緒論
第一節 黑水城與黑水城出土文獻
黑水，古稱弱水，党項語謂亦集乃，又名額濟納，發源於祁連山，蜿蜒流經青海、甘肅以及内蒙古，最終注入居延海。黑水城，城因水而得名。
一、黑水城歷史
11世紀，党項族建立西夏王朝，並在其統治區域内設立了十二個監軍司。《西夏書事校證》卷十二記載：“元昊地廣兵衆，因分左右厢立十二監軍司：曰左厢神勇，駐天都山……曰黑水鎮燕，駐兀剌海城……諸軍並設都統軍、副統軍、監軍使一員，以貴戚豪右領其職。”（第142頁）其中黑水鎮燕軍司駐地兀剌海城即黑水城，位於今内蒙古額濟納旗達來呼布鎮東南約25公里。1226年春，成吉思汗親率蒙古大軍攻破黑水城，並於次年進攻西夏王城中興府，最終迫使西夏末帝李睍投降，西夏滅亡(1)。元朝建立後，黑水城沿用。1286年，元世祖於此設亦集乃路總管府，隸屬於當時的甘肅行省。元明更迭之際，西北戰亂頻仍，居民屢遭擄掠、殺害，幸存居民紛紛遷徙，黑水城逐漸廢棄，河渠失修，黑水河斷流，加之其他自然原因，最終黑水城和地處新疆的樓蘭、尼雅古城一樣，湮没於漫漫黄沙之中(2)。没有河水灌溉的黑水城周圍，當代年降雨量不足20毫米，而年蒸發量在3000毫米以上，夏季最高温度達45℃左右，冬季最低温度在-20℃左右，夏秋之交日温差約30℃，常年有五六級大風（李逸友1991年：第3頁）。這樣的氣候條件不宜人居，但對古代文物、文獻的保存却是絶佳的條件。黑水城出土文獻正是在這樣特殊的環境中得以幸存下來。
二、黑水城出土文獻的發現、收藏與整理
最早發現並獲得黑水城出土文獻的是俄國探險家科兹洛夫（Пётр Кузьми'ч Козло'в）。他率領的探險隊分别於1908年4月和1909年6月兩次進入黑水城遺址進行發掘，帶走了大量的歷史文物和出土文獻。如今，這批出土文獻保存在位於聖彼得堡的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内。據統計，這批文獻共有八千多個編號，其中絶大部分爲西夏文文獻，約占90%左右，漢文文獻次之，不足10%，此外還有藏文、蒙古文、回鶻文等多民族文字類型的文獻（史金波1996年：第5頁）。這不足10%的漢文文獻後經中國社會科學院民族研究所、上海古籍出版社和俄羅斯科學院東方文獻研究所聖彼得堡分所合作整理，以《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爲名出版，共6册，636個編號。此外，需要注意的是，金瀅坤（2003）曾指出，《俄藏敦煌文獻》中也混入了一部分黑水城出土的西夏文獻，其中包括《西夏光定十二年餬餅房租賃契》（俄敦Дx.18993）、《西夏乾祐廿四年判文》（俄敦Дx.19043）、《遼聖宗統和二年牒及判》（俄敦Дx.19067）等。
繼科兹洛夫之後來到黑水城的第二位探險家是大名鼎鼎的英國人斯坦因（M.Aurel Stein）。由於斯坦因在此前敦煌考察過程中“收獲”頗豐，名噪一時。1914年夏，斯坦因率領其探險隊來到了黑水城。相較於科兹洛夫當年近乎野蠻的挖掘，斯坦因在黑水城遺址用科學的考古方法進行了發掘，對所獲文獻進行編號，並詳細記録了文獻的出土地點。這批文獻後藏於英國國家圖書館，被稱爲英藏黑水城文獻。最早對英藏黑水城文獻進行刊布的是法國人馬斯伯樂《斯坦因在中亞細亞第三次探險的中國古文書考釋》，該書收録了607件文書，其中黑水城出土文書134件(3)。1993年，郭鋒出版《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布的部分》，整理、釋録了英國國家圖書館所藏未經馬斯伯樂刊布發表過的、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在我國甘肅、新疆境内所獲漢文文書420餘件，其中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按：該書中稱爲“黑城子文書”）共106件。2005年，西北第二民族學院、上海古籍出版社和英國國家圖書館合作整理出版了《英國國家圖書館藏黑水城文獻》，共5册（前4册爲2005年出版，第5册爲2010年出版）。此書前言中稱：“大英博物館和大英圖書館分立，文獻材料全部轉交給現英國國家圖書館東方部，其中西夏文編號O r.12380，總共爲4000餘號，有的編號下有多個甚至三十多個殘片，即總共有7300多件。”（第3頁）在這批文獻中，大部分爲西夏文文獻，但也有少量的漢文文獻。據統計，《英藏黑水城文獻》中漢文文獻共有52個編號，87件。同年，沙知、吴芳思合作出版了《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其中收録黑水城出土文獻298件。上述英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或有重複收録。除去重複收録的文獻，據孫繼民等（2014年：第396頁）統計，英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共計425件。
最早涉足黑水城的中國學者當屬黄文弼。1927年瑞典人斯文·赫定（Sven Hedin）和中國考古學專家徐炳昶聯合率領中瑞西北科學考察團抵達内蒙古時，時任中方團員的黄文弼考察了黑水城附近遺址，並在城内採集到數百件文書。這批文書現藏於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由於各種原因，現刊布的僅有5件，收録於《中國藏西夏文獻》中（史金波等2007年：第43—44頁）。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我國對黑水城遺址先後進行了多次考古發掘工作。1962年和1963年，内蒙古自治區文物工作隊調查古居延時，在黑水城採集到少量文書，現藏於内蒙古博物館；1976年和1979年甘肅省文物工作隊兩次到黑水城調查，分别採集到少量文書，現藏於甘肅省博物館。規模最大的則是1983至1984年，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聯合阿拉善盟文物工作站對黑水城遺址所進行的全面的考古發掘，出土了近3000多件文書。其中漢文文書約占四分之三以上，其餘爲西夏文、畏兀爾蒙古文、八思巴蒙古文、古藏文等其他文字文書，現藏於内蒙古文物考古研究所。這批出土的漢文文獻後收録於《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另外的西夏文獻則收録於《中國藏西夏文獻》“内蒙古編”之中。
三、黑水城文獻與西夏文獻
“黑水城文獻”和“西夏文獻”這兩個概念在使用中時有混淆，有的乾脆把黑水城文獻直接等同於西夏文獻。束錫紅認爲應從年代、地域、文化傳承、文字、載體等方面定義西夏文獻。從年代看，西夏文獻包括：（1）前西夏時期。西夏党項民族立國前用藏文、漢文等文字記載的歷史文獻，即南北朝党項羌族的歷史記載和唐初党項羌拓跋部的記載。（2）西夏時期。西夏王朝建立至滅亡時期的西夏文、漢文、藏文、回鶻文等記載的歷史文獻。（3）後西夏時期。西夏滅亡以後在原西夏遺民、西夏統治地區和影響地區繼續使用的西夏文或漢文記載的歷史文獻。從地域看，西夏文獻不僅包括西夏王國領域内的有關文獻，還包括和西夏有着頻繁交流的周邊地域和王朝的相關文獻。從文種看，西夏文獻不僅包括西夏文文獻，還包括漢文、藏文、回鶻文等其他文字類型的文獻。從載體看，西夏文獻除了紙質文獻外，還應包括石刻、金屬銘文、木板題記、繪畫題記等（第22—24頁）。關於“黑水城文獻”的範疇，束錫紅指出，“首先應當確定是出土於黑水城遺址的文獻。其次，在時代範圍内，因爲包含了宋、元時期，不能等同於‘西夏（時期的）文獻’。‘西夏文獻’和‘黑水城文獻’是相互交叉的概念，而不是同一的概念。”（第24頁）
正因爲“黑水城文獻”這一術語與“西夏文獻”存在一定的交叉之處，所以本書採用“黑水城出土文獻”這一概念，從而使研究對象確定爲黑水城出土的文獻，排除來自甘肅敦煌、武威及寧夏靈武等其他地區的相關文獻。同時，從時間、文獻文字和文獻類型上加以限定，最終確定本書的研究對象爲“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這裏需要重點説明的是，宋代漢文文獻，狹義的理解就是指宋代用漢字書寫的文獻，而廣義的理解還應包括公元960至1270年趙宋政權存在期間，中國境内其他民族建立的政權統治區域内用漢字書寫的文獻，其中就包括遼、金、西夏等國的漢文文獻。本書所指的宋代漢文文獻的概念用的就是廣義的理解。因此，本書中如未加特别説明，宋代漢文文獻一般指包含宋、遼、金、西夏等的漢文文獻。
第二節 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的分類和數量
黑水城文獻作爲20世紀重大文獻考古發現之一，堪與殷墟甲骨、漢晋簡牘、敦煌遺書、清代内閣大庫檔案並稱中國近代學術史上五大發現，但長期以來却是藏在深閨，識者寥寥。雖然間或有部分黑水城文獻得以公之於衆，但實屬鳳毛麟角，爲數不多。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纔有李逸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出版。該書不僅對760餘件黑水城出土文書進行了録文，還收録了191件文書原件影印件，由此國内學術界首次見到大批的黑水城文書原始文件的圖片資料。此後隨着俄藏、英藏、中國藏黑水城文獻相繼刊布，學術界掀起了一股黑水城文獻整理與研究的熱潮。目前國内外先後整理出版的涉及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的圖版資料共有以下數種：《俄藏黑水城文獻》（1996—2012）、《英國國家圖書館藏黑水城文獻》（2005，2010）、《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2005）、《中國藏西夏文獻》（2007）、《中國藏黑水城漢文文獻》（2008）、《俄藏敦煌文獻》（1992—2001）等。本書研究的語料均來自上述文獻。關於這些文獻的詳細情况，前文均有介紹，此不贅述。
一、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的分類
按照一定的標準對研究對象進行分類，是研究工作開展的第一步。最早對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進行分類的應該是李逸友。他編著的《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將黑水城出土漢文文書分爲卷宗、人事、禮儀、民籍、軍政事務、農牧、錢糧、俸禄、諸王妃子分例、軍用錢糧、官用錢糧、律令與詞訟、站赤、票據、契約、書信、儒學與文史、雜類、佛教等19類。杜建録（2009）將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分爲社會文獻和宗教文獻，其中社會文獻又分農政文書，錢糧文書，俸禄與分例文書，律令與詞訟文書，軍政與站赤文書，票據、契約、卷宗、書信文書，禮儀、儒學、文史文書，醫算曆學、符占秘術、堪輿地理文書等。束錫紅較爲簡單，僅以世俗文獻和佛教文獻進行分類。孫繼民等（2012）則用“非佛教文獻”之名，以示與“佛教文獻”相區别。其中特别需要重視的是，杜建録、史金波明確界定了社會文書的定義，認爲“社會文書是人們在社會生活中記載、公布、聯繫交流以及憑證等方面的文字材料，是維繫社會政治經濟秩序的重要工具。内容除詔、令、制、敕、榜、牒、檄、奏、表、疏、札、帖、記等官方文字外，大量的是民間契約與籍帳”（第3頁），並在此基礎上將漢文西夏社會文書分成借貸租賃文書、榷場文書、賦税勞役文書、錢物賬、軍政制度及其他相關文書。杜建録、史金波對社會文書概念的界定具有指導性的意義，本書“社會文獻”的定義也正是基於此。
對於黑水城出土文獻的分類的問題，不宜孤立地來討論。我們還應將目光投射到敦煌、吐魯番文獻。與黑水城出土文獻一樣，同爲我國西北地區出土文獻的敦煌、吐魯番文獻，學界對其分類的討論應當可以成爲我們研究黑水城出土文獻分類的有效借鑒。因此，我們將參考敦煌、吐魯番文獻的分類，結合學界對黑水城出土文獻分類的已有成果，對本書所要研究的語料——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進行明確分類(4)。
具體來説，本書所用語料主要涉及以下幾類文獻：
1. 法制類文獻，包括借貸租賃契約、法醫鑒定文書、詞訟文書等。如《西夏天慶年間裴松壽典麥契》（俄黑TK.49P）、《西夏光定十二年正月李春狗等賃租餅房契》（俄敦Дx.18993）、《西夏乾祐五年驗傷單》（俄黑Инв. No. 1381A）、《西夏光定十三年千户劉寨殺了人口供狀》（俄黑Дx.295710280）等。
2. 公文類文獻，包括劄子、牒、狀等公務往來的文書。如《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西夏榷場文書等。
3. 籍帳類文獻，包括收支錢帳、物品帳等。如《西夏乾祐二年孫猪狗等納材植帳》（俄黑B.61）、《收支錢帳》（俄黑Инв. No. 915B）等。
4. 私人書信類文獻，如《西夏祝遇僧書啓》（俄黑Инв. No. 1381B）、《西夏馬家奴文書》（俄黑Инв. No. 1381C）等。
此外，還有一些訓蒙教育類文獻，包括習字、雜抄等，以及醫方文獻，因爲和人們的社會生活息息相關，本書也一併納入語料範圍之内。當然，黑水城出土漢文社會文獻的内容十分豐富，這裏只是大致的分類，未必盡善盡美，可能有些文獻還存在交叉現象。但我們主要目的是研究其中的詞彙及其他語言問題，因此對文獻的具體分類不作過多討論。
二、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的數量
如前所述，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散見於俄、中、英等國所藏黑水城文獻圖録中，較爲凌亂。爲了便於檢索和查閲，本書將其整理成表，如下：
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簡况表(5)
續表
〔1〕杜建録、史金波《西夏社會文書研究》（增訂本）中將此件文書及以下四件文書編號均誤標作Or.8212/727K.K.，今據《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所録原卷圖版編號更正。
續表
續表
續表
〔1〕俄黑Инв. No. 211 213《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共有109頁，74件文書，是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中内容最爲完整，數量最多的一份文獻。其中絶大多數是北宋末年至南宋初年鄜延路經略安撫使司及下屬延安府、鄜州、保安軍、金湯城、第七將等單位形成的文書。爲了節約篇幅，本書將這74件文書作爲一份文書進行列表統計。
續表
續表
續表
根據上表統計，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共有162件。這些文獻即本書語料的主要來源，也是本書研究的主要對象。
第三節 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研究概况
自1908年俄國探險家科兹洛夫率領考察隊在黑水城遺址發現黑水城文獻之後，關於黑水城出土文獻的研究便逐漸開展起來，至今已逾百年。在黑水城出土文獻中，西夏文文獻數量最多，因此這部分文獻最先受到學術界的重視，並長期成爲國内外黑水城出土文獻研究的主要内容。與此形成鮮明對比的是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的研究相對匱乏。所幸的是，隨着近年來越來越多的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的整理出版(6)，相關研究也正方興未艾，尤其是其中的社會文獻部分，引起學者的高度關注。史金波指出：“黑水城出土的社會文書，無論是漢文、還是西夏文文書，都具有重要學術價值。而漢文文書不需經過翻譯便可使用，文字上少有障礙，因此學界使用面更寬，其價值的開發，效益的發揮有更廣闊的空間。”（2007年：第86頁）目前，學術界對黑水城出土漢文社會文獻的研究主要體現在以下兩個方面(7)：
一、文本整理研究
黑水城出土漢文社會文獻作爲寫本文獻，内容多有殘缺，缺筆、殘壞之字甚夥，書寫字體多爲行草，部分文獻背面亦印有其他内容(8)，易透墨，使得文字難以辨識。因此對文獻的文本進行整理、編目、叙録、釋讀成爲諸多研究工作的基礎。
由於黑水城出土文獻被擄掠至國外，因此最早進行整理工作的是國外學者。1911年俄國學者伊鳳閣（А. И. Иванов）在《皇家科學院通報》第11期發表的文章中首先使用了黑水城出土的漢文文獻。1914年，法國漢學家伯希和（P.Pelliot）發表《科兹洛夫考察隊黑城所獲漢文文獻考》一文，對科兹洛夫所獲的23件黑水城漢文文獻做了介紹和研究。1934—1936年，弗魯格（К.К.Флуг）先後發表《關於西夏刻印的漢文經文》（1934）、《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藏漢文寫本非佛經部分概述》（1935）、《蘇聯科學院東方學研究所藏漢文寫本佛經簡明目録》（1936），對黑水城文獻進行了初步的整理與編目。
1957年開始，孟列夫（Л. Н. Менъшиков）充分利用聖彼得堡東方學研究所館藏資料，著手整理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並對其進行系統整理研究，先後發表出版了《黑水城出土的早期出版物（蘇聯科學院亞洲民族研究所藏科兹洛夫收集品漢文部分）》（1961）和《哈拉浩特特藏中漢文部分叙録》（1984）。後書不僅對黑水城漢文文獻作了詳細叙録，而且還考證了每一件文獻的年代和内容。對其中的社會文書，孟列夫非常重視，並按時間將其分爲三部分：一是中國陝西北部軍管區文書；二是12世紀末至l3世紀初的文書；三是13世紀末至14世紀初的文書。這些工作爲後來俄藏漢文文書的整理與研究打下了良好的基礎(9)。
國外研究黑水城出土文獻的另一重鎮是日本。利用俄國及前蘇聯學者整理的黑水城出土文獻資料，日本學者進行了深入的研究，自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即涌現了大批相關論著。其中針對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的整理研究，較有代表性的成果有近藤一成《〈俄藏黑水城文獻〉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裁判案件訳注稿》（一）—（三）(10)。該書在簡要介紹了黑水城出土宋西北軍政文書的大致情况之後，主要對這一批文書進行了文字的釋讀、校勘及翻譯。其中“語釋”部分考釋了一批詞語，如“本色”、“糴本”、“趖走”等，爲我們利用這批文書進行詞語研究做了大量基礎工作。需要指出的是，近藤一成作爲一位歷史學者，在宋朝制度史的研究方面取得了傑出的成績，但似乎對漢語史，尤其是文字訓詁方面措意不多，因此書中對一些詞語的解釋付之闕如，如“過曆”、“支憑”等詞語都注爲“未詳”，而且對一些文書的釋讀尚存在一些問題，這也給進一步研究留下了空間。
國内較早刊布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的應是1961年中國科學院歷史研究所資料室所編《敦煌資料》第一輯，該書“契約文書”項的附録收録了一組名爲《西夏天慶十一年典麥契殘卷》的契約文書，共15件。這批文獻就是馬斯伯樂《斯坦因在中亞細亞第三次探險的中國古文書考釋》中收録的黑水城出土的部分漢文文獻。1991年李逸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11)、1994年王克孝《黑城出土漢文遺書叙録》先後出版。後者係孟列夫《哈拉浩特特藏中漢文部分叙録》一書的中譯本。2009年和2012年，孫繼民《俄藏黑水城所出〈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整理與研究》、《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出版。至此，孫氏完成了對《俄藏黑水城文獻》第1—6册所有的非佛教漢文文獻的整理工作，包括定名、題解、釋録、校勘等，提供了一個較爲可靠的整理本。2009年杜建録、史金波合作完成了《西夏社會文書研究》，2012年對此書進行了增訂，增訂本分上下篇，上篇爲“西夏社會文書研究”，主要從史學角度對部分西夏社會文書進行考釋研究；下篇“漢文西夏社會文書釋文”將漢文西夏社會文書分成借貸租賃文書、榷場文書、賦税勞役文書、錢物賬、軍政制度及其他相關文書等五類，著録圖版，並進行釋文。其中收録的部分文書與孫繼民所整理的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中的部分文書重合，但二者的釋文却不盡相同。2014年、2015年，孫繼民、宋坤、陳瑞青、杜立暉等所著《考古發現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英藏及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整理》出版，兩書沿用孫繼民此前的研究方法，將文獻整理範圍擴大至考古發現的全部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包括《俄藏黑水城文獻》、《英藏黑水城文獻》、《斯坦因第三次中亞考古所獲漢文文獻（非佛經部分）》、《中國藏西夏文獻》、《俄藏敦煌文獻》，甚至還包括了非黑水城出土的《日本藏西夏文文獻》中所收的部分西夏漢文文獻。
此外，還有許多單篇論文在利用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材料進行其他學科研究的同時，均涉及到了對所用文獻的校録，這一部分成果本書將在下文進行評述。
二、專題研究
人們關注、重視黑水城出土漢文社會文獻，主要是因爲它的文獻史料價值，尤其是對於研究西夏歷史文化和社會經濟具有重大的意義。因此最早利用黑水城出土漢文社會文獻的大多是歷史學者，所展開的研究也大多涉及政治史、經濟史、軍事史、社會史等方面。如陳國燦（1980）利用《敦煌資料（第一輯）》所附録的黑水城出土西夏天慶年間典當契約殘卷，對當時西夏的典當利率及抵押物估價等民間經濟現象進行了研究。陳炳應（1985）利用西夏天盛年間賣地契、天慶年間典當契等黑水城出土漢文社會文獻材料，對當時的民族問題、經濟問題以及契約時間和格式進行了研究。目前，利用黑水城出土漢文社會文獻進行歷史方面的研究，依然是該領域内的“顯學”。有學者對其中部分文獻展開了多角度、全方位的研究，如孫繼民就《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的《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先後發表了《關於黑水城所出一件宋代軍事文書的考釋》（2002）、《黑水城所出宋趙德誠家狀試釋》（2002）、《黑水城宋代文書所見蔭補擬官程序》（2004）、《俄藏黑水城宋代“御前會合軍馬入援所”相關文書考釋》（2005）、《俄藏黑水城宋代文書所見宋高宗建炎二年（1128）王庶被拘事件》（2006）、《黑水城文獻宋代小胡族文書試釋》（2007）、《試釋幾件俄藏黑水城宋鄜延路公文草稿》（2006）等系列研究論文。又如，對西夏“南邊榷場使”一組文書，也先後有佐藤貴保（2006），楊富學、陳愛鋒（2009），趙天英、楊富學（2009），杜建録（2010），孫繼民、許會玲（2011）等進行研究。正如前文所言，上述研究均是從歷史學角度展開。就筆者管見所及，一段時間以來人們對黑水城出土漢文社會文獻的研究似乎都走不出史學的範圍，少有學者注意到其中的語言學價值。
但近年來，這一現象已逐漸有所改善。部分研究者開始利用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進行語言學方面的研究，如惠宏《黑水城漢文文獻詞語雜釋》（2010），蔡永貴、靳紅慧《俄藏黑水城文獻〈劉知遠諸宫調〉俗字整理研究》（2010）、《〈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研究的文字學價值——以第六册爲例》（2013），張重艷、胡妮《黑城出土漢文文書量詞初探》（2011），程建鵬《俄藏黑水城文獻俗字與〈漢語大字典〉證補》（2012）等。
2011年，張秀清以黑水城漢文文獻爲研究對象，申請到國家社會科學基金資助項目《黑水城文獻語言研究》（項目編號：11BYY069），幾年間相繼發表了《西夏漢文文獻誤讀舉例》（2012）、《俄藏黑水城文獻TK216跋》（2013）、《俄藏黑水城文獻〈新雕文酒清話〉跋（上）》（2013）、《俄藏黑水城文獻〈新雕文酒清話〉跋續》（2013）、《俄藏黑水城文獻全真教佚詞跋》（2013）、《俄藏黑水城易類文獻疑難詞句解讀》（2013）、《俄藏黑水城文獻太子出家歌辭跋》（2014）等系列論文。這些論文主要從審音、辨形的角度，對部分黑水城漢文文獻進行了釋讀，爲讀者更好地理解、利用這些文獻提供了幫助。但這更多地體現的是傳統文獻考證的路數，對現代普通語言學的意義較爲有限。而且所選用材料均非黑水城出土漢文社會文獻。
此外，寧夏大學蔡永貴教授也指導了一批碩士研究生利用《俄藏黑水城文獻》（漢文部分）和《英藏黑水城文獻》，從俗字與詞彙角度撰寫了數篇學位論文。其中有關詞彙研究的論文有三篇：向莉娟《俄藏黑水城漢文文書文獻詞彙研究》（2012）、于薇《俄藏黑水城漢文佛經附屬文獻詞彙研究》（2012）以及趙陽《俄藏黑水城漢文文學及醫學類文獻詞彙研究》（2012）等。這些論文均將考察範圍局限在《俄藏黑水城文獻》中，甚至局限於某一類文獻中，不够系統深入，未能將黑水城漢文文獻置於近代漢語史研究重要一環來考慮。後來，在這些碩士論文的基礎上，蔡永貴教授出版了《俄藏黑水城漢文文獻詞彙研究》一書。該書可以視作是研究黑水城漢文文獻詞彙的第一部專著，開創之功，誠不可没。
第四節 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與宋代漢語詞彙研究
陳寅恪在給陳垣《敦煌劫餘録》一書作序時曾經指出：“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第266頁）作爲與敦煌文獻一樣，同爲中國近代古文獻新發現的重要組成部分之一的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却並未受到足够的重視。尤其是在語言研究方面，更是遠遠落後於敦煌文獻的語言研究。
另一方面，從近代漢語或漢語詞彙史的角度來看，作爲近代漢語一環中的宋代漢語在漢語詞彙史的研究中處於較爲邊緣化的尷尬地位。大部分討論近代漢語詞彙的專著或論文，除了少部分涉及到宋代詞彙或僅對部分宋代詞彙進行考釋之外，大部分將宋代詞彙看作唐代或是元明詞彙的附庸，僅僅止步於粗綫條的輪廓介紹，缺乏系統的斷代屬性描寫和全面的比較，而且研究宋代詞彙所用的語料偏重於傳世的白話文口語詞彙，忽視了對黑水城出土漢文社會文獻這樣出土文獻語料的利用。因此，從宋代漢語詞彙研究的角度來看，黑水城出土漢文社會文獻具有十分重要的意義。
一、有助於擴大宋代漢語詞彙研究的範圍
蔣紹愚曾指出：“資料問題是任何語言研究都必須重視的，但近代漢語研究中這個問題尤其突出。”（2017年：第18頁）就漢語史角度而言，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中的語言應屬於近代漢語時期，以往的近代漢語研究中所涉及到宋代的語料大多是傳世文獻。以蔣紹愚《近代漢語研究概要》一書所開列的宋代（附金代）語法詞彙研究資料爲例（第21—23頁），可以看到其中有以《景德傳燈録》爲代表的禪宗語録，以《朱子語類》爲代表的宋儒語録，以《清平山堂話本》爲代表的宋人話本，以《三朝北盟會編》爲代表的史籍中的白話資料，以黄庭堅、楊萬里等人作品爲代表的宋詞宋詩中的口語資料，以及以《劉知遠諸宫調》、《董解元西厢記》爲代表的金代白話資料(12)。出土文獻語料部分則付之闕如。
同時，現有的一些宋代漢語詞彙研究論著所考察的語料也基本上集中在上述文獻的範圍之内。我們僅以專書詞彙的研究爲例，有武建宇《〈夷堅志〉複音詞研究》（2004）、于建華《〈集韻〉及其詞彙研究》（2005）、郭作飛《〈張協狀元〉詞彙研究》（2008）、陳敏《宋代筆記在漢語詞彙學理論研究中的價值》（2011）、許浩《〈名公書判清明集〉詞彙研究》（2011）、楊觀《周密筆記詞彙研究》（2011）、徐時儀《〈朱子語類〉詞彙研究》（2013）(13)、張海媚《金代諸宫調詞彙研究》（2014），等等。此外，還有很多宋代專書詞彙研究方面的碩士論文，圍繞着這些傳世文獻而展開。當然，也有人注意到利用出土墓志對宋代漢語詞彙進行研究，如王海平《宋代墓志複音詞研究》（2010）。但墓志中的語言還是以承古詞彙居多，文言色彩較濃，未必能全面反映宋代漢語詞彙的真實面貌。總而言之，目前宋代漢語詞彙研究對於出土文獻資料的關注和利用，還是相當薄弱的。而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正好可以彌補這一不足。一方面可以作爲新語料擴充宋代漢語語料的研究範圍；另一方面，從内容上看，黑水城出土漢文社會文獻與百姓的日常生活密切相關，涵蓋了當時社會的多個領域，真實地反映了公元11—12世紀我國西北地區的世俗社會的歷史面貌，因此它的詞彙的涵蓋面也較爲廣闊，是研究宋代漢語詞彙的寶貴材料。
二、有助於深化對宋代漢語詞彙的認識
蔣禮鴻曾提出從縱横兩方面研究古代語言的主張，“所謂横的方面是研究一代的語言，如元代。其中可以包括一種文學作品方面的，如元劇；也可以綜合這一時代的各種材料，如元劇之外，可以加上那個時期的小説、筆記、詔令等。當然後者的做法更能看出一個時代語言的全貌。”（1997年：第1—2頁）蔣紹愚在論及近代漢語詞彙研究的方法時認爲上述主張“對於研究近代漢語詞彙也很適用。”（2005年：第249頁）此外，周祖謨指出：“詞彙是構成語言的材料，要研究詞彙的發展，避免紛亂，宜從斷代開始。”（第2頁）江藍生在給汪維輝《東漢—隋常用詞演變研究》一書作序時也指出：“專書研究是斷代研究的基礎，而斷代研究又是整個漢語史研究的基礎。”（第1頁）上述諸位前輩學者的意見，爲我們研究漢語詞彙指明了道路，即從斷代詞彙研究入手，化零爲整，集腋成裘，以期勾勒出漢語詞彙發展史的全貌。
從漢語詞彙史研究的歷史來看，人們曾經認爲“漢語詞彙研究長期以來重先秦和現代兩頭而輕中間”（許威漢2000年：第642頁）。但近些年來，在衆多學者的不懈努力下，這一現象已大爲改變，無論是中古漢語還是近代漢語詞彙研究越來越受到重視，涌現出了越來越多的研究成果(14)。然而不可否認的是，宋代漢語詞彙研究在整個漢語詞彙史的研究中却是薄弱的一環。雖然也有像袁賓《宋語言詞典》和李文澤《宋代語言研究》這樣的宋代斷代詞彙研究著作，以及前文介紹的宋代專書詞彙研究成果，但總體而言，數量並不算多，而且有的研究範圍限於一書，有的研究内容偏於一端，缺乏對宋代漢語詞彙全面系統的考察。在近代漢語史的研究中，學者們更多地是把宋代漢語與唐五代時期或元明時期漢語放在一起進行研究，所以有人就認爲宋代漢語詞彙“在近代漢語理論研究中總是處於唐、元、明的附屬地位”（王海平2010年：第265頁）。爲何會出現這樣的狀况？難道是宋代的漢語缺乏特色抑或是不够重要？事實却並非如此。徐時儀（2013年：第1頁）對宋代漢語曾有過一番精辟的描述：
宋代隨着農業、手工業尤其是商業的發展和社會階級結構的變動，整個上層建築包括職官、銓選、科舉、教育、軍事、法律等制度，乃至哲學、宗教、藝術、文學等意識形態以及風俗習慣都出現了相應的變革。宋代學術興盛，僅以理學而言，有以周敦頤爲代表的濂學，以張載爲代表的關學，以程顥、程頤爲代表的洛學，以朱熹爲代表的閩學，以陸九淵爲代表的心學等，“大抵以格物致知爲先，明善誠身爲要，凡《詩》、《書》、六藝之文，與夫孔、孟之遺言，顛錯於秦火，支離於漢儒，幽沉於魏、晋、六朝者，至是皆焕然而大明，秩然而各得其所”。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豐富促使人們交往的工具——語言也變得更加豐富，出現了一批新詞新義，增加了大量俗語詞、方言詞、行話市語，雙音節詞占了詞彙的主導地位，增加了一些新的詞頭、詞尾，構詞方法也有擴展，許多詞語完成了從上古、中古向近代的轉化，逐漸形成與現代漢語相近的詞義結構，基本上形成了近代漢語的詞義體系。
由此可見，宋代是近代漢語一個重要的發展時期，宋代漢語詞彙在近代漢語詞彙史中具有承前啓後的作用。因此，本書選取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中的詞彙進行全面考察，通過窮盡式的調查統計，分析其詞彙系統的構成和來源情况，從而爲近代漢語詞彙，尤其是宋代漢語詞彙面貌的描寫提供翔實的數據，這樣也有助於進一步深化對宋代漢語詞彙的認識。
三、有助於探索宋代漢語“分領域”詞彙研究的新路徑
近些年來，已經有越來越多的學者意識到“領域語言研究”的問題。何謂領域語言研究？李宇明、周建民指出：“真實的語言存在於一定的語言環境之中。語言研究有兩種路向：一是析棄語境而使語言‘純化’，研究語言的超語境屬性。語言本體研究即是這種研究路向。二是在一定的語境中研究語言，或者研究一定語境中的語言。不同的語境實際代表着不同的交際領域或社會領域，因此這第二種研究路向，可以稱爲‘領域語言研究’。”（第5頁）正因爲不同領域對語言有不同要求，因此不同領域中的語言也必然會有不同的特點。由此看來，領域語言研究的正是不同交際領域或社會領域語言的特點。
這一觀點給我們的漢語史研究提供了一些新的思路。衆所周知，漢語史的研究主要依靠的是歷史文獻中所記録的古人的語言，這種語言不存在於當前現實生活的語境中，但這並不表示古人的語言就脱離一定的語境。語言，無論古今，都存在於言語活動中，而言語活動總是在一定的語境中完成的。古人言語活動發生的語境，我們可以藉由記録古人語言的文獻種類獲知，比如法制文書所記録的語言一般發生在法律領域，佛教典籍中的語言一般發生在宗教領域，社會經濟文獻中的語言一般發生在社會經濟生活領域。根據領域語言研究的思路，這些不同領域文獻的語言特點自然不盡相同。
董志翹在展望21世紀中古、近代漢語詞彙研究時提出了“分領域”詞彙研究的概念，並指出：“以前我們漢語史研究注重的是時（時代性）、空（地域性、方言）兩個方面，而21世紀要能在中古、近代漢語詞彙研究上深入下去，除了關注時空因素，還應注意各領域的詞彙差别。”（2007年：第7—9頁）並通過實例證明了“各個領域的文獻中就各有不少專業領域術語，與通行於各領域的一般詞語相比較，往往具有特殊的意義”。
如前所述，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種類較多，如法制類文獻、公文類文獻等，其中就涉及到了不少特定領域。瞭解這些特定領域中的詞彙，尤其是其中的一些固定術語和專門詞語，對於全面瞭解宋代漢語詞彙系統具有非常重要的作用。我們對此所進行的的嘗試也將有助於探索宋代漢語“分領域”詞彙研究的新路徑。
(1)明·宋濂等撰：《元史·太祖本紀》:“二十一年（丙戌）春正月，帝以西夏納仇人……自將伐之。二月，取黑水等城……冬十一月庚申，帝攻靈州……二十二年丁亥春，帝留兵攻夏王城……六月……夏主李睍降。”（中華書局，1976年，第23—24頁）
(2)關於黑水城的廢棄，有一種説法較爲流行：明朝馮勝率軍攻打黑水城元朝守軍之時，由於久攻不下，便採取了阻絶河道的方法，從而使城内斷絶水源，導致元軍全軍覆没，黑水城也遭到破壞而廢棄。但這一説法並未得到史料的證實。有關黑水城廢棄原因的討論可參見陳炳應、梁松濤：《黑水城廢棄的時間及原因新探》，《寧夏大學學報》2009年第2期。
(3)馬斯伯樂此書在20世紀30年代即已整理完成，但直至1953年纔在倫敦用法文出版。限於條件，我們無從得見。本書所論主要依據郭鋒：《斯坦因第三次中亞探險所獲甘肅新疆出土漢文文書——未經馬斯伯樂刊布的部分》一書的介紹（甘肅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4頁）。
(4)需要特别説明的是，因爲本書研究的語料年代限定爲宋代，因此，盡管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中社會文書種類繁多，但有一些是元代、明代等其他時代的文獻，因此這部分社會文書將排除在本書考察的範圍之外。
(5)此表中文獻的定名主要依據杜建録、史金波《西夏社會文書研究》（增訂本）和孫繼民等《俄藏黑水城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考古發現西夏漢文非佛教文獻整理與研究》中的定名，同時針對編號、頁碼等信息，逐個核對了原卷圖版。
(6)參見本書“緒論”部分第一節中“黑水城出土文獻的發現、收藏與整理”的相關介紹。
(7)需要説明的是，黑水城出土漢文社會文獻從年代構成上看，包含了唐、五代、遼、宋、西夏、金、元等朝代，但前人並未單獨抽取其中某個年代的文獻進行整理研究，因此本書的綜述涵蓋了所有時期的黑水城出土漢文社會文獻的整理研究成果，但在專題研究綜述部分則主要評述黑水城出土的宋代漢文社會文獻相關研究成果。
(8)如《俄藏黑水城文獻（第六册）·叙録》中介紹，《宋西北邊境軍政文書》原係長短不一的卷軸裝或單頁文書，爲西夏所得後，裁成統一尺寸，利用紙背刻印西夏文《文海寶韻》。其實這也是古人的一種習慣，清人葉德輝《書林清話》卷八《宋元明印書用公牘紙背及各項舊紙》記載：“宋時印書，多用故紙反背印之，而公牘猶多。”同時，葉氏也解釋了原因：“觀此數則，知古時紙料之堅，故可一用再用。而古人愛惜物力之意，亦可於此見之矣。”（嶽麓書社，1999年，第186頁）
(9)參見史金波《創建黑水城出土文獻研究新的里程碑》（2007）、杜建録《黑水城漢文文獻綜述》（2009）等相關介紹。
(10)這三篇系列文章分别載於早稻田大學東洋史懇話會編《史滴》，第25—27號，2003—2005年。2008年經過修訂，作爲日本平成十五年、十六年度科學研究費補助金研究成果報告書，以《黑水城出土宋代軍政文書の研究》（早稻田大學文學學術院）之名合訂印行。承近藤一成惠賜，筆者有幸得見此書，後文中凡引用到這部分成果，均據最終改訂版。
(11)關於李逸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一書，本書已有介紹，兹不贅述。參見本書“緒論”第二節中相關論述。
(12)《劉知遠諸宫調》講述的是五代時後漢開國皇帝劉知遠發跡的故事。原書十二卷，現存的是一個殘卷，中間殘闕，只剩首尾1—3卷和11、12卷。而這個殘卷恰恰是科兹洛夫於黑水城所得。因此從這個意義上講，《劉知遠諸宫調》可以算作黑水城出土漢文文獻。
(13)《朱子語類》可謂是當下宋代漢語詞彙研究中最熱門的一部語料。迄今爲止，已有多位學者先後對此書進行過專書詞彙的研究。僅以已出版的專著或博士學位論文爲例，除了徐時儀（2013）之外，還有姜勇仲《〈朱子語類〉詞彙研究》（2006）、馮青《〈朱子語類〉詞語研究》（2010）、程碧英《〈朱子語類〉詞彙研究》（2011）、陳明娥《朱熹口語文獻詞彙研究》（2011）等研究成果。
(14)可參見方一新：《中古近代漢語詞彙學》（商務印書館，2010年）下編中有關中古近代漢語詞彙研究簡史的介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