎决心甚坚，大有“灭此朝食”之概。黄绍竑虽不赞同张发奎的意见，但亦无法阻止，同时又不能袖手旁观，听其失败。只好同意与张发奎立即行动，桂军除留吕焕炎一部留守广西外，其余悉数东下，在出发前，黄绍竑决定电请白崇禧回来，他对张任民说：“任民兄！此刻的事，我们几个人办不了的，我想电约健生（白崇禧）回来，你看如何？”张任民回答：“很好，应当如此，你快打电报给他吧。”[16]
白崇禧接电后，即取道龙州赶到八步军中与黄绍竑相晤，随后李宗仁也从西贡回到了八步。李、白与黄绍竑、张发奎等这里开会商讨今后的行动问题。决定重新改定战斗序列，由李宗仁任“护党救国军”总司令兼命令传达所所长，黄绍竑为副总司令兼广西省主席，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下辖第三路军（总司令张发奎）、第八路军（总司令李宗仁兼）[17]。桂张军共有28个团，约有5万之众，其分工是：第三路军由四会、清远入花县、丛化，担任左翼；第8路军循西江经肇庆，攻击粤汉铁路正面的军田，并分兵一部进攻佛山，最后两军“以攻取广州为目的，拟将敌之主力压迫于广州以西地区而歼灭之”。
广东方面，蒋军早已做好了迎战的准备。战争爆发以前，陈济棠以兵力不足为由向蒋介石求援，蒋立即派朱绍良为“讨逆军”第六路军总指挥，率领谭道源、陈继承、毛炳文3个师赴粤助战，另派何键率第四路军进入桂北，牵制桂张军。
12月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嘉勉广东前方将士电》。
随后，蒋又派何应钦以广州行营主任的名义到广州督战。蒋军的部署是：以第六路军总指挥朱绍良指挥的3个师和蒋光鼐、蔡廷锴指挥的2个师为右翼，由蒋光鼐指挥，在花县两龙圩一带阻击张发奎部；以余汉谋、香翰屏2个师为左翼，在花县白坭及三水、芦苞一带阻击桂军。陈济棠则在花县新街设立总指挥部，负责指挥全局。
12月6日，李宗仁在广东清远下达总攻击令，为了刺激士气，张桂军部政治工作人员散发传单，再次提出“不打广东会饿死，打到广东有饷关”的宣传口号，以刺激士气。
一开始，桂张军士气旺盛，攻势颇为凌厉。白崇禧随桂军第2师（师长蒙志）行动，由德庆、四会到清远渡河，向粤汉铁路的银盏坳进攻，渡河后，白崇禧乘坐铁路手摇探路车前进，当即遇到3架蒋军飞机的轮番轰炸和低空扫射。其中1枚炸弹落在离白崇禧只有50米远的地方，幸好这是一枚哑弹，白崇禧得以脱险。当时桂军第2师官兵已经散开躲避轰炸，亲眼看到这个情况，虚惊一场，纷纷开玩笑说：“白老总有将星照耀，天公开眼，炸弹不发，将来大有希望。”
白崇禧到达战场后，即指挥桂军第1师（师长梁朝玑）担任中央队，攻击军田粤汉铁路正面，第七路军担任右翼队，张发奎指挥第4军担任左翼，由于粤军在军田附近构筑有坚固的工事严阵以待，阵地遍布铁丝网。白崇禧指挥的第1师向粤军正面阵地攻击，乃由各地各师挑选先锋队300余名携带手枪和手榴弹，向粤军阵地乘黑夜发起攻击，并声明先锋队的官佐先赏港币60元，士兵赏30元；等到夺取粤军阵地，击败粤军，进入广州之后，论功行赏，先锋队的官兵各升一级，官佐加赏港币500元，士兵200元。这样，就使那些官兵不顾生命甘当炮灰。先锋队员领赏编队后，吃饱喝醉，乘夜深粤军枪炮声已疏时，逼近粤军阵地前，破坏铁丝网，开辟道路突入粤军阵地，展开冲杀。但粤军死守阵地，大队增援，四面夹击，结果先锋队被粤军击败，冲锋顿挫，仍是对峙状态。
与此同时，张发奎指挥的左翼，在两龙墟与粤军激战4昼夜，张发奎所部受到重创，官兵损失惨重。张发奎所部官兵损失兵力达二分之一多，旅长黄镇球、副旅长欧震等受伤，旅长吴奇伟等掉队。因所有兵力全部用完，为避免全军覆灭，张发奎不得已于12月12日下令各部撤退，多数部队无法接到命令，不得已，乃照来路自行退却。
担任正面攻击的白崇禧见左翼张发奎部已退，左侧背受到威胁，经与李、黄商量后，也下令后撤。13日，白崇禧在给张发奎的信中说：“昨日午后接见文日来电，故敝军占领芦苞后，决定元晨以主力分由芦苞白坭渡河，向炭步新街前进。但主力渡河，尚未完毕，迭见贵部军官由花县方面到军田，云系贵部已向原路退回等语。故德、季两公及诸将领，决心将军队暂撤回江右岸，以便与兄会商后，再定计划，敝路因正面攻坚3次，毫无效果，极为惭愧，已令蒙师开往清远掩护贵军，即归兄指挥。”
桂张军本拟退守广西门户梧州，不料粤方海军舰队早已先期占领梧州。桂、张军只好撤往平乐、荔浦一带集中整理。张发奎将剩余得8000余官兵编为2个师6个团，以李汉魂任第4师师长，张发奎任第4军军长兼第12师师长。[18]
事后有人分析这次桂张军远征广东失败的原因：“桂军因阻于大小河流之隔绝，且乏渡河器材，仅能凭重赏选得少数敢死之士，采木板渡江猛攻。但多数部队，无法继续前进，故攻势毫无进展。且部队暴露于江滨平坦开阔之处，遭到粤方飞机的轰炸与扫射，伤亡惨重，精神上所受的威胁影响甚巨。结果折翼而回退桂境。桂军此次出动，全可谓准备不周，出浪战之师，求侥幸之胜，打了一个无把握之仗。”[19]
注释
[1]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5，38页。
[2]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5，38页。
[3]吕鉴周：《俞作柏、李明瑞倒桂反蒋经过》，《广东文史资料》第4辑。
[4]《上海民国日报》1929年10月4日。
[5]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版，第34，35，38页。
[6]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第244，244—246页。
[7]张任民：《新桂系东山再起经过》，《新桂系纪实》上集，第265，266，268，267—268，270，270—271，270页。
[8]张任民：《新桂系东山再起经过》，《新桂系纪实》上集，第265，266，268，267—268，270，270—271，270页。
[9]张任民：《新桂系东山再起经过》，《新桂系纪实》上集，第265，266，268，267—268，270，270—271，270页。
[10]张任民：《新桂系东山再起经过》，《新桂系纪实》上集，第265，266，268，267—268，270，270—271，270页。
[11]莫济杰、陈福霖主编；《新桂系史》第1卷，第244，244—246页。
[12]张云逸：《百色起义与红7军的建立》，广西军区政治部编《广西革命回忆录》，广西僮族自治区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6页。
[13]参见军事科学院历史研究部编著：《中国人民解放军战史》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64—65页；莫文骅：《莫文骅回忆录》，第49—52页。
[14]张任民：《新桂系东山再起经过》，《新桂系纪实》上集，第265，266，268，267—268，270，270—271，270页。
[15]张任民：《新桂系东山再起经过》，《新桂系纪实》上集，第265，266，268，267—268，270，270—271，270页。
[16]张任民：《新桂系东山再起经过》，《新桂系纪实》上集，第265，266，268，267—268，270，270—271，270页。
[17]第八路军下辖2个纵队，吕焕炎为第一纵队总指挥：辖第1师梁朝玑、第2师许宗武部、第3师杨义部、第1独立旅封赫鲁部。杨腾辉为第二纵队总指挥；辖第1师黄权部、第2师梁重熙部、第3师蒙志部。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2），第167页。
[18]李大光：《张发奎宜昌发难反蒋与新军阀混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52页。
[19]梁津：《两广军阀在广东的混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29页。
广西境内的大混战
1930年初，桂张军进行了整编，决定撤销第三、第八路军的名义，恢复原先的第4、第7、第15军番号。3个军仍以李宗仁为总司令，黄绍竑为副总司令，白崇禧任前敌总指挥，3个军的军长分别为张发奎、杨腾辉、黄绍竑（兼）。
此时，粤蒋军已分兵逼近平乐、荔浦一带，而留守后方的“护党救国军”第1纵队总指挥吕焕炎又因李、黄、白回省后，自己地位下降、权力被削弱而心怀不满，乘张桂军大败而归之际，决定公开背叛李宗仁等重新投靠蒋介石。1929年12月22日，吕焕炎在玉林发表“万万火急”的通电，宣布复任“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兼广西省政府主席”，并解释自己迟迟未宣布就职的原因。[1]
12月28日，吕焕炎又密电蒋介石等，请求“迅示方略”[2]。
吕焕炎与入桂粤蒋军内外呼应。吕焕炎并且派出使者勾引李、黄、白手下两位师长黄权、蒙志。情况危急，李、黄、白3人商量后，当机立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第八路军第二纵队第1师师长黄权、第3师师长蒙志扣留查办，押赴桂林看管，将2师改编为教导师，白崇禧亲自兼任师长，由梁瀚嵩代理，从而消除了内部的隐患。
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会商后，决定由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第7军和第15军一部守荔浦，黄绍竑与张发奎率第4军及第15军一部负责讨平吕焕炎部。
白崇禧指挥的教导师于1月底进至平乐对岸，被优势粤蒋军击退，与粤蒋军隔漓江相对峙。白崇禧巧施引蛇出洞之计，令教导师佯攻平乐，诱使敌军全部渡过漓江西岸，以便聚而歼之。蒋军毛炳文、谭道源两师果然中计，倾巢追击教导师。教导师急退往荔浦。白崇禧抓住战机，于2月4日下令部队全线反攻。具体部署是：第7军杨腾辉部为左翼，攻击马岭；以教导师外加两团的兵力为右翼，攻击栗木；黄瑞华团攻阳朔；唐生明部由荣城进扰平乐敌后，白崇禧本人则亲率以第8师第1团为主的总预备队，指挥策应全局。终于将蒋军朱绍良部击溃。李宗仁回忆说：“是时幸白崇禧指挥有方，将深入平乐的朱绍良指挥的谭道源、刘和鼎等部击破逐出桂境，民心才稍定。”[3]
白崇禧虽然打了胜仗，可黄绍竑、张发奎却在北流又吃了一个大败仗。
当黄、张率军攻打吕焕炎时，粤军余汉谋、香翰屏两部增援玉林的吕焕炎[4]。白崇禧估计到黄绍竑张发奎所部兵力单薄，不宜与对方硬拼，便急电黄绍竑，请其放弃玉林，退守浔州、贵县一线，等他带第7军赶到后，两部共同迎敌。但黄绍竑、张发奎敌情判断错误，且中了敌军诱敌深入之计，断然在北流民乐圩一线与兵力占优势的粤军展开决战。这次，粤军吸取上次花县大战的教训，每一个阵地前都修建了纵深的壕沟，布置了各种障碍物，据险扼守，并有空军飞机在上空盘旋侦察投弹助战；而桂张军不但没有飞机，而且没有大炮等重武器可以攻坚，即使迫击炮也不多，因此打来打去，就是冲不动粤军的阵地。当桂张军攻击力下降时，粤军乘势反攻，致使桂张军无法抵挡。
经过3昼夜激战，桂张军再次遭到惨败。[5]张发奎部“实力大减”，张发奎将剩余官兵编为1个师3个团，撤销第4师番号，保留第12师，张发奎以军长兼师长，薛岳、吴奇伟、韩汉英分任团长，原来的团长降为营长，营长降为连长。[6]黄绍竑指挥的第15军损失也很大。北流战败，黄绍竑“自认为指挥失当”。为此，白崇禧对黄绍竑大为不满。黄后来检讨此役时也承认：“北流的战败，关系于我的气势太大了！事后自然有好些人要埋怨我指挥的失当。我自己检讨一下，也确有很多的错误。当我很顺利的袭取贵县、桂平，占领藤县，进兵抚河，威胁粤军，逼迫其仓皇退回梧州的时候，忘记了自己的部队是新败之余，实力不厚。同时指挥第4军，分进钦、廉、高、雷，粤军见我兵力那样分散与单薄，并且玉林围而不下，遂大举进攻。我们要将散在数百里地区内的部队，迅速集合起来，又何等的困难？而粤方力量集中，占着优势，虽然李、白在平乐方面获得胜利，但已成强弩之末，不能再进攻梧州，以牵制粤军的前进。我方处在前后受敌的情形之下，被迫而进行决战，自不能侥幸得到胜利的啊！我们遭遇了这一次和上次在广州附近的二度损失，各军的实力大减，4军的各师，每师剩下的实力，都不过1团。他们的师长都改为团长，团长都降为营长。15军各师的情形亦是如此。”[7]
黄绍竑打了大败仗，加之他的母亲又在战争期间去世，黄绍竑认为自己的母亲是因为他政治上的关系受到惊吓而死的，不孝之罪，百身莫赎，这一切使他悲痛万分，心灰意冷，产生了退隐之意。他打电报给李宗仁、白崇禧和张发奎，向他们提出引咎辞职的请求。李宗仁等接到电报后，大吃一惊，在这个存亡的关键时刻，黄绍竑打退堂鼓，将严重影响军心士气。于是，李宗仁等回电，给予恳切的安慰，第4军将领并主动将北流战败的责任揽到自己身上，说是因为他们作战的不得力才导致战败，与黄绍竑无关，这使黄绍竑十分感动，不再坚持辞职。[8]
由于北流战败，桂张军已无力反攻，退到贵县防守。粤蒋军也不再积极追击，与桂张军在广西境内形成对峙状态。
注释
[1]电报全文如下：“南京中央党部、国府主席蒋、总司令蒋、五院院长、何训练总监、广州、梧州探呈陈总指挥钧鉴：陈主席、海军陈司令、航空处陈代处长、蔡师长、香师长、李师长、蒋师长、余师长、戴师长、各省各总指挥、各主席、各师旅长，各司令勋鉴：各报馆、各法团、南宁各厅长、广西各台长、各局长鉴：焕炎月前率师讨逆，军次桂平，感受风寒，触发脑痛旧疾甚剧。又因政潮牵动，夙志莫伸，只得暂返陆川原籍休养，调摄军务，责令杨旅长义暂行主持待机。现在旧疾稍痊，复奉何总监、陈总指挥先后电令，继续讨逆。窃念时势严重，党国危重，以中央知遇之隆，何陈两公最励之殷，敢不奋勉效劳，期酹殊遇。爰于本月养日，集合部众，谨随各友军后，一致讨逆。务将广西铲除，然后整师待命，负弩前驱，澄清西北，藉补前衍，以偿夙志。尚乞总座频颁方略，并希袍泽时锡箴言，俾资圭臬，而便率循。谨陈悃臆，乞赐教示。国民革命军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兼广西省政府主席吕焕炎呈叩。养。印。”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2），第165—166页。
[2]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790—791，805—806，806，811，166，193—194，189，193页。
[3]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467页。
[4]1930年6月14日深夜，吕焕炎在广州出席退思园会议后返回新亚酒店时被卫兵冯明星刺死。凶手系广西人，被捕后招供受白崇禧唆使及梁、覃副官之运动。6月24日，南京国民政府明令“交行政院从优议恤，并饬广东省政府严缉主谋凶犯，务获究办”。《国民政府公报》第504号。
[5]1930年2月16日，陈济棠给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并转胡汉民、孙科的电报说：“我八路部队自寒（14）日晨在北流与逆敌黄绍竑所率梁朝玑、许宗武、封赫鲁等部，张发奎全部接触，激战3昼夜。本早，敌以6团兵力来攻，势极猛烈，战至正午，经将敌全线击溃，夺获步枪约3千杆，俘虏2千余，毙敌尸骸遍野，我军亦伤亡颇多。敌现向大塘、郁（玉）林方面窜去，我军仍跟踪追击至高州，虽有张发奎编土匪向信宜移动之说，想不足为虑。并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2），第170页。
[6]1930年2月16日，陈济棠给国民政府文官长古应芬并转胡汉民、孙科的电报说：“我八路部队自寒（14）日晨在北流与逆敌黄绍竑所率梁朝玑、许宗武、封赫鲁等部，张发奎全部接触，激战3昼夜。本早，敌以6团兵力来攻，势极猛烈，战至正午，经将敌全线击溃，夺获步枪约3千杆，俘虏2千余，毙敌尸骸遍野，我军亦伤亡颇多。敌现向大塘、郁（玉）林方面窜去，我军仍跟踪追击至高州，虽有张发奎编土匪向信宜移动之说，想不足为虑。并闻。”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2），第170页。
[7]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第209，210，214，213，214页。
[8]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第209，210，214，213，214页。
倾巢北上，惨败而归
以蒋桂战争为起点，蒋介石强行贯彻以武力消灭地方实力派的政策，一年之内，先后又爆发了蒋冯（玉祥）战争、蒋唐（生智）战争，均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终，地方实力派受到沉重打击。蒋介石在连连获胜后，又将打击矛头指向最后一个实力最完整的地方实力派首领阎锡山。
阎锡山是民国政坛最有名的不倒翁，自1911年借辛亥革命夺取山西最高统治权以来，始终牢固维持其在山西的统治地位，成为有名的山西土皇帝。1928年北伐结束后，阎锡山的势力伸入河北平津地区，成为北方一大势力集团。对于操控南京政府的新贵蒋介石，阎锡山以军界坛前辈自居，带有几分傲慢。他曾经说：“长江一带由蒋先生多负责任，华北由我多负责任。”[1]显然是以华北主人自居。
但蒋介石要的是一统天下，决不会承认阎锡山在华北的特殊地位。1929年11月，蒋介石派财政部长宋子文到北平与阎锡山划分国家税和地方税的问题，强行夺走阎锡山在平津的税收收入。不久，蒋介石又停发了阎锡山驻平津部队的饷项，且不准阎锡山在山西发行公债来为弥补。为此，阎锡山对蒋恨极了，拍着桌子说：“现在蒋要用经济手段把咱们困死！”“他这样排除异己，现在居然逼到我头上来了！”蒋、阎矛盾迅速激化。
据说，在要不要反蒋的问题上，阎锡山的两个最重要的军师赵戴文与贾景德之间意见很不一致，赵戴文坚决反对阎锡山与蒋介石决裂，而贾景德则“一心要佐阎先生成一国家元首”，极力促成阎锡山充当反蒋盟主，并且说得阎锡山食指大动，怀着做国家元首的梦想，打定主意，做反蒋盟主。[2]
对于阎锡山要做反蒋盟主的意图，他手下大将徐永昌不以为然，对阎说了三句话：“第一句，你不要有上台作领袖的心。”阎答复说：“我没有这个心。”第二句话：“你不要轻视蒋介石。”阎问：“怎么讲？”徐答：“蒋介石在上海待得很久，直如上海人，你不要有看不起他的心。”徐永昌的意思是说与蒋斗心计，阎恐怕斗不过蒋。阎想了半天回答：“介石这个人，辅之不足辅，倒又不足倒。”还是看不起蒋的口吻。徐的第三句是：“你不要去郑州，郑州为一是非之场。”对于徐永昌的三句话，阎锡山第一句是不理会，第二句是面驳，第三句是用行动作了相反的答复。[3]徐永昌认识到“阎先生有野心，欲为首领”[4]。
在阎的反蒋态度明朗后，冯玉祥首先表示愿拥阎为全国军政领袖。以汪精卫为首领的改组派政客，也表示愿意奉阎锡山为盟主。西山会议派也派员来到天津，积极与阎锡山联络。处境艰难的桂系首领获悉阎锡山有反蒋的意图后，更为兴奋。迅速派胡宗铎、麦焕章、潘宜之、黄建平等赴太原见阎锡山，极力怂恿阎锡山出来反蒋。
为了坚定阎锡山的反蒋信心，桂张军将领由李宗仁领衔，黄绍竑、白崇禧、张发奎、胡宗铎联名于1930年2月21日首先发表通电，要求蒋介石歇业引退，推阎锡山为“全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为“副总司令”。
李宗仁等人的电报，首先表达了拥戴阎锡山为反蒋盟主的明确态度，而这正是阎锡山所孜孜以求的。
2月23日，原北伐时期的第2、第3、第4集团军将领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领衔，白崇禧等42人联合署名发表通电，提出打破国民党党统观念，由中国国民党全体党员总投票，以取决多数来解决党内纠纷。电报说：
锡山等窃思党的主权在全体党员，无论如何主张果取决于党员，何者亦可。若纯以武力决胜负，非特不当，实亦不必。锡山等拟请由我全体党员总投票，取决多数，三届续统可，二届复统亦可，产生四届亦无不可。否则各是其是，乱不能止，何以置党国于磐石之安？夫以党治国必有整个的党，始能成整个的国。党若破碎，国必不能不破碎。今欲求统一之国，必须先求整个之党，此为党国至理，丝毫不爽者也。彼不妥协三字，乃是对外适应之精神；若在同党，允宜整个团结，以国家为前提，体先总理在天之灵，必不愿其党徒纷争，而深盼其党徒合作也。全体党员为本党主人，果能贯彻全体投票之精神，必可化疆场之干戈为会场之表决。如荷赞同，尚盼早见实行，以息党争，而定国是。[5]
从此国内各反蒋派别全部集中到阎锡山的旗帜之下，形成了以阎锡山为中心的反蒋阵营。
1930年3月14日，原第2、第3、第4集团军57名将领由鹿钟麟领衔，白崇禧等联名发表“寒电”，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要蒋介石“幡然悔悟，敝屣尊荣，以党政还之国人，化干戈为玉帛”[6]。
15日，以上57名将领发表再次发表“删电”，拥戴阎锡山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张学良、李宗仁为副总司令。电报说：“近者阎公百川主张和平，详陈利害劝蒋引退，以谢国人，情意恳挚为国人共见，乃蒋氏不听忠告益滋谬戾。曩者焕公下野不足促其反省；近者百公辞职乃益张其凶焰，冥顽不灵，难以理喻。此贼不除，国亡无日。前者德邻先生及绍竑、发奎、崇禧、宗铎等已公推百公为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焕公、汉公为副司令。惟德邻先生功在党国，威望素隆，兹更加推为副司令，夹辅百公，共奠党国。钟麟等刻已陈师鞠旅伸讨蒋中正，拥护阎、冯、张、李诸公领导讨贼，尚望举国袍泽义愤同伸，共济时艰，苏息民捆，幸甚！幸甚！”[7]
4月1日，阎锡山在太原宣布就职，冯玉祥、李宗仁分别在陕西潼关、广西桂平宣誓就职，但张学良没有理睬。
按照统一部署，在广西的第三、第八两路军改编为“中华民国陆军第一方面军”，由李宗仁任总司令，黄绍竑任副总司令，白崇禧为总参谋长，下辖第一路军（总指挥张发奎）、第二路军（总指挥白崇禧兼）、第三路军（总指挥黄绍竑兼）。
在阎锡山、冯玉祥、李宗仁等人酝酿反蒋时，蒋介石也做好了回击的准备。4月5日，南京国民政府发布通缉令，宣布“阎锡山应即免去本兼各职，著京内外各省政府、各军队一体严拿归案讯办，以儆奸凶，而伸法纪”[8]。
4月5日，蒋介石以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为讨伐阎冯两逆告将士书》。
5月11日，蒋介石下达对阎、冯的总攻击令，中原大战正式爆发。
中原大战的主战场在平汉、陇海、津浦3大铁路为中心的河南、山东、河北境内。北方战局开始时，广西境内的战事已成胶着状态，深入广西的粤军固然难以消灭张桂军，而张桂军以区区数万之众，想把入侵的粤军赶出省外，亦非易事。在此情况下，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商议打破僵局办法。3人一致同意放弃广西根据地，挥军入湘，北上攻占武汉，与阎、冯会师中原，以成大业。他们认为，蒋介石主力被阎、冯牵制于中原，无力顾及湖南，而湖南何键的湘军战斗力脆弱，不堪一击，占领长沙实意中事；即使万一失败，桂张军抱着破釜沉舟的决心，宁愿向江西与红军靠拢，再找出路，誓不再退回广西。当时，黄绍竑正在右江一带“围剿”李明瑞指挥的红七军，没有参加这个会议，会后，李宗仁将会议决定电告黄绍竑，黄绍竑内心虽然不同意此种战略，但李、白、张多数人的决定，黄只好勉强服从。[9]
桂张军决定倾巢北上的消息传出后，全体官兵都感到欢欣鼓舞，在当晚举行的出征的聚餐会上，众将领喝得酩酊大醉。李宗仁借着酒劲扬言：一定要恢复桂张军前两年的光荣局面，打垮蒋介石。并鼓励官兵要发扬“钢军”（原第7军的美名）、“铁军”（原第4军美名）之光荣。[10]
按照计划，张发奎率领第4军及第15军之梁朝玑师，取道柳州、桂林出全州，直向湖南永州、衡阳前进；白崇禧率领第7军及第15军之许宗武师，经龙虎关到湖南零陵与第一路军会合。黄绍竑率领的第三路军则布置于迁江一带，掩护各军集中，俟各军入湘后，迅速跟进；广西后方酌留地方团队维持治安。
桂张军3万余人分途入湘后，进展很顺利，何键鉴于所部湘军寡不敌众，采取避战政策，5月28日，桂张军占领衡阳、宝庆（今邵阳）。湘军退至湘潭、株洲渌口、醴陵一带。蒋介石得到报告后，认为何键敌情判断错误，急令何键更正战略，务必固守湘江、渌水，等待粤军进入湖南后夹击桂张军。蒋介石同时命令坐镇武汉的行营主任何应钦调整两湖作战部署，加强对桂张军的防御作战：何应钦命武汉军校教育长钱大钧率1团兵力，于29日入湘；派训练科长胡伯翰率军校第一、第三两个教导团赴湘作战；令第13师师长夏斗寅带领4个团的兵力，前往长沙助战。[11]5月29日，蒋介石任命陈济棠为讨逆军粤桂湘赣总指挥，任命鲁涤平为讨逆军第九路总指挥，要他们和何键合力对付桂张军。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除以一部监视留桂部队外，以粤军第60师（师长蔡廷锴）、第61师（师长蒋光鼐）、第63师（师长李扬敬）等3个师，附属炮兵两连、工兵1连，空军第2队及其他后勤保障部队，编组为追击队，由桂转粤赴湘，跟踪追击，陈济棠随即任命蒋光鼐为前敌总指挥，紧跟桂张联军之后跟踪追击。陈济棠本人则率领余汉谋、香翰屏两个师为后续部队。[12]朱绍良的第六路军全部调京候命。第九路军总指挥鲁涤平指挥金汉鼎、张辉瓒、邓英各部在湘赣交界堵击桂张军入赣，并相机入湘会剿。海军总司令陈绍宽亲自指挥由长江进入洞庭湖地区协助陆军作战。武汉方面，调集李韫珩、钱大钧、夏斗寅等师及海军舰队，由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统率，准备入湘迎击。[13]
桂张军以一部趋湘东，攻醴陵；一部奔湘乡，绕宁乡，攻长沙。6月2日，何键在株洲颁发悬赏令，以激发湘军的士气；为防止湘军继续倒戈，又颁行连坐法。3日，桂军全部移至湘东，败湘军于醴陵，缴何键部3000余支枪。接着，在渌口、渌江之役，大败湘军刘建绪部，缴获2000余支枪。这两场战役都十分激烈。亲历者说：“渌口附近，湘军遗尸累累，负伤者将死半死中，乞求他们的敌人补一枪，惨无人道。”[14]
6月3日下午3、4时许，何键与其随从从株洲狼狈逃回省城长沙，召开省务会议，部署全面撤退。4日上午，何键率湖南省政府、第四路军总司令部、清乡司令部及各文武机关人员，乘车船奔岳阳，在岳阳成立临时办公处，所部则退平江、岳阳一带。6月4日下午5时以后，桂张军的先头部队进入长沙，杨腾辉部于5日进驻长沙；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于6日抵达长沙。张桂军自成军以来一直吃败仗，这一次在湖南打了几个大胜仗，且打下一座省城，官兵上上下下自然是兴高采烈、高兴万分。李宗仁随即委派李品仙兼湖南省政府主席，限令湖南商会等在3日内交纳军饷200万元（据说后来实际交纳20万元），长沙城遍贴讨伐蒋介石的标语口号。
打下长沙后，桂张军继续北上，一路经平江向湖北的通城进展，先头部队进至通城九狮山；一路向岳州（今岳阳）方向挺进。
6月15日，蒋介石特派军政部长、武汉行营主任何应钦指挥湘鄂赣粤各军，“凡各该省讨逆部队均归何部长节制调遣”[15]。针对桂张军的进攻态势，何应钦下达如下命令：（1）命令何键率第四路军主力撤退至湘西整理，待机夹击；（2）命令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派蔡廷锴、蒋光鼐、李扬敬3个师跟踪追击北进之敌；（3）抽调武汉部队约4个师的兵力南下堵击，先头两个师应迅速占领贺胜桥、汀泗桥一带，构筑坚固阵地，俟第四、第八两路军到达战场后，再转成攻势，合击当面之敌。
6月11日，冯玉祥在郑州收到阎锡山转来李宗仁的电报，电报称“已占岳州，何键退湘西华容一带，我军前线已抵汀泗桥，请焕公（冯玉祥字焕章）速派重兵，夹击武汉等语”。冯玉祥答复说：“平汉线敌现尚顽抗，一俟摧破即行照办。”[16]6月15日，冯玉祥又打电报给李宗仁，对桂张军进攻方向提出两个建议：第一，由湘入赣，经武穴、田家镇趋安庆，援亳州。第二，经仙桃镇，破坏花园一带铁路，夹击平汉线之敌。[17]6月27日上午，冯玉祥在郑州对所部军官训话时说：“桂张军离开广西，月初占长沙，即电尚会攻武汉的计划，我说敌人的主力俱在陇海路，不能夹击武汉，遂商定三个办法：一、放弃长沙，经南昌出杭州，攻上海。二、出南昌，攻九江，经安庆，援亳州。三、出仙桃镇，攻花园、广水，夹攻武胜关内外之敌。”[18]
据知情者说，冯玉祥之所以拒绝与张桂军夹击武汉，而且似乎也反对张桂军单独进攻武汉，其原因就在于冯玉祥所部主力在平汉线上，久已垂涎武汉这个重要据点，很不愿意张桂军捷足先登，因此冯玉祥拒绝与张桂军会师武汉。据说，冯玉祥还有电报给李宗仁，电报中说：“本军与蒋军血战数月，行将获得胜利，武汉是本军给养之地，如贵军先到，请向下游发展，共同会师南京，驱逐蒋介石”[19]等语。由此可见，阎、冯、李等虽然联合起来反蒋，但他们之间的矛盾也是无法克服的，这就成为反蒋派致命的弱点。
据说，汪精卫此时也由香港电告李宗仁：“冯玉祥要进军武汉，请李（宗仁）、张（发奎）两军不要北上，仍回南广。”
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等接到冯玉祥的这些电报后，颇为踌躇。认为目前纵使马上攻下武汉，也要让给冯玉祥，牺牲自己的兵力，替别人打天下，未免太不上算。
恰巧在这时，又传来了粤军占领衡阳，黄绍竑率领的后续部队7个团受阻无法北上的消息。原来，李、白、张决定桂张军放弃广西、倾巢北上的决定时，并没有让黄参加，仅事后通知黄执行。黄内心显然不赞成此种冒险方案，但对于团体决定，黄又不得不执行，但执行起来并不得力，行动缓慢，结果让蔡廷锴、蒋光鼐两个师抢先占领了湘南重镇衡阳，从而把桂张军前后方部队一截两段。
这时，黄绍竑电告李宗仁：“在常宁附近，拾获敌方飞机掉下来的一张作战计划图，图上标明蒋军的主力配备在鄂南，粤军的攻击目标指向长沙，照目前的态势，我军已处于腹背受敌，有被包围歼灭的危险，前方部队应速撤回。”[20]
李宗仁立即召集白崇禧、张发奎等各将领讨论行动方案。据当时任白崇禧部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的韦永成回忆，白崇禧在会议上提出了上、中、下三策：由江西南昌直趋南京走太平天国及北伐战争的老路是上策，这一路中央军甚少，最空虚，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集中力量取下武汉，这是中策，中央军可利用平汉线，运兵快，较攻南京难；下策就是回师攻衡阳了。另据资料记载，薛岳在会上也提出取道江西，攻打浙江，端掉蒋介石老窝的主张。但与会的将领多数不同薛岳的计划，而赞成李宗仁提出的主张。
李宗仁在会议上说：“根据冯、阎和黄的电报，我们不得不回师了，回师后，是不是去打衡阳，应当慎重考虑。我的意见，不如乘广东内部空虚，挥军直取广州，占领两广地盘，再图发展，也就是失之东隅，收之桑榆。”李宗仁的主张得到与会多数人的赞成，于是会议决定放弃攻取武汉，回师击败粤军，直取广州。不料这一回师，使士气大挫，一路逃亡甚多，战斗力大减。
桂张军从长沙掉头回师，经株洲、醴陵、攸县、安仁，来了一个大迂回，绕道衡阳以南、耒阳之北，撤退到衡阳以西的祁县一带，在洪桥召开师长以上将领参加的军事会议，讨论今后的行动方向。会议开始，李宗仁首先发言说：“此次的撤退是一件大事，在我未发命令撤军之先，我原提到要取得广东、广西来作为我们的根据地，以便此后的发展；我又曾说过，如果我们向广东进兵，衡州的敌人出击，我们就选择有利阵地将这一股敌人歼灭。我是不主张攻坚的。现在仍然坚持我的主张，拟先派一小部向北江（广东地境）前进，大部留在后面，选择有利于我的地形，布置阵地，待衡州的敌人出来一鼓而歼之，这也是一个诱敌聚歼的策略，何必去攻坚呢？”[21]
李宗仁说到这里，白崇禧抢着说：“去广东是可以的，不过衡阳的敌人始终是我们一个后患。如果我们向广东前进的当中，敌人与广东军事当局取得联系，固守韶关，待我们进得相当的距离，他们（引者按：指粤军将领蔡光鼐、蒋廷锴、李扬敬）出来拖着我们的尾巴，到那时前进不能，后退不可，岂不是要腹背受敌？不如在衡阳地区将他们消灭，免除后患，就可以开着正步走向广州去了，他们（指广州方面）是无力抗拒的。所以我主张先攻取衡阳。我们虽然回师，士气还很旺盛，攻取衡阳是不成问题的。”[22]
第3个发言的是黄绍竑，他在发言时已经沉不住气，他说：“我对攻坚素来是不主张的，我主张将前后方的部队集中在祁（阳）宝（庆）之线，先行占领有利阵地待敌人出击，我们以逸待劳，采取攻势防御，聚歼敌人于衡阳外围，岂不胜过攻坚？总之，这一战是生死的问题，不可轻举妄动，攻衡阳我是反对到底的！”[23]
黄绍竑发言时大声地喊着，态度非常坚决，简直没有他人发言的余地。由于当时广西剩下来的部队大部分是属于黄绍竑的第15军，一切要尊重黄的意见。李宗仁素不固执己见以得罪他人，一切都适可而止。白崇禧对黄虽怀恨在心，但亦没有再与黄辩论。于是李宗仁裁定：“好了！我们照着黄副总司令的意见布置军事罢。我想也不会大错的。”[24]
粤军见桂张军撤退，当即出城攻击，两军发生激战。桂张军第7军师长梁伯霭率领1个营在坚守衡阳附近的高地时被1个团的粤军围攻，中弹阵亡。李宗仁接到电报后，当即又与白崇禧、黄绍竑应付办法。白崇禧说：“我认为要攻衡阳，你们说待敌出击，现在敌人出击了，难道还不干吗？”黄绍竑至此，也只好说：“当然干！”于是，桂张军与粤军在这里展开了生死决战。
白崇禧极力主张猛攻猛打，主张攻下衡阳，其实大谬不然。张桂军此时虽然还有18个团的兵力，比起粤军和湘军17个团，兵力上似乎不相上下，但桂张军自5月中旬自广西北上经过近1个月的连续急行军和作战，士兵疲劳已经达到极点，战斗力自然要大打折扣；而粤军和湘军虽然在兵力上稍少于桂张军，但粤军已在衡阳休息了10多天，并且建筑了坚固的野战工事，正所谓士饱马腾，且以逸待劳，胜负已分。
这是一场残酷无比的战役。自6月29日下午5时起，桂张军与粤军第60、第61、第63等3个师在衡阳西岸、松柏井、龙汁桥、七塘、亘子桥、东茵等地展开生死决战。[25]稍后，蒋系中央军第53师（师长李韫珩）、空军相继投入对张桂军的作战，实力对比更加有利于蒋方。亲历者描述道：“1930年6月，第60、第61师进抵衡阳，与由岳阳调转头来的张桂军相遇，大战于衡阳洪桥、堆子岭，双方经常发起‘集团冲锋’，硝云弹雨，刀光枪影，血肉横飞，伤亡枕藉，使人惊心怵目，几乎不相信置身人间。第61师第9旅旅长张世德、团长蒋光鲁及对方第4军的团长李汉炯阵亡。如是互相残杀了3天，张桂军输光了本钱之后，才夹着尾巴退回广西老巢。”[26]
决战的结果是张发奎部伤亡最为惨重。且看张发奎后来命人编撰的《第四军纪实》的描写：“此次惨败为北伐以来所未有，势极狼狈。斯时，虽然敌人未追击，但敌机不断骚扰，士兵逃亡甚多，直退至桂林方停止收容，计点部队，只余十分之二三。各将领多心灰意冷，故将所余薪饷分发各同志，自寻生路……”
桂军方面，师长梁朝玑等阵亡，师长梁重熙等重伤。李宗仁、白崇禧由随身卫士夹持落荒而逃，得以脱离战场。一部分溃兵在湘桂边落草为寇。[27]
李宗仁后来解释桂张军惨败的原因时说：“6月18日，我军全线自长沙南撤，围攻蒋光鼐于衡阳。不意是年湖南大旱，赤地数百里，购粮无处。我军给养中断，军心涣散，加以缺乏重武器，屯兵于坚壁之下，无能为力。衡阳久攻不下，而敌人援军云集。6月底，敌我复在湘南展开激战。我方官兵至此已疲惫不堪，我虽亲赴前线督战，终以全军缺粮，无法维持。不得已，再向广西撤退，情形狼狈不堪。官兵对战事都十分消极，情况的艰窘，实我军作战以来所未曾遇过的。”[28]
桂张军连同湘军唐生明、黄明远等部约有五六万人。[29]衡阳战役桂张军伤亡33000多人。另据陈济棠的报告，衡阳之战，张发奎部损失三分之二以上，所余不过1000余人，桂军损失过半，所余不过万余人。
桂张军的惨败，对于当时的反蒋局面有重大影响。比如陈济棠就认为：“经此一役，西南大定，冯、阎亦为之气馁，可称为大局之转折点，其重要性可知。”[30]
注释
[1]苗培成：《往事纪实》，台北正中书局1979年版，第479页。
[2]徐永昌回忆说：“赵次陇（赵戴文）先生头脑很清楚，关于阎先生这次企图绝不赞同，观其民国18年以来对赵芷青（丕廉）有时联络杂牌军队，及对薛子良（笃弼）代表冯焕章（玉祥）来说山西合作，都表示反对，有次对赵或薛曾当面摔其茶杯。但阎先生与之商谈反蒋，他总是依违两可，直至阎先生最后骑上虎背之日，他才作此坚决反对，无乃有过迟之嫌。若贾煜如（景德）则一心要佐阎先生成一国家元首，所以当时贾、赵两人极不相能，几于有赵无贾，因赵十数年来皆住阎之督军署内，所以贾、阎间之商谈，是利用一条仅通两人之电话以交换意见。忆民国13年之政变，首谋当是续西峰，而成之于冯、胡、孙。今次大战，首谋是阎先生，而成之于贾煜如，因为煜如是唯一的绝对赞成者。”赵政民主编：《中原大战内幕》，山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6页。
[3]参见《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第190，201页。
[4]参见《徐永昌将军求己斋回忆录》，第190，201页。
[5]《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8期，第6页，第7卷第11期，第7卷第11期，第8卷第21期，第8卷第22期（1931年6月1日出版）。
[6]《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8期，第6页，第7卷第11期，第7卷第11期，第8卷第21期，第8卷第22期（1931年6月1日出版）。
[7]《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8期，第6页，第7卷第11期，第7卷第11期，第8卷第21期，第8卷第22期（1931年6月1日出版）。
[8]《国民政府公报》第437号。
[9]黄绍竑后来说：“他们（指李、白、张）事前不同我商量，就倾巢出兵湖南，这种战略我也不同意，把我弄得很被动，跟他们跑来跑去。”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册第7辑，第76页。
[10]黄闲道：《1930年湘桂间军阀混战简况》，《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33，33，34页。
[11]参见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66页。
[12]参见宋斐夫主编：《湖南通史•现代卷》，湖南出版社1994年版，第233页；朱宗震等编：《陈铭枢回忆录》，第66页。
[1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790—791，805—806，806，811，166，193—194，189，193页。
[14]黄闲道：《1930年湘桂间军阀混战简况》，《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33，33，34页。
[15]《国民革命军战史初稿》第2辑（2），第756页。
[16]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240，244，261页。
[17]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240，244，261页。
[18]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冯玉祥日记》第3册，第240，244，261页。
[19]黄梦年：《新桂系全力入湘策应冯阎反蒋战争》，《新桂系纪实》上集，第257，257，259，259，259，260页。
[20]黄梦年：《新桂系全力入湘策应冯阎反蒋战争》，《新桂系纪实》上集，第257，257，259，259，259，260页。
[21]黄梦年：《新桂系全力入湘策应冯阎反蒋战争》，《新桂系纪实》上集，第257，257，259，259，259，260页。
[22]黄梦年：《新桂系全力入湘策应冯阎反蒋战争》，《新桂系纪实》上集，第257，257，259，259，259，260页。
[23]黄梦年：《新桂系全力入湘策应冯阎反蒋战争》，《新桂系纪实》上集，第257，257，259，259，259，260页。
[24]黄梦年：《新桂系全力入湘策应冯阎反蒋战争》，《新桂系纪实》上集，第257，257，259，259，259，260页。
[25]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790—791，805—806，806，811，166，193—194，189，193页。
[26]陈燕茂：《1930年蒋阎冯中原混战中的衡阳与济南之役》，《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35页。
[27]陈燕茂：《1930年蒋阎冯中原混战中的衡阳与济南之役》，《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35页。
[28]李宗仁口述、唐德刚撰写：《李宗仁回忆录》下册，第471页。
[2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5辑第1编军事（1），第790—791，805—806，806，811，166，193—194，189，193页。
[30]转引自肖自力：《陈济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2，93页。
黄绍竑投奔蒋介石
桂张军免遭全军覆灭，残余冲出包围圈退向祁县、永州。7月2日，退至熊罴岭，受到第四路、第八路军的继续追击。3日，撤向全州。4日，第四路军进占永州，桂张联军大部撤回广西境内。
张发奎军自1929年夏季从湖北南下以来，一败于广东从化，二败于广西北流，三败于湖南衡阳，三战三败，所部数万人锐减到不足2千人，溃不成军，全军解体。张发奎不满意白崇禧临时变更行动计划，仓促间决定冒险决战，以致遭到惨败，他对此怨气冲天，意态消沉，屡请撤销该军番号，嘱咐对溃散归队的官兵不必收容，且要求遣散剩余官兵，散伙了事。回到桂林，清点人数，官兵不足2千，但排、连长以上的军官大都还在。张发奎便与薛岳、李汉魂、吴奇伟、邓龙光等高级将领商量散伙之事，并把历年存下来的几十万元公积金拿出来分给官兵。有的官兵拿到公积金后就离开了部队，另找出路，李汉魂、邓龙光等高级将领经张发奎同意，拿到公积金化装前往香港。[1]
李宗仁、白崇禧仍然不服输，他们见张发奎真的分金散伙，大为震惊。他们因为还要利用第4军的声威和汪精卫的金字招牌，生怕因此而拆散了张桂军的联合阵线，连忙出来劝解、安抚张发奎，并以利害关系打动他。李宗仁对张发奎说：“向华！你丢了部队出去，难道就终老香港，对政治和军事不再过问了吗？有点本钱，终比一点本钱没有的好！你不要一时消极，不计及长远的利害。”
白崇禧也劝解道：“下野的滋味你尝过，我们也尝过。丢了棒棒被狗欺，你前次下野后不是有旧第4军做本钱，1929年春蒋介石还能起用你吗？此刻你到香港去，汪先生已经没有办法了，你肯投到陈济棠方面去当部下吗？蒋介石还能放心再给你兵带吗？我劝你打消走的计划，再和我们一道干。没有兵，我们给你补充；没有钱，我们给你筹措。我们有祸同当，有福同享，一切问题都容易解决。请你三思。”[2]
经过李宗仁、白崇禧这么一劝解，张发奎很快打消了散伙的初衷，决心继续干下去。随后，李、白履行诺言，将桂军许宗武、梁重熙两个师撤销番号，将这两个师的装备及少校以下官兵约6000人，拔交给张发奎补充第八路军，以恢复第八路军的战斗力。第八路军下辖第4军两个师，第10师（师长吴奇伟）、第12师（师长薛岳），分别驻扎柳州、柳城两处。训练了两个多月，又恢复了战斗力。这年底，因为军饷粮草困难，两个师合编为1个师，即第12师（师长吴奇伟）。[3]
安顿好张发奎后，更为严重的事又出现了。桂系第二号人物黄绍竑在衡阳溃败后，因为受到张发奎、白崇禧的公开指责而心灰意冷，也产生了退意。
李宗仁、白崇禧因不甘失败，逃回广西后，依靠黄绍竑留守广西的小小本钱作孤注一掷，一味采取猛打猛冲的做法，结果连连碰壁失败，黄绍竑虽然有不同意见，但因受制于团体的纪律，也只好跟李、白、张跑来跑去，自觉十分被动。衡阳惨败，黄又受到张发奎、白崇禧的公开指责，指责他贻误军机，“尤以白崇禧对他的批评太过，他自己感到费力不讨好”。当部队撤退到广西全州，黄与白崇禧住在一座古寺里，心情颇为不平静，他心想：“我们搞了十几年，结果弄得这个样子，同蒋介石争天下，肯定争不过了；我不如趁此借着桂系的影响，凭着自己的手段，到外头（指蒋方）去混，自己一定要混出个名堂来，或者于桂系间接作些帮助，至少我也可以图得下半世的快活，何必在广西挨苦？以后的问题更多，可能还要遇到一些现在料不到的问题呢？”[4]
想到这里，便对身边的白崇禧说：“我决心不干了。”白听了，很惊异地问为什么？黄不便说出他的真实想法，只是说自己对军事实在感到厌烦了。
白崇禧历来是个不肯服输的强硬派分子，他一直认为仗可输，但志不可输。他听了黄的陈述后，连忙安慰说：“你现在千万不要对大家说出来，否则我们的军心就要瓦解了。你心情不好，我很知道，你就休息休息，专理行政的事（黄当时兼任广西省政府主席），军事由我们负责好了。你如果坚决不干，要离开广西，也要等军事局面稍为安定，才好提出来。”黄认为白说的有理，便接受了他的意见。[5]
不久，桂张军撤退到桂林、柳州一带整理，黄便去良丰花园（清代台湾巡抚唐景崧的私人花园）休养，不再过问桂张军事务。
1930年7月27日，彭德怀、黄公略领导的中国工农红军第3军团利用中原大战、军阀大混战机会，一举打下长沙。30日在长沙成立湖南省苏维埃政府，李立三任主席（王首道代理）。蒋介石为此惊呼：“此次长沙祸变，尤足痛心。”[6]
黄绍竑一贯反共，反共意识强烈，他听到这个消息，觉得与蒋介石打来打去，无非是为共产党造机会，何苦来呢？在一时冲动之下，黄立即向李、白发出“马电”，请求辞去桂张军的副总司令及广西省主席的职务，但电报为李、白扣留没有发出。李、白接电后，感到非常惊异，立即复电劝阻，并将黄接到柳州。当时广西四面被敌军包围封锁，黄不能出省，就在柳州开了一个林场，种植油桐，取名“茂森公司”，从事生产工作。[7]
李、白在安顿了内部之后，便着手筹划破敌之策。所幸的是，当时蒋介石因中原战场吃紧，在衡阳战役击败桂张军后，即将粤军蒋光鼐、蔡廷锴两师军队调往陇海线作战，何键的第四路军也调往各处防堵湘赣工农红军，从而为桂张军留下了喘息的机会，得以从容退往桂、柳一带休整。不过，当时的形势仍不容乐观。东南方面，粤军陈济棠部已占据贵港、宾阳一线；西面，龙云所部滇军3个师围攻南宁正急。
9月25日，李宗仁在柳州召开“革命同志会”常务干事会议，检讨整个局势，并筹划破敌之策。李宗仁在会议中指出：“北方战场已经结束，蒋介石可腾出手来付广西；陈济棠的余汉谋、李扬敬两个师进占宾阳，切断了柳州与南宁的交通，南宁方面滇军又来攻城，守城待援迫切。因此，必须击退宾阳、南宁一带的敌人，才有回旋余地。”
李宗仁并主张先打贵县、宾阳之粤军，但遭到白崇禧的反对。白崇禧认为：“粤军有西江作补给线，且有海空军配合，粮弹补给很容易。我对粤军是野战，不易奏效。南宁方面，我军已守几十天，原命令要他们守100天，我们要有信用，先去解南宁之围。滇军虽然善战，但屯兵坚城之下已近3个月，疲累不堪，我们可内外夹击，先败滇军。”
白崇禧的建议被会议所采纳。10月1日，李宗仁以第一方面军总司令名义下达了作战命令。作战令规定：“利用我军士气及敌弱点，先击破滇军，而后转攻粤军。”命令规定，由白宗禧以前敌总指挥名义，全权指挥第1、第2、第3纵队及总预备队，“与南宁城内地我军内外夹击，务将滇军在邕江以北之地区歼灭之”。
9月28日，白崇禧率师从柳州出发，下令李品仙纵队对粤军展开声东击西战术，同时令报纸不断发布李宗仁、白崇禧到前线巡视、训练的假新闻，以疑惑粤军，使其摸不清桂张军的真实动向。同时，又以一部兵力监视武鸣和高峰隘的滇军，一旦他们出动则予以阻击。白崇禧本人则率领主力部队抄小路直奔南宁杀去。白崇禧在当地向导的指点下，绕过滇军守卫的关卡，顺着当地瑶族人开辟的羊肠小道，神不知鬼不觉地轻装穿插，潜赴宾邕公路附近的四塘，放开步伐向南宁挺进。
10月13日，白崇禧下令向南宁城外的滇军发起突然袭击。当时，滇军以为在高峰隘有滇军朱旭师扼守，宾阳一线又有粤军把守，桂张军援军岂能飞渡而来。故一开始，滇军还以为是偷袭的土匪，及至发现弄清是白崇禧指挥的援军到来，滇军立即凭借坚固工事迎战，而桂张军未携带重武器，火力居下风，但白崇禧沉着指挥，与滇军展开激战。
桂张军和滇军在南宁城下鏖战了3天。滇军的作战力是相当强的，整连整连地冲锋，使桂张军难以招架。到第3天战斗极激烈时，白崇禧和张发奎同在一个山头上指挥。突然有1个连的滇军沿山边隐蔽地区迂回而来，向山下吴奇伟的师部指挥所冲锋。那时吴奇伟的兵力只有1个卫士排了，几个参谋要吴奇伟稍退。吴奇伟那时正左手拿着酒壶喝酒，右手拿着1只鸡腿在啃着。说时迟、那时快，只见吴拿鸡腿指着卫士排大喝一声：“散开射击！”大家奋力抵抗，压制了滇军的攻势。十几分钟后，桂军派了1个团来增援，终于把冲上来的那1连滇军击退。当时如果吴奇伟不冷静沉着，稍一后退，定会牵动这一线的守军而波及白、张的指挥所。后来白崇禧曾对吴奇伟开玩笑说：“滇军用的指挥刀是鸦片烟枪，你用的指挥刀是鸡腿，将来在战史上应当大书特书。”[8]
当时，滇军的实力损失不大，但卢汉眼见余汉谋向西夹击的部队迟迟不来，怀疑余汉谋和桂张军之间已有谅解，便于第3日夜间主动向西撤退，南宁之围遂解。
当时，南宁已被滇军围困达3个月之久，城中已断粮，守军及城中百姓以少许黑豆充饥。南宁解围后，李、白决定以每年的10月10日为广西的“黑豆节”，以此纪念南宁守城的胜利。
白崇禧在解南宁之围后，乘战胜余威，一鼓作气，指挥桂张军分水陆两路追击滇军，又先后进行了百色、平马等战役。桂军衔尾追击滇军，张发奎率领所部从右江南岸经果德、果化兼程前进，至平马渡回北岸，占领平马县城，拦头截击。张发奎所部占领平马后不到半天，滇军先后抵达，就在平马城外西北郊马鞍山一带接战。张发奎部在前，桂军在后夹击滇军，战斗十分激烈，双方都有重大伤亡。张发奎部高级将领薛岳、吴奇伟等在此战役中负伤。但滇军已无心恋战，夺路西撤。战后，白崇禧下令建立在马鞍山建立纪念碑。
在平马激战时，白崇禧派遣桂军1个师先行占领了百色城。百色城本来是滇军撤退回云南必经之地，但滇军见桂军已经先期占领了该县城，遂改道经贵州撤退回云南。[9]
经过这些战役，终于将滇军全部驱逐出广西。据说，滇军进入广西时有4个师15团，共19000人，最后退出时只剩下5团，兵力损失了三分之二。
在宾阳一线的粤军，见滇军大败而归，桂军锐气复盛，采取避战政策，将所部撤至贵县一线，邕柳公路重新开通。李宗仁部将第一方面军总司令部由柳州迁至南宁，恢复了南宁的省会地位。
南宁之役，充分发挥了白崇禧的军事才干，是白崇禧一生最为得意之作。黄绍竑在回忆录中指出：“在优势的敌人四面包围之下，能以劣势的部队，从一个空隙中冲进去，完成里应外合的形势，将重围打开，并将敌人击败，真是战争上一个奇迹。这固然是守将黄旭初、韦云淞等能艰苦固守，亦确是白健生指挥成功的一个杰作。”[10]
南宁解围的成功，极大地加强了白崇禧的地位。南宁解围之后，黄绍竑随李宗仁从柳州来到南宁，再次向李、白提出离开广西的请求，李、白表示同意。当时，蒋介石正利用与白崇禧、黄绍竑昔日广西模范营的老上司马晓军出面劝降桂系。马晓军在给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的电报中说：“中原既定，桂局宜宁。兄等果出洋，中央当予名义，各给川资5万，2年（后）归国，复予优用，不没前勋。至收拾部队，中央有适当办法。”
白崇禧希望黄绍竑离开广西后，运用在野的超然地位，设法缓和蒋介石对广西的军事压力。12月1日，李宗仁、白崇禧在南宁南门外黄绍竑的果园旧寓内，为黄庆祝37岁生日，黄绍竑在回忆中说：“他们热烈为我祝寿，胜利的情绪，与诚挚的友谊，都融和在杯酒里，使得大家沉醉。”[11]
祝寿会后，黄绍竑即决定启行。在黄离开广西之前，李、白还特意召开了桂系干部会议，李宗仁在发言中只是委婉地希望黄今后仍为新桂系的团体努力。但接下来白崇禧的发言却很尖刻，他说：“广西人是不会投降的！不但现在不投降，即使将来的环境比现在更困难，也不会投降的！所谓为团体而努力的意思，就是在不投降的原则之下，使团体的力量更大更强更巩固。”[12]
白崇禧的爱将廖磊在发言时，还举洪杨时代广西人革命壮烈牺牲的事作比喻，强调广西军队不会投降，不会被收买。
黄绍竑听了这些，心里暗笑道：“你们还吹什么，你们怎么剩下几个大光杆逃回来呢？李明瑞、杨腾辉、吕焕炎不是被收买倒戈的吗？”[13]但黄绍竑既已决定到外头去活动，也就不再同他们辩论，一笑了之。
第二天，李宗仁、白崇禧派黄旭初向黄绍竑解释，不要计较昨天会议上出现的不愉快的局面，黄绍竑对此不以为意，并且表示两点：第一，不再破坏国家的统一，出去后不再反蒋，参加内战；第二，决不出卖团体。[14]
注释
[1]李大光：《张发奎宜昌发难反蒋与新军阀混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55，55，56，56页。
[2]李大光：《张发奎宜昌发难反蒋与新军阀混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55，55，56，56页。
[3]张显歧、江荦：《张发奎将军的戎马生涯》，《广东文史资料》第59辑，广东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页。
[4]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册第7辑，第73，74—75，75，75，76，76页。
[5]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册第7辑，第73，74—75，75，75，76，76页。
[6]《国民政府公报》第542号。
[7]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册第7辑，第73，74—75，75，75，76，76页。
[8]李大光：《张发奎宜昌发难反蒋与新军阀混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55，55，56，56页。
[9]李大光：《张发奎宜昌发难反蒋与新军阀混战》，《文史资料存稿选编•十年内战》，第55，55，56，56页。
[10]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第209，210，214，213，214页。
[11]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第209，210，214，213，214页。
[12]黄绍竑：《黄绍竑回忆录》，第209，210，214，213，214页。
[13]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册第7辑，第73，74—75，75，75，76，76页。
[14]黄绍竑：《我与蒋介石和桂系的关系》，《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2册第7辑，第73，74—75，75，75，76，76页。
峰回路转，重现生机
桂张军虽然成功地将滇军驱逐出广西，重新拥有了大半个广西的地盘，但环顾当时全国的反蒋形势却让李、白等人感到时局不容乐观，在北方，由于张学良入关助蒋，阎锡山、冯玉祥数十万反蒋大军，顿作土崩瓦解之势。1930年11月4日，阎、冯通电宣布取消反蒋的“中华民国陆军海空军总司令部”，即日解除兵权下野，所有阎、冯残余部队全部为蒋介石、张学良收编。改组派、西山会议派等大大小小的政客也作了鸟兽散。声势浩大的反蒋联盟，在与蒋介石进行了7个月之久的生死较量后，已经只剩下桂张军的几万人马及半个广西的地盘，还在苦苦撑持。
按常理而论，李、白凭借着这点力量来和蒋介石抗衡，已经是不可能了。所幸的是，蒋介石和陈济棠等认为：“桂军衣食饷械均竭，不久将自溃。”蒋介石采取让桂张军自生自灭的政策，从而为桂张军的山回路转，重现生机赢得了时机。
李、白在困处一隅的局面下，也在积极寻求自全之道，李宗仁央请桂系旧人马晓军出面，斡旋和平。
李宗仁并亲笔致函，向陈济棠表示：“如能恢复民十六、七年政象，实现桂人治桂精神，弟等当谢过国人，孑身远引。若再相进迫，即弟不愿战，部众亦当取正当防卫。”但陈济棠却很傲慢地说：“能觉悟出国最好，不然当武力肃清。”陈济棠还在给李宗仁的回信中以讥讽的口气说：“何不竟恢复十二、三年充团长，黄（绍雄）充营长，桂军每团不满二百人时代状况为佳？！”李、白向陈济棠求和平，既不得要领，不得不寻求别的门径。
12月2日，黄绍竑离开南宁，取道龙州进入越南，再去香港，随即被蒋介石接到南京。1931年1月3日，蒋在南京接见黄绍竑，告以解决广西问题的方针。2月2日，蒋介石召见陈济棠、黄绍竑，表示要派黄绍竑为广西善后督办，要陈济棠以军事力量帮助黄返回广西行使职权。2月10日，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会议，决定任命黄绍竑为广西善后督办。随后，蒋又批给黄绍竑20万大洋作为活动经费。
据说，蒋介石经与陈济棠、黄绍竑等交换意见后，就解决广西问题曾经定下腹案：黄绍竑以广西善后督办名义返桂，整理现有军队；粤军全部撤出广西，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均予考察名义出洋，广西省政府另行改组，由黄绍竑主持。
对此条件，当时尚被蒋介石扣留在南京的李济深对记者发表谈话说：“桂系事能得中央不咎既往，和平解决，实为国家之幸，本人抱定不谈政治，已为各方所谅解，并拟俟桂局大定之后，将商诸政府，赐予出洋，游历世界各国，以增见识。”李济深言下之意，李、白出洋考察，是解决桂局的最好办法。
正当各方私下筹划桂局解决办法时，又发生了蒋介石软禁立法院院长胡汉民的重大政治事件，再次掀起轩然大波，从而也为李、白带来了一线转机。
蒋介石与胡汉民的矛盾，还得回过头来说。
自1928年10月起，胡汉民以国民党元老、立法院院长的身份辅佐国民政府主席兼陆海空军总司令蒋介石全力进行“削藩”战争，为蒋介石以武力消除异己立下了汗马功劳。蒋介石的谋士吴稚晖曾经这样称赞胡汉民的功劳：“在于攻桂，则功超言论之外；对待阎冯，则功居后防之先。”还有人说：“当时如无胡（汉民）在宁替蒋（介石）撑腰，蒋一个人是无法在军事上、政治上那样得心应手的。蒋之独裁地位，胡是一个主要的帮凶。”但蒋介石是一个权力欲旺盛的独裁者，他在征服阎、冯、李、唐等各实力派后，决定乘战胜之余威，召开御用的国民会议，使自己登上大总统的宝座。
1930年10月3日，中原大战一结束，蒋介石即从开封前线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提议在最短期间内召开三届四中全会，商讨提前召开国民党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以确定召集国民会议之议案、颁布宪法之时期以及制订在宪法颁布以前训政时期所适应的约法。[1]
坐镇南京的立法院长胡汉民收到蒋介石的电报后，大不以为然，立即吩咐国民党中央通讯社暂时不要将电报公开发表。胡汉民认为，召开国民会议这样重大的问题，不先经过中央党部集体讨论通过，用党中央的名义公告全国，而以蒋氏个人名义发表，殊乖党治精神。胡汉民还认为，蒋介石只是中央委员之一，如果未得党部同意而自由发布这种关系党国前途甚大的政见，颇有个人独裁专断之嫌，使中央党部进退失据，难于处理。胡汉民还认为，在中山遗教上，国民会议并无制订约法的根据，而且目前并不需要颁布什么约法。胡汉民扣压电报的消息传到开封，蒋介石怒不可遏，当即将原电迳发上海各报发表。胡汉民见蒋介石如此专横跋扈，心中大为不快。[2]从此，蒋介石、胡汉民围绕国民会议问题展开激烈的权力斗争。
蒋介石、胡汉民都主张开国民会议，但对于国民会议的性质和任务则有截然不同的主张，蒋主张由国民会议制订约法、选举总统；而胡以总理遗教为武器，认为国民会议无权制订约法、选举总统。
蒋、胡争执不下之时，一些好事之徒便兴风作浪，在蒋、胡之间散布流言蜚语，搬弄是非。他们对蒋则说，胡先生反对约法的真正用意，是防制你借约法而做总统，实行独裁；对胡则说，蒋先生说你反对约法是怕他跟你竞争总统位置。这种飞短流长，更增加了双方的猜忌心理。[3]
1930年2月24日，蒋介石召集胡汉民、戴季陶、吴稚晖、张群等到官邸谈国民会议与约法问题。当胡汉民抵达时，蒋介石的心腹谋士张群正在那里竭力敷陈其“立宪救国”的论调，胡汉民认为张群、杨永泰等人是政学系的余孽，因为他们与蒋介石有同学及拜把兄弟的关系而得以混入国民政府成为呼风唤雨的红人，胡汉民内心里本来就瞧不起他们，现在见张群又在那里班门弄斧，大谈什么“立宪救国”，气就不打一处来，当场就“痛辟了他”。胡汉民倚老卖老、高谈阔论的长篇大论等于把在座的几位要员都轮流教训了一通，不仅张群不敢反驳，其他各位也是目瞪口呆，无法再开口。懊恼之极的蒋介石不便当场发作，只好悻悻地说：“很是，我们只有照胡先生的话去做，并不要约法。”[4]谈话不欢而散。
25日，胡汉民又对前来采访的《中央日报》记者发表谈话说：“我追随总理数十年，总理之重要著作，我亦曾参加若干意见，从未闻总理提及‘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一语。总之大家应该明了国民会议是国民政府根据总理遗教召集，其讨论范围，曾经总理手定：（一）谋中国之统一；（二）谋中国之建设；（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假使对总理遗教全部有深刻之认识，断不致对国民会议之召集发生误会。”[5]胡氏的谈话把他与蒋的争论公开，起了激化矛盾的作用。
蒋介石见胡汉民固执己见，十分痛恨。他在日记里使用很恶毒的语言来辱骂胡汉民：“胡氏专欲使人为彼傀儡，而彼乃暗出主张，私心自利，颠倒是非，欺罔民众，以遂其图谋不轨之欲。虽危害党国亦所不顾是非曲直，其投机取巧、罔知廉耻，诚小人之尤者也。……胡氏真小人，实属不可共事者也。”[6]
另外，据蒋介石派到各省调查的人估计，如果选总统。多数人都愿意选胡汉民，而不愿意选蒋介石。这个消息对蒋更是一个刺激。蒋氏与他的心腹策士吴稚晖、戴季陶等密商后，决定胁迫胡汉民去职，下野休息。[7]
蒋介石是独裁者，他不容许也不能容忍有人挡他的道。谁要挡他的道，他就要搬掉他。为此，蒋氏先礼后兵，首先派那位一生为他跑龙套的元老吴稚晖登门拜访胡汉民，劝胡“休养”引退，不要与蒋相争了。胡汉民还是老脾气，不仅不接受，而且勃然大怒，痛斥吴稚晖这位专门替人跑龙套的冒牌无政府主义者是无耻之徒，弄得吴氏有如丧家之犬狼狈而去。[8]
胡汉民始终不肯让步，事情弄成僵局。这时，蒋介石的密友兼谋士戴季陶献策说：“唐生智、李济深、冯玉祥、阎锡山这些军事巨头已先后垮台，李宗仁局促广西一隅，不足为患，此外还有什么人敢出头？”于是，蒋采纳戴季陶的献策，决定对胡汉民采取强硬手段。
1931年2月26日，蒋介石发出请柬，邀请十几位政府要人到总司令部吃晚饭，立法院长胡汉民自然也收到了一张请柬。但胡汉民没有想到的是，这竟然是蒋介石这位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兼陆海空军总司令专门为他摆下的鸿门宴。28日晚，当胡汉民像往常一样主持完立法院会议后坐车来到蒋氏的总司令部，立即被荷枪实弹、如狼似虎的蒋氏卫兵押到一间房间内，蒋氏未露面，指使国民政府秘书长高凌百和首都警察厅长吴思豫招呼，门口还站了两个卫兵。胡汉民这才知道情况不妙，但开始还很镇静，背着手在室内转圈。这时的蒋氏正在旁边不远的一间房子里与国府要员们正在商议，蒋氏首先将致胡汉民的亲笔信出示给各位传阅，这封信长达19页，罗列了胡汉民操纵党权、把持立法院、抗言国民会议不应讨论约法以及勾结许崇智运动军队，包庇陈群、温建刚，破坏行政等所谓罪状。在每一条罪状下，蒋氏还加了注。信的最后说：“先生每以史丹林（斯大林）自命，但我不敢自承为托罗斯基（托洛茨基）。中正欲努力革命，必须竭我能力，不顾一切做去，断不敢放弃自身责任也。”蒋氏首先让每位要员看一遍这封信，这些要员在蒋氏的淫威下，“皆噤不作一言”。于是，蒋氏大谈国民会议应讨论约法的理论。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叶楚伧、戴季陶立即起来附和。[9]
蒋氏随即派高凌百和吴思豫持这封信去让胡汉民过目。稍后，又请立法院秘书长邵元冲去见胡，让他主动辞立法院长。胡表示辞职可以，但要见蒋氏理论一番，蒋氏无奈，只好在侍卫长王世和及卫兵的严密保护下来见胡汉民，两人当面理论了几个小时，蒋氏为人刚愎但口齿木讷，自然辩论不过口锋凌厉、辩才无碍的胡汉民，最后，理屈词穷的蒋氏强词夺理地说：“胡先生能辞职，很好。但不能不问事。我除总理以外，最尊敬的便是胡先生，今后遇事，还是要向胡先生请教。今晚胡先生火气太盛，我又不会说话，讲什么事，向来辩不过胡先生。不过我蒋中正断不肯冤枉胡先生。如果冤枉了胡先生，我蒋中正不姓蒋。”一面说，一面拍胸脯。蒋氏历来擅长发誓，是当不得真的，胡汉民对此只是笑笑。最后，胡汉民正色忠告说：“你不对，只有我教训你。除我以外，怕没有人再能教训你了。你不当以为我不敢教训你。如果我畏死，也不至今日才畏死，早就不出来革命了。我现在已经50余岁，妻子老了，也能自立，女儿大了，也已出嫁。我更脱然无累。除党国以外，更有什么值得我置念的？”蒋氏听了默然无语，过了一会，站起来朝胡汉民“鞠躬如也”便离开了。这时，已经是次日凌晨2点多钟。[10]
这个晚上，胡汉民就被蒋氏软禁在总司令部内干坐了一晚。天稍亮，胡汉民即按照蒋氏的意思，写了辞职书，内容很简单，只说：“因身体衰弱，所有党部政府职务，概行辞去。”那位帮闲的元老吴稚晖认为信过于简单，擅自在信上加上了“况国民会议开会在即，尤不胜繁剧”等语。稍后，胡汉民又给蒋氏写了一封信，大意说：“我平生昭然揭日月而行，你必有明白的时候。……去年我亦早已提出辞职之议，且自去年与组庵（谭延闿）、湘勤（古应芬）等唱和以还，竟自审我非政治中人，而发现自己有做诗的天才，实可为一诗家。当十五年自苏俄返国，避居上海，从事译述著作生活者年余，以维生计，以遣长日，竟颇有成就。今后必将以数年之时间，度我诗人之生活也。”信末，胡还附了几句，谓：“留居此间，室小人杂，诸多不便，能往汤山亦好。”[11]
这天上午9点钟，蒋氏指派立法院秘书长邵元冲、侍卫长王世和带着10余名兵警将胡汉民押送到南京东郊外著名的温泉疗养胜地汤山幽居。[12]
搬掉了胡汉民，蒋氏就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放手大干了。3月2日，蒋介石操纵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批准胡汉民辞去立法院长，推举林森、邵元冲为立法院正副院长，在林森到职以前，由邵元冲代理立法院院长职务。蒋氏同时提议由吴稚晖、王宠惠、叶楚伧、于右任、邵力子、李石曾、丁维汾、蔡元培、刘芦隐、孔祥熙、邵元冲等11人组织约法起草委员会起草约法。[13]
蒋介石专横跋扈的举动，在国民党内引起强烈反应。特别是广东籍的国民党党政军要人对此深为不满，并为胡汉民抱不平。胡汉民的头号亲信、时任国民政府文官长的古应芬首先辞职，以示抗议，随即南下广州，策动广东实力派陈济棠起来反蒋；被蒋介石新任命为立法院长的元老林森拒不就职，且附和古应芬等以监察委员身份弹劾蒋氏；司法院长兼约法起草委员王宠惠本来是“中外闻名，以最滑头、最没有骨气著称的老官僚”[14]，这时也看不下去了，据说撕毁了蒋介石赠送的5万元支票[15]，辞职离开南京，远走欧洲荷兰海牙任国际法官；国民党海内外各级党部纷纷要求恢复胡汉民自由。胡汉民本人不甘受屈，托给他看病的医生邓真德转告“广东帮”的孙科和王宠惠“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救他，甚至不惜与汪派合作”[16]。
陈济棠过去长期受到胡汉民、古应芬的提携，此时，又受到蒋介石要其裁减兵力、压缩军费的威胁，[17]便同意起来反蒋。
在地理上，两广唇齿相依，广东要起来反蒋，与广西修好是必要的，陈济棠决定反蒋后，即致电李宗仁、白崇禧表示愿将侵入广西的粤军全部撤回广东。在胡汉民被蒋扣留时，李、白早已收到上海情报机关发来的情报，获悉了事情的经过。此番，陈济棠主动求和，对李、白来说，当然是求之不得的事情，立即表示愿与陈济棠合作反蒋，并派夏威为梧州第4集团军总司令部行营主任，接收粤军退出的地盘。古应芬随后也亲自赶到梧州会晤李宗仁、白崇禧，商议反蒋救胡计划。4月22日，陈济棠又派马晓军、吴锡祺来到南宁，向李宗仁、白崇禧、张发奎表示释嫌修好之意。
4月25日，李、白、张派王公度、吴奇伟偕吴锡祺去广东报聘，洽商两广联合反蒋事宜。王公度到广州与陈济棠等接洽后回电李宗仁等，谓陈济棠希望广西派大员赴穗协商组府大计。
4月26日，各派反蒋人士在陈济棠的总司令部召开会议，一致认为应吸取上年北平扩大会议失败的教训，不谈“党统”、“届统”，由国民党第一、二、三届中执监委员中赞成反蒋者共同组织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非常会议。
4月28日，蒋介石密电陈铭枢、陈济棠，试图阻止两广反蒋。电报说：“近日谣诼频兴，改组派放言两广已联合一致，并称桂先发动，粤则继之。故人心颇为不安。最好请二兄发电声明态度，并切劝粤中诸同志勿为谣诼所动摇，以定党国之基础。”[18]
但这种电报不会再有作用。在一切联络妥当后，4月30日，由邓泽如、林森、萧佛成、古应芬4名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联名发表通电，弹劾蒋介石，通电罗列了蒋氏的6大罪状：（1）俨然以继任的总理自命，以国民党为私有，厚污总理，蔑视党员。（2）养兵自重，反共不力，以“‘共匪’余孽”邵力子等盘踞津要，致使“贼焰至今甚烈”。（3）指使宵小陈果夫在国民党搞派别小组织活动，违反国民党党内无派的纪律。（4）重用贵戚宋子文等不法谋私，成为巨富。（5）重用政学系余孽杨永泰、张群等作孽，造成国民党的分裂。（6）蒋氏专政，排挤同列，祸戮部属。电报最后指出：“泽如等回溯蒋氏平日之行事，及其最近之措施，无一不以个人地位为前提，久已置党国大计于不顾。其纵匪坐大，则示人以非我莫能平；其广植党徒，欲用敌丑，则预为一己选举地位；其把持财权，以巩固一己之武力。其残害同党，排斥先进，则使一己成为本党重心。至侈谈法规，亦无非希望总统制之实行，俾其总统之迷梦，速于实现。总言之，蒋氏之罪，至此已毕露无余，同志等夙昔之优容，冀其幡然悔悟，戮力国事，至今日亦成绝望。从此以往，则总理艰难缔造之大业，人民为革命无数牺牲，与我武装同志积年之奋斗，其既然国则造成蒋氏个人之地位，而以阴贼险伪待人，靦然民上。我国数千年来固有之道德，总理所力图恢复者，已供其斫丧无余，贻笑列邦，见讥后世，天下痛心之事，孰有甚于此者？默察今日中央，已为蒋氏所支配，公忠同志，已被其武力所劫持，政治被其一系所割据，日益窳败，为人民所厌恶。泽如等诚不忍党国与之偕亡，职责所在，更难缄默。古人有言，心所谓危，不敢不告。爰亟列其罪端，提出弹劾，一俟公决。惟爱护党国诸同志急起图之！”[19]
4监委通电揭开了两广反蒋的序幕。
5月3日，第八路军总指挥陈济棠率领广东陆海空军将领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杨鼎中、朱为珍，第四舰队司令陈策，独立旅长黄任寰、张瑞贵，虎门要塞司令陈庆云，航空司令黄光锐等首先发表通电响应4监委通电，要求蒋及时引退。电报称：“今蒋氏恶罪贯盈，神人共愤，四海之内，愿与偕亡。吾辈沐总理之遗教，受国家之豢养，当此危急存亡之秋，宜有伸张正义之举。谨以至诚，昭告天下：如蒋中正不亟引退，仍欲负固以暴力维持其地位，则济棠生性恬澹，权利意气之争，向所不屑，耿耿此心，只为党国争存亡，夫下留正气，正谊所在，义无反顾。”[20]
5月11日，李宗仁以第4集团军总司令名义率领白崇禧、张发奎、李品仙、黄旭初、杨腾辉、梁朝玑、薛岳、吴奇伟、廖磊、韦云淞、唐生明、黄鹤龄、覃连芳、韩彩凤等率张桂军将领发表通电响应，电文称：“近来西南各省洞悉蒋奸，更鉴于从前讨逆，师行不利，实受蒋氏联甲制乙之愚，致遭互相掣肘之患。欲免再蹈覆辙，惟有一致进行。……尤望全国民众、党中同志及各方革命袍泽，乘时奋起，会师长江，底定金陵。国内祸乱，原为蒋氏一人所造成，其有从前迫于环境，或制于威力，一时暂与委蛇者，倘能共举义旗，宗仁等无不乐与携手，从事破贼，以救党国。”
为合作反蒋，李宗仁决定派白崇禧、张发奎、叶琪、李品仙偕冯祝万东下，他们于5月20日到达广州，商谈建立新的中央及两广军事统一问题。25日，李宗仁也亲自到广州，表明联合反蒋的决心。
5月25日，由唐绍仪领衔，汪精卫、孙科、李宗仁、白崇禧等22人联名向蒋介石发出“48小时以内即行引退”的最后通牒。[21]
与南京政府分庭抗礼的西南军事委员会负责人，自左至右依次为：第4集团军总司令李宗仁、第1集团军总司令陈济棠、海军总司令陈策、空军总司令张惠长
5月26日，陈济棠、孙科等再次致电蒋介石，要他立即下野，“于笑谈之顷放弃党国所付与之职责”[22]。
5月27日，国民党第一、第二、第三届中央执监委员和候补执监委员汪精卫、孙科、唐绍仪、邹鲁、许崇智、李文范、傅汝霖、伍朝枢、陈友仁、陈树人、刘纪文、经亨颐、陈济棠、柏文蔚、覃振、阎振、阎锡山、冯玉祥、邓泽如、萧佛成、古应芬、林森、邓青阳、陈璧君、谢持、张知本、李宗仁、李福林、林云陔等在广州成立“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推举汪精卫、邓泽如、孙科、李文范、邹鲁为非常会议常委。同日，发布《中国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成立宣言》，宣称其主要任务在于推倒蒋介石之独裁，完成国民革命。
5月28日，汪精卫、唐绍仪、陈济棠等在广州发表《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宣言》，宣称南京政府已成为蒋介石独裁的工具，广州国民政府，“自今日始，事事当反蒋中正之私，而向于总理之公”；对于军人，“信赏必罚”；对于财政，“收入支出，一切公开”。非常会议选举唐绍仪、汪精卫、古应芬、邓泽如、孙科、邹鲁、许崇智、林森、萧佛成、陈济棠、陈友仁、李烈钧、熊克武、唐生智、蒋尊簋等5人组成国民政府委员会，然后由国民政府委员会委员推举汪精卫、孙科、古应芬3人国民政府委员会常务委员。根据《国民政府组织大纲》，不专设国民政府主席，由常委轮流担任。汪精卫担任第一任国民政府主席。广州国民政府下设外交部、政治部、财政部、军事部，并附设参军处、秘书处。
6月2日，非常会议开第二次常会，宣布成立军事委员会，白崇禧等19人为军事委员会委员，许崇智、陈济棠、李宗仁、唐生智等4人为常委。两广军队定名为国民革命军，并分设集团军，粤军改编为第1集团军，以陈济棠为总司令，缪培南为参谋长，下设第1、第2、第3军等3个军，分别以余汉谋、香翰屏、李扬敬为军长；桂张军改编为第4集团军，以李宗仁任总司令，白崇禧为副司令，张发奎为前敌总指挥，下设第4、第7、第8、第15等4个军，分别以张发奎（兼）、廖磊、李品仙、黄旭初为军长。另外，任命陈策为海军总司令，张惠长为空军总司令。广东、广西两省政府主席分别由林云陔、黄旭初担任。
两广反蒋，表面上轰轰烈烈、热热闹闹，但实际上力量十分有限。陈济棠、李宗仁的第1、第4集团军加起来总兵力估计不足10万人，与蒋介石所拥有的武力相比非常悬殊。但两广举起反蒋旗帜，并自立政府后，蒋介石并没有立即兴师讨伐，其原因就在于蒋介石内心有愧。蒋介石决定对于两广反蒋，“决从党内解决，不使牵入军事政治范围”[23]。蒋介石还发表谈话，声称要以全力肃清江西“赤祸”，“期望非常会议自生自灭”。南京国民党中央决定“采宽大和平之态度”[24]。在此方针下，南京政府对于两广，只是以电报对电报，打文仗；与此同时，派出张继、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陈铭枢等人出面调停，斡旋和平。
两广方面在打出反蒋旗帜后，在对待南京政府的态度上，分为主战和主和两派。陈济棠、古应芬等人鉴于两广兵力有限，“若单独由两粤出兵，无异驱群羊入虎口，必无胜之理。但长此迁延下去，不战又不和，则结果唯有被人分化，故极力主和”。汪精卫、李宗仁等则以为坐待失败，何如冒险一战，或可促起各方之响应，遂积极主战。两派为此展开大辩论，因为主和势力较大，汪精卫一气之下，出走香港。
汪精卫出走后，陈济棠、古应芬曾试图与蒋暗通款曲，求在保证两广保持半独立的情况下与蒋和平共处，但没有得到蒋的积极回应。陈、古在不得已的情况下，转而寻求与汪、李等主战派调整关系。李宗仁见陈济棠态度有所转变，便出面劝说汪返回广州。7月20日，石友三在石家庄发动反蒋，宣布就任第5集团总司令，广州国民政府迅速响应，于21日发布讨蒋令，动员第1、第4两个集团军出师讨伐，与北方反蒋战争互相策应。
白崇禧建议，在用兵方向上，对江西取守势，对湖南取攻势。第1集团军所部集中韶关，乐昌一带，先头部队抵达湘粤边界。9月2日，白崇禧前往桂林、全州、兴安部署讨蒋军事。9月13日，粤桂军在湘南与国民党中央军顾祝同部接战，眼看一场大规模内战又要爆发。
恰在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东北发动“九一八事变”。国难当头，全国人心悲愤，一致要求停止内争，一致抗日，“这使宁粤双方当事人的心理，皆受到极大刺激，因而消散了内争的热情，彼此都有相忍为国的感想，只要面子上下得去，即愿休手的”[25]。随后，宁粤两方在“共赴国难”的堂皇名义下，开展了“和平统一”的分赃交易。
9月21日，广州国民政府发表通电，促蒋介石下野。宣称“今日之计，舍蒋下野，对内对外一切救亡大计，皆将无从进行。伏望全国同胞，一致赞助，促蒋下野，以挽危亡”。通电还主张在蒋介石下野后，广州国民政府宣布取消，召开“和平统一”会议，另行组织宁粤统一的政府。粤方并强调，这是“和平统一不二法行”。
同一天，蒋介石对他的拥护者们表示自己可以下野的意向，声称“如粤方必欲以渠下野为条件者，渠亦甚愿承受，如愿共同合作而充实政府者，渠亦均可照办等”[26]。
应粤方的强烈要求，蒋介石决定恢复胡汉民的自由。10月13日，在张继、陈铭枢的陪同下，胡汉民与蒋介石在孙中山陵园见面交谈了10余分钟。14日上午8时，胡汉民在蒋的允许下准备离开南京去上海，蒋介石、张静江等来送行。
蒋氏对胡汉民自我检讨说：“过去的一切，我都错了，请胡先生原谅。以后遇事，还得请胡先生指教。”
胡汉民秉性不改，立即纠正说：“不然。你说过去的一切都错，这又错了。你应当检查出在过去的一切中，哪几样是错的，然后痛自改正。错而能改，并不算错。如果说统统错了，便无从改起，这却是大错！”
“据胡先生看，错些甚么呢？”蒋氏问。
“过去最大的错，是大家并没有为党、为国、为中国革命去奋斗，只是努力于私人权力的斗争。人人将所有的心思才力，用以对付党内同志，党以此不能团结，党的力量以此不能表显，整个中国革命，也以此完全失败。这种错误，谁都有份，不过我个人要比你们少些。先生逝世以后的一切，你都是很清楚的。从今以后……”
胡汉民滔滔不绝地正想继续发挥下去，在一旁的张静江怕蒋受不了，便顾左右而言他，高声说：“今日天气倒凉爽，胡先生到上海去，长途中也舒服些。”又说：“时候不早了，怕应该动身了吧！”
蒋氏听张静江这么一说，立即借口他要去党部开会，匆匆与胡汉民握手告别而去。[27]
10月19日，南京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由于右任主持，通过决议：“凡本党同志自第二届第四次全体会议以后因政治关系而开除党籍者，一律恢复党籍，俟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开会时提请追认。”这样一来，李宗仁、李济深、黄绍竑、白崇禧等桂系头目与冯玉祥、阎锡山、程潜、汪精卫等37人一并恢复党籍。同一天，被蒋介石软禁、失去自由两年多的李济深也正式恢复自由，与蒋介石在国民政府见面，握手言欢。
从10月27日起，宁粤双方代表在上海开始谈判。谈判中粤方提出两条原则：第一，以后政治领袖，要以富有德望及政治学识的人担任，至少也要做到不是现役军人担任。其制度要和法、美两国的总统仿佛。第二，以后政府各部的部长，要延揽国内真才加入，不限于党。立法、监察两院的委员要多加入民选分子，万不能由政府指派。[28]
经过一番紧张的台前幕后的讨价还价，宁粤双方于11月7日达成协议：（1）由南京中央和广州非常会议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四届中央由宁粤双方分别推举产生；（2）南京政府改组后，广州政府即取消；（3）通过沪会结束通电，提出改革政治的基本原则。
11月18日至12月5日，粤方在广州召开马拉松式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在粤继续设立“中央党部”，选举胡汉民、汪精卫、孙科、居正、经亭颐、白崇禧、陈济棠、伍朝枢、石青阳等9人为中执会临时常委，唐绍仪、萧佛成、邓泽如、香翰屏、李宗仁为中监会临时常委。7日，粤方中央党部成立。
由于胡汉民始终坚持以蒋介石下野作为宁粤和平的先决条件，蒋氏不得不接受粤方的条件，自动下野。[29]12月15日，南京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四次临时常务会议，批准蒋介石辞去国民政府主席及行政院长职务，推选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从而为宁粤合流扫清了障碍。
12月22日，宁粤合流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召开，会议决定推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中央政治会议常务委员，轮流主持中央政治会议，《中央政制改革案》还规定：国民政府主席为中华民国元首，对内对外代表国家，但不负实际政治责任，由行政院长负实际行政责任，行政、立法、司法、监察、考试五院院长各自对中央执行委员会负其责任。白崇禧当选为72名中央执行委员之一，李宗仁当选为24名中央监察委员之一。大会推举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院长。大会通过了粤方提出的设立西南执行部、西南军事分会提案，获得通过。
1932年1月5日，广州国民政府宣告取消，另设立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军事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负均权共治之责，以努力于剿灭‘共匪’，巩固国防与夫训政期内种种工作，而促进地方党务之发展，政治之修明……”
此后，以李宗仁、白崇禧、陈济棠为首的两广实力派拥戴胡汉民，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西南执行部、国民政府西南政务委员会、军事委员会西南军事分会的名义继续维持两广割据的状态。
注释
[1]芸生：《国民会议纪》（上），《国闻周报》第8卷第18期。
[2]雷啸岑：《卅年动乱中国》上册，第180—181，182，207页。
[3]雷啸岑：《卅年动乱中国》上册，第180—181，182，207页。
[4]胡汉民：《胡汉民自传续编》，《近代史资料》总第52号，第54—55，51—59，59，62—63页。
[5]《胡汉民解释国民会议讨论范围》，《国闻周报》第8卷第8期（1931年2月25日出版）。
[6]陈红民：《函电里的人际关系与政治》，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96页。
[7]李洁之：《陈济棠统治广东的始末》，广东省档案馆编《陈济棠研究史料》，1985年编印，第389页。
[8]张同新编著：《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史略》，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第416页。
[9]邵元冲：《邵元冲日记》，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710页；胡汉民：《胡汉民自传续编》，《近代史资料》总第52号，第50—51页。
[10]胡汉民：《胡汉民自传续编》，《近代史资料》总第52号，第54—55，51—59，59，62—63页。
[11]胡汉民：《胡汉民自传续编》，《近代史资料》总第52号，第54—55，51—59，59，62—63页。
[12]邵元冲：《邵元冲日记》，第711，711—712，742，776页。
[13]邵元冲：《邵元冲日记》，第711，711—712，742，776页。
[14]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册第9辑，第85页。
[15]转引自肖自力：《陈济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2，93页。
[16]周一志：《非常会议前后》，《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册第9辑，第85页。
[17]参见肖自力：《陈济棠》，广东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84—85页。
[18]台北《传记文学》第35卷第5期，第25页。
[19]天津《大公报》1931年5月7日。
[20]韩信夫、姜克夫主编：《中华民国大事记》第3册，第184页。
[21]《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8期，第6页，第7卷第11期，第7卷第11期，第8卷第21期，第8卷第22期（1931年6月1日出版）。
[22]《一周间国内外大事述评》，《国闻周报》第7卷第8期，第6页，第7卷第11期，第7卷第11期，第8卷第21期，第8卷第22期（1931年6月1日出版）。
[23]《孙科致古应芬等电》（1931年5月8日），天津《大公报》1931年5月15日。
[24]邵元冲：《邵元冲日记》，第711，711—712，742，776页。
[25]雷啸岑：《卅年动乱中国》上册，第180—181，182，207页。
[26]邵元冲：《邵元冲日记》，第711，711—712，742，776页。
[27]胡汉民：《胡汉民自传续编》，《近代史资料》总第52号，第54—55，51—59，59，62—63页。
[28]潮声：《汪精卫氏访问记》，上海《生活周刊》第6卷第46期（1931年11月7日出版）。
[29]1931年12月14日，蒋介石与他的盟弟邵元冲就下野问题交换过意见，邵元冲在日记中记载说：“傍晚，介石来约谈，谓粤方非待彼下野，则不来京，现为应付环境计，决于明日召集中央临时常务会议，辞去主席暨行政院长职务，再由常务委员推林子超（林森）代理国府主席，陈铭枢代理行政院长，俟彼等到京，再谋整个之改组云云，征余意见。余以为此时粤方既坚持不让，暂离政局亦未始非计，惟其他各院院长为连带负责计，亦宜有共同表示，因稍谈时事而出。”《邵元冲日记》，第80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