殚精竭虑谋万户居——记著名建筑学家吴良镛 程曦
吴良镛（1922-），生于江苏南京，建筑学与城市规划专家，中国科学院、工程院院士。1944年重庆中央大学建筑系毕业，1946年协助梁思成创办清华大学建筑系。1948年赴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学习，1950年回国到清华大学建筑系任教至今。长期致力于中国城市规划设计、建筑设计、园林景观规划设计的教学、科学研究与实践工作。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95年荣获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苦难中迸发的建筑梦
促使吴良镛义无反顾走上建筑这条路的，是早年痛切的国仇家恨——少小时被收账人揭走屋瓦，不得不带着患伤寒发高烧的妹妹告别祖居；日军铁骑逼近金陵，加入逃难者队伍的他从此开始无穷无尽的颠沛流离；大学入学考试最后一科刚刚结束，轰炸机的阴影就降临合川，死伤无数，毁掉半座城池的大火直到次日还在熊熊燃烧。
没有室，没有家，一年年目睹国土的沦丧。层层累积的苦难在青年吴良镛心中激发出巨大的反向力，带着重建家园的热切愿望，他于1940年走进了中央大学建筑系。
在中央大学图书馆的暗室里，吴良镛看到了一批越过“驼峰航线”运来的国外建筑杂志缩微胶卷。他惊讶地发现，同样饱受战乱侵扰的西方建筑界并未无所作为，而是信心百倍地放眼未来，致力于战后城市重建和住宅建设的研究。国破山河在！战后重建的美好愿景如同一道划破黑夜的闪电，照亮了这个建筑学子的心。
1946年抗战胜利后，刚毕业两年的吴良镛应梁思成之约，协助他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系。建系之初，梁思成赴美讲学，吴良镛和梁思成夫人林徽因成为系里最初的两名教员。1948年夏，梁思成推荐吴良镛去美国匡溪艺术学院建筑与城市设计系深造。在著名建筑师沙里宁的指导下，吴良镛开始探索中西交汇、古今结合的建筑新路，其间曾获罗马奖金建筑绘画雕塑设计竞赛荣誉奖，青年吴良镛在美国建筑界崭露头角。
百废待兴的曲折探索
新中国成立后，恩师梁思成、林徽因给吴良镛寄去了一封信。“百废待兴”，这四个字足以让吴良镛明确抉择。1950年年底，和那个时代许多充满赤子情怀的科学家、艺术家一样，吴良镛也冲破重重阻挠，绕道归来，投身于新中国的建设和教育事业。他于1951年开始主持清华建工系市镇组工作，并与中国农业大学汪菊渊教授一道创办了我国第一个园林专业。1952年起，吴良镛历任建筑系副主任、主任，全面推动建筑技术科学、建筑历史与文物保护等学科的发展。
在梁思成的影响与感染下，吴良镛迅速成长为新中国建筑教育和建筑事业的开拓者之一。1959年，吴良镛倡导创办了清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在此前后，他还曾主持全国建筑学会议、制订共同教学计划，参与领导全国建筑学专业通用教材的建设，并主持《城乡规划》教学用书的编写。他是北京市都市计划委员会顾问和保定、北戴河、秦皇岛、邯郸等城市的规划建设顾问；人民英雄纪念碑、北京图书馆等著名建筑都曾凝聚他的心血；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余震未消，他就作为最早一批专家参加重建规划。
旧中国民生凋敝的影像在一批批拔地而起的新建筑、一座座百废俱兴的新城市身后渐渐淡去，吴良镛的心头却萦绕着日益浓密的困惑：40年代初，他抱着绕过西方“城市病”的愿望开始学习城市规划，回国后也曾相信计划经济可以完全避免交通拥挤、住宅缺乏、失去自然等现象的发生。然而，数十年间中国城乡变化虽巨，现实面貌却似乎和这一理想呈现出较大偏差。在曲折中，吴良镛蓄积力量、摸索前进，新的变革契机正在下个路口转弯处等待着他。
足底心间的万里沙盘
建筑界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凡是到过北京的人，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其实何止是北京？无论你去到上海、广州、深圳这样生机勃勃的改革开放前沿都市，还是流连于苏州、桂林、丽江等古典与现代气息交融、自然与人文色彩竞艳的新兴旅游城市，你都曾亲身品读过吴良镛。改革开放20多年来，吴良镛从“建筑天地”走向“大千世界”，视城乡聚落为“最巨大的艺术品”。他和同事、助手一起踏遍千山万水，为解决中国城乡建设的实际问题作出了一项又一项贡献重大的开创性工作。
20世纪80年代初在吴良镛指导下完成的“北京奥林匹克建设规划研究”，就是其中较早的一项成果。针对当时已申办成功的亚运会和未来北京奥运会的建设工作，他们运用系统分析方法将项目策划、项目运行和赛后安排结合起来进行研究，力图以最少的投资取得最大的建设效果。最终提出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建设模式，以及按需修建比赛场馆、建好的场馆尽量做好赛后使用的衔接安排等建议。这些建议都得到了国家决策层的首肯，该项研究获得1987年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在申奥成功、北京奥运会渐行渐进的今天再来看这项研究，我们更能体会它的前瞻性意义：奥林匹克运动对场馆设施建设的要求已经跨了相当大的一步，如果那时就把奥运会的主场馆盖好了，如今只会成为尴尬的“鸡肋”。拒绝“大而全”，结合实际留下发展空间，这一思想对北京的奥林匹克建设助益良多。
1984年4月底，62岁的吴良镛正式发表离职演说，卸去他担任多年的系主任职务。这年夏天，他在清华主楼9层的半间屋子里（由于用房紧张，另半间屋子堆满了杂物），带领一名教师和数名研究生，开始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的初创工作。
20世纪90年代初，经济迅速发展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吸引了吴良镛的视线。东部这片肥沃丰美的土地已经加速行驶在城市化的快车道上，城市规划的思想、原则却相对落后，发展中出现了种种尖锐的矛盾和问题。于是，他带着助手几下江南，在沪宁地区（包括上海、苏锡常和宁镇扬三个地区）进行了细致的调查研究，一次又一次撰写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重点项目建议。
1992年，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会终于第一次将重点项目资助投放在建筑领域。以吴良镛为主持，清华大学、东南大学和同济大学联袂开展“发达地区城市化进程中建筑环境的保护与发展”研究。这样一个多单位、跨学科、多领域、综合性的区域性研究，是我国建筑和城市规划领域的首次尝试。
清华大学建筑与城市研究所主要负责苏锡常地区的规划研究。其间，吴良镛对苏锡常整个区域的发展和每个城市的规划都做了认真考察和科学预测，还指导学生和助手做了一些城镇和县域规划，使研究呈现出城、乡并重的丰富性和整体性。
不能不提的是苏州。时至今日，苏州的城市规划仍然基本遵循了吴良镛10多年前的整体设计思路。这是一个灵巧的“九宫格”布局：旧城居中，四角留出湖泊与空地，楔形绿地沿山脉、水系插入市中心；新加坡工业园居东，开发区在西，吴县新区和苏州新城区分列南北，此外还利用外环路沟通了周边城镇。城乡结合，园林式开放，四围都有轴向发展，吴良镛用他的匠心妙手让“白发苏州”焕发出新鲜活力。
这项长达5年的研究于1997年结题，区域协调发展观念的首次提出和地方建筑特色的保留与发扬使它赢得各方好评，并获得2000年中国高校科学技术奖二等奖。
社会学家费孝通主持进行了项目技术鉴定和结题验收。这位改革开放之初以《小城镇 大问题》推动中国小城镇建设的著名学者对吴良镛的项目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为苏南小城镇的物质空间环境改善作出了贡献。阔别故土半个世纪，吴良镛终于在生养他的江南水乡实现了一个久远的梦想。
北京西北文教区和中关村科技园规划建设、上海浦东规划、广州城市空间发展战略研究、深圳城市总体规划和福田中心区规划、三峡工程与人居环境建设、滇西北人居环境可持续发展规划研究、南水北调东线一期工程历史文化环境保护研究……在这一个又一个至关重要的现实性课题中，吴良镛倾注了自己对吾土吾民的热爱，渗透了自己的才学与思想。他在探索适合我国文化传统与现实国情、具有中国特色的人居环境建设道路过程中作出的巨大贡献，一直为世人所铭记。
《北京宪章》的世纪凝思
“我们需要激情、力量和勇气，自觉思考21世纪建筑学的未来。”1999年6月下旬，在国际建协第20届世界建筑师大会上，时任大会科学委员会主席的吴良镛宣读了由他起草的《北京宪章》并获得通过。作为国际建协成立50年来的首部宪章，它成为指导新世纪世界建筑发展的重要纲领性文献，并在2002年以中、英、法、西、俄5种文字出版。
当时的国际建协主席V.Sgoutas认为这是一部“学术贡献意义永存”的文献。英国著名建筑评论家Paul Hyett则评价说，吴教授以一种乐观和利他主义的姿态，提出了引导未来发展的“路线图”。
这幅业已成为国际建筑界共识的“路线图”，就是吴良镛两大标志性理论成果——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的有机结合。
基于20世纪“大发展”与“大破坏”并存的时代背景，面对大自然报复、城市化混乱、技术“双刃剑”、建筑魂失色等盘根错节的问题，吴良镛从20世纪80年代初就开始进行“广义建筑学”的思考。
“广义建筑学”的学科内涵在于“通过城市设计的核心作用，从观念上和理论基础上把建筑、地景和城市规划学科的精髓整合为一体，将关注焦点从建筑单体、结构最终转换到建筑环境上来”。在1989年出版的《广义建筑学》一书中，吴良镛将其分为聚居、地区、文化等“十论”，以“一法得道，变法万千”的思想对建筑学及其相关方面进行整体综合研究。1990年，该书获国家教委科技进步一等奖。
同时，吴良镛也是我国人居环境科学的奠基人。面对我国城乡建设的复杂性、整体性，他在20世纪90年代初创造性地建构了中国人居环境科学的理论体系、学术框架和方法论，成为指导我国城乡规划与建设的理论基础。他提出的“创造良好的人居环境”的建议已得到国家的采纳和重视。
广义建筑学与人居环境科学相结合，构建起一个有中国特色的建筑学理论体系，它在建筑学理论上的重大意义毋庸置疑；而如果对吴良镛主持的一系列重大科研项目进行一番回顾分析，我们就会发现，它们同样是以这一理论体系为指导，并以其现实成就印证了广义建筑学和人居环境科学理论的重要价值。
例如吴良镛自改革开放之初起就一直在思考、到1999年1月终于正式立项的国家自然科学基金“九五”重点资助项目——“可持续发展的中国人居环境的基本理论与典型范例”，其主要课题是京津冀地区（大北京地区）城乡空间的发展规划研究。随后，相关研究又先后得到我校985研究基金和建设部重点科研项目的支持。
最初的研究是以我校1995年成立的人居环境研究中心为依托进行的。后来，吴良镛以其个人声望和课题的重大战略意义动员了十多个单位、几百位专家直接参与，组织了北京、天津、河北等两省一市有关部门和不同专业的合作，利用多层次的沟通与交流，建立起“科学共同体”，在区域层面具体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进行研究。研究确立了地区规划的一些基本思路，如核心城市“有机疏散”与区域范围“重新集中”的结合、明确划定保护地区或限制发展地区、“交通轴＋葡萄串＋生态绿地”的发展模式等，无不体现出塑造区域人居环境新形态的理念。
2002年研究报告发表后，北京、天津先后邀请课题组参加其空间发展战略研究和城市总体规划修编，并由吴良镛担任首席领衔专家。以让北京走出“同心圆”、避免城市功能过度中心聚焦的思想为核心，北京市总体规划修编的成果正在逐渐展现。
矢志不渝的民生情怀
吴良镛做过许多宏观与中观的战略性规划，但在1993年，他却因为对一个胡同四合院的改造项目获得了“世界人居奖”。
菊儿胡同是吴良镛探索北京旧城保护与发展问题的一块“试验田”。自改革开放之初起，他带着一批又一批研究生，进行调研和规划设计。通过居民互助、政府资助、单位补贴等途径和房改加危改的方式，当年破败的“危积漏”（危房、积水、漏雨）院落变成由一座座功能完善、设施齐备的单元式公寓组成的新四合院住宅。扩展形成的“跨院”又突破了北京传统四合院的全封闭结构，形成邻里交往的崭新空间。粉墙黛瓦、绿树成荫，气象一新的菊儿胡同仍旧保持了与北京旧城肌理的有机统一。
菊儿胡同实验的成功吸引了世界的目光和赞许，先后获得“亚洲建筑设计金奖”和“世界人居奖”。1994年5月，颁发“世界人居奖”的基金会组织了来自20多个国家的专家和政府官员学习团，专程来京举行该项目学习研讨会。今天的菊儿胡同，已成为北京旧城有机更新的重要一景。
从那以后，北京旧城又发生了种种变化，这当然不是建筑师以一己之力可以完成的事。在与一些现实问题和错误交锋的过程中，他们并不能每次都赢，但是，努力一直都在进行。建设部举办各种专题会议，很多城市邀请做规划指导，吴良镛都会千里迢迢赶到会场去，畅所欲言。他一直关注的北京旧城保护问题，也总是在可能的范围内据理力争。
吴良镛坚信“人文精神的复萌是当代建筑发展的主要趋势之一”；他赞同海德格尔的理想，立志使人们“诗意地栖息在大地之上”；他希望作为城市规划决策者的市长都能具有诗人的情怀、旅行家的阅历、哲学家的思维、科学家的严格、史学家的渊博和革命家的情操。
这样的理想让人动容。当然，至为可贵的是他总是投身现实，在一步一个脚印的前行过程中推进理想。在吴良镛身上，你可以看到“兼济天下”的传统士人理想与西方人文主义精神的交融。他说：“我豪情满怀地目睹祖国半个多世纪的进步，每每扪心自问：我们将把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交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为了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他每天清晨拖着装满图书资料的小车走到建筑馆。中午让家里送饭，然后在办公室里小睡一会儿，接着一直工作到傍晚才离去。
“所有人都敬佩他的精神。”这是熟识吴良镛的人共同的评价。
（清华大学新闻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