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社会环境
维多利亚生态诗歌的社会语境是处在工业化运动中的英国社会。具体来说，是英国从前工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传统乡村社会向现代城市社会、从上下两层结构社会向上中下三层结构社会的转型过渡时期。概略地说，这一时期的社会特点大体上是由上面说到的三种社会转型而决定的。工业革命及其伴随的圈地运动和城市化导致人口快速增长，城市迅速扩张，工业，尤其是重工业城市环境恶化，城市贫民区的居住环境因为无法跟上居住人口的增长速度而迅速恶化。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商品贸易急剧增长和服务行业兴旺而出现的工厂主、商业大亨、银行业主、印刷业主、知识分子等富人阶层的人数不断增长，他们填补曾经存在但在农业革命中消亡的以乡绅和约曼农为代表的中等阶层
而成长为中产阶级，其经济地位的上升催动了其政治上的欲望，加入了要求在政治上分享权利的抗议队伍。工业化带来了经济的高度繁荣，但社会财富的分配机制却没有跟上生产方式和生产关系变化的步伐，社会保障机制建构尚未提上日程，社会财富越来越集中到少数人手中，从而导致富人越富、穷人越穷的局面。再次，贫富沟壑引来激烈的社会矛盾，广大处于社会底层的民众为解决生存问题和改善生存状况而奋起抗争，进而引起社会激烈动荡，争取政治权利和社会权益的工人运动此起彼伏。面对越来越激烈的社会矛盾，社会上层和中层出于维持社会稳定和维护自身利益的目的，开展了一系列政治和社会改革，因此，维多利亚时期被历史学家称为“竞相改革的年代”。
第一节 人口剧增 城市膨胀
工业化浪潮，尤其是伴随着珍妮机和瓦特蒸汽机的发明和改良，在英伦大地催生了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纺纱厂、纺织厂、服装厂、制鞋厂、皮革鞣制厂、机械制造厂、冶炼厂、造船厂等各类工厂。如前所述，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霎时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鸣声震动大地，汽笛的尖啸声划破长空。数不清的工厂，不计其数的车间和工场，就像一个个张开巨大嘴巴的利维坦，一边吸食着无数来自全国各地的人流，一边往外吐出成千上万吨的工业产品。这一情势在都柏林大学学院教授尼克拉斯·戴利看来，就如同吞没庞贝古城的火山岩浆，迅速吞噬着伦敦的大街小巷。配合着工业产品如洪流般汹涌而出和人口如火山般爆发的情势，殖民贸易获得急速发展，“不仅展示了广阔的前景，而且还指望获得迅速、无法估量的发展，它鼓励企业家采用革命性的技术以满足它的发展需要。从1750到1769年，英国棉纺织品的出口增长了10倍以上。”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销往世界各地的殖民地和后发工业化国家，各种工厂的生产规模不断扩大，工人需求量还在不断增加，这种种需求对劳动力人口提出了迫切需求。顺应着这种社会需要，人口增长在19世纪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高峰。1801年，英国开始进行第一次人口普查。从下表的普查相关数据可以看出人口的增长情况。
英国在1801—1901年间人口增长态势
资料来源：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第66页。
从上表可以看出以下几点：第一，100年间，英国的人口增加了3.49倍，当然，这时期的人口总数中包括了苏格兰的在内，但这一增长还是要远远大于1700到1800年这一百年内的速度。据估测，英格兰和威尔士一起在1700年时有人口547万，到1801年为1060万，增长率为52％，或1.93倍。第二，人口增长的高峰出现在19世纪上半叶，其中顶峰又出现在19世纪前三十年，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是英国工业化的鼎盛时期。第三，1851年为人口增长的转折点，这一年伦敦举办了世界上第一次博览会，标志着英国已经建成了工业社会，人口增长进入了相对稳定的状态。
随着人口的快速增长，城市化也在加快步伐，虽然城市发展的脚步总是赶不上人口增长的步伐。在1837年维多利亚女王登基时，英国除了伦敦以外超过10万人口的城市只有五座，但到1891年，10万人口以上的城市已经有23座了。增长的人口一开始还散居在工业城市的周围乡村，成为早晚或周末流动的劳动大军，但随着工业化进程的加快，城市生活配套的改善，工业人口不断朝城市聚集，其中又以工业化程度高的城市为主要聚居区。以伦敦为例，下表可以清楚地看出在1801到1911年的110年间的人口增长情况。
1801—1911年间伦敦人口变化表
注：人口数据引自Michael Ball＆David Sunderland．An Economical History of London．1800—1914．
从上表可以看出，伦敦郡的人口增长峰值与前表中英国的人口变化相似，峰顶出现在19世纪前期，但峰巅要迟于全国；伦敦郡和大伦敦的人口变化有所不同：前者的增长高峰出现于1851年，然后逐步下降，甚至到20世纪后还出现了负增长，后者的峰顶出现在1881年，要迟于伦敦郡的人口峰顶。从这种变化可以尝鼎一脔地看出英国城市化的进程，伴随着工业化的推进，人口逐步甚至迅速地向城市尤其是大城市聚集，这种趋势在工业化进程中都没有改变。下面这组数字或可以证明这一点。在1841年，只有17.27％的人口居住在伦敦和10万以上的城市里，但到1891年，居住在10万人以上城市的人口就上涨到31.82％。像格拉斯哥这样的工业城市，人口聚集程度更高。在1801年时格拉斯哥的居住人口只占苏格兰总人口的5.1％，到1831年就上升到8.6％，1851年又上升到11.5％，到1891年已升至19.4％了。在90年的时间里，格拉斯哥就吸附了苏格兰五分之一的人口。
关于人口快速增加，有的历史学家认为是因为从18世纪后期开始的医疗条件改善降低了死亡率，但更多的人认为是由于工业化的需求促使出生率迅速增长。笔者认为，卫生医疗条件的改善降低了人口的死亡率，这对于人口的增长固然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刺激和促使人口迅速增长的根本原因还是工业化进程及随之而来的城市化，当然，以维多利亚女王为首的上层阶级率先垂范并带动中等阶层紧紧跟上所形成的以多子女大家庭为荣的社会风尚也不无关系。
第二节 工业化的社会病
如上述，工业革命给维多利亚时代带来了一系列好处：生产力急速提高，工业产品极大丰富，贸易活动空前活跃，社会财富急剧增长，城镇化或城市化迅速推进，城市人口急剧膨胀等，但是，工业化带来的并不都是好东西。
从社会公平角度来看，贫富不均带来的社会矛盾也许是进入现代社会以后最为显豁也最容易引发社会冲突的因素。曾经两度出任英国首相的迪斯雷利在其小说《西比尔，或两个民族》中指出，在英国这个最大的民族里存在着富人和穷人两个民族，相互之间没有交集也没有同情，彼此不理睬各自的习惯、各自的思想、各自的情感，就像是居住在两个不同的地平线上，甚至是居住在两个不同的星球上；他们受着完全不同的教育，也有着不同饮食，被不同的法律制度管辖着。“新的工业主义带来的肮脏与悲惨与摄政时期的奢华同时存在。”的确，维多利亚时代的英国社会存在着“两个族群”（two nations）：一边是掌握着工业革命创造的巨大财富以及动产和不动产的贵族、地主、工厂主、大商人等富人上层阶级，一边是一无所有流离失所的农业工人、产业工人和城市贫民。
以贵族、地主为代表的上层阶级不仅在政治上控制着统治权、立法权和治理权，也占有了国家和社会的绝大部分财富。“维多利亚时代早期，每个贵族地主的土地拥有量不少于1万英亩，但到1883年，有28个贵族地主每人的田地占有都在10万英亩以上。”有研究认为，土地贵族和乡绅凭借占有土地上的房产及其农场收入，一直是英国的上层阶级。他们的政治地位和经济地位都非常牢固，实际上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之时他们都是英国社会的主要支柱；尽管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他们的社会领导地位受到挑战，但并没有受到很大威胁。原有的社会秩序还保留着，维多利亚社会的顶层没有变动，尽管城市化和工业化在塑造一种新的社会秩序，但它还只是在形成过程中。
上层阶级生活在优裕、富足、闲适的生活环境中，享受着不断提升的丰富物质和精神满足，与此相反，广大农业工人、失地农民、城市贫民和流浪汉没有享受到工业革命带来的物阜业丰，生活在肮脏、疾病、拥挤、贫困之中。“工业革命却使英国城市成为欧洲最糟的居住地区。原先小城市尚可忍耐的缺陷，如地方狭小、没有排水设备等，现在都变得难以忍受了。特别是在贫民窟，这些缺陷发展到极点……贫民窟就成了疾病流行的滋生地，人们称之为‘霍乱流行的巢穴’”。
有些织布机的主人雇用了许许多多不幸的人。在棉纺工厂，这些人不分冬夏，每天十四小时被禁锢在八十至八十四度的高温之下。他们受到各种规定束缚，连黑人也未曾遭遇过……
在酷热的工厂里，除了半小时吃茶点外，他们工作地点的门一直是锁着的，还不准工人叫人送水给他们喝；甚至雨水也被锁了起来，这是主人的命令，不然他们连雨水也喜欢喝。如果发现哪个工人把窗子打开的话，就要处罚他一个先令！
这些确实像地狱般的场所毫无新鲜空气，而且大部分时间内还有令人恶心的煤气毒臭，使热气更伤人。除了和蒸汽混合的煤气毒臭以外，还有尘埃，以及叫作棉飞毛或者微毛的东西，可怜的人不得不吸进去。事实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是，体格强健的人变老了，四十岁就不能劳动；儿童也变得衰老畸形，未满十六岁就数以千计地被结核病残害死了……
一千个英国人当中就有九百九十九个丝毫不了解，在一个自称自由的国家里，在一个其外交大臣喋喋不休地嘲笑其他大国，要他们仿效“英国人性”，仿效英国废除黑奴买卖的国家里，竟然发生这种事情。被带往西印度群岛的黑人，比起兰开夏以及北郡其他工厂的这些可怜的白人，算是进了天堂了……
我们不妨从当时一位上层人士在上议院作证时的陈述来看一看他们眼中下层贫民居住的环境是什么样子。
在市场街附近有一个粪堆——但是它太大了，不能叫作粪堆。此地收集了市区各地的污物，说它有一百立方码并不是虚报。粪堆从来没有清除过，它是粪商的存货。粪商一车车地零卖出去。……这粪堆面对着大街，前面有堵墙围着，墙的高度将近十二英尺，粪比墙高。污浊的水从墙里渗出，流遍人行道。
夏天，这一带的臭气是可怕的。附近有几栋房子，都是四层高。一到夏天，所有的房子都有无数的苍蝇，吃喝的东西样样都要盖起来，否则，稍有暴露，苍蝇就立即扑来，就不能食用了，因为苍蝇会留下粪堆的强烈气味。
这一段文字记载在1842年《上院文件》第26卷上，出自一位博士之口，是描述他亲眼所见。可以肯定的是，他应该不会违背事实或夸大其词来给自己所属的占统治地位的阶级抹黑，而他的叙述在一个半世纪后的《伦敦传》（London：A Biography，2016）里得到了旁证，作者对伦敦东区是这样描述的：
人们早已认识到，西区拥有金钱，而东区拥有尘土；西边可享闲情，东边劳力辛苦。然而在19世纪前几十年，东区还没有被单独划为最为绝望的贫穷和暴力源头。它主要因船运和工业闻名，所以是贫穷工人的住地。事实上，工业愈加密集，贫穷也稳步加剧；染坊和化工作坊、粪肥厂和灯烟子厂都簇拥在堡区、老福特和斯特拉特福德区。几个世纪以来，利河都是工业和运输集中地，但是整个19世纪它被进一步滥用，每况愈下。一家火柴厂给河水增添了一股尿液的味道和成色，同时整个区域的气味都变得令人讨厌。
这样的社会状态引起很多有识之士的焦虑和担忧。1843年，面对大量工厂关闭、工资下调和150万工人失业、生活无着的社会现实，托马斯·卡莱尔放下对克伦威尔的研究，撰写《过去与现在》（“Past and Present”）一文，为扩大民主、改善民生而呼吁。从1837年2月到1839年4月，《宾利杂志》（Bentley's Miscellany）连载的狄更斯的《雾都孤儿》（Oliver Twist），揭橥了根据新《济贫法》（Poor Law Amendment Act 1834）而建立起来的济贫院里恶劣的生活环境和孤儿们遭受的非人待遇，引起广大读者的极大关注。1844到1845年，恩格斯根据他在英国居住两年的亲身经历写出了《英国工人阶级状况》（The Condition of the Working Class in England，1845）一书，对英国工人阶级的精神、物质生活状况及导致这种状况的根源进行了全方位的描述：他们穿的是破烂衣衫，吃的是土豆皮、菜帮子、烂水果这一类食物，居住在狭小、简陋、肮脏、黑暗的房子里，周围是弥漫着黑烟的空气和恶臭乌黑的河水。他们的精神生活极其贫乏，没有娱乐方式，只能堕入酗酒、纵欲甚至犯罪之中。工人阶级的悲惨生活状况在100多年后英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汤普森（Edward Palmer Thompson）的经典研究《英国工人阶级的形成》（The Making of the English Working Class，1963）一书中得到了证实。他指出，无论1795年的《斯品汉姆兰救济法》（Speenhamland System or Removal Act），还是1834年的《新济贫法》都没有解决工业化带来的工人阶级贫困问题，既没有像马尔萨斯（Thomas Robert Malthus，1766—1834）说的那样“斯品汉姆兰救济制度和工厂就业的机会增多（包括童工）提高了出生率”，也不能假定“父母在有意地决定多生子女以便增加赚钱的人数或有理由领取济贫金”，反倒是“新济贫法以其与马尔萨斯和查德威克式的条款激怒了每个‘自然人和社会人的本能’，迫使少数激进的托利党人”站到了反对《谷物法》（Corn Law，1815）这一边。
第三节 宪章运动
不断恶化的社会环境和生活状况触发大量因工业大生产而失去谋生手段的手工业工人和小生产者发动持续不断的宪章运动。1836年，伦敦工匠成立了主要由手工业者和业主参加的“伦敦工人协会”。1837年，协会正式提出后来被称为《人民宪章》（People's Charter）的六条改革纲领，要求议会进行改革，由此开始了前后延续近20年的宪章运动。这六条改革纲领是：1．实行男子普选权；2．每年举行一次议会选举；3．实行平均的选区，每个选区的选民数应该相等；4．议员领取薪金；5．取消议员的财产资格限制；6．实行无记名投票。这些诉求在19世纪上半叶的英国这个有着强大保守传统的国度无疑是非常激进的，以这些纲领为目标的社会运动在当时遭受失败也是必然的结果。
宪章运动起自1836年成立的“伦敦工人协会”，其社会远因是工业化使得庞大的手工业工人失业和生活无着，近因是1832年议会改革没有给工人阶级任何权利，直接诱因是1836年因工业产品过剩导致的经济危机。按照其发展过程，宪章运动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从1836年6月16日成立“伦敦工人协会”开始到1839年11月新港起义失败为止为第一阶段，这一阶段制定了《人民宪章》，向议会递交了请愿书，期间也发生了数次武装暴动和失败的劫狱；从1840年成立“首都宪章同盟”和“全国宪章协会”开始到1842年伦敦和英格兰各地的骚动被以威灵顿指挥的警察镇压为止为第二阶段，这一阶段宪章派组织了第二次递交请愿书运动，也在各地发动和组织了破坏和捣毁机器的运动，但运动的领导层在斗争目标和采取的策略等方面存在着明显矛盾；从1843年到1848年政府以武力镇压和解散宪章派集会并逮捕宪章派领导人为止是第三阶段，这一阶段经历了1843到1846年的反《谷物法》运动，经历了与工人运动的结合与分裂，经历了多次大型集会、示威和政府的镇压，也经历了运动内部的分裂和最后的失败。
宪章运动由于超前的激进改革要求，参与人员的社会广泛性不足，因为运动的主要参加者是手工业工人，领导力量的软弱以及内部的矛盾、斗争策略和手段僵固等原因导致失败，但它却产生了巨大的社会影响，也留下了一些有益的遗产。
首先，它直接策应和推动了反《谷物法》运动。1836年，以反对并取消《谷物法》为目标的“反《谷物法》同盟”成立，提出了废除《谷物法》的要求，同时提出了实行自由贸易的诉求。1838年，曼彻斯特工业家协会加入反《谷物法》运动，鼓吹自由资本主义经济理论，发动城市市民参与运动，给政府施加政治压力。1841年，同盟领导人之一的理查德·科布登（Richard Cobden，1804—1865）当选议员，成为反《谷物法》运动的领导人，给运动以极大推动。1846年，以保守党领袖罗伯特·皮尔（Robert Peel，1788—1850）为首相的政府废止了《谷物法》，反《谷物法》运动取得了最后的胜利。同期发生的宪章运动无疑在声势和参与度上给反《谷物法》运动提供了推动力。
其次，《人民宪章》以法律文书的形式向统治阶级提出了底层民众的政治、法律、经济诉求，虽然这些要求都没有得到答复和满足，但为后世的工人运动留下了指引，它提出的六条纲领除第二条“每年举行一次议会选举”严重缺少可操作性而被摒弃外，其他五条都在20世纪逐步得以实现。
再次，如列宁所说，“宪章运动是第一次广泛的、群众性的、政治性的无产阶级革命运动”，其前后20余年的组织活动，为后来的工人运动提供了人力资源、思想观念、组织发动等多方面的经验，对英国乃至国际工人运动都产生了重要而深远的影响。
第四节 社会改革的浪潮
面对不断激化的社会矛盾、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和不断恶化的社会环境，英国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分化：一部分具有开明意识的统治者主张采取局部和渐进的改革来应对中下阶层的诉求，解决这些社会问题；一部分人则主张坚守既定的统治格局，坚决反对任何改革；还有一部分人则站在中间位置，看哪边力量强大就往哪边倒。毫不夸张地说，伴随着工业革命脚步的一百余年是英国政坛风云最为诡异而且变幻无穷的时期，与此同时，此时期社会改革的力度和幅度最为巨大，其成效也最为显著。
要了解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改革有必要回溯一下它的背景，也就是18世纪后期和19世纪前期的社会动态。18世纪后期发生的重大政治事件首要就有威尔克斯事件（Wilkes's Case）和伦敦通讯会事件。
威尔克斯事件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首先，威尔克斯的几次当选议员，不仅显示出伦敦市民的政治自觉，也显示出团结起来的民众具有的强大政治动员力量，在当时起到了鼓舞人心的作用。其次，它击退了乔治三世试图恢复专制统治的企图，打退了封建专制的复辟努力，从根本上巩固了“光荣革命”确立的寡头政治体制。再次，为以非暴力形式表达政治诉求并取得胜利提供了实证，并为后世同类政治斗争提供了范式。虽然很难说它已成为一种模板，但在促进非暴力的英国式政治反抗与妥协模式的形成上起到了不小的作用。伦敦通讯会事件没有像威尔克斯事件那样达到目标取得胜利，根本原因是运动的参与主体以及矛盾涉入方不同。威尔克斯事件的主要参与者是贵族及上升的中产阶级，伦敦市民也是那些资产拥有者，主要目标是抵制或狙击乔治三世恢复专制统治的企图，而伦敦通讯会的主要参与者是以手工业主为主的工人，目标也是为广大工人、特别是手工业主争取利益。换句话说，前者是统治阶级内部围绕各自利益的争斗，后者却是被统治者向统治者的争权挑战。两个事件的不同结果实际上在开始发生时就已经大体确定了，即由权力集团发动或支持的改革可以或有可能取得成功，而发自底层向当权集团声索权利的运动在没有获得足够社会和统治集团部分支持的情况下很难达到目标。这也许就是历史的必然性。
伦敦通讯会发端的工人运动被打压下去，但在19世纪初期又以不同形式表现出来。以破坏织布机为目标的卢德运动，以议会改革为目标的汉普顿俱乐部运动，1819年8月在曼彻斯特集会要求议会承认“立法代理人”，最后演变成血腥镇压的彼得卢事件（Peterloo Massacre），都是群众性政治诉求的大规模体现。这些运动给1832年的议会改革打下了有利的社会基础。
自从工业革命开始以来，一方面，贵族包括农村地主阶层无论是经济地位还是政治地位总体上都在走下坡路；另一方面，迅速推进的工业化及其工厂化、机器化、商业化、贸易化、城市化使得以工厂主、发明家、技术骨干、商人、资本家、银行家等为主体的中产阶级迅速壮大，巨大的生产、商业和贸易利润使得这些人腰缠万贯，经济实力急剧膨胀，使得原本以土地利润、地租利润、粮食利润等为主要经济利益来源的贵族们的经济实力相对下降。从这个层面来看，1832年的议会改革既是延续了一个半世纪的寡头政治体制的第一次松动，打破了贵族阶层对国家政治舞台的垄断，也是上层阶级顺应社会发展潮流做出自我更新的第一次巨大努力，还是中产阶级借助工人运动压力实现自己诉求的成功范例，它打开了中产阶级通向政治舞台的大门。但是，受制于英国长期的封建传统，更受制于“光荣革命”确立的君主立宪制所保留的贵族寡头政治体制，还受制于英国整个社会长期形成的“向上看”的社会风尚，当然也因为英国贵族所具有的灵活、变通、实用的处世原则，即使在工业革命的洪流冲击下，作为整体的上层阶级在19世纪的政治舞台上的地位仍然没有被动摇。这也许就是英国渐进式改革道路的历史和文化成因。
虽然第一次议会改革对于上层阶级统治地位的触动非常有限，但它毕竟撬动了寡头政治的铁板，其松动效应是巨大的，随后几十年的政治改革与社会改革实践及其成果充分证实了这一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