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陆德礼逃出山西
采访手记
受访者：陆瑛惠，即贝丝（Beth Leach），陆德礼（Albert French Lut-ley）的女儿。
马俊之，原四川医学院院长、党委书记。
十六毫米的小电影机在嗒嗒嗒地转动，八十多年前的成都平原之春，展现在屏幕上。一望无际的油菜花，林盘环绕的农家院，溪流纵横的田野，远处的一脉青山。然后是长长的索桥，奔腾的岷江，都江堰的鱼嘴，一年一度的清明放水节即将开幕……
这是极其珍贵的都江堰放水节影像资料，由华西协合大学教授陆德礼拍摄。陆德礼一生酷爱摄影，拍摄了大量的华西坝和川西风情照片，收藏了大量具有文物价值的民间工艺品。他的女儿贝丝，从箱底把珍藏了半个世纪的老照片和工艺品拿出来，赠给了大邑新场镇的“百年影像馆”和华西公共卫生学院的CS（加拿大学校）展览馆，让所有的参观者赞叹不已！
陆德礼的六个子女均出生在中国，贝丝从小在华西坝的加拿大学校读书。如今，CS大楼已是华西的第七教学楼。八十四岁的贝丝指着三楼东北角的一间房子，对中国朋友们说：“七十多年前，我就住在那一间房子里，我是最小的女生。”
可以想象，七十多年前，贝丝还是一位金发碧眼的小姑娘，她和室友们像一窝喜鹊，整天叽叽喳喳，好玩得不得了。宿舍那扇窗，面对着华西坝最大的一广场，推窗就可以看到精力无穷的男孩子们在踢足球，或许有挑逗的口哨声飘来，贝丝矜持地一笑，把窗子砰一声关上了。
七十多年过去了，人去楼空，窗户紧闭着，像在坚守着什么秘密。
2016年10月中旬，由“加拿大老照片项目组”主办的《加拿大人在中国》老照片展即将开幕，我随项目组来到多伦多，与贝丝约定，跟她摆华西坝的“老龙门阵”。
很巧的是，华西协合大学经1952年的院系调整，更名为四川医学院，长期在四川医学院担任领导工作的马俊之院长来自山西，曾就读于山西汾阳铭义中学，那是一所基督教公理会创办的“洋学堂”。
在这里，历史埋下了一个重要的伏笔。1985年，由马俊之主持撰写校史之时，对于如何描述有教会背景的华西协合大学，开始有了客观、公正的评价。
今年九十七岁的马俊之，头发浓密，面色红润，思路清晰，记性极好，说话中气十足、掷地有声。
再说10月14日那天下午，四川师范大学多伦多校友会会长杜天梅特地买了一束深红色的康乃馨，并约上著名学者桑宜川博士陪同我去拜访贝丝。
贝丝打开房门，迎接我们。
她翻开几大本相册，还拿出一本破损严重的《圣经》，开始了漫长的回忆。
一、一本《圣经》见证爱情
纵使我有千镑英金，中国可以全数支取；
假如我有千条生命，绝不留下一条不给中国！
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牧师的这两句名言，早已传遍欧美。此刻，这位大名鼎鼎的中国内地会的创始人正在讲话。那富有磁性的声音，在教堂的穹顶回响。十字架上的耶稣超越了痛苦，慈爱地俯视着善男信女们。戴德生银色的胡须蓬松散开，他挥动着手臂，让所有人的心潮随之澎湃：“中华归主！中华归主！想一想，在地球那一边有一个贫穷、落后、崇拜偶像的国家，有四万万人口，每一个月就有一百万人死于各种疾病、饥饿。他们是多么可怜，短促而痛苦的一生没有接触到福音，没有领受到主的恩光。我们的宣教士去得太少，只能在中国沿海的城市建立为数不多的教堂，而幅员辽阔的中国，特别是中国内地，是多么需要牧师去传播福音。去一百位都太少太少，去一千位也不多。到中国去吧！这是主的旨意，这是神圣的使命，这是上帝在召唤！”
所有的烛光，都激动得闪闪烁烁；所有的听众，都听见了自己的心在怦怦跳。听众中，有一位叫贝茜的姑娘，攥得很紧的双手已沁出汗水，仿佛随时准备举手宣誓。
会后，贝茜迫不及待地来到内地会的伦敦办公室，表示愿意到中国去传播福音。办公室人员告诉她：未婚的女子，必须经父母同意才有可能被派往中国。他们反问贝茜：“你的父母同意你去吗？”
贝茜脸红了，摇了摇头，感到深深的失望。
当她拖着沉重的脚离开办公室时，有人请她等一等。她还以为奇迹发生了，破涕为笑。原来，他们告诉贝茜可以动员其他人去中国，这样做同样是为“中华归主”做贡献。
于是，贝茜以她特有的热情鼓动了三个年轻人到中国去，其中一位就是艾尔伯特（Albert Lutley），一个看上去有些瘦弱、略显病态的小伙子。
艾尔伯特从小孱弱多病，耽误了学业。长大成人后凭着勤奋与智慧成功地经营着自己的公司。平时，他也参加一些教会活动。当他被贝茜的激情点燃后，就到内地会去报名，要求去中国。很不凑巧的是面对办事员，他咳嗽不止，几乎答不上话。办事员见他病恹恹的样子，便讲了一番去中国传教非常艰苦的话，婉拒了他的要求。
功夫不负有心人，艾尔伯特终于见到了戴德生牧师。戴德生首先被这位年轻人的执着感动了。想到自己也是从小体弱多病，这么多年不也挺过来了吗？一个人，哪怕你身体强壮，也有可能遇事就后退。内心的强大才是真正的强大。戴德生觉得艾尔伯特就是那种内心强大的人，便说道：“也许中国北方干冷的气候对你的健康有益。”就这样，艾尔伯特成为内地会派往中国的一百名宣教士之一，他的目的地是山西省。
贝茜衷心地向他祝贺，眼神里却有难以掩饰的伤感。
在受训准备出发的日子，贝茜美丽优雅的形象让艾尔伯特难以忘怀，他已经深深爱上了这个比自己大四岁的女神。但是，现实又是如此的无情：按内地会规定，学习汉语有严格的年龄红线，超过红线就不可能让你学习。眼看着贝茜接近那条红线，而贝茜的父母仍然反对女儿去中国。就这样，因主的召唤而结识相恋的一对，又因主的召唤而不得不挥手别离！
这不是一般的别离，一万多公里的大海高山层层阻拦，从此海角天涯，天各一方。艾尔伯特没有考虑过自己会从中国回来。
一边是主的托付，一边是无望的婚姻。艾尔伯特深知：不论什么原因，即便是婚姻，也不能放弃主的托付。他的生命早已奉献于神圣的祭坛，绝不能收回。
1887年11月，英国德文，秋风凛冽，吹不动厚重的云团。分手的时刻，艾尔伯特赠送给贝茜一本《圣经》。那最后一挥手表明：对上帝的忠诚已远远地超越了人世间的儿女情长。
等待，是一条看不到尽头的隧洞；等待，是一支流不完热泪的蜡烛；等待，让他们感觉到与上帝特别亲近；等待，让相隔万里的恋人做着相同的美梦。捧读《圣经》，贝茜更懂得了艾尔伯特。熬炼人的日子成为甘美的日子。
终于，相会的时候到了，贝茜得到了父母的许可，虽然她已过了内地会限定年龄的红线，但还是被接纳成为宣教士派往中国。1893年10月13日，她登上了从利物浦开往上海的轮船。这时，她与艾尔伯特已经分离了六年。
行程万里，风云莫测。印度洋上，巨浪借着暴风雨无数次要掀翻轮船。晕船的贝茜简直要把五脏六腑都吐出来了。天旋地转中的她就像被扔在地狱门口，奄奄一息。
这样的航行持续了近一个半月，途经布林迪西、塞得港、亚丁湾、槟城、新加坡、香港，直到11月25日才抵达上海。
贝茜一下船就换上了中国妇女的服装，在差会的简陋木屋中，开始学习中文和尝试着在妇女中做福音工作。按差会规定，她必须在差会工作两年才能结婚。他们分别在不同的省份，无法见面，全靠一封封书信相互慰藉。
直到1896年1月，得到差会的许可，贝茜启程去天津完婚。此时，贝茜与艾尔伯特已经分别八年多了！而艾尔伯特早已有了个中文名字：陆义全。
见面后，他们又去了一趟山西，因为那里的大主教突然病逝，处理完繁多的事务后，陆义全被委以重任。
直到3月，他们才回到天津，李滋牧师为他们主持了没有鼓乐、没有酒席、没有礼服、没有很多宾客亲朋的婚礼。两人穿戴的是典型的中式服装。大家跪地祷告，为远方的亲人祷告，同时为苦等八年多终成眷属的一对新人祷告。
婚后第五天，他们就赶往山西，那里有太多的工作要做。
二、陆德礼，在逃生路上
看，就是这一本《圣经》！
贝丝将爷爷和奶奶一百二十九年前的爱情信物捧在手上。
呈现在我们面前的，是一本改换了几次封面，留下被水浸泡、被火烧过的痕迹，空白处有贝茜一行行字迹的《圣经》。它见证了主人的坚贞，见证了一段惊心动魄的家族史。
1900年，农历庚子年。在慈禧太后的授意下，义和团运动在山东、河北、北京和山西，形成了燎原之势。
1898年的戊戌变法失败，砍了谭嗣同等六君子的头，也难解慈禧太后心头之恨。她深知，洋人是支持光绪皇帝的。她的位置不稳也是洋人在捣鬼。只有把中国土地上的洋人斩尽杀绝，方能解除心腹大患。据不完全统计，有两百多名西方传教士及其子女、两万多名中国教徒和平民百姓被杀。
贝茜关于“义和团”的记载从1900年5月持续到1900年7月15日。她写道：
那是1900年5月，我们第一次听说“义和团”。那时，他们已经来到了洪洞县。一天晚上八点左右，传教士埃尔德·范来告诉我“义和团”已经在城里训练了，他们就要来屠杀洋人了。
陆义全夫妇从洪洞逃往平遥的威尔逊医生处。后来平遥也很危险了。陆义全虽然身染疾病，贝茜也只能半夜抱起熟睡的孩子，随手抓起几件重要物品随夫逃生。
7月15日，四辆大篷车向南疾行，土路上黄尘飞扬。
陆义全夫妇一行十四人，包括两个女儿，四名冒着生命危险护送他们逃离的中国基督徒，从平遥逃往武汉。从平遥到汉口，他们一路逃离，贝茜根本睡不了一个囫囵觉，衣服也没有换过，更不要说洗澡了。
黄土高原的夏天，白晃晃的烈日炙烤着大地。厚厚的帘布围着的车棚，是个令人窒息的狭小空间，每个人都汗流浃背，呼吸急促。没有食物，缺少饮水，长途跋涉，整日颠簸。不几天，高烧、痢疾便纠缠着每一个人。最让陆义全夫妇揪心的是两岁半的大女儿玛莉，嘴唇干裂，高烧不止，连吞咽一口水的气力都快没有了。
8月3日晚上，他们已逃到河南，郑州城在望，玛莉却停止了呼吸。淡淡的月光照着她苍白的小脸蛋，大概是为了不让父母过度悲伤，小姑娘的面容非常安详平和。按教会的规定，出逃的成人死于路上，要就地掩埋。对于孩子，也只能按此规定执行。大家一齐动手，在城墙外的荒坡上，挖坑将玛莉和她的衣物一同掩埋，还用树枝做了个小小的十字架，插在坟头。
8月20日清晨，一直高烧、仅有十八个月大的小女儿安迪丝也停止了呼吸。教友一直抱着她渐渐冰凉的身体，不敢声张。贝茜不停地祈祷，任泪水哗哗地往下流。在这条逃难的路上，只能马不停蹄地往前赶，离武汉近一点，大家的安全感就增添一分。更为重要的是，不能让赶车的师傅知道车上有个死去的娃娃，他会以“大不吉利”为由，将所有的人都甩在危机四伏的路上。
在不到二十天里，两个可爱的女儿相继离开了深深爱着她们的爸爸和妈妈。这是让人撕心裂肺的人间悲剧，却不能哭出声来。当时，贝茜已有六个月的身孕，为了那尚未出生的孩子，她必须强忍悲痛！她想起了母亲。离别时，母亲教她背诵的那几段《圣经》，像神丹妙药一样让她保持了镇静。同工和贝茜轮换着抱着身体越来越僵直的小安迪丝。两天后，大篷车一直摇晃到河南与湖北交界的边境，才有机会把小安迪丝掩埋在一座山坡上。
8月28日，陆义全一行终于到达武汉。
四名护送陆义全一行的中国基督徒，表现出无比的智勇与忠诚。他们想方设法弄吃的给大家充饥，还陪着十几名洋人坐了几天牢；他们忍受着同胞的嘲弄与讥讽，将回到山西的家里。他们还有家吗？他们的家早已被抢光烧光了，家人已被打得遍体鳞伤甚至残疾。同族的人都骂他们为“二鬼子”，视他们为“异类”……他们会平安吗？什么样的命运在等着他们呢？
在武汉，陆义全听到山西传来的消息全是噩耗。在太原，那么多好友全家遇难；自己虽然失去了两个可爱的女儿，却还能幸存。还有躲藏在妈妈肚子里的孩子，经历了从平遥到武汉四十三天的惊惶出逃。
1900年10月24日，在上海，贝茜生下了一个哭声响亮的男孩，取名为波特。
波特，就是后来见证华西历史、留下许多影像资料的陆德礼教授。
跟随父母逃难回到英国的陆德礼（1901年）
三、回首太原血斑斑
1900年6月21日，清政府以光绪的名义，向英、美、法、德、意、日、俄、西、比、荷、奥十一国同时宣战。同时，也悬赏捕杀洋人，规定“杀一洋人赏五十两，洋妇四十两，洋孩三十两”。
于是，山西巡抚毓贤争做表率，通知各地传教士赶快到太原来集中，说这样才能让他们得到保护。谁知这是个大陷阱，传教士们携家带口，全被关入了牢笼。在太原，巡抚衙门前的空地上，经常一次就屠杀几十名甚至上百名基督徒。陆义全夫妇在太原的朋友纷纷遇难：
莱斯小姐被殴打至死；
休斯顿小姐惨遭毒打但一息尚存，却被人赶着车从身上轧过，因颈项被车轮轧断而死；
格鲁尔先生失去了他的妻子和孩子；
桑德尔斯先生失去了两个孩子；
库珀先生失去了心爱的妻子和儿子；
………
关于太原的屠杀，作家沈迦在《寻找·苏威廉》一书中引用了中国籍浸礼会会员、亲历者恽程的口述，描述了鲜为人知的细节：
第一个处死的是法尔定牧师，他跪在地上，只字未言。一瞬间，就死于刽子手刀下。
法尔定牧师一家是遇难人数最多的，除夫妇外，还有儿子葛爱、女儿罗思和伊丽莎白。在生命的最后一刻，法尔定夫人紧紧握住的是六只小手。
基督徒遭斩首后，被拉上前的是天主教徒。须发斑白的主教先被斩首，随后，神父和修女们也挨个遭处决。
被斩首的主教叫艾士奇。1860年来华传教。1876年华北五省发生大饥荒，他与李提摩太一起，千方百计赈济灾民。
毕牧师在临死那一刻仍在不断为别人祈祷。鲁教士视死如归，镇定自若。毕牧师夫人临死时还牵着儿子的手，不过孩子也随后被杀。剩下那位女士和两个小女孩也被处决。
那天共有五十五名外国人被斩首。还有一些中国的教徒被杀。屠杀一直持续到傍晚，死难者的尸体被遗弃在原地。第二天尸体被移往南门外。
恽程说：“外国人临死表现出的镇定自若让我们震惊，遇难者中除了两三个小孩子，没有一个人哭泣与呐喊。”
1900年6月，戴德生夫妇在瑞士休假。听到这些消息，他们感到天崩地裂，完全惊呆了。
7月初，顾正道牧师在保定被杀；7月9日，四十七名宣教士在太原遇难。在一系列事件中丧生的宣教士（不包括没有教会身份的洋人）共计一百八十九人。单内地会遇难者就有七十九人，其中成人五十八人，孩童二十一人。
1902年，义和团运动已被镇压，陆义全和其他七十几位宣教士要再度回到中国。贝茜还能再回去吗？她的身体衰弱，需要静养；寡居的母亲已年老体衰，需要照顾；更重要的是，她那刚刚两岁的儿子波特，在中国那个贫穷的地方还能生存下去吗？想到逃离山西所经历的惨痛，想到长眠于荒山野岭的两个可爱的女儿，想到她们小小的僵直的身体，想到那血腥的杀戮场面——中国，意味着两座孤独的没有标识的小坟丘，意味着可能存在的敌意与迫害。而自己——“我年纪已过四十，不可能再生孩子了，波特是我们唯一的孩子了，绝不能再失去他，绝不能！”
戴德生的慰问信，让贝茜想起这位令人敬仰的前辈所经历的苦难——
戴德生是1854年经历了一百五十六天漫长而痛苦的海上航程才踏上中国土地的。一到上海就遇上小刀会与清军的激战，若不是天降大雨，战火已烧到他的窗前。他开始传播福音时总是被人耻笑、辱骂，他睡过荒庙，宿过街头，挨过殴打，遭过抢劫。他的妻子玛丽和三个女儿均死于中国。虽然如此，内地会却得到空前的发展。
经过了极其痛苦艰难的挣扎，贝茜终于伏在了主的面前：再一次把自己献上。
1902年，贝茜与丈夫带着两岁的波特回到了山西平遥。
1903年10月，他们又举家搬迁至洪洞，因为那里的工作站已经重建完毕，也就是在洪洞，有人从一废墟中发现了贝茜的《圣经》。真是出人意料的、失而复得的无价之宝！
如今，在保存下来的页面中，我们仍能看到关于贝茜生活的那个年代的一些印记。《圣经》的皮套已经不是原装的了，可见它一定常常被贝茜翻看。
扉页上，有陆义全二十二岁离开时写的一段话：
贝茜·罗伯特，这是来自朋友的一份感激。因为在她的影响下，我决定投身于上帝的事业，去中国传播上帝的福音……
贝茜还在那本《圣经》上，记下了玛莉和安迪丝的灵魂飞向主身边的时辰，也留下了泪水洇湿过的痕迹。
四、从山西，再到四川
义和团运动之后，戴德生坚持不要赔偿，而且竭力与英国政府撇清干系。他深知，中国人总是把列强的政府行为与传教士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就像把“热狗”和“狗”混为一谈。肯定有欺侮中国人的传教士，但也有不少反对向中国输入鸦片、反对吸鸦片、反对炮舰政策、反对炫耀武力的传教士，比如戴德生本人。而不少中国人却将传教士视为给炮舰装饰橄榄枝的帮凶。最好的办法是，让事实证明一切。所以，传教士们重返山西之后，除了整修被捣毁的教堂，第一件大事就是兴办教育。
李提摩太，是清政府为结束“庚子之乱”恭请出山的、最信得过的著名传教士。他与戴德生有着同样的观点，就是传教士生命可贵，非金钱可以赔偿。他也明白，官府的巨额赔偿一定会转嫁到老百姓的头上，而这会进一步增加仇恨。为此，他建议，“在太原建立一所西式大学，以克服人们的无知和迷信——这种无知和迷信正是导致对外国人进行屠杀的主要原因”[1]。
1902年，山西省第一所现代大学山西大学堂开学。庚子年之后，山西的一大变化就是“学校数量增多，并趋于完善，出现从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到高等教育的教育体系，还有专门和职业教育，教学内容上加强了科学知识的传授”[2]。
陆义全牧师又回到洪洞传教。与此同时，何斯德在洪洞创办了普润中学，后来这所中学校改名为洪洞一中，是现在山西省的著名中学。
洪洞县虽小，但在中国历史上可以说是不可或缺、声名显赫的。
元朝末年，除兵乱之外，水灾、旱灾、蝗灾、瘟疫不断，使中原赤地千里，城邑多成荒墟。而山西相对安定，人口比河北河南的总数还多。据史书记载，明朝皇帝下诏，从洪武二年（1369）至永乐十五年（1417）约五十年间，组织了八次大规模移民，涉及十八个省四百多个县市的八百多个姓氏。移民们在晋南洪洞县一棵汉代大槐树下集合，办理手续领取盘缠，分赴各地。
此后六百多年，洪洞县的大槐树，便永远耸立在民族的记忆里。
陆义全和何斯德，就在这棵大槐树下，播下西方文化的种子，为山西成为20世纪30年代中国的“模范省”，造就了一大批人才。
1925年初夏，陆德礼回来了。
二十五年前，他藏在妈妈的肚子里，惊险地逃出了洪洞县。如今，他带着新婚妻子，从新大陆回家来了。白发苍苍的陆义全夫妇闻声出门，和儿子媳妇紧紧相拥。
1931年，陆德礼被派往成都新都的教堂担任牧师。1937年又受聘于华西协合大学，教授英语。
酷爱摄影的陆德礼，留下了数千张珍贵照片。他怀着极大的热情，用影像记录下了20世纪30年代的都江堰放水盛典。
也许，陆德礼躲在妈妈肚子里逃出山西，是上帝赋予了他把山河美景、历史画卷真实记录下来的特殊使命。
贝丝一直珍藏着父亲的作品。在家中，她边说边笑，满满的都是对少女时代的美好回忆：
“在华西坝，我好快乐啊！我喜欢游泳、爬树、运动、旅行，还爱搞恶作剧！我不会游泳，竟敢跳到锦江中去踩水，一直往河心走，江水涌过了腹部，脚下就发软了，我赶紧后退，乐得伙伴们哈哈大笑。我和女孩子们爬树，个个身手矫健，猴子一样，唰唰唰，一下子就攀爬到高高的树枝上，吓得老师在下面直叫：‘小心！危险！’还有，钟楼下面，荷花池旁，有一排竹篱笆，编得非常扎实，我们一群女孩子就爬上去，骑马一样骑着竹篱笆，有节奏地左晃右晃，开心极了！
“我们无忧无虑的生活，是被日寇的飞机毁掉的。听到了尖厉的警报声，妈妈带着我们四个孩子，逃到郊外，回望成都，浓烟滚滚，火光冲天。我们为爸爸提心吊胆，他还在市区内，不知道安不安全？我们不断地为他祈祷。他曾经为一对新人主持婚礼，却被警报声中断了三次。最后，婚礼办得非常成功，一对新人都感动得掉泪了。
“每当我想起大轰炸，那些火光，那些倒在血泊中的无辜的生命，我就感到我跟华西坝、我跟中国土地、我跟中国人血脉相连。”
1989年，贝丝曾带着儿子、孙子来成都，看她的出生地；2008年，她参加了老照片展览；2013年，她参加了新场的“百年影像馆”开幕盛典；2016年，她参加了华西加拿大学校在第七教学楼的展览。华西坝的一草一木，都让她怀念！
五、历史“随意”埋下伏笔
1911年10月29日，辛亥革命之火烧到山西。阎锡山率领新军千名，冲进巡抚衙门，杀了拒不投降的巡抚陆钟琦。在一片混乱中，阎锡山被推举为都督。此后三十八年，山西姓“阎”。外省人叫他“阎老西”，实际上是手握军政大权的“山西王”。“阎老西”与云南的蔡锷、四川的尹昌衡同为日本士官学校毕业生，见识过“东洋”，深知日本的“先进”都是从欧美师父那里学来的，其眼界不同于冥顽守旧的大清官员。“阎老西”治下的山西省，曾是中国的“模范省”。对兴办洋学堂，“阎老西”也是积极支持的。
1936年初秋，一个被父亲亲切地叫作“随意”的女孩子，从山西孝义东乡农村，考入了美国基督教会创办的汾阳铭义中学。这在方圆数十里成了轰动一时的新闻。
铭义中学为“随意”展开了一个全新的天地：有采光充足、窗明几净的大教室，有化学实验室、物理实验室、生物标本室，有图书馆、大操场、大礼堂，还有供暖气的宿舍以及能吃白面的两餐，加上衣着整洁、彬彬有礼的中外教师——对于从贫穷农村来的孩子，简直可以说过上了天堂般的好日子。
第一天住进学校，“随意”就失眠了。后来，她在八十岁写的回忆录《随意》一书中诗意地写道：
我看见窗外有月光，就爬上窗台，坐在窗沿上，背靠着墙，双手抱着膝盖发呆。月光下，簇簇花木泛着幽幽的银光，阵阵凉风袭来，风中飘着淡淡的花香，很是惬意。但我心里也有些紧张，一是黑暗中害怕有鬼爬上来，二是怕自己万一睡着了会掉下去。我虽然才离家，但此刻真有“举头望明月，低头思故乡”的感觉……我就这样胡思乱想着，彻夜未眠，一直在窗台上坐到天亮。
接着，是快乐而严谨的学校生活。
她记得，初上英语课，大个子美国老师听不懂地方话“二不愣”闹出的笑话；她记得，参加童子军，跋山涉水，学习做野炊、救护伤员的实用技术，在后来的革命征途中派上了用场；她还记得，第一次走进西医产科医院，看到外籍医护人员一身雪白的衣服，有条不紊地为产妇和婴儿服务。那些婴儿，洗得干干净净，红红的脸蛋，头戴白色软帽，睡在白色的襁褓里，实在可爱极了……
铭义中学的学习，影响了“随意”一生。她在回忆录《随意》中写道：
来到汾阳铭义中学上学，是我第一次离开家开始自己的独立生活，也是我第一次打开眼界，看到外面的世界。加之日后我在这所学校学到的知识和受到的良好教育与锻炼，使我一生受益匪浅。
由于抗战爆发，铭义和铭贤两所名校合并，南迁至四川金堂。1938年，十七岁的“随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从此投身革命。“随意”，就是马俊之。
经四十年风雨历练，1978年，马俊之被任命为四川医学院院长。1985年，四川医学院更名为华西医科大学，恢复了“华西”的名号。各个高校都在做校史的编纂工作。摆在马俊之面前的一个巨大难题是，如何书写从1910年以来的这一部校史？
卫生部部长钱信忠来了。他坦诚地与华西校史编写组的老同志谈自己的看法：我们过去所面对的英、法、美、日等各国政府，代表垄断资本的利益，恃强凌弱，压榨中国；而传教士们带着宗教情怀，来中国办教育办医院，像北协和、南湘雅、东齐鲁、西华西等，为中国带来了现代医学，为中国人民做了不少好事。我们应当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摆事实，写史实，而不是从概念出发，为了证明概念而歪曲事实。历史终究会露出真相。你们要学习太史公司马迁写《史记》，客观、公允、秉笔直书，写出来的校史，要经得起检验。
马俊之对于钱部长的谈话心领神会。她组织了编写组，特别邀请了精通英语的谢桐教授，查阅了大量资料、档案，反复核对，力求准确。1990年，一部较为客观、公正的《华西医科大学校史》，终于完成了。
比如，有关大学的筹建，固然有加拿大、美国、英国教会协同办学的积极性，更是中国历史潮流推动的结果。《华西医科大学校史》写道：
当时的中国，一方面深受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一方面维新变法失败后又兴起了革命。“废科举，兴学校”是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必然要求……大学的筹建，曾得到中国政府和地方当局的许可和支持。
中国人民坚决反对帝国主义侵略；但从中国社会经济政治变革的需要出发，又欢迎外国学者来华办学介绍科学技术，这正是华西协合大学能够创办的一些重要历史因素。
这样写，就把中国社会发展需要办大学，历届政府与地方官员支持办大学，五个差会有办学积极性客观、准确地陈述清楚了。
一直以来，人们都误以为对于“教会办的大学”教会有无边的权力。其实，早在1926年，在“收回教育权”的爱国热潮中，五个差会就开始让步，从教育大纲到管理层面，均开始中国化。
“中国化”有三条硬指标：一是中国人当校长，校名冠以“私立”；二是按教育部颁发的大纲行课；三是信不信教由学生自愿选择。1933年9月23日，四川省教育厅转来中华民国教育部“准予立案”的消息，华西协合大学的历史揭开了新的一页，成为教育部管辖的私立大学，而以中国人为主的校务委员会握有实权。
这部《华西医科大学校史》，对毕启（Joseph Beech）、苏道璞（Clifford M.Stubbs）、启尔德、林则等建校的重要人物都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
历史，就这样“随意”埋下伏笔。
【注释】
[1] 参见沈迦著《一条开往中国的船》（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
[2] 参见沈迦著《一条开往中国的船》（新星出版社2016年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