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京诸君

东京诸君

1998年,我带着我的第一部长故事片《小武》去柏林电影节,认识了市山尚三先生和藤冈朝子女士。那年的柏林影展中国电影人不多,却来了很多日本人,亚洲电影工作者几乎每晚都要聚会。我和他们坐在一起,听他们用日文或者英文互相交流,心里就会有一种局外人的忧郁。那时候,我英文只能讲几个单词,日文当然就更一窍不通了,坐在中餐馆“老友记”的餐桌边,我只能低头喝酒,或抬头看大家高谈阔论。

朝子善解人意,看出我寂寞,便坐到我身边用很慢的语速、最简单的英文和我聊天。但我的英文实在太“poor”了,有一次我们实在无法交流,就见四只手在空中挥舞,她突然间灵感闪现,放弃了最原始的肢体语言的表达,顺手把中餐馆包筷子的纸套取下,拿笔用汉字书写起来。日文中的汉字有许多和现代中文终究还是能互通的,我们多了一种交流的方法,于是包筷子的纸上渐渐写下了“黑泽明”、“沟口健二”、“大岛渚”、“北野武”的名字,当然还有日文“映画”和中文“电影”,日文“监督”和中文“导演”。

日本人很团结,每天有不同的日本导演作品首映,他们就会一拥而上,有的去联络各国影评人来看片,有的去协调国际买家,不分导演还是演员,半夜都会一起跑出去帮第二天有电影首映的导演贴海报。首映后,精通德文的看德文报纸,精通法文的看法文报纸,第一时间把国际评论口译给导演,于是这样的饭局,就变成了日本电影工作者信息交换和工作安排的场所。我真是开了眼界,知道了什么叫“抱团就是力量”。

那时候市山尚三刚监制完几部侯孝贤的电影,从百年松竹跳槽出来到北野武先生的公司上班,我们决定合作拍我的第二个电影《站台》。柏林过后,我们约定在釜山电影节谈这个项目。在釜山海边的烤肉店坐下,我的香港制片用英文为我们翻译。但我非常想直接用某种我们彼此都能理解的语言,向市山讲述我的故事,关于《站台》我有太多的话想讲给他听,这部与我青春成长密不可分的电影,是用几个写在筷子封套上的汉字所表达不清的。

所以,我们都很珍惜和小坂女士在一起的时光。如果不说小坂史子是日本人,听她的口音一定以为她是台湾人。这十几年里,一直承蒙北野武事务所支持我拍片,东京来来去去,每次都是小坂翻译。她是汉学家,跟胡金铨、谢晋这一辈中国导演很熟,代表日本媒体做过很多次访问,后来又去台湾,帮侯孝贤导演拍了《戏梦人生》、《南国再见,南国》、《海上花》等片。她长驻台北,我每次去东京工作,都会让她飞回来帮我们翻译。一群人彻夜长谈,和北野武事务所的同事,和发行公司Bittres End的定井勇二先生,和黑泽明导演的制片、德高望重的野上照代老前辈。

我最喜欢坐在新桥地铁站旁的居酒屋里,一边听火车隆隆的声音从头顶驶过,一边坐在这里谈论电影……小坂在一旁,她可以用最准确的语言把我们彼此的话翻译出来。有时候聊晚了,大家便按日本人的习惯,趴在居酒屋桌子上,等待天亮。待有地铁后,才各自回家。东京的出租车太贵了,很少有人打车回家。最怕和北野武的制片人森昌行吃饭,整个过程他不动筷子,也不喝酒,只聊天处理事情。他辈分又比我们高,让我们吃得很不自在,他的生活就是工作。日本人有个笑话,说北野武心里想唱歌,森昌行已经在拿吉他了,他们合作多年,默契到不用说话,就知道接下来要做什么。最逗的是,他到哪儿都拿相机,北野武拍《阿基里斯和乌龟》索性让他当了摄影师之一,也算是圆了他的摄影师之梦。

和东京诸君相聚的时间总是太少,每次去东京,我能记着的只有四个地方:酒店、地铁、Bittres End的办公室,还有新桥旁的居酒屋。遇到小坂不在的时候,我们只能听火车从头顶驶过,互相对视一笑。我往来日本多次,但还没去过富士山,没去过京都,唯一一次远离东京是去镰仓拜谒小津安二郎导演的墓。但东京有那么多我的朋友,因为语言的问题,我们彼此只知道对方的作品,私下的生活却不甚了解,而这种友谊却很牢固,因为我们认同对方的工作,我们是电影王国的公民。这让我想到更远方的朋友,突然想起葡萄牙的比特·科斯塔,法国的阿萨亚斯,巴西的沃尔特·塞勒斯,美国的凯莉·莱哈尔德,岁末年初,新旧交替,为什么这么思念故人。

窗外又一场雪光临了,我在剪辑《上海传奇》,就会想到待到初春雪化,出行方便了,电影也便完成了。我盘算着带着电影去影展,找机会与这些朋友相会。对了,在电影的王国里,去电影节是我们走亲戚的方法。

原载《中国周刊》(2010年第0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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