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董志翹

陳寅恪先生有言：“一時代之學術，必有其新材料與新問題。取用此材料，以研求問題，則爲此時代學術之新潮流。治學之士，得預於此潮流者，謂之預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預者，謂之未入流。此古今學術史之通義，非彼閉門造車之徒，所能同喻者也。”（《陳垣敦煌劫餘録序》）

誠哉斯言！隨着20世紀初殷墟甲骨、漢晋簡牘、敦煌遺書、清代内閣大庫檔案等中國近代學術史上重大文獻的考古發現，國内外一大批學者紛紛預此潮流，“甲骨學”“簡牘學”“敦煌學”“大内檔案學”遂成獨立學科，研究成果斐然。但堪與此比肩的“黑水城出土文獻”，却長期沉寂，關注研究者蓋寡。究其原因，乃此類文獻的整理刊布較遲，直至20世紀90年代初，李逸友《黑城出土文書》（漢文文書卷）纔首次問世。嗣後，隨着俄藏、英藏、中國藏黑水城文獻相繼刊布，黑水城文獻整理與研究的熱潮方始興起。

黑水城，蒙古語稱爲哈拉浩特，又稱黑城，位於現今已乾涸的額濟納河（黑水）下游北岸的荒漠上，乃“古絲綢之路”北綫上保存最完整的一座古城遺址。但在公元11-14世紀，黑水城曾經輝煌，此地乃西夏王朝在西部地區重要的農牧業基地和邊防要塞，是元代河西走廊“北走嶺北、西抵新疆、南通河西、東往銀川”的驛站要衝及元朝西部地區的軍事、政治、文化中心。當時黑水城内，官署、民居、店鋪、驛站、佛教寺院以及印製佛經、製作工具的各種作坊布滿了城區，一派繁榮昌盛的景象。這種情况大約持續了近200年之久。因此，在出土的大量文獻中，不僅有爲數甚衆的西夏文、古藏文、蒙古文、回鶻文等其他民族文字的文獻，也有大量的漢文文獻。而漢文文獻中，除了部分宗教、儒學、文史、醫算曆學、符占秘術、堪輿地理文獻而外，占其主流的乃是内容豐富的社會文書：包括農政文書，錢糧文書，俸禄與分例文書，律令與詞訟文書，軍政與站赤文書，票據、契約、卷宗、書信等，林林總總，不一而足。爲研究宋夏金元史、中古佛教史、中古社會史、宋元科技史、古代醫藥史、絲路貿易史、語言學史、文獻版本史提供了豐富的不可替代的原始資料。

邵天松的《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詞彙研究》是在博士學位論文的基礎上修訂增補而成的一部新作。

從事任何研究，研究方向、研究對象的選擇是至關重要的。

首先值得一提的是，天松選擇黑水城出土文獻中的“宋代”“社會文書”詞彙爲研究方向和研究對象，是經過深思熟慮的。以往對黑水城出土文獻的研究，大多囿於歷史學、民族學、文獻學、宗教學等諸領域，而從語言學角度進行研究尚未引起高度重視，取得的成果蓋寡。天松在當前我國“一帶一路”倡議的感召下，從漢語詞彙史入手，對黑水城出土的宋代漢文社會文獻中詞彙進行研究，本身就具有創新意義。另外，我們都知道，關於漢語史的分期，以往是以吕叔湘先生和王力先生爲代表。吕叔湘先生從文體的角度着眼，主張“以晚唐五代爲界，把漢語的歷史分爲古代漢語和近代漢語兩個大的階段”。王力先生則主要從語法、語音變化的角度着眼，主張將漢語史分爲四個時期：（1）上古期：公元三世紀以前（五胡亂華以前）；（2）中古期：公元四世紀到十二世紀（南宋前半）；（3）近代期：公元十三世紀到十九世紀（鴉片戰爭）；（4）現代期：二十世紀（五四運動以後）。因分期着眼點不同，故而分期結論有異，這不難理解。值得玩味的是：“有宋一代”在吕叔湘先生的分期中屬於“近代漢語”之前期（唐末五代爲時較短），而在王力先生的分期中則屬“中古漢語”之末期。但不管“上屬中古”還是“下屬近代”，宋代處於漢語史上一個承上啓下的轉折期却是不爭的事實。而漢語史的研究就是要特别關注語言處於重大轉變的時期，所以天松將研究時段瞄準了宋代，是極有見地的。

其次，天松將研究對象鎖定在黑水城出土的“社會文書”上，亦不失爲審慎之舉。衆所周知，漢語史研究，所據資料最理想的當屬“同時資料”，但出土文獻並非均屬“同時資料”。最近，黄德寬先生指出：“近年來，運用戰國秦漢簡帛資料研究漢語史的成果日益增多，漢語史研究呈現出良好的發展態勢。同時，我們注意到，研究者在運用出土文獻資料方面也存在着一些值得注意的問題。如果對這些問題缺乏清醒的認識和科學的態度，漢語史研究也有可能落入新材料的陷阱。”“新發現的戰國秦漢簡帛資料並不能簡單地等同於‘同時資料’。只有墓主人下葬時的遣策以及那些未經傳抄的應用性文書等，纔可能是較爲明確的‘同時資料’。”“一種文獻地域特徵的確定，要充分考慮‘作者’‘流傳’和‘出土地’三要素，只有三要素明晰的資料纔是最爲可靠的方言語料，如墓葬中發現的遣策、簿籍、文書等某一地區和時代的應用性材料。”（《漢語史研究要避免落入新材料的陷阱》）在這裏，黄先生多次提到“文書”等屬真正意義上的“同時資料”，雖然主要是針對出土戰國秦漢簡帛材料而言，但實際上對一切出土文獻語料價值鑒别也莫不如此。而天松選擇黑水城出土的宋代漢文社會文獻作爲漢語史（漢語詞彙史）的研究材料，正是考慮到選擇真正的“同時材料”。因爲與書籍不同，文書是當時應用的文字，都是歷史上形成的原始記録，是未經人加工、在實際生活中直接形成的真實記録。更何况，就歷史上保存下來的文書而論，在中古、近代時期，宋代文書最爲缺乏。敦煌吐魯番文書主體是唐代，數量較多。而黑水城出土的漢文文書主要是宋、元社會文書，文書種類之豐富、涉及領域之廣泛不遜於敦煌吐魯番。這不僅填補了宋、元社會文書的稀缺，銜接了中國歷史文書的鏈條，同時也爲天松以此爲研究對象提供了客觀的可能。

再次，由於宋代是我國歷史上經濟、科技、文化高度發達的一個時期，涌現了大量的新鮮事物和概念，反映在語言上，便使得宋代的詞彙如同《清明上河圖》一樣異彩紛呈。

以上諸方面，都爲天松這一研究打下了扎實的基礎。

在此基礎上，天松首先以宏觀的視角，分别從歷時層面（上古、中古、近代及當代）及共時層面（基本層、常用層、局域層、邊緣層）對黑水城漢文社會文獻中不同性質、不同使用層次的詞進行分類歸納，統計它們出現的頻次及所占百分比，以此勾畫出黑水城漢文社會文獻詞彙系統的總體特徵。

繼而，又從三個不同的微觀視角展開：（1）抉發了語料中的宋代新詞、新義，並對新詞、新義的成因及新詞的構造進行探究；（2）以語義場理論爲指導，選取“公文”、“法律”等義場的特色詞彙，分析不同語域的詞彙差别，探索“分領域”詞彙研究的新路徑；（3）採用歸納整理、鉤沉舊注、利用異文校勘、互文對文印證等方法，同時結合現代西北方言資料對文獻中出現的疑難詞語進行了考釋。

在研究中，天松始終將詞彙研究與考察文獻的社會歷史、典章制度、經濟生活、人情風俗、宗教信仰等背景緊密結合，將傳統訓詁學理論、考據學方法與現代語言學理論方法（如語義場理論、認知語言學理論、範疇理論、計量統計方法、比較方法等）緊密結合，新見迭出、多有創獲。

因此這一研究對於進一步瞭解“一帶一路”沿途的社會歷史、文化語言、人情風俗、宗教信仰等均有幫助。對於漢語詞彙史的建構，對於漢語辭書編纂修訂均有較高的學術價值及應用價值。

自天松遞來書稿，向我索序。迄今已經數月。利用工作之餘，間或翻閲，直至讀畢全書，不禁感慨繫之。天松於2004年考入南京師範大學，隨我攻讀“漢語言文字學”碩士學位。給我的印象是爲人直率坦誠，情商頗高。學習刻苦努力，不畏艱難。那時我正在思考“分領域詞彙研究”的問題，覺得“以前我們漢語史研究注重的是時（時代性）、空（地域性，方言）兩個方面，而21世紀要能在中古、近代漢語詞彙研究上深入下去，除了關注時空因素，還應注意各領域的詞彙差别。”（《21世紀中古、近代漢語詞彙研究隨想》）基於這一考慮，建議他進行佛教詞彙研究，因此他碩士論文的選題是《〈法顯傳〉詞彙研究》，這對於一個初涉佛教文獻及詞彙研究，一切從頭開始的碩士生來説，困難可想而知。但經過三年一千多個日夜的焚膏繼晷、奮力拼搏，論文獲得了答辯專家的一致好評，等第“優秀”。當時我就覺得“此乃可造之才”，因此有意讓他免試直接攻博。雖然繼續深造是他的夙願，但由於家庭經濟條件所限，他决定先走向社會，進入了南京一所高校工作。在最初任教的五年中，他仍與我保持着密切的聯繫，在繁重的教學工作的同時絲毫不放鬆漢語史的學習與研究，我也切實感到他學業上的不斷進步。果然，在家庭經濟有所改觀之後，2012年秋他又重新考入南京師範大學，隨我攻讀博士學位。博士論文是他自行選題，但天松還是遵循着“分領域詞彙研究”這一思路，不過新跨入了出土文獻中“社會文書”這一領域，並且在這一嶄新的領域取得了初步的成功。由此使我感到，要想在學術研究中有所成就，不僅要有追趕時代新潮流的敏鋭，也同樣需要具有“咬定青山不放鬆”的執着。另外，令我特别欣賞的是：天松雖然學習研究極爲刻苦認真，但並非“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聖賢書”的“書蠹”，在他身上同時有着濃厚的生活情趣（比如：他亦喜愛美食、旅遊等）。也就是説：該學習研究時則全神貫注，該投入工作時就一絲不苟，該放鬆休息時也能盡情玩樂。我想，這樣一種健康的生活態度，也當是他走向成功的一個重要因素。

如今，天松已經是江蘇第二師範學院文學院“漢語言文字學”學科的學術骨幹，隨着《黑水城出土宋代漢文社會文獻詞彙研究》這第一部專著的問世，他所主持的國家社科基金項目《黑水城出土元代漢文社會文獻詞彙研究》也將面臨結項。從項目的名稱上，我們可以感知到天松在學術道路上向着既定目標不斷拓展、不斷前進的脚步。我衷心期盼天松，一如既往，再接再厲，不斷取得新的成果。

是爲序！

庚子初春

於石頭城下、秦淮河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