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教授与大使
——八八回忆之九
我进了密大新闻学院后，首先感到的便是：人生地疏，讲英语不流利，不能与同学相竞争——特别是在被教授派出做外勤实习之时。我开始很觉难堪，后来也习惯了，而且被采访的人们往往非常客气，同时，由于他们对当时中国的情况好奇，反而把我当作采访对象向我问询。
我除了选读新闻学主课以外，也在英文系选了几门。我对读书的兴趣使我将图书馆当作书房。新闻学院本身的图书馆不大，但是它所搜集订阅的各地大报范围极广。在这里，我开始迷上《纽约时报》，养成每日必读的习惯，六十余年未停（到了纽约后，我自订《纽约时报》，每天早晨送到我的公寓住室门口，我一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开门拾报。出外旅行时，我叮嘱门房替我收集，回来后花了许多小时将每日积报迅速浏览一遍）。新闻学院所订的世界各地的报刊以及美国各大城市日报与杂志极多，长了我的知识，后来对我为国内刊物写作取材很有帮助。
我更喜欢大学里的总图书馆。由于我是研究生身份，进出藏书库非常容易，可以自己找书。每个研究生都有自己专用的书桌，作为研读与写论文之用。我还记得在此书桌上完成的一篇莎士比亚论文很受莎士比亚专家教授的欣赏。这位老教授经常邀我前往他家过节（感恩节、圣诞节等）。某次他告诉我，在他当学生期间，曾与一名也是姓董的同学交好，问我与之有没有亲戚关系，可不可以替他代为联系。此事将在下面详述。
当时（一九四八年），美国颇出了几位后来得享盛名的大作家。在这几位二次大战结束后的青年作家中，有两位我特别注意。某日我进入总图书馆大厅，见到展览窗内有两本新书，两位作家的照片具有不平常的吸引力。一是满头鬈发、神态粗犷，好似要找人打架；一是金发蓝睛、面目姣好，横躺在长椅上，两眼盯住你，好像与你逗情。
今日美国文学读者马上会认出我所描容的两位作家是谁：前者是诺曼·梅勒（Norman Mailer），他的以作战经验为主题的《裸者与死者》（The Naked and the Dead）刚问世；后者是被公认为同性恋者的杜鲁门·卡波蒂（Tru-man Capote），新书名为《别的声音，别的房间》（Other Voices，Other Rooms）。这两本是他们的处女作，立即受到读书界佳评，列入畅销书单。
还有一位我在图书馆书库中“邂逅”的著名作家是当时在百老汇已出了风头的剧作家田纳西·威廉姆斯（Ten-nessee Williams）。我的戏剧课雷蒙教授推荐我阅读正在百老汇演出的《欲望号街车》（A Streetcar Named Desire）的剧本。雷蒙教授还顺便指出威廉姆斯也是密苏里大学的毕业生，我好奇心大发，前往藏书库中找到本校毕业生所写留存的博士论文与硕士论文。果然，在硕士论文书架上，我找到了田纳西·威廉姆斯一篇以剧本作为论文的原本，是用打字机打出的，并有作者签名与其他笔迹。据我记忆，这部剧本之名是Candles to the Sun，好像是写于一九三六年。看到一位已享大名的剧作家处女作剧本的原来打字稿，是一件很兴奋的事。
这三位我初到美国时即发现的大作家都已去世。威廉姆斯（一九一一—一九八三）享年七十二岁，也是位美国文化界著名的同性恋者。某次他与另一著名同性恋作家戈尔·维达尔（Gore Vidal）应肯尼迪总统之邀去白宫做客。两人在花园中指手画脚地谈话，看见肯尼迪俯在栏杆上所凸出的屁股，大表欣赏地取笑（他们的谈话给站在一旁的另一作家听到）。卡波蒂年寿很短，不到六十岁（一九二四—一九八四）。他的同性恋癖更是明显，举止行动正如上海人所说——“有点阿姐式”。他常是纽约高等社交界宴会中的贵客，有时借用那些名士贵妇作为写作材料，讽刺过分，终被社交界唾弃。
梅勒则是一位喜爱女性的男子汉，酗酒，爱交朋友，结婚离婚多次，女友众多，最后所娶的是一位南方乡村出身的少女，她因身材美丽苗条而成为时装模特儿。二人站在一起，男矮女高，男老女少，很不相称。他的寿命较长（一九二三—二〇〇七），去世后，他的爱妻曾写出一本回忆录做纪念。据她说，她的写作完全是因丈夫教导鼓励而成。一九六〇年时，我曾与梅勒初次相会。那时，我常于周末去格林威治村朋友处，与兴趣相似的青年人厮混。某次，一位青年作家建议大家去参加梅勒家的派对。当时的惯例是，你只要带了一瓶酒，即使未受主人邀请，亦可前往，主人一般是来者不拒（英文名称是“crash the party”）。那位建议者与梅勒只有一面之交。我们三人便合资购了一瓶威士忌前往。我还记得，当时梅勒手持酒杯站在门口笑眯眯地欢迎客人。那晚派对详情我记不起了，印象最深的是次日《每日新闻》封面附了照片的新闻：梅勒酗酒，刺伤发妻。此事想是在我们离开后所发生。妻子没有起诉，梅勒也没有坐牢，不过此项事故后来成为女权主义者攻击梅勒的把柄（一九六〇年时他已出了三部畅销作品），也成为文学史上一个有趣的注脚。
我在密大新闻学院所选的几门主课，都是最起码的基本常识：采访（如何质问，以求获悉通常易被忽略的重要事实），写稿（态度必须客观，不渲染，不夸张），编辑（尽量去除文章中的虚字，文字必须简洁明快），做标题（如何找出字母尽可能少的词，在小小面积中抓住新闻要点）……我虽已有记者采访经验，但是用另一种文字来执行编辑与做标题的任务就有困难。我也选了一门“特写”（feature writing），即是如何写专题报道。这方面我有过经验，用英文写“特写”与用中文写，在性格与体式上并无不同。这一课教授所定的规律是：学生在课上所写的专题，可向正式报刊投稿，如被选中发表，你在学期结束后的成绩可升一等（例如，你如得到B，在报上发表后，B升至A）。那年（一九四八年）正是国共内战爆发剧烈之时，美国新闻界对中国的情况非常关心。我心血来潮，在班上写了一篇约三千字的有关陈独秀生平的报道，教授看了，鼓励我向报纸投稿。我选了美国中西部著名大报《堪萨斯城星报》（Kansas City Star）投稿，不久就收到编辑来信接受，并附了一张十五美元支票。我向教授报告后，他与我同样欣喜，把我的分数从B+（乙上）升为A+（甲上）。我向朋友们炫耀，结果花了这十五元钱请大家吃饭。
这是我第一次用英文在美国报刊发表稿件的经验。
莎士比亚专家韦斯特福尔教授与他的家人在《堪萨斯城星报》上看到我所发表的文章，也兴奋不已，鼓励我继续努力。他问我在上海时的新闻界经验，我告诉了他，并说自己还是非正式（没有工资）的《东南日报》记者。他忽然笑逐颜开，问我当时国民政府的驻美大使Hollington Tong是不是我的本家。我说Hollington Tong（董显光）与我同姓，虽然他姓氏的英文拼法是Tong，我的拼法是Tung，他不是我的本家，但我知道他是密大新闻研究院老校友。当年他于密大毕业回国后，曾在国民政府外交部当过新闻官，现升为驻美大使。韦教授笑嘻嘻地说，他与董大使在校中是同窗好友，叮嘱我有机会向董大使问好。
两天后我就用此题材写了一篇专题报道，寄《东南日报》发表。不料，身处华盛顿的董显光果然看到，写了一封信向我致谢，并问韦教授近况。我把此封英文信转交韦教授。这两位多年不见的老友终因我的帮助重新取得联系，令我非常高兴。
在我出国前一星期，上海出版界友人把我用令狐彗笔名所写的几篇小说结集，取名《幻想的地土》。那晚，在李君维（笔名东方蝃）家所开的告别派对中，我把自己的第一本作品分送友人，只留下一本带到美国去。当我把这本小小册子拿给韦教授看时，他大为好奇，细细察看，问我各种有关中国文字的问题。我终将书赠给了他。
四十余年后回国时，四弟名山的一位朋友在社会科学院图书馆中找到了一本《幻想的地土》，替我拷贝了一份，我惊喜交集，结果由老友沈寂取去交上海百家出版社，于二〇〇一年出版，书名改为《最后的罗曼史》，因我加了一篇后年在纽约所写的小说。听说这本书没有销路，追不上当年的令狐彗。
二〇一〇年十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