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大东亚共荣圈”
○两个历史关节点 ○“大东亚共荣圈”沿革 ○“共荣圈”想象 ○“自主圈” ○“共荣圈” ○“文化圈”
中日武汉会战后，日本侵华战争陷入困境。日本偷袭美国珍珠港，获得成功。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两个关节点，促使日本调整其殖民战略。以建立“东亚新秩序”为号召的“大东亚共荣圈”计划，进入加速实施阶段。
1938年10月，广州（21日）、武汉（25日）相继沦陷。中国军民顽强地开展长期抗战。日本在中国的战线过长，内外交困，无力在短期内灭亡中国，中日战争进入相持阶段。为了应对这种不利局面，11月3日，日本首相近卫文麿（1891—1945）发表“东亚新秩序”声明，史称“第二次近卫声明”：“此新秩序之建设，在于日满支三国之相互联合，以政治、经济、文化等各领域结成互助连环关系为主干，期待在东亚确立国际正义，达成共同防共，创造新文化并实现经济联合。”声明中的“支”，系指此前不被当作谈判一方的重庆国民政府。在诱降不成之后，傀儡政权汪精卫“国民政府”出笼，以取代重庆国民政府的中国政府自居。“东亚新秩序”的实际操作范围，仅局限在日本（包括台湾地区、朝鲜）和中国的日本占领区。
1941年12月8日的珍珠港事件，系日本击灭英、美的“大东亚战争”之发动，开启了“脱欧”和企图称霸世界的疯狂之举。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日本重新“入亚”，发动南进战争。5个月后，到1942年4月，日军击败东南亚各国的欧美殖民者 1 ，占领了菲律宾、新加坡、马来亚、泰国、印度尼西亚、缅甸和太平洋上的岛屿，将450多万平方公里、1亿5000多万人口纳入“大东亚共荣圈”。旨在把亚洲殖民地及各国改造成日本称霸世界的基地的亚洲殖民体制，进一步明确和强化。也就是说，把原本限于“日满支”的“东亚新秩序”的范围，扩展到整个亚洲，日本的殖民版图也随之从“东亚新秩序”升级为“大东亚共荣圈”。
早在1895年以后，随着在国外的殖民地不断扩大，日本的殖民地管理体制逐步成型。到1929年6月10日，正式成立“拓务省”，统一管理日本的朝鲜总督府、台湾总督府、关东厅（旅顺大连地区）、桦太厅（库页岛南部）、南洋厅（赤道以北的南洋群岛）事务，监督“满铁”及东洋拓殖株式会社的业务，管理除外交事务以外的移殖民事务及指导奖励海外拓殖事业的事务。之后，拓务省的管理权限和职能不断调整：
1934年，“满洲国”成立后，另设“对满事务局”（1934年12月26日），拓务省关于满洲的事务移交该局管理；
1938年，“中国事变”（“七七事变”）一年以后，日本内阁设立“对华院”（1938年10月1日），又很快将其改称“兴亚院”（1938年12月15日），在中国大陆关内各日本占领区设立联络部，统筹以“建设新东亚秩序”为招牌的殖民事宜。
1939年8月，为了贯彻建设“东亚新秩序”国策，将“海外拓殖委员会”（1935年6月成立）改组为“海外拓殖调查会”；
1940年，为适应“南进”的需要，将拓务省原来的“拓务局”分为“拓北局”和“拓南局”；
1942年10月31日，废止拓务省，第二天成立取代兴亚院的“大东亚省”，下设总务局、满洲事务局、中国事务局和南方事务局，统一管理日本在亚太地区的海外殖民地，成为建设“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共荣圈”的主管机构 2 。
1943年11月5日至6日，在东京召开了旨在加强日本占领地区合作体制的“大东亚会议”，所谓大东亚“六大独立国”日本、汪精卫国民政府、“满洲国”、泰国、缅甸、菲律宾的首脑出席 3 。《大东亚宣言》以把大东亚10亿人民从英美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为号召，宣称各国将致力于“确立大东亚亲和”“弘扬大东亚文化”“增进大东亚繁荣”，建立起互相敦睦，紧密提携，普行沟通文化，自主独立，没有人种差别的“大东亚共存共荣”之秩序 4。作为主义的“大东亚”，在面向民众做普及宣传的时候，与日式东方殖民主义结合在一起：“东亚各民族在英美的支配体制之下，在政治上被夺取了自由独立；在经济上遭到了贪婪无已的剥削；在军事压迫之下，被强制而行文化的同化，已达数世纪之久，完全在殖民地的压迫之下，但是现在却逢迎了真正的黎明，向着东亚的完全恢复和新建设，十亿人已经整列了队伍踏出了新的第一步。” 5
这次会议一般被称为第一次“大东亚会议”。它把“大东亚共荣圈”推向殖民构想的顶点，也成为其最终走向崩溃的起点。第二次“大东亚会议”于1945年4月23日在东京举行。由于日本濒临战败，召集各殖民地首脑赴日参会有困难，临时改为由有关各方的驻日大使出席。会议名称也改为“大东亚大使会议”。会议主题出现去“大东亚”化的趋向，如主题改为“国际亲和”“国际秩序”“世界经济普遍繁荣”，从而预示了“大东亚共荣圈”的梦想即将破灭。
殖民行政管理体制的这一演化过程，记录了日本“大东亚共荣圈”殖民国策调整的轨迹。殖民当局还进行理论探讨，从“自主圈”“共荣圈”和“文化圈”三个层面来构想“大东亚共荣圈”的地理/文化疆域：
一、自主圈，中（汪精卫政权辖地），日，满。
二、共荣圈，增加安南（越南），泰义（旧名暹罗），缅甸，菲律宾，马来半岛，荷属东印度群岛等南洋诸岛。
三、文化圈，进一步增加印度，阿富汗，伊阑，澳洲，新几内亚，中央亚细亚之中国失地（哈萨克，布鲁特），浩汗布哈尔 6 ，尼泊尔，不丹，外兴安岭以南地带 7 。
在“大东亚共荣圈”殖民体制中，文化圈的覆盖面和辐射圈最广，因而，文化既是殖民统治的主要内容之一，也是具象化的实施手段。殖民当局也动用各种文化媒介，比如报纸、杂志、丛书、对内对外广播、电影、戏剧、音乐、画册、画展、演讲会、墙报等，对“大东亚共荣圈”进行广泛的宣传 8 。
地缘上的“大东亚共荣圈”，对1942年以后的日本中国占领区文学的格局产生影响。作为一方的“满洲国”文学，在“大东亚共荣圈”的结构中引起中国内地沦陷区以及日本、朝鲜、台湾地区的关注，也是殖民地文化史研究中考查“满洲国”中国作家/文学的跨域流动的界面。但毕竟时间太短，无法对文学创作产生实质性的影响，更多的是一种宣传战口号。中国沦陷区的“大东亚文学奖”获奖作品多已纳入中国现代文学史，就是例证之一。
注解：
1二战前夕，除泰国形式上独立以外，东南亚已被欧美殖民列强瓜分：英国占据马来亚、新加坡、缅甸；法国占据越南、老挝、柬埔寨；美国，菲律宾；荷兰占据印尼；葡萄牙，帝汶。1940年9月，日本胁迫投降德国后的法国贝当政权，同意日军进入红河以北地区，并将河内、海防、金兰湾让给日本。
2参见敬幼如编：《敌人政策之原形》，中央编译出版社1940年版；臧运祜：《近代日本亚太政策的演变》，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
3参加会议的有东条英机以及汪精卫、张景惠（“满洲国”）、拉乌雷尔（菲律宾）、汪瓦塔雅（泰国）、巴英（缅甸）以及泰国内阁总理大臣銮披汶的代表。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鲍斯列席会议。
4汪精卫：《互相尊重独立自主，同心协力共存共荣》，《中华日报》1943年11月6日，以及《中华日报》11月10日的相关报道。
5《大东亚宣言与满洲国》，建国印书馆，1943年12月30日。
6疑原书“浩汗布哈尔”有误，似应为浩罕、布哈尔。两国原为清国“藩属”，于1876年、1869年“为俄所并”。参见宋文炳、霍本道编：《本国地理》，著者书店1933年版，第8—9页。概况见吴绍璘编：《新疆概观》，仁声印书局1933年版，第161页。
7治安总署宣导训练所编：《大东亚地政治学》，宣训丛书之四，非卖品，北京，1943年9月20日，第46—47页。
8雷国山：《走向大东亚会议的历程》，《南京社会科学》2005年第10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