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全运会个人金牌的那年，比赛是在江苏的主场。当时正是《亮剑》热播的时候，所以省体育局的领导到队里“训话”时，总是慷慨激昂地嚷嚷着“亮剑”，让我不禁回想起我在国内外赛场初次“亮剑”的那些经历。
亮剑江苏队：吃苦、受累、挨饿
从1986年9月进入省队，到1988年下半年，甚至到1989年的上半年，是我这一生中最最痛苦和黑暗的一段日子，太苦了。
我那时的身高只有一米六四，在击剑运动员里算矮个子，就是跟省队的女孩儿比都算矮的；我那时还不到13岁，在队里是最小的，其他队员至少都比我大3岁。
可省队的训练量比体校的时候大多了，我又在打基础的阶段，只能比别人练得更多。
虽然必须比别人练得多，但我的正常训练时间又比别人少：因为我必须在省队和省体校两边跑——我虽然跟着省队练，但毕竟关系在省体校，得比别人每周多上三个半天的文化课。所以我那会儿的生活节奏是：每周一、三、五的早晨6点出早操，一个星期出三次，然后去上文化课，下午到晚上全部跟体工队训练，二、四、六则全天训练。
南京的冬天，天还没亮的早晨6点是非常冷的，冷得你根本就不愿意动。出早操的量实在是太大了：田径场的400米跑道上先跑五圈，然后压韧带，再是包括短跑和中跑在内的各种跑，50米十组、100米五组，最后再跑个5000米长跑。
我和我的省队教练储石生
一节早操下来，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傻掉了，还得赶紧跑回省体校去，吃饭、上文化课。
早操的记忆是累和冷，早餐的记忆是吃不饱——在省队练在体校吃，等于是干大人干的活儿吃小孩儿吃的饭，怎么可能吃饱呢？而且体校的伙食根本不能跟省队比，那么大的运动量，根本不能保证营养需要。
还有比累和饿更可怕的。
我的教练是储石生，当时刚刚从运动员退役，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又没有结婚，所以天天在训练场上盯着。他是特别自律的一个人，每天开着辆摩托车早早就来了，我那时候早晨最怕听到下面“嘟嘟嘟”的摩托车声，一听到这声音就想：千万别敲门，但马上就是一组只能算是砸门的声音，大喊着：“起来了！出早操！”……他就属于这种，一天都没迟到过，唯一迟到过一次，他还内疚无比地说“我今天迟到了，实在不应该”。
因为我最小，所以天天得加练身体素质——现在的运动员一练素质都叫苦，我就说你们这算什么，当初我们练弓步，一个早晨负重500次、再徒手500次，教练在旁边一个个数着，差一个都不行。
其实作为运动员来说，碰到这样的好教练真是不容易，就看能不能顶住。
1987年春天，全国青年比赛要在昆明举行，队里要派两个人去参赛。储石生决定选拔，6个人比赛，谁打到前两名谁去。我跟他们16到19岁年龄组的一起比，最后打到第三名。打完以后哭得一塌糊涂，哇哇地哭，感觉第一次受到刺激了，而且我们彼此之间最后小分算起来都差不多，我就比人差了几剑。
大伙儿都安慰我说没什么，别人都比你大嘛。但我不管，就是想赢他们，所以玩儿命地刻苦训练，也没管他比我大3岁还是4岁，就是跟他们干！
江苏队的训练到今天都是这样，一到周末就举行大循环比赛，从一线运动员到小孩儿都可以参加，裹在一块儿打，谁有本事就把他们全打掉了，这种训练体制还是不错的。
那时我们还跟着女子花剑的国家队练，因为1984年国家体委作了一个很特殊的决定：将国家队分成红队、黄队，其中黄队就是女子花剑队，是由江苏省负责的，所以国家队的教练文国刚他们都在南京进行集训，我们几个小萝卜头就跟在后面——我们自己队里的大队员经常会去比赛，这时我们就只能跟国家女花训练，一块儿练一块儿打。所以，老的一批女花名将像李华华、朱庆元、栾菊杰这些人，我都跟她们练过。
那个时候有个目标：尽快出成绩，尽快吃上体工队的饭。体工队吃饭的规矩，是按成绩吃不同的伙食，有成绩的人吃“冠军灶”，还发水果什么的，而我什么都没有，就是体校里的一荤一素两个菜加一瓶酸奶，去晚了就没菜了，还得跟盛菜的师傅混好，这样他才可能会多给你半个肉元。
家里人也觉得我营养跟不上，所以我爸妈每到周二，会带着熬的汤，跑到队里偷偷给我吃。
那时候，家里每星期还会给几块钱零用钱，每个周五周六打完比赛，回家路上就一个想法：大吃一顿、大睡一觉。特别愿意回家，就是为了吃饭睡觉，而且还能带着点儿钱回来，这样每个星期天晚上就像过节一样，一帮人骑个自行车找家孝陵卫的餐馆冲进去大吃一顿，因为周末回来都有钱了嘛。
亮剑青运会：“冠军灶”和奖金
1988年，我参加了在贵阳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不到15岁就出现在成人比赛的赛场。到这年下半年，我已经可以经常打到省队的前几名了。
终于吃上“冠军灶”是1989年。
那年上半年的全国冠军赛，我代表江苏队获得了第三名。按照规定：只要打进全国成年前三名，就可以进入体工队的“冠军灶”吃饭，随便吃。所以，虽然我那会儿还不算省队的正式队员，关系还在省体校，但已经拿着盆子去“冠军灶”吃饭了。
还记得第一次吃“冠军灶”的情景：
身边都是江苏体育的名人，像杨阳、赵剑华什么的，但有一个当时我不认识，悄悄地问了别人，才知道她叫赵友凤，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获得了马拉松比赛的第五名，影响不亚于后来的“马家军”。
“冠军灶”的伙食，和体校比是天壤之别，所以1989年下半年我去参加全国锦标赛——中国的大多数体育项目大都一年有两次全国比赛，上半年是“冠军赛”，下半年是“锦标赛”，一般来说“锦标赛”比“冠军赛”难打一些，但两个比赛的冠军都算全国冠军——的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我得保持在前三名里，我得有吃“冠军灶”的资格，因为那儿吃得真好。
天天吃“冠军灶”，谁都以为我已经正式进队了，所以到我1989年12月份正式进入省队、开始拿工资的时候，人家都很惊讶地说：你还没工资？你不是体工队的？
1989年最重要的比赛，是在沈阳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我们队有6个人符合参赛的年龄规定，但只能去4个，经过队内选拔，我如愿入选。当时的青运会跟现在一样，年龄限制在19岁以内，而我当时只有16岁。结果，我在预赛和决赛中都获得了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我家里有张得冠军时的黑白照片：穿着最土的飞跃鞋。
打完青运会之后，省里为了奖励我们，让击剑队在年底出访香港，我也去了。那是一次邀请赛，算是我第一次出国——那会儿香港还挂着英国国旗呢。
刚拿到青运会冠军，我骄傲得连北在哪儿都不知道，特牛，烫了个现在看来特别土的头发，就去了香港。那个年代，去趟香港还是蛮难得的。
参加那次比赛的有韩国队、日本队、香港队、中华台北队等等，我们队除了我以外全是成年队的，当时有几件事我印象很深刻：
1989年青运会，我第一次在全国比赛中获得冠军，从左至右依次为林亮、彭金飞、王海滨、褚伟、过鹰、储石生、汪昌勇、赵艺峰
一是跟台湾人换东西。走之前“出国教育”让我们不能跟台湾队讲话，我们就偷偷地跟人换东西，人家穿的全是西装，我们是省队的不是国家队的，所以穿个T恤衫就去了。当时香港人瞧不起我们，一讲话，就说你这也不懂、那也不懂，我心想这都是什么人啊。而台湾人挺好，台湾人什么都教你。
二是宴会，非常正式的宴会。开饭前先是致辞送礼什么的，而我在一边，看着桌上的刀叉就发愁，心想这可怎么吃呀，坐在那儿不敢动。好在我还算聪明，就看着对面坐的香港人，他拿那个我就拿那个，他拿这个我就拿这个，他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吃得特受罪。
三是“大件指标”。当时出国有“大件指标”，我就想着买个电视机，可是我们大队员想抢走我的指标，说“你要这个干吗？给我，我去买摩托车去”。可是等我们出国的时候，没有“大件指标”一说了，改革了。
我在青运会上拿了两块金牌，得了3200块钱的奖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花，太大数字了。发完以后直接拿给我妈了，我妈高兴坏了：“你们这儿发这么多钱呀！”
所以，1989年是我比较膨胀的一年：青运会拿了冠军得了奖金、年底去了趟香港、又进专业队了——对运动员来说，进体工队是人生的一大坎儿，要“政审”等一大堆事——那时的感觉：太完美了。
亮剑国家队：从钟山到老山
包括击剑在内，江苏的大多数专业队在孝陵卫的南京体育学院院内，那是江苏体育的大本营。
即使是在夫子庙一带已经人满为患的今天，南京体院内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仍然是梧桐浓荫的天下。
置身钟山之下，我没有时间感受校园的好风景，更无暇寻访那里古雅的历史文化。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时我经常踢球的“中央体育场”，对于中国体育的纪念碑意义，丝毫不亚于“鸟巢”和“水立方”。
和金陵王气的钟山孝陵卫相比，北京的老山可就太惨不忍睹了——
幸福的1989年过去之后，来年3月我就进国家队了，当时他们正在备战北京亚运会。我到国家队是短期代训，不算正式成员。
那是我第一次到老山，直到今天都记得怎么去那儿的——
因为要坐火车去北京，老爸就给我办了一张银行卡，说你别带这么多现金出门了，然后扛着剑包把我送到火车站。那会儿南京到北京的火车得坐一个晚上还多的时间，到了北京坐地铁，扛着剑包一个人坐——那会儿北京有“面的”，但是哪儿敢花钱？十块钱打车，我感觉太贵了！
位于南京体院的中央体育场，对于中国体育的意义不亚于“鸟巢”
那会儿老山和现在不一样，全是树，荒得一塌糊涂，特别多坟，特别多树，荒无人烟的。
到了国家队一看，很多熟人，因为江苏队有很多大队员在那儿。
我到的那天是星期天，他们打牌缺个人，把我拖到那儿去打，打到半夜。早晨把我弄起来，晕乎乎地吃个早饭就上训练场了。准备活动叫“贴烧饼”，就是抓人，男女队员在一块儿做，见我是个新来的，男的女的就全抓我，教练在边上看到这种情况，知道是老队员要给新来的一点儿颜色看看，也就跑了，结果二十多分钟里我一秒钟都没歇过，下来以后眼冒金花，直接就吐去了。
当时国家队男子花剑有两批人：大的一批有张志诚、尹桂民、刘云宏等，中青一代有王利宏、叶冲等，一共有十三四人，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是叶冲，也比我大4岁。
那会儿国家队是大集训，每个组都十三四人，整个那栋楼全是国家队的。我觉得那会儿比现在好，虽然没什么业余生活，四人一屋，只有一个小黑白电视，洗澡都是拎着盆到老浴室共浴，但是大家的精神面貌都很好。
那次我去了3个多月，我当时想能坚持下来就行了，先去尝试尝试。当时男花组的教练是王福云，但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1990年亚运会，所以根本管不过来我们。女花那边人也多，栾菊杰已经不练了，肖爱华是最红的，然后是孙红云、鄂洁这帮人，女花是整个国家队的龙头。
练了3个月之后我就回江苏了，因为我参加的是国家队的大集训，没有亚运会任务。
在这里，我把中国男子花剑的脉络简单地梳理一下——
在1965年之前，虽然也有像陶金汉老先生那样的代表人物，但因为还没有正式的全国比赛，所以那个时期的比赛冠军，不能称之为全国冠军。
第一个全国冠军是文国刚，他是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的个人冠军，那时候没有团体赛。文指导后来带出了栾菊杰，并且担任了很长时间中国击剑队总教练，对中国击剑的贡献是很大的，他的训练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有一定影响。文指导作为运动员坚持了很多年，1974年全国比赛他仍然获得冠军。
第二个全国冠军是张晓石，他是我在国家队的教练，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很大帮助。他在1975年的第三届全运会决赛中战胜文国刚获得冠军。现在，他仍然在教练员岗位上发挥着余热。
从1977年开始，男子花剑的全国个人冠军基本上是年年出新人：1977年王福云，他是我在国家队时的第一位教练；1978年是吴赴京；1979年全运会是邱红军；1980年又是吴赴京；1981年是刘云宏。
1982年的全国个人冠军是储石生，也就是我在江苏队的教练，后来也当过国家队教练。在中国男子花剑的历史上，我把他视为第三个代表人物，他也是1983年的全运会个人冠军。
从1985年开始，张志诚、劳绍沛、王利宏、尹桂民等人先后获得过全国冠军，他们算是我师兄辈分的，我正是通过和他们的一次次交手，最后一个个战胜了他们，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接下来的代表人物就是叶冲了。
叶冲比我大4岁，我刚进入江苏队的时候，他已经代表上海参加过1987年的全运会了，那次他获得第六名。1988年，叶冲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他和女子花剑的肖爱华都获得第五名。1989年世界青年锦标赛，叶冲获得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金牌，这是栾菊杰之后，第二个在世青赛上获得冠军的中国运动员。这个成绩，使得叶冲在一个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男花的顶梁柱。
从叶冲的这次世青赛金牌开始，男子花剑在中国剑坛的地位有了很大改观，虽然男花运动员仍然免不了给女花选手当陪练的义务。
1990年的亚运会上，中国队获得了10块金牌中的7块，包括男花的团体和个人、男佩团体和个人、女重团体和个人，以及女花的团体冠军，这是1974年中国首次参加亚运会之后成绩最好的一届。
1974年亚运会上，中国队只获得两块铜牌。1978年曼谷亚运会，男子佩剑的王锐基获得了中国的第一块亚运会金牌，此外，栾菊杰为主将的女子花剑获得了团体和个人两块金牌，中国队还获得了男子重剑的团体金牌。
1982年印度的新德里亚运会没有击剑比赛。而在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上，中国和韩国打了个平手，各获得四块金牌，中国队获得的是女花团体和个人、男佩团体和个人的金牌。
这也就是说，从1974年到1986年，在四届亚运会上，中国男子花剑都没有获得过金牌，所以叶冲他们在北京亚运会上能够战胜韩国人包揽男花金牌，是中国男花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亮剑世界杯和世锦赛：出国初体验
亚运会完了以后，国家队进行了大调整，王福云这些教练全部退休了，换了年轻教练，男花组的主教练换了张晓石，他是从省队直接进的国家队，特老土地、瘦瘦小小地、黑了吧唧地就来了，他以前做过总教练文国刚的助手，是文国刚点名让他来的。
张老师做教练的特点是脑袋瓜儿比较好，比较执着，比较喜欢钻研。当时他就在想：老一拨运动员里就留下了劳绍沛和张志诚，要备战1992年奥运会，叶冲跟王利宏他们是中坚力量、顶梁柱，但光靠他们还不行，还得招一批年轻人，我就这样正式成为国家队的一员。
到1991年上半年的全国比赛，虽然叶冲他们明显比我要强，但像尹桂民等人对我就不占优势了，我就成为张晓石“提拔”的第一个人。
1991年3月的全国击剑A级赛，我第一次打进前三名，冠亚军分别是叶冲和王利宏。那时国内击剑比赛的赛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除了锦标赛和冠军赛之外，还模仿国际上的做法，增加了A级赛，那一年设立了两站，分别在广州和上海进行。这年8月的全国冠军赛，我的名次又晋到了第二名。
1991年我还获得了一项比较重要的荣誉：在城运会上获得了金牌，获得第三名的是董兆致。
这也就是说，到了1991年，我在国内比赛中已经经常可以进入前三名了。这样我就获得了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比赛的机会，在巴黎。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很兴奋，之前去过香港不算。到那儿以后直接拉到“一四八”，中国那会儿去法国的人全部住那儿，就像是外交部办了一个招待所一样。我记得那次穿着一身红的运动服，去了好多地方游览，这么多年我去过几十次巴黎了，都没像那次那样去过这么多地方，所到之处照相、买点儿香水、买个破塔之类的纪念品，还感觉特高兴。
比赛的时候，感觉老外打击剑怎么这样的？运动员比赛期间还弄个咖啡喝喝，跟国内完全不一样。
比赛前的那天晚上，我还真紧张得睡不着觉。我印象中，参加过这么多比赛，包括现在伦敦奥运会我都呼呼大睡，但那个时候真是紧张。到了第二天比赛的时候，特兴奋，准备活动做老半天，就想着别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后来才知道，打这种比赛经验很重要，对方强不强是次要的，进入状态得快，上去七捅八捅，捅完以后赢几场就放松了，可那会儿不懂，准备活动做的时间太长，提前兴奋了。那会儿我基本上没怎么跟老外交过手，也就是跟韩国人打过，跟大鼻子的基本上没交过手。
还有一件事我印象很深：比赛前去一家俱乐部训练，我若干年以后去过，那个俱乐部在巴黎歌剧院后面，有两兄弟水平不错。其中一个现在是法国最大的器材商，牌子就叫“兄弟”，这两个哥儿们是和叶冲一个年代的运动员。人家看到中国队来了，觉得很新鲜，但那两兄弟认识我们，就跟他们俱乐部教练讲叶冲是1989年世青赛冠军，两兄弟中的哥哥是第三名。这样，他们就挺热情地让我们进去了，还非要跟我们打个比赛。比赛过程我记不清，反正应该是我们赢了。
打的过程，其实也就是我们第一次具体接触法国击剑文化的过程，我们特老土，都穿着运动服，谁也没带换的衣服，其实人家那儿是能洗澡的，什么都有。我们一身臭汗打完以后，老外说有party，就在俱乐部开了几瓶酒往那儿一放，端上几个小盘子的点心，就在那儿聊起来。老外喝酒，都是一杯酒喝一个小时，主要是聊聊天，可当时我们都实在，觉得那个香槟酒挺甜的，就一杯接一杯地喝，出来坐车，小风一吹，我吐得一塌糊涂。
法国的俱乐部就是这样，一边喝着酒一边打着比赛，可那会儿我们不懂，忒实在了。
当时的世界杯没有团体赛只有个人赛，我第一轮就被淘汰了。当时比赛跟现在不太一样，先要打四轮比赛：六七个人分成一组，前四名进入第二轮；第二轮是六个人一组，前三名进入第三轮……这样一直打到决出前十六名之后才开始淘汰赛。这种赛制的比赛，实在是太难打了。
当时带我们去比赛的是现在自剑中心的王伟主任，他当时是国家体委四司击剑处的工作人员；处长是肖天，现在的国家体育总局副局长；副处长是薛立，她当过游泳中心和足球中心的副主任，现在在总局的文化中心当书记。
当时那会儿，我们男子花剑一年只能参加三次世界比赛，因为经费有限，要全力保证女子花剑。当时的领导对男花也算重视，因为男花跟女花在一块儿，男队员基本上是给女的当陪练。
除了世界杯之外，我在1991年还参加了世界锦标赛，同时也是奥运会资格赛，是在匈牙利布达佩斯举行的，领队是肖天，还参加了在英国谢菲尔德举行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
按照实力，当时我在国家队大概排在六七位，因为张晓石教练把我作为一个最重要的年轻人来进行培养，所以给我不少参赛机会。
1992年男子花剑世界七强赛，中国队获得第三名，左起依次为向艳斌、王海滨、叶冲、王利宏、劳绍沛
在1992年奥运会之前，中国队参加了1984年和1988年奥运会的男子花剑比赛，在团体赛中分别获得第七名和第八名，从1992年开始，奥运会击剑比赛开始进行选拔，按照规则，获得世界锦标赛前12名的队直接出线，我们在争夺前8名的比赛中碰到了日本队。当时比赛的赛制还是4对4，每个队报5个人、1个候补，中国队4名正式队员是叶冲、张志诚、劳绍沛、王利宏，我是候补。
那场比赛进行得很激烈，张志诚一场没赢，连输了3场，当时团体赛是4对4打16场，每场比5剑，赢一场得1分，谁先得9分谁就赢了，如果打到8比8的话就算小分，如果小分相等就加赛。
在团体赛前的个人赛里，我打进了前32名，中国队一共报了5个人，有3个人打进前32名，是我、叶冲和张志诚，但是团体赛我根本就没想到有可能上。
张志诚输了第三场之后，张晓石手一挥，让我做准备活动，准备上！
我的头一下子就热起来了，就上去了，日本队这时也换了一个人，我们两个人都很紧张，我前面有一分，已经把他逼出警告线了我都不知道，还往前逼他，还往前捅。
那场比赛，一直打到4比4，最后一分我输了，但是整场比赛我们赢了——劳绍沛同志发挥了一个大队员的优秀品质，在我们8比7落后的时候，他最后一场必须赢，在赢的前提下再算小分的话，如果他5比2赢我们输、5比1赢打平、5比0就我们赢了。结果他上去以后干净利落打人家5比0。
比赛结束以后，我们都倒在地上了。你想多么大的压力，赢你就进奥运会了，打平的话一边得出一个人再决一场，太残酷了。
后来，劳绍沛就是因为这场比赛去了奥运会，张志诚则因为这场比赛没去奥运会。
亮剑奥运会：无所谓和有所谓
从那个年代开始直到今天，中国的“国家队”其实包括两个概念：常设国家队和集训国家队。常设国家队是有编制的，例如击剑的国家队是1984年奥运会之后在9月成立的，编制为运动员30人、教练员6人、工作人员6人、辅助人员18人，进了这个编制的运动员算国家队的正式运动员；还有一种情况是集训国家队，这种情况哪个项目都有，人在国家队训练但是“关系”并不在国家队。
1990年底我再次进入国家队的时候，就已经是编制内的运动员了，而1990年3月我第一次进国家队的时候，还属于集训的性质、编外的性质——在我当运动员的三个阶段，有过三次“编外”经历：第一次是在体校，别人是“住训”唯独我“走训”，别人在体校吃饭而我只能偶尔去蹭饭；第二次是在省队，虽然跟着大队员一起训练，但是不享受省队运动员的待遇而只算是体校的人；第三次就是在国家队的编外经历。
但当我再次进入国家队之后，我的身份就变成了正式的，打完1991年的世界锦标赛之后，我在国家队的位置就更加巩固了，变成了几个主力之一——劳绍沛是老的，叶冲、王利宏是中间的，其中叶冲是顶梁柱，我是年轻的，还有陈飚。
在这些人里，我的优势就是能练，特刻苦，练什么自己都会主动地加倍练，别人练一个我得练两个三个，所以张晓石教练就说过，海滨是练不死的，他要说累了那可是真累了。
1992年参加奥运会的就是这五个人：叶冲、王利宏、劳绍沛、我还有陈飚。我估计我的实力在五个人中间能排在前三名，其他人里，我虽然在1992年3月的击剑杯赛上第一次战胜叶冲，获得了自己的第一个国内比赛冠军，但叶冲还是比我强一点儿，而劳绍沛则跟我差不多。所以在奥运会开赛前，我在队里的位置是很确定的：绝对主力，不但要打团体还要打个人赛。我记得当时争夺比较激烈的谁作为替补参加奥运会，主要是陈飚和天津的刘云涛。
那是我第一次参加奥运会，我们提前一个星期就进入了巴塞罗那的奥运村，感觉一切都很新鲜——
我第一次打保龄球就在奥运村打的，可以免费打。我跟叶冲两个人住一个房间，看到我的老乡、羽毛球的世界冠军杨阳在那儿打，他当时是马来西亚队的教练，就让他教我们，然后每天就去打保龄球，后来发现胳膊这条筋拿剑有点发软，才感到不能再打了，马上就要比赛了。
我第一次打电子游戏也是在奥运村里，当时电子游戏在国内还不是很多，我们都不会玩，到那儿看人家玩儿觉得特新奇。
我很喜欢奥运村这地方，吃喝什么都有，那届奥运会的运动员村在一个沙滩上，沙滩边上就是麦当劳、披萨什么的，感觉特好。吃的也好，回来以后我们家人都说，你参加奥运会去了回来胖一圈。那年是NBA球星第一次出现在奥运会上，所以我们在吃饭的时候经常能看到乔丹这帮人，感觉挺兴奋的。然后比完赛还不赶紧走，还能在奥运村里待个四五天，天天又吃又喝的，游完泳边上就是披萨、麦当劳，拿了以后躺在那儿吃完再去玩。
当时我19岁，能参加奥运会就觉得一切都很新鲜，因为能进代表团来到这里，对我来说就已经胜利了。当时中国击剑队的领队是肖天，我是参加击剑比赛的所有各国运动员里年龄最小的。我全程参加了各种活动，包括开幕式——那会儿重点项目的运动员大多是不参加开幕式的，就在那儿埋头练，击剑不是重点项目，男子花剑又不如女花重要，所以代表团对我们管得不严。
那届奥运会的击剑比赛一共有4个剑种：男花、女花、男佩、男重。中国队获得了3个项目的团体参赛资格，我记得女花的5个人是肖爱华、王会凤、鄂洁、孙红云和梁军；男佩的5个人是郑兆康、现在是香港队总教练，贾桂华、现在江苏队的男子佩剑主教练，杨震、现在天津队的主教练，还有蒋叶菲和宁显奎。男重我们没获得团体资格，只去参加了个人赛。
那次奥运会的个人比赛，我获得第九名，团体赛我们也获得第九名。当时那场团体赛是让我们非常痛苦的比赛，我们八分之一决赛的对手是最后获得第三名的波兰队。每队出4个人，我打头阵、叶冲收尾，结果我和叶冲各赢了3场，但是我们的三号四号选手表现得太差了，最后我们以7比8输掉了比赛。
输了以后，全队从教练到队员都很沮丧，因为没进前八，但我其实心里挺高兴的，觉得自己发挥很不错——当时太年轻，不懂——打完比赛该吃吃，该喝喝，该玩玩，无所谓。
回来总结的时候，张老师分析了比赛失利的原因，认为自己唯一的功绩就是起用了年轻选手并且成功了。
另外两个项目，男佩我们实力差一点儿，赛前就没有寄予太大希望，而女花的比赛则进行得很激烈——
那个年代，击剑这个项目能在世界大赛上进入前八名的话，都是一件了不得的事情，值得吹嘘一番，可是王会凤居然打进了女花个人赛的决赛，让我们觉得奥运会的金牌并不是那么高不可攀。王会凤和意大利的特里利尼决赛时，最后一剑是因为裁判错判才失去问鼎机会的，当时我们都在现场看，给我们感觉，奥运会前三名就是我们身边的人，王会凤还没有肖爱华强呢，居然进了决赛，还差一点拿冠军了，一下子感觉到最高领奖台跟我们并不是那么远。
应该说，王会凤的对手特里利尼是一位伟大的女子花剑运动员，她是1970年出生的，一直打到2008年北京奥运会，她在历届奥运会上，共获得4金1银3铜一共8块奖牌，而在世锦赛上，则获得过9金5银5铜一共19块奖牌。王会凤输给这样的对手，肯定是虽败犹荣。
对那次奥运会的经历，我印象最深，这是我第一次参加世界性的综合运动会。
可是回来以后，我那“无所谓”的心情大受刺激，因为获得金牌的运动员都获得了很高的奖金，那次是中国第一次为奥运会金牌给予几十万上百万的奖励，我听我们自行车击剑中心的许海峰副主任说过，他在洛杉矶奥运会“零的突破”的那次，奖金只有6000块钱。而这一次，我们江苏的张雄教练——他现在是江苏体育局副局长兼南京体育学院院长——带着林莉获得金牌以后，回来活动多得不得了，这些活动很多我也参加了，觉得奥运会金牌真厉害。
我明白了：别的比赛其实才无所谓，奥运会可是有所谓呀！
2000年备战悉尼奥运会体能训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