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套《三字经》，用不着我来教给别人。那么“剑之初”呢？这方面，我倒是可以教教大家——“剑之初，性本顽，感兴趣，就好办……”
栾菊杰是墙上挂着的面罩
对任何一个去过南京的人，我都可以跟他说：你很可能经过我的家！
我家住在南京市的城南地区，走到夫子庙大概五分钟，所以，“十里秦淮”的那些名胜，像白鹭洲、乌衣巷什么的，填满着我的童年记忆。只是在旅游业蓬勃发展的今天，我的童年记忆只能永远是记忆了。每一次回南京，走过从小生活的地方，我都会有种淡淡的乡愁：我的童年哪儿去了？这还是我记忆中的南京吗？
不过有这样两个地方，却总能编织起我那原本破碎的记忆，总能让模糊变回清晰。因为那里，是我“剑之初”的地方。
我接触的第一个体育项目是游泳。因为小时候经常生病，家里就让我去夫子庙边上的白鹭洲体校练游泳，就在白鹭洲公园边上，现在叫秦淮体育中心。
那是个室外游泳池，我要每天早晨六点钟下去游，冬天的时候，特别是那些飘雪的季节，如果说还有什么比寒冷的空气更寒冷的话，就是那我必须跳进去的水了。所以到了今天，遇到严寒的日子，我会有种似曾相识的熟识感：她冷得像我的童年。
1983年，我10岁，正在升州路小学读三年级。忽然有几天，班里不断出现陌生人，每个人都把视线落在坐最后一排的我身上，都想把我带走——他们一个是乒乓球教练，一个是足球教练，还有一个，是击剑教练。
我当然选择足球，那是多么好玩儿的一项运动啊！于是有一天，我到了足球场。
那足球场很大，大得像我脚下的梦，可是却空荡荡的，什么人也没有。我想可能是人家不要我了，又不好意思去问别人，决定去击剑那边看看。
偌大的足球场人烟稀少，狭小的击剑房却人声鼎沸——跟爷爷奶奶来的、跟父亲母亲来的、跟哥哥姐姐来的、跟老师同学来的……是不是南京的孩子全来了？
确实全来了——想学击剑的全来了。
后来我才知道：公园路体校是击剑传统学校，江苏的优秀运动员大都出自这个体校，这次是全市招生。
我们这群孩子被分成了若干组，开始进行身体素质测试。
一个女老师把我带到她那组，让我跟一群女孩儿跳健美操。女孩儿们都乐得跟什么似的，我却有点儿难为情：不是说击剑吗？怎么玩儿这个？
跳完操是跑步，变成了清一色的男生。远处放了5只瓶子，上面写着12345，跑过去的时候教练说“3”，就得拿3号瓶跑回来给第二个人，这个人跑过去的时候老师说“2”，就得拿二号瓶再跑回来，以此类推，如果拿错了算白跑一趟……
后来我才知道：跳操是测试协调性，接力跑是测试灵活性。除了这些之外，还有踢球、跳绳什么的，去了一个星期，没见过剑长什么样。
终于有一天，教练把我们这些留下的孩子集合一起，给我们训话：
“你们从今天开始要正式学击剑了，你们都要向栾菊杰学习，练好了今后为国争光！我要像当年教栾菊杰那样教你们，让你们都成为栾菊杰！”
“为国争光”这话我听过，但栾菊杰是什么不知道，对我来说，她就是挂在墙上的那个特老特破的面罩。
秦淮体育中心，原来叫白鹭洲体校，我的体育生涯是从这儿开始的
不管理由告诉你怎样的理由
留下来的这群孩子里，不少是为了当栾菊杰来的，即使他们自己不这么想，他们的家长也一定会这样想。栾菊杰是他们学击剑的理由。
理由还是一位报告文学作家的名字，1978年6月1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他的《扬眉剑出鞘》，讲的是发生在那年3月26日的故事：
在马德里举行的第29届世界青年击剑锦标赛上，中国选手栾菊杰进入了女子花剑前六名。当时的赛制不是现在这种淘汰赛，进入前六名的选手要通过循环赛产生最后名次。
栾菊杰第一个对手是苏联的扎加列娃，1比0领先后，第二回合——
“对方的剑刺在她左臂上方的无效部位，这一剑刺得太狠了，剑身像蛇一样地拱曲，又形成僵硬的直角，弹簧钢制成的剑身也承受不住这样剧烈的变形，发出刺耳的断裂声……”作家的描述非常传神，文笔酷似我熟识的击剑记者曾珍，让我在这里没有不引用的理由。
受伤之后，栾菊杰继续奋战，以5比4赢下了这场比赛，在接连以3比5负于后来获得金牌的法国选手拉特里耶、2比5负于意大利选手瓦卡罗尼之后，先后以5比4战胜德国的比绍夫、5比3战胜法国的特尔盖，最后以三胜二负的成绩获得银牌。
“当栾菊杰走下击剑台时，已经是受伤之后两个多小时，鲜血浸透了雪白的衣衫，同志们这时才发现她伤势严重，催促她把击剑服脱下来，各国运动员也纷纷围拢过来，无数双眼睛——金黄的、碧蓝的、黝黑的，同时注视着这条受伤的手臂，各种语言发出同声惊叹！鲜红的血在向下流淌，内侧的伤口刺开了花，粉红的肌肉向上翻卷着……”
栾菊杰的银牌，是中国选手，也是亚洲选手第一次获得世界级击剑比赛的奖牌。她的成绩在国际击剑界产生了很大影响，她的故事则在中国体育界产生了很大影响，1978年4月8日，国家体委政治部通报表扬栾菊杰，5月16日，国家体委作出《关于在体育战线学习栾菊杰同志的决定》。
“扬眉剑出鞘”的栾菊杰
所以确实有理由这样感慨：“霞光绚丽的祖国，拥抱了胜利归来的英雄儿女！她身材修长、亭亭玉立，红润的脸颊，红得像一朵山茶花……”
就这样，做栾菊杰那样的人，成了很多孩子学习击剑的理由，特别是在她的家乡南京。
然而栾菊杰不是想当就能当的，渐渐地，众多想当栾菊杰的孩子离开了体校，倒是我这个当初没听说过栾菊杰的人坚持了下来。那时候年龄小、听话，教练说什么我就做什么，何况我们学校的体育老师总是督促着我去练剑，每天放学后都目送我坐上去体育场的公共汽车——家里人给了5分钱坐公共汽车，坐4路公共汽车，3站地。
所以，不管理由告诉你怎样的理由，重要的是坚持。
但坚持又谈何容易，基础的训练从来都是枯燥的——
那个时候，教练总让我们蹲马步，我们管这叫“坐板凳”，就是背靠着墙、下面悬空着蹲在那儿。教练在旁边说看谁能坚持到最后，我印象特别深，蹲到两分钟的时候我腿就在抖了，但是不服输，一直在坚持，然后就看到边上一个个孩子都倒下去了，坚持到倒数第二个人倒下去的时候，我已经在那儿蹲了13分钟了，下来以后麻得都不知道腿在哪儿了。
终于有一天，教练开始教我们击剑了，他先教实战姿势：“击剑的动作怎么才算美、算好呢？就是先站好，然后把手伸出来，跟讨饭一样去跟人要东西！”
一双白球鞋
开始学技术了，我领到了一把竹剑。
那时候没有现在这样的儿童剑，成人用的剑太沉，我们小孩儿拿不动，所以训练时用的“剑”是竹子做的。
江苏的击剑运动开展得非常好，每年放假的时候，都会举办各类省内比赛，分成儿童一二三组、少年一二三组，分得很细。1984年夏，差不多在栾菊杰拿奥运会金牌
的那几天，我第一次参加正式的儿童组比赛。
在体校的时候也有比赛，但教练总让我和女孩儿一起比，可是女的特厉害，我根本打不过！现在想想是打不过——女孩儿小时候长得快、个子都特高，岁数还比我大，再说她们后来都进国家队了，像王钰、梁军、陈炜、许临……
儿童组比赛开始之前，按照当时的规定：先测身体素质。
我那会儿最头疼的就是身体素质测试，有四个内容：跳绳、1500米跑、立定跳远和短跑。我跳绳能拿满分，立定跳远也还行，但是两项跑步都非常差，1500米我是最差的，经常得零分。当时我身高也就是一米四一米五的样子，可其他人都是一米七一米八——现在想想，说不定其中有些人是改过年龄的。
素质测试之后，我的得分排在所有参赛者的最后几名，但是比赛开始以后，我却拿了第一名。当时我只会一招：躲着打。因为我个子小，没法跟对手硬碰硬，就靠躲闪，然后等对手打急了偷刺他一下。结果，我把那些一米七一米八的全赢了，那几个哥儿们跟我比赛都是越打越急，怎么都刺不到我。
技术分和素质分加在一起，我获得了这次比赛的第六名，就这样被教练留下了，是所有留下的人里面年龄最小、个子最矮的，当时我是小学四年级。
我特意查了一下当年全国少年比赛的身体测试规定，男子13岁年龄组的各项指标是这样的：1．跳绳双飞1分钟，80个15分、25个1分；2．立定跳远，2.34米15分、1.86米为1分；3.100米跑，15.1秒15分、18.1秒为1分；4.1500米跑，5.44分为15分、6.56分为1分。
身体素质测试的规定，现在的儿童组和少年组比赛仍然有，只不过内容不再是四项，而是去掉了1500米跑和立定跳远，只设跳绳和100米跑两项，比如说1999年的全国少年赛上，朱俊一分钟跳绳跳了97个，折合为14分，100米跑成绩是13秒9，折合10分，加上比赛中获得冠军的60分，合计以84分名列第一——现在看，后来的身体素质测试显然对于击剑这项运动来说更科学，而且素质分和技术分所占的比例也是科学的、适当的，不像我们那个年代，素质分占的比例太大，素质测试的内容也太多。
打完比赛之后，我的启蒙教练白崇钧老师给我发了两样奖品：两盒蜂王浆、一双白球鞋。
两样东西拿回家，家里人特高兴：你们这儿还发东西呢！
公园路体校，现在的名称是：南京市体育运动学校
如果不练击剑 我现在就在万科了
中国体育的“三级训练体系”大体是这样设计的：第一层次是小学年龄段，属于纯粹的业余训练，特点是“走训”，吃住都在家里，每周练两三次，在普通学校上文化课，交训练费，所有的区县级业余体校都是这样；第二层次是初中年龄段，特点是“住训”，管吃管住，每天都练，在体校上文化课，没有工资但有训练补助，自己也不用交钱，这个阶段是省市级体校；第三层次是高中年龄段，就是省级专业队了，管吃管住还发工资，完全以训练比赛为主，不再接受系统的文化教育。
当然，不同项目的特点不同，这个规律不是一成不变的，比如体操跳水那样的低龄项目，就几乎没有省市级体校这个层次，区县级业余体校直接和省级专业队对接。
在从区县级体校到省市级体校、再到省级专业队的过程中，淘汰率非常高，只有少数人才能爬到竞技体育“金字塔”的上半截，而且，就算是进了省级专业队、吃上了体育这晚饭，也还有一个更高的层次需要攀爬，那就是国家队，她是“金字塔”的塔顶。
也有一些比较特殊的体校，就像我所在的公园路体校。这个“全国群众体育先进集体”本来应该算是区县级体校，但因为培养出大批击剑人才而受到特别待遇，同时具有区县级体校、省市级体校和省级专业队这三种功能，有三线队、二线队和一线队——三线队参加儿童组比赛，二线队参加少年组比赛，一线队可以以“南京剑校”的名义单独参加全国比赛。
体校里有很多有名的教练：白崇钧教练是印尼归侨，是新中国第一代击剑运动员，也是栾菊杰的启蒙教练，现在已经去世了；张培田教练是佩剑出身，获得过1975年的全国冠军；有一位女教练叫刘琳，现在是美国最大的击剑器材商；还有位教练叫汪昌勇，现在是香港队的总教练，曾经在国家队当文国刚教练的助手——这些，都是对中国击剑发展起到关键作用的人。所以我老开玩笑说：我们都是算“公园路正规军”出来的。
我在省里的儿童组比赛取得名次之后，就从三线队破格升到了二线队。这时我刚上小学五年级，不能“住训”而只能“走训”。
不住在队里就没饭吃，所以有时候就蹭队友们的饭，那会儿吃饭要粮票，我老去跟女孩儿要粮票，你给我一两，她给我一两，凑足四两三两就去吃一顿。
我那时的两套击剑服和击剑手套都是我妈给我做的，因为没有那么小的衣服。当时最羡慕人家能穿运动服，特别是带“江苏”两个字的运动服。
因为我是这个队伍里面最小的，所以什么活儿都得干，像打个水、买个吃的什么的。经常翻墙出去给别人买消夜——现在叫消夜，那会儿就是炒个饭、炒个面什么的——回来之后因为跑腿有功，人家可能会分你一口。
平时要以上课为主，所以那会儿我也不是天天去体校，主要是放假练。我在体校里虽然个子最矮，但是在同年龄的小孩儿里个子算高的，所以学校里选我当体育课代表。我的学习成绩一直还可以，数学是班里最好的。
因为数学好，所以我打小的梦想是盖房子。
记得学校写作文，题目是“你的梦想是什么”，我写我的梦想是当建筑工程师、上东南大学的土木工程系。因为家里人带着我春游去玄武湖，湖边上有个东南大学，有座楼就在东南大学到玄武湖的路上，我觉得那个楼盖得特好特漂亮，就老问家里人那是什么，爸爸说这个是东南大学，她的土木工程系很厉害，你以后就考这个。所以我当时梦想的是上东南大学的土木工程系——真要是这样的话，现在我就在万科了：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的人全给万科招走了，万科一大半都是那儿毕业的人。
东南大学土木工程系，我少年时代的梦想
那时的幸福好简单
1985年夏天，我去沈阳参加全国少年比赛，这是我第一次离开江苏。
那个年代坐火车从南京去沈阳，得在北京住一宿，没有直达的火车。要搁现在，没几个人愿意受这份苦，可对少年的我来说，却是怀着一份喜悦上路的——
坐在咣当咣当的车上，周围都是队里的伙伴，看窗外稍纵即逝的风景，简直是太新鲜了。
更新鲜的事情是北京。所有从小就唱“我爱北京天安门”的孩子，都对传说中的天安门广场有几分向往，所以住了一晚之后，一大早就去照相，其他那些队员岁数都比我大，全比我高一头，跟我照相都是搂着我。我则穿了一身蓝颜色运动服，傻了吧唧地站在那里……
这身蓝色运动服不是队里发的而是我们家自己买的，我那次是参加16岁年龄组的比赛，却只有12岁，还没有领“队服”的资格。
到了沈阳也觉得新鲜。那么多人天天在一起，所有的一切都和南京不一样，那种感觉简直太好了。
在那次比赛中，我小组赛就被淘汰了，但赢了两场，其中有一个叫王群，后来是男子重剑的亚洲冠军。现在我发现：参加那次沈阳少年比赛的人，最后全成了中国击剑的栋梁，凡是参加过那次比赛的人，在圈内的地位就像元老一样。
就这样，我开始不断参加各种比赛。
所有的少年组比赛都要测身体素质，其中有最让我头疼的1500米长跑，一到这个时候，我就希望下雨，因为一下雨就不测跑步了，只测跳绳和立定跳远，这个我怎么都能拿满分，但假如跑1500米的话，我能拿一分就不错了。那会儿参加少年比赛的人特别多，大概有一百多人，还有新疆队的，那会儿感觉新疆特遥远，一测身体素质，新疆的同志们都是跑第一、刷我一圈，都是满分的，身体素质太好了。
每次比赛都是这样，最怕跑1500米，这个我实在是提高不了，后来到国家队也最怕长跑。我发现这可能是先天性的，因为每次我都觉得自己挺努力的，每次都跑得快吐了，可就是跑不赢人家。
对于那时的我来说，出远门是幸福的，在天安门照相是幸福的，体测的时候下雨是幸福的，还有一种幸福，是喝碗酸梅汤——
夏天的时候，训练完了以后，我会省下坐车回家的钱，跑到冷饮店喝碗酸梅汤。顶着如火的骄阳紧赶慢赶，期待进门后空调吹出来的扑面凉爽；忍着训练后的口干舌燥，为了更好地消受那酸酸甜甜的味道……
曾珍说得好：那个时候，幸福好简单！
难忘秦淮河，我的“剑之初”
父亲帮我作选择
到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我基本上已经拿遍了江苏省所有儿童组别比赛的冠军，按照规定，有这样的成绩可以保送上初中，于是我进了南京市第一中学，这是南京最好的中学。现在人们都在说“体教结合”，我想我那个时候就算结合得很好了。
可是这个时候我面临了一种选择：从1985年下半年到1986年下半年，江苏省队连续向我所在的公园路体校发了三个调令，要调我到省队去，但当时体校有意成立成年专业队和江苏队对抗，所以一个人都不放，尤其是我这样成绩比较突出的运动员。
到了1986年，储石生退役当了教练——他是1983年全运会的男子花剑个人冠军，参加过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并获得团体第七名，他当时正在组队挑队员，就跟我们公园路体校的老教练白崇钧说，想叫我去省队。
最好的中学和专业队，这种选择要是放在今天，恐怕大多数家长都会选择上学，但我的父亲不这样想。
我们家是土生土长的南京人。我爸爸爱好体育，是那种所有体育比赛全看的人，他是轻工业机械厂的一个销售业务员，后来叫二轻局。我母亲是一个很普通的工人，丝织厂的纺织工人，我印象特别深，我们家里一天到晚挂着的那个带长城的毛毯，就是她们厂里面做的、“出口转内销”的。我还有个姐姐，比我早一点儿接触体育，她跟我不太一样，身体素质很好，因为我爸爸喜欢篮球，就把她送去打篮球了，打到南京市队，后来上了上海体育学院篮球系，现在在南京一中当体育老师。
我父亲对我的影响，是总要求我“要赢、不能输”，老喜欢讲篮球的事儿；我母亲对我的要求，则是“不要太辛苦，把身体练好就行了”；我姐姐对我的影响，是让我对专业队很向往——那儿管吃管住、还发钱。
我家住在南京的老城区，我们家那条巷子很有名，叫“秦状元里”，这条巷子历史上出了个状元，还有个碑立在那儿，现在都有。我家的门牌是秦状元里13号，房子是老房子，有口水井，大家就吃那井里的水，进了大门以后是一个大长条，我们家住最里头。我后来开玩笑，说“秦状元里”应该改名叫“王状元里”。
秦状元里是我出生的地方，我觉得应该改名叫“王状元里”
我每次训练完后，回家都比较晚。南京的夏天很热，街坊四邻都坐在屋外乘凉，因为我比较内向，所以每次回家都特别害怕一件事——因为大家都坐在院子里，从这头要走到位于最里面的我们家，少说也要经过八九户人家，得叫人“叔叔、阿姨”什么的，出来的时候又得喊一圈，这让我感到很痛苦。
我们当时是跟爷爷奶奶一块儿住的，爷爷奶奶家境是非常好的，早先是开钱庄的，后来破产了——日本人来的时候他们把东西全部扔了。我爷爷的照片很多都是穿西装照的，我奶奶的习惯是抽烟喝咖啡，到后来我出国比赛都给她带咖啡，她一喝就知道这咖啡好不好，她一生最大的爱好是抽烟，穿得特讲究。
在南京一中，我上了二十来天课，感觉名牌学校就是不一样，后来我为什么要去上南京大学这所南京最好的大学，就是要弥补没上完南京最好的中学这个遗憾。
我的母校考棚小学是所百年名校
我很怀念我只读了不到一个月的南京一中，因为一中的教育在南京肯定是数一数二的——这样一来，我就有了三所“母校”：第一所是升州路小学，到我五年级的时候，这所小学跟别的学校合并了；第二所是考棚小学，这个学校现在还在，张艺谋拍《金陵十三钗》的时候，有很多考棚小学的镜头，我后来拿奥运会银牌的时候，这所小学的体育老师和校长都发了500块钱奖金，还特意到我们家来说，谢谢我；第三所就是南京一中。
我虽然只在南京一中上了半个月课，但她也是我的母校
面对选择，我爸作出决定：去省队。
这个决定，肯定受到了当时社会环境的影响：80年代，体工队的社会地位远远高于其他的工作行业，又拿工资、又发这发那。所以，我在一中上了几天课之后，到九月中下旬就去江苏省体校报到了，是储石生亲自带我去的，他是省队教练并不是省体校的教练，但他说你就跟我们练，把关系放在省体校。
所以，虽然是占的省体校编制，但实际上没有经过省体校这个阶段，就直接去省队了，省队没有编制，我的关系得放在省体校，而且和正宗的省队队员不同：没有工资。
根据地
进了江苏队是人生一件大事，这年我13岁。
江苏是中国竞技体育的重镇之一，其中最典型的传统优势项目，就是击剑。
第一个从事现代击剑运动的中国人是贾玉瑞，他在1938年到1944年在日本学习击剑，回国后在北京大学任教，开始用自己从日本带回来的几把剑教学生练习。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初，北京的高等院校进行了院系的调整与重组，在体育教育方面，部分师资力量被调配到北京师范大学，使得北师大体育系成为一个名师荟萃之地，贾玉瑞也因此进入北师大。自此，他致力于击剑事业几十年如一日，堪称中国击剑运动的鼻祖。
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贾玉瑞手里只有几把他从日本带回来的真正的“剑”，大部分时间，只能用自制的“竹剑”带着学生们练习。1950年，执教于北师大的著名体育家徐英超教授率团访问苏联，得到了一份“厚礼”——两把佩剑。这两把剑对于贾玉瑞来说珍贵得如同“干将莫邪”，很快就用于教学之中。即使如此，真正的剑仍然非常罕见，直到60年代中国能够自己生产击剑剑条之后，中国的击剑运动员和击剑爱好者才部分地告别了“竹剑”。
1953年第一届全国民族形式体育表演及竞赛大会上，贾玉瑞率学生王守纲等人进行表演，使国人第一次目睹了击剑比赛的魅力。
不过，假如仅仅是贾玉瑞等人孜孜以求，击剑不会在中国真正发展起来，更大的推动力是苏联体育的影响：
国家体委成立之后，开始聘请苏联专家来华执教，但其中并没有击剑。第一位在中国传授击剑技术的是苏联田径专家赫鲁晓夫的夫人赫鲁晓娃，她从1955年开始在当时的北京体育学院设立击剑选修课，经过一年多的努力，一共培养了两批共26人，作为“种子”分配到全国各地。
1956年，举行了全国拳击、击剑、技巧表演赛，其中击剑比赛设立了男子轻剑和花剑、女子轻剑三个项目。1957年，举行了17城市击剑、技巧锦标赛，1958年，又举行了25城市击剑、技巧锦标赛，这是国内最早的击剑比赛。
1959年，击剑成为全军运动会的正式比赛项目和第一届全运会的表演项目。全运会结束后不久的11月间，匈牙利奥林匹克击剑队来访，队中有世锦赛冠军，使国人第一次接触到了高水平的击剑运动。
但即使如此，击剑在中国体育界的地位仍然很低。1963年，中国首次公布了运动员等级标准，但在30多个项目里并没有击剑。
中国击剑运动真正的标志性事件发生在1964年——
在1963年的新兴力量运动会上，中国虽然派出运动员参加了比赛，但是没有取得像样的成绩，因此国家体委于1964年10月，在全国举重及8单位击剑锦标赛结束之后组织了国家队集训，集训的地点，正是我的家乡南京。这次集训的时间长达7个月，并且提出了“以我为主，积极主动，快准巧变”的中国风格。
国家队集训的影响之一，就是江苏击剑的强大：在1959年的第一届全运会上，江苏只获得了两块金牌，分别是田径的女子铅球和体操的男子吊环；而在1965年的第二届全运会上，江苏的击剑成为大赢家，在江苏获得的六块金牌里，三块来自击剑，分别是男子花剑文国刚、女子花剑庄杏娣和男子重剑黎毅能，而击剑的全部金牌只设四块。
从此，击剑成为江苏竞技体育的“第一王牌”——
1975年第三届全运会，江苏一共获得七块金牌，其中三块来自击剑，分别是男子花剑团体、男子佩剑团体和庄杏娣的女子花剑个人。
1979年的第四届全运会，江苏的九块金牌里包括两块击剑金牌，分别是栾菊杰的女子花剑个人和储石生等人的男子花剑团体——虽然击剑金牌的数量不多，但仍然是江苏体育代表团获得金牌数最多的大项。
1983年第五届全运会，江苏获得的八块金牌里包括三块击剑金牌，击剑仍然是为江苏代表团贡献金牌最多的大项。此外，江苏选手还获得了四块银牌。
1987年第六届全运会，江苏击剑虽然只获得了一块男重团体金牌，但是八个比赛项目项项都有奖牌，击剑仍然为江苏贡献卓著。
1993年第七届全运会，是我第一次参加全运会，江苏击剑获得五块金牌，包括女花、女重、男佩团体，还有男重个人许学宁和男佩个人李义。
1997年第八届全运会，江苏又获得五块金牌，分别是男花团体、男佩个人、女花团体和个人、女重团体。
2001年第九届全运会，江苏获得三块击剑金牌：女花个人肖爱华、女花团体、女重个人沈巍巍。
2005年第十届全运会，江苏击剑获得七块金牌：男花个人王海滨、男重个人王伟新、男重团体、女花个人肖爱华、女花团体、女重个人沈巍巍、女重团体。
2009年第十一届全运会，江苏击剑获得五块金牌，分别是女花团体、女花个人肖爱华、男重团体、女佩团体、男重个人王伟新。我在这里之所以把江苏击剑的全运会历史一一罗列，既是为表达我对家乡的情感和对江苏击剑的情感，更是为了说明：能进入江苏省队，是我击剑生涯里的一个重要台阶，我不是进入了一支普通的专业队，而是加盟了一支劲旅、一支王牌军。我在这里列出的所有名字，在中国击剑的历史上都是响当当的人物。
江苏是中国击剑的根据地，击剑又是江苏竞技体育的根据地。
坐落在中山陵的南京体育学院
花剑是江苏击剑的招牌
如前所述，击剑运动能在中国得到开展，一是由于贾玉瑞等前辈的不懈努力，二是由于苏联专家的传道授业，三是由于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等国际比赛的需要。但即使如此，击剑在中国体坛的地位仍然不高。
1974年之前，国内举行的击剑比赛次数很少，其中又可以1964年为界分成两个阶段：1964年之前的击剑比赛，都是和拳击、技巧、举重等其他项目一起举行的，从来没有进行过独立的击剑比赛；1965年虽然进行了单独的击剑比赛，但是比赛的名义却是“邀请赛”。
“文革”期间，国内的击剑运动基本上处于停滞状态，即使从1971年开始竞技体育在中国逐步得到恢复，击剑也仍然没有登堂入室，70年代的最初三年没有举行过全国性的击剑比赛。
决定中国击剑运动命运的事件发生在1974年，这年5月16日—17日的国际击剑联合会代表大会上，中国被接纳为正式会员——在中国体育从70年代初期开始谋求进入国际大家庭的过程中，击剑是继赛艇之后，第二个进入国际体育组织的项目。
能否进入国际体育组织，能否与世界顶尖选手交流比赛，这对中国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乒乓球之所以成为中国的“国球”、体操之所以能成为中国的优势项目之一、排球之所以能成为中国“三大球”中率先取得突破的项目，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都是这几个项目的国际组织成员、能够参加这些项目的正式国际比赛。
因此在1974年，中国击剑有了三个“第一”：第一次参加世界锦标赛，第一次参加亚运会比赛，第一次举行“全国击剑比赛”——她的性质其实和今天的“全国锦标赛”或者“全国冠军赛”相似，只不过在反对“锦标主义”的那个革命年代，所有项目的国内最高水平的比赛，都不敢叫“锦标赛”或“冠军赛”而已。中国选手虽然从1974年开始参加国际比赛，但是出成绩的时间却是在1978年。
也是在1978年，栾菊杰在文国刚的率领下参加了亚运会，结果中国队一共获得了包括女子花剑团体和个人在内的四块金牌，击剑成为那届亚运会上中国代表团的报捷“偏师”。
我身后的建筑就是江苏队以前的击剑训练馆
栾菊杰的成功，准确地说，就是江苏击剑的成功。她的教练文国刚是中国第一位男子花剑的全运会冠军，并且在1974年的第一次全国击剑比赛上再夺冠军；她的前辈庄杏娣则不但和文国刚一样，分别赢得了1965年和1974年的胜利，而且还获得了1975年全运会的个人冠军。栾菊杰也参加了1975年全运会，获得了个人第四名，这才是她的初出茅庐之作。
全运会的击剑比赛一共举办过十届，江苏运动员获得了十次女花个人比赛中的八次冠军（庄杏娣两次、栾菊杰一次、肖爱华五次）和九次女花团体赛中的六次冠军，在中国体育的历史版图上，如果选择出一个某省份统治某个项目的典型的话，江苏的女子花剑无出其右。
由此不难得出这样的结论：栾菊杰在国际赛场上的脱颖而出，并不像《扬眉剑出鞘》里描绘的那样不可思议，它其实是江苏击剑，尤其是江苏花剑持之以恒奋斗的必然结果。
因此，就像击剑是江苏体育的招牌那样，花剑，尤其女子花剑，又是江苏击剑的招牌。
- 除了《扬眉剑出鞘》之外，另一篇有影响的体育报告文学是赵瑜的《兵败汉城》，其中的一个重要观点，是在回溯1984年奥运会的时候，认为中国代表团获得的15块金牌里大多不具备世界最高水平、含金量严重不足。然而，正如文国刚教练后来指出的那样：至少栾菊杰的这块金牌，是中国的金牌里近乎“足金”的一块。文指导的依据有三：首先，栾菊杰在当时的世界大赛上多次取得优异成绩，稳定在世界顶尖选手的行列中。她先后获得了1981年世锦赛的个人银牌和1983年、1987年世锦赛的个人铜牌，可惜大多数人都只知道她在1978年世青赛上获得的奖牌，而不知道她在这三届世锦赛上取得的好成绩。其次，在那几届世界锦标赛上，苏联选手都没有取得好成绩，她们的水平属于“准一流”或者“二流”，难以对栾菊杰构成较大威胁。例如1985年世界大学生运动会的时候，栾菊杰获得了金牌，她战胜了当时苏联队最好的运动员。再次，栾菊杰在奥运会淘汰赛中战胜的对手，是当时世界上实力最强的选手。在进入前八名的单败淘汰赛之后，她首战以8比4战胜德国的比绍夫，这是栾菊杰在1978年世青赛中就击败过的对手；半决赛8比0大胜罗马尼亚的乌兹甘努，此人虽然年轻，却是1983年的世界大学生运动会冠军，而栾菊杰在那届大运会上只获得第五名；决赛8比3战胜的西德选手汉尼施，则分别在1981年和1985年两次获得世锦赛的个人金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