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战争语境与“竹内鲁迅”的诞生
竹内好（1910～1977），在20世纪四五十年代对于鲁迅的研究（借鲁迅精神来反省日本的文化、亚洲文化乃至日本的战争），曾被日本学界视为难以逾越的高峰。丸山昇在《日本的鲁迅研究》中谈到日本评论社1944年12月出版的竹内好的《鲁迅》时，说它“是一本时至今日仍被称为‘竹内鲁迅’的对其后的鲁迅研究起着决定性影响的著作。他以后的所有鲁迅研究者，都从这本书继承了很多东西。即便能够提出在各个方面异于竹内的鲁迅形象，也是通过坚持自己对‘竹内鲁迅’的不同意见、深入发掘差异之处才产生的自己的鲁迅形象，在这个意义上，依然处在竹内的强烈影响之下”[1]。可见竹内好的鲁迅研究影响之深广。然而，“竹内鲁迅”诞生的过程却与特殊的历史语境相纠结。本章在竹内好学术与思想的变动历程中，追溯作为“竹内鲁迅”起点的《鲁迅》如何在日本军国主义叫嚣“大东亚战争”的语境中艰难问世，进而尝试解读《鲁迅》中以“欲说还休”的笔法表达的独特论点。
第一节 竹内好的学术发轫
一 求学时代
竹内好是在东京帝国大学（后称东大）文学部“支那文学科”（即中文系）走上自己的学术道路的。1931年进东大不久，竹内好就产生了广泛的阅读兴趣。他读芥川龙之介的《支那游记》、英文法通论、中国语研究书、新闻讲座、明治文学研究等。同年7月，读过《中央公论》中长冈克晓的《蒋介石的支那》后，痛感有研究中国问题的必要。也是在这一年，他开始参加支那语支那文讲习会，通过阅读收在《支那小说集》（国际无产阶级丛书，四六书院）中的《阿Q正传》，“深切感受到了它的幽默”。《阿Q正传》大概是竹内好最早接触的鲁迅作品。
1932年8月7日，竹内好第一次出发去中国。他们一行八人受外务省对中文化事业部的半额补助，组成学生参观旅行团体，经朝鲜来到长春，22日在大连解散后，竹内好去北京自费留学。他于24日到达北京。看竹内好在这期间写的日记《鲜满旅行记》和《游平日记》[2]，可见他留学北平的三个目的：学习中国语、参观名胜古迹、购买新书。同年10月8日，竹内好踏上归途。这最初的北京之旅，使他迷上了那里的风土和文物，由此，也对从未认真研究过的中国文学上了心。“我的中国结，就从这时开始”[3]。
1933年12月，竹内好提交了他在东大中国文学科的毕业论文《郁达夫研究》。作为一个本科毕业论文来讲，《郁达夫研究》已经显见出竹内好的学术训练和研究功底都是相当扎实的。而对于一个域外研究者来说，竹内好当时所掌握的材料并不亚于中国的研究者。对于中国批评家的意见，他也都有所借鉴；并且他对郁达夫的有些批评意见，至今看来依然具有参考价值。但是，郁达夫也还只是竹内好对中国现代文学最初的一个尝试，他研究郁达夫的目的，是要“究明创造社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从文学史的角度看问题，那其实是他对中国新文学的第一次研习。对于郁达夫，他是浅尝辄止了，但却成为他后来走向鲁迅的最初的桥梁。竹内好后来很快便与鲁迅相遇，走入鲁迅的精神世界，与之“恶战苦斗”，来锻造自我，反思日本。
二 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成立与活动
东大毕业后，一度曾经求职于满铁[4]的竹内好就职未成，便潜下心来专事中国文学研究。在东京大学毕业之前，1934年3月1日，冈崎俊夫、武田泰淳、横地伦平、佐山峲等人在竹内好的自宅（东京芝区白金今里町89番地）召开了“中国文学研究会”的筹备会议，定会名为“中国文学研究会”，每月1日、15日开“发表”会，并商议出版供阅览的杂志。这是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实质性发足。研究会成立后，除了每月两次的例会外，还举行各种活动，与到日本的中国作家们联谊交流。
1935年1月初开始，竹内好邀请松枝茂夫参加筹划，为出版中国文学研究会的刊物而奔波。终于在2月8日，出版了会刊《中国文学月报》（16页）创刊号（从1940年第60号开始改名为《中国文学》，增至40页）。以竹内好、武田泰淳、冈崎俊夫为中心，这份杂志在缺少经费、纸张和动荡不安的时局中持续出版到1943年3月的第8卷第9号，在竹内好的坚持下废刊[5]。在领导中国文学研究会活动期间，1937年到1939年竹内好还在日本外务省文化事业部的资助下游学中国两年，在北京会见过周作人、钱稻孙、清水安三等中日名流。
20多岁的学者竹内好领导的中国文学研究会，很快成长为在学界颇有影响的团体。当时日本的中国学研究，可以分为三个学派：一是明治维新后为东京大学所承继的日本传统的汉学研究，二是20世纪初叶作为东京大学汉学研究之反拨而建立的以京都大学为中心的支那学派[6]，三就是20世纪30年代竹内好创立的“中国学”研究。竹内好成立中国文学研究会和创刊《中国文学月报》后所做的最重要的几项工作就是：批判传统汉学、批判支那学、试图建立新的中国文学研究理念。用竹内好自己的话来讲“中国文学研究会产生于汉学和支那学的地盘。正如同支那学在否定汉学的意义上确立了自己的学术一样，我们也试图通过否定官僚化了的汉学和支那学，从它的内部谋求自身的学术独立性。汉学和支那学已经丧失了历史性，无力理解现实的支那，因而也无法与现代文化相关联。这个学术上的自我改革欲望，催生了中国文学研究会。时至今日，可以清楚地看到，这个自我改革同时也立志于学术整体的改革，它因而也试图建立对于现代文化整体的批判性立场”[7]。批判改革早已僵化了的汉学和支那学，谋求学术的独立性，了解鲜活的现实的中国，建立批判日本现代文化的立场，这正是竹内好所建立的中国文学研究会的文学研究理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