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将对国内外“钦定本《圣经》文学研究”“《马太福音》研究”“海明威研究”“海明威风格研究”和“《老人与海》研究”五个方面的文献进行综述，以梳理这五个方面前人的研究成果，从而确定本研究主题的可行性与创新性。
2.1 《圣经》文学研究综述
《圣经》作为英美文学的源泉是学术界早已公认的事实，甚至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是文学创作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也是创作灵感之源。我们以莎士比亚的戏剧《哈姆雷特》《罗密欧与朱丽叶》《仲夏夜之梦》《终成眷属》等家喻户晓的悲喜剧为例，“《圣经》里几乎没有一卷书不被莎翁在戏剧里用上一个词或者一句话的”
。英国诗人弥尔顿(Milton)的《失乐园》直接取材于《圣经》，被称是一个从《圣经》中发掘题材的诗人。班扬的(Bunyan)的《天路历程》更是一部以贫民语言书写的杰作，其诸多内容取材于《圣经》，语言更接近于钦定本《圣经》简约的语言范式，由此几例可见《圣经》对英语文学的影响之深。
我国学者对《圣经》作为文学作品或《圣经》对中西文学创作的影响有着较长的研究历史和研究传统。20世纪70年代末开始，研究的数量与质量也不断提高。进入21世纪后，这种研究呈迅猛发展的态势，研究的报告、论文、专著等成果不断涌现。
作为文学作品的《圣经》，其叙事手法一直以来是学者们重点探讨的领域。刘意青认为“《圣经》与荷马史诗外化和铺陈的文体形成了截然不同的两大类别；两者服从于不同的写作目的，但都是伟大的文学作品。”
乌托邦文学有着悠久的发展历史，是人类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赵宁从乌托邦的词源意义和神话发生学的视角出发，“通过描述《圣经》所包含的一整套关于人类昔日乐园和未来天国的乌托邦思想，探讨了乌托邦思想及神话模式对后世乌托邦文学产生的深远影响”。
由于历史、文化等原因，《圣经》对美国历代作家的文学创作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特别是对在美国文学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作家影响尤为深刻。温洁霞分析了美国作家斯坦贝克的经历，认为其创作深受《圣经》的影响，特别体现在他的代表作《愤怒的葡萄》中。作者认为斯坦贝克“运用了《圣经》的原型和典故，使作品具有丰富的深层内涵及现代启示录的意义”。
钦定本《圣经》在文体上的独特性一直是被广泛关注的研究领域。李滟波引用许多实例分析了钦定本的特殊文体几个世纪以来对英语和英国文学的影响。文章除分析了钦定本外，也以《圣经》现译本为参照，分析了其句法结构以便考察其语言变化。其结论这样认为，“钦定本《圣经》具有语言简洁、文体正式规范、结构精简且灵活多变等文体特征。”
文学创作中经常使用的修辞手法之一是“重复”，它也是文学批评理论的关键词之一。梁工以西方几位著名《圣经》研究学者的著作，如巴·伊弗拉特(Bar Efrat)的《圣经的叙述艺术》、福克尔曼(Fokkelman)的《圣经叙述文体导读》、鲍尔(Bauer)的《〈马太福音〉的结构：文学构思研究》、弗莱(Frye)的《伟大的代码：圣经与文学》、奥特(Alter)的《圣经的叙事艺术》等为基础把“圣经文本中的重复艺术分为‘圣经文本中的重复’、‘重复与变化’和‘重复的缘由和功能’三部分，并进行了详尽分析，辨析了其类型和特点，追溯了重复现象的成因并探讨它对实现叙事意图所发挥的功能。”
《圣经》无论从希伯来语、希腊语、拉丁语译为英语都经历了一个上千年的漫长的翻译历程。刘丛如、吴向军回顾了《圣经》一千四百多年的英译史，作者认为“1611年《钦定圣经》是《圣经》英译史上的一个顶点。《钦定圣经》保留了原文大众化的语言特色，不仅对英语语言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而且还影响到英美文化各个方面。”
《圣经》的早期译本因受各方面条件的限制译文质量比较粗糙，文句也不够优美，但当时的基督教学者们还是对这些译本给予了肯定并极力为其辩护。高峰枫探讨了早期基督教作家的态度，他认为“这种鄙俗的文体远胜过古典作家华丽的辞藻，并由此发展出一套辩护的策略，将修辞学问题上升为宗教思想论争。”作者特别以奥古斯丁的译本辩护为例，强调了基督教作家的观点，认为“圣经这种平易、简朴、鄙俚的语言符合‘道成肉身’的教义，使得寻常百姓、贩夫走卒也能体悟基督教的道理”。
《圣经》作为基督教的核心经典，蕴藏着丰富的教育思想资源，推动了人类文明进程的节奏，其中的《箴言》篇尤为值得关注。李滟波考察了圣经《箴言》这篇，认为该篇视智慧为一切美德的基础，其智慧教育主要体现在对年轻人追求智慧、孝敬父母、谨言慎行、仁义宽厚和勤勉精进等品德的重视和培养。作者进一步阐释说，“追求智慧是成就一切美德的基础；孝敬父母是和谐人伦关系的智慧；谨言慎行是待人处事的智慧；仁义宽厚是为人处世的智慧；勤勉精进则是自我发展的智慧。”《箴言》篇实际上为教育工作者培养年轻人具备这些美善的品德提供了很好的学习资源，如果能够为我所用，培养出真正有理想人格和完美人性的人。关于《圣经》不仅是神学著作同时也是一部文学著作已有诸多研究，但梁工对《圣经》作为文学作品的经典性进行了论述。他认为《圣经》“早在圣经著述和编订之日，其作者就有明确的文学意识，这使圣经具备了显著的文学特质”。该文章还对《圣经》作为文学作品的发展历史进行了探讨，认为这么多“研究者试图把握《圣经》文学品质的活动亦始于遥远的古代，历经中世纪、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启蒙运动、浪漫主义时期而延续到现代和后现代”。这项研究无疑拓展了《圣经》作为文学作品研究的深度和广度。
《圣经》作为文学文本的主题、思想、文化等方面均已有较为丰富的研究，但以《圣经》中“身体”作为叙事言说的源泉的还颇为少见。赵辉辉从这个角度切入，对《圣经》中较为“典型的身体叙事篇章加以筛选、归纳，总结出身体的四种表现方式。这四种方式所蕴含着人与上帝之间简单而复杂的悖论式关系”。
《圣经》作为一部皆具神学与文学特点的巨著，并对信徒与作家产生了广泛影响，其语言的魅力自然是不可忽视的。季红琴以韩礼德(Halliday)功能语法的理论框架为依托，对整部《圣经》中上帝、上帝的选民和其他子民的话语情态选择做了数据统计和语言例证考察。作者发现，“ 《圣经》语言的情态选择与运用直接或间接地承载了干扰和融合上帝与臣民、臣民与臣民人际关系的作用。”
当代解构主义思潮代表德里达(Derrida)的解构主义观念挑战西方哲学史上一直以来的罗各斯中心主义。梁工探讨了不同学者对德里达学术思想的剖析后认为“德里达解构理论的首要术语是‘延异’，它与《圣经》遗产相关甚多”。因而我们可以看到，即使解构主义大师也无法脱离《圣经》对其影响。
《圣经》汉译一直是学者努力探究的问题，因为其难度超乎一般单纯的哲学翻译、神学翻译、文学翻译等。冯成伟根据美国知名圣经研究学者保罗·魏格纳针对圣经翻译提出的重要原则认为，“当今圣经汉译研究对经文鉴别学的借鉴不够，尤其是对死海古卷的发现如何影响圣经汉译，缺乏深入的认识。”作者在考察了四人《圣经》汉译本并考察了他们与死海古卷的翻译关联后得出结论：“保罗·魏格纳翻译理论对于《圣经》汉译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具体而言，《圣经》汉译研究应当充分考虑基础文本、翻译原则、语言变迁和神学观点四个方面。”
《圣经·创世纪》中记载的罗得和其两个女儿的故事是创世纪中较为曲折的故事之一，特别是他两个女儿或险被献出受辱或被施不伦之策以获后代，成为众多研究人员从宗教、伦理、家庭等不同角度切入进行研究的题材。南宫梅芳却从叙事与潜文本角度出发对《创世纪》本文进行深入分析后指出“在罗得献女与罗得被女儿利用两个情节之间存在着一个既对称又对抗的叙事框架以及一个表层文本之外的潜文本。”文本与潜文本构成罗得故事的要义，只有深入研读才能将这两重结构厘清。
关于伦理问题，林季杉从解读《圣经》新旧约文本入手，试图寻找基督教中性爱伦理观形成的圣经根据。作者从《创世纪》上所记载的上帝按照自己的形象创造亚当，又从亚当身上取肋骨创造夏娃的故事中是想说明基督教性爱伦理的基础是男女一体。作者又从《雅歌》男女性爱的真实描述中看出，基督教的性爱伦理观绝不是简单的禁欲主义。相反，婚姻之下的正当性爱是上帝祝福的纯美高尚之事。作者结论认为，“爱欲是人类天性中重要组成部分，正当的爱欲是上帝恩宠的体现；爱欲的身体感、个体性，上帝的圣洁灵性、统一性，二者之间的张力应该是人类的祝福而不是两难。”
《圣经》作为经典在西方不仅是基督教的经典，也是哲学、文学、伦理学等方面的经典，因而有学者从不同文化视角出发将它与其他文化的经典进行比较研究。郑荣、刘炜评将《圣经》与《论语》进行了比较分析，认为“《论语》从人伦角度看待自然和人生，《圣经》运用宗教思维解说世界与人性。它们各有核心的价值理念：《论语》的核心价值观是‘仁爱’；《圣经》的核心观念是‘神爱’。‘仁爱’与‘神爱’虽然都主张爱，但在概念内涵、超越方式和精神类型上存在很大差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