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　1940年8月31日

傍晚，火车不知何时停了下来。开了多久？三个小时，还是四个小时？对于威廉·布拉塞来说，时间没法测算。路上的时间长到令人无法忍受。他和车上的任何一个人都不是自愿登上这列火车的。被他们挤满的，是那些运送牲畜的闷罐车厢。牲畜车厢？通常这样的运送，就像这个下午一样，都是用运送牲畜的车厢。

每节车厢都满满当当地挤了八十多个男人，八十多个不同年龄的男人。

这是炎热的夏末的一天。过分拥挤且紧闭的车厢里空气污浊不堪，到处弥漫着汗臭，还散发着尿液和粪便的恶臭，因为车厢里没有供人方便之处。他们被挤得动弹不得，连稍稍离开自己的位置都是根本不可能的。有些人筋疲力尽地蜷在膝盖上，但又不得不很快振作起来或是被周围的人架住，以防止被压死或被踩死。没有一个人可以活动，哪怕是换下位置。

比饥饿更难挨的是口渴，在忍受了数月监狱的粗陋伙食之后，他们早已知晓如何忍受饥饿。但口渴折磨着他们，使他们疲惫不堪，导致很多人在路上昏厥。他们盼着能得到点儿水。火车慢了下来。他们在路上走了多久？在如此拥挤和闷热的环境中已经足够久了，久到脑子里仅存着喝点儿水的念想。

那些站在外围的人，试图透过车厢的缝隙辨认出他们现在身处何地。有些人认为可能是在克拉科夫火车站，但没人可以确定这到底是哪儿。从缝隙中看到的零星半点建筑，也只是徒增些许拼凑的猜测。

但是火车停下了。他们重燃希望，攒起所有的力气，敲打着车皮大声喊叫，用他们干枯的喉咙里能发出的最大声音喊着要水。总该有人听见他们。外面怎么也该有人能感到他们的急迫！

可是火车只是短暂的停留，他们的叫喊、他们的乞求全被狗叫声和看守的吼叫声盖住了，看守正把其他的犯人往火车上赶，让他们也挤进一节车厢。

伴随着炎热和越来越难以忍受的饥渴而来的是恐惧。他们将被送往何处？他们身上将发生什么？是要把他们转移到一个更大的监狱去？毕竟他们都是犯人，之前的数周乃至数月都被关在塔尔努夫或是萨诺克的监狱里。一共有四百多人：政治犯、犹太人还有神职人员。年长的、年幼的、父亲们、儿子们。想活下去并寄望未来的男人们！可是现在，在这拥挤得几乎无法呼吸的火车里，他们的生命就只存在于当下。

刚满23岁的威廉·布拉塞也是他们中的一员。他接受过摄影师培训，曾很快乐地在卡托维兹他叔叔开的照相馆里当摄影师。业余时间，他和朋友聚会，邀请年轻的姑娘们跳舞或者去电影院。他享受着生活，但是也看见第一片乌云笼罩上天空。那时是1939年夏天。

现在他将会怎样？

把他告上法庭？这种可能他绝对可以排除。在过去的数月中，他经常看到犯人被任意带出牢房然后被枪毙。威廉·布拉塞回忆起那些写满了恐惧的面孔。但是现在，他不想在这种情况下，在这一片未知中想起那些。

把他们送往某个营地？犯人们听说过这种营地，可没人知道确切情况。或是没人愿意相信他们听说的，因为传言中的那些简直不堪设想，根本不可能是真的。

威廉·布拉塞有种感觉，火车是在往西边开。不知何时，他在一个火车站看到了写着“奥斯维辛（Auschwitz）”的站牌。

火车驶向了一条支线。车厢的门被扒开了。布拉塞看到左边有两座高大的建筑，其中一座被有刺的铁丝网围着，角上矗立着监视塔。每个监视塔上都站着两名配有机关枪的党卫队士兵，后面是奥斯维辛烟草垄断集团的建筑。这些第一眼看到的图像牢牢刻在威廉·布拉塞心里。

火车在这里结束了行驶。百米开外就是集中营，奥斯维辛集中营。

布拉塞听出了看守们在说德语，讲德语的卡波（Kapo）*。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他们，穿着囚服的人。但是他们的举止却不像那些前几个月和他蹲在一个牢房的囚犯。从这些人的举止里，他完全看不到丝毫人的特征。在他刚被赶下车厢的那一刻，他就发现了这一点。

“走，快点儿，你们这些肮脏的猪”或“赶紧走，你们这些波兰猪！快！快！快”。卡波用这样或类似的命令把犯人们赶下车厢，同时用木棒敲打着他们。棒子肆意地落在犯人的头上、背上和腿上。

“为什么？”

由这个词开始，布拉塞展开了自抵达奥斯维辛后的几乎所有问题。

“为什么人们在这里遭受如此侮辱？”

“为什么他们要被打？”

“为什么没有人插手管管？”

“为什么我们在这里成了受害者？”

“为什么这些施暴者忘记了他们自己也是人？可是他们还算是人吗？人会做出这些举动？”

威廉·布拉塞没法理解自己和他眼前其他犯人遭遇的一切。这就是那些传言中令人难以置信而且没人愿意承认的事？很显然的是，在这里传言成了现实，而他，威廉·布拉塞，身在其中。

他们像牲口一样被赶着穿过马路，赶向附近的营房，每走一步都伴随着吼叫和殴打。经过他们必须穿过的集中营大门时，威廉·布拉塞第一次看到了那行字——“劳动使人自由（Arbeit macht frei）”。

还未加固的营地马路把他们引到了第26号营区。这里是淋浴房，所有新到的犯人必须把他们身上所有的东西通通交出，如便服、被单、证件等。只允许留下一块手帕或是一条裤带。这些收缴的东西被送往财物间*，犯人们不会领到任何凭证。威廉·布拉塞在他被关押期间才得知这一区被叫作“加拿大”*。

像1940年8月31日被运来的其他犯人一样，他除了身上穿着的衣服之外，别无他物。

淋浴后他领到了营服：一套囚衣、内衣、一顶帽子、一双他必须先习惯穿着走路的木拖鞋。和其他人一样，他得到了一个号码，他的营中编号。

“我不再是布拉塞了”，是他领到编号后脑袋里闪过的第一个念头，“我只不过是犯人编号3444”。他必须记住这编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