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中国教育代表团赴美谈判方针
中美建交谈判推动两国互派留学生
教育部副部长李琦分管外事，包括派遣留学生工作。对于领受派遣留学生出国的任务，李琦的一段回忆可以说明当时心境：
（邓小平的）讲话首先在教育界激起强烈反响，大家认为小平同志的讲话高瞻远瞩，是一项具有战略意义的决策。当时我作为教育部分管外事的副部长，既受到极大鼓舞，又清醒地意识到我国长期被封锁，特别是“文革”十年同外边几乎隔绝，同西方文化交流不多，对他们学校的情况，以至如何派遣留学生等，十分缺乏了解，我们只有建国初期向苏联、东欧派遣留学生的经验，要想一下子向西方国家派遣这么多留学生，许多工作确实很棘手。教育部拟方案时，多方向国内了解情况的学者请教。我们当时商定先向美国、日本、加拿大以及西欧派遣留学生。
由于“文革”闭关锁国，业务停顿，缺乏留学生派遣知识，教育部外事局一开始想得简单，觉得把我方确定的名单通知对方国家，由这些国家（比如美国）教育部门安排就是了。待到要落实下来才知道完全不是这么回事，非但要和政府部门联系，还一定要和学校以及有关教授联系上才行，而且后者才是落实的关键。
1978年7月28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教授林家翘和夫人梁守瀛
此时，中美建交谈判已在秘密进行。1978年7月5日，中国外长黄华和美国驻中国联络处主任伍德科克在北京朝阳门的中国外交部大楼举行了第一次建交秘密谈判，有力地推动了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事务。
7月10日方毅与美国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会谈时，美方就提出，美国欢迎中国组织代表团到美国实地考察大学条件，为确定派遣留学生进行具体接洽。
这个建议正中下怀，中国教育部早有此意。在教育部的初步计划中，向国外派遣留学生，主要接收国就是美国和日本，这两个国家科技最发达，在历史上接收中国留学生最多。当时中国与苏联的关系仍处于冰点期，连一个公派留学生都没有，而且不打算再派。
7月下旬，教育部外事局负责人李琼会见了一些来华访问的美国高等院校教授，向他们透露中国希望大规模派遣留学生的意向，询问怎样派遣留学生，怎样联系接收，结果很快就有了回音。
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称得上真抓实干。他回国后不久，美国科学院主席于8月初向负责中国科学院事务的方毅副总理发来电报，希望方毅去华盛顿，参加8月24日在那里举行的美中交换留学生规划会议。
这次会议举行两天，美国各大学、相关协会和美国政府机构等25个单位参加。邀请电说：
在两天会议中将要提出的重要问题有：
1. 在美国培养中国留学生的规模，是500人以内，还是500~5000人，或是5000人以上？
2. 如何培养不同层面的留学生，如中国本科大学生、有学位的研究生、无学位的研究生，以及高级专业人员。
3. 制定与专业相结合的英语培训计划，帮助初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
4. 讨论美方接收中国留学生的兴趣。
5. 组织有益的、不受干扰的全国性协作。
6. 美国学术机构应该如何建立与之适应的全国性协调机构？
会议将对计划和落实与中国交换留学生方案提出一个总结性文件。
研究了这份电报，中方认为，可按原先的双方约定，由前去访美的中国教育代表团对上述情况一并了解、讨论和解决即可。
好消息陆续传来。1978年8月21日，美国的奥伯林学院院长丹恩勃克致信李琼称，该校教授卡尔逊于7月25日在北京见到了李琼，得悉中国将派遣留学生，为此，“奥伯林学院将高兴地考虑接受1979年9月入学的中国学生，在某些领域我校接受1979年2月入学的学生。”这封来信使外事局出国处的干部们感到振奋，同时也担心，要在年内大规模派出留学生恐怕不易做到。
组成教育代表团出访日、加、美
9月2日，普雷斯在太平洋彼岸向方毅发出正式邀请信，请中国政府派出代表团去美国商谈派遣留学生事宜。信中说，根据“中国计划派出的学生人数、专业兴趣、学习课程的性质（大学生、研究生、进修生、得学位和不得学位的学生和是否需要上语言课）以及选拔到美国学习的学生事先的准备工作，我方准备讨论在美国大学里接收中国学生可能做出的安排，以及希望去中国学习的美国学生的大概人数和专业等安排及安置学生的机构，以便根据他们的专业、水平、经历和语言能力，确保其在最合适的大学里学习最适宜的课程。……鉴于双方对交换学术的高度兴趣，我们认为9月会晤是必要的，它将为这些交流建立一个及时和成功的开端”。
中方接受普雷斯建议，教育部于9月组成两个代表团，副部长雍文涛率团访问日本、加拿大，另一个代表团去美国。
9月12日，外交部、教育部联名向国务院报送关于《中国教育代表团访问日本、加拿大的方针任务的请示报告》，该代表团将于10月3日启程，为时半个月。
报告将“出访方针和任务”确定为：“这次出访系友好访问的性质，并着重考察对方各级各类学校和科研设施；同时就今后同对方教育交流项目交换意见。代表团应充分体现我教育界在英明领袖华主席领导下的崭新的精神面貌。出访期间，应认真执行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遵循我党‘十一大’和五届人大制订的方针任务，开展对外活动，多做工作，广交朋友，寻求知识，学习和了解对方的长处，为我所用，相机介绍我国人民在华主席领导下，教育战线和各条战线所取得的成果。”这些都是当时的常用语言和词汇。
报告说：
日本和加拿大均有同我扩大教育交流的愿望，我也有此要求。我拟就以下方面同对方会谈：
1. 欢迎日本和加拿大分别派团回访（业经国务院批准）；
2. 互换留学生、科技生、进修生的问题；
3. 两国高等院校之间开展校际交流的问题；
4. 两国专家、学者相互进行讲学的问题；
5. 继续邀请日、加两国派语言教师来华办外语短训班以及其他教育领域的来往。
对于以上项目，拟本着如下原则：凡是业经国务院批准的原则范围之内的项目，如留学生，能定下来的即定下来；凡是符合我要求的，对方又有此愿望的，拟大体交换意见，以后通过外交途径，分别列入1979年两国文化教育项目进一步落实。涉及其他部委的项目，可转达有关部委供他们考虑。
相比对日交流，这段时间里中美高等教育界交流说得上热气腾腾，直入佳境。1978年9月18日，教育部向方毅报告，准备邀请吴健雄等42位外籍学者来华讲学。
赴美代表团的组成和谈判方针
组织赴美代表团是工作重点，首先在代表团团长人选上就费了一番琢磨。
事后李琦回忆说，当时中美之间没有正式建交，这样一来代表团只能以“民间”名义出访，团长就不宜由政府部长担任。而这个团长既要在国外科技教育界有影响，知名度较高，有外事活动能力，又要对国内教育情况相当熟悉。于是请著名科学家——全国科协代主席、新任北京大学校长周培源担任团长，李琦则以中国教育协会副会长名义担任代表团顾问。然而这个“顾问”是被赋予决策重任的。
代表团成员及工作人员还有清华大学副校长、中国科协书记处书记张维，国家科委、教育部外事局、外交部美大司的负责人艾大炎、黄坤益、李琼，还有徐光磊、廉正保、倪耀礼、马家骊、郭懿清，共11人。
外交部、教育部于9月26日上报《关于赴美中国教育代表团出访方针的请示》，确定此行的方针是：
坚决贯彻毛主席的革命外交路线，严格按照《上海公报》精神开展对外活动。在对外交往和谈判中，要以礼相待，注意留有余地，不卑不亢。既不强求于人，也不强加于人。对美国人民，要多做友好工作，相机宣传在打倒“四人帮”以后，我抓纲治国的大好形势，扩大我影响。我不主动谈政治上的分歧问题，如对方涉及，应正面阐述我原则立场，但不予纠缠。
报告强调，代表团的主要任务是洽谈留学生派遣事项。与此前访问日本和加拿大的报告相比，虽然只隔了两周，但用语已有所变化，增强了务实性：
1. 商谈、落实1978—1979学年中美互派留学生的具体方案，争取把我留学生进入的学校、研究单位及所修专业和人数基本定下来，对有关派遣的一些政策性或具体问题达成协议。俟国内选拔工作完全结束并与美方学校以及指导教授商定、落实到留学生个人后，即陆续派往。此外，还要交换对1979—1980学年双方互派留学生的大体设想。
2. 拟根据我派出留学生的需要，参观访问几所著名大学及我可能派遣留学生的大学，重点了解和我派遣留学生有关的问题，并对这些学校的人员做些友好工作。
报告从更为广阔的角度述及几个事关全局性的问题。比如，在派遣留学生的学习专业上，报告认为：
1978年9月26日，教育部呈送的《关于赴美中国教育代表团出访方针的请示》
我派遣留学生的方针是派我急需，学对方所长，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争取早派多派。以派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为主，适当派遣少量大学本科生。学习专业以自然科学为主，学习语言和社会科学，特别是经济管理的，也要有少量的比例。在自然科学方面，应优先考虑新兴的科技领域和边缘学科。
关于派出留学生的学习期限，报告提议：“除进修人员就一两项专题进行一年、二年或略长的短期进修、研究外，研究生和本科生应基本按照美国的学制进行学习，并可接受其学位。这对保证学习质量，会起促进作用。从长远看，对国际学术交流也有好处。同时，考虑到学位问题对来华留学的学生回国后的就业任职关系重大，而这一问题我们长期没有解决，因此，今后我也应改变目前办法，授予外国来华留学生相应的学位（有关授予外国留学生学位问题的具体办法，将另行专题请示）。”
近期可以向美国派遣多少留学生？报告提出：“1978—1979学年拟向美派出留学生700名，以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为主，本科生派出50~100名。各学科的百分比为：理科42%，工科45%，农林4%，医药8%，其他1%。派出途径，主要通过我全国科协名义和美中学术交流委员会的渠道，约500名，其余200名将通过校际交流等其他民间渠道派出。这批学生预计1979年1月以后陆续赴美，安排好一批，派出一批。1979—1980学年派出的人数，拟向美方表示，将大于1978—1979学年派出的人数，如中美关系正常化，将会考虑较大增长。”
既然要派遣留学生，对方接收国必然提出相互交流的要求，报告未雨绸缪，提出在不影响国家机密的前提下，扩大开放现有接受外国留学生的专业范围，接受一些美国学生来华学习。具体专业及数目，可先听美方意见。“我内部掌握的方针，本科生，除已对第三世界国家开放的38种专业外，还拟增加考古、地质、农业、音乐、美术、中国古建筑学、中国园林设计、经济学等。”但还要向对方说明，因受师资力量、试验设备所限，目前只能“开放少量专业”，而且在未来两三年中难以大量接收。
报告特意提到“台湾问题”：
对于对待台湾留学生的问题。总的应根据《上海公报》精神，避免发生“两个中国”和“一中一台”问题。但在当前两国关系的具体情况下，我学生可与台湾学生同校学习，同一机构进修研究。凡现在与蒋帮官方机构签订有正式协议的美国大学和研究机构，我一般不派人前去学习。我特殊需要的，亦可经过批准派人学习。对有台湾留学生的单位，应向其说明，在填写的表格中及公开出版的刊物、资料涉及国籍时，无论我派出的留学生或台湾去的学生，争取一律按国际惯例写“中国”。学习期间，遇到此类问题，我留学生应阐明我原则立场，并报请我驻美联络处酌情处理。至于对台湾留美的学生，应区别不同对象，适当进行接触，做些工作。
方毅副总理于10月1日审阅了这份报告，批示：“拟原则同意，细节还可根据当时情况灵活掌握。请邓（小平）副主席、（纪）登奎、（余）秋里、耿飚、王震、谷牧、（陈）慕华同志批示。”
报告得到了一致赞同，周培源、李琦遂率领中国教育代表团于10月7日出发前往美国。
译自教育部档案处收藏的美方电报原文。
李琦：《赴美谈判留学生问题始末》，《神州学人》1998年第6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