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2章
别克托夫小组与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
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这些人初识于1846年9月，也就是《双重人格》的惨败之后。“我和一群人吃了饭，”他告诉米哈伊尔，“六个人……包括格里戈罗维奇和我，在别克托夫家聚会。”[1]这几个月，陀思妥耶夫斯基对“自己的健康几乎感到恐慌”[2]，但是他的朋友们对他的心理支持重建了他的自信。“兄弟，”他两个月后写道，“我获得了重生，不仅仅在道德上，更在生理上。我从未感到过自己如此丰沛，如此清醒，性格如此镇定，身体如此健康。这一切都归功于我的好朋友们……与我生活在一起的朋友们；他们是有感受力和明辨力的人们，有着金子般的心和圣洁的灵魂。他们的陪伴医治了我的病痛。”[3]新的环境为他在遭到别林斯基的拒绝的心理波动期，带来了安全感。
圈子的中心是阿列克谢·尼·别克托夫（Aleksey N. Beketov），陀思妥耶夫斯基军事工程学院的老同学；圈子里还有他的两个兄弟，还是学生的尼古拉和安德烈。格里戈罗维奇称别克托夫是“善良和正直的化身”，因其道德的杰出，周围忠诚地团聚着一群人。他是那种“对一切不公正都愤愤不平，对一切崇高圣洁的行为都有所回应的”人，同时，他具有统治力的声调具有强烈的社会政治性。“不论同谁讲，讲什么……人们听到的都是对压迫和不公正的愤怒的、高尚的批判。”[4]
我们对别克托夫小团体的事知之甚少，两位兄弟1847年初到喀山大学读书，一切便走到了尽头。1847年时喀山大学的学生尼·弗列罗夫斯基（N. Flerovsky）回忆说：“他们宣传傅立叶的思想，这里的发生的事和彼得堡一样，他想做的事是吸引其他人，形成小团体。”[5]别克托夫兄弟显然是傅立叶主义者，陀思妥耶夫斯基所说的“联合的益处”指的就是这个小组的空想社会主义倾向。晚期的陀思妥耶夫斯基倾向于不去引起人们对这件事的注意，因为他与这个小组的关系会让他所描写的，自己在19世纪40年代的自我形象陷入质疑。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政治上并不是很天真，也并未急忙地接受伟大的知识分子鼓动家别林斯基社会主义、无神论和唯物主义的洗礼，陀思妥耶夫斯基依然是一位虔诚的道德宗教进步人士，他在别林斯基的攻击下，坚定地保持了自己的信仰，联合了其他具有同样志向的人们。
通过别克托夫兄弟，陀思妥耶夫斯基认识了当时还是学生的著名诗人，阿列克谢·普列谢耶夫。普列谢耶夫的名字当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40年代进步知识分子的各种年鉴上。这位迷人的、受过良好教育的、心灵温善的，充满忧郁的幻想的贵胄之后，同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亲密的朋友。二人在19世纪40年代形影不离，他们甚至写小说献给对方，作为友谊的公开证据。普列谢耶夫作品中流露的气质，常常能够让人想起空想社会主义者的基督形象，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心十分契合。在后来成为“几代革命者的赞美诗”[6]的作品中，他嘱咐和自己一样遭受过刑罚和折磨的负罪同志，用基督的胸怀去原谅“我们无情的刽子手”[7]。
陀思妥耶夫斯基同瓦列里安·迈科夫（Valerian Maikov）同样紧密的友谊，也要归功于别克托夫兄弟。比陀思妥耶夫斯基小两岁的迈科夫有过一段流星划过般短暂的文学生涯，起始于1845年初，终结于1847年夏，一次中风带走了他年轻的生命。时间虽短，却光彩夺目，他接替了别林斯基成为《祖国纪事》的首席批评家，将这部期刊转变为别克托夫空想社会主义的一个机关，让自己成了强有力的品位和思想的仲裁人的对手。迈科夫不仅常常拜访别克托夫，而且还是围绕在米哈伊尔·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Mikhail Butashevich-Petrashevsky）身边的小组的早期成员。这里的星期五聚会同样吸引了普列谢耶夫，同时很快成了彼得堡进步知识界的凝聚之所。
迈科夫热烈地赞扬陀思妥耶夫斯基，是唯一反对别林斯基的口诛笔伐、支持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声音。挚友在几个月后的病故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是一次重大的打击，他失去了《穷人》之后彼得堡文学界里唯一一个完全支持他，能够调和他创作的人，但是关于瓦列里安·迈科夫的回忆却让陀思妥耶夫斯基同迈科夫的家人结下了深厚的联系。陀思妥耶夫斯基成了他们的家——这个文学艺术沙龙受到欢迎的常客，尽管他的脾气出了名的暴躁。他对瓦列里安的感情转移到阿波罗身上，后者比瓦列里安略大，已经获得了一定的诗人名声，直到陀思妥耶夫斯基最后的日子里，一直都是他身边最忠实的亲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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瓦列里安·迈科夫对朋友的文学才华积极的辩护，同样是超越别林斯基文化批评家地位的一种努力。对别林斯基批评中残余的德国浪漫主义和唯心主义思想深恶痛绝，迈科夫提议应该用心理学代替其重要基础的地位。他说，艺术的基础是他所说的“同情的法则”，人理解一切的方式都是通过同自身的比较，他将世界吸收，并将他的情感灌注于艺术，理解寄诸科学和哲学。[8]心理学，这门研究人内心世界的学问，因此成了解读宇宙奥秘的钥匙。迈科夫同意傅立叶的观点，人类心智这一重要领域，尚未得到足够的探索。
迈科夫同比他稍长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友谊，可能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他这样的批评思想的形成；同时，迈科夫写出了同时代人中关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最感同身受的评论文章也绝非偶然。“果戈理和陀思妥耶夫斯基描写当前存在的社会，”他写道，“但是果戈理是杰出的社会诗人，而陀思妥耶夫斯基是杰出的心理诗人。对前者而言，个体的意义在于代表一个特定的社会或特定的群体；对后者来说，社会本身的意义在于它对生活在其中的每一个个体的性格养成的影响。……陀思妥耶夫斯基用惊人的艺术手段，描写了俄国社会，但这仅仅是背景，并完全被心理意义的趣味所吞噬。”[9]
《穷人》发表后，社会的表现在一定程度上同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主人公的心智所折射出的一样，但别林斯基却反对这种内化。迈科夫却对此表示欢迎，不仅因为这正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自然天赋之花，而且因为这是观看现实本质的认识论方法。“《双重人格》中，”迈科夫写道，“他深深地穿透了人类的灵魂，他无畏无惧地进入了人类诡秘的情感、思想和行动，《双重人格》所创造的印象只能同一个好奇的人穿透物质的化学构成相比。”他继续说，“这样一个化学的社会观”可以走到深处，以至于“弥漫出一种神秘的光”，但事实上，那里一点神秘也没有，对现实的描写是尽可能“正面”的。[10]迈科夫直截了当地反对批评的任何“药方”的功能，声称“对现实的忠实对每一部艺术作品都有着重要的意义，任何一个有艺术才华的人创作的作品都不违背这一条件”。因此，以“现实”之名对艺术创作求全责备、横加限制都是多余的。[11]
迈科夫同别林斯基的争论，事实上直击了两大阵营之间意识形态矛盾的核心——阵营之一是仍然紧抱着空想社会主义道德宗教观的那些人，阵营之二是同别林斯基一样，正在为自己的社会政治信念寻求新的“正面”基础的人。迈科夫在《祖国纪事》上发表的文章，清楚地声明了他自己的文学观，并对别林斯基发起批判。迈科夫关于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一处论断可以很好地说明这次论战的社会文化意义（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同样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别林斯基争论过的问题）。迈科夫坚持自己的观点，人绝不仅仅是自己生存条件的产物，他以耶稣基督为例：“基督是我们称之为伟大人格的完美形象。他真正的信条是激进地反对古代世界的思想，独立于成千上万人都注定无法逃脱的现象，被称为自由和合理，一言以蔽之，它们被抬高到历史现象的法则的高度，人类直到今天……都没能一半地独立于此，没有这些现象，人类就无法被理解。这样的独立，在无可比拟的更低的程度上，在那些真正伟大的人，那些真正对更小视野下的道德革命负责的人的思想中表现出。”[12]
我们认为，将基督视为有史以来最伟大的道德革命家，视为比他渺小的、跟随着他觉醒的人的高尚原型，自然就意味着高举道德宗教社会主义的大旗，直面那些坚持其他标准的人。将基督视为革命者是19世纪40年代的标准，但是将基督视为人摆脱历史决定论的自由的神迹，这样一个想法在当时就显得不那么传统。毫无疑问，陀思妥耶夫斯基自己对于基督的认识，深深受到迈科夫空想社会主义形象的影响，基督对他来说不仅是传统意义上的罪和死的救世主，更是道德自由可能性的神圣先驱。
迈科夫的文章还揭示出，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问题，已经开始折磨那些拒绝向革新派的道德宗教基础妥协的人们，陀思妥耶夫斯基就是其中之一。相信人性的道德力量，绝不是像理解资本主义初级阶段疯狂的原始积累这么简单的问题。迈科夫也不得不承认，向受剥削的下层人民宣传道德是“愚蠢和卑鄙的”。然而，这不能让他否认自由意志和道德责任的可能性，即使他同意，“只有英雄主义才能将道德价值同贫穷联系在一起”[13]。这样的“英雄主义”当然存在，人的个性永远不会让自己完全屈服于物质条件。迈科夫的文章本身就预示了同样的内在争辩，并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中得到激烈的讨论。20年后，当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完全脱离激进派时，这种别林斯基的倾向已经固化为教条，因为作为一个激进派，就再也无法承认自由意志的存在。
迈科夫思想的另一面，也启发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迈科夫借用傅立叶的术语写道，人“天生拥有美德，也就是构建自己的生命力需求和能力……一切罪恶事物的源泉……是他的能力和外在氛围之间的冲突，这在他们之间构成了一种不和谐”[14]。人的本质是善的，恶仅仅是未能让人适当地满足自己的需求和能力而导致的后果。然而，迈科夫用傅立叶的人性观去颠覆“民族性”，具有积极的意义。人的民族特征，迈科夫认为，只是人向着某一个方向，在外在物条件的影响下（气候、地理、种族、历史），将自己的心智自我物化的一种方式。但是普世的人类理想是“人所有需求和相对应的能力的和谐发展”[15]。根据这种理想，人的一切民族特征，甚至是原本被认为是美德的部分，其实都是缺点和罪恶——它们都是单面的、不平衡的，充分歪曲了人类的本质。这样一种对民族性直接的否定，毫无疑问，是当时西方进步空想社会主义影响的，不一般的副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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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林斯基善于论辩，在被激怒后全力以赴。他在1846年冬天，用《1846年俄国文学幻想》回应了迈科夫的攻击，其中包括让批评家自己一手提拔的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全部文学生涯搁浅的文章，以及对他的公开否定。人们猜测陀思妥耶夫斯基与迈科夫人尽皆知的亲密关系可能影响了别林斯基的判断。不仅仅陀思妥耶夫斯基遭到了别林斯基的批评，所有同迈科夫交好的人，或者称赞过迈科夫的人都遭到了别林斯基的恐怖攻击。可怜的、毫无攻击性的普列谢耶夫就在双方交火中被误伤，被轻蔑地指为不值一提的文学人物。尽管他不是一个一流诗人，但他的人道主题在其他的语境下总还能得到一定同情。
别林斯基对迈科夫的回复是利特雷和黑格尔的鲜见又矛盾的组合，完全没有抓住迈科夫进步西方主义的道德宗教基础。新奇的地方是别林斯基对民族性激动的捍卫，以反对迈科夫对民族性的否定。在此之前，别林斯基正在领导一场对斯拉夫派俄罗斯民族美德的攻击，认为这不过是倒退回没有教养的农奴制而已。但是现在，为了故意同迈科夫对立，别林斯基声称：“在［民族性］这一问题上，我倾向于站在斯拉夫派一边，而不是停留在人道普世主义者一边。”[16]别林斯基这种墙头草的表现，刺激了“向后看”的斯拉夫派和进步的西方派之间的意识形态融合。这在几年前就已经开始萌芽，催生了在此之后，统治俄国文化19世纪后几十年的，各种形式的俄国民粹主义。
其实，别林斯基这里关于民族性的论断，后来几乎逐字逐句地出现在陀思妥耶夫斯基晚年的记述中。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别林斯基一样反对斯拉夫派，拒绝赞扬俄罗斯的过去，或者梦想重建阿卡迪亚，重建彼得大帝前的俄罗斯，但是他也像别林斯基一样全心全意第认同斯拉夫派对“俄罗斯欧亚主义”的批评。别林斯基认为，这种自动的、妄自菲薄的，对欧洲文明的模仿已经造成了“双重的俄罗斯文化，结果就是缺乏统一的道德价值”。陀思妥耶夫斯基会视自己为这种俄国文化中“缺乏统一道德价值”的记录者吗？另外，对陀思妥耶夫斯基来说，对陀氏来说，药方不是拒绝欧洲、重返过去（这是不可能完成的任务），而是认识到“俄国已经完全度过了改革的时代，改革已经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是俄罗斯应该自主地发展自己的时候了”[17]。别林斯基在这里提到的改革是彼得大帝的改革，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模一样地用这一论断评价了亚历山大二世在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改革。
俄罗斯的民族性再也不是被贬低的对象，相反，斯拉夫派相信，它是俄罗斯未来的基石。但是，这就让定义这一基石的任务更为棘手。斯拉夫派认为，俄罗斯同欧洲的区别在于，它自己的历史是基督教和平与和谐的历史，而不是西方个人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民族矛盾的历史。但是别林斯基蔑视这种认为俄罗斯的民族性应该以爱与谦卑为原则的思想。相反，“多样性”是俄罗斯性格的关键，它的流动形态以及在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时不可预知的能力，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这一点乍看上去像是弱点，但对于一个深受谢林、黑格尔和浪漫主义民族主义弥赛亚思想熏陶的人来说，从消极中发现积极元素，完全是小儿科。俄国民众心智的锻造能力“被归因于自然的天赋”，同时还被认为是未来力量的源泉。这可能意味着“俄罗斯民族注定会用表达最丰富、最多面的本质表达自己的民族性”[18]。
陀思妥耶夫斯基从黑格尔主义阶段的别林斯基所写的关于民族主义的文章中，就了解到了这些思想。自从19世纪20年代，俄国就被赋予了世界历史的使命，将相互斗争的欧洲各国文化综合，就已经广为人知。但是，这样的思想在别林斯基在19世纪40年代攻击迈科夫的“普世主义”时，重新焕发了活力。他将“民族性”的概念从迈科夫所赋予的消极和有限的所指意义中解放，巧妙地将其转变为一种用来拯救斯拉夫派爱国情绪的普世主义，并让他们同进步的西方主义妥协。这种将俄国视为泛人类世界文化的未来的缔造者的俄国观，我们同样可以在陀思妥耶夫斯基后来的雄辩的创作中发现，而且，这将会被同样的论据所支持——俄罗斯人学习外国语言和接受外国文化的能力，以及俄罗斯文学作为世界新文化先驱的意义。当然，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强加给俄国基督教的标签：神圣道德自由和超越自然法则的人类自由的胜利。从这个观点看，他后西伯利亚时代的所谓“斯拉夫派”的思想，可以被看作别林斯基和瓦列里安·迈科夫思想的一种混合。
这样一种传承性，可以帮助我们重构陀思妥耶夫斯基本人力图混淆的历史图景。我们只要看看别林斯基文章的主旨就可以了。“今天的欧洲陷入了巨大的新矛盾之中……但是……将它们看作我们自己的，同样颇有意义……我们自己，在我们身上，在我们周围，就是我们应该寻找问题及其解决方案的地方。”[19]这些话反映了别林斯基对空想社会主义的失望情绪，但是即使那些仍然抱残守缺地坚持空想社会主义信条的人，现在也开始根据俄国社会现实问题，重新解读和应用这些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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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春是陀思妥耶夫斯基一生中很难度过的一个时段。同别林斯基的最终决裂就发生在年初到初春之间。他所称的“文学刊物上名声的崩塌”近在咫尺，他告诉米哈伊尔，他现在的积蓄少得可怜，“如果没有善良的人帮助，我就已经入土了”[20]。只有瓦列里安·迈科夫给了他一些安慰，但是年轻的迈科夫没有别林斯基一样的权威，他的褒奖并不能中和老批评家的责难。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1847年初春搬到新的住处，独自生活，没有人陪伴。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开始组织和他具有同样信仰的好朋友，一同晚餐，普列谢耶夫、迈科夫兄弟、扬诺夫斯基，小作家雅科夫·布特科夫；后来，教师和批评家亚历山大·米留可夫（Alexander Milyukov）也加入了，这个人对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回忆很有价值。晚餐设在法兰西饭店（Hôtel de France），就坐落在陀思妥耶夫斯基那时生活的林荫大道，以其美味佳肴而闻名。据扬诺夫斯基说，陀思妥耶夫斯基很享受那一段安排社交活动的生活。他知道保持内心与外在平衡的意义，害怕“敏感与幻想”，要自己掌控自己的生活。这在一定程度上平衡了他的独居生活，从这一时期，他开始参与了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同彼得拉舍夫斯基的第一次会面，后者的古怪性格已经使其名字成了彼得堡的口头禅。1847年，米哈伊尔·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26岁，同陀思妥耶夫斯基一样。他在俄罗斯最顶级的皇村亚历山大学校受教育，他那里就赢得了叛逆和蔑视权威的名声。他险些无法毕业，最终在外交部获得了一个翻译的职位，在彼得堡大学继续学习法律。但是他同样修习了由维·斯·波罗申[21]讲授的政治经济学，其中包括很多新的社会主义体制。这种社会主义的倾向深深影响了他和他身边的很多人，瓦列里安·迈科夫也坐在课堂里。傅立叶主义让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印象最深刻，他将自己的一声都致力于宣传这种新信仰。
图8 1840年的米·弗·布塔舍维奇—彼得拉舍夫斯基
19世纪40年代的某一天彼得拉舍夫斯基邀请自己最亲密的好友商谈，这些人最后成了“小组”的核心。他是一位不知疲倦的藏书家和爱读书的人，收藏了大量关于当时历史、经济和社会政治的禁书。其实，藏书就是彼得拉舍夫斯基家吸引人的地方，他本人也渴望别人能来这里看书。到了1845年，小组再也不局限于彼得拉舍夫斯基的老校友，他本人已经成为彼得堡社会生活中小有名气的人物。彼得拉舍夫斯基此前已经抛弃了一切傅立叶空想的宇宙观和自然史论，同样还反对傅立叶及其后人维克多·孔西德朗（Victor Considérant）对宗教的虔诚。傅立叶主义中唯一让他认可的，是“人民公社的组织形式”[22]。他相信，在这样的乌托邦中，傅立叶的人性理论可以应用到工作组织中去，人类劳动将从一种限制变为人快乐的自我实现形式。其实，他非常认可傅立叶乌托邦的可行性，并在1847年试图在他自己的小庄园里实施。将支持他提议的农民登记在册（至少他自己是这么认为的），他为他们建立了一个完全平等的人民公社。伟大的日子到来了，40户农民离开他们糟糕的茅舍（izbas），来到了新家，但第二天清晨，这些理想的、舒适而充满人情味的居所，就被付之一炬。
彼得拉舍夫斯基并没有因此消沉，反而更加确信，社会进步之前必须有足够的知识启蒙运动，因此，他开始积极地投身于宣传启蒙思想，不仅限于他的公开“星期五”，更积极地游走于各种组织和俱乐部（比如商贾们的舞蹈班），尽可能多结交人，去激发他们的不满情绪。
尽管彼得拉舍夫斯基交游甚广，却知己寥寥。他同小组成员一直客客气气，他的性格还是引起了摩擦，因为他总是自诩是知识界的破坏分子。陀思妥耶夫斯基在被秘密调查组织逮捕以后，否认同彼得拉舍夫斯基有过任何交往，但是说“当然，我很尊敬他，他是个高尚的人”[23]。多数彼得拉舍夫斯基家的访客都无法不对他怪诞无常的性格抱有矛盾的情绪。坊间流传着无数他同官僚们争论的轶事，他常常通过声称官员们不过是服从了俄国法律条款的字句来激怒他们。其中大多数的故事，不过是源自他个人的外形而已。有人说，他扮成女人去教堂，有人说他被命令剪掉头发，但他奢华的办公室里居然放着假发！这些故事真假莫辨。但是显然，他们都来自彼得拉舍夫斯基本人勇敢反对流俗的性格和他暗地里偷偷模仿俄国普通生活规则的矛盾。结果就是，他获得了小丑的名声，没人把他当作有责任感和理性的人。小组的多数成员很难毫无保留地接受他。
1847年春，陀思妥耶夫斯基开始经常性地拜访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时候，后者的古怪性格已经远近闻名了。他像参加平常的社会集会一样，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星期五之夜，毫无秘密或者阴谋可言，至多是为了维持同别林斯基小组和别克托夫小组的关系。毕竟，在这里，人们可以相对自由地探讨近来在文学刊物上热议的话题。他们以为，只要是关起门来说话，就不用害怕政府。一位年轻而有活力的彼得堡人在1848年初的一封信中，列举出了彼得堡这座城市的几大吸引人的地方：“尼尔森的布道，彼得拉舍夫斯基的宣传鼓动，普列谢耶夫的公开演讲和小品。”[24]这些事对他来说都是同等的、可以接受的公开意见表达。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个想法是错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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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848年晚春时节开始，随着小组成员一周比一周多，集会慢慢变成了小型辩论俱乐部，好像有一座手持的自由雕像在引导和调整谈话的走向。后来成为俄罗斯社会卫生事业先驱的德·德·阿赫沙鲁莫夫（D.D. Akhsharumov）写道：“这是关于时下要事、政府决策、当代文学的百家争鸣的万花筒，大家都各抒己见、据理力争……因为……这些谈话都触及最基本的社会政治问题，彼得拉舍夫斯基之夜让我们感到非常有趣，全彼得堡，只有他们这里是这样的。聚会常常延续到深夜两三点钟，以简单的晚餐结束。”[25]
陀思妥耶夫斯基在最初的一年半里，并不热衷于参加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的活动。扬诺夫斯基说，他轻蔑地谈论这个集会，去参加不过是为了免费的茶点和“玩弄自由主义的渴望而已，你看，我们这些俗人是不喜欢玩这种游戏的”[26]。彼得拉舍夫斯基小组几乎完全取代了别林斯基和别克托夫的小组。这些都以友谊和共同理想为纽带。陀思妥耶夫斯基当然会反感彼得拉舍夫斯基的激进左翼黑格尔主义无神论，就像他讨厌别林斯基一样，甚至远远超出。别林斯基的怪诞脾气至少是出于对宗教信仰困境的真诚关切，和他内心的温暖以及善良，无疑还由于他批评家的天赋。彼得拉舍夫斯基完全是以冷眼敌视或者带着恶毒仇恨的反讽的态度在面对宗教信仰。陀思妥耶夫斯基死后，我们下文会写到的尼古拉·斯佩什涅夫（Nikolay Speshnev），告诉陀思妥耶夫斯塔娅，“彼得拉舍夫斯基［给陀思妥耶夫斯基］留下了让人激愤的印象，他是个无神论者，并嘲笑信仰”[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