代序：共同的罪与孽

在库朗日和格尔茨看来，历史从来不是一种自我沉溺或主观妄揣，而应当是曾经事件的本然再现（representation）或事实还原。一旦描述者、评注者渗入了自身的情感、价值，就会背离历史的本相甚至改写历史，陷入过度阐释（over interpretation）和不足阐释（under interpretation）的双重误区。最终，历史既非经验的再现，亦非理性的表征，要么成为自说自话的梦呓谵语，要么成为扭曲放大的零碎片段。

魏忠贤无疑就是这种“过犹不及”的牺牲品，成为历史话语权人黏贴标签的被动个体。

晚明以来，基于特定的政治需求，魏忠贤成为正反双方一力攻击的共同目标：清朝统治者为寻求自我统治的正当性论证，抹黑了天启皇帝、魏忠贤、客巴巴的政治三角；而汉族精英有感于江山易主，也将道德长戟投向魏忠贤及其背后的天启皇帝和客巴巴。双方共同的结论是：一个孱弱无能、酷爱木工活的工科男，一个淫荡不堪、作威作福的保姆，一个无恶不作、暴虐无道的太监，主导帝国的政治走向，帝国之舟的覆亡势不可绾。

一个小男人，一个老女人，一个不男不女的大太监，这是清代主流意识形态和此后知识阶层对晚明帝国政治的经典布景和角色赋予。阴暗的背景、残虐的人性、离奇的情节，伴随着崇祯皇帝的悲号和随风旋转的尸体，催生了魏忠贤的个人前台和情景模拟。

但这种历史定格却忽略了一个至关重要的细节：魏忠贤为什么会成其为魏忠贤？

从历史的角度解读历史，我们可以找到两个角度：

一是皇权的至高无上催生了魏忠贤。天启皇帝的无限宠眷和信任，客巴巴的无“私”力挺、推举是魏忠贤飞升九天的最强劲动力。

这是历史的本相，无可置疑。

二是党争的反向促成。按照法律和“故事”，魏忠贤绝不可能暴得大位，权倾天下。

最值得反思的问题是：天启皇帝为什么非要将魏忠贤拔擢幽微？魏忠贤的成功得力于东林党和其他党派的门户之争。

“门户”，是妓女招徕客人的场域，是一个耻辱性隐喻。但晚明以来的党争各派无一不是穿着道德铠甲、手握道德长戟。铠甲，用于自我保护；长戟，用于攻击他人。认人不认理，干架不干事，吐沫横飞，是非颠倒，黑白不分，知识分子官员眼中、心中有的是个人和群体的利益利害，缺乏的是原则大义。更可怕的是，努尔哈赤的步步紧逼不仅没有促成朝官的内部团结，反而滋生了新的利益纷争。

党争深度介入辽东战局，直接导致了帝国的覆亡。无论是东林党、阉党抑或其他各党，都是大明帝国的历史罪人，没有例外。

为个人或群体利益置国家安全、民族危亡而不顾，无论占位什么样的道德立场，都得承受共同的罪与孽。

狗咬狗引来了狼群，这是我对党争的结论。

天启皇帝绝非低能平庸之辈，他超拔魏忠贤，其目的就是为了抑制党争，找一个能干事、敢干事的人。但他永远想不到，魏忠贤也被拖进党争，被卷进了历史漩涡的底层，还顺带搭上了大明王朝。

但历史书写者的偏执立场无疑放大了魏忠贤的罪与孽，而选择性地忽略、减轻了阉党之外党派的罪与孽。

这无疑印证了勒庞关于“乌合之众”的判断：文明的动力永远不是理性，而是各种感情。最终，历史场景和角色的固化通过暗示、模糊记忆、非真实描述、感性直觉等方式诱发了集体幻觉，征服了理解力，窒息了判断力。

所以，有些时候，我们看到的不是历史全景，而是别人希望我们看到的历史碎片。

这些碎片经过道德滤镜修饰、缀接、转换，导致了本相掩蔽，真相流失，成为道德版动漫游戏。

如此而已？如此而已。

是为序。

刘云生
小谷围岛·排云轩

2018年12月29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