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拿全运会个人金牌的那年，比赛是在江苏的主场。当时正是《亮剑》热播的时候，所以省体育局的领导到队里“训话”时，总是慷慨激昂地嚷嚷着“亮剑”，让我不禁回想起我在国内外赛场初次“亮剑”的那些经历。
亮剑江苏队：吃苦、受累、挨饿
从1986年9月进入省队，到1988年下半年，甚至到1989年的上半年，是我这一生中最最痛苦和黑暗的一段日子，太苦了。
我那时的身高只有一米六四，在击剑运动员里算矮个子，就是跟省队的女孩儿比都算矮的；我那时还不到13岁，在队里是最小的，其他队员至少都比我大3岁。
可省队的训练量比体校的时候大多了，我又在打基础的阶段，只能比别人练得更多。
虽然必须比别人练得多，但我的正常训练时间又比别人少：因为我必须在省队和省体校两边跑——我虽然跟着省队练，但毕竟关系在省体校，得比别人每周多上三个半天的文化课。所以我那会儿的生活节奏是：每周一、三、五的早晨6点出早操，一个星期出三次，然后去上文化课，下午到晚上全部跟体工队训练，二、四、六则全天训练。
南京的冬天，天还没亮的早晨6点是非常冷的，冷得你根本就不愿意动。出早操的量实在是太大了：田径场的400米跑道上先跑五圈，然后压韧带，再是包括短跑和中跑在内的各种跑，50米十组、100米五组，最后再跑个5000米长跑。
我和我的省队教练储石生
一节早操下来，我觉得我整个人都傻掉了，还得赶紧跑回省体校去，吃饭、上文化课。
早操的记忆是累和冷，早餐的记忆是吃不饱——在省队练在体校吃，等于是干大人干的活儿吃小孩儿吃的饭，怎么可能吃饱呢？而且体校的伙食根本不能跟省队比，那么大的运动量，根本不能保证营养需要。
还有比累和饿更可怕的。
我的教练是储石生，当时刚刚从运动员退役，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又没有结婚，所以天天在训练场上盯着。他是特别自律的一个人，每天开着辆摩托车早早就来了，我那时候早晨最怕听到下面“嘟嘟嘟”的摩托车声，一听到这声音就想：千万别敲门，但马上就是一组只能算是砸门的声音，大喊着：“起来了！出早操！”……他就属于这种，一天都没迟到过，唯一迟到过一次，他还内疚无比地说“我今天迟到了，实在不应该”。
因为我最小，所以天天得加练身体素质——现在的运动员一练素质都叫苦，我就说你们这算什么，当初我们练弓步，一个早晨负重500次、再徒手500次，教练在旁边一个个数着，差一个都不行。
其实作为运动员来说，碰到这样的好教练真是不容易，就看能不能顶住。
1987年春天，全国青年比赛要在昆明举行，队里要派两个人去参赛。储石生决定选拔，6个人比赛，谁打到前两名谁去。我跟他们16到19岁年龄组的一起比，最后打到第三名。打完以后哭得一塌糊涂，哇哇地哭，感觉第一次受到刺激了，而且我们彼此之间最后小分算起来都差不多，我就比人差了几剑。
大伙儿都安慰我说没什么，别人都比你大嘛。但我不管，就是想赢他们，所以玩儿命地刻苦训练，也没管他比我大3岁还是4岁，就是跟他们干！
江苏队的训练到今天都是这样，一到周末就举行大循环比赛，从一线运动员到小孩儿都可以参加，裹在一块儿打，谁有本事就把他们全打掉了，这种训练体制还是不错的。
那时我们还跟着女子花剑的国家队练，因为1984年国家体委作了一个很特殊的决定：将国家队分成红队、黄队，其中黄队就是女子花剑队，是由江苏省负责的，所以国家队的教练文国刚他们都在南京进行集训，我们几个小萝卜头就跟在后面——我们自己队里的大队员经常会去比赛，这时我们就只能跟国家女花训练，一块儿练一块儿打。所以，老的一批女花名将像李华华、朱庆元、栾菊杰这些人，我都跟她们练过。
那个时候有个目标：尽快出成绩，尽快吃上体工队的饭。体工队吃饭的规矩，是按成绩吃不同的伙食，有成绩的人吃“冠军灶”，还发水果什么的，而我什么都没有，就是体校里的一荤一素两个菜加一瓶酸奶，去晚了就没菜了，还得跟盛菜的师傅混好，这样他才可能会多给你半个肉元。
家里人也觉得我营养跟不上，所以我爸妈每到周二，会带着熬的汤，跑到队里偷偷给我吃。
那时候，家里每星期还会给几块钱零用钱，每个周五周六打完比赛，回家路上就一个想法：大吃一顿、大睡一觉。特别愿意回家，就是为了吃饭睡觉，而且还能带着点儿钱回来，这样每个星期天晚上就像过节一样，一帮人骑个自行车找家孝陵卫的餐馆冲进去大吃一顿，因为周末回来都有钱了嘛。
亮剑青运会：“冠军灶”和奖金
1988年，我参加了在贵阳举行的全国锦标赛，不到15岁就出现在成人比赛的赛场。到这年下半年，我已经可以经常打到省队的前几名了。
终于吃上“冠军灶”是1989年。
那年上半年的全国冠军赛，我代表江苏队获得了第三名。按照规定：只要打进全国成年前三名，就可以进入体工队的“冠军灶”吃饭，随便吃。所以，虽然我那会儿还不算省队的正式队员，关系还在省体校，但已经拿着盆子去“冠军灶”吃饭了。
还记得第一次吃“冠军灶”的情景：
身边都是江苏体育的名人，像杨阳、赵剑华什么的，但有一个当时我不认识，悄悄地问了别人，才知道她叫赵友凤，在1988年的汉城奥运会上获得了马拉松比赛的第五名，影响不亚于后来的“马家军”。
“冠军灶”的伙食，和体校比是天壤之别，所以1989年下半年我去参加全国锦标赛——中国的大多数体育项目大都一年有两次全国比赛，上半年是“冠军赛”，下半年是“锦标赛”，一般来说“锦标赛”比“冠军赛”难打一些，但两个比赛的冠军都算全国冠军——的时候，最大的心愿就是我得保持在前三名里，我得有吃“冠军灶”的资格，因为那儿吃得真好。
天天吃“冠军灶”，谁都以为我已经正式进队了，所以到我1989年12月份正式进入省队、开始拿工资的时候，人家都很惊讶地说：你还没工资？你不是体工队的？
1989年最重要的比赛，是在沈阳举办的第二届全国青少年运动会，我们队有6个人符合参赛的年龄规定，但只能去4个，经过队内选拔，我如愿入选。当时的青运会跟现在一样，年龄限制在19岁以内，而我当时只有16岁。结果，我在预赛和决赛中都获得了个人冠军和团体冠军，我家里有张得冠军时的黑白照片：穿着最土的飞跃鞋。
打完青运会之后，省里为了奖励我们，让击剑队在年底出访香港，我也去了。那是一次邀请赛，算是我第一次出国——那会儿香港还挂着英国国旗呢。
刚拿到青运会冠军，我骄傲得连北在哪儿都不知道，特牛，烫了个现在看来特别土的头发，就去了香港。那个年代，去趟香港还是蛮难得的。
参加那次比赛的有韩国队、日本队、香港队、中华台北队等等，我们队除了我以外全是成年队的，当时有几件事我印象很深刻：
1989年青运会，我第一次在全国比赛中获得冠军，从左至右依次为林亮、彭金飞、王海滨、褚伟、过鹰、储石生、汪昌勇、赵艺峰
一是跟台湾人换东西。走之前“出国教育”让我们不能跟台湾队讲话，我们就偷偷地跟人换东西，人家穿的全是西装，我们是省队的不是国家队的，所以穿个T恤衫就去了。当时香港人瞧不起我们，一讲话，就说你这也不懂、那也不懂，我心想这都是什么人啊。而台湾人挺好，台湾人什么都教你。
二是宴会，非常正式的宴会。开饭前先是致辞送礼什么的，而我在一边，看着桌上的刀叉就发愁，心想这可怎么吃呀，坐在那儿不敢动。好在我还算聪明，就看着对面坐的香港人，他拿那个我就拿那个，他拿这个我就拿这个，他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吃得特受罪。
三是“大件指标”。当时出国有“大件指标”，我就想着买个电视机，可是我们大队员想抢走我的指标，说“你要这个干吗？给我，我去买摩托车去”。可是等我们出国的时候，没有“大件指标”一说了，改革了。
我在青运会上拿了两块金牌，得了3200块钱的奖金，当时都不知道怎么花，太大数字了。发完以后直接拿给我妈了，我妈高兴坏了：“你们这儿发这么多钱呀！”
所以，1989年是我比较膨胀的一年：青运会拿了冠军得了奖金、年底去了趟香港、又进专业队了——对运动员来说，进体工队是人生的一大坎儿，要“政审”等一大堆事——那时的感觉：太完美了。
亮剑国家队：从钟山到老山
包括击剑在内，江苏的大多数专业队在孝陵卫的南京体育学院院内，那是江苏体育的大本营。
即使是在夫子庙一带已经人满为患的今天，南京体院内也没有太多的变化，仍然是梧桐浓荫的天下。
置身钟山之下，我没有时间感受校园的好风景，更无暇寻访那里古雅的历史文化。很多年后我才知道，那时我经常踢球的“中央体育场”，对于中国体育的纪念碑意义，丝毫不亚于“鸟巢”和“水立方”。
和金陵王气的钟山孝陵卫相比，北京的老山可就太惨不忍睹了——
幸福的1989年过去之后，来年3月我就进国家队了，当时他们正在备战北京亚运会。我到国家队是短期代训，不算正式成员。
那是我第一次到老山，直到今天都记得怎么去那儿的——
因为要坐火车去北京，老爸就给我办了一张银行卡，说你别带这么多现金出门了，然后扛着剑包把我送到火车站。那会儿南京到北京的火车得坐一个晚上还多的时间，到了北京坐地铁，扛着剑包一个人坐——那会儿北京有“面的”，但是哪儿敢花钱？十块钱打车，我感觉太贵了！
位于南京体院的中央体育场，对于中国体育的意义不亚于“鸟巢”
那会儿老山和现在不一样，全是树，荒得一塌糊涂，特别多坟，特别多树，荒无人烟的。
到了国家队一看，很多熟人，因为江苏队有很多大队员在那儿。
我到的那天是星期天，他们打牌缺个人，把我拖到那儿去打，打到半夜。早晨把我弄起来，晕乎乎地吃个早饭就上训练场了。准备活动叫“贴烧饼”，就是抓人，男女队员在一块儿做，见我是个新来的，男的女的就全抓我，教练在边上看到这种情况，知道是老队员要给新来的一点儿颜色看看，也就跑了，结果二十多分钟里我一秒钟都没歇过，下来以后眼冒金花，直接就吐去了。
当时国家队男子花剑有两批人：大的一批有张志诚、尹桂民、刘云宏等，中青一代有王利宏、叶冲等，一共有十三四人，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是叶冲，也比我大4岁。
那会儿国家队是大集训，每个组都十三四人，整个那栋楼全是国家队的。我觉得那会儿比现在好，虽然没什么业余生活，四人一屋，只有一个小黑白电视，洗澡都是拎着盆到老浴室共浴，但是大家的精神面貌都很好。
那次我去了3个多月，我当时想能坚持下来就行了，先去尝试尝试。当时男花组的教练是王福云，但因为他们的主要任务是1990年亚运会，所以根本管不过来我们。女花那边人也多，栾菊杰已经不练了，肖爱华是最红的，然后是孙红云、鄂洁这帮人，女花是整个国家队的龙头。
练了3个月之后我就回江苏了，因为我参加的是国家队的大集训，没有亚运会任务。
在这里，我把中国男子花剑的脉络简单地梳理一下——
在1965年之前，虽然也有像陶金汉老先生那样的代表人物，但因为还没有正式的全国比赛，所以那个时期的比赛冠军，不能称之为全国冠军。
第一个全国冠军是文国刚，他是1965年第二届全运会的个人冠军，那时候没有团体赛。文指导后来带出了栾菊杰，并且担任了很长时间中国击剑队总教练，对中国击剑的贡献是很大的，他的训练方法直到今天仍然有一定影响。文指导作为运动员坚持了很多年，1974年全国比赛他仍然获得冠军。
第二个全国冠军是张晓石，他是我在国家队的教练，在我的成长过程中给予了很大帮助。他在1975年的第三届全运会决赛中战胜文国刚获得冠军。现在，他仍然在教练员岗位上发挥着余热。
从1977年开始，男子花剑的全国个人冠军基本上是年年出新人：1977年王福云，他是我在国家队时的第一位教练；1978年是吴赴京；1979年全运会是邱红军；1980年又是吴赴京；1981年是刘云宏。
1982年的全国个人冠军是储石生，也就是我在江苏队的教练，后来也当过国家队教练。在中国男子花剑的历史上，我把他视为第三个代表人物，他也是1983年的全运会个人冠军。
从1985年开始，张志诚、劳绍沛、王利宏、尹桂民等人先后获得过全国冠军，他们算是我师兄辈分的，我正是通过和他们的一次次交手，最后一个个战胜了他们，取代了他们的位置。
接下来的代表人物就是叶冲了。
叶冲比我大4岁，我刚进入江苏队的时候，他已经代表上海参加过1987年的全运会了，那次他获得第六名。1988年，叶冲参加了世界青年锦标赛，他和女子花剑的肖爱华都获得第五名。1989年世界青年锦标赛，叶冲获得了男子花剑的个人金牌，这是栾菊杰之后，第二个在世青赛上获得冠军的中国运动员。这个成绩，使得叶冲在一个很长时间里，一直是中国男花的顶梁柱。
从叶冲的这次世青赛金牌开始，男子花剑在中国剑坛的地位有了很大改观，虽然男花运动员仍然免不了给女花选手当陪练的义务。
1990年的亚运会上，中国队获得了10块金牌中的7块，包括男花的团体和个人、男佩团体和个人、女重团体和个人，以及女花的团体冠军，这是1974年中国首次参加亚运会之后成绩最好的一届。
1974年亚运会上，中国队只获得两块铜牌。1978年曼谷亚运会，男子佩剑的王锐基获得了中国的第一块亚运会金牌，此外，栾菊杰为主将的女子花剑获得了团体和个人两块金牌，中国队还获得了男子重剑的团体金牌。
1982年印度的新德里亚运会没有击剑比赛。而在1986年的汉城亚运会上，中国和韩国打了个平手，各获得四块金牌，中国队获得的是女花团体和个人、男佩团体和个人的金牌。
这也就是说，从1974年到1986年，在四届亚运会上，中国男子花剑都没有获得过金牌，所以叶冲他们在北京亚运会上能够战胜韩国人包揽男花金牌，是中国男花崛起的一个重要标志。
亮剑世界杯和世锦赛：出国初体验
亚运会完了以后，国家队进行了大调整，王福云这些教练全部退休了，换了年轻教练，男花组的主教练换了张晓石，他是从省队直接进的国家队，特老土地、瘦瘦小小地、黑了吧唧地就来了，他以前做过总教练文国刚的助手，是文国刚点名让他来的。
张老师做教练的特点是脑袋瓜儿比较好，比较执着，比较喜欢钻研。当时他就在想：老一拨运动员里就留下了劳绍沛和张志诚，要备战1992年奥运会，叶冲跟王利宏他们是中坚力量、顶梁柱，但光靠他们还不行，还得招一批年轻人，我就这样正式成为国家队的一员。
到1991年上半年的全国比赛，虽然叶冲他们明显比我要强，但像尹桂民等人对我就不占优势了，我就成为张晓石“提拔”的第一个人。
1991年3月的全国击剑A级赛，我第一次打进前三名，冠亚军分别是叶冲和王利宏。那时国内击剑比赛的赛制进行了较大的调整，除了锦标赛和冠军赛之外，还模仿国际上的做法，增加了A级赛，那一年设立了两站，分别在广州和上海进行。这年8月的全国冠军赛，我的名次又晋到了第二名。
1991年我还获得了一项比较重要的荣誉：在城运会上获得了金牌，获得第三名的是董兆致。
这也就是说，到了1991年，我在国内比赛中已经经常可以进入前三名了。这样我就获得了第一次参加世界杯比赛的机会，在巴黎。
那是我第一次出国，很兴奋，之前去过香港不算。到那儿以后直接拉到“一四八”，中国那会儿去法国的人全部住那儿，就像是外交部办了一个招待所一样。我记得那次穿着一身红的运动服，去了好多地方游览，这么多年我去过几十次巴黎了，都没像那次那样去过这么多地方，所到之处照相、买点儿香水、买个破塔之类的纪念品，还感觉特高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