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生诗意千寻瀑
这一定又是你的手指，
轻弹着，
在这深夜，稠密的悲思。
我不禁颊边泛上了红，
静听着，
这深夜里弦子的生动。
一声听从我心底穿过，
忒凄凉，
我懂得，但我怎能应和？
生命早描定她的式样，
太薄弱
是人们的美丽的想像。
除非在梦里有这么一天，
你和我
同来攀动那根希望的弦。
——《深夜里听到乐声》
林徽因是一位世人所公认的才女，模糊却又让人充满“美丽的想像”。但林徽因的一生，却如耀眼的星星，在历史上留下亮丽的光彩。
林徽因除了长得漂亮之外，性格非常活泼，而且天资非凡。她会画画，也会作诗，还会演戏，她是一位兴趣十分广泛，能力超群的文化名人。现在的人只知道她和梁思成一样在建筑界是位专家，但很少有人知道并认真读过她的诗，她的散文和小说、剧本。她在20世纪30年代初受“新月派”的影响开始写诗，她善于用充满意象的语言描绘自然景物，她的诗很美。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有3位公认的杰出的福建籍女作家——冰心、庐隐和林徽因。
在文学方面，她一生的著述主要有《你是人间四月天》、《谁爱这不息的变幻》、《笑》、《清原》、《一天》、《激昂》、《昼梦》、《冥想》等诗篇几十首；话剧《梅真同他们》；短篇小说《窘》、《九十九度中》等；散文《窗子以外》、《一片阳光》等。其中代表作为《你是人间四月天》，小说《九十九度中》。
汪曾祺就曾如是称赞：“她是学建筑的，但是对文学的趣味极高，精于鉴赏，所写的诗和小说如《窗子以外》、《九十九度中》，风格清泠，一时无二。”她在1921年开始发表新诗，后来加入新月社，被胡适誉为“中国第一才女”。林徽因的文学作品加起来不过10来万字，但这仅有的一点东西，按后人的评价，“几乎是篇篇珠玉”。林徽因自己写的不算多，但她的写作必是由她心坎里爆发出来的，不论是悲是喜，必是觉得迫切需要表现时才把它传达出来。冰心和庐隐比林徽因略长几岁，她们的作品出版过很多部，仍能为今天的人们所知。林徽因的诗早在1937年就准备出版，但由于抗日战争爆发而未实现，直到1985年才由陈钟英、陈宇两位编纂出版了《林徽因诗集》，共收集了55首1931年到1948年她所写的新诗，这些诗绝大部分发表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报刊上。
林徽因的诗，是并非形式上的诗、不外露的诗。从她的虚构与纪实的作品看，主要是戏剧、小说和狭义的散文里写到的人物（不是她自己），可以看出作者自己的出身和修养。这些人物中高门第、养尊处优的少爷、小姐等都有一点洋气。掌握外国语文、出国留学、国际交往之类就像家常便饭。作为业余作家，林徽因写这些人物，远不是都抱同情态度的，人如其文，也不由自己，显出她自己尽管也有点洋气，绝没有这些人物的俗气。
林徽因由于从小得到优越教养，在中西地域之间、文化之间，都是去来自如，也大可以外边出人头地，但是不管条件如何，云游八方后还是一心回到祖国，根不离国土，枝叶也在国土上生发。她深通中外文化，却从不崇洋，更不媚外。她早就在《窗子以外》里说过一句“洋鬼子们的浅薄千万学不得”。她身心萦绕着传统悠久的楼宇台榭，也为之萦绕不绝，仿佛命定如此。
《林徽因诗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的编者陈钟英、陈宇在“后记”中说：
“早在1937年3月，冯至、卞之琳、梁宗岱等主编的《新诗》月刊第6期上已预告即将出版林徽因诗集的消息。随着战火的蔓延，诗集也就灰飞烟灭了。假如不是当时战争环境的缘故，或者再退一步说，即使林徽因本人来不及在1955年病逝以前编定自己的诗文，而在1966年开始的浩劫以前能有机会编辑出版她的诗作，那我想，绝不会只有现在收入诗集的55首诗。从林徽因之子梁从诫同志的‘代序’和‘题注’中，我们知道55首诗中有一些是未发表过的手稿，而还有些手稿如鞭笞恶劣的社会风气对年轻知识分子心灵的侵蚀的长诗《刺耳的悲歌》等，却已经遗失了，这是不可弥补的损失。我想，尽管是从来没读过林徽因诗的人，如果读了这本薄薄的诗集，也会感到林徽因的一些诗稿不可多见乃是中国现代诗歌的遗憾。正因为‘写诗只是她的副业。灵感一至，妙手得之，然后便束之高阁。朋友们不向她索稿，她是轻易不发表的’，这就使她的许多手稿成了‘孤本’，一经劫乱，便欲觅无从了。我知道，直到今天，我们也还有不少老年的以至中年的、青年的优秀诗人，他们的一些成熟的有特色的作品没有出版的机会，有的甚至根本没有发表的机会。我真为我们还有若干手稿会遭到林徽因一些遗诗的命运而捏一把汗！”
林徽因去世得太早了，而她搁笔似乎更早。这似乎是一永恒的憾事了。《林徽因诗集》中最早的一首写于1931年4月，最后的作品是1947年病中写于北平的7首。
《六点钟在下午》是洒脱的、上下片对称的两段体格律诗，自然是作者自创的格律，在这个意义上就还是自由诗：
用什么来点缀
六点钟在下午？
六点钟在下午
点缀在你生命中，
仅有仿佛的灯光，
褪败的夕阳，窗外
一张落叶在旋转！
用什么来陪伴
六点钟在下午？
六点钟在下午
陪伴着你在暮色里闲坐，
等光走了，影子变换，
一枝烟，为小雨点
继续着，无所盼望！
借用茅盾在《徐志摩论》中对志摩的分析：“圆熟的外形，配着淡到几乎没有的内容，而且这淡极了的内容也不外乎感伤的情绪——轻烟似的微哀，神秘的象征的依恋感喟追求（或竟简直没有什么追求）”；“然而这是一种‘体’——或一‘派’，是我们这错综动乱的社会内某一部分人的生活和意识在文艺上的反映。不是徐志摩，做不出这首诗！”
我们也可以说，不是林徽因，做不出这首诗！林徽因在这里以像唐人绝句或宋人小令那样寥寥几笔，捕捉并表现了诗人主体感受跟客体光影物象相交流、相契合的一瞬。我们既然可以称赏“一片梧桐叶飘落到窗前的玻璃板上”的音韵铿锵，为什么不能吟味一下“窗外一张落叶在旋转”怎样点缀了“空虚的薄暮”，探讨一下这几个平常的短句产生的艺术效果的秘密呢？
1979年遇到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吕俊华同志，谈起作为诗人的林徽因教授，她还一下就背出：“六点钟在下午……”时距这首短诗的发表，已经31年了，而我敢说，在这31年中，没有一篇形诸文字的评论涉及过这首诗。
《黄昏过杨柳》一首，诗集收入，题为《过杨柳》，系据1936年《大公报·文艺副刊》发表稿。估计题中“黄昏”二字是作者重新发表时所加。
梁从诫“代序”中提到林徽因写于抗日战争初期的《昆明即景》已逸。《经世日报》上却保存了两首，其一是《茶铺》：
这是立体的构画，
描在这里许多样脸
在顺城脚的茶铺里
隐隐起喧腾声一片。
各种的姿势，生活
刻画着不同方面：
茶座上全坐满了，笑的，
皱眉的，有的抽着旱烟。
老的，慈祥的面纹，
年轻的，灵活的眼睛，
都暂要时间在茶杯上
停住，不再去扰乱心情！
一天一整串辛苦，
此刻才赚回小把安静，
夜晚回家，还有远路，
白天，谁有工夫闲看云影？
不都为着真的口渴，
四面窗开着，喝茶，
跷起膝盖的是疲乏，
赤着臂膀好同乡邻闲话。
也为了放下扁担同肩背
向运命喘息，倚着墙，
每晚靠这一碗茶的乐趣
幽默估量生的短长……
这是立体的构画，
设色在小生活旁边，
荫凉南瓜棚下茶铺，
热闹照样的又过了一天！
其二是《小楼》：
张大爹临街的矮楼，
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
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
夕阳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
矮檐上长点草，也结过小瓜，
破石子路在楼前，无人种花，
是老坛子，瓦罐，大小的相伴；
尘垢列出许多风趣的零乱。
但张大爹走过，不吟咏它好；
大爹自己（上年纪了）不相信古老。
他拐着杖常到隔壁沽酒，
宁愿过桥，土堤去看新柳！
梁从诫“代序”中说林徽因在《昆明即景》中，曾把当地居民底楼高八尺、二层高七尺的典型制式也纳入了自己的诗句：
那上七下八临街的矮楼，
半藏着，半挺着，立在街头，
瓦覆着它，窗开一条缝，
夕阳染红它，如写下古远的梦。
看来林徽因40年代后期定稿时，把“上七下八”删去，索性把矮楼的主人张大爹写进诗中了。从这两首诗可以看出一个消息，林徽因的诗笔正从内向转趋外向，这跟她经历了一段颠沛流离的生活有关。可惜她在整个抗战期间没有留下更多的诗篇。这样，她的诗的代表作仍然是那些细腻地表现了真挚感情和精微感觉的玲珑剔透的诗。这些诗沉寂这么多年以后，今天重看，并不是苔迹斑剥的“出土文物”，而仍然保持着原有的明净与新鲜。
林徽因“通过自己的小说、剧本和散文，有意识地要对当时她所观察到的社会现实有所反映”，而她的诗却主要担负了抒写个人感情的任务；她的《哭三弟恒——三十年（1941）空战阵亡》激情喷发，直至高呼“而万千国人像已忘掉，你死是为了谁！”触及社会题材，却仍是从个人情感波澜的角度出发的。一个作者从事不同体裁的创作，是允许有题材或角度的分工的。李清照词中写极离愁别恨，只是在诗里才有“生当做人杰，死亦为鬼雄”的呼号。除了中国古代建筑学的研究之外，她更多的兴趣在于诗，而不是小说。1934年5月，她和朋友自费创办了《学文》杂志，是纯文学性质的。刊名很有意味，如卞之琳所说，“这个刊名，我也了解，是当时北平一些大学教师的绅士派头的自谦托词，引用‘行有余力，则致以学文’的出典，表示业余性质”。
对林徽因来说，更是如此，因为该刊的另外几位主要成员，如闻一多、叶公超，毕竟是文学专业的教授，也就是说，作为业余性质的小说作家，林徽因偶尔兴起，那么她受喜爱的作家与作品的影响，并不刻意回避，也不刻意模仿，这样我们也就看得更清楚一些林徽因作为一个文学家的特质。
梁从诫谈到林徽因诗的韵律性的时候说：“特别是在她自己朗读的时候，常常像是一首首隐去了曲谱的动听的歌。”遗憾的是，大概没有多少人有幸听过女诗人自己的朗读。
林徽因一生只留下6篇短篇小说，这当然太少，但它是京派小说不可忽略的组成部分。京派作家萧乾说：“我甚至觉得她是京派的灵魂。”凭借如此之少的作品得以垂名于中国现代小说史，令人联想到唐代的王之涣，外国的梅里美。王之涣仅存6首小诗而耀眼于集数万首的“全唐诗”，梅里美创作的中短篇小说不到20部（篇），却跻身于法国文豪行列。
林徽因在文坛上更以新月派诗人著称，她为数不多的散文作品同样脍炙人口，即使那未能完篇的惟一剧本，也可达到同时期剧作上乘的水平。她几乎是擅长各类文体写作。所以，当看到题为“一代才女林徽因”的文章以及同名的文学传记时，总觉得才女辈出的20世纪，仅用“一代才女”四个字已不足表明林徽因的非凡才华，要知道，她对于中国现代建筑学的杰出贡献远胜于文学方面的成就。
《窘》是她的小说试作，便出手不凡。在社会矛盾趋于激烈、复杂之际，这个作品难免被视为客厅里的“有闲”文字，然而主人公心理的细腻描绘，整篇的意识流动，告示人们心理分析的小说技法并非新感觉派所独擅，而且它在林徽因笔下更近乎本民族的欣赏习惯。然而这一点多为研究者忽略，小说中可贵的艺术探索作了它内容的陪葬。
1934年初，叶公超创始主编了这个月刊，只出了三期，林徽因在这个刊物第一期上发表了她最放异彩的短篇小说《九十九度中》。对于这篇小说，李健吾先生作出过极高的评价，他说：“在我们过去短篇小说的创作中，尽有气质更伟大的，朴实更事实的，然而却只有这样一篇（指《九十九度中》），最富有现代性；惟其这里包含着一个个别的特殊的看法，把人生看做一根合抱不来的木料，《九十九度中》正是一个人生的横切面。在这样的一个北平，作者把一天的形形色色披露在我们的眼前，没有组织，却有组织；没有条理，却有条理；没有故事，却有故事，而且那样多的故事；没有技巧，却处处透露匠心。这是个人云亦云的通常的人生，一本原来的面目，在它全幅的活动之中，呈出一个复杂的机体。用她狡猾而犀利的笔锋，作者引着我们，跟随饭庄的挑担，走进一个平凡然而熙熙攘攘的世界：有失恋的，有做爱的，有庆寿的，有成亲的，有享福的，有热死的，有索债的，有无聊的……全那样亲切，却又那样平静，我简直要说透明。在这纷繁的头绪里，作者隐隐埋伏下一个比照，而这比照，不替作者宣传，却表示出她对人类的同情。一个女性的细密而蕴藉的情感，一切在这里轻轻地弹起共鸣，却又和水纹一样轻轻地滑开。”
林徽因写过意识流小说，这就是《九十九度中》。它写一天之内的处于“九十九度中”高温天气的北平各阶层人物，通过人物的内心世界来表现他们的思想意识，使各阶层人物构成鲜明的对照，这是典型的意识流小说。在卞之琳看来，比起徐志摩的小说，“更显得有意学维吉妮亚·伍尔罕（按：即费吉尼亚·吴尔芙）而更为成功”。确实，我们不难发现，这篇小说除了意识流的艺术特征之外，叙述结构也类似费吉尼亚·吴尔芙的长篇名作《达罗卫夫人》，只不过《达罗卫夫人》把叙述视角分别限制在以并不相关的两个主人公为焦点，交替进行，平行发展，而《九十九度中》则是分别以一系列的人物为中心，类似于“散点透视”，当然，还有一点更为明显的相似之处：《达罗卫夫人》的故事发生在英国的伦敦，时间长度是一天，而《九十九度中》则是在中国的故都北平，时间长度也是一天。
林徽因虽然只写过6篇小说，但说来也许让人奇怪，她所受到的艺术影响，历历分明，反倒比徐志摩更容易看得清楚。其实，道理很简单，林徽因毕竟不是专门的小说家。以《模影零篇》为总题的那一组小说中，《文珍》和《绣绣》两篇，明显有英国女作家曼殊斐儿的那种艺术风格。没有情节，片断化；人物的言行、瞬息即逝的情绪和普通的生活场景，都有潜在的意味。还有叙述，都是通过成人来回忆童年时代的关于别人的故事，叙述者显然有能力透视童年时发生的事情的意义。但叙述者在叙述到当年的故事时，完全又是让自己回到童年，叙述视角由成人转换到不明世事的儿童，这是典型的“含蓄叙述”一种类型，这些都是曼殊斐儿小说的明显艺术特征。
曼殊斐儿的名作《幸福》，叙述视角限制在以女主人公为视角焦点，但叙述者的透视限度控制得很节制，只限于表现女主人公的感受及微妙的心理变化。最后，当女主人公发现丈夫与别的女人交换的一个眼色，马上意识到自己原来一直是被欺骗的。很显然，小说一开始所表现的女主人公对家庭、对生活的那种幸福感，从此将不复存在了，但小说也就到此结束了，点到为止，给读者回味，有一种和女主人公一样的恍然大悟式的“顿悟”。
那么《文珍》本该仍是灰暗的色彩，却代之以明亮。大户人家的吉公最终未能挣脱时代于他命运的左右，而出身卑贱的女佣文珍是把命运坚决攥在自己手中。作者不再满足表示同情于穷困者，进而挖掘他们身上至美的精神品格。作品没有点明文珍出走之后的结局，不排斥或将更惨，可是单这灿烂的人生一搏，足够振奋人心，有文珍们在，社会才有望。
另一篇名作《园会》，写一个富裕家庭的几个孩子兴高采烈地筹办在花园中举行的聚会。恰恰此时他们家不远处的贫民区里，一个家庭的男人死了，留下妻子和几个幼小的孩子。此事给筹办聚会的孩子以很大的精神刺激，惶惑“人生是不是——”这样一个对他们来说不可能理解的问题，感到莫名的恐惧与不安。小说没有什么情节，仿佛是几件并不相干的普通小事串连在一起，却写得意味深长，令人回味。《吉公》的篇幅仅是《九十九度中》的一半，而其内容之丰富并不亚于后者，渗透着深沉的历史感。小说借一个小人物的命运反射出时代画影，给读者诸多方面的启悟、思考，某些方面至今未必失去其现实意义。
若说《吉公》的色彩略显灰暗的话，至于《钟绿》中的钟绿，《绣绣》中的绣绣，皆是令人难忘的艺术形象。它写美的幻灭，凄艳动人，诗意浓郁，不妨谓之小说诗，堪称中国现代小说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这后四篇以主人公名字命题的小说，冠以“模影零篇”的总题，是都有其生活中的原型。
林徽因小说虽仅有六篇，但已具有鲜明的艺术特色，审视题材的深刻，结构内容的周密，表现手法理智而隽永，文体上的纯正、雅致，乃至语言简洁，描写精细，均见出作者所受中国古典小说和西方现代小说的内在影响，形成一种兼有古典意味的现实主义风格，放置京派诸多名家之中，既反映京派的一般风貌，又卓然自成一家。那柔曼、温婉自是男性作家如杨振声、沈从文、萧乾、师陀所不备，即使与京派中同为女性的凌淑华亦大异其趣。论其艺术的精湛当在不少颇负盛名的女作家之上。
林徽因在《深笑》这首诗中，把笑喻为“细香无意”可真是传神致极了啊！她探问高塔：“是谁笑成这百层塔高耸，让不知名的鸟雀盘旋？是谁笑成这万千风铃的转动，从每一层琉璃的檐边摇上云天？”
梁从诫说：“从她早期作品的风格和文笔中，可以看到徐志摩的某种影响，直到晚年，这种影响也还依稀有着痕迹。”徐志摩对林徽因的诗歌创作的影响，表现得尤为明显。至于小说，问题恐怕复杂一些，从上面的简单分析，可以看出，林徽因的小说，与其说受到徐志摩的影响，不如说受到徐志摩推崇并介绍的曼殊斐儿的影响，还有吴尔芙夫人的影响；并且，无论是曼殊斐儿还是吴尔芙夫人的艺术风格，比徐志摩来得更为纯正一些，也更有成就。
诗心将她的劳累诗化了，所以，她不停地劳动。1945年在重庆，美国胸外科专家里奥·埃娄塞尔博士发现她的双肺和一侧肾已被结核菌严重侵染，测其寿命不过5年。可她并不去探问这个检查结果，似乎都明白了。便悄悄地、匆匆地汇集一批又一批建筑资料，写论文，写诗，显得分外忙碌。此时她写了《人生》这首诗，诗中说：“人生，你是一支曲子，我是歌唱者。”
凡林徽因的朋友，几乎不约而同地提到过她对戏剧的狂热。卞之琳说林徽因“酷爱戏剧”；费慰梅说“戏剧曾强烈地吸引过她”；梁从诫也说“母亲始终是一个戏剧爱好者”。林徽因热衷于戏剧，是包括传统戏曲和新剧在内的兼容并蓄式的爱好，她“疯狂地喜欢梅兰芳”，“为能把传统戏曲带进20世纪节奏的前景而喜欢”（费慰梅：《梁思成与林徽因》），但这并不妨碍她对新剧的爱好，后者在当时尚属新生，林徽因也算开风气的实验者。
1925年，余上沉、闻一多、梁实秋等留美学生在美国组织“中华戏剧改进社”以倡导新剧，林徽因是主要成员。在留学的时候他们心比天高，满脑子都是艺术理想，林徽因也是其中一分子。他们发函邀请国内新月社成员参加，建议在北京大学开设“戏剧传习所”，并设想归国后由闻一多办一所大门户之见的艺术大学，“有梁思成君建筑校舍，有骆启荣君担任雕刻，有吾兄（按：指闻一多）儒写壁画，有余上玩、赵太悻君开办剧院，又有园亭池沼花卉草木以培郭沫若兄之诗思，以逗林徽因女士之清歌，而郁达夫兄年来之悲苦得借此消释”。把为正统文化所排斥的戏剧视为艺术理想的一部分而心向往之，林徽因的这种心态，与家族的传统有关。林家虽为书香门第，却从不固守清高，拘于经史。从林徽因祖父林孝询起，就有务“旁门左道”的历史。林孝询身为光绪朝翰林，不仅自己习武好艺，研习医术，并让子侄个个学习，这在当时已属少见。到了父亲林长民，留学既早，眼界又宽，再加上从小的开明教育，见解更是远出同辈。他为林徽因的艺术天分而欣喜，平时对林徽因的艺术理想也多加鼓励甚至指导。
1924年泰戈尔访华，林长民以半百年纪登台与女儿同演泰氏名剧《奇特拉》，当时《晨报》连篇累犊介绍演出状况，称赞“父女合演，空前美谈”，纵是“美谈”付诸实施也需要勇气与眼界，以娱耳目是一回事，身体力行又是另一回事。在大庭广众下抛头露面出演爱情戏，林徽因的作为，就得不到梁启超夫人李莫仙的谅解。
