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兵天将
韦岗战斗不久，完成任务的先遣支队奉命解散，粟裕返回已开到江南的新四军二支队代理司令一职。二支队下辖第三、第四两个团，仅有1700人。
1938年6月，国民党军和日军进行的武汉会战正式开始。叶挺和项英为尽友军义务，要求新四军配合作战，命令“开展胜利的游击战来配合各方执行保卫武汉的总任务”。粟裕随即在敌后行动起来。
这年7月，他指挥二支队一个营伏击当涂至芜湖间的一列日寇火车，缴获军用品无数；不久又在芜湖以东与日军打了一个遭遇战，战果不菲，还首创新四军全军活捉日军纪录。
江南“治安”蓦然恶化，日军恼怒异常，获悉二支队驻在小丹阳，立即出动步骑兵4500人，外加20余架轰炸机前往围歼。他们兵分八路，水陆并进，志在必得。
粟裕迅速想出应对之计，采取浙南打游击时的“敌进我进”战术，将部队一分为三：
一部攻打当涂，造成敌人恐慌；一部攻打南京以南的陶吴，牵制日军兵力；另外一支精兵奔袭南京近郊，夺取雨花台制高点，袭击中华门内外日、伪军事目标。
气势汹汹的日军扑到小丹阳，发现空无一人，后方却连连告急，只得长叹一声，匆匆撤兵回防。粟裕乘机下令追击，毙伤日伪军50多人，自己无一伤亡。
1938年，担任新四军二支队代司令的粟裕
神出鬼没的敌后游击战令日军胆战心惊，无奈地叫苦说：“新四军是个神，你打他时一个也没有，他打你时都出来了。”
粟裕没理会日寇的叫苦，又连打两个漂亮仗。
1939年1月，外出的侦察员报告，100多名日军由安徽宣城的水阳镇沿水阳江河岸北犯。粟裕马上拿出地图，细细比画一阵，沉思一会儿，决定再打一个伏击战。
他迅速部署了两路人马：一路为4个连，埋伏于河岸预设阵地，作为进攻的主力；一路为一个连，隐蔽在水阳附近，战斗打响后从日军身后包抄，断其退路。两路人马连夜行动，悄然潜入各自阵地。
1月7日清晨，晓雾将歇，河水淙淙。日军衣着鲜明，刀枪明晃，迤迡而行，缓缓进入伏击圈。
粟裕果断下令出击，伏击部队号声嘹亮，枪声骤起，猛烈开火。日军训练有素，稍一迟疑，迅速组织反扑，一波一波冲向新四军阵地，但禁不住新四军的凌厉攻势，瞬间又狼狈退了回去。
粟裕一直冒着枪林弹雨，站在前沿指挥。参战老兵、原福州军区副政委王直多年后回忆：“水阳激战，他（粟裕）亲临一线。当把冲上来的敌人打回去后，我觉得这里太危险了，建议他转移指挥位置。”
粟裕摇头说：“敌人是被打退了，但没有被打垮，马上会发起第二次冲锋，我们的指挥位置只能在前，不能退后。”
王直回忆说：“果然不出所料，敌人接着就组织再次反扑，而且比第一次更凶猛。由于他胸有成竹，从容指挥，敌人终于被打得尸体成堆，狼狈逃跑。”
经过3个小时激战，新四军大获全胜，击毙日军31人，收复了著名的江南水乡水阳镇。
随后，粟裕又领兵奇袭官陡门，仅8分钟便鸣金收兵，破军杀将，声震江南。
官陡门与水阳镇一样，流淌着同一条清澈的水阳江，是芜湖东北郊一个乡间小镇，与湾里机场和（南）京芜（湖）铁路相邻，地形险要，易守难攻。
日军为拱卫芜湖，格外重视官陡门，不仅驻有重兵，还在左右两侧四五公里处设了两个据点，与官陡门互为犄角，三足鼎立，一处遭到攻击，其他两处可以迅速出动人马增援。
粟裕分析，日军满以为官陡门固若金汤，防范反而麻痹松懈，正可出其不意，打他们一个措手不及。他决定亲率第三团拔掉这一据点。
作战决心确定后，粟裕开始从容用兵。
官陡门在司令部驻地宣城狸头桥的西边，队伍原本应当直接向西而行。为了迷惑日伪军的耳目，保持战斗突然性，粟裕隐真示假，迂回行军，同时也没有将作战任务下达给部队。
1月18日，粟裕率部沿固城湖东岸向北前进，仅仅走了25公里便下令安营住宿；第二天又在原地停留半日，随即突然命令乘船横穿固城湖，翻过高高的湖埂后，又改乘小船沿内河西进。
午夜，月明星稀，寒气逼人，新四军官兵一路急行军，穿插到距离官陡门仅有40公里的一个小村庄，粟裕下令就地隐蔽休息。
午后，他召集排以上干部会议，宣布作战目标和任务。官兵们这才明白他几天来远距离兜圈子的意图，兴奋不已，纷纷摩拳擦掌，准备战斗。
1月21日凌晨，四野寂寥，明河在天，正是“鸡声茅店月，人迹板桥霜”，风景诗意般宜人。日伪军还在温暖的营房沉沉酣睡，粟裕下达了出击命令。新四军官兵如离弦之箭，猛扑官陡门。
枪声骤然而起，又突然沉寂，战斗仅8分钟就结束了。300余守敌被全歼，其中被活捉57人，缴获长短枪80余支。
1939年1月，官陡门战斗后合影，前左1为粟裕；粟裕为合影题词
当日军紧急出动增援时，粟裕早已带着队伍消失在江南水网的尽头，留给他们的只有惆怅和狂怒。
粟裕一时声名鹊起，不仅驰名江南敌后，也传到了千里之外的重庆和延安。重庆《新华日报》发表了他撰写《芜湖近郊官陡门的奇袭》一文，介绍战斗经验。延安总部不久还翻印了他和参谋长罗忠毅合著的《实战经验录》，向八路军和新四军将士推广他的经验。
国民党第三战区也慕名而来，邀请粟裕前往传授游击战的经验。粟裕慨然应诺，也不保留，一口气讲了几个小时，摆战例讲理论，深入浅出，生动活泼，让许多国民党将领受益匪浅。
一位当年参加过“围剿”红军的川军师长感慨说：“粟司令，从前我对你们共产党的军队是有点瞧不起的。可是今天听了你的报告，我才知道你们的水平太高了。共产党里有你这样的人，难怪立于不败之地！以后还请多多关照。”
然而，蒋介石没有这样的“雅量”。
武汉会战后，攻占了中国大片领土，兵力已捉襟见肘的日军，不得不停止了对蒋介石正面战场的进攻，开始着手巩固华北、华中的占领区，重点对付这里活跃的八路军、新四军。
蒋介石随之缓过气来。
他发现原来设想如同川军、西北军等杂牌部队一样，以抗日名义，假手日本人消灭的中共队伍，不仅没被削弱，反而日渐壮大，因而十分忧虑。1939年1月的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上，他提出了“溶共”“限共”“防共”“反共”的政策，把对付中共队伍视为头等大事。
国民党第三战区顾祝同和冷欣都是蒋介石麾下言听计从的黄埔系将领。他们接到指令，立即变脸，派出3个师监视江南新四军。“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日伪军也心领神会，频频出动“扫荡”。
1939年8月，为集中力量对敌，陈毅一支队和粟裕二支队奉命合并，不久改称新四军江南指挥部，陈毅为指挥，粟裕任副指挥，下辖1.4万余人。陈毅统揽大局，军事指挥由粟裕负责。
上任伊始，粟裕便从容调度，部署了延陵一战，击毙中队长武村以下日军168名，生俘3人，受到延安总部的通报表彰。
然而，江南新四军在国民党第三战区和日军的双重挤压下，处境日益艰难，形势十分严峻。毛泽东决定以一部坚持江南现有地区，主力向江北发展，同时派一支八路军主力南下，与新四军共同作战。
蒋介石对新四军北上和八路军南下，共同经营华中“不堪设想”的后果十分清楚。他命令江南的顾祝同和江北的韩德勤积极备战，随时准备围歼这两个地方的新四军。
1939年12月，毛泽东根据险峻的敌情提醒新四军军部：顾、韩兵力在冬季反攻名义下，从江南、江北两面包围新四军，各地必须在一切地方准备对付突然事变。
不过，这一“突然事变”因故推迟。1940年5月，蒋介石又制订了一个三路进攻新四军的计划：以顾祝同、冷欣部进攻皖南、苏南部队，以韩德勤部进攻苏北部队和皖东第5支队，以李品仙部进攻第4支队。[1]
粟裕和陈毅对江南新四军的危险处境颇为清楚，决定尽快执行毛泽东的指令北上。经过一番曲折，1940年7月，他们成功摆脱冷欣的包围、追击，率领江南指挥部主力渡过日军封锁的长江，进入苏北。
而皖南的叶挺和项英因种种原因推迟了北上。不久，毛泽东早就提醒过的突然事变——“皖南事变”爆发，新四军军部和主力9000多人被蒋介石重兵合围，弹尽粮绝，几乎全军覆没。
[1] 王洪光：《皖南事变真相辨析》，《文史参考》2011年第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