乘越洋邮船·忆两位校友

——八八回忆之十

一九四七年时，喷气客机尚未开航空，我们是乘邮船来美的。从上海到旧金山船行十七天，途中在火奴鲁鲁靠岸一天。同学中也有乘坐通常客机的，需时至少四天，沿途要在关岛等处停留加油。不过十七天的船行并不令我寂寞无聊。上了船后，好似进了美国国境，船员当然都讲英语，只有一个华裔能用广东话杂了普通话与英语，在扩音机上广播向乘客报告船上的每天节目：晚上举办舞会；犹太人新年（每年九月）到来，依照犹太人惯例庆祝，等等。千余船客大部分是中国留学生与遣往美国的犹太难民。（约六年后，某天我在纽约街头行路，一位白发老太太把我拦住，用上海话夹杂了生硬英语，问我是不是来自上海。一听我说是，她高兴得把我拥抱住，说她也是来自上海，虹口的犹太区。）

二次大战时，著名的“总统”号奢华邮船都被政府征用，改造为装运兵士的运输舰。大战结束后，邮船公司才逐渐把“总统”号邮船再度改造，恢复为民间交通工具。但我们所乘的“戈登总统”号尚未归还当年豪华，我所乘坐的所谓二等舱，每个房间共有二十个上下铺床位，据说运兵时是连长以上的中级军官宿舍，浴室厕所都是公用的。所谓头等舱是四人一舱，由高级军官占用。至于三等舱呢，那是船底面积广大的统舱，有数百个床位，原是兵士睡铺，现改为客船乘客所占用的床位，男女不分，床间只有布幕遮隔。如此情况今日绝不可能，但是当时战争结束不久，来不及改造，何况船客多是难民与学生。少数“头等舱”客人，都是曾在日军拘留营中吃过苦头的遣返美国的侨民，如传教士、教师、商人等。吃饭时，三等舱客人像兵士一样，持了盆子排队取食。头等、二等舱客人则都围坐在长桌上由黑人侍者服务。父亲替我购了二等舱票，并非因为疼爱即将出国的儿子，避免起居不舒服的统舱，而是因为三等舱票已经售完。

留学生中有公费自费两种，都须经过严格考试（特别是英语能力）由教育部批准，再由外交部发护照。批准后的好处是，自费生可凭护照购买外汇，当时美金官价远比黑市价低，因此父亲用外汇购置二等舱不算太贵。另外他用官价外汇替我换了九百元美金，以为足可作我在美国居留两年的费用（六十余年前的九百元今日估计可值两万美金吧）。密苏里大学因是公家所立（州立），学费不高，而且我尚取有奖学金。当然，父亲与我都未想到两年后的国情剧变。

父亲给我的最后一封信中（新中国成立后中美之间不久便邮递不通），劝我暂时不要回国。没有家里接济，我像其他美国穷苦学生一样，必要找零工为生。当时，在大学图书馆做工，每小时工资三角五分，但在餐馆工作，工资是每小时六角五分，当然我宁愿去餐馆工作，洗碗托盘都干，有时还能取得一两角小费，而且头厨兴致高时，还会给我们一盘火鸡翼腿食用。且让我在这里把当时的工资与日常费用作个比较：租房每月十五元，汉堡包每个两角五分，一盒正常午餐六角五分，首轮电影票五角，二轮电影票两角五分，一杯咖啡五分。（听说当时在纽约坐地铁，单程是五分，今日纽约地铁价是两元两角五分，涨到了四十五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