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历史坐标
人类脱离蛮荒进入群体以来的任何活动都被打上历史的烙印，不管这种烙印是以实物状态留存，比如“奥茨人”
或山顶洞人这样的遗迹，还是以文字形式留存，比如甲骨文或楔形文字泥板。因此，研究人类活动就离不开对历史烙印的考察与细究，否则可能会见木不见林。对维多利亚文学及其生态诗歌的研究当然不能例外。正如奥尔蒂克（Richard Daniel Altick）在《维多利亚人及其思想观念》（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A Companion for the Modern Reader of Victorian Literature，1973）一书中所指出的那样，要理解一个时代的文学，就要将其置于它的社会思想背景之下。而对一个时代文学的准确理解，在或大或小程度上就依赖于对其历史背景语境的理解。另一位维多利亚文学研究学者卡宁汉（Valentine Cunningham）也持同样的观点，他在一本讨论维多利亚诗歌的专著中有更为明确的论断：
诗歌是由诗人们来写的，是由一些实实在在的男人和女人写的，他们生活在现实世界里，有自己的思维和情感，通过写作来表达自己满意和不满意，这些都集中体现于诗歌中。创作诗歌的是诗人而不是写作本身，这与罗兰·巴特的著名论断相左。因此，在这本书中，作者不仅没有死，而且是不断以其传记信息出现以供检索，同时不断以文本解读来表现他们的关注。因此，我的目的就是要解释，诗人还有他们的诗歌是如何浸染于那个时代的政治、经济，以及关于战争的观念之中，他们又是如何去认知和意识到时代特征。这些作家假如离开读者，离开与他们那个时代的关联，离开他们与绘画、文本的交互实践和媒介间性，就什么都不是。
因此，研究英国维多利亚生态诗歌，就要将其放到它的历史坐标上去，放到它的社会语境中去，放到它的思想文化背景中去，放到它的文学潮流里去，总之，放到产生它、培育它、滋润它、成就它的维多利亚时代环境中去扫描，去考察，去透视，去辨析。
本书讨论的维多利亚生态诗歌的历史语境参考19世纪英国历史研究的一般方法，起止时间不限于维多利亚时代，可以说是19世纪的英国，具体而言，是18世纪后期到“一战”这一历史阶段，也可以说是英国工业化运动的历史时期。这一历史时期有哪些主要特征，或者说有哪些对维多利亚生态诗歌产生重要影响的事件和事实呢？
第一节 鸠占鹊巢：工业挤走了农业
学界认同工业革命兴起于18世纪的英国。经过了近一百年的酝酿和积累，工业革命洪流在18世纪后半期奔涌而出。实际上，这是政治条件、思想条件和社会环境水到渠成的结果。历史学家们把珍妮机、水力纺纱机、精纺机、蒸汽机的发明以及搅拌炼铁法的采用看作是工业革命的触点。是的，任何重大历史事件的发生总会有一个引爆点或触发点。但是，工业革命并不是突发事件，而是一个社会进程。它是在英国18世纪上半期不断发生的“农业革命”基础上悄悄来临的，甚至身在其中的很多英国人都没有意识到不知不觉中社会就发生了改变。按照英国历史学家霍布斯鲍姆的说法，“乍看之下，工业革命的起点令人捉摸不定。在1830年以前，人们肯定不曾明确无误地感受到工业革命的影响，至少在英国以外的地区是如此。在1840年前后，它的影响可能也不太明显，一直要到我们所论述的这段历史（1789—1848——摘注）的较晚时期，人们才实实在在地感受到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影响。”也就是说，直到19世纪三四十年代，人们才明显地感觉到工业革命已经发生了。尽管如此，作为一种全新的社会历史运动，它的到来及推进不可避免地给英国社会带来全方位的冲击和影响。正如布里格斯（Asa Briggs，1921—2016）所言，“工业革命对人们的生活方式、想法和感受所起的影响，要大于大多数政治革命在这方面的影响，对于这种影响的反应，从来不是也不可能是单一的。”探讨这一前所未有的社会变革给维多利亚文学尤其是诗歌创作带来的影响和变化，正是本研究的内容之一。
工业革命的上升和高潮无疑是在19世纪上半期到中期，也就是以1851年伦敦万国博览会（Great Exhibition）为标志的全盛时期。这一时期的英国社会如同处于快速转动的车轮之上，向着工业化国家的目标急速前进。无论是制造业、采矿业、冶金业、造船业、航海业等重工业部门，还是纺织业、陶瓷业、交通业、邮电业、通讯业、金融业等轻工业和服务部门，都在以成倍的速度提高其生产水平或扩大其规模，并将英国带入工业化社会。
如果说1851年是英国工业化的一个标志性高点，接下来的四分之一个世纪就是工业化的顶峰阶段。这一阶段英国的综合国力和生产能力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英国成为名副其实的“世界工厂”，君临于世界其他各国总和之上。
或许正是这种君临天下、“高处不胜寒”的绝佳状态满足且又麻醉了自己，激发且又促进了美、德、法等国加速发展迎头赶上，反过来使得日不落帝国在19世纪末陷入停滞不前的泥淖，走上相对落后的下降通道，美、德、法等国步入发展的快车道，终于导致争夺领地和资源的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大英帝国在“一战”后进一步衰退，以至于在“二战”之后不得不退出超级大国的行列。
工业化浪潮在席卷英伦大地的一百多年中，如同冰河纪的冰川，渐次覆盖了英伦三岛的河流山川、乡村城镇，涤荡了英国社会的各个角落，将英国皇家贵族、中等阶层、普通老百姓等所有国人都卷入其中，给整个社会都带来千姿百态的巨大变化。
工业革命首先冲击的是延续了上千年的农业社会结构及其生产生活方式。
英国自威廉征服以后直到18世纪中期都沿袭了分封制的农业社会制度。威廉一世完成征服后打破了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塞恩制，带来在大陆实行的骑士分封制，将土地和效忠捆绑在一起建立了带有契约性质的领主占有土地制度。这种制度经历了一次次国王与贵族之间的权力冲突甚至战争，也经历了从条田制到敞田制的变化，但国王所有、贵族和乡绅及部分约曼农占有、约曼农和佃农耕种的生产方式都没有发生根本改变。随着“光荣革命”带来的政治稳定、思想稳定、社会稳定，18世纪上半期的英国出现了政通人和的社会氛围。这一宽松有利的社会氛围促进了社会生产和人口出生的双重增长，进而激发了工业革命的产生。工业革命所带来的土地需求、人力需求、资金需求首先就向原本僵化和封闭的乡村索要土地，争夺人力，同时，迅速增长的工业生产和迅速扩大的城市也为失地农民源源不断地流入城市带来了吸引力。迅速发展的毛纺织业和棉纺织业加速了圈地运动的推进，将农村的土地一块块蚕食，也将农业工人推向城市。纺纱机、织布机、炼铁炉等机器的采用也剥夺了广大手工艺人的谋生手段。结果是，工厂制取代了家庭制和手工作坊，工资收入代替了零工钱，轮班时间制代替了日出而作日落而息的工作作息制度。
其次，工业革命不声不响地排挤掉了“快乐的英格兰”，将英国社会逐步带入一个蒸汽时代、机器时代、烟囱时代和喧嚣时代。《第一个工业化社会》里有这样的描述：
就在这一年（1784），瓦特成功地制造出双向联动蒸汽机，蒸汽的时代到来了。突然间，英国好像找到了阿拉丁的神灯，千百个工厂、千百根烟囱霎时拔地而起，机器的轰鸣声震动大地，汽笛的尖啸声划破长空。……几十年间，英国的棉布像流水般涌向世界，英国的煤和铁滚滚地征服全球。……蒸汽迅速地占领一个又一个生产部门，终于扩展到每一个领域。
蒸汽的广泛使用、机器的轰鸣、汽笛的尖啸给英国社会带来了一系列巨大变化：交通发达，运输繁忙，人口流动，商业兴旺，经济繁荣，其直接效果就是工业产品源源不断地从“世界工厂”里产出，除了满足英国人的消费以外，还被运往世界各地。
到18世纪晚期，已经有了跃进的感觉。人力和畜力已经被机器和其他非动物的能源所代替或补充；产品的数字不断上升。煤的产量先是在1750年到1800年间翻了一番，然后在19世纪期间增加了20倍（期间在1800到1830年又翻了一番，在1830到1845年间再翻了一番）。生铁的产量在1740年到1788年间增加了4倍，而在随后的20年间又增加了4倍，在19世纪期间增加了30多倍。原棉的进口在1780年到1800年间增加了5倍，而在19世纪期间则增加了30倍。
还有，工业产品大幅增加甚至成倍增长所产生的社会效应是多方面甚至全方位的。从最直接的经济效益看，它从根本上改变了农业和工业产值在社会总收入中的比重，农林渔这些传统产业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年下降，在国民经济中的传统强势地位被削弱，工业产品的收入直线上升，在国民经济中取代农业成为龙头老大。从下表中主要行业产值在国民收入中的变化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一点。
资料来源：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第60页。
据我国历史学家研究，工业与农业产值在英国国民收入中的比例随着工业化程度的提高而不断拉开，1861年工业产值占比36.5％，农业产值占比17.8％，而到了1901年两者占比分别上升到40.2％和下降至6.4％。与这种趋势相对应的是国民生产总值迅速增长，国家的综合实力不断增强，英国成为压倒所有强国的超强帝国。“1780年它的铁产量还比不上法国，1848年已超过世界上所有国家的总和。它的煤占世界总产量的2/3，棉布占1/2以上。1801—1851年，英国国民总产值增长125.6％。1851—1901年又增长213.9％。”强大和富裕的最好体现就是1851年在伦敦海德公园举行的万国博览会。
1851年，英国在伦敦市中心举办世界博览会，为此专门修建一个“水晶宫”，长560多米，高20多米，全部用玻璃钢架搭成，占地37000多平方米，造价8万英镑（这在当时是一个天文数字）。博览会中陈列着7000多家英国厂商的产品和大约同样数目的外国商家展品。英国商家几乎全都陈列工业品，外国商家则几乎全都陈列农产品或手工产品。展览厅一进门，迎面一块巨大的重24吨的整体煤块，象征着工业的巨大力量，庞大的汽锤、运行的机车，无不显示着工业的雄伟命脉。博览会向全世界宣告英国已进入工业时代，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工业国家，也是最强的国家。
就在这个最强的工业化国家里，被工厂化、机械化、城市化剥夺了生计手段和资料的广大民众被驱赶进城市及其郊区，成为挣扎在社会底层的城市贫民，他们的恶劣工作和生活环境成为社会生态诗歌的土壤。
第二节 此消彼长：城市吞噬着乡村
城市吞噬着乡村当然不是空间意义上的，而是我们谚语中“蛇吞象”的意思，是社会学层面上的喻指。伴随着工业革命的步伐，城市以两种方式吞噬着乡村：在区域上，城市像无数不断膨胀的巨人不断地向周边推进，乡村就像面对巨人的小个子，胆怯地一步步后退；在人口上，城市又像一个个膂力过人、食量同样巨大的大力士，张开大口，将无数的农民工都塞进他的口中。
诚然，工业革命加速推进带来了产值不断攀升，同时还带来了一系列看得见的变化。蒸汽机的发明带来了蒸汽机车的问世，催生了交通革命。蒸汽机车带来了铁路和火车的问世，铁路火车将城市内部各地连接得更紧密，将城市边缘不断向乡村推进，又将远离彼此的城市连得更近。工业化催生了许多新的职业，诸如运输业、采矿业、机械制造业、冶炼业等，也加快了许多前工业门类职业的发展，如纺织业、交通业、邮政业、服装制作业、印刷业等。不断提升速度的交通将城市不断向周围扩展，吞噬着周围的乡村；不断新增的职业一方面无情地将一些传统工业挤出职业行列，比如，珍妮机的发明让大量摇动纺车的纺纱女失去谋生的手段，制鞋业的发展让手工业鞋工丢掉了饭碗，另一方面又将大量因圈地运动和生产方式改变而失业的农业工人驱赶或是吸引到城里来。这两种情况的直接结果就是城镇的扩大和城镇人口的大幅增长，从事工业门类工作的人显著增加，而从事传统农业生产的人数不断减少。从下面钱乘旦先生的研究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种变化。
很明显，农业劳动力的比例急剧下降，工业劳动力的比例迅速上升。1851年以后，农业劳动力不仅相对数字减少，绝对数字也在减少，1851年农业劳动力有205.4万人，1861年198.2万，1871年181.7万，1901年只有147.6万。
英国19世纪各部门就业人员在劳动总数中所占比例表
资料来源：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第66页。
同样根据《第一个工业化社会》中的研究，工业化完全改变了英国在18世纪中期以前的社会结构，也就是以乡村作为执政基础和中心而城市作为乡村的附属地或财产的集散地的结构，而成了另一种样子：“城市的作用越来越大，渐渐成为财富和地位的发源地。城市随着经济地位的上升，逐渐起着领导作用。城市的价值成为全社会的价值，城市的生活方式为全社会所模仿。农村以城市为榜样，现代文明在城市中发生。农村的领导地位消失了，城市成为国家的支柱。”“城市压倒农村，主要靠优势的城市文明来实现，城市文明则靠大工业来传播。大工业用前所未有的新动力、新工具、新的组织形式和经济体系进行经营和管理，结果就带来新的经济思想，以及由此引起的整个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
城市的急剧扩张和工业工人与农业工人数量的翻转给维多利亚人带去了观念和生活方式的变化，也给后世的历史学家带来了不同的观点。布里格斯指出，在有些历史学家看来，这是进步和发展的标志，而另一些历史学家却认为是一种警钟的鸣响。
第三节 资本主宰了社会
随着工业化达到高潮，工厂化生产逐渐普及，工业产品像江河流水，源源不断地流向四面八方，流向世界各地。第一次万国博览会隆重举行，水晶宫的灯光就像照耀着地球的太阳，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在斯密自由经济学说鼓动下，在边沁功利主义谋利观催动下，英国人一个个如同马力充足的蒸汽机或铆足了劲的运动员，在追求财富、追求利润、追求舒适、追求价值、追求地位的道路上，围绕一个目标——钱或资本——向前奔跑。钱或资本成了主宰政治、经济、社会、军事、教育、贸易乃至人生、人际关系的决定力量。在政治上，因为逐渐富裕起来的中等阶级底气足了，腰杆硬了，不断提出权力诉求，推动了19世纪接二连三的议会改革。资本的力量在经济活动中的显示更是十分明显。不断扩大的社会规模和生产规模需要大量的资金：政府需要资金进行基础建设和社会公共设施建设，去满足不断增长的需求；工厂主需要资金扩大生产和扩充劳动力队伍；商人需要资金去组织进出口贸易。迅速扩张的城市和迅速增长的人口都需要资金去购买土地，兴建住宅，提供生活保障。军事上，殖民地不断扩大，产品市场不断扩大，利益冲突日渐增多，争夺市场和扩大势力范围都需要扩充军队来维持。18世纪中后期开展的教育改革催逼着政府去兴建公共教育体系，更是需要大量资金。资本的力量在劳资两个阶级的斗争中贯穿始终。因为工业化而失去土地、失去工作的农民被驱赶进城市，大部分成为失去生产技能的贫民，生活在城市社会的底层，成为最早被资本剥削、剥夺和蹂躏的阶层，也成为马克思、恩格斯最先关注的阶级之一，而马克思廓清的劳动价值论也抓住了资本家剥削工人阶级的牛鼻子。在资本家方面，为了赚取更多更大的利润，一方面想方设法压低劳动价值，榨取劳动的剩余价值，另一方面也不断投入资金进行技术革新和机器更新以提高生产率。
资本的力量培植出了一个不断壮大的中产阶级，中产阶级或中等阶层成为资本显示其力量的主要载体。“光荣革命”确立的君主立宪制奠定了英国18世纪乃至以后三百多年的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和延续性，更为幸运或巧合的是，18世纪的贵族寡头政治体制又遇到了三个乔治王（George Ⅰ、Ⅱ、Ⅲ），尤其是前两个乔治王的无为而治确立了国王放手、议会监督、内阁管理的责任制政府体制，逐渐形成了政治昌明、法制健全、思想活跃、文化宽松的社会氛围。在政通人和的社会环境里，政府推行了一系列重商主义的法律法规，发动了一波又一波的圈地运动来推动农业革命和商业革命，农业生产获得高水平的大发展，农业利润不断提高，农副产品高度丰富，丰富的农副产品和繁荣的手工业及其产品为商业革命输送着源源不断的动力，为跨国贸易和殖民拓展提供充足的货源，迅速增长的跨国贸易和商品需求给生产工艺改造、技术革新和生产工具的发明提出了旺盛的内在要求，催生着工业革命顺势而生。宽松的政治环境、自由放任的经济环境、鼓励创新的思想环境、宽容的文化氛围，给中等阶层的出现和兴起提供了肥沃的社会土壤，中产阶级应运而生，成为一个楔入以贵族为主体的上层阶级和以农民和工人为主体的下层阶级之间的独立阶层。从此，英国社会从原来的两层结构变成了三层结构，而且中间这一层不断膨胀，经过一百多年的演变，逐渐发展成橄榄形的社会结构。
根据劳伦斯·詹姆斯（Lawrence James，or Edwin James Lawrence）在《中产阶级史》（The Middle Class：A History，2009，2015）一书中的研究，英国中产阶级出现并形成于1720年到1832年这段时间。在这一时期，随着农业革命和工业革命的浪潮，以小地主、工业家、金融家、律师、医生、出版家、商人、教师、公职人员等知识分子为主体的中等阶层不断扩大，成为推动社会变化最为积极活跃的群体。他们以自己的知识、智慧、勤劳和创新精神不断创造和积累着财富，到1832年，其中的一部分人终于获得了选举权，进入国家层面的政治生活当中，为下一步的崛起铺就了法制基础。1832年到1914年，是中产阶级走向胜利的阶段。这一时期，中产阶级的价值观被广泛接受，比如辛勤工作、自力更生、勤俭持家、自尊自重、守望相助等美德，成为社会的主流价值观。不仅在价值观上中产阶级取得了胜利，他们还通过一系列社会改革，将其理念付诸基础设施的建设当中，这一时期也是公共设施遍地开花的时期：
那个时代为我们提供了公园、图书馆、博物馆、市政厅、医院、大学、学校、教堂、泳池、公厕、马槽和现在已被遗弃不用的配备黄铜制勺的饮用水喷泉。这些便利设施完美地展示了维多利亚时代将感性与实用性相融合的理念。一旦有了随时能饮用的干净的水，口渴的人们就不会把工资浪费在啤酒上。在消除疲劳恢复清醒后，他会回家和家人团聚，或许将他省下的钱存入当地的邮政储蓄银行——另一项维多利亚时代的创新。
詹姆斯认为，中产阶级群体不只是数量在迅速增长，在社会管理上的影响力也与日俱增。无论是城市还是村镇，几乎所有公共设施的管理权都掌握在中产阶级手中。“人口统计表明，中产阶级能够发挥出非凡的社会、文化和政治影响力。它的成员统治着城市和村镇，截至1901年，全国有五分之四的人口在这些地方定居。”
中产阶级的崛起是全方位的，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但其中一个更为重要或更为关键性的因素就是他们手中的财富越来越多。“与1800年相比，1900年大量的中产阶级财富已经与贵族财产相匹敌，甚至超过了后者。”毋庸置疑，在物质主义成为重要价值标准的维多利亚时代，财富或者资本就成了决定一个人或一个家庭或一个群体社会地位的重要砝码，在关键时刻和关键场合发挥着关键作用，这样的例子无论是在社会现实还是虚构现实里都存在着。
1832年那次险些酿成第二次英国国内战争但最后取得成功的第一次议会改革，在关键时刻起扭转作用的就是资本的力量。在改革与反改革力量进入白热化胶着的1832年5月，在“威灵顿受命组阁的当晚，普雷斯提出‘取黄金、阻公爵’的口号，一夜之间这个口号贴满伦敦城，并传遍全国。到5月18日，已经有150万英镑的黄金从银行兑走，占英格兰黄金储备的将近一半。银行代表紧急通知国王：若再不结束危机，英国的黄金将在4天中告罄。”面对危机，国王只好出面干预，反改革派不得不放弃抵抗，改革法案得以通过。试想一下，如果不是被发动起来的包括商人、金融家、工厂主、资本家等在内的中产阶级手中握有巨额财富，可以成批成批地到银行取黄金来给当局施压，这次改革的结果到底如何还很难预料。
相似的例子在特罗洛普的《如今世道》（The Way We Live Now，1875）中就有形象的叙述。来自美国的伪冒资本大亨梅尔莫特与一家杂志主编竞争参选威斯敏斯特选区的议员，尽管选民中有很多怀疑梅尔莫特的身份和人品，但就因为他手中有雄厚的资本，后面还跟上了一大批想从他那里获得利益的贵族，可以给选民带来好处，最后顺利当选。
随着资本或者财富上升到决定性的地位，中产阶级在改变了英国的社会结构以后进而改变了英国社会的政治结构，延续了几百年的贵族阶级一统天下的专制体制被打破，由劳工联盟和自由党组合的选举联盟在1906年夺取了组阁权，而主要由中产阶级组成的工党在1924年获得了执政权。
与此相反，贵族阶级从19世纪80年代开始就走上了不可逆转的衰落道路。英国历史学家坎纳丁（David Cannadine）在其《英国贵族的衰败与没落》（The Decline and Fall of British Aristocracy，1990）一书中这样记叙：
英伦三岛上的乡绅和显要、名人和贵族，在19世纪80年代之前的一百年里，都在自在和集体状态下生活着，至迟到19世纪70年代，这些显贵们仍然都是这个国度里最为富有、最有权势和最为耀眼的群体。无论是他们共同感觉也好还是外界理解也好，他们都认为自己是上帝选中的群体。可是在随后的一百来年，他们的财富在缩水，他们的权势在式微，他们的光泽在褪色，他们对身份和依归的集体认同感都在渐渐却无情地消退。
面对迅速崛起的中产阶级，眼看着权势不断式微，贵族阶级并没有放弃要保住几百年地位和权势的努力，他们在从里到外改变着自己，试图适应新的情势，跟上迅速变化的形势。“在19世纪的最后二十五年，贵族阶层有史以来第一次要迫使自己去适应那个陌生而又难以对付的新世界：民主政治和大众选举。”但不管贵族阶层如何不愿意，历史还是无情地翻开了它新的一页，1884年第三次议会改革后不到三十年，贵族控制的上院就被剥夺了实际权力。1910年通过的《议会法》（Parliament Act），几乎完全剥夺了上院对下院财政预算案的否决权，上院失去了对国家政府执政的监督和干预权，维持了几百年的上院变成了没有实际权力的清谈馆。1999年，工党掌权的布莱尔政府推动议会改革，通过了《上院法案》，一次褫夺了600多名世袭贵族的上院议员资格，并启动了上院的第二阶段改革，从宪政体制上切断了世袭贵族留占上院舞台的根基，敲响了这个阶层作为一股政治力量退出权力舞台的丧钟。尽管由于种种原因这一改革至今仍然没有完全实现，但这一趋势恐也不会改变。同样，贵族阶层之所以从19世纪末就开始了无可奈何花落去的衰落之途，而且无论他们如何抵抗都不能改变其颓势，这固然有历史、社会等诸多因素，但其中有一条硬道理，那就是随着工业化的实现，他们原本赖以聚集、保障和升值财富的土地价值不可阻挡地被工业资本和金融资本取代，随着工业化时代向后工业化时代推进，作为土地资本拥有者的英国贵族阶层走向不可逆转的衰落就成为历史的必然。
- 奥茨人（Ötzi）又称为冰人（The Iceman），是自然保存状态的木乃伊，于1991年9月19日在奥地利和意大利交界的阿尔卑斯山奥茨台尔（Otzital）被发现，因此命名为奥茨人。据科学测定，该木乃伊原体生活于公元前3345—前3300年期间。
- 山顶洞人是1930年由中国地质调查所在北京周口店龙骨山北京人遗址顶部的山顶洞里的人类化石，因而命名为山顶洞人。山顶洞人在地质历史上属于晚期智人，生活于旧石器时代晚期，距今约3万年。
- 楔形文字（Cuneiform）是古亚述帝国苏美尔人发明的记载文字，被刻记在泥板上，出现和使用于公元前3000—前4000年之间，现发现有50万到200万块泥板，其中有3—10块泥板上的文字被认读和出版；英国大英博物馆保存有13万块泥板，据https://en.wikipedia.org/wiki/Cuneiform，检索日期2018年11月17日。
- Richard D．Altick，Victorian People and Ideas—A Companion for the Modern Reader of Victorian Literature．New York：W．W．Norton＆Company，1973，Preface．
- Valentine Cunningham，Victorian Poetry Now：Poets，Poems，Poetics．Oxford：Blackwell Publishing Ltd．，2011，pp．i-xii．
- 艾瑞克·霍布斯鲍姆：《革命的年代》，王章辉等译，北京：国际文化出版社，2006年，第28—29页。
- 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32页。
- 塞恩是英国盎格鲁-撒克逊时期的9世纪出现的一个称谓，指的是对王有军事义务和依附关系的贵族，相当于跟随王征战和服役的武士或骑士，王通过授予其土地的方式来回报。塞恩对其租佃依附农具有司法权，也可以在郡法庭和百户区法庭担任公职。参见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30—31页。
- 条田制是形成于中世纪西欧的一种土地分封管理制度，指的是一块土地由不同的封建主或约曼农占有，形成一块块条田；敞田制则是在农田休耕期间或者圈地运动中将那些分隔田地的田埂或栅栏去除后供所在地农人或居民公用。参见吉喆：《论近代早期英国农民产权的变革》，《河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4期，第136—143页；向荣：《敞田制与英国的传统农业》，《中国社会科学》，2014年第1期，第181—203页。
- 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43—44页。
- 阿萨·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陈叔平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年，第226页。
- 表转引自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60页。
- 同上书，第61页。
-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
-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21页。
- 见钱乘旦：《第一个工业化社会》，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88年，第74页。
- 同上书，第81—82页。
- 同上书，第82页。
- Asa Briggs，Victorian Cities：A Brilliant and Absorbing History of Their Development．London：Penguin Books，1968，p．19．
- 马克思在《剩余价值理论》中批判地继承了古典政治经济学中的劳动理论，一方面肯定了斯密对生产劳动和非生产劳动的区分，另一方面又批判了他混淆这两种劳动的做法，他把这两种劳动纳入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背景和进程逻辑中加以区分，分离出其剩余价值，揭开了资本剥削工人阶级的奥秘，也揭示了资本的本质。参见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北京：人民出版社，1975年，第148、165、301页。
- 劳伦斯·詹姆斯：《中产阶级史》，李春玲、杨典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
- 劳伦斯·詹姆斯：《中产阶级史》，李春玲、杨典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5年，第206页。
- 裴亚琴、张宇：《19世纪英国中产阶级的社会属性分析》，《理论导刊》，2018年第7期，第101—107页。
- 钱乘旦、许洁明：《英国通史》，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2年，第248页。
- 安东尼·特罗洛普：《如今世道》，秭佩译，重庆：重庆出版社，2008年，第552—561页。
- David Cannadine．The Decline and Fall of British Aristocrac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2．
- David Cannadine，The Decline and Fall of British Aristocracy．New Haven and London：Yale University Press，1990，p．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