恰同学少年
粟裕偷偷跟着阿陀习武的事情，最终还是被他书斋里的父亲知道了。
他的父亲对他和阿陀这些雇工往来亲密，整天舞枪弄棒很不满意，决定把他送到私塾读书，希望通过私塾先生的严厉管教，培养实现自己的目标。这一年是1913年，粟裕刚满6岁。
与少年鲁迅离开百草园走进三味书屋一样，粟裕满脸委屈、依依不舍地走进了有些沉闷的私塾。不过，他不仅没有放弃对侠客的神往，继续背着家人苦练功夫，还开始追求侠客的另一种境界：扶困济贫，管起不平事来。
私塾设在家中西院花厅，先生是粟裕的一位堂伯父，学问既高，教规也颇为严厉。学生背书，丢一句打一板，错一字也打一板，无论亲疏，一视同仁。
粟裕聪颖机变，挨板子的时候不多。同村的同学粟永年家境不好，每天清早起床后要放牛、割草，放学后还要分担许多家务，功课一塌糊涂，常常因此受罚。
粟裕很同情他，主动帮他补课，两人形影不离，亦师亦友，共同进步。粟永年渐渐远离了先生的板子，还常常受到表扬。
多年后的1984年，他还能清晰地回忆起与粟裕同窗共读的情景：“我比粟裕大几岁，曾经一起在私塾读书两年。他记性好，性情好。”
他说：“我家里生活困难，要放牛、割草，耽误了课，他就帮我补课。我把‘目’字写成‘月’字，先生打板子。他细心地教我认读，搞清了两个字的区别。”
粟裕让粟永年远离了惩罚，后来自己却结结实实挨过先生一顿板子。
粟裕的二叔叫粟周贞，是和他的父亲志趣完全不同的人。粟周贞早年就读省城长沙，回乡后在邻村创办了一所新式学堂——第八国民学校，开设修身、国文、算术、体操和音乐等课程，传播与传统儒家文化完全不同的新学。
粟裕听说后，很是好奇，常常一个人跑到第八国民学校去看。他觉得那里的上课内容比私塾《论语》《孟子》一类的经书好，不光听得懂，学生还能唱歌、打球、做各种有趣的游戏。
不久，粟裕向父亲正式要求转到这所学校。他的父亲认为那是与祖制不符的歪道，没有答应，他只得另想办法。
有一天，私塾先生在讲台上讲课，摇头晃脑讲得入神时，粟裕悄悄使个眼色，带着同样羡慕不已的同学们溜出私塾，跑到新学堂去了。
等他们开足“洋荤”，兴高采烈回来时，先生正铁青着脸，怒气冲冲地站在门口，手中晃动着令人恐怖的戒尺，要一一惩罚他们。粟裕见状挺身而出，大声说：
“这不关他们的事，是我带他们去的，要罚就罚我一个人。”
先生的嘴角被气得歪在一边，额上青筋隆起，像一条条难看的毛毛虫。他喝令粟裕伸出手板，举起戒尺狠狠抽打起来。打完，先生还不解气，又跑到粟裕父亲的书斋添油加醋告了一状。粟裕又挨了父亲一顿雷霆般的训斥。
但他没有屈服，铁心要转学，父亲无法可想，只得叹着气点头答应。家里的私塾不久便撤除了，他和同学们都顺利地进了第八国民学校。
除了学堂的仗义，粟裕还管起了家里的“闲事”。
一年夏天的某日，他放暑假在家，父亲让他去趟隔壁的塘口村，把佃户粟用礼家的租谷收上来卖掉，好做他下个学期的学费。
粟裕沿着山路连蹦带跳，高高兴兴跑到粟用礼家，粟用礼却愁眉苦脸，唉声叹气，说今年大旱，收成不多，交了租谷就揭不开锅了。
粟裕看了看他家的屋子，果然空空荡荡，一件像样的家具也没有，锅里煮了几个糊糊的烂红薯当饭。他心一横，自作主张免了粟用礼的租谷。回家后，他从其他渠道拿了够抵租谷的钱，交到父亲手上，扯了个谎说，粟用礼家的租谷已经卖好了。
父亲信以为真，很是满意，后来干脆把管家、记账的事情交给了他。他每天放学后，还要管理家中的账目，收入多少，支出多少，买了什么东西，都要分门别类详细记载，每月结一次账，送给父亲检查。
他的父亲检查账目很认真，但一天到晚关在家里，对市面行情一点也不了解，粟裕的行侠仗义也就更方便了。
看到有同学家生活困难，粟裕常常背着家人，拿出几升米送给他。其他诸如佃户还不起债，偷偷给予减免一类的事情也更多了。
粟裕晚年时回忆说：“我偶尔也做假账骗他，很容易骗过去。例如，有的时候，债期到了，欠债的佃户无力还债，或无力如数还清。我很同情他们，就在账上做假，或只记不收，或多记少收，再用其他办法把账、款弄平衡了，佃户还债的困难便圆满解决了。”
但他9岁那年，家中遭遇一些变故，原本还算殷实的家境衰落了。家里人口多，官府的苛捐杂税又重，约30亩薄田入不敷出，时常只能辣椒、干菜下饭。
屋漏更兼连夜雨。也就在这一年，袁世凯的北洋军和蔡锷的护国军在会同一带发生激战。北洋军战败溃退，四散而逃，一路像过境的蝗虫一般哄抢老百姓的财物，一股残兵正好途经枫木树脚村。
粟裕的父亲顾不上往日的斯文，慌忙带着全家人跑到后山厚密的森林中躲避。粟裕也跌跌撞撞跟着，藏在一人高的草丛里，远远看见官兵烧杀抢掠，如入无人之境。一村的男女老少惊惶失措，哭爹喊娘。
他既惊愕紧张，又愤愤不平，暗暗想，要实现自己的心愿，做一个为民除害的剑侠。
兵灾过后是匪患。
流经会同的沅江两岸土匪成群结队，出没无常，一两只商船已根本不能行使，必须聚集上百条船一齐开动，还要荷枪实弹的军队护送。而土匪真正行劫时，军队官兵又往往作壁上观，听之任之。
1918年，会同境内土匪更加肆无忌惮，枫木树脚村也时常有绑票的事情发生。粟裕一个堂叔家的孩子就遭到绑票，被勒索去了许多钱财，好在孩子最后没事。
乡下不能住了，粟裕的父亲匆匆忙忙把家搬到了会同城里。不久，粟裕进了县立第一高等小学上学。
城里这时也不大太平，没有公开打出旗号的土匪，却有一个连的北洋军阀部队，实则与土匪没有两样，对老百姓吃拿卡要，欺男霸女。老百姓恨之入骨，背地里管他们叫“痞子兵”。
粟裕和同学们很气愤，琢磨着怎么治治他们。
粟裕晚年回忆说：“我们湘西人，似乎特别好斗，我当小学生的时候就喜欢扎绑腿，在绑腿上插把匕首，还敢同正规军队的士兵斗一斗。”
一天放学后，他见迎面走来几个痞子兵，便一声响亮的呼哨，早已埋伏的几十个同学迅速行动，手挽手排成横队往前走，故意撞击他们。
痞子兵见有人敢“太岁头上动土”，凶神恶煞地骂开了。粟裕和同学们也毫不畏惧，痛痛快快对骂了一阵。
这件事以后，只要有机会，粟裕都要带上同学与痞子兵交锋，双方的仇恨也越来越深。
不久，他们和痞子兵再次冤家路窄，一同在城隍庙的广场看戏。
学生本来个子矮，痞子兵又偏偏在前排站着，大家只能看他们高高的背影，心里十分窝火。一个痞子兵还特意找了一条长凳，大模大样站在上面看。
粟裕和同学们实在忍耐不住，大声怒吼，叫他滚下去。痞子兵若无其事，不理不睬。几名高个学生随即冲上去，拉下了痞子兵。
痞子兵恼羞成怒，抡起长凳就砸，其他官兵也纷纷上前助阵。粟裕和同学们不顾赤手空拳，奋勇还击。广场顿时大乱，看戏的人四散逃避。
粟裕他们趁乱跑回学校，关上校门，拿出平时训练的木枪、匕首，守在校门内。一个排长带着痞子兵追了过来，准备强行冲进去抓人。
痞子兵的连长姓卢，平素耀武扬威，横行霸道，县长都要听他的话，是县城说一不二的“太上皇”。但这一次生怕事态扩大，制止了排长的举动。
排长虽然暂时撤离了学校，却不肯善罢甘休，扬言见到学生就打，就抓，就杀！随后，果然就有学生在街上遇到痞子兵的盘查，因为急中生智否认是学生，穿着也破旧，不像学生才脱险。
消息传回学校，学生们异常紧张起来。他们在老师的支持下开始罢课，还装备了木枪木棒，天天操练，准备对付痞子兵。
事情越闹越大，会同县长急了，生怕闹出大事弄丢头上的乌纱帽，连忙出面调停，两边讨好。卢连长也不得不做了“不打学生，不抓学生，不杀学生”的保证，一场一触即发的风波才平息下来。
然而，一些人不敢相信痞子兵的保证，想方设法离开会同转学到外地去了。
粟裕参与了事件全过程，也知道真干起来，在人多势众、真枪实弹的痞子兵面前，吃亏的肯定是自己和同学们。
他对单打独斗的剑侠生涯产生了怀疑，决心到外面世界去闯荡一番，自己搞一支队伍，带回来惩罚军阀部队，保护老百姓。
粟裕晚年回忆说：“经过这一场斗争，我产生了‘自己搞队伍’的念头，想到外面去闯一闯，搞一支保护老百姓的好队伍，带回来狠狠地惩罚卢连长那支作威作福欺侮老百姓的坏队伍。”
20多年后，粟裕的抱负实现了，这样一支“好队伍”终于来到了会同。尽管这支“好队伍”不是他亲自带领，却是他的战友指挥的兄弟部队。
1949年11月，粟裕指挥第三野战军经营浙江、福建等华东沿海，准备攻打台湾时，刘伯承和邓小平指挥第二野战军奉命远征大西南，多路向西开进时，他们麾下的第5兵团途经湖南会同。
5兵团司令员杨勇、政委苏振华过去在中原作战时，一度归粟裕指挥，可说是他的老部下了。他们派专人到会同，看望了粟裕家中尚健在的老母亲，告知了粟裕现在的情况。
粟裕的母亲已22年没和儿子见过面，心里异常牵挂，流着眼泪对来人说，想到南京见见儿子。
杨勇和苏振华马上报告刘伯承、邓小平，请他们将老人的意愿转告粟裕。
刘伯承获悉后，当即让作战科长章安翔负责办理。粟裕这才得悉母亲的近况，不久便派人将她接到了南京。
二野部队在会同没有停留多久，很快又开往贵州、四川，铲除会同军阀和匪患的是林彪指挥的第四野战军部队。当时，四野负责经营包括湖南在内的中南地区。
1950年10月开始，以和平方式消灭了湖南境内全部国民党正规军后，林彪麾下的47军军长兼湘西军区司令员曹里怀奉命指挥部队，对湘西一带的土匪进行全面会剿，沅陵、会同和永顺3个专区共捉拿土匪3万多名。
这些土匪中，2万多名杀人越货、罪大恶极者被依法处决，近1万名“罪行轻、表现好”者获释后参加了志愿军，随47军开赴朝鲜，参加抗美援朝作战。
会同和整个湘西的匪患得以全部肃清，重归宁静和平，粟裕少年时代的心愿终于实现。
少年粟裕渴望到外面去闯荡，拉一支队伍回来保护老百姓的时候，机会很快就来了。
1923年冬天，位于常德的湖南省立第二师范在湘西各县招生，会同有两个预备生名额，粟裕偷偷前去报考，一考即中，成为上榜的两人之一。
粟裕知道父亲不会答应他远行，不但要仰仗他管家，还早已包办代替，给他定下了一个大三岁的缠脚女人做媳妇，因而没有告诉父亲，只跟母亲说要去常德念书。
他的母亲担心外面兵荒马乱不太平，舍不得他走，说：“等到外边太平了再出去念书也不晚呀！”
粟裕到外面闯荡一番的决心已定，经过一番波折，他不仅筹足了路费，还解除了父亲给他包办的婚约，于1924年3月辗转到达常德。
常德是湘西的重镇，也是兵家必争之地。第二师范由湘西名流、民国政坛要人熊希龄所创办，也是武昌起义总司令蒋翊武的母校。
因为路上耽搁，粟裕赶到时，第二师范1924年的招生考试已结束。在常德的亲戚帮助下，他只得先进别的学校就读，等待下一次招考。1925年春天，18岁的他才如愿以偿，终于正式走进了第二师范。
二师是当时常德学生界的中心，已有共产党和共青团组织，经常组织学生阅读进步书刊，还在上海“五卅惨案”后，联合各界民众罢课、罢工、罢市，举行游行示威、抵制日货等活动。
粟裕像一尾鲤鱼游进了波澜壮阔的大海，很快受到影响。他如饥似渴地阅读《共产主义ABC》和《新青年》等刊物，思想豁然开朗。
一段时间过去，粟裕彻底抛弃了过去独来独往、个人行侠的剑侠思想。他晚年回忆说：“当我一旦明白必须推翻旧世界和建立共产主义新世界的道理，就觉得少年时代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行侠思想是多么幼稚可笑。”
随后，粟裕积极投入到共青团组织的学生运动之中，校园和常德城里的各种活动都能看到他忙忙碌碌的身影。
多年后的1992年，粟裕当年二师的老师仓愧吾回忆：“他好学多才，品学兼优，在同学中颇孚众望，教师也很喜欢他，是全校有名的模范生。他喜欢唱歌、演戏，善于演讲。”
他还对粟裕的演讲印象十分深刻：“每当上台演讲，他态度从容，缓缓走到台前，目光炯炯地环视一周，把众人的注意力吸引到他身上。演说有声有色，头头是道。演讲时，场内鸦雀无声。讲完后，全场掌声齐鸣。”
常德二师党团活动旧址
二师学生当时分为左右两个阵营：一个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组织的“救国义勇队”，追求知识，对社会现状不满；一个是以富家子弟为主的“体育会”，讲究声色犬马、吃喝玩乐。
粟裕参加了“救国义勇队”，常常与“体育会”成员开展针锋相对的斗争。
1926年4月，桃源湖南省立第二女子师范学校学生为反对学校当局招生徇私舞弊，义愤填膺地开始罢课。随后，共产党员、常德学联和共青团负责人之一滕代远奉命前往指导。
滕代远也是二师学生，“救国义勇队”的骨干，比粟裕早一年入学，算得上是他的师兄。
“体育会”获悉滕代远前往桃源“煽动学潮”后，连忙召开所谓“全校学生大会”，宣布开除他的学籍。粟裕和“救国义勇队”其他成员奋起反击，与他们展开了唇枪舌剑的激烈争辩。
“体育会”学生腹中空空，口才有限，说理不过，便开始动手，预先埋伏30多人手持棍棒殴打“救国义勇队”学生。结果，他们打架也不行，一个“体育会”骨干被红缨枪刺死。这便是轰动一时的“二师事件”。
国民党右派控制的湖南省政府闻报，指令二师开除滕代远等39名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学籍，常德县政府还抓捕了3名学生领袖入狱。粟裕因还不是共青团员，侥幸逃过一难。
1926年6月，他回到老家度暑假。家中境况大不如前，经济更为拮据，父母亲又担心他的安全，不准他再到外面读书。
粟裕“局促一室之内，欲出不得”，度日如年，十分苦闷，写下了“镇日读经，何堪国事？终朝面壁，愧作须眉”的诗句。直到四个月后，他才找到一个机会再次离家出走，返回常德。
这也是粟裕最后一次与父亲相见。一年后，父亲因受到他的牵连，被国民党政府迫害，在颠沛流离的逃亡途中得风寒去世。
粟裕重回二师时，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已经从广州出师北伐，浩浩荡荡开入湖南。驻扎常德的国民革命军师长贺龙，积极支持中共组织的活动，二师学生运动如火如荼。
粟裕随即奋然投入其中，这年11月加入了共青团组织，很快担任了团小组长。他和同学们一起，参加了反帝反封建、解放工农、打倒土豪、破除迷信、禁烟禁赌等活动。革命形势像一幅展开的绚丽画卷，令指点江山的粟裕心潮澎拜。
然而，天有不测之风云。
1927年4月12日，春风春雨里万木葱绿一片欣然时，原本信誓旦旦革命到底的左派领袖、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突然翻脸，发动“四·一二”政变，调集兵马血洗上海，镇压昔日并肩的同盟者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成为一个最大的新军阀。长沙的许克祥早有此心，赶紧磨刀霍霍紧随其后，发动了“马日事变”。
一夜之间，常德的形势陡转直下。
5月24日，驻常德的军警也闻风而动，发动了“敬日事变”，大肆屠杀共产党人，镇压工农和青年学生，共产党员、二师新任校长兼国民党常德市党部主任胡佐武也被诱杀。
二中（二师改称）校园随即被两个营的军警团团包围，奉命而来的常德警察局长如临大敌，亲自带兵闯进校园抓人。
没有枪杆子的常德共产党组织，被迫通知学校的党团员迅速分头撤离。粟裕和滕久忠等同学坚持到最后一刻，才从校园的下水道安全撤到常德城外。
面对血腥的白色恐怖，粟裕又想起了第一次奔赴常德之前拉一支队伍的抱负。他决心投笔从戎，到还是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控制的武汉去参军，将少年时代铲除军阀的志向变为现实的行动，打倒新老军阀。
撤出常德城后，粟裕辗转奔波，坐船经洞庭湖、湘江赶到长沙火车站，避开许克祥戒备森严的军警，乘夜爬上北去的火车，藏在一把座椅下面，有些“狼狈”地奔赴武汉。
晚年回忆往事，他还幽默地说：“这是我第一次坐火车，坐了一个特等车。”
粟裕离家更远，他的抱负却更近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