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历史转折中日本文坛对鲁迅的接受
1928年起，伴随着中日两国无产阶级文艺运动之间相互交流的日益频繁、影响的日趋加深、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蓬勃兴起，人们开始逐渐认识到，离开了鲁迅，也许很难理解中国的新兴文学。鲁迅作为“文坛泰斗”，作为“中国左翼作家联盟领袖”的地位，也逐渐传播，影响到日本，为日本文坛所首肯。当然，这样的认识，并不是一开始就有的，也并不是所有的鲁迅研究介绍者都是这样，而是经历了一段有偏见甚至是错误的认识之后，才由一些有识之士提出来的。
到了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军国主义发动全面侵略中国的战争之前那段山雨欲来的岁月里，日本文坛对鲁迅的研究介绍，又一时形成一种大的趋势，翻译评价之多，是盛况空前的。及至1936年10月鲁迅逝世后，日本《大鲁迅全集》出版，可谓达到了巅峰。
第一节 从“旧文人”到“文坛泰斗”
鲁迅的作品，第一次由日本人翻译成日文并在日本国内杂志上发表的是《故乡》。1927年10月，它被刊登在日本白桦派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主编的杂志《大调和》上。这一期《大调和》是《亚洲文化研究号》，对于《故乡》的作者鲁迅，编者只是简要地介绍他是“民国第一流的短篇作家”，这似乎仅仅是从文学的角度给予评价的，其他方面则知之甚少。尽管如此，这样的评价本身也还是符合实际，没有多少偏见的。
1928年，中国发生了革命文学论争，这场论争对于促进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发展，有很大的积极意义，但在论争中也明显暴露出年轻的革命作家们的教条主义和宗派主义倾向，而这种思想表现，不能不说是和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有着渊源的关系。这也就是说，在两国的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内部，都有“左”的思想基础。而中国的革命文艺运动是深受过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某些影响的，这已是学界公认的史实。[1]但反过来，受过日本无产阶级文艺运动影响很深的创造社、太阳社成员对于鲁迅的批评，又严重地影响了日本无产阶级文艺阵营和这个阵营之外的人士，使他们一开始就对鲁迅的评介存在严重的误读和错判。
1928年7月，全日本无产阶级艺术联盟成员藤枝丈夫在《战旗》上发表《中国的新兴文艺运动》，11月在《国际文化》上发表《中国的左翼出版物》等文章。文章虽然热情地介绍了正在兴起的左翼文艺运动，但对鲁迅的介绍评价却出现了失误，如他在后一篇文章中说：“对于以《语丝》、《北新》月刊为基地，经常发表一些反革命谰言的鲁迅一派，必须予以彻底的批判。”之所以出现这种失误，一方面是由于当时的日本无产阶级文艺阵营中的某些人有“左”的倾向，不了解中国的实际情况，因而不能准确认识鲁迅的价值；另一方面也因为他们受到了创造社、太阳社一些人围攻鲁迅的影响，而把鲁迅看成是反对革命文学的作家。譬如在《中国的新兴文艺运动》一文里，藤枝丈夫谈到他会见成仿吾与郭沫若时，郭沫若（在文章里被称为k）曾说了这样的话：“现在主要是对旧文学的清算。鲁迅、张资平等人受到了严正的批判。……在日本这类事情不大好判断，请广为介绍一下。”很显然，藤枝丈夫是受到了创造社的郭沫若等人批判鲁迅的影响。
应当指出，像藤枝丈夫这样贬低鲁迅的看法，一时之间在日本的无产阶级文艺阵营中并非个别现象，总之是把郭沫若看成无产阶级革命作家的代表，而把鲁迅看成反革命文学的旧文人。
同样的思想倾向，在无产阶级文艺阵营以外的人中间也存在。20世纪30年代被视为研究中国问题佼佼者的铃江言一，1929年11月出版了一本专著《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其中有关文学革命的章节，对于鲁迅的评价也存在类似的失误。文章的大意是：能显示中国从五四运动兴起的文学革命思想倾向的，是鲁迅的《呐喊》。那时的革命思想主要是反封建的思想，马克思主义还没有势力。鲁迅当时是自由主义思想的代表，他的作品多是描写贫民的生活，表达了自己的同情，其中没有任何的阶级立场。这时代文学史上称之为“阿Q时代”。1924年，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大增，革命走向高潮，但鲁迅的作品却依然停留在感伤主义的阶段，不问经济的背景，只是从人类的一般弱点对封建社会加以攻击。所以，此时鲁迅一派作家的创作，已渐趋没落。[2]从这篇文章的观点来看，显然与中国太阳社批评家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的思想倾向没有多少差别，而其中所说的文学史上称之为“阿Q时代”，又明显是钱杏邨评价鲁迅《阿Q正传》的用语。
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发表在1928年3月号的《太阳月刊》上，后收入同年7月上海泰东书局出版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第1卷里。据日本学者的研究，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的观点，曾受到过藏原惟人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文学理论的影响。[3]铃江言一是否读过钱杏邨的这篇文章尚无可资判断的确切证据，但他写《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的有关文学革命的章节时，是很可能参阅过钱杏邨的这篇文章的。
此外，确有参阅过钱杏邨的这篇文章并直接受其影响之人。1931年1月《满蒙》第12卷第1期开始连载长江阳译的《阿Q正传》，大概为了配合译文的发表，这一期《满蒙》上还有大内隆雄的专文《鲁迅和他的时代》。文章说：“凡通读过《呐喊》、《彷徨》和《野草》的人，从那里是看不到革命出路的；只有作者在那里呐喊和彷徨，他终于只是野草，而未能成为乔木；他只说了过去和现在，而没有将来。”这几乎是直接挪用了钱杏邨文章中的一段文字。作者在这篇文章的末尾附白，略谓本稿许多材料是参考了钱杏邨的《现代中国文学作家》。可见这篇文章是直接受到了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一文影响的。
类似的思想倾向，在《满蒙》的另一作家大高岩的文章也可以见到。1932年9月，《满蒙》第13卷第9期上刊登了大高岩的文章《鲁迅再吟味》。文章说：“作为‘自然主义文学运动’的代表作品，第一可以举出鲁迅的名字。《阿Q正传》、《呐喊》和《彷徨》是他的力作。在鲁迅等人的作品中，以辛辣的笔调鞭挞了老朽的封建的遗物。有名的《阿Q正传》中的赵老太爷，正是这个阶级的废物。”“然而欧洲大战以后……新兴的知识分子妥协屈服于资本主义并国内的封建势力也不是例外之事。这样的社会形势，在文坛内部也有反映，胡适、周作人、鲁迅等逐渐官僚化了。”“鲁迅后来转向左翼，20世纪30年代的无产阶级文学将资产阶级文学从文坛上彻底击溃。”将鲁迅认作“自然主义作家”的看法，是1924年以来以创造社的成仿吾为中心展开的。时至1932年，我们在日本的大高岩的文章里，仍然看到了创造社的影响。
但是，《满蒙》的另一作者对鲁迅则有不同的看法。1931年5月，原野昌一郎在《满蒙》第12卷第5期上发表《中国新兴文艺和鲁迅》，如标题所示，鲁迅已和新兴文艺挂上钩了。原野昌一郎虽然同意成仿吾的《呐喊的评论》中的意见，但他不赞成钱杏邨的《死去了的阿Q时代》，而能从中华民族文化传统以及封建主义长期统治造成人们特殊的心理结构这样的角度，来评价鲁迅及其作品的价值。文章说：
作为文化国家的中国，作为哲学家的中国人，在东方在世界上都具有足以夸耀的广博的心灵的著作……所以它的文学形态能够出现多种多样也是理所当然。然而最具有可靠性并表现了现代人的还是鲁迅。
毋须讳言，中国在世界上是毫无例外的具有传统精神的老大国家，千百年来，祸乱、重压在它的东方性的广泛的文化、政治经济各方面轮回再起，百官的横恣，民众的被压迫，实在是带着无与伦比的冷酷性反复运转着……我们翻开一页历史时，即可看到这痛烈的现实。虽然封建的压制在世界各地都可以看到，但达到这种惨烈程度的，世界上何处有之呢？如此看来，他们一面怯懦，残忍，乃至执拗的勤勉性、天命观、乡党间的团结等等，显然具有充分的必然性。
短篇《孔乙己》中的孔乙己，《风波》中的七斤，《阿Q正传》中的阿Q，难道不就是确确实实的中国人的形象吗！……尤其值得我们最关心赞美的，是他的主题几乎全部都是在最下层呻吟的民众的形象，并把它用具有写实的可靠性的面貌呈现在我们面前，赤裸裸地暴露出占中国民众多半的农民形象。
可以发现，原野昌一郎对鲁迅及其作品的这一评价，已经从创造社、太阳社否定鲁迅的理论框架中突破出来了。这种从民族风俗、文化传统的角度来评价中国文学作家和作品的态度，在日本也不失为理解中国新兴文学的一种类型。
值得特别提出的，还有林守仁对鲁迅的评价。林守仁是山上正义的笔名，山上正义（1896～1938），日本鹿儿岛人。1920年前后在早稻田大学做旁听生。《播种人》创刊时，他开始弄起文学来，在创刊号上发表过俳句。后来因为“晓民共产党事件”[4]而被捕下狱，被囚禁8个月。1925年来到中国上海，加入上海日日新闻社，后转联合新闻社。省港大罢工时，山上正义正在经香港去广东。1926年北伐开始时，北伐誓师以及革命策源地广东热气腾腾的革命形势，山上正义都有深切的体会。他访问过苏联顾问鲍罗廷，会见了宋庆龄、陈友仁，并和郁达夫、成仿吾等创造社成员有密切的交往。晚些时候还造访过鲁迅。他是日本的进步人士。1926年以特派新闻记者的身份来中国访问时，在广州结识了鲁迅，此后开始与鲁迅交往。1929年又来上海，仍然与鲁迅保持着友好的往来。1928年他写了《谈鲁迅——北中国的白话文学运动》一文，发表在同年3月《新潮》第25卷第3期上。文中虽有一些看法不够妥当，但对鲁迅十分推崇，明确指出了鲁迅在革命文学运动中的领袖地位，这是和一些左翼人士的看法不相同的。文章说：“陈独秀和胡适尽管提出了白话文学宣言，但前者忽即转入社会运动，后者则追逐当代的声誉，投进教育界，都走出文学圈子外边去了。之后，鲁迅却忠实地把它负担起来，勇敢而顽强地引导其潮流直至今日。”[5]肯定了鲁迅在文学革命中的成绩和领袖作用。这种真知灼见，在当时的日本是极为可贵的，它会使日本左翼文艺阵营耳目为之一新，也会促使他们重新评价鲁迅。
1928年，上海的日文报纸《上海日日新闻》曾发表井上红梅译的《阿Q正传》，1929年11月又在日本文艺市场社出版的《奇谭》上重新发表，改题为《中国革命畸人传》。这是日本最早的《阿Q正传》的译本。《奇谭》杂志是昭和初年发刊的。登载《中国革命畸人传》的这一期上，还有《中国恶食考》《近代游荡文学史》《世间澡堂谈议》《男人什么地方能引起女人的注意》等无聊的文章，但在译文正文之前，却有如下的附白：“鲁迅氏《阿Q正传》，作为中国文艺复兴时期的代表作品，引起欧美各国的轰动，并被译成好几国的文字；但我国好像还没有译本。这里愿借本志的篇幅，改题为《中国革命畸人传》全译成日文。作品取材于成为革命牺牲品的一个可怜的农民的生涯。作者以其深刻地观察和第一流的讽刺手法，表现了辛亥革命时期的社会状态。像这样的牺牲者，在他们那个国家现代的训政时期一定是很多的。”[6]这样的认识显然是很不够的，而且译文的质量也很低。
1932年11月，改造社出版了井上红梅翻译的《鲁迅全集》，收录了《呐喊》《彷徨》两书，并附有鲁迅年谱。鲁迅的作品第一次以“全集”的形式在日本出版是很值得重视的，尽管其所收作品不多，还谈不上什么全集。不过，由于井上红梅早期人品有问题，加上他的译文误译甚多，一直得不到鲁迅的谅解。但持平而论，他倒是在中日文学交流上，特别是在介绍鲁迅作品方面做出过贡献的。1936年鲁迅逝世后，井上红梅还参加了改造社翻译《大鲁迅全集》的工作。
1931年1月，《满蒙》第12卷第1期开始连载长江阳译的《阿Q正传》。这一年秋，继井上红梅、长江阳的译本之后，又有两种《阿Q正传》的新译本出版，译者为松浦圭三和林守仁。松浦圭三的译本同年9月作为《中国无产阶级小说集》的第一编由白杨社出版，其中还包括《孔乙己》和《狂人日记》；书前有译者序，并附有《关于〈阿Q正传〉的各家评语》《作者作品目录》和《作者传略》。林守仁的译本收在《国际无产阶级丛书》中，同年10月由四六书院出版。尾崎秀实以白川次郎为笔名为该书写了绪言《谈中国左翼文艺战线的现状》，林守仁也写了译者序言《关于鲁迅及其作品》。
林守仁在翻译《阿Q正传》的过程中得到过鲁迅的热情帮助，鲁迅对他的工作给予了大力的支持。这已成为中日文学交流史上的佳话。值得注意的是收有林译《阿Q正传》的《国际无产阶级丛书》中有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介绍鲁迅的文章。尾崎秀实是日本的革命作家，他曾作为特派记者到过上海，经史沫特莱介绍与鲁迅相识，十分友善，对鲁迅有较深的了解。他在这篇绪言中全面介绍了中国左翼文艺运动的现状，谈到鲁迅，则评论说：“鲁迅不但是声名卓著的作家，而且自从他成为自由大同盟的领导之后，他的活动更值得钦佩。诚如大家所知道的，他是左联的泰斗，至今还在果敢地参加着战斗。”而山上正义的序言则认为：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的唯一代表者，就他在文坛上的地位来说，今天也依然是当前文坛的泰斗”[7]。同时，山上正义还在序言中引用美国《新群众》评论鲁迅的话，说鲁迅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全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
总之，松浦圭三和山上正义的两种《阿Q正传》译本的出版以及尾崎秀实和山上正义对鲁迅的评论文章，说明了日本左翼文学家和进步人士对鲁迅的评价有了转变。鲁迅作为革命作家，作为左翼文坛泰斗的地位，也已为日本文坛所承认。
第二节 佐藤春夫与鲁迅
20世纪30年代，在日本文坛掀起的一股翻译鲁迅作品、评价鲁迅其人的热潮中，有一位日本文坛宿将佐藤春夫的译介工作显得格外引人注目。这不仅因为佐藤春夫是日本文坛声名显赫的大作家，他所译介的民国时期文化革命主将的作品必然会引起人们的注意，而且还由于他接触鲁迅角度的不同而做出的独特评价。回顾佐藤春夫译介鲁迅的工作，梳理他与鲁迅的文字缘，不仅有益于中日文学交流史的建构，也有助于我们今天从文化历史传统的视角去重新看待鲁迅。
1932年1月，佐藤春夫翻译的鲁迅的小说《故乡》，在日本著名刊物《中央公论》上发表，并附有他写的《关于原作者小记》，介绍了鲁迅的简历，给予鲁迅很高的评价。
佐藤的翻译，在日本是《故乡》的第二种译本。《故乡》的第一种译本，前面已经说过，发表在1927年白桦派著名作家武者小路实笃主办的《大调合》（10月号）上，译者不详，那是鲁迅作品的日译本第一次在日本国内出版的刊物上发表。后来，井上红梅、松浦圭三、山上正义等人相继翻译发表了鲁迅的《阿Q正传》《孔乙己》《狂人日记》等作品，已如前述。1932年，日本京华堂、文求堂和改造社分别出版了《鲁迅创作选集》《鲁迅小说选集》和《鲁迅全集》。这样一种译介鲁迅的热潮，鲁迅在书信中也曾谈到。1932年5月14日，鲁迅在致许寿裳信中说：“近数月来，日本忽颇译我之小说。”对于翻译质量，鲁迅也表示过意见。山上正义翻译的《阿Q正传》，鲁迅曾亲手校译过，自然不成问题。但井上红梅的译文则不够严肃，鲁迅曾多次在日记和书信中表示过不满。1932年11月24日鲁迅日记记载：“下午收井上红梅寄赠之所译《鲁迅全集》一本，略一翻阅，误译甚多。”同年12月19日在致增田涉信中又谈道：“井上氏所译《鲁迅全集》已出版，送到上海来了。译者也赠我一册。但略一翻阅，颇惊其误译之多，他似未参照你和佐藤先生所译的。”在这封信里，鲁迅颇不满意井上红梅的译文，但却肯定了佐藤春夫和增田涉的译文。后来，佐藤春夫成了日本主要的鲁迅作品的翻译家和介绍者。1932年7月，佐藤春夫译的《孤独者》在《中央公论》上发表；1933年3月，佐藤春夫编，改造社出版的《世界幽默全集》第12卷《中国专集》，辑录了《阿Q正传》和《幸福的家庭》；1935年6月，他与增田涉合译的《鲁迅全集》（岩波书店），收小说、散文、杂文12篇。
佐藤春夫翻译介绍鲁迅，在日本影响是很大的。这也决定了他在中日文学交流中所占的重要地位。他不仅介绍过鲁迅，还译介过许多中国现代作家作品，与许多中国作家如郁达夫等人有过交往，特别是因为他在大正、昭和文坛上声名赫赫，所以他介绍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作家交往，就具有重要的意义。日本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专家丸山昇就曾认为：“由于已经确定了第一流作家地位的佐藤春夫，在具有代表性的综合杂志《中央公论》上翻译了鲁迅的作品，就具有更大的意义。从此以后，鲁迅的名字，终于为日本文化界所知晓。”[8]日本另一著名作家正宗白鸟，就是读了佐藤等译的《鲁迅全集》之后，十分感佩，才写了引起鲁迅同感的《摩勒伊爱斯与鲁迅》一文的。[9]
佐藤春夫（1892～1964）明治末年倾向于自然主义，曾师事生田长江，后又与堀口大学、与谢野夫妇等相交往，深受他们影响；倾慕森鸥外和永井荷风，先以充满古典情绪和唯美的浪漫主义诗歌为文坛所推崇。后转写小说，《田园的忧郁》《都会的忧郁》是其代表作品。由于表现得深切和新颖，并且抓住了资本主义社会物质文明驱迫下人们精神上产生的倦怠之感，甚至被说成是近代小说的代表。
也许正是由于佐藤春夫的文学创作具有这种近代意识，20世纪20年代初期，鲁迅和周作人合译《现代日本小说集》时，才劝周作人增译佐藤春夫的小说的。[10]此后10余年，鲁迅几乎未再提起他，因为鲁迅思想的发展，表明终与佐藤春夫不是一路人。日本左翼文艺运动蓬勃高涨时，佐藤春夫是被称作“右翼之雄”的，而鲁迅后来却成了中国左翼文坛的领袖。但是到了1932年，佐藤春夫的名字却常在鲁迅日记和书信中出现。1932年1月5日，鲁迅致增田涉的信中说：“一月号《改造》未刊载《某君传》，岂文章之过耶？实因某君并非锋头人物。……佐藤先生在《〈故乡〉译后记》中虽竭力介绍，但又怎么样呢？”[11]
这《〈故乡〉译后记》[12]便是前面提到的《关于原作者小记》。佐藤春夫这篇评介鲁迅的文字，是日本继山上正义的《谈鲁迅》以来最重要的文章。他在该文中介绍了鲁迅的简历，谈到鲁迅由于作《中国小说史略》而成为被人推重的学者之后，说：
他的作品中，的确具有很深的传统意味。他从学者生涯蝉蜕之后，百尺竿头更进一步：一面诱掖指导建设新文学的运动，一面自身也从事新文学的创作……1921年终于有一代杰作《阿Q正传》问世。其他作品短篇中篇30种，都使他名闻天下。创作之外，也不怠慢日德俄等国文学的翻译介绍，经过不懈努力，终于成为中国近代文学之父，完全尽到职责。他的成长，即使放在中华民国近代发展史上来看，也是非常伟大的。在今天，他不仅是“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全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而且还因罗曼·罗兰的介绍而名噪法国。之后其作品有法德俄英及世界译本。鲁迅是世界的。
佐藤春夫对鲁迅的评价，应该说是很高的。他和林守仁在《关于鲁迅及其作品》一文中所做一样，也引用美国《新群众》杂志评论鲁迅时所说的：“中国最伟大的小说家，全国左翼作家联盟的领袖。”这种对鲁迅文学地位的首肯，表明佐藤已经冲破了自身文学地位的囿见。但是，这样的看法，终究不过是认同中国文化界对鲁迅认识罢了。其实，外国人的鲁迅观，越是不同于我们从政治、社会历史的角度来判断鲁迅，越是可能具有不同的启迪意义。诚如丸山昇所说：“我们这些日本人的中国文学研究，尽管对中国的理解上无法与中国人相比，但如果对中国读者有些作用的话，那就在于我们是通过具有不同的历史和文化的日本人的眼光，用不同于中国人的眼光来看待中国文学。至少在现代文学研究方面，我想求得中国读者理解的是，在中国所想象不到的解释和一时难以接受的观点中，复杂地反映着生活在现代日本现实中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思想和感情。希望中国读者理解这一点也是同希望加深对日本的理解是相通的。”[13]这是颇有见地的看法。其实，佐藤春夫对鲁迅的理解的重要性，不在于对中国某一看法的认同，而在于他在鲁迅作品中发现了某种被我们忽略了的东西，那就是鲁迅作品中“具有很深的传统意味”。战后佐藤春夫追忆自己在20世纪30年代翻译鲁迅作品的动机时，更是发展了这一看法。他说：“《故乡》似乎令人感到中国古来的诗情（那是我非常喜爱的），完全成了近代文献中的，也就是说，中国古代文学的传统在近代文学中更生……总之是看到近年来我国的近代文学完全与古来的文学隔绝，我深为不满，因而翻译了《故乡》，是要促使人们向它学习。”[14]这就是说，佐藤春夫译介鲁迅，旨在撇开鲁迅作品所具有的强烈的社会意义而强调与传统文学的联系，这在日本的鲁迅译介中也算是别开生面的。
当年郭沫若与鲁迅笔墨相讥时，亦称佐藤春夫为“右翼之雄”[15]，而鲁迅这位左翼文坛领袖竟与“右翼之雄”有着这样的文字缘和密切关系，也确实是耐人寻味的。从佐藤春夫那一面看，他的确在立场、观点与创作倾向上与鲁迅不同，他是不可能全面正确理解鲁迅的，但他却从鲁迅作品中发现了别人尚未发现的东西。日本的中国文学研究会会员，评论家冈崎俊夫在战后曾追溯说：“佐藤所以翻译鲁迅的作品，不过是他喜欢中国文学的延长，他是以译种种古典文学的精神，把手伸向了鲁迅的作品。这位诗人和鲁迅在精神上风马牛不相及。”[16]但是，佐藤春夫接触鲁迅的角度，确实是大多数人长期所忽视了的鲁迅文学与传统文化的关系。也许正是在这一点上，佐藤春夫的鲁迅观才更有其价值。
由真爱古典文学而钦佩鲁迅，由钦佩进而翻译，直至邀请鲁迅去日本写作，佐藤春夫是尽了文人友情的。鲁迅对佐藤春夫也颇为感激，他在致增田涉与山本初枝等人信中几番提到这些事。虽然鲁迅未对佐藤春夫本人做出评价，但起码他是很看重佐藤春夫，珍惜这一友谊的。
1936年10月19日晨，鲁迅逝世。佐藤春夫听到这一消息后，当天夜里便写了悼念鲁迅的文章：《月光与少年——鲁迅的艺术》。文章辞情切切，开篇便道：“我同鲁迅一面之识也没有。偶与这位世上不再容易出现的伟大的东洋文学家生于同一时代而终又永远失去了相会之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恨事，永生的恨事。”嗣后，他在文中又谈到了那个今天令我们极为感兴趣的问题：“《阿Q正传》总是中国风的作品，就是这一点使那个作品得到了成功；所以能魅住了本国的大众，能使国外的识者认为惊异的产物的，这秘密就在这一点上。而且我更相信，这也就是为什么在近代欧洲文学理解上决不落于人后的他，在另一方面，虽然总是中国风，然而在欧洲人看来却使他们的作品更易于理解，使人们了解，使人们惊叹中国民族性的深奥的缘故。”[17]这里谈到的“中国风”，也可以说是佐藤春夫在深刻感受和把握住了鲁迅作品中蕴含了“很深的传统意味”的基础上所做的一种概括。实际上，它也正是启迪我们今天从文化历史的角度重新理解审视鲁迅文学世界与传统文化关系的一把钥匙。回顾20世纪30年代鲁迅与佐藤春夫的这段文学因缘，大概对我们今天的鲁迅研究不无裨益吧。
第三节 增田涉与拜访鲁迅的作家
增田涉（1903～1977），日本岛根县人。高中时因受芥川龙之介和佐藤春夫等人作品的影响，倾心于中国和中国文学。1926年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因盐谷温教授讲授中国小说而接触鲁迅的《中国小说史略》，从而熟知鲁迅。后来师事佐藤春夫，并帮助他翻译中国小说。1931年3月到中国，通过内山完造与鲁迅相交往，后常去鲁迅家中听讲解《中国小说史略》等。同年11月，他译的《鸭的喜剧》《上海文艺之一瞥》等鲁迅作品，在佐藤春夫编的《古东多万》上发表；还通过实际观察以及同鲁迅的对谈，写了日本的第一部《鲁迅传》，1932年4月发表在《改造》杂志上。
1931年12月，增田涉回国后，专以书信往来向鲁迅请教。1933年佐藤春夫编《世界幽默全集》，增田涉负责中国部分，译有《阿Q正传》《幸福的家庭》和其他中国作家的作品。翌年10月，又与竹内好、武田泰淳、松枝茂夫等人组成“中国文学研究会”。此后十余年间，专事中国文学研究。
1935年6月，岩波书店出版了增田涉与佐藤春夫合译的《鲁迅选集》，收有小说《孔乙己》《高老夫子》《孤独者》《阿Q正传》，散文《藤野先生》，杂文《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并附有增田涉的《鲁迅传》。这是到那时为止日本有影响的大出版社出版的最有权威的《鲁迅选集》，流传相当广泛。同年6月，增田涉译的《中国小说史》，又由东京汽笛出版社分两册出版。鲁迅看过豪华版后十分高兴，他在给增田涉的信里说：“《中国小说史》豪华的装帧，是我有生以来，著作第一次穿上漂亮服装。”[18]能够有这么好的译本在日本出版，鲁迅是十分满意的。
如前所述，佐藤春夫与增田涉合译的《鲁迅选集》在日本流传很广，影响也很大。许多日本人士，就是读了这本选集才对鲁迅有所了解，有所认识的。
1935年7月20日，日本又一著名作家正宗白鸟在《读卖新闻》晚刊发表了一篇短文——《摩勒伊爱斯和鲁迅》。这篇短文并非是专门评论鲁迅，而是由鲁迅的伟大精神引起自己人生感慨的。但他却对鲁迅说了这样钦佩的话：“我从最近出版的《鲁迅选集》上读到《孔乙己》和《阿Q正传》等作品。对于中国的现实生活，作了如此深刻和微妙的描写，实在令人感佩。”
正宗白鸟（1879～1962）是日本近代文学史上著名小说家、评论家，曾是自然主义兴盛时期的大作家。鲁迅留学日本时，正是正宗白鸟走上文坛而且很活跃的时期，但由于鲁迅对自然主义文学不太感兴趣，所以没有留意到他。20世纪30年代鲁迅在日本的声望日高，自然也吸引了正宗白鸟的注意。当然他只是读了鲁迅的少量作品，谈不上有多么深刻的理解，但他却能从文学与现实相联系这个角度来看待鲁迅。在《摩勒伊爱斯与鲁迅》这篇短文里，他将摩勒伊爱斯[19]与鲁迅相比，肯定了他们的幸与不幸；但实际上却寄托着自己深沉的苦闷和感慨，即对作家来说，不甘心像摩勒伊爱斯那样超然于现实，而像鲁迅那样不忘情于现实，是不幸的；但这种不幸，几乎是关心祖国和人民命运的作家的宿命。鲁迅读过这篇文章后，于1935年8月1日在给增田涉的信中说“有同感”。[20]
除正宗白鸟外，鹿地亘发表过与鲁迅有关的文章，《与鲁迅会见记》（《文艺》1936年5月）。鹿地亘曾是日本无产阶级作家联盟的书记长，1943年因日本政府的镇压，不得不宣布作家联盟解散。当时正在书记长岗位上的鹿地亘，发表了《为了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方向转换》的文章，对十多年来无产阶级文艺运动的经验教训进行了总结。此后他曾被捕入狱，出狱后1936年来中国，2月间会见了鲁迅，此后多次与鲁迅来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他曾留在中国，和中国人民共同从事反法西斯主义的革命斗争。
1936年6月和7月，还有山本实彦在《文艺》上先后发表了《从上海致S的信》和《鲁迅》，前者谈了鲁迅和日本新感觉派作家横光利一的关系。山本实彦是日本著名的新闻工作者和出版家，曾创立《东京每日新闻》，自任社长。1929年又创立改造社，任社长，出版过《改造》《文艺》等多种著名杂志。他在政治上是很进步的，因而也很敬重鲁迅。1936年来上海时，曾特地访问了鲁迅。鲁迅逝世后，他主持的改造社以最快的速度出版了《大鲁迅全集》。
第四节 欣慰的纪念
1936年10月19日晨，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鲁迅病逝。消息传到日本，引起日本文化界的极大震动，一时间日本各界的友好人士，分担了中国人民的巨大悲痛。在东京神田的日华学会，日中两国的文化界人士为鲁迅先生召开了追悼会，会上佐藤春夫和郭沫若都做过讲演，有人还看到佐藤春夫演讲后“流着眼泪走出来”[21]。甚至有在日留学的朝鲜文学家也说：“我们朝鲜人，有正义感的朝鲜人，对于这位巨人是不能忘记的。”[22]的确，鲁迅不但是中国精神界的战士，也深受日本及东亚人民所挚爱！
鲁迅逝世后，日本的许多报刊迅速做出反应，《中央公论》《日本时论》《改造》等有影响的大型杂志，纷纷发表悼念鲁迅的文章。竹内好主编的《中国文学月报》第20号（1936年11月），还出版了纪念性质的“鲁迅特辑”，发表了实藤惠秀、饭冢朗、山本初枝等人的文章。竹内好翻译的鲁迅散文《死》及撰写的纪念性文章《鲁迅论》，也在这期“鲁迅特辑”之中。
从鲁迅逝世的次日起，到1938年8月改造社《大鲁迅全集》七卷本出齐时，这期间日本报刊发表纪念、研究鲁迅的文章和翻译鲁迅的作品，据不完全统计已超过140篇。特别是《大鲁迅全集》的出版，虽说只是选集的性质，但仍要比中国《鲁迅全集》的出版早一年左右。日本各界的友好人士，以这样的实际工作寄托对鲁迅的哀思，真可谓一种欣慰的纪念。
对鲁迅的逝世，能有这么多的日本人士以如此大的规模来悼念，而且又是在那样的山雨欲来风满楼的形势下来悼念，可以说，在日本从来没有哪一个外国的伟大作家，能像鲁迅那样享有这样的生荣死哀。这一方面说明，鲁迅给予日本人民精神上的影响是无比深刻的；另一方面也说明，中日两国人民的心是相通的，文化上的联系是密切的。这种文化上、精神上的密切关系，通过日本人民对鲁迅的悼念，充分地、集中地表现了出来。
[1]刘柏青：《三十年代左翼文艺所受日本无产阶级文艺思潮的影响》，《刘柏青文学论集》下卷，时代文艺出版社，2012。
[2]参见铃江言一《中国无产阶级运动史》，1929年11月满铁调查资料第109编。1953年9月改题为《中国解放斗争史》，由石崎书店出版。
[3]卢田肇：《钱杏邨的“新写实主义”——与藏原惟人的“无产阶级现实主义”有关问题之考察》，靳丛林译，《日本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论文选粹》，吉林大学出版社，1987。
[4]1920年底，日本各地开始出现一些马克思主义小组，如堺利彦等人的ML会，山川均等人的星期三会，高津正道等人的晓民会等。翌年4月，以堺利彦为委员长的“共产党筹备委员会”成立，5月派近藤荣藏去上海参加共产国际远东支部会议。8月，在东京堺利彦的无产社召开结党会议，近藤荣藏为执行委员长，高津正道为宣传部长，山上正义为庶务部长等。11月因署名共产党的反军、反战传单及小册子在日本陆军东京大演习时散发，日本共产党遭到镇压，是为“晓民共产党事件”。
[5]山上正义：《谈鲁迅》，李芒译，《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第181页。
[6]丸山昇：《一个中国特派员》，中央公论新书，1976。
[7]林守仁：《关于鲁迅及其作品》，戈宝权译，《鲁迅研究资料2》，文物出版社，1977，第181页。
[8]丸山昇：《日本的鲁迅研究》，载靳丛林编译《东瀛文撷——20世纪中国文学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第31页。
[9]1935年8月1日鲁迅致增田涉信，《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69页；刘柏青：《鲁迅·摩勒伊爱斯·正宗白鸟》，《鲁迅与日本文学》，吉林大学出版社，1985。
[10]1921年8月29日鲁迅致周作人信，《鲁迅全集》第11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413页。
[11]《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192页。
[12]关于这篇文章，《鲁迅全集》（人民中文学出版社，2005）第14卷第193页注释[5]为：“佐藤春夫……在《中央公论》（1932年1月号）发表的《〈故乡〉译后记》中称鲁迅的《故乡》具有杜甫的诗情。”这则注释中有错误，称《故乡》具有杜甫的诗情的，不是这篇文章，而是佐藤春夫战后发表的《翻译〈故乡〉和〈孤独者〉的时候》（收入增田涉、松枝茂夫、竹内好编《鲁迅指南》，岩波书店）一文，其中写道：“我在《故乡》之中，感受到了和杜甫的诗情相同的近代散文精神。”
[13]丸山昇：《寄语〈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日本学者中国文学研究译丛》第2辑，1987年9月。
[14]佐藤春夫：《翻译〈故乡〉和〈孤独者〉的时候》，载增田、松枝、竹内好编《鲁迅入门》，岩波书店，1956。
[15]郭沫若：《创造十年》，《郭沫若全集》（文学编 第十二卷），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第22页。
[16]冈崎俊夫：《日本的鲁迅观》，转引自丸山昇《日本的鲁迅研究》，载靳丛林编译《东瀛文撷——20世纪中国文学论》，吉林大学出版社，2003，第32页。
[17]鲁迅先生纪念委员会编《鲁迅先生纪念集》，山海书店复印，1979。
[18]1935年6月10日鲁迅致增田涉信，《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59页。
[19]摩勒伊爱斯原为葡萄牙驻外海军武官，生于1854年。1898年来日本，任葡萄牙驻日本神户总领事，曾与日本一艺伎结婚。后来妻子亡故，辞去总领事职务，到亡妻出生地福岛定居，潜心研究日本文化。著有《远东游记》《中国日本风物志》《日本精神》《日本历史》等。1929年病死在福岛。
[20]1935年8月1日鲁迅致增田涉信，载《鲁迅全集》第14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第36页。
[21]常任侠：《哀悼鲁迅先生在东京》，《东瀛印象记》，商务印书馆，2013，第55页。
[22]常任侠：《哀悼鲁迅先生在东京》，《东瀛印象记》，商务印书馆，2013，第52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