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中美双方达成11点口头谅解
“50人概念”初步形成
留学生事务应该是双向的。具体到中美两国互派留学生，美国大学界闻风而动。1978年8月25日，《华盛顿邮报》刊登报道，介绍诸多大学代表在华盛顿讨论和交流的情况：
来自25所大学的代表昨日与卡特总统府官员举行会晤，讨论来自中国的几百名交换学生将前来美国培训交流的有关事宜。
今年秋天将来到美国的中国学生的具体数目至今还没有确定。学校代表们表示，他们愿意立刻接纳50名中国学生，并将这个数量在1979—1980学年提高到500人。
一位不愿透露姓名的国家科学教育局官员说，交换学生遇到的最大问题之一在于，有一些学生仍需进行英语培训。卡特政府将交换留学生视为中国政府自毛泽东去世后政策上做出的几项改变之一。中国人需要同世界产生更为广泛的联系，并加快其工业化建设进程。
他们同时想要摆脱意识形态为主导的教育模式。这种模式由毛在“文革”时代推行，更多地强调对共产主义的忠诚而不是学术水平。“他们经历了可怕的10年。”一位官员说道。
官员们同时表示，一小部分美国学生，尤其是那些精通中文并从事相关研究的，将进入中国学校学习。
美国总统科学顾问普雷斯参加了这次会议，与会者中包括哈佛、耶鲁等大学的代表。
会议通报了美国各大学中外国留学生的情况：当时共有25个国家的留学生，以伊朗留学生数量最多，达2.2万人。会议指出，如果接收大量中国留学生，其总数必然大大超过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留学生的总和。美国和苏联已有长期的互派留学生协定，但是每年互派人数只有50人。
值得关注的是，这篇报道明确提出了“50人”概念，即美国的大学可以立即接收50名中国留学生，视同于苏联。这是中国教育界得到的一个明确信息。后来中国向美国派遣的第一批留学生名单，果然是50人。
周培源教授带队访问美国
中国教育代表团10月7日抵达美国西海岸城市旧金山，主要参观、访问了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大学。它们是中国留学生最瞩目的美国西海岸大学。
斯坦福大学为中国代表团的到来举行了欢迎会，美丽的校园让代表团为之陶醉。代表团来到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时候，学校钟楼奏响了中国乐曲《东方红》。
10月11日，代表团抵达华盛顿，美方出面迎接的有国家科学基金会主任理查德·阿特金森，还有美国国际交流署、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员。12日双方正式谈判时，美国总统科技顾问普雷斯也参加了，并致欢迎词。
1978年10月，周培源团长在美国访问的情景
周培源团长在会谈中作基调发言说：
我国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明古国，中国人民在历史上曾经对人类的文明进步做出过巨大的贡献。新中国成立以后，我国的科学技术和教育事业比之旧中国有了很大的发展，不过同世界先进水平相比，还有不小的差距，近年来差距拉得更大了。但我们并不认为承认落后是丢脸的事，承认落后是为了改变落后，为了赶超世界先进水平。要提高我国的科学技术水平，主要依靠我们自己的努力，必须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但是，独立自主不是盲目排外，自力更生不是闭关自守。科学技术是人类共同创造的财富，它不受国界的限制。我们要广泛地从外国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设备，吸收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我们不仅今天要学，即使赶上了世界先进水平也还要学，要把学习外国和自己的独创结合起来。向外国学习是我们的一条重要政策。
周培源宣布：“从本学年开始，我们将派遣大批科技人员和留学生出国进修和学习。派我们所需，学你们所长。派遣来美国的学生以进修人员和研究生为主，还有部分大学本科生。学习专业以自然科学为主，还有少量学习社会科学和语言的。”
他告诉美国同行，中国希望在1978—1979年学年内向美国派遣500名留学生，希望美国的大学予以接纳。
周培源还强调：“我们之间商谈的互派留学生计划人数，绝不是代替或排除校际等其他各种民间途径的往来。1979—1980学年派遣的人数将大于1978—1979学年。如果两国关系正常化，派遣人数将会有更大的增长。”
打通留学之路的最初谈判一开始不太顺利，是因为隔绝已久的双方都过于谨慎。中国方面提出，中国留学生赴美主要学习“最先进”的科技。美方认为这是指派人来学习导弹、卫星技术，他们有很大顾虑，因此提出希望主要派遣大学本科生来留学，先获得学位。但中国方面强调，首先派出的会是年龄大一些的“进修生”。
1978年10月，周培源（左2）率领中国教育代表团在美国的大学里考察
给中国代表团成员廉正保留下深刻印象的是，美方的一大担心是，中国留学生会不会遵守美国的法律法规？出了问题怎么处置？
关于中国派遣的留学生人数，美国方面提出，一开始就来500人太多了，这样一来难以做到“对等”，因为美国向中国派出的首批留学生只能是几十人。
对于中国留学生学习的科目，中方强调学习理工科，但是美方提出了限制，说有一些尖端学科目前不能开放。而且他们担心中国国内的英语教学能力不足，最初到来的留学生在语言交流上有困难，因此建议中方可以考虑先派遣学习语言的学生。这恰恰是中方不愿意接受的。
在美国上大学，理工科本科生也要学习文科课程，有学分要求。在会谈中，中国方面对这一点相当谨慎，不希望中国理工科学生多上文科课程，为此曾向美方提出，美国理工科大学的人文学科课程比较多，对英语要求高，中国派出的理工科本科生随班听课有困难，希望对方考虑，最好能够减免中国理工科留学生的文科课程。
会谈虽然有分歧，但是美国愿意打开大门接收中国留学生确为实打实的基本点，因此总体上气氛友好而热烈。谈判中虽有争论，到了餐桌上大家肯定是有说有笑。美国国防部部长布朗还以前任加州理工学院院长的身份单独会见了周培源。
周培源，正是中国留美学生中的杰出代表，美国是他除了祖国之外最熟悉的国家，他青春年华中有一段难忘岁月在美国度过。
1902年8月28日，周培源出生在江苏宜兴县一个书香之家。父亲周文伯是清朝秀才。少年时代，他的数学天赋就有令人吃惊的展现。1919年，他考入清华学校（清华大学前身）中等科。学习期间，他的数学论文受到数学教授郑之蕃的赞许。
1924年，周培源从清华学校高等科毕业。同年秋天进入美国芝加哥大学数理系二年级学习，并于两年后的1926年春、夏两季，分别获学士和硕士学位。此后，周培源来到西海岸的加利福尼亚理工学院继续攻读研究生，开始进入相对论领域研究，后来获得理学博士学位。
1928年，周培源转赴欧洲大陆，先后在德国莱比锡大学和瑞士苏黎世高等工业学校研究量子力学。1929年他回国后到母校清华大学物理系任教授，年仅27岁。
1936—1937年，周培源再赴美国，到普林斯顿高等研究所从事理论物理研究。他参加了爱因斯坦亲自领导的广义相对论讨论班，从事相对论引力论和宇宙论的研究。一时间，周培源被称为最了解相对论的中国人。
不久后，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美国急需科技人员，美国移民局向周培源发出正式邀请，可以给予他全家永久居留权，周培源对此一笑置之，按预定时间回国。
抗日战争时期，周培源曾任西南联大教授。战争后期又一次来到美国，从事流体力学研究，他参加了美国国防部门进行鱼雷空投入水的研究。到战争结束，研究机构力邀周培源留下，并希望他加入美国籍。周培源依然谢绝，辗转回到祖国，继续任教于清华大学。
新中国成立之初的1950年7月，教育部委托清华大学建立新中国第一个对外汉语教学机构“东欧交换生中国语文专修班”，时任清华大学教务长的周培源由中央政府任命为班主任。此后，周培源任北京大学副校长、校长等职，在中国科学和教育界拥有很高的声望。“文革”中他遭受冲击，不久后恢复原职，主要致力于科研和教学。
对周培源在北大担负的使命，周恩来总理寄予厚望。1971年秋“林彪事件”发生后，周恩来在党内地位提高，他希望在教育方面排除一些“左”的东西，特地于1972年7月会见美籍华人参观访问团的时候，对参加陪同的周培源说，你回去要把北大理科办好，把基础理论水平提高，这是我交给你的任务，有什么障碍要扫除，有什么钉子要拔掉。
周恩来的嘱托使周培源受到鼓舞，他于7月20日给周恩来写信，提出加强基础理论教学的建议。他将这些建议系统整理成《对综合大学理科教育革命的一些看法》，发表在1972年10月6日的《光明日报》上，批评了当时“以校办工厂代替实验课教学”“按产品划分设置专业”的荒唐做法。文章发表后引起读者的强烈反响，也遭到极左理论者的猛烈批判，使周培源希望加强理论教学的愿望根本无法实现。
1976年10月，“文革”结束，周培源的晚年一片灿烂。1978年6月27日，周培源出任北京大学校长。他随即深入地参与了派遣留学生的事务，是派遣留学生政策的积极支持者，深信派遣留学生是加强中国基础科学研究的重要环节。他鼓励自己的学术秘书王志美，还有他的研究生黄永念、本科学生颜大椿参加出国留学生考试，他们都顺利地被录取。
1978年4月3日，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长鲍克到北京大学参观、交流，和周培源商讨了两校开展学术交流事务。9月13日，美国加州理工学院代表团访问北大，也谈到了两校要加强学术交流。周培源对此非常重视，先一步在北大有所布置，在暑期中就组织一批中年教师强化英语，做好出国交流准备。
周培源在美国科技和教育界有很多同学、师友，现在由他来从事推动中国留学生赴美学习的事务，实在是正得其人。虽然已经76岁了，周培源依然英语流畅，思辨清晰，和各方面人士应答如流，随团的年轻人都非常佩服他。
来到波士顿，从哈佛到麻省理工，周培源会见了许多朋友，并向他们热情推荐自己的优秀学生。
中美双方达成11项口头谅解
中国教育代表团实际上是1972年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后我国派出的第一个政府代表团。在中美建交谈判紧锣密鼓之时，双方都希望谈成。对于留学生问题的谈判，也朝着最后谈成的方向发展。
由于谈判没有在预定的时间内完成，根据国内指示，代表团兵分两路：周培源带领几个人于10月16日离开华盛顿，到名校汇集的美国东北部波士顿地区考察访问；李琦、黄坤益、廉正保、马家骊和驻美联络处参赞谢启美五人组成“讨论文本组”，留在华盛顿继续同美方磋商。
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在中国教育代表团访美期间以校长名义向中国驻美联络处发来信函，表示愿意接收中国研究生和访问学者，随信附有比较详细的说明。
美国的华裔教授们听说中国教育代表团来专门商洽留学生问题后，表示出极大的热情，杨振宁、李政道、吴健雄、陈省身、林家翘、张捷迁、李振翩等著名美籍华人教授、学者、友好人士共计200多人纷纷前来会见代表团负责人周培源、李琦等，表示愿意提供帮助。其中诺贝尔物理学奖获得者李政道教授特地花了一些时间，向中方介绍美国大学的基本情况，对如何安排研究生和访问学者到美国学习提出了细致的建议。他还整理了《近十几年来高能物理的新发现列表》和《哥伦比亚大学物理系教师列表》交给中国方面研究。
11月20日，周培源一行回到华盛顿。由李琦负责的谈判也进行得差不多了。国内已有指示，对达成的协议先不作签署，而是作为双方共同遵守的口头谅解。
周培源参加了最后一次会谈，双方终于达成11项口头谅解，并逐字逐句共同核对了文字记录。
双方明确，中国首批留学生的经费，原则上由派出方承担。按照国际通例，如美方提供奖学金，中国留学生可以接受。
对于美方担心的中国留学生英语水平问题，中方考虑到实际情况，向美方说明，最初派出的中国留学生出国前均在国内短期补习英语。1978—1979学年派出的大学本科生，同样先在国内补习英语。他们在赴美后可以再补习一个阶段，然后入大学本科相应的年级学习。
1979年2月21日，中国科协代主席、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周培源（第二排左6）、教育部副部长李琦（第二排左4）与首批来华学习的美国留学生合影（新华社记者李生南摄，唐占晞提供）
双方明确：“1978至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
“学习费用由派出一方支付，但对于可能提供的奖学金，双方均可充分利用。”
“派出人员应遵守接受国的法律和规定，并尊重其风俗习惯。”
双方议定：“为了每年确定交换的学生和学者数及讨论计划的进展，双方将在必要时会晤。重要问题也可通过两国政府协商。”
口头谅解中特别明确：“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中国教育代表团完成任务，于10月22日离美回国。
实际上，就在与美方商议派遣大批公派留学之际，有一批青年人已经急不可待了。1978年8月，总数为17人的一批干部子弟，通过各自联系渠道前往美国，赶在9月开学前入学上课。这17人不在教育部的选拔覆盖范围内。
2010年9月在北京采访廉正保的记录。
中国驻美联络处1978年10月18日致教育部的信，教育部档案处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