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里的文艺青年

胡同里的文艺青年

1993年我来北京读书,常流连在北京那些拐弯抹角的胡同中。我读书的北京电影学院坐落在蓟门桥外,是崭新的建筑,但中央美术学院、中央戏剧学院都在小巷里。如果想在北京过艺术生活,离不开胡同。

周末,我会去美院找老乡看画,从校尉胡同出来走两步,就是美院画廊,再往前走,就是中国美术馆,晚上还可以去人艺看话剧,实在没事干就去旁边的中国书店翻翻古书。那些城里的艺术机构不是孤立的,我们这些初来乍到的艺术青年在胡同里东窜西跑,而杂居的大院和艺术殿堂相安无事,浑然一体,不分你我。有一年在美院看刘小东的第一个个展,看画里面烟熏火燎的火锅店,看白胖子扛把气枪带儿子穿过小巷,就知道这艺术不再是高大全的形象,原来还可以跟我们的日常如此接近。北新桥路口有著名的卤煮火烧,我们常在结冰的冬日“卤煮”之后,去忙蜂酒吧摇滚,每次都能看到谢天笑摔吉他。多年过后,常在媒体上看到他的消息,想想自己已经很久没有参与艺术活动了。

我想我这样的文艺青年,在90年代,我们的青春,都在胡同里。

中央戏剧学院在东棉花胡同,我们常跟中戏93级的同学往来,黑匣子一有戏演,我们就会骑自行车从西土城路出发,穿过新街口,从南河沿进去,掠过青砖黑瓦的胡同,去看《我爱×××》,去看《三姊妹》,去看《死无葬身之处》。我拍第一部短片《小山回家》时,演员需要两天的集中训练,电影学院没有文学系排练的地方,中戏倒有,他们偷偷开了排练厅,让我们在里面煞有介事地排练。

学校熄灯后,我们翻墙出去,在宽街一带的小酒馆里吃爆肚,喝二锅头,侃艺术,憧憬未来,捕捉似有似无的爱情,不愿睡觉,直到黎明到来。虽然物质贫乏,但精神世界丰富。我们之间常互起外号,有人会叫“宽街萨特”,也有美女被称作“蒋宅口波伏娃”。彼时,新左潮流泛滥,常有穿军装、背军挎、头顶红五星的民间哲学家也在天亮之时归家,不知刚过去的长夜,他和他的同志们是否刚学习完《反杜林论》。

后来,我们开始恋爱,胡同里的四合院平房,不知接纳了多少初试云雨的年轻男女。胡同里的人,也习惯了这新气象,相爱就要在一起,管他将来是否人各东西。学生时代的爱情,没多少算计,就像胡同,有的横平竖直,单纯得一眼能望到底;有的曲曲折折,藏了不知多少伤心。那年代,我们中间有很多异国恋。有人去五道口买趟打口带,就会带个日本姑娘回来。在语言学院边上吃顿烤肉,也有可能交上韩国女友。

异国情人都爱胡同,就携手找房。趴在树上,看别人贴出的出租广告,或者走街串巷,自己去贴求租信息。胡同房子不贵,也不难找,十几个平米,就会装上刻骨铭心的爱情。我有位朋友,在什刹海租了房子,女朋友是日本人,中文很差。我的朋友也才刚开始学日语,两个人语言不通,真不知道怎么“勾搭成奸”的。他俩无话可说的时候,常常仰头望天。我本以为,他们很快会分手,没想到两人结婚,现在住在横滨。有次,他回来探亲,我们又在胡同相见,他说他们两口子在日本卖玻璃,我笑了,跟他说,你们俩在胡同里的房子窗户上一年四季蒙着塑料布。

胡同里有琴房,有画室,有国家单位,也有无业闲散。先前电影局就在东城的胡同里,我被领导喊进去谈过话,也因此领略了刘罗锅故居的风采。有朋友进了炮局胡同,就为他找关系,托人带烟,直到接他出来。北京的胡同藏龙卧虎,也藏污纳垢。胡同里有我不愿意碰的记忆,也有我常常偷偷拿出来,不会忘记的甜蜜。

毕业之后,我的活动范围基本停留在三环之外,每次穿城而过,看各种长发青年在胡同里出没,就会激动,这胡同犹如血管,仍在接纳桀骜不驯的艺术人才。

最难忘的还是后海,那时没有这么商业,没有这么多的餐馆、酒吧。有的是一片湖,一片树,清晰的四季,可以容纳理想的寂静。我在这里读剧本,谈恋爱,相爱分手。不远处有人在弹吉他唱摇滚,后来何勇告诉我,弹吉他的可能是他。对了,还要告诉你,我们在这里谈政治,辩论,为沉默的土地哭泣,为陌生的人群红脸,我们出尽了文艺青年的洋相,这一切有胡同记得。但你错了,我从不羞愧,从不后悔。

现在,夜色降临之际,胡同里租了平房居住的文艺青年,还会一对对出来,一对对在湖边徘徊,如果正赶上飘雪,真是一幅乌托邦景象,真是一个美丽新世界。现在正好是冬天,下雪时,不妨去胡同看看。

原载《中国周刊》(2009年第0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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